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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疑案：汪精卫与蒋介石谁更有资格称卖国贼？(1)
汪精卫与蒋介石
&&&&本文摘自《赵无眠辣说历史》 作者：赵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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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民国,蒋介石,汪精卫,汉奸蒋介石追杀汪精卫内幕--青岛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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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追杀汪精卫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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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汪精卫在伪政府成立的仪式上。&&nbsp&&nbsp编者按 蒋介石派军统去越南刺杀
汪精卫，过去媒体曾报过，但仅仅是事件经过。《环球时报》近日刊发出的这篇文章，首次披露出事件的若干细节和内幕，值得一读。&&nbsp&&nbsp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nbsp&&nbsp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出逃后，提出了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通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翌日，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nbsp&&nbsp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nbsp&&nbsp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管军统在暗杀方面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把握。为此，戴笠亲偕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而且在派陈恭澍前往河内的同时，还曾瞒着他秘密到河内安排。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nbsp&&nbsp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nbsp&&nbsp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nbsp&&nbsp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却有些孤独和失落。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nbsp&&nbsp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蒋对汪还抱有一丝希望，他会有一天“幡然悔悟”。为此，蒋介石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汪精卫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希望他回去的请求。谷正鼎无功而返。谷正鼎一走，汪精卫就对陈璧君、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指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三个人。”&&nbsp&&nbsp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nbsp&&nbsp3月20日上午9时，陈恭澍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突然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上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nbsp&&nbsp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nbsp&&nbsp两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nbsp&&nbsp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根据陈恭澍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nbsp&&nbsp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此时，戴笠命令陈恭澍立即返回重庆。陈恭澍离开河内后，在河内的军统特务继续寻机刺汪。大特务余乐醒想了一个办法，将一种毒药放在一个小罐内，其中散发出来的气体可以致人于死地。他费了很大劲，将小罐放入汪宅的浴室里，但仍未能伤及已提高了警惕的汪精卫。另一个大特务曹师昂，曾和法籍妻子打扮成记者模样去汪宅探路，准备日后下手，但都未成功。&&nbsp&&nbsp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面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nbsp&&nbsp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披露了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nbsp&&nbsp暗杀汪精卫失败，蒋介石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此后又接连策划暗杀行动，但连续五次皆以失败告终。在日本方面，日，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就刺汪一案向日本政府作了详细报告。日本政府内原来极力主张招降汪精卫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四处游说，向当局施压。日本政府决定派影佐祯昭等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nbsp&&nbsp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乞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摘自《环球时报》&&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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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蒋介石拿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攻击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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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鲍文越（保定军校二期步科生，辽宁省凤城县人，满族）因忌恨蒋介石无端扣押张学良（张、鲍两家有姻亲关系）而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及军委会办公厅中将副主任身份投靠汪伪，旋即受到汪伪重用，被汪委为伪陆军部长。后汪又让他千方百计搜罗汉奸部队，以作为投靠汪伪的政治资本。
