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道教与佛教谁的境界高不能像佛教一样当做一种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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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的理解(望高人指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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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本人的一些心得,理解及看法,犹如初入茅庐,肯定有很多错误地方,希望高人指点纠正,我好进行完善修正,真正宏法!
再次万分感谢,同时再一次希望各位高人见谅,帮忙修正,增加我学习!
& &&&国内内藏,外藏基本上顶礼的寺庙都走完了,国外,泰国,老挝,缅甸也走了,现在正在研究印度。我发现关于佛教的一些认知上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我想写下来走过的这些路的一些自我见解,望各位高人帮忙纠正!
& & 佛教流入中国分为藏传佛教(从喜马拉雅山脉从印度传入)汉传佛教(从印度圣僧到大唐传入)。汉传,白马寺就是汉传佛教进入点的一个标志,是当时从印度邀请来高僧到汉地传教,为印度高僧所修建的寺庙,这可以说是佛教进入汉地的一个起点。话说4大名山,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便是4大菩萨的修行道场,这些理念都是根据佛教流入汉地后形成的,朝拜普贤,观世音,地藏王,文殊菩萨,这就是汉传佛教流入后的一种。佛教进入汉地,也与当地的民俗相融合,最后成为当地可以接受的佛教,所以在传入的过程中多多少少有更改的,但是所朝拜与信仰的,和释迦摩尼创立的佛教没有太大差异,毕竟他是主师爷,所以被汉人称为如来。
& && &汉传佛教相对简单一些,统称为大乘佛教。普渡众生,属于禅宗,主师爷是达摩祖师(他是释迦摩尼的弟子,所以汉传佛教的起源还是印度),啥子是禅宗呢,禅宗就是汉地佛教,将一切简单化,教外别传,讲究“心顿悟”,你打坐诵经心可以得到顿悟,这就将印度佛教汉地化形成中国佛教。他们自有一股汉地式的佛教文化和环境,但有一点是无可厚非的,起源点是印度,只是在这2000多年的传承中被很多智者高僧所自我开解融入了一些当地民俗文化进去,就像我说的火锅,没到一个地方都会进行改良,但是火锅还是火锅,只是对于当地的接受方式进行了配料的一些改良,其余的并无太大的区别,话说不能忘本也是追随的这个意思。所以,在汉地所朝拜的佛像的样子和印度佛教以及藏传佛教朝拜的样子是有变化的但是,本尊的名字是没有变化的。很多人就会引起疑问,为什么样子不一样是不是佛不一样,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 && &汉传佛教修的是禅宗,禅宗就是强调心的顿悟,通过汉传佛教,你的心可以顿悟,普渡众生,修福报,当然方法有很多种但是主修还是从心开始,话说心了然一切也就了然,这就是汉传佛教所传承的精华。总的来说还是兼顾了佛教的主题思维理念,只是形式有所改变。修成的结果都是一样。
& && &我再来讲一下我理解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就要复杂一些,佛教经过喜马拉雅山脉流入进来,赋予了很多神奇的色彩形成藏传佛教,并且藏传佛教的流入更大的鼎盛时期更是权力的展现,所以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全民信教的一个大规模洗礼它包含了政治和权力,同时也是佛教进入中国版图后比较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表现。佛教最先流入要从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带着释迦摩尼真身开始,西藏修建了大昭,小昭寺,并且推从全民信佛,但是当时没有人进行传佛,只有佛像,但是这个也算是佛教进入西藏的一个起点,松赞干布开始在西藏大规模修建寺庙,供奉印度的佛教佛像。而在释迦摩尼真身来到西藏之前,西藏当地是自有一个教派,叫做苯教,这是西藏最古老最原始的教派,但是规模并不大。松赞干布过后,藏王赤松德赞大力推崇全民信佛,邀请莲花生大士来西藏传承佛法,莲花生大士在我看来他可以是释迦摩尼另外一个化身(他的出生和释迦摩尼很相像)他来到西藏以后开始传承佛法,并且将藏地的苯波教收纳整合,最后创立宁玛派。僧人穿戴红色僧衣红帽,称为红教。他在前藏后藏以及卫藏建立寺庙,并且将自己的法器及经书埋藏于各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伏藏,但是事实说明后来确实找到了莲花生大士的不少伏藏。藏传佛教开始进入真正的信仰传承,不仅拜佛也念经修行。随着藏地各个高僧的修为以及智慧,后面开始形成不同教派,藏传佛教一共有6个教派,以下按照诞生顺序排列:苯教,宁玛派(红教),噶当派,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而现在我们所知的藏传佛教5大教派是这样的:莲花生大士将苯教进行整合传承最后建立宁玛派,但是目前苯教信徒还是存在的,所以宁玛派和苯教是我们知道的两大教系,由于教派的传承和信徒以及普涉范围有关,所以后来噶当派被黄教统一,统称格鲁派。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五大教派:苯教,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
& &&&佛教就这样流入了西藏,统称藏传佛教。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格鲁派(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青海人)修行到西藏,发现西藏的僧人颓废,便一心建立管理制度,当时得到了西藏贵族的支持佛法的传承在当地大规模的建立,为了区别于之前的教派他让僧人改带黄帽,建立格鲁派(黄教),当时黄教的传承可以说是西藏政治的一个推进,规模之大,权力之大,全民信教的一个巅峰,所以也就导致了现在去西藏拉萨你看到最多的是格鲁派寺庙,供奉最多的也是宗喀巴。宗喀巴的两个弟子最后被追认为达赖1世和班禅1世,藏传佛教的活佛传承也就是这样开始了。并且在我看来活佛的传承进入了密宗,后面我在给你讲什么是密宗。
& && & 达赖和班禅是师兄弟关系,被藏族人看为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两者关系平等,权力平等,达赖管理前藏,班禅管理后藏,前藏贵族较多,所以达赖的势力及影响力是远远高于班禅的,以至于整个西藏信奉的地位达赖是第一的。所以,藏传佛教的传承从格鲁派的诞生便已经和政治挂钩了...其余的教派之所以没有格鲁派的壮大也是因为格鲁派从传教走向了政治,走向了民心。
& && & 所以我们现在去西藏看到最多的是格鲁派,最有影响力的是格鲁派,最具代表力的也是格鲁派。
& && &&&佛教里面啥子是显宗啥子是密宗,这两者只针对藏传佛教,汉地佛教都是禅宗前面已经说了。
& && && &藏传佛教理念是人想成佛的途径那就是“身心意”按照释迦摩尼的方法,也就是你在身体上,言语上,思想上和释迦摩尼一样你就一定可以成佛,而禅宗强调的是心顿悟一切就顿悟,这也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本质区别,但表面追随的其实并无区别。而藏传佛教分为显宗和密宗,显宗就是按照佛经去做就可以了,宣扬公开宣道宏发,也就是之前我所说的佛教进入藏地的一个过程,可以称为显宗。密宗则是要达到身心意除了公开的佛教修行以外,还需要一套密法(密咒,灌顶,传承等)才能达到真正的身心意,需要上师传承才行,所以密宗更为强调信封,传承,灌顶,皈依。这就是藏传佛教的密宗和显宗,在我看来佛教无论流传于哪里,可以理解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是每个地方民俗不一样,智者不一样,所传承的理念也就分了教派以及显密宗禅宗而已,但是本质是一样,汉传佛教念:阿弥陀佛。藏传佛教念:嗡嘛尼呗呗哄。未来佛和觉沃佛都有观世音的化身,你所朝拜的每尊佛像,虽外表有所变化但是本尊其实就是本尊而已!
& && && &那日我在大昭寺,有个导游在释迦摩尼12岁等真身前跟游客讲到,“佛不需要这些供奉,如果需要他就当王子了,当不需要这些,你们供奉于他的财物去供奉真正需要的人业力会大很多。”而在我看来,其实无论你是拜什么佛,修什么道,佛教的存在必有它的意义,不然怎么可能在中国存在2000多年..而我所理解的供奉财物无非就是通过佛而转化而已,让你去施舍一个乞丐你可能会思考一下,让你去供奉佛主你会义无反顾,而佛就是一个中转站,用它的教义感化你,然后你的供奉他来为你转化到所需之地。这就是佛的旨意!普渡众生,修行成佛!
