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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中...
作者：迟福林&主编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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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
　　养老新政推出：职工保和城乡保可相互转换。CFP
　　中国等四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CFP
　　核心提示
　　“中产”向上流动困难，向下掉落容易，社会阶层流动容易出现固化特征。
　　只有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循序渐进，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日前，北京、河南、深圳、陕西、安徽、海南等多个省市几乎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多在20%以上。据报道，今年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区市共有27个。
　　“密集加薪期”的到来，让中低收入者成为最大受益者。然而，大范围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担心，这将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中国对于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工资福利上涨的速度能否和生产力提高速度相匹配？频繁上涨的工资水平，是否有可能让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掉入“陷阱”？未来，我们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A “中产阶层焦虑”：成长的烦恼还是发展的困惑？
　　故事：工作在北京的白领王杨与爱人都是80后，虽然两人月薪加起来已过两万元，但是除去还房贷剩下的钱，都要花在孩子身上。奶粉、尿布、医疗、玩具、衣服、早教、保险……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支，依次算下来，小两口每个月差不多要为孩子支付6000元左右的开销，加之还房贷和日常生活开支，月收入几乎所剩无几。“想让孩子一出生就生活得好一些，自己平时只能省吃俭用”。
　　和王杨有着类似感受的人还有很多。
　　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是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
　　然而，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加上不完善的社保、子女教育、户籍门槛……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压力。“房奴”“车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
　　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中产”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向下掉落相对容易，社会阶层流动容易出现固化倾向。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中有3.03亿人属于底层中产，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是陷入“中产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中产阶层不足，也就意味着社会是金字塔的模型，这样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社会不公的积怨，必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基本因素。一旦GDP增幅放缓，或遭遇重大外部环境影响，则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说。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增速不同步。1979年~2011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为7.4%，比人均GDP增速低1.4个百分点。同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
　　近年来，我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注重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不断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为困难群体织起一张密实的民生“安全网”。然而，国家财政虽然不断加大对民生方面的支出，但是与民生事业发展的需要相比尚有差距，未来保障和改善民生依然任重而道远。
　　B “金字塔型社会”：福利保障能否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
　　数据：统计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在0.47以上水平，其中2013年达到0.473，贫富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因此，“向上流动难”的这一困惑并非中产阶层独有，更是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感受。值得警惕的是，长期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为0.5以上，中国与之已十分接近。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比较高的。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近10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蔡洪滨指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与基尼系数增长的同时，是中国的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和阶层流动固化的现实。中国农村人口几近总人口数半壁江山，而城乡居民收入比例目前仍达3.1：1。
　　更重要的是，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和就业结构变化，以及由于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等因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加大。
　　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实面前，很多人提出了迅速改善民生状况，发展高福利的迫切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成为其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改善福利保障是否意味着要追求超越经济增长承受能力和民生发展的高福利？福利水平改善应当保持怎样的速度和规模？
　　中国社科院国际贸易研究室研究员宋泓指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实力与财力的问题。没有经济发展，消减贫富差距、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反观历史，二战后，拉美国家陷入了低工资、低产业构成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两低一高”发展困境，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增大，社会矛盾尖锐。为摆脱困境，拉美国家选择了“福利赶超政策”，最终使得拉美落入了“增长陷阱”，贫富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难以缓解。拉美发展过程中“福利赶超”模式带来的教训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当前，我国依然处于从民生保障向民生改善的过渡期，‘补欠账’迫在眉睫。然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要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实际，循序渐进，盲目追求超前福利往往‘欲速则不达’。”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说。
　　C 跨越“陷阱”：保持社会流动性和动态机会公平
