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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鹏程可称为广安数学教师之鼻祖，当时该校几乎无人能教数学，数学课常改为珠算课。岳鹏程教几何、三角时，在教学中特别注意基础和提高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第一学期结束成绩就名列全班榜首。1919年5月五四爱国革命风暴后，重庆川东学生联合会派人来到广安中学，对学校师生进行鼓动。很快学校也成立了爱国分会。邓小平积极参加，这时岳鹏程、彭健修、曾正源、王宣彝等老师也常参加他们的游行队列。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邓小平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提高，更加识破了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更加钦佩中国热血青年们的爱国壮举，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从而更加勤奋的学习。邓小平的同学周石广也回忆说，小平还是尤为偏爱文科，他关心国事，深得同学喜爱。当时学校已开设了修身、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课程，学制四年，小平对每门学科都十分认真，考试成绩都是优秀。在当时的广安中学，有一位盐亭县人的叫彭健修的教师，学识渊博精深，通贯古今，史地知识烂熟于心，尤其对罗马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特殊的研究，授课时娓娓道来，学生云集而至被传为佳话。小平特别喜欢听他讲历史课，经常向他借书阅读，向他提问解惑。就在1919年的夏天，邓小平离开了广安，去重庆进了旅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就读。而这事还与彭健修积极设法将邓小平等几位他教过的学生送去法国勤工俭学有关。要理清这段历史，得说辛亥革命四川保路运动的英雄龙鸣剑和吴玉章，他俩都是荣县人。龙鸣剑和彭健修是成都优级师范同学，龙鸣剑成都优级师范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为吴玉章主办《四川》杂志撰过《党祸论》。保路事起，他主张将四川保路同志会改为同志军，准备武装起义。成都血案发生的当晚，龙鸣剑等人裁制木板数百，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遍川西南，各地闻警，揭竿而起。吴玉章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第一个保路运动县级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后赴内江发动起义，处死了清廷大臣端方。1917年吴玉章亲自倡导和领导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在重庆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支撑学生们学习和留学的资金，来源于张澜掌管的四川铁路股份基金的利息。这些都给彭健修举荐他教过的一批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让他们踏上了新的革命旅程。也就在1919年夏天，岳鹏程应家乡多次热情敦请，回盐亭县担任劝学所视学。而到1922年彭健修才离开勤勤恳恳教书多年的广安中学的原因，还跟张澜相关。事情是有一批20多位岳池籍学生，是南充顺庆联中转学回到岳池中学的。这批学生在南充读书期间受了张澜和南充县中进步同学的影响，回到岳池中学搞起组织闹学潮，当时的校长处理不得当，开除了学生，激起了抗议，学生罢课、离校。驻岳池的军阀又借机霸占校舍，因此学校停办。学校要重新办起来，就不得不考虑受到影响的学生们对张澜的拥戴情绪，张澜和彭健修早有交情，又在南充中学教过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彭健修的同学、老乡袁焕仙，当时任军阀杨森的军法处处长，便于协调。彭健修听张澜的话，离开邓小平在校读书的广安中学到岳池中学。岳池中学又重新办起来了，1926年彭健修还就任了岳池中学校长。张澜是1912年创办南充中学时，彭健修受邀请前去支持的，并成了南充中学初创时的一名得力干将。在南充中学时，彭健修将比他年轻的乡人正在读师范的袁诗荛推荐给张澜。张澜后来得此人才后，曾向彭健修表示过感谢。袁诗荛后来在南充中学作过教务主任，曾经是罗瑞卿大将的中学老师。而广安人蒲殿俊在张澜之前办的广安中学，那里缺师资，张澜为广安中学兴办拨放有资金在那里，又需要监管，1914年就推荐彭健修去的广安中学任教。
八、本地性普世性“解剖麻雀”研究盐亭袁诗荛()，盐亭人。1921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在校时经王右木介绍192年参加“重庆组织”。后又经王右木介绍1923年参加“上海组织”。1928年成都“2·16”革命烈士。1925年袁诗荛任盐亭县教育局局长的起因是，岳池中学在彭健修的领导下重办和兴旺，激起彭健修对自己家乡教育现状的揪心：盐亭地瘠民贫，没有一所中学，势必导致桑梓文化更加落后，他开始酝酿回盐亭去创办一所中学。他把这种想法向他邀请来岳池中学教书的老同学蒙伯飏一讲，蒙即刻表示赞同和支持。他俩联盟把这种想法又告诉在南充中学教书的同乡袁诗荛、杜佩绅，也都不谋而合。张澜一听到这一提议，马上召集这四人在南充中学开起盐亭中学创办第一次预备会，共同策划和在盐亭活动，商定袁诗荛最年轻，精力最充沛；而杜佩绅以前在盐亭教过书，他的父亲杜润之是盐亭教育界有相当影响和威望的名人。由袁诗荛和杜佩绅回盐亭做创办盐亭中学先期准备。1925年袁诗荛回盐亭如愿当上县教育局局长，成立创建盐亭中学筹备会，杜佩绅任筹备会主任。在盐亭县城西北的营盘山下修建学舍。1926年夏，校舍基本建成，彭健修毅然决然辞去岳池中学校长，和蒙伯飏一道回到盐亭创办盐亭县立初级中学（盐亭中学），并亲自执教。1927年初，袁诗荛辞去盐亭县教育局长去外地工作，彭健修继任教育局长。1927年7月袁诗荛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身份是成都师范大学附中教导主任。日袁诗荛被国民党杀害于成都下莲池，彭健修亲自筹划参与其灵柩运回盐亭的工作，来成都请张澜买了棺材，灵柩运经三台，彭健修沿途组织悼念群众，声势浩大，以此抗议当局暴行。到盐亭后，彭健修作为盐亭县教育局局长兼盐亭中学校长决定，在盐亭中学校内为袁诗荛设立了灵堂，以供各界悼念。