& && & 关于修佛,我相信经书存在自有他的道理,密宗也好,显宗也好,禅宗也罢,但是你需要真正了解它的起源,这才是真正的意义..话说修佛是为了跳出6界外,又或者为了来世能够在前三界内...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当释迦摩尼真身相就在我跟前时,当几世班禅灵塔,几世达赖喇嘛灵塔在我眼前时,当我踏上宗噶巴修炼主寺时,我发现所谓的修佛,其实就是放下自我,你念经也好,放生也罢,所谓的修福报,修佛,其实真不是你念念经,拜拜佛,布布施就可以的,罪孽的源头来源于自我,放下我执你才能大彻大悟真正的真谛!
& && &&&这些年我去到了西藏,泰国,老挝这些佛教圣地,他们的传承起源是一样的,佛法僧缺一不可,但是修行法道是有区别的...西藏的(塔尔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大昭小昭寺,甘丹寺,布宫)都走了,基本了解了佛源的流入,下一站,我准备去拉卡愣寺和桑耶寺以及西藏的山南看看,这两个寺庙便是佛学传承的圣地...五明佛学院的上级顶礼学院就在这两个寺庙..除开达赖和班禅其余的活佛传承修炼以及传道都在这两个寺庙里...
& && && &关于国内佛教见解如上,可能有些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理解的有错误,但是当我在走了国外以后,我发现印度教的的三大主神:梵天-----创造之神。毗湿奴---维护之神。湿婆-----毁灭之神。除开在中国,东南亚地区都有他们的影子,佛教在印度教里面是毁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而后到现在,佛教在印度的踪迹其实越来越少,关于这个为什么毁灭过,以及藏传佛教及汉传佛教里面信仰的佛是否源头就是印度教三大神的化身,这个在此有没有精通印度教的高人给我一些见解
& && && &以上均为自我理念而写,不针对任何人,任何教义,若有碰撞及触动尽请原谅!以上错误请各位大师给我指点,以便我修正学习!
& && && &最后,希望,长河悠远,岁月无痕,风调雨顺,阳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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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所谓的“藏传佛教”。那是邪恶的喇嘛教。楼主一上来就错了,只要认识到了“喇嘛教不是佛教”这个概念,就已经是很大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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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一共有6个教派,以下按照诞生顺序排列:苯教,宁玛派(红教),噶当派,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而现在我们所知的藏传佛教5大教派是这样的:莲花生大士将苯教进行整合传承最后建立宁玛派,但是目前苯教信徒还是存在的,所以宁玛派和苯教是我们知道的两大教系,由于教派的传承和信徒以及普涉范围有关,所以后来噶当派被黄教统一,统称格鲁派。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五大教派:苯教,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这是喇嘛教。不是佛教。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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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所谓的“藏传佛教”。那是邪恶的喇嘛教。楼主一上来就错了,只要认识到了“喇嘛教不是佛教”这个概念, ...
明白明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西藏的信教都统称喇嘛教,但是喇嘛教又说不属于佛教,但是当时确实是从印度那边传入了西藏的,并且一些珍贵的佛像经书比汉地这边的还多,但是却在西藏喇嘛教,这个我就一直不明白是个什么逻辑呢?是不是当时传入的和汉地这边传入的精髓不一样。所以最后形成的喇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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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喇嘛教。不是佛教。是有区别的。
恩恩恩!用词上我要修正!
师兄,我有个疑问,佛教那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大唐玄奘那样带进汉地的? 这方面我很欠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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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教是佛教在印度越来越偏离正道,越来越干不过外道的时候,只好跑到西藏去混。那些所谓的珍贵的佛像经书,都不是佛陀传下来的教法,而是掺杂了大量外道说法的东西。楼主师兄去好好研究一下喇嘛教出现的时间,就明白那时候的印度佛教已经走到灭亡边缘了。说他不是佛教吧,他却顶着“从印度传来的”这么一个名头。说他是佛教吧,其教义却跟正法根本相悖。说白了,就是附佛外道而已。以前我不知道正法为何物时,也以为喇嘛教是佛教。等后来知道了,才明白喇嘛教从根本上就不是佛教,而是用着佛教名词为幌子的外道,甚至是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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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明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西藏的信教都统称喇嘛教,但是喇嘛教又说不属于佛教,但是当时确实是从印 ...
喇嘛教与佛教最大的区别在于:
喇嘛教:教人邪淫性交说是修行。
佛教:教人戒杀,戒盗,戒邪淫,戒饮酒,戒妄语。
喇嘛教教人邪淫性交,这很明显是跟佛教导的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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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教与佛教最大的区别在于:
喇嘛教:教人邪淫性交说是修行。
佛教:教人戒杀,戒盗,戒邪淫,戒饮酒 ...
楼主如为初学,对喇嘛教了解不少,入于其邪见网亦深。
如要学佛,请依汉传佛教学习,切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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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教是佛教在印度越来越偏离正道,越来越干不过外道的时候,只好跑到西藏去混。那些所谓的珍贵的佛像经书 ...
这个说法我当时在内藏的时候听到过!
但是我一直有个问题,师兄,大小昭寺里面有释迦摩尼等身像,1个是尼泊尔公主带来的,1个是文成公主带来的,其实都是从外传进来的,当时这个过程是没有问题,问题就是,莲花生来了以后,喇嘛教出现了,但是他们还是在供奉释迦摩尼佛像的嘛。。。我就一直有个误区,都是供奉释迦摩尼,那喇嘛教他们到底信啥子哦?
还有就是印度灭佛是因为当地族群的原因,这个是我当地印度朋友给我说的,当时的释迦族的力量和故事我要去了印度才知道真伪哈,
我一直有个想法,我不晓得对不对,喇嘛教是不是就是印度教三大神的其中一个化身,而释迦摩尼就是湿婆的化身..最后的源头其实都在印度,只是在整个演变过程中有些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有些却成为了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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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如为初学,对喇嘛教了解不少,入于其邪见网亦深。
如要学佛,请依汉传佛教学习,切记切记!
主要是走的藏区比较多,所以特别好奇喇嘛教,佛教他们的由来还有区别,但是知识有限哈!
问题比较多,但是又找不到高人解答,所以想借这个平台学习点靠谱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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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教讲文成公主带等身佛像到西藏有文献记载吗?请你查证清楚再信。不要被喇嘛教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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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我当时在内藏的时候听到过!
但是我一直有个问题,师兄,大小昭寺里面有释迦摩尼等身像,1个 ...
印度教的湿婆,梵天之类,都是28天某一层的天人而已,仍然是在三界六道中。而佛陀,是不在三界六道内的。所以佛教不是来源于印度教。印度教里有些内容和佛教相同,说明印度教也有“相对的真理”,也就是对宇宙人生的认识。道教也有,难道就说道教也来源于印度教吗?不是这样的。虽然这些宗教不是正法,但是并非一无可取,至少他们是有一些正确的东西。
喇嘛教供奉释迦牟尼佛,那是幌子。若是连幌子都不打,就说自己是佛教,谁信呐?李洪志还说自己是佛呢,义云高也说自己是佛,也供奉佛像,但是他们是正法吗?当然不是。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不少正法的东西,可惜被喇嘛教束之高阁,到现在都成了珍贵文物,却从来没有在藏地流通起来。喇嘛教从印度带来东西,也有正法的成分在内,但是已经被喇嘛教篡改的乱七八糟了(甚至是还未传到西藏以前,在印度就被篡改了)。比如喇嘛教绕不开的话题:双修。正法说明王,明妃,明王是指“心王”,也就是禅宗所说的“即心即佛”的意思。明妃,指的是般若,就是“通达世出世间的智慧”。光有心王没有般若,是没用的,没有正法的指导,就是盲修瞎练,不能成佛。若是只有般若没有心王,那么佛法会成佛吗?也不会。只有心王与般若结合,也就是明王与明妃结合,才能成佛。就这样一个道理,被喇嘛教歪曲为“明王是男人,明妃是女人,两者交合才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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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教讲文成公主带等身佛像到西藏有文献记载吗?请你查证清楚再信。不要被喇嘛教忽悠了。
是当是去西藏拉萨博物馆里面看到这样的介绍的!
