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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Not Found材料一：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经历了千百年之久的西藏封建农奴制，严重阻碍西藏的发展，给西藏各族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的土地所有权……从这一天开始，西藏的社会制度实现了巨大的跨越，西藏各族人民改变 了自己的命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同全国人民一道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进。——日《人民日报》社论材料二：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50年前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新华社日快讯（1）“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举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的史实两例。（2分）（2）为了密切祖国内地同边疆的联系，“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先后建成了哪三条著名的入藏公路？（3分）（3）早在筹建新中国时，为了稳定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中共提出了那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后，中央又实行那一项战略决策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水平？（2分）（4）“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这首歌反映了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你知道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是什么吗？（3分） - 跟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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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关于跟谁学服务支持帮助中心新中国档案：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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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西藏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从１９４９年初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逐渐明晰和具体，并摆上了重要工作日程。１９４９年２月，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到解放西藏的问题。他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为了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完成祖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建设西藏。　　１９４９年８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在进军西北时，要为解决西藏问题作准备。随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将进军西藏的战略任务主要赋予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９月２６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分裂势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阴谋，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中共中央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采取一系列举措，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因为，西藏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解放，对于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西藏社会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都大力做争取工作。１９５１年４月，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抵达北京。经过一个月的谈判，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羁绊，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实现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为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５月２８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外公布了协议的全文，并报道了和平谈判的经过。《十七条协议》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同日，班禅大师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６月１日，班禅致电毛主席，表示真诚拥护协议，为实现协议，为西藏民族永远地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获得解放和发展而努力。１０月２４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根据协议规定，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分别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向西藏进军。１９５１年８月８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抵达拉萨。９月９日是藏族的“雪顿节”，这一天，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市区，并举行了先遣支队入城仪式。１０月２４日，中共西藏工委、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进驻拉萨郊区。２６日，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欢迎仪式在军乐队高奏国歌声中开始。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向进藏解放军致敬，献哈达。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朱德画像引导下，以军乐队、红旗队为前导，在《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威武雄壮地进入拉萨城区。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三大寺的活佛、堪布、藏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拉萨全城红旗招展，鼓号齐鸣，哈达纷飞，人山人海，人们争相目睹这一盛大的历史场面。　　实行民主改革，既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在西藏地区要进行民主改革。西藏民主改革的范围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　　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共中央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１９５６年９月４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必须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上层真正愿意改革的时候再去改，并且在改革中要坚决做到少出乱子和不出乱子，否则宁可暂缓进行，而不要勉强进行。”同时，中央作出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敌视中国的外国反动势力的唆使和支持下，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他们一面对中央虚与应付，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一面暗中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加紧策划分裂祖国的活动，在西藏各地不时挑起局部武装叛乱，并加强其内部的统治和控制，极力巩固其罪恶的农奴制度。到１９５８年前后，西藏的局部叛乱逐步升级，严重威胁到西藏各族人民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对此，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和驻藏人民解放军一再采取克制和忍让态度，并寄希望于西藏地方政府担负起平息事态、制止叛乱的责任。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由暗中支持武装叛乱逐步演变为公开支持并亲自组织武装叛乱。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西藏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全面武装叛乱。３月２０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平叛作战。