彭健修在1941年还拯救过的盐亭中学童军教官田多文，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党证因被杨栋成套去，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严刑拷打。彭健修出面，担保释放，并派学生代表张四维等护送到三台。后田多文在重庆歌乐山，还寄感谢信来盐中。再说创办盐亭县龙潭子私立文同中学，也是彭健修1941年在盐中执教并任教导主任时，想到盐亭中学的兴办虽然解决了很多人渴望读书的需求，但是规模有限，又因盐亭交通闭塞，龙潭地区远涉来县城读书有诸多不便，因此首先提出倡议的。在得到乡里乡亲的赞同和大力支持后，他就约好友任望南捐资20万法币，他自己也捐出钱财、街房、田产、地产，联系乡士名人任望南、何拔儒、胥竹成、张恕行、江宝珊等组成董事会，杜继美为校长，电请任望南为名誉校长、董事长，由他行董事会主席职主持工作才办成的。1952年彭健修作为政府各界会人民特邀代表，参加参观三台、蓬溪、射洪的土地改革时，不幸判处死缓。1953年释放归家逝世，后坟尸被抄，留下不尽哀思和伤痛。改革开放后盐亭县卫生局局长杨作清，是曾就读于盐亭县文同中学是彭健修的学生，也是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杨崇汇的叔父，解放初是彭健修引荐其到土改工作队参加的工作。他对彭健修的亲笔评价是：“彭先生一生执教，虽有参政议政的历史，但绝非蒋家鹰犬，他以其高尚人品、进步思想、渊博知识，影响和教育了他的学生，在川北享有盛名”。1920年“重庆组织”在盐亭人中发展袁思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17名成员，与彭健修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担任罗纶团部的书记的突出表现，以及盐亭人民当仁不让有关。在保路运动中，蒙公甫同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遭诱捕，彭健修想尽办法营救，并亲自出马带人到赵尔丰督署抗辩，请愿释放。因年轻气盛，陈辞最为慷慨激昂，赵尔丰下令喝阻，彭健修与兵丁发生抓扯，混乱中伤及左眼。后来被摘除按上假眼珠，从此彭健修落下残疾的瞎左眼；这也是他与张澜、罗纶等后来相互信赖和支持的根源。1901年(辛丑年) 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经太原逃往西安。9月7日俄、英、美、德、法、日、意、奥、西、比、荷等11国与清政府正式签订《辛丑和约》，通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进一步加深。例如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激烈争夺中国铁路的建筑和借款特权，采用“借款筑路”进行资本参入，抢夺了中国大量铁路干线的建筑权、经营权，控制了中国的交通运输命脉，保卫铁路主权，成了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头等大事。因此，在20世纪初，围绕川汉铁路的斗争，四川人民先是参与坚决反对，迫使清廷取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美国签订的拱手相让合同。于是出现了川人争取自筹资金、自筑自管，大家筹款认股踊跃的以有川汉铁路股票感到无上光荣的新潮。短期内，就筹集纹银1500万两，约占全部路款的四分之一，这都是川人的血汗钱。川汉铁路总公司在万般期待中成立了。宜昌分公司应运而生，并迅即开工了宜昌至夔府段，艰难修筑了一百多里路基。哪知清廷深恐大权旁落，无以自保，于日宣布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强派端方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并由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英、美、法、德四国签定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抵，还把用人权、筑路权、购料权等重大权益统统拱手让人。清廷这样卖国举动，深深刺痛了中国人民的心。加之对股票处理不公：两湖还本不还息，广东还本六成，唯有四川连股本都不还，严重伤害了四川人民。顿时激起成都各界震惊。“破约保路”就迫在眉睫，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人为国运、川人所急，冒死勇敢地站出来组织保路同志会，向清廷施压,为民请愿,为国求存亡。张澜也参与其中，被选为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特别会会长，与卖国者势不两立，发死誓：不达破约保路目的，死不罢休！罗纶为保路的必要，即刻成立日常工作团部，张罗许多积极、能干、忠诚、可靠的贴心人工作其中，直接运作这场运动，就这样彭健修出任了团部书记(秘书)。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总公司千多人开会，宣布“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选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与此同时各地分会相继成立，四川保路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兴起。发展到罢市、罢课、抗捐、抗粮，震怒了清廷。彭健修天天处在危险、繁忙的工作中，同时，和四川保路同志会得力干将盐亭老乡王济钦(，举人)、蒙公甫(，廪生)等商定在家乡成立了盐亭保路协会(分会)，公推王济钦为会长。蒙公甫同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遭诱捕，因蒙公甫系朝廷命官，独囚于成都监狱，其他囚于督署内来喜轩。彭健修在营救中虽被赵尔丰的兵丁打瞎左眼，但到日被捕人始行释放。改组军政府后，尹昌衡、罗纶任正副都督，赵尔丰被诛杀，彭健修奉命执笔笔伐数赵屠夫尔丰的罪状，并上报朝廷。四川各种爱国力量的聚集，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破约保路进而发展到武装起义。日，成渝俩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于成都，四川保路运动宣告胜利结束。彭健修早年参与的这次四川保路运动，遭受的艰辛，接受的思想，与并肩作战相交的人及看法，深深地影响着他后来的一生。