不是这样的啊?
那拉萨那个释迦摩尼等身像是怎么去的呢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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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的湿婆,梵天之类,都是28天某一层的天人而已,仍然是在三界六道中。而佛陀,是不在三界六道内的。 ...
明白了明白!
师兄这样一说就明白了!
刚才有个师兄说,大昭寺那里面的释迦摩尼等身像都不是文成公主带过去的!
这个应该是文成公主带去的吧,只是被后来的喇嘛教当成幌子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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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我当时在内藏的时候听到过!
但是我一直有个问题,师兄,大小昭寺里面有释迦摩尼等身像,1个 ...
对你说释迦牟尼佛是湿婆的化身,是无根据之说,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人,不过之前累世行菩萨道,在这一世显现由出生王宫,出家修行,证悟宇宙最彻底的真理成佛后教化众生,众生依教修行解脱生死痛苦,自直至成佛。湿婆不过是福报好的天神类平凡众生,没有解脱生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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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当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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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明白!
师兄这样一说就明白了!
8岁等身像由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带入西藏,12岁等身像由文成公主带进藏,这是历史上的说法,应该是史实。看这两尊佛像,远不同于藏地的造像,可知这两尊不是西藏本地所造。不过讨论这没什么意义,哪怕就是佛骨舍利在西藏,也掩盖不了喇嘛教的本质。
汉地佛教,最早在东西汉末年由印度僧人传入(公元前100年至公元0年左右),东汉时官方正式弘扬佛教,著名的白马寺就是佛教来到中国的第一座正式的寺院。玄奘法师只是在唐朝时去印度留学并带回了很多经典而已,在这之前佛教已经在中华大地流传六七百年了。
喇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公元约740年~780年(莲花生入藏的时间),晚于文成公主入藏的时间(文成公主入藏是在公元641年)。在这之前藏地的佛教可以称之为“藏传佛教”,后来莲花生入藏,带来了已经严重变质的印度后期佛教(如果那些被外道侵蚀的已经几乎没有正法的教还能叫做佛教)。这种变质的佛教后来与藏地原来的苯教相结合,形成了后来的喇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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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很羡慕楼主,汉地应该是东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佛教,汉地也不是只有禅宗,唐代,八宗争艳,禅宗独令风骚,现在净土适合大众,一句阿弥陀佛就让你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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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很羡慕楼主,汉地应该是东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佛教,汉地也不是只有禅宗,唐代,八宗 ...
佛教早在西汉末年就通过西域诸国有零星传入,东汉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师兄说“东汉末年”表述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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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亲爱的少年朋友,一提起王国,也许你会马上想起许多神奇的故事来。在那些故事里,常常有一个威严的国王,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臣民们对他顶礼膜拜,毕恭毕敬,连大气也不敢出。我们要讲的“宗教王国”,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家,只是一种比喻。在这个“王国”里,人们崇拜的不是活着的国王,而是那主宰天地、至高无上的神。当然,神是谁也没有见过的。现在,威严的国王和崇拜他的臣民,地球上已经不太多了。可信仰宗教的人却不少,信神的人就更多了。据统计,全世界仅信仰宗教的人就占了总人口的??哩!在世界许多地方,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可以见到教堂。这些教堂的顶部,有的竖立着十字架,有的耸立着尖塔,好像要把天空划破似的。每当基督徒作礼拜的日子,男女信徒们就走进教堂,在那里祈祷、忏悔、唱赞美诗、听神父讲道。那些忏悔的人,在神父面前诉说自己干了哪些违背基督的事,心头又闪过哪些邪恶的念头。他忏悔着、祈求着,牵起神父的衣角亲吻,真好像上帝就站在他面前。阿拉伯半岛上的麦加城,是伊斯兰教的圣地。每年伊斯兰历的十二月,几百万人从??多个国家赶来这里朝觐(?ì?,教徒拜谒圣物、圣地)。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的贫穷,有的富有。有人乘坐现代化的飞机、汽车而来,有人骑着马、骆驼或毛驴而来,还有的人甚至带着妻子儿女,跋山涉水徒步而来。旅费不够了,他们就变卖掉身上的金银首饰继续前进。有些人实在没法儿,只好乞讨,但决不放弃朝觐,因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也有一些人,经不住长途跋涉的劳累,还没有到达圣地就倒毙在路旁,成为殉教者。来到麦加的教徒,等到朝觐的时间一到,便从四面八方拥到大清真寺和它的周围,自动排成行列,在琅琅的诵经声中,专心礼拜。他们鞠躬、叩首、跪拜,动作那样整齐,心意那么虔诚,没有一点点混乱。我国曾经是佛教流行的地区,在一些名山胜地的寺院里,和尚们披着袈裟,敲打着木鱼,喃喃地咏诵着经文。在一个个大的小的,造型奇异的菩萨神像面前,一群又一群前来拜佛的香客,焚起香烛,虔诚地跪拜,默默地祈求着神灵的保佑。有些还掏出钱财献给寺庙。虽然,他们中许多人来自远方,也不是阔人家,可是施舍起来却很慷慨!在宗教王国里,人们为什么那样虔诚?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主宰万物的神?宗教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支配人的力量?它又为什么经历了千百年而不衰?你想了解它的奥秘吗?世界上的各种事情,都有它们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王国也一样,那就让我们从头讲起吧!是人创造了神我们走进神秘的宗教王国,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是神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神?无论哪种宗教,都有教徒信仰的“神”。基督教信仰的神是“上帝”;伊斯兰教信仰的神是“安拉”(又称“真主”);佛教信仰的神是“佛”和“菩萨”;道教信仰的神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和“太上老君”。这些神,是那样的威严,那样的高大,那样的法力无边。宗教信徒们认为,“神”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主宰着世界的万事万物,世界上几乎没有它不能够办到的事,就连“万物之灵”的人类,也是由它创造出来的。关于神造人的故事,各种宗教有不同的说法。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第一卷《创世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大约在??年以前,万能的上帝耶和华在第一天里创造了光;第二天创造了空气;第三天创造了大地、海洋和各种植物;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创造了水中的游鱼和空中的飞鸟;第六天创造了牲畜、昆虫、野兽,并且按照自己的样子,用泥土捏了个男人,取名叫亚当,让他在伊甸园里耕作。后来,上帝看到亚当一个人太孤独,就趁他熟睡的时候,从他的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出了女人夏娃。从此,他们就在大地上生活,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人类就这样产生了。人是不是神创造的,科学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不是神创造的。在科学知识普及了的今天,这早已经不成问题了。可是,人怎样创造了神,这恐怕就不是人人所知道的了。那就让我们一同回到人类的童年时代,看看神是怎样被人创造出来的吧。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是大约??万年前的事。那时候,到处草莽丛生,野兽横行,原始人用棍棒、石块作工具,同大自然进行着斗争。他们追打野兽,攀摘野果,弄到了食物就饱吃一顿,弄不到就挨饿。他们的大脑和现代人比起来还不发达,思维能力很低,没有清楚的自我意识和丰富的想象力,整天为填饱肚皮奔波忙碌,至于四周的高山、大河;天上的太阳、月亮同人有什么关系,他们根本不去理会,也理解不了。那时候,抽象的神的观念是产生不出来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几百万年过去了,原始人在生产劳动中前进。他们的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除了石斧、石刀,还发明了渔网、弓箭,有了陶器,农业、畜牧业也产生了。这时候的原始人,大脑已慢慢增大,有了抽象思维的可能。原先,原始人对身边的自然现象习以为常,从不过问,现在可不同了,他们开始向自己发出一个又一个疑问:晴朗的天空为什么会变得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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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道教