３月２２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了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３月２８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到１９６０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旧西藏严重的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巨大进步，给各阶层特别是劳动群众、百万农奴带来了巨大利益。百万翻身农奴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妄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的丑恶面目则暴露无遗。　　１９６１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１９６５年９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全面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从此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９日，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３月２８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责任编辑：罗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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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署名文章:《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跨越》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日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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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刊发署名文章
《民主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跨越》
    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２日电 光明日报２２日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郝时远的文章《民主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跨越》，全文如下：
    １９０５年１月，随同英军入侵中国西藏地区的英国《每日邮报》驻印记者埃德蒙·坎德勒（Ｅｄｗｕｎｄ Ｃａｎｄｌｅｒ）完成了他的“目击记”——《拉萨真面目》（Ｔｈｅ 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ｈａｓａ）。在这本书中，他认为那些藏传佛教寺庙中的供奉不过是“喇嘛实行恐怖主义的所有骗人器具”，是“整个僧侣政治的组成部分”。这种“僧侣政治”就是指政教合一。他将这种政治体制下的社会现状概括为“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也就是封建农奴制度。可见，进入２０世纪的中国西藏地区仍处于政教合一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对这样一个社会，这位英国记者做出了什么样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呢？他说：“在这样的年代里，他们那些愚昧无知的农奴将逐渐接触到生活的真实面貌，将会开始怀疑若干世纪以来存在于他们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公正。但是目前，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我敢说，在世界历史上顽固和黑暗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学的面前是没有先例的”。以致当他面对象征政教权威的布达拉宫时，也不禁激愤地指出“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宫殿比起欧洲血债最多的中世纪城堡来说，它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人去犯罪的情景更多”。
    ２０世纪初年的这位西方现代社会的新闻记者，无论他本人是否有殖民帝国的优越感抑或基督教世界的排他性，但是他的确目睹并描述了那个较之欧洲中世纪黑暗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旧西藏。他对“暴露在科学面前”的这个黑暗暴戾的社会感到的震惊和愤慨，这使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置身于这种统治之下的农奴势必要对这种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怀疑，因为这是欧洲结束中世纪黑暗曾经历过的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经验。当然，对东方的中国而言，在２０世纪能够引领西藏地区百万农奴结束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力量，只有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２０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性的巨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全中国和推进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党和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和平解放和逐步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对西藏地区也是如此。１９５１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其中明确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提出对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政府不加强迫，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的工作方针。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西藏事务方面的诸多指示，都表达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革实行“慎重稳进”的共同要求，而且对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进程更加强调了条件成熟和耐心等待的工作原则。正如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主席同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话时所说：“不要以为中央急于改革，我们不是这样想的，也许在西藏的某些汉族干部有这个想法，这就要说服他们耐心等待。总之，条件不具备就不要改革。要西藏人民自己愿意，不能将汉人的意愿强加于西藏人民”（《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１１０页）。可见，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进程不仅有充分的耐心，而且坚定不移地按照《十七条协议》指导着西藏工作。
    那么，为什么“也许在西藏的某些汉族干部”会产生急于改革的想法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仍在继续，也就是半个世纪以前那位英国记者看到的黑暗仍旧笼罩着西藏地区、政教统治势力依然残酷地压迫着西藏劳动人民，广大农奴仍处于毫无人权可言的水深火热之中。这对于任何一名共产党人、任何一位对社会公平正义有起码判断力的公民，都是无法接受的。尽管如此，中央人民政府始终恪守《十七条协议》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对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地方上层给予充分的尊重，抱以极大的耐心，同时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条件下对西藏地区进行多方面的支援，努力改变西藏地区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和缓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困境。在这种形势下，关键问题是已经位居新中国国家领导人地位的达赖喇嘛，是否能够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来自觉地推动西藏地方的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是否能够按照西藏广大人民日益强烈要求变革的意愿来履行他的“神圣”职责。
    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维系官府、贵族和寺院“三大领主”根本利益的政教体制，这种以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共同执政的权力结构，无偿地占有着西藏地区的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社会的经济资源，支配着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利。直到新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７年），取得了经济社会重大发展的条件下，西藏地方的社会阶级结构及其统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在此期间，党和国家对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支援和帮助。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８年，西藏地方的财政收入为３９２９０万元，其中中央人民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为３５７１７万元，占９１％。在修筑康藏、青藏公路的同时，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修建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的公路，到１９５７年底西藏地区的公路已达６０００多公里。以当时新中国的国力，这实属难能可贵。但是，这些推动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无法有效地惠及西藏劳动人民。因此，实行民主改革不仅是国家的意志，而且已经成为西藏政教上层的开明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增强的自主意愿。