　　现状：按照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200美元，标志着正式跨上“上中等收入”新台阶，这是继2001年从“低收入”进入“下中等收入”行列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我国GDP总量增速出现放缓趋势，年增速均保持在7.7%的水平。不少专家学者开始担心，中国是否会像其他国家那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脉络来看，当它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之前快速起飞阶段积累下来的诸多矛盾相继暴露出来，致使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印尼等，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由经济停滞带来的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
　　专家指出，所有这些中等收入阶段性新特征，都需要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中加以解决，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樊纲则认为，中国的收入陷阱是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一部分人已进入到高收入阶层，但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这时收入差距特别明显，甚至会继续扩大。
　　“当考虑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时，应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缓减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要考虑竞争力的保持和进一步的发展。”樊纲说。
　　“在走出贫困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如今，我们依赖人口红利的阶段已经过去，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从根本上还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P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认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必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同时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跨越‘陷阱’应坚持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要将调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将控高、扩中与提低协调进行，努力实现人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特别是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
　　他山之石
　　跨越“陷阱”国家的经验
　　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中日、韩经济规模较大，对我国更具有参考意义。如韩国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十分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日本上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上世纪70年代推行“新村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跌入“陷阱”国家的教训
　　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许多经济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无法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落后及发展战略的选择失误。在这一时期，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随后，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实行完全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开放。由于“进口替代”战略需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保护国内脆弱的工业，过早地实施开放政策最终导致工业化的失败与国际收支的失衡、外债高企。（李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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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中产陷阱”！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我在台北的马路上迷失了我的脚……”《中产阶级》这首歌，如今成了大陆一部分群体的写照。&&&&□&王寅娜&&&&在上海工作的刘晓伟在旁人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层。1997年毕业后，他在上海打拼了15年，收入从当年的2500元，到现在的2万，有了100平米的住房，一辆中级轿车，但却感到生活压力在不断加大。&&&&对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刘晓伟有点迷茫。“从家庭收入和工作性质来看，我们应该算是中产阶级，但远没有国外中产阶级那种闲适的生活状态，幸福指数也不见得很高。”&&&&生活成本今非昔比，以前请个钟点工才5元/小时，去年就已经是15元/小时了。以前走趟超市100元可以买一周的荤菜，现在转一圈，怎么也得300元。停车费、油价也是一路涨，想买衣服吧，去商场逛逛，非常普通的鞋子、衣服，就得上千块。“虽然工资涨了不少，但钱好象没有以前好存了。”&&&&不仅如此，对于今后的生活，刘晓伟的忧虑还不少。想送儿子去国外念书，这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而退休后的生活，仅凭社保的退休金，肯定会让生活水准大打折扣。&&&&“工作前十年，收入增长是非常显著的，从两三千元就到了近两万。这几年，虽说公司也有小幅度的加薪，但幅度很小，大多是意思意思。”刘晓伟说，自己也有另谋高就的打算，有家民营企业给出的薪酬也很有诱惑力，但仔细了解了一下，企业文化和制度上有很大的缺陷，“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再适合冒这样的风险了。”&&&&此中产非彼中产&&&&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缘于西方，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占社会总家庭数的60%以上，形成所谓的“橄榄形”社会。有一栋位于郊外的独立屋，两三个孩子，一条狗，一年至少有两三周的带薪假期在国内国外旅游，是很多美国中产阶级共有的特点。中产阶级它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小康与富足，也代表了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安逸。&&&&可是，相比之下，国内中产阶层的生活要紧张得多。在上海，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就得近300万，这是一个年收入30万家庭10年的收入。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白领加班是家常便饭，带薪休假几乎成了奢望。为了在职场上保住自己的位置，工作之余还得培训充电，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难以保证，许多中产阶层对孩子心存愧疚，看似生活无忧的中产阶层生活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引用“焦虑先生”的一段感慨：“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奋斗，如今我在事业上已小有成就，但遥望未来，心中又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感：白天，我依然每天卖力工作，但收入增长却越来越慢，晋升的愿望总是遥不可及，渐渐地对工作也起了倦意；到了晚上，打开电脑，看到精心挑选的股票和基金总是越买越亏，心中不免叹息‘你一理财，财就离你’；打开电视，发现93号汽油都已进入‘8’时代，上海车牌更是直冲6万元，看来买车计划还得思量下；躺上床，老婆唠叨着丈母娘又催促赶快生孩子了，但面对从‘蒜你狠’到‘向钱葱’的诡异物价和今后孩子的择校费、补课费、出国留学费等林林总总的潜在负债，便只能应付说‘再等等吧’；睡觉前翻了翻报纸，统计局说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上就算中等收入阶层的新闻眼前突然亮了，但想想自己年收入将近10万，这日子却依然过得紧巴巴，不免心中凉了一大截；闭上眼睛，一想到马上又到房贷还款日了，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紧皱了起来，内心深处传来汪峰的那首《春天里》：‘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心中突然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家庭收入增长越来越慢，陪孩子和家人的时间有限，职场遭遇天花板，投资理财之路崎岖难行，对未来生活充满焦虑不安。