作者:赖永海
  佛教与道教
  赖永海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和传统的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这种情况绝不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中的特有现象,而是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某种带规律性的东西――举凡一种外域文化,如欲在异国他乡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接受当时当地社会历史条件的改造,而或多或少地带上该国家、该民族的色彩。&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条件各不相同,因此,它所带上的色彩就不尽相同。这样,探讨一种外域文化的流传和发展,重要的就不在于指出它会不会变,而应该进一步说明它是如何变的。就佛教而言,指出它的中国化固然必要,但更重要是应该进一步说明它是如何中国化的。
  要探讨佛教如何中国化问题,首先应该研究的,应该说是它与道教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考虑的根据不仅在于二者都是宗教,而且更由于佛教东传之初,既受到作为道教先驱思想的神仙方术和老庄学说的深刻影响,而且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要研究佛教与道教的相互关系,首先当然应该了解佛,道二教自身。如果说,《佛史略览与佛法概观》旨在使人们对佛教有一个宏观的把握,那么,以下的《道教概说》主要使人们对道教有一个梗概的了解。
  一& 道教概说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产生于东汉顺帝(125―144)年间,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道教是在我国古代的传统信仰、迷信方术和某些社会思潮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从思想内容说,主要导源干古代的鬼神崇拜、神仙方术和秦汉时的黄老学说。
  与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一样,中国古代也盛行鬼神崇拜。据有关资料记载;殷商时代的统治者就十分崇拜鬼神。举凡军、国大事,皆听命于鬼神。当时充当沟通。入神,代表鬼神说话的,是一种称为“巫祝史”的宗教职业者。这些“巫祝史”通过占卦、卜筮等巫术,祈求(或支配)神灵预兆吉凶、禳灾赐福。由于神灵在殷代社会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至周代逐渐发展成天神、人鬼、地只的鬼神体系。这些鬼神观念后来多为道教所承袭,成为道教多神崇拜的主要来源。
  道教的另一个思想渊源是神仙方术。战国时代,燕、齐――带出现了许多神仙方士。这些方士自称知晓仙方、善炼丹药,宣称只要服了仙丹、仙药,便能飞升成仙。《庄子?内篇》所记述的许多能“乘云气,御飞龙”、& “焚而不热”、“冱而不寒”、& “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无死生无变于己”& 的“神人”、“至人”,就是这类神仙。起初,这些方士只重仙方秘术,并无系统理论,自齐人邹衍创立阴阳五行说以后,方士们便把方木与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形成了《史记?封禅书》所称的“方仙道”和《汉书?艺文志》所说的“神仙家”。这些后来成为道教的神仙信仰和修炼登仙思想的主要来源。
  道教与道家的相互关系,不仅在今天,而且在古代也是经常被混淆的一个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二者关系颇为密切。“道家之源,出于老子。”而道教亦奉老子为教主,因此,二者常被混为一谈。实际上,道家思想对道教有重要的影响,但道家不等于道教。西汉初年,统治者以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治天下,黄老之学大兴。本来,黄老之学与神仙家言是很不相同的,一个是思想流派,一个是迷信方术,但汉代的神仙家受儒家神化孔子的影响,便把神仙方术与黄老之学结合起来,始则推崇黄帝,继则尊奉老子,最后以老子为教祖,与儒、佛并立,形成黄老道。此黄老道即道教的前身。后来的道教就常常以老子五千文为圣典,以老子学说为根据,来阐发道教的教义和思想。
  道教之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宗教,当在东汉的张陵创立了“五斗米道”之后。东汉顺帝时(126―144),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依据《太平经》(道教早期经典之一。即相传为东汉于吉所著之《太平清领书》),造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并依据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创立道派。因人道者均须交纳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据《华阳国志》记载:“陵死,子衡传其业。衡死,子鲁传其业”。& 此即是史传所称之“三张”。“三张”所传之“五斗米道”,主要是教人悔过奉道,以符水咒语治病。此派教徒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
  东汉时期道教还有另外一个教派叫“太平道”。此派由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创立于汉灵帝熹平(172―178)年间。史载张角信仰黄老道,自称“大贤良师”,在用“符水馑狄责鄄 蓖保橹掏藕汀盎平砭保菟怠笆嗄昙洌谕绞颍峥す郧唷⑿臁⒂摹⒓健⒕!⒀铩①稹⒃グ酥葜宋薏槐嫌Α薄& 太平道的基本思想以黄老道和《太平经》的学说为中心,主要信仰咒术和内省治病。其盛衰与“黄巾军”紧密相关,曾随“黄巾军”的发展而得到广泛传播,后亦因“黄巾军”的失败而遭到致命打击,转为民间的秘密流传。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东晋时的葛洪从神仙方术的角度发展了道教,创立了道教的丹鼎一系。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抱朴子》。《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去祸,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是儒、道并举之书。在神仙方药思想方面,葛洪崇尚金丹轻举,讲究药物养生,认为通过修炼吞丹而得“道”后,人的躯体可不死而登仙。
  与葛洪同时,天师道在江东盛行,并逐渐向义理方面发展,先后形成上清、灵宝、三皇三支经法。此三支经法到南朝刘宋时由陆修静汇归一流,后陶弘景加以发挥,形成道教经篆系。史称“南天师道”。
  南北朝时,道教的最大发展是北魏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北天师道”。寇谦之原系北魏嵩岳道士,自称太上老君授以天师之位,命其改革、整顿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而改为“专以礼拜求度为首,而加之服食闭炼”。寇谦之对道教的这一改革,使道教由原来的民间的宗教,一变而为官方宗教;加之他确实革除了道教的某些弊端,并制定了许多新的科仪,因此“自是道业大行”。
  唐宋之后,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等道派逐渐合流,形成以讲究符篆为主的“正一道”。从思想方面说,“正一道”主要祟尚鬼神,以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为旨趣。
  与“正一道”不同,唐宋之后道教的另一大派系”全真道”则排斥符篆、咒术、倡儒、释、道三教合一,注重“识心见性”的内修真功。“全真道”是唐宋之后最主要的一大道教派系,其思想受到佛教和儒学的深刻影响。
  中国道教虽然源远流长,派别繁多,但作为道教,又有其共同的信仰特征。
  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道”。此“道”系由被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五千文》而来,不过他们着重从宗教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老子所讲的“道”,把它说成是宇宙万物的本原――“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同时,“道”又常常被描写成“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即神灵。道教崇奉的最高神――“三清尊神”也是“道”的人格化。根据《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道教把它衍变为“洪元、混元、太初”三个不同的世纪,三个世纪又进一步衍化为“三清尊神”。“元始天尊”手拿圆珠,象征“洪元”,“灵宝天尊”抱坎离匡廓图,象征“混元”,“道德天尊”持扇,象征“太初”。这样,道教又从信仰“道”进一步演化为尊崇“三清尊神”。