1917年张澜作四川省省长，因公务繁忙，请彭健修到他指定的各县去帮他“考县长”，又要他去某县作县长相许挽留他。彭健修婉言谢绝。张澜就说他只会教书，彭健修道：我来南充个人不是打牌。可见他俩是多么的随便和亲密。1920年彭健修在张澜的介绍下参加过“重庆组织”，但1921年“重庆组织”自行解散后，他跟张澜一样没有再参加“上海组织”，而是先后跟随张澜，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脱党，加入民盟。并且他思量中国要崛起教育是根本，坚持教书育人、教育救国的理念，投身教书育人一干就是40余年。而彭健修能和张澜、罗纶等相交，共同发动参与四川保路运动，最早也还渊源于盐亭榉溪人何拔儒。彭健修优级师范一毕业就到阆中中学任教，何拔儒在成都高等学堂任教后，又先后任阆中中学校长、盐亭县视学(教育局局长)。何拔儒不仅教过彭健修，而且也相互切磋学问，自然志同道合。而另一位教过彭健修的老师是黄辉策，盐亭县龙凤乡双龙桥人。黄继绂上下“五代六贡生”世家：祖父黄高第，贡生；父亲黄上俊，贡生；本人黄继绂贡生；儿子黄明恕、孙子黄辉策，拔贡；孙子黄辉篆，附贡。彭健修后来将长女彭君良，许配给黄辉策之孙黄洁光。黄洁光（），抗日国民革命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早年毕业于国民革命军22军军事政治学校，先后指挥和参加了随第29集团军转战各地的战役。1940年前后，在湖北抗战时，第29集团军防地是新四军李先念率部保护。李先念部生活、战备物质严重困乏，黄洁光竭尽全力想法供给而不足，私下就请同乡任望南同胞妹妹任细雯的丈夫、127师长陈离（解放后任林业部副部长）暗中援助。陈离以武器弹药等支援了新四军李先念部，他俩并合盟保护、支持了李先念及其新四军所部，因而湖北大洪山李先念及其新四军，更没有遭受到像皖南事变其余新四军那样的血雨腥风。在那坚苦卓绝、并肩作战、共御外侮的抗战中，黄洁光和李先念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日本投降前夕，黄洁光等一大批川军军官被编余，黄洁光痛恨国民党、伪中央、蒋介石对川军的恶毒，在回归路上沿途写出大标语：“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同路的有些人就去了陕北投共，当时黄洁光只因1941年发妻彭君良在老家长期担忧丈夫死活而病逝，家中还遗留下黄口年少孤儿黄先海无人看照，亲朋戚友劝留，从此呆在地方，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从古至今盐亭人有唯读唯耕的传统，饱学之士数不胜数，仅黄辉策一家不仅连续上数五代人出了六个贡生，黄辉策的祖父黄继绂还教出的学生在朝廷任要职的就有赵金诚。现今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研究生导师、附中校长、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扬琴演奏家黄河教授，就是这个家族的嫡传后代。1942年彭健修绕道遂宁到成都寻求张澜的保护，张澜还安排彭健修与他的学生邓小平见面。因为邓小平正在成都三军联合办事处筹划抗日诸事，正遇上张澜70寿辰，邓要来给张澜祝寿。张澜让彭健修与邓小平接上了头，彭健修到邓小平住处相见，邓小平为深知彭先生一生不求名利，深情挽留先生在家住下来，后将彭健修安排去了彭县中学教他的书。彭健修多年来常爽快回忆起住在成都邓家，吃过的像盐亭家乡一样的一顿酸菜饭。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倡导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邀请了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荣毅仁、周叔弢等5位老人共餐，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一代猪鬃大王的古耕虞，是彭健修的知交好友。古耕虞的爱女就许配给彭健修一生的挚友任望南的儿子任治祯作的妻子。餐会后，古耕虞等当晚连夜起草了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书。再说任望南和彭健修的一些关系网，十分复杂：陈离（），是彭健修好友任望南的妹夫陈离，安岳县人。1915年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1937年任127师师长，率部出川抗日。1940年调回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1943年9月任四川防空副司令，1944年任成都市市长。1946年因拒绝执行省主席张群查封《华西晚报》命令被免职。1947年6月任泸州行政督察专员。1949年1月又被撤职回川，做川军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委员、人大代表、湖北省副省长、中央农林部副部长等职。任望南（），盐亭榉溪乡人，是盐亭存古学堂里何拔儒的学生，毕业于四川藏文专科学校，曾任川边义敦县知事，麦科县知事；山东省代省长；广东省财政厅委员；直隶省财政厅长，省长。曾受聘聚兴诚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总行协理，西宁实业公司贸易部经理；中央粮食部参事兼储运司司长；川康兴业公司业务部经理；甘肃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陕西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兼陕西省政府委员；江西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江西省民政厅长。1948年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直至成都解放移交全部财产，文卷后卸任。解放前夕王陵基军务缠身，交任望南代行省主席职。任望南暗中接济联系中共，保护文卷、财物，迎接解放军接管，起义投诚，粉碎了国民党要在成都和共军决一死战的准备。王陵基一得知任望南投共，即刻下了死命令：找到任望南，就地正法！任躲在成都一亲戚家里才幸免于难。1950年任望南因迎接解放，办清移交手续，一度受川西行政公署表扬。1951年任望南在成都被捕押回盐亭，1952年以“反革命罪”处决。1984年经绵阳市中级法院认定，任望南支持土匪暴动不实，宣告无罪。