这些都困扰着中产阶层。&&&&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何为中产阶层？一般来说，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2005年，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一个标准：“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扩大到45%。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把年收入在2.5万元~4万元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4万元-10万元之间的家庭界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中产阶层”是衡量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合理与否的核心指标。“中产阶层”是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扩大市场消费的主要力量，“中产阶层”文化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因而，“中产阶层”被认为是现代工业化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流动的渠道多元化，社会流动频率增加，我国“中产阶层”正在崛起。我国“中产阶层”发展壮大与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与已经形成的十大社会阶层结构、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我国经济长时段的快速增长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不得不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意指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适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制约，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经济学家汤敏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总结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产业升级障碍、资本开放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危机……&&&&从人均GDP两千美元到一万美元似乎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些国家走了20多年还没到。如果能像韩国的发展速度，2020年中国就可以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高收入”阵营；但如果像东南亚、拉美国家那样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也可能最终陷入“5000美金怪圈”。&&&&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所要面临的第一个巨大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些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5。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更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问题。”&&&&中等收入与富裕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低收入阶层的优势却在不断消失。过去30年，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它既归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变革，也归功于全球化和生产外包转移的大趋势。&&&&如何跨越“陷阱”&&&&“中产阶层占主体的‘橄榄形社会’是最健康稳定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努力增加中产阶层势在必行。”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表示。&&&&日本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双峰结构理论认为，在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中，80%的中产阶层在向下流动。对此唐钧表示，中国也存在向M型社会发展的风险，当前中产阶层最主要的压力来自购房，过高的房价使得居者有其屋的梦想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如果房价上涨不受制约的话，早买房或者有几套房的中产阶层的财产会越来越多，而房贷压力很大和买不起房的中产阶层就会慢慢向下流动。就是说，如果高房价不能有效阻遏，中国也有可能出现M型社会。&&&&“中产阶层的忧虑还远不止房子，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疾病也是极大的担忧，因病致贫的情况很多。还有养老也是个大问题，许多城市的白领是外来人口，没有户口可能让他们打工几十年，却很难拿到养老金。他们未来子女的上学也是很大的问题，这些或明或暗的‘天花板’很容易让中产阶层产生不安感，也给中产阶层上行制造了很大的障碍。反过来说，如果这些社会保障能够完善，给中产阶层稳定感的话，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焦虑感，看到生活的新希望。”唐钧说道。&&&&除了在支出上给中产阶层减负，在收入上通过收入分配改革，降低贫富差距，让更多的“准中产”或“伪中产”通过不断提高收入成为真正的中产阶层，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举措。&&&&建设“橄榄型”社会&&&&□&王寅娜&&&&中产阶层，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词汇，它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小康与富足，也代表了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安逸。&&&&对于民众来说，“橄榄型”社会更有安全感。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带，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问题，贫富分化比较严重，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当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就会成为社会的痛苦。而中产阶级的流失将直接造成社会安全感的流失。&&&&&4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的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文章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总理的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互联网上网友的评论如潮，改良社会结构的呼声此起彼伏。&&&&而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建立“橄榄型”社会，国家必须通过种种制度改革，如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打破垄断行业坚冰，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只有这样，中产阶层才能在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分享到足够的果实，并在解除了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负之后消除焦虑，敢于消费。反过来说，也只有当中产阶层逐渐壮大并有能力也敢于消费时，内需才能真正扩大，进而促使产业结构升级，使国民经济逐渐摆脱对出口和投资的过渡依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出中产陷阱之四大锦囊&&&&职场转型收入多元&&&&中产阶层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大多是工薪收入，若没有一份好的工薪收入，想要理好家财，就如同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想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首先就要突破职场薪水瓶颈。