  道教的最终目标是“得道成仙”。所谓“得道”,道教解释为“德言得者,谓得于道果”。山亦即道之在我之谓“德”,“德”者得道。这显然是从《道德经》而来。道教认为,通过修道,可以使人返本还原、与道合一。与道合一,则可以成为神仙。道教所说之神仙,不但指灵魂常在,而且指肉体永生。因此,长生久视、全性保真就成为道教的一个基本教义。
  如何修道才能得道果、成神仙呢?道教的不同派别有不同的修养方法。从大的方面说,丹鼎派,全真道认为通过内修,炼养便可以长生久视;符篆派、正一道则相信符篆咒语、科仪斋醮可以禳灾求福。至于具体的修养方法,道教有一系列的道功、道术。道功指修性养神的内养功夫,如清静、寡欲、息虚、坐忘、守一、抱朴、养性、存思等;道术指修命固本的具体方术,如吐纳、导引、服气、胎息、辟谷、神丹、药饵服食、符篆斋醮等等。
  从宗教思想说,道教是一个多神教。在道教中,有许许多多的神,她们分别住在不同的天界。如被奉为最高人格神――三清尊神,就住在仅次于大罗天的“三清境”。此外还有四梵三界三十二天,各界都有天神主宰其间,且有无数辅助之神。天神之外,还有地只,如城隍、土地、灶君、门神等等。天神、地只之外,还有人鬼以及祖先之神,数量之多,不胜枚举。
  诸神之外,还有众仙。“仙”与“神”有所不同。“神”多属执政管事的,如人间之帝王将相、臣僚百官,“仙”则多属闲散之人,如人间之名土隐者。“仙”又有天仙、地仙、散仙之分。天仙居天界,地仙住人间,散仙则飘忽不定。为数众多的神仙,使道教的彼岸世界显得多彩多姿、热闹非凡。
  从道教的思想内容、历史发展和信仰体系看,道教没有多少虚玄高深的理论,而更多的则是中国传统中的东西,正因为如此,道教更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伟大思想家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山“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实际上,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佛教与道教的相互关系,其实就是在探讨外来宗教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
  二& 佛道之争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当它刚传人中国时,极力攀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别是作为道教前身的“神仙道”和“黄老道”。因之,东汉年间,佛教被看成是神仙道术的一种,社会上也常常黄老、浮屠并称兼祀。在教义方面,佛教也仿效“神仙道”、“黄老道”,因此,佛被看成是能飞行变化之神仙至人;清静无为也成为佛教的一个基本思想。在传教方面,佛教也采用与中国古代幻术相类似的方法,如用“断舌复续”、“钵中生莲”、“口内吞针”等魔术宣传佛法,扩大影响。但是,佛教的根基在印度,它的许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神仙道”、“黄老道”)是有很大差别,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初传佛教的许多思想和做法,慢慢地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与反对:一是佛教内部,二是中国传统文化。
  在佛教内部,随着佛经翻译的日渐增多,教徒们有机会较全面地了解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这就使某些较忠实地理解了印度佛教基本思想的义僧对当时流传的佛教产生了怀疑,认为它的许多教义违背了印度佛教的本意,如把佛、罗汉列入神仙者流,视“神不灭”为佛法的根本义等,进而以正统的佛教批判汉地的佛教。
  另一方面,初传的佛教也遭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和排斥。其中,尤以儒、道二教对它的攻击为甚。如果说,前面一种批判(即来自佛教内部的批判)旨在用正统的印度佛教取代当时已经“失真”了的佛教,那么,后一种批判(即来自传统文化的批判)则欲置佛教于死地,把它赶出中国,退回天竺。
  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儒、道两家常站在同一战线,共同批判、反对佛教。但佛教对儒、道两家的态度却经常有所区别。对于儒家、儒学,由于它是古代中国的王道政治、宗法伦理的根基所系,在中国士大夫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佛教对它多采取靠拢、迎合、调和的态度。对于道教,佛教则多采取以牙还牙、奋起反击的做法。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之争显得更为尖锐、激烈。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道教不像儒家、儒学具有强大的政治、思想背景,对它的反击或攻击不会直接危及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外,还因为佛、道之间在许多基本观点上是直接对立的。例如,“佛法以有形为空幻,故忘身以济众;道法以吾我为真实,故服食以养生。”& “释氏即物为空,空物为一;老氏有无两行,空有为异。”& “仙化以变形为上,泥洹以陶神为先。”& 老“自然之化”,佛“因缘而生”& ;释称“涅盘”,道言“仙化”;释云“无生”,道言“不死”,等等。当然,如果从佛道关系的整个历史看,思想、教义的歧异并不是佛道之争的主要原因,倒是诸如夷夏之辨,孰先孰后,谁更有利于中国的王道政治,谁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伦理等问题,常常成为二者争论的焦点。
  早在汉魏时期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辑录了当时包括道教徒在内的中土人士对佛教违背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的指责,认为,以中国的孝道而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沙门”剃头去须,“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之道也”。& 再者,“福莫过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根本所在,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乃中国之古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华夏之格言,佛教的剃头出家、弃妻子、捐财货正好为道教的排佛提供口实,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道士常常与儒者结盟,指责佛教“脱略父母”,使得“父子之亲隔”。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攻击佛教,“捐六亲”,使得夫妇之和旷”,“舍礼义”,使得“友朋之信绝”,“蔑帝王”,使得“君臣之义乖”。(1)总之,佛教违背了古代中国的一切纲常伦理,因此是一股“人国而破国,人家而破家,人身而破身”& 的洪水猛兽。唐朝清虚观道士李仲卿曾著《十异九迷论》,在对佛、道之伦理观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的有关思想。李仲卿说:“老君之教,以复孝慈为德本;释迦之法,以舍亲戚为行先。”& “老君作范,唯孝唯忠”;“释教弃义弃亲,不仁不孝”。“夫礼义成德之妙训,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见臣民失礼,其国可存;子孙不孝,而家可立。今……箕父兄之上,自号桑门;傲慢君王之前,乃称释种。不仁不孝,已著于家;无礼无恭,复形于国。斯则门门出枭獍之子,人人养豺狼之儿,抚臆沦心,良可痛矣!”& “夫国以民为本,本固则邦宁。是以赐及育子之门,恩流孕妇之室。故子孙享祀,世载不亏,虽至孝毁躬,不令绝嗣,故得国家富强,天下昌盛。未闻人民凋尽,家国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涅盘。既阙长生之方,又无不死之术,斯一世之中,家国空矣。”& 李仲卿这一番话,可以说是对道教在伦理观上批判佛教的总结,亦即从忠、孝、仁、义这些华夏民族纲常伦理中最核心的东西人手,抨击佛教的“破身”、“破家”、“破国”――最后以王道政治为落点。
  “浮屠害政”、“桑门蠹俗”,这是道教和儒家一起反对佛教的另一个重要根据。他们常常从历史的和现实的两个方面,力陈佛教对于王道政治的危害。或曰:“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或曰:“三皇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 “天皇地皇之世,无佛而祚延,后赵后魏以来,有僧而运促”,& 指出沙门“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是“五横”之一,认为“损化在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