其实，从彭健修1952年被判死缓，到任望南1952年的错杀，也可以揭秘解放初李井泉书记主政四川，对《重庆报告》提到的重庆组织”当时有近40个成员和之外的那60多个候补成员的追查，以及对由汪克明两次被捕告密，制造的年期间四川盐亭革命老区龙潭地下党、游击队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1935年被反动派屠杀于该县高灯塔泥坝和玉龙镇宗风寺的“盐亭就义”案的再处理：继续追捕1935年退党和叛党而活下来人员有联系。而从彭健修支持过的另外一个人黄绍澄，和任望南一样，也为四川、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做过贡献。黄绍澄（），是彭健修女婿黄洁光的四弟。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西昌中学、雅安中学国文教师，西康省宁垦屯委会首届秘书，德昌设治局首任局长（德昌县县长），国民革命军24军军部上校主任秘书。和24军军长刘文辉、刘元瑄交谊笃厚。其兄黄洁光的岳父彭健修和张澜、黄炎培友善。黄炎培（），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张澜引荐黄绍澄和黄炎培早年订交。两黄相互攀谈，寻根问祖，得知都是黄歇（春申君）之后，分外亲切。黄绍澄曾陪同时任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副团长的黄炎培，视察西昌。解放后出版的《黄炎培诗集》中，在黄炎培所著的《蜀南三种》散文集109页《谁来爱护宁垦青年？》一文中，对他与黄绍澄的交往还有记述。1949年12月任二十四军军部上校主任秘书的黄绍澄，在雅安随24军刘文辉部的刘元瑄起义，并亲笔草拟24军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宣布起义的《起义致敬电》电文。解放后，黄绍澄任雅安中学语文教研组长、会理师范学校语文教员，会理县人大代表。邓小平解放大西南，能得到黄绍澄和任望南这样的“赞助”，追根溯源，都与邓小平和彭健修早有那段师生情分不开的。这类联系，也都要归结到与盐亭县接壤的西充县莲池乡人张澜等承头，在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组织，在盐亭人中发展的袁思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17位先行者。而这种渊源联系，又可上溯看四川远古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从传说盘古-嫘祖“法天法地”和丝绸之路及丝绸经济带，到现实印证反映在盐亭各处山乡都大办存古学堂，以及像抵抗湖广填四川前张献忠类似的“内乱”乱杀，和四川保路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等很多不寻常的行动中。研究本地性普世性通史党史“解剖麻雀”分析盐亭这方的水土，能养育提供的这批中坚，在四川各县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还可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共绵阳市志》一书来说明。该书前面的《凡例》说，绵阳市党史涉及的地域范围是涪城、游仙、江油、安县、三台、梓潼、盐亭、平武、北川等9个区市县。人物入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间是从建国前1921年至1949年。收录的条件是，大革命时期为支部书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特支书记以上和少数影响大的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心特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为县（工）委书记以上。以这个条件研究绵阳市本土人，和外地及全国各省，在此期间作领导的人数比例，为方便说明问题，我们只取绵阳市中人口最多的三台（147万人）、江油(89万人)两个县市，与人口比它们少的盐亭县（62万人）作比较。其次，外省只取山西省作参照。《中共绵阳市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共收录45人，其中盐亭9人，三台3人，江油0人，山西省0人。可见盐亭是绵阳市本土，和外地及全国各省中人数最多的。我们对盐亭县党史无意识的考察，起始于1962年上盐亭县高中后。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该片也被认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影片，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反响强烈。我们是盐中高65级的学生，班长是杨崇汇，他带领我们在每晚下自习后，他都要教唱这首歌。在他的鼓动下，我们曾在假期收集年间梓江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准备写一本《梓江怒潮》的盐亭革命史。当时在梓江榉溪河玉龙地区乡间走访一些老人的过程中，申秋成和何增甲的名字如雷贯耳，被说成是当时地下共产党、游击队的实际领导人。如玉龙镇申家沟有一位叫申光显的老人，是申秋成在玉龙镇存古寺庙办的完小读书时的同学，说那时申秋成在班里宣讲革命是最活跃的人物。可以想象在1921年至1929年间，在盐亭存古学堂中，老师除了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盐亭传统的“龙盘虎踞”盆塞海里的海洋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的嫘祖盘古丝绸经济带外，还增添了师生都可以演说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主要是马克思学说中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外的侵略和批判对工农大众超量的剥削、压迫，宣扬《共产党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保路运动中的团结一切可团结的进步力量进行斗争的精神。即内容更多属于老式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联系不大，所以社会上反对的声音的并不大。