    事实上，自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广大劳动人民对新中国的认识逐步加深，对国家民族、宗教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真实性逐步感受，对解放军、进藏干部和各类专业人员的真心诚意逐步理解，要求变革的愿望也日益增强。这种来自民间社会的人心向背，使顽固维护统治地位及其切身利益的“三大领主”势力感到万分恐慌。因此，从１９５５年开始，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就开始密谋策划，并于次年发动了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的武装叛乱。１９５７年，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所谓“四水六岗”和“卫教军”叛乱武装，提出“西藏独立”等反对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口号，在一些地区发动了袭扰、杀戮、抢劫、破坏交通、袭击中央派驻当地机构等叛乱活动，其目的就是要显示其政教权威、巩固其统治地位。这些事实表明，西藏政教统治上层的顽固势力根本无视《十七条协议》的法律地位，但是他们对西藏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改革意识的觉醒却十分惧怕。因为这正是推进西藏民主改革的动力之源。
    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西藏地方与全国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一样，将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１９５５年，国务院做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次年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达赖喇嘛担任主任、班禅额尔德尼等人担任副主任。这一举措，奠定了西藏地区民主改革由藏族人民自主决定的政权建设基础。但是，鉴于当时西藏政教上层中对民主改革仍存在很大的疑虑和阻力，中央人民政府明确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西藏不实行改革的意见，并且表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依当时的情况而定。然而，顽固维护西藏政教合一权力体制和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势力，面对日益增强的政教上层爱国力量和日益觉醒的劳动人民，却做出了全面发动武装叛乱的极端选择，这就是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顽固势力发动的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十四世达赖喇嘛也由此走上了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流亡道路。
    １９５９年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教合一统治势力顽固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及其根本利益的必然产物，其目的就是反对西藏地区的任何变革，谋求所谓“西藏独立”。因此，“西藏独立”的话题自始就与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平息这场武装叛乱，则是维护祖国统一、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西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抉择。同时，一直处于耐心等待的西藏地区民主改革工作也以“边平叛边改革”的方式全面展开。从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８日中央人民政府解散西藏噶厦政府之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开始行使人民的权力，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在西藏和平解放８年之后，雪域高原迎来了社会变迁的民主改革，百万农奴迎来了当家作主的人身解放，西藏地方步入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西藏的民主改革充分考虑了地区的特殊性，全面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改革一方面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也借鉴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先进经验，形成了包括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城镇牧区、基层政权建设、牧工牧主两利、宗教信仰、寺庙管理、赎买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政策规范和具体措施。这是一项涉及到西藏社会各个领域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到１９６１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了伟大成就。这场变革，摧毁了“三大领主”统治势力和封建农奴社会的经济基础，废除了“三大领主”对广大农牧民的人身奴役与经济剥削；这场变革，使昔日的百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发展权，劳动人民成为西藏的主人；这场变革，使各级人民组织和基层政权得以建立，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发展；这场变革，推动了西藏地区各项公益事业的发展，国家对西藏各方面的支援惠及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短短几年中，西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民主改革取得的成就，极大地解放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翻身解放的西藏各民族人民迫切希望发展生产，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鉴于西藏地区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度统治造成的社会发展进程滞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巩固民主改革的成就，为了彻底完成民主改革任务创造条件，确定了稳定发展的方针，使广大获得土地的农牧民群众安心生产、休养生息，逐步发展农牧区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互助生产。西藏地方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关涉农村、牧区、边境地区稳定个体所有制等有利于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政策措施，推动以农牧业先行、多种经营的经济发展和互助合作。在稳定发展的几年间，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各地不断加大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援助力度，特别是在资金、技术、种籽、种畜、农具、农药、化肥等诸多方面，为加快西藏的农牧业和多种经营发展创造了条件。
    通过稳定发展的阶段，西藏地区以农牧业为先导的经济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１９６５年，西藏地区粮食总产量达到５．８亿斤，比１９５８年增长８８．６％；全区牲畜达１８００多万头（只），比１９５８年增长５４．１％。同时，在基础建设、商业供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公益事业方面也取得了比民主改革前大幅度的发展。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进程中，筹备多年的西藏自治区于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西藏地区民主改革彻底完成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西藏各族人民步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实现了西藏地区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
    半个世纪以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已经成为历史，民主改革正是结束旧西藏历史的标志；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西藏正在繁荣发展，民主改革正是造就新西藏现实的开端。如果２０世纪初年的那位英国记者面对今天的中国西藏，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呢？答案不言而喻：那个曾“暴露在科学面前”的黑暗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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