  从佛教危害王道政治这一点上去反佛,堪称绝招。因为在古代中国,王权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如果道教和儒家能够拿出较充分的证据说明佛教对王道政治确实是一个威胁,那么佛教徒们即便有再大的神通,也难逃被诛除的命运。“三武灭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道教与佛教冲突,斗争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是“夷夏之辨”。早在《车子理惑沦》中,就有关于这一斗争的记述。当时的排佛者以孔子之“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和孟子之“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为根据,认为学佛无异于舍华夏、学夷狄,“不已惑乎”。自汉魏之后,儒、道两家都把“夷夏之辨”作为诋排佛教的一面大旗,在这面旗帜下,频频向佛教发起进攻。南朝宋道士顾欢作《夷夏论》,一面唱佛、道一致之论,一面以“夷夏有别”反对佛教,认为“舍华效夷,义将安取”?& 此后,更有许多道教徒和儒者一起,指出佛生西域,教在戎方,化非华俗,故应尽退天竺,或放归桑梓。他们认为,华戌两个民族禀性不同,华人“禀气清和,合仁抱义,故孔明性习之教;外域之徒,禀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戒之科。”。《三破论》作者更视佛教为“三破”之法,认为它“不施中国,本正西域”,因为“胡人刚强无礼,不异禽兽”,故兴此教,“欲断其恶种。””降至李唐,儒者反佛尤烈,道人紧随其后,“夷夏之辨”仍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武器。道土们自持道教礼仪“出兹东夏”,“盖华夏之古制”,抨击佛教“左衽偏袒”,“非预人伦,实夷狄之风”,故应退回天竺。
  总之,道教之反佛,多与儒家结成同盟,并从纲常伦理、王道政治、夷夏之辩等立论,而这三方面正是中华民族之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习惯之特点所在,因此,常常把佛教推至相当艰难的境地,特别有几次,道教借帝王之手,几乎把佛教推至绝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
  “三武灭佛”,均与道教有关。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毁佛。魏太武帝是一个崇信道教的皇帝,曾经自号为“太平真君”。其宰相崔浩与道上寇谦之关系至深,交从甚密,并把他推荐给太武帝,颇得太武帝信任。之后,崔、寇常在太武帝前对佛教“数加非毁”,并劝帝灭佛。当时北方地区的民族矛盾比较尖锐,所谓“夷夏之辨”比较突出,后赵时就曾有著作郎王度上奏石虎说:“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朝士多同意王度所说,无奈石虎A佛颇甚,加之他本身就是“戎人”,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但是,在古代中国,华夏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之正统,这种思想不仅在士大夫中根深蒂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民族心理,像石虎这样的统治者是很难得到士大夫和汉族民众的支持的,因此,其政权是很难稳固和长久的。魏太武帝是一个有为之君,他深深地懂得这一点,加之,自得寇谦之后,太武帝崇信道教,这一切为太武帝灭佛提供丁思想的和政治的基础。正好当时西北地区发生了由盖吴领导的农民起义,帝乃亲征西伐,在长安一僧寺中发现大批武器和妇女,崔浩当时随帝西伐,“因进其说”,帝乃大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遂“命有司诛一寺”,其后,又“诏诛长安沙门”,且下诏全国:“彼沙门者,假西戌虚涎,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者”,“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从这一诏示看,魏太武帝灭佛的主要目的是:灭胡神,复羲(伏羲)农(神农)之治,一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这几乎涵盖了以上我们所指出道教对佛教的三个方面,即纲常伦理、王道政治和夷夏之辨。可见,道之反佛,是煞费苦心,击中要害的。
  第二次灭佛即北周武帝灭佛,也与佛道之争有关。北周武帝在位时,道士卫元嵩与张宾屡排佛教,“帝纳其言,信道轻佛”。又因北周武帝是依靠关西汉族立国的,故又崇信儒术。这便形成儒、道连同王权一起反对佛教的形势。但此时之反佛,多取和缓形式:帝召百官、儒生、道士、和尚数百人举行大会,讨论儒、佛、道三教优劣先后问题。初欲定“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意见不统一,且遭到佛教徒的强烈反对,故未成定论。后三教又辩论多次,且著书互相对骂(如佛徒甄鸾的《笑道论》和道士所著的《道笑论》则然),虽然北周武帝偏袒道教,欲废佛教,但因佛教的极力抗争及道教的不太争气,未能驳倒佛教,结果北周武帝只好连同道教一并废除。这次佛道之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二者都成了王道政治的牺牲品。
  第三次灭佛也与道教排佛有一定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唐武宗即位前就颇好道术,即位之后,更崇信道教,并以道士赵归真为师,并召罗浮山道士邓元起进京。之后,赵归真、邓元起及衡山道士刘元靖经常“排毁释氏”,屡请武宗灭除道教以外的宗教。加上当朝宰相李德裕也赞同此说,终于酿成会昌五年(845年)的灭佛事件,史称“会昌法难”。这次“法难”,对佛教打击极大,从此之后,佛教便进入了衰落时期。
  在同佛教的斗争中,道教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佛教,或把佛教赶出中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即使是几次借帝王之手的“灭佛”,也往往是暂时的胜利,过了不久,佛教不但死灰复燃,而且发展更快。因此,道教在反佛过程中,除了力求消灭它外,还常常与佛教争正统,争先后。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在东汉时已有“老子人夷狄为浮屠”一说。后来的道士便加油添醋,造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行到印度,在那里创立了佛教,并收释迦牟尼为徒。此经旨在表明老子早于佛陀、道教比佛教高出一头,但却引来了几百年的争论,直到唐高宗时还要采取御前会议来解决。佛教在这个问题上则采取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态度,造出《清净行法经》,谓“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把道教教主说成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意渭道教当在佛教之后。佛道孰先孰后之争,实际上是在争势力,争社会地位,而一旦它们被皇帝钦定了位次之后,则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常常使出浑身解数,十八般武艺同时并上,或无中生有,造谣诽谤;或歪曲事实,肆意夸大;有骂和尚为“秃驴”的,有笑道士为“狂鬼”的;有斥佛教为“丧门”的,有指道教为“鬼道”的;道教攻击佛教是“胡法乱华”,佛教则斥责道教是“左道惑众”;更有甚者,有时双方如村夫泼妇,互相对骂,《笑道论》与《道笑论》则是一例;有时双方代表赤膊上阵,直接斗法,如汉明帝年间的设坛布阵,互烧经书,等等。当然,如果佛教只满足于这种对骂、斗法,他就很难在中国站稳脚跟。佛教想在中国求得生存和发展,至少必须对道教和儒家所提出的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有个较圆满的解释和回答,否则就很难避免被摒弃的命运。佛教对道教的斗争,首先表现为这种自卫性的辩白和辩白性的自卫,其后在自卫中伺机反击。
  对于道教和儒家关于佛教有乖中国纲常伦理的指责,佛教以老劣先后问题。初欲定“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意见不统一,且遭到佛教徒的强烈反对,故未成定论。后三教又辩论多次,且著书互相对骂(如佛徒甄鸾的《笑道论》和道士所著的《道笑论》则然),虽然北周武帝偏袒道教,欲废佛教,但因佛教的极力抗争及道教的不太争气,未能驳倒佛教,结果北周武帝只好连同道教一并废除。这次佛道之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二者都成了王道政治的牺牲品。
  第三次灭佛也与道教排佛有一定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唐武宗即位前就颇好道术,即位之后,更崇信道教,并以道士赵归真为师,并召罗浮山道士邓元起进京。之后,赵归真、邓元起及衡山道士刘元靖经常“排毁释氏”,屡请武宗灭除道教以外的宗教。加上当朝宰相李德裕也赞同此说,终于酿成会昌五年(845年)的灭佛事件,史称“会昌法难”。这次“法难”,对佛教打击极大,从此之后,佛教便进入了衰落时期。
  在同佛教的斗争中,道教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佛教,或把佛教赶出中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即使是几次借帝王之手的“灭佛”,也往往是暂时的胜利,过了不久,佛教不但死灰复燃,而且发展更快。因此,道教在反佛过程中,除了力求消灭它外,还常常与佛教争正统,争先后。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在东汉时已有“老子人夷狄为浮屠”一说。后来的道士便加油添醋,造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西行到印度,在那里创立了佛教,并收释迦牟尼为徒。此经旨在表明老子早于佛陀、道教比佛教高出一头,但却引来了几百年的争论,直到唐高宗时还要采取御前会议来解决。佛教在这个问题上则采取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态度,造出《清净行法经》,谓“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把道教教主说成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意渭道教当在佛教之后。佛道孰先孰后之争,实际上是在争势力,争社会地位,而一旦它们被皇帝钦定了位次之后,则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常常使出浑身解数,十八般武艺同时并上,或无中生有,造谣诽谤;或歪曲事实,肆意夸大;有骂和尚为“秃驴”的,有笑道士为“狂鬼”的;有斥佛教为“丧门”的,有指道教为“鬼道”的;道教攻击佛教是“胡法乱华”,佛教则斥责道教是“左道惑众”;更有甚者,有时双方如村夫泼妇,互相对骂,《笑道论》与《道笑论》则是一例;有时双方代表赤膊上阵,直接斗法,如汉明帝年间的设坛布阵,互烧经书,等等。当然,如果佛教只满足于这种对骂、斗法,他就很难在中国站稳脚跟。佛教想在中国求得生存和发展,至少必须对道教和儒家所提出的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有个较圆满的解释和回答,否则就很难避免被摒弃的命运。佛教对道教的斗争,首先表现为这种自卫性的辩白和辩白性的自卫,其后在自卫中伺机反击。