为什么盐亭当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重庆组织”的盐亭人中已经有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党的专家，而且是留过学的，如何拔儒、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而且范蜀林的哥哥范仲纯在日本留学时，学的专业就是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专业中的专家。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对“重庆组织”的建立和解散都起到了关键的理论指导作用。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盐亭石牛庙乡人。其父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穷研经史，但只用来对中国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如西汉学者刘向的《说苑･指武》文论篇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类“抗争”，既有政治，也有民生的特征。“抗争”影响经济，助长社会对立。但道理一说就懂，一学就会，一会就用，一用就有自组织、他组织；本地性、普世性；而选择中有对抗，就需要法治。但法治是分法律和效法的，这两者的交叉，盐亭远古盘古-嫘祖传说有“法天法地”的效法，即法是天，是地。天，不怕变天。天变了，还是天的规律；地变了，还要地的勤劳。所以西汉学者刘向理解的“抗争”是：大凡动荡暴力兴起的时候，其实都是百姓不服以现状；如果文化与现状不改的话，那么暴力活动就会更加猖獗。范炳南认为，“抗争”会出现社会动荡，或暴力，是百姓不服现状。他在调研近代暴力的“抗争”与 “文化”的对立相互关联的湖广填四川的起因过程中，范炳南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为培育子孙后代需要去研究和解决这种现象，就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办了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范仲纯先受父亲范炳南的影响，东渡日本想再了解外国的“抗争文化”。之前范仲纯已经读到过日本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的中译文，以及幸德秋水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知道西方学者谓之的社会主义和赞扬马克思的知识。1906年范仲纯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1910年底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自家私塾和盐亭县里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这是范仲纯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经济学和阶级斗争理论引入“抗争文化”，推演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和起来”，结论得出马克思主义极具“改革开放”性和精准性。例如对“剩余价值”的精准分析，不但做工的人的贡献很大，而且其中也包含有科学技术换代升级知识的人作出的贡献，以及管理和投资的贡献。由此不同阶层出生的科学家和卖体力者，他们离开父母不再是啃老一族，而是靠自己的知识或体力打工挣钱糊口，也和工人阶层的“蜗居”一样时，无产阶级这部分范围自然是不分国界、种族、社会制度、权力、社区、利益、阶层，会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教育程度的高低多少而变化的，很难一成不变。在全球化不同文明相互作用的浪潮中，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社群与社群之间，可以导致传承的互融互补和排斥断裂，甚至愈演愈烈；总会有一些本地性和普世性的科学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获得普遍认同。由此看抗争文化无论成败，不分时间地点，每次抗争，都会让他们历经一次抗争的洗礼。政治化抗争的诉求，大于民生诉求发生的一切时，就改变着抗争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包容、诚信、仁义、和谐、谦卑、礼尚往来、中庸之道、以和为贵等智慧瑰宝的化解矛盾、化敌为友的抗争文化，为什么还要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才能让受苦的工农兵大多数人普遍接受，道理也在于此。
其次，范仲纯也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联系到“剩余价值”。工人阶级无疑是先进的代表，而且在城市中最有力量，但如果在工厂打工挣的钱不如其他地方多，工人和技术人员也会流动；工厂的产品竞争力不强，产品卖不出去，老板发不起工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会流动。所以马克思主义不用“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和起来”，而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和起来”，是准确的。但范仲纯并没有停留于此，抗争文化会具体到组织和行动，所以范仲纯注意到1848年2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虽然这部著作在日本日的《周刊•平民报》上首次被译成《共产党宣言》，但范仲纯还是去对照了英文本是“共产主义者宣言”的意思，“共产党宣言”一名是日语翻译。这是1847 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马克思、恩格斯取得一致认识，并研究了宣言的整个内容和结构，由马克思执笔写成《共产主义宣言》。范仲纯还了解《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对日至5月28日法国发生的“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巴黎公社的领导人许多是第一国际的成员。公社的92名成员（公社议会）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如医生和记者）。