汪精卫(资料图)
一天上午，汪精卫夫妇特意在南京紫金山大酒店宴请鲍氏三兄弟。汪精卫多喝了几杯，有些春风得意，他竟在酒桌上当场敲定了鲍文震、鲍文沛哥俩的任职：任鲍文震为汪伪军委会少将军法处处长；任鲍文沛为汪伪中央军官学校少将教育长兼总队长。此后，汪为了显示自己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经常叫鲍氏三兄弟陪同出席一些重要场合的宴请和会见。1942年，我华东、华中、华南等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区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及扩大抗日成果，急需从沿海重镇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获取日伪军政、经济情报，以便随时掌握日伪动态，为制定对敌作战方针提供决策依据，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同时，要筛选重要机密情报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党中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不久，我华中局领导人之一潘汉年同志，通过特殊关系，沟通了日伪的核心情报部门，从中获取了大量的机密情报及资料。这种特殊的秘密渠道，曾一度为江南新四军进行反扫荡和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军事保障和便利条件。1943年春天，汪伪情报头子李士群，利用与潘汉年一个特殊的&约会&场合，将潘引到汪精卫在新街口附近的官邸。那天，别有心计的汪精卫在李、潘未到之前，故意安排鲍氏三兄弟在汪的客厅内与汪及其子共吃早茶。就在潘与李士群登梯上楼时，汪示意儿子避到其他房间，然后起身迎接潘汉年及李士群。汪精卫与潘汉年握过手后，又将一旁的鲍氏三兄弟一一介绍给潘汉年。由于见面唐突，互不知底细，搞得鲍氏三兄弟十分尴尬。互相寒暄几句后遂借口有客人便告辞离席下了楼。
潘汉年(资料图)
据鲍文震先生说，那天，潘汉年与李士群及汪精卫在大客厅隔壁的小客厅交谈。潘汉年带着一脸的茫然，在李士群陪同下下楼离去，汪精卫送到楼梯口。他握着潘汉年的手说，希望再见到潘先生。对于潘汉年阴差阳错的突然误见汪精卫，出于潘汉年的特殊身份与所处地位，无论如何也难逃鲍文沛那双职业特工鹰犬般的眼睛，他很快通过安插于汪精卫官邸中的佣人、茶役、勤务兵、传达等特工眼线，摸清了汪精卫、潘汉年、李士群等人交谈的内容。当晚鲍文沛即迫不及待地将电报发往重庆，使蒋介石和戴笠知道了这次汪、潘误见。蒋介石得此秘报，如获至宝。他迫不及待地以新闻媒体方式公开，将污水泼向中共。当时因此次潘、汪见面纯属偶然，并无事先约定，潘汉年是被李士群拐弯抹角骗至汪精卫官邸的，具有不可预见性，事先招呼和请示均已不可能，故华中局和延安党中央一再发表专文声明否认此事。潘汉年更在气愤之下严厉指责李士群，擅自制造此次误见。鲍文震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他知道潘汉年先生为此卷入了悲剧之中，也感到这都是鲍文沛当年造的孽。
(责任编辑：朱箫 CN035)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尘封揭秘 汪精卫投日是替蒋介石“背黑锅”？
尘封揭秘 汪精卫投日是替蒋介石“背黑锅”？
&&& 汪精卫说他在对日外交上与蒋介石无分歧，这是实话。但他在反蒋时对党务、内政提出过主张。有些早就放弃了。如：关于党的法统，宁汉合流过程中和“护党救国”运动时，是汪精卫的一张王牌，扩大会议时扔了，不必要求他此次上台再去强调。扩大会议、非常会议期间，他反对蒋介石独裁，大喊大叫要民主政治，在他进了政府之后，似乎应当有所行动，但却被他忘得无影无踪。远的不说，宁粤和平会议上，粤方代表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有一条：使政治民主化，其中措施之一，是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一次国民代表会议，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委员之半数。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本其精神，规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各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产生。尽管它并非真正的人民民主，如其实施也算汪精卫没忘记他在野时的那些民主诺言，可是蒋汪联合政府并不曾实地去做，而且，没有多久，即1932年年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时候，干脆把这些规定删掉了。难怪邓演达说汪精卫除了反蒋拥蒋之外另无主张。原来那些吸引人的主张、漂亮的口号，都是些装饰物。
&&&&汪精卫这次与蒋介石合作得到了高官、地位和权力；但丧失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这第一步就丢了政治人格，随之而来的还要丢朋友。有的人原先对汪精卫很崇拜，把他看作可以信赖的政治领袖，几次跟着他反蒋。当看到汪精卫进京同蒋介石合作所做所为，便认识到，汪精卫反对专制独裁高唱政治民主，都是假的。他们骂汪精卫是软骨头、伪君子。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先任第四军军长、后任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在“七?一五”以后，没少为汪精卫卖力气，打了不少仗，损兵折将，在所不惜，是汪精卫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自上海和会期间住进医院，一直不出来，张发奎去见他，陈璧君介绍他的病情时，说得很严重。两天后，有人告诉张发奎，汪精卫去了杭州，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天晚报出版，报道了蒋介石从奉化、汪精卫从上海到杭州会晤的消息，张发奎如梦方醒，大呼受骗上当。蒋汪合作当年，张发奎去了德国。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主持华南战区受降工作，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陈璧君插手广东，任伪政权“广东政治指导员”，作为“中央”代表，坐镇广东。她不仅经营权力，而且搜刮大批钱财。张发奎接收广州时，对汉奸陈璧君的家进行搜捕，丝毫不客气。由此可见汪精卫在张发奎心目中的位置。汪精卫的追随者固然因受其愚弄而愤慨；其他反蒋人士对汪精卫的出尔反尔，投机善变也非常厌恶。公开骂汪精卫的不止邓演达。