  对于道教和儒家关于佛教有乖中国纲常伦理的指责,佛教以老庄学说、儒家圣事分而辨之。如曰:“苟有大德,不拘于小”,& “妻子财物,世之余也;清躬无为,道之妙也。”这有如《老子》所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又如“许由栖巢木,夷齐饿首阳,孔圣称其贤”。同时,佛教更经常用自己的理论,如出家在家之说,方内方外之淡去进行辩解。曰:在家处俗,“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 因此,佛教“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也就是说,在家奉法,乃是顺化之俗民,故应有父子之亲,君臣之礼;出家乃方外之宾,其旨在体极求宗,而求宗则不应存身顺化,故应遁世变俗,去世俗之恩爱礼义。他们还常常以释典也有奉亲尊师敬君之教,说明在家处俗,自应事亲奉主,尽孝致敬。并说:“孔以致孝为首,则仁被四海,释以大慈为务,则化周五道。”⑦认为释教的大慈与中国传统的仁孝思想是殊途同归。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出家修道有成,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奥极,在宥生民”,说明佛教”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把在家出家、方内方外、佛教学说与传统文化机智地统一起来。
  对于道、儒关于佛教“有损国治”的指责,佛徒多以释教去杀劝善等教义,将使民淳政和,有以佐教化,可以利国治来说明。对于“有僧政虐”的责难,他们多引用历史典故以驳斥,如指出“周斩傅首,岂见佛经;秦坑儒士,非关释仕;礼崩乐坏,未睹浮屠,战国无主,何关僧伪”。说明政虐非释法之罪,祚短非僧尼之过,相反,佛教的教义对于维护王道政治极有助益:所谓“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也就是说,如果佛教遍布全国,则皇帝可坐享太平了。
  在“夷夏之辨”问题上,佛教徒多以中国古代之圣贤、不乏出自外族之人,予以回答。如指出:“禹生西羌,舜生东夷,孰云地贱而弃其圣?丘欲居夷,聃适西戎,道之所在,宁选于地?”山“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殚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舍于异方。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性,不计于遐迩。”& 就地域而言,佛教徒还以中国历史上的“伊洛不夏”、“吴楚翻成华邑”为例,说明夷之与夏,并非一成不变的,指出:“四海之内,方三千里,中夏所据,亦已不旷,伊洛不夏,而鞠为戎墟;吴楚本夷,而翻成华邑。道有运流而地无恒化。”& 佛教徒的这些反驳,显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地理论法之高下,以种族论人之优劣的偏见,对于扫清佛教在中土的流行传布道路上的障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回答、驳斥道教、儒家对佛教种种责难同时,佛教从来没有放松对道教的攻击。他们认为,“孔老设教,法天以制,不敢违天、诸佛说教,诸天奉行,不敢违佛”& 孔老之与佛教,有如萤烛之与日月,丘垤之与泰岳,“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 因为,在佛教看来,《老子》充其量也只是“导俗良书,非出世之妙经”,“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 而佛则“关无穷之业”,乃出世之妙典;“陶方寸之虑”,“探性灵之真奥”& 因此,“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以佛教为究竟。
  对于《老子五千文》及《庄子》一书,佛教徒尚能手下留情,至于“三张”之符篆咒语、葛洪之仙丹道术,佛教徒则直接斥之为“鬼道”、“伪法”,认为后来的道教是对《老》、《庄》的歪曲和篡改,尽量把道教与道家区分开来,指出“仙教非道”,“服法非老”。如僧慧通就说:“老子著述,文指五千。其余淆杀,并淫谬之说也”,“老氏著文五千,而穿凿者众,或述妖妄以回人心,或传淫虐以振物性。”谢镇之在《重与顾道士书》中也认为:“其中可长,唯在五千之道,全无为用。”& 道安著《二教论》,详沦佛道二教之差别,并指出:“今之道士,始自张陵,乃是鬼道,非关老子。”& 佛教徒把老、庄与道教区分开来,这在认识史上是有意义的。当然他们的着眼点不在认识问题,而是企图借此给道教予更沉重的打击。例如,许多佛教徒不但强调二者的区别,而且往往借老、庄学说以反对道教。例如,南朝齐代的明僧绍就用老庄的有关学说反对道教的长生说,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经;敷玄之妙,备乎庄牛七章。而得一尽灵,无闻形变之奇;彭殇均齐,未睹无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务变常,安时处顺,夫何取长生?”。& 可见,佛教在反对道教方面也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
  纵观佛道斗争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佛教在传人中土之后.曾遭到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的传统思想、王道政治、民族心理习惯等多方面的顽强抵抗和强烈排斥。为了确保自己能在异国的土壤中扎下根来,佛教徒们不得不力求更多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便于自卫和反击。如他们为了说明佛教不违背中国古代的纲常伦理,首先就必须了解这些纲常伦理;为了说明佛教无碍于而且有益于中国的王道政治,首先就得熟悉王道政治,为了指出老庄与道教的区别并以老庄学说反道教,首先自己得精通老庄学说。这样一来,佛道之间,又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情形:一方面,道士们为了有效地抵制和排斥佛教,确保自己在斗争中取胜,就努力学习佛法;另一方面,佛教为了对付道教的攻击,使自己站稳脚跟,就用心钻研道书。在斗争方法上,双方又经常采取既把对方视为异端邪说,贬得毫无足取,又自觉不自觉地、私下或公开地从对方学说中吸取某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来丰富、充实和完善自己,力求使自己成为一个既包含对方、又超出对方的庞大的宗教学说和思想体系。这样,佛道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局面,并且由总体上的相互排斥、斗争,逐渐过渡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三& 佛道交融
  佛教之吸收道教思想,是从它传人中土的第一步就开始了。虽然当时道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宗教还未建立,但作为道教前身的“神仙道”与“黄老道”,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佛教吸收这两家思想之多,以致使人把它理解成“道”之一种,称之为“佛道”。& 当时佛教之学“道”,几近于鹦鹉学舌。神仙家讲“存神养性,意在凌云”,山佛教则讲“飞行变化”、“能隐能彰”神仙家讲“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佛教则讲“旷劫寿命,住动天地”;& “黄老道”讲恬淡寡欲、清静无为,佛教也讲寡欲、无为,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黄老道”讲“抱朴”“守一”,佛教也讲“守一得度”,等等。至魏晋,名僧更学作为道家经典之《老》、《庄》。史传称竺道潜“或解方等,或解老庄”,慧观“注《法华经》,探究老庄”,支道林“雅尚老庄”,慧远“尤善老庄”,等等,说明学《老》解《庄》在当时佛教界已成风尚。这种大量学习《老》、《庄》的结果,必然对佛教的思想、教义产生影响。朱熹就曾说:佛教学说虽“层见叠出、宏远微妙,然推其所自,实本《老子》高虚玄妙之旨”。
  不但前期佛教受老庄学说的影响,后期禅宗的思想受老庄学说影响尤为明显,如所谓“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等“无情有性”思想与庄子的“物我齐一”思想如出一辙;其“万类之中,个个是佛”的思想与庄子的“道无所不在”学说也相通;至于在佛性论上注重“反本归原”、“寻找主人翁”、“发现自我之本来面目”,与老庄之“返归自然”、“与道合一”等思想亦相类似;修行方法上的“饥食困眠”、“随缘任运”更明显地受到老庄“自然无为”等思想的影响。
  更有甚者,有些佛教徒则直接仿效道教徒之炼丹吃药,以求长生,天台宗三祖慧思就曾立誓“人山修习苦行”,“学五通仙,求无上道”,“愿先成就五通神仙,然后乃学第六神通,受持释迦牟尼十二部经及十方佛。”“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足神丹药修此愿,借外丹力修内丹。”山这简直把神仙丹药视为人佛之路径和铺垫。唐代名僧湛然在《止观辅行传弘诀》中也引人道教服丹成仙的思想,大谈“金丹”、“大仙”。& 大盛于唐朝肃、代、德三代之佛教密宗,更吸收了大量道教的东西,如咒语、手印、修炼术等。其“即身成佛”思想亦与道教“即身成仙”相类似。道教之“三丹田”说,也为密宗所采用,以表“生身如来”、“菩萨居所”和“果德佛身”。密宗的经典中还出现了诸如“青龙”、“白虎”、“泰山府君”、“司命”、“司禄”等道教诸神,这一切无疑都是援道人佛的表现。