1870年，法国在同普鲁士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推翻了第二帝国的统治，但建立的共和国，对逼近巴黎的普鲁士军队在1871年2月签条约，同意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给德国；日凌晨，还调集军队准备解除巴黎人民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巴黎人民奋起反击，临时政府总理梯也尔狼狈逃出巴黎。巴黎市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明确的要求是巴黎应该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与其它法国小城镇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不法平民的担心而拒绝。但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什么有计划行动的产物，5月28日，公社失败。公社方面死亡者约为3万多人，被逮捕、监禁者约为5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的约7000人。1889年，法国政府对公社社员实行了大赦。马克思和后来的列宁都对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进行过总结，如1891年恩格斯写导言出版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1917年列宁写的的《国家与革命》。在1910年范仲纯还不能读到《国家与革命》一书，但从对马克思批评公社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而是“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不是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而是对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而是向银行请求借钱，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等的分析中，丰富了范仲纯联系抗争文化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范仲纯认为，马克思提出了抗争文化中的“法制和效法”疑难：巴黎公社之前，世界各国的进步社会抗争运动已经初步探索出一种平衡抗争文化的法治方案，巴黎公社是继承还是突破？相反，法国建立的共和国政府是继承还是突破？从马克思一贯的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态度看，马克思最终是从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出发的。例如看未来的几十年、几百年中，巴黎人民的抗争文化是向不要法治的没收银行的资产、不去组织民主选举等方向去发展，法国政府也是向不要法治的不向对公社社员实行了大赦等方向去发展，才使法国变得更加繁荣稳定的吗？所以范仲纯积极向吴玉章等同是四川留学日本的一些同学鼓吹，派中国留学生到法国边勤工俭学，边考察看看实际情况。回四川家乡后，近十年中范仲纯也不断向年青人鼓吹，也起到过一些效果，例如杨廷虞就是其中一员。
九、第一棵“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之苗杨廷虞（），盐亭林山乡人，1917年考入三台县城潼属联中时，就受到范仲纯赴法教育的鼓动。因为1917年范仲纯的留日同学吴玉章等人，在北京正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从1919年至1920年底，四川有来自98个县的500多名青年学生分批赴法。杨廷虞1919年夏末就离开故乡，没有能参加1920年成立的“重庆组织”。但杨廷虞也知道范仲纯有鼓吹组织共产党的想法。杨廷虞从盐亭至重庆乘船沿长江经上海出海，历时一月余，于1919年秋天到达法国首都巴黎，临时住在华侨协社。这时，先后由北京、天津、上海、成都、重庆赴法的川籍同学已达100余人，在巴黎市区做工的也有5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同学相约于1920年元旦，在华侨协社团拜聚餐，并商议筹办成立四川同乡会。当天到会有48人之多，由于杨廷虞从范仲纯那里学的东西多，而被推举杨廷虞等三人为同乡会制定会章，并负责定期召集开会等事宜。不久，杨廷虞便亲自到马赛迎接刚到法国的邓小平等同志。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入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勤工俭学生被遣散。杨廷虞与成都第一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罗南、陈文两人商议后，一同离开了法国，先后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与华侨团体取得联系，各自找到了工作。杨廷虞求得办《南洋商报》的职务。1921年9月至10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发动同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遭到当局的镇压，并以武力强迫押解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04人回国，其中有陈毅等川籍学生34人。轮船至新加坡，杨廷虞等对回国学友解囊相助，并向华侨募集资助，学友中有七位愿意留在南洋工作的，他们便立即代为筹谋安置。后来，杨廷虞等基本上都照原订方略，两年在南洋勤工，再去法国马赛中法大学俭学。杨廷虞在留学期间对欧洲的园艺技术、果树栽培很感兴趣，学到了很多技能。后因父亲病故，即于1925年初归国，回到川北盐亭故里。杨廷虞回家乡祭扫父亲的坟墓，住了短暂的时间，便到成都。那时在成都的盐亭同乡，尤其是青年学生，闻知杨廷虞回川来蓉，就在学道街川北会馆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杨廷虞慷慨陈词“拯救中华，打倒军阀”，获罪于军阀田颂尧驻盐亭部队的团长郝兰陔。因成都盐亭同乡欢迎会散发有《欢迎会特刊》，郝兰陔就按《特刊》上有名字者，一一查抄其家财。杨廷虞的哥哥杨德元被抄家后抓入县城监禁，苛以罚款，而后获释。