&&&&日本打进中国，占领了东三省，并向南进犯。1932年3月在东北制造一个傀儡组织，名曰“满洲国”。这个时间，恰在蒋汪联袂入京，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中政会常委身份议决国事之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间。全国人民无不认为，政府应组织抗日。蒋介石却说“攘外必先安内”。汪精卫则说，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的方针包含对内对外，汪精卫说的是对日政策，是保证实现“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补充办法，是专门解决国民政府集中军事力量“安内”期间，对待日本侵略问题的政策。两者精神相通，归宿是一个。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的一贯主张，但不是蒋介石的发明，早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如：宋高宗赵构面对金的威胁和连绵的农民起义，认为“腹心之患深可忧，不先去之，无以立国。内寇不除，何以攘外”，宁可对金称臣，而从前线召回岳飞镇压农民军。清朝晚期，既遭遇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又受到国内此伏彼起的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打击，慈禧把仇恨和进攻的目标集中在人民身上，以致发展到“借师助剿”、“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地步。蒋介石称道说：“古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乃至当不移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立国的一个信条。”他以明朝亡于农民战争的教训训导部下，1932年6月，在庐山“五省剿匪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国情，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稳固自强。否则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
&&&&一般的、笼统地评说“攘外必先安内”，很难辨别是非曲直，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及其具体内容论短长。1931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接连制造挑畔事件，关东军磨刀霍霍，诸多迹象预示着一场罪恶的战争就要发生了。国人瞪大了眼睛注视着东北。蒋介石的枪口则对着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州的非常会议。7月23日，他在指挥“剿共”的驻地南昌发表文告说：“惟攘外应先安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他告诉身负东北边防责任的张学良：中央现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非对日作战之时”，遇日人挑衅，我们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开炮了，沈阳被侵占，辽宁省沦陷；接着日军向北进发……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为什么这样做呢？据蒋介石讲过的话、做过的事看，他对敌我的认识与众不同。由于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危急，国人都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大敌，而蒋介石却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赤匪是心腹之患”，不治会糜烂不可收拾；“倭寇是皮肤小病”实不足虑。为了让人了解他的意思，竟不惜把话说得过格，如：日在南昌讲话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基于这种认识。不仅在事变前的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以数十万大军对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且事变后仍继续，又发动第四次、第五次“围剿”。
&&&&“九?一八”事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武装抗日，南方红军北上，南京政府不仅不给予方便，反而视为非分之举，对北上红军围追堵截，强令政府军队去“围剿”红军。但当时，不论地方军、中央军都要求北上抗日，不愿与同胞自相残杀，甚至“对剿赤毫无斗志”，蒋介石斥责他们“南辕北辙，本末倒置”，警告说：“如再贪生怕死，奢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结果是什么呢？最直接的是不能集中力量于抗日，并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本国的实力。蒋介石从南京政府的角度，承认这种现实，说：“我们国家在这几年以来，因为有这种大患，一切建设工作都受了牵制，我们实在没有余暇可以培养国力，充实国防。”若从拿真枪真刀的“剿共”军事来说，南京政府的精锐部队在“剿共”前线的死伤、共产党领导红军在被“围剿”中的损失，又何尝不是中国抗日力量的削弱、中华民族精华的令人痛心的牺牲呢？国共两党都是炎黄子孙，只要有爱国心，最终总会走到一起。打，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事实上，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是谈成的，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打，反而使日本坐收渔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正是利用了南京政府集中军队“剿共”，东北军入关先参加中原大战后打石友三，东北边防空虚的时机；事变后又钻了南京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空子，从而把魔爪伸向淞沪地区。
&&&&服从于“先安内”方针，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什么方针？“九?一八”事变初是“不抵抗”，但国人皆曰可诛，招来内部更大的不稳，以致“蒋主席”不得不第二次下野；在国际上观瞻亦欠佳。蒋汪合作后，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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