  当然,佛教之援道入佛,往往把它作为人佛之舟楫,权便之设施,不可能让它凌驾于自己之上,这一点,在唐代大唱三教合一的著名僧人宗密那里表现得最充分。宗密在《原人论》中一方面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另一方面又说:“虽皆圣意,而有实有权。二教唯权,佛兼权实。”因为,就“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说,“则三教皆可遵行”。但若要“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宗密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唐宋之后的佛教徒对于儒、道二教的一种基本态度,因为这时期的儒、释、道三教已出现一种合流的倾向,佛教想完全吃掉对方实无可能,因此,就采用既承认对方,吸收对方某些于已有用的思想同时,又贬对方为权便,视自家为究竟的做法。当然,这只是佛教徒的愿望而已,儒、道二教是不会自认低劣、甘拜卜方的,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来自道教方面的反映。
  道教对于佛教,长期来一直坚持一种较强硬的反对态度,但;是,当斗争的现实证明要完全消灭或排斥佛教是不太可能的时候,或者当道士们看到佛教的经典和教义并非毫不足取之后,他们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暗地里或公开地吸收或剽窃佛教的经书或教义。例如,道教之《黄庭》、《元阳》、《灵宝》、《上清》等经,就在相当程度上是仿照或采撮佛教之《法华》及《无量寿佛》等经。对于这种现象,南朝宋代之谢镇之曾说:“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至如《灵宝》、《妙真》采撮《法华》制用尤拙。”& 唐代之释法琳也曾指出:“自名道士而实是学佛家僧法耶。学又不专,盖是图龙画虎之俦耳,何不去鹿巾,释黄褐,剃须发、染袈裟,而归依世尊耶。”又如南朝道士陶弘景之《真诰》一书,也有不少思想是采自佛教的《四十二章经》。对此,宋朝的朱熹曾指出:“道书中《真诰》末后有《道授篇》,却是窃佛家《四十二章经》为之。”& 不但如此,道教中不少思想教义,乃至名词术语,也多有仿效佛教的,诸如轮回报应、地狱托生、毗卢遮那、药王、血湖、地狱、诸天等等。朱熹曾嘲笑佛道二教这种互相仿效的情形,曰;道教“自家有个宝珠,被他窃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墙根壁角,窃得个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 “理致之见于经典者,释氏为优,道家强欲效之,则只见其敷浅无味;祈祷之具于科教者,道家为优,释氏强欲效之,则只见其荒诞不切矣。”& 朱熹前一个说法也许是出于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因此是偏向道教的;后一个说法是公允的。盖佛道二教,就义理而言,佛教实远出于道教之上,就科教礼仪说,道教确超过佛教。也许正因这样,佛教才仿效道之科教礼仪,道教才吸收佛教之义理,故这种相互取长补短的做法,亦非全属“荒诞不切”。
  在吸收佛教的义理和修行方法方面,北宋之后的“全真道”走得最远。“全真道”一反传统道教的注重符篆斋醮、仙草丹药,而强调反省心性,闭炼内修,与唐之后的禅宗直探心源,强调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遥相符契。“全真道”从其创始人王重阳起就很少谈仙论月‘,其弟子马丹阳也排斥金丹、导引、辟谷、房中等术,吕洞宾也一再指出斋戒、休粮、导引、吐纳、采阴、服气等是“傍门小法”。他们认为:“大道无名无形,但无所不在,每个人心灵中都有,只看你寻觅不寻觅它。人只要‘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就可以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得其长久。”这种思想既同儒家之“穷理尽性”说,又类禅宗的“向心觅佛”的“本心”论。吕洞宾还有一个与佛教如出一辙的“三剑”说,在南宋吴曾所撰的《能改斋漫录》里,有一吕洞宾的“自传”,其中,吕洞宾说:“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甚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瞠,三断色欲,是吾之剑也。”& 这不但思想取自佛教,语言亦类佛。
  “全真道”南宗之张伯端,更倡道禅合流。在《悟真篇》的序文里,张伯端说:“因念世之学仙者十有八九,而达真要者,未闻一二。仆既遇真诠,安敢隐默?罄所得成律诗九九八十一篇,号曰《悟真篇》,……及乎篇集既成之后,又觉其中惟谈养命固形之术,而于本源真觉之性,有所未究,遂玩佛书及《传灯录》,至于祖师有击竹而悟者,乃形于歌颂诗曲杂言三十二首,今附于卷末,庶几达本明性之道,尽于此矣。”张伯端这段话对道教吸取、仿效佛教禅宗之“直探心源”的修行方法直言不讳,而且把佛教之“达本明性之道”看得比传统道教的:养命固形之术”更高。《悟真篇》还把学道分成三个境界:“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遣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 这里不但照搬佛教的许多名词术语,如“韧口觉性”、“究竟空寂”等,而且把神仙修炼作为归于佛之“空寂本源”之阶梯。真是谦恭、坦诚得可爱。当然,这主要是修养心性、返本归原的思想在当时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之时代潮流。
  佛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在历史上不仅表现为吸收义理,仿效科仪,而且还表现在――如有些佛教徒竟然炼丹修仙一样,有些道教徒也事佛敬僧!。在这一点上,表现最突出者,当推南朝道士陶弘景,据法琳之《辩正论》称:“子是南人,躬学茅山道土冲和子之法,冲和子与陶弘景隐居,常与敬重佛法为业,但逢众僧,莫不礼拜,岩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门徒,受学之士,朝夕忏悔,恒读佛经。”& 不但如此,陶弘景到了晚年,“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邓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临死时,又遗嘱“冠巾法服,……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道人道士(指佛徒)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这究竟是道土,抑是佛徒,实很难分清。
  不唯陶弘景如此,南北朝时已有不少名士道人都是佛道并重。如南齐名士张融就认为道与佛在根本思想上是一致的,并要人在他死后让他“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实际上,自南北朝之后,佛道之间已出现一种相互融合的趋势。当时之文人名士、道徒高僧,倡佛道一致乃至三教一致之论才甚众。东晋时的宗炳在《明佛沦》中就曾指出:“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 北周道安的《二教沦》也载有“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教迹虽异,理会则同”& 的话。南朝之张融、周颐都是倡三教一致的人物,两人曾讨论过三教相互关系问题,后周颐著《门论》,称释道本无二致,曰:“昔有鸿飞于天,……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耳,鸿常一鸿也。”李师政的《内德论》也有同样的思想。他说:“夫释老之为教,体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显无为之宗,……理非矛盾之异,人怀向背之殊。”& 也就是说,佛道本无二致,只是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才有种种差别产生。至隋唐,由于佛道二教之融合趋势愈发明显,所以尽管两教之间也存在着各种斗争,但气氛相对地比较缓和。从白居易所记之唐时三教争论的情况看,当时之争论有如一场讨论会。正如《新唐书?徐岱传》中所记述的:“始三家若矛栀然,卒同归于善。”唐德宗时的比部郎中郭雄在其所著的《忠孝寺碑铭》中也说:“儒、释、道三教均以忠孝为宗;& 与韩愈同时之名僧神清著《北山录》,也极力主张三教融合,曰:& “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浅以洎深,藉微而知著,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 唐代名僧宗密更是倡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他虽贬儒、道为“权”,但认为都是“惩恶劝善,同归于治”,故“三教皆可遵行”。& 至宋代,三教合一之势更猛。当然,对于如何合一各教各有打算。道教常常一面高喊“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的口号,一面加紧对儒、佛的攻击,企图夺回在唐时曾经高居于儒、佛之上的地位;佛教则在加快统一内部禅教合一步伐的同时,进一步通过权与实、方便与究竟等说法,试图把儒、道二教变成隶属于其“直显真源”之究竟教的权便说。当然,二者最后部没有敌得过儒家。儒家凭借着自己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王道政治与宗法制度方闻的优势,公开地或暗地里把释、道二教的有关思想内容渐渐地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与思维模式中,经过唐朝五代之酝酿孕育,至宋明时期终于基本上吞并掉释、道二教、建立起一个冶儒、释、道二教于一炉,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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