&&&&如果依然喜欢自己的这份职业和行业，则可以通过跳槽寻找更高的薪水。若对眼下自己的工作已生倦意，或当初入行就是误打误撞，则可以在充分考量自己的职业兴趣和工作能力的基础上，择机转行。&&&&控制支出加强规划&&&&第二招就是学会合理控制支出。尤其是要控制不必要的网上购物和信用卡消费，因为这种不需要伸手递钞票的消费行为属于无痛感消费，很容易花着花着就失控超标。&&&&与此同时，中产者还要尽早制订长期的理财计划，包括养老金规划、置业规划、子女教育规划等，实现财富积累可持续的目标。&&&&积极投资灵活调整&&&&股市低迷，楼市萧条，金价早已“高处不胜寒”，期市、汇市又投机性太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许多中产不敢把辛苦赚来的薪金放到投资市场中。事实上，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很棒的投资机会。关键在于学会随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投资标的和思路，从而实现财富能级的跨越式发展。&&&&调整心态战胜焦虑&&&&除了种种理财手段外，乐观积极、不与他人攀比的心态也是迎战中等收入陷阱时必不可少的武器。知名心理学家张怡筠告诉记者，很多时候，内心产生焦虑并非由于那些中产阶层的收入过低，而是由于他们总是习惯于和收入更高的人进行比较，总是一山望着一山高，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可见，由比较带来的焦虑不但无法使你在经济上获益，更惨的是会赔上心情和幸福。反之，减少攀比，保持更加良好乐观的心态，不但有助于身心健康，而且积极乐观的人在投资市场中往往能比消极悲观的人取得更好的投资收益。保持一颗平常心，或许不经意间，财富的幸运之神就会降临在你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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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优化视角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分析　　【摘要】在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情况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及经济结构调整，进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不可持续及不协调问题给予破解，已然成为目前中国在经济发展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对“中等收入陷阱”予以有效规避，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的关键。本文首先基于产业结构视角下对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中所存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路径与对策。　　【关键词】产业结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　　我国人均收入自2010年以来，已经成功突破4000美元，由此可知，我国已经迈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阶段。据世界银行于2006年所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指出，当一国经济发展步入到经济增长的停滞徘徊期，就会遇到经济深入发展瓶颈，要想达到更高层次发展，就需对原有的发展模式及格局予以改变，而能否将“中等收入陷阱”这条沟成功的跨越，资源能够合理高效利用以及经济结构在战略上调整能否实现乃是其关键。　　一、基于产业结构视角下对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中所存问题　　（一）缓慢的产业结构调整效率　　传统产业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谓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及时。笔者选取了近十年来我国传统产业部门GDP比重的变化情况，通过对其开展分析，从中发现了些许现象与规律。诸多产业在GDP比重折线方面均较为平坦，没有较大的波动，斜率不大，由此可知，我国大多传统产业部门均具有不明显的GDP比重变化幅度，同时还可知，近些年来，我国传统产业结构同样具有不大的变动。表明技术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发生替代我国传统产业的趋向。我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经济增长方面仍然对传统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依赖。罗斯托指出，经济的增长并非仅为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乃是产业结构相应变动。他认为如若没有部门的变化，就难以对经济总量的增长进行解释，因此，部门变动乃为整个经济增长的实质，其实际上就是高效率框架下的部门变动所形成的未来结果。所以，当前经济总量所持有的增长，实质上是经济产业部门在不断更替框架下所带来的结果，如若国家具有较为缓慢的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则无疑会影响其经济增长速度。　　（二）未形成态势的主导技术结构演变　　对于主导技术结构而言，其所出现的变化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基础所发生的变化，最终便会造成经济增长出现范式的更迭。通过对我国部分行业GDP统计分析可知，针对那些具有较高GDP增长率的行业，其增长并不能持久化。除非金属矿采洗及建筑等少数行业外，其余行业均具有比较强的增长波动。至此，具有较高增长率的行业当中，通常存在有与增长对应的不稳定因素，现行的技术结构要想形成稳定的行业发展基础存有一定的困难。依据佩雷兹技术经济范式经济理论可知，主导技术结构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实现的水平与模式具有决定性。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技术经济范式具有一定的渗透效应，也就是说其不仅可造成领域、系统、服务及产品，根据自身所持有权利去界定产生范围，而且能够对经济的其他各领域产生直接性或间接性的影响。所以，对于具有增长潜力行业而言，在未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且未形成主导前，在主导技术结构方面所出现的演变，并没有发挥其在经济增长范式当中的推动作用。　　二、路径与对策　　（一）发挥政府调节作用――因势利导　　只有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方能更好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政府职责而言，即为因势利导的本国经济的发展进行调节，并对本文有关制度法律在建设方面逐步完善。政府需为结构变化提供各项便利，并以此为目的通过对基础设施进行改善，补偿外部性，以及提供有效信息等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给予完善。此外，政府在对本国市场给予改善的同时，还需强化有关法律制度的响应建设力度，加强市场在整个经济调节当中的合理性及作用，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在升级演变方面的实现。　　（二）对要素禀赋培养机制建立并完善，根据要素禀赋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及变迁　　要想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及稳定增长，需要对诸如技术、资本及劳动力等要素禀赋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予以充分发挥，这一点对于实现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产业升级及技术持续创新等作为经济增长的普遍事实及本质，而对于最为优良的产业结构而言，起到决定作用乃是本国所持有的要素禀赋，因此，我国要想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技术方面的不断创新，就需要对目前所持有的传统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改变。所以，我国要想真正意义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在技术创新方面制定完善且良性的培养机制，还要在资本积累及劳动力培养方面也需养成更加全面的培养机制，根据禀赋优势，就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变迁予以实现。　　（三）重视技术创新，激发经济活力　　我国要想获得持续化的经济增长，需对技术创新充分利用，并实现产业结构的提升，加快旧产业替换成新产业的转变步伐，而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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