此次事件弄得县民胆颤心惊，对军阀恨之入骨。不久，杨廷虞由留法同学何嘉谟（营山人，地下党员）介绍，到28军邓锡侯军部作事。邓部出钱支持杨廷虞创办了一份《成都快报》，社址在春熙路的锦华馆。《成都快报》是当时成都影响较大、发行较广的日报之一。在办报过程中，杨廷虞与成都社会各界有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与乡人袁诗荛、蒙文通以及著名报人刘师亮、张秀熟、高思伯等关系甚密。日成都发生杀害袁诗荛等革命人士的惨案，杨廷虞也派人把自己的红毡毯送去给殉难乡友袁诗荛烈士裹尸收殓。杨廷虞讲求实业。1928年他在成都华西坝“南台寺”买了20亩土地，建起了果园、苗圃，开办了养鱼、养蜂等园艺业。每于工作之暇，他就亲临园中劳作，并给从乡县请来的管园工人王季高、王朝堂及其在园中实习的弟弟杨廷绪、外侄陶文祖等讲解园艺知识和果树栽培技术。杨廷虞的果园除了栽种本地柑桔外，还引种外地乃至外国的果树，如苹果、雪梨、葡萄等等，单是葡萄一种就有不同色彩和形状的果实四种之多，名之曰“美国葡萄”。后来他把这种葡萄和优良的苹果品种引回盐亭灵山铺乡里栽种，逐渐发展到县境的玉龙、柏梓、城厢等地。杨廷虞学范仲纯培养乡邦青年，那时在蓉读书的王拔尘、李仲甫、邓鹰九、孙孟洁、谢趣生、敬克仪、王隶三等乡县青年学生，学习上、生活上都曾得到他的教益与扶持。有的经济实在难以维持，杨廷虞就量才谋业，采取勤工俭学的办法，让他们半工半读。如聘刘子芳任报社庶务，聘王竹三、王树凡等作编辑，还有的安排去做临时工，使他们有了工作和求学的机会。1950年杨廷虞在成都被捕后死亡。范仲纯鼓吹组织共产党的想法，还是他从日语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书名受到启示，认为中国应该成立“共产党”。范仲纯首先从教弟弟范蜀林认识“共产党”、“社会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和起来”的知识做起，让通过弟弟范蜀林的口说出他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后的语言表述，去教其他人。所以到后来范蜀林几乎成了范仲纯的代言人。这也为范仲纯离开家乡先后赴重庆、上海及川北等地从事新闻、译著、教育、文化工作后，家乡也有人宣传他的中国要成立“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的浅显道理。石牛庙乡是盐亭最北面的大山区，接近秦岭和岷山，中国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这处贫瘠偏僻的深丘区传播，人们还只是当着国外传回来的新闻。范仲纯也只类似一个本土的马林，因为他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同马林日在印尼创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的认识差不多。因为当时列宁主义和十月还没有公开传播，而马克思的活动和马克思的著作早在半个世纪前，在西方国家都是半公开的。范仲纯在盐亭主要是在课堂和富家子弟聚集的地方解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那是正值保路运动的前夜，范仲纯结合巴黎公社起义的一些生动材料，把它们说成类似抗争文化双方求衡追求的共同富裕、捍卫国家主权、更多照顾贫苦人家的法制社会和组织。在穷人多的地方，他还会结合一些具体的群众关心的热点事情，增加一些马克思主义是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道理来解说。所以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在盐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反对声音，反而把它们作为新闻传播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和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蒙公甫、胥竹成、袁焕仙、王济钦、张维川等盐亭的进步人士打成一片。他们都看出清政府从1858年同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到1901年与英、美、俄等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不但使中国类似沦陷，失去的大片土地和很多主权，也失去的是灵魂。考虑到中国国情的政治传统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与这些侵略中国的外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中国为这些侵略者的需要服务，不容忽视的是人民生产、生活将大幅下滑，甚至永远淡出主要工业国的队伍。所以巴黎公社的精神照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公开透明，才是中国可选择、能习惯的生活方式。1911年保路运动风潮迅速在全川掀起，盐亭的进步人士立刻被动员出来，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这次爱国群众运动的方向。盐亭籍的彭健修任罗纶保路工作团部的书记（秘书），1911年7月彭健修与蒙公甫、王济钦等人组建成立盐亭保路协会，推举王济钦任会长，荀少刚为副会长。王济钦在1911年任省咨询局议员期间，就与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交好，倾向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在盐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极力鼓动用抗争文化双方求衡的追求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捍卫国家主权、更多顾贫苦人家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在掌握这一方向的省保路同志总会盐亭分会的领导下，按照省总会追求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宗旨、规章行事。王济钦联络县商会及各乡士绅民众，在县城和各乡开展保路捍卫国家主权演讲，宣传公平、公开、公正的追求共同富裕自办铁路、捍卫国家主权、开创更多照顾贫苦人家的法制社会于国于民的巨大意义，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保路斗志，也能看清借债修路、丧权辱国的卖国性质。盐亭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保路运动的旗帜下，有数百人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蒙公甫（），也是盐亭石牛庙乡人，同范炳南和范仲纯、范蜀林父子是熟人，而且在范家私塾读过书、教过书，范家有恩于蒙家。范家政治上不出头，但支持蒙家的人代理出面，所以四川保路运动事起，时任成都府学的蒙公甫教授就与蒲殿俊、罗纶、张澜、王济钦等人联合，反对清政府卖国行径最为激烈。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扣捕蒲殿俊、罗纶、蒙公甫等11人，囚蒲、罗等10人于督署；而囚蒙氏1人于成都府监狱。彭健修闻音后，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亲自组织并带领成都市民游行到赵尔丰督府抗辩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反动军警枪杀了请愿群众，制造了“成都血案”，彭健修也在其中左眼受伤残疾。当时全川震动，以“成都血案”为导火线，各地同志军揭竿而起，从四面八方赶赴成都围攻省城。盐亭的袁辉山、王进泽、蒙君弼组织乡民几十人奔赴成都，投入保路运动的洪流之中。10月8日，反动政府被迫释放了革命人士。盐亭知县马文灿也在保路运动中支持保路，受到盐亭人民的欢迎拥戴，马文灿后来也被拥戴留任为民国盐亭知事。列宁（），和中国人赛跑，他的出生比何拔儒、蒙公甫、杜润之等晚，但俄国北极没有国家侵略，又接近马克思的故乡。从1911年马克思主义指导保路运动斗争和起义，到1920年3月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重庆组织”，已经过去约10年时间，这中间最大的变化，一是国内保路运动的方向受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和同盟会的冲击，二就是列宁在国外崛起。1887年列宁中学毕业就读喀山大学法律系。大学一年级时因在学校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流放。以后自学大学法律系课程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由此成为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分子。1889年列宁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1897年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到1900年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火星报》。1901－1902年撰写极具影响力的《怎么办？》一书，批评党内的“经济派”路线，认为党应建设以“职业革命家”为先锋核心、有着严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落后群体应接受先进群体的领导。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爆发，列宁回国。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长达10多年的流亡生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阐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被推翻，成立了以各党派联盟的俄国临时政府。此时列宁尚在瑞士，邻国无法通行，与德国当局协商，德国希望利用列宁缓解同俄国在东线的战事，由德国安排列宁回国。1917年4月列宁乘坐火车到达彼得格勒。1917年7月，彼得格勒发生临时政府镇压布尔什维克所支持的示威游行的工人和士兵，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暂时放弃武力夺权的想法，潜伏离开俄国，完成了《国家与革命》的写作。1917年9月7日，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的政变，后者不得不向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求援。政变最终被粉碎，而布尔什维克也借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列宁分析形势，9月12-14日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写信，明确提出了通过起义夺权的方案，并于10月7日秘密返回彼得格勒，起草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列宁于1917年10月24日夜间到达斯莫尔尼宫亲自指挥起义，发动了十月革命政变。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于25日占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建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但由于占当时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普遍支持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而大城市的工人则普遍投票给布尔什维克，结果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以明显的优势击败布尔什维克胜出。列宁不愿看到革命果实丧失，表示“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为维护苏维埃政权打击反对阵营势力，1917年12月20日，列宁提议组建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契卡）。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并派军队驱散了反对解散立宪会议的示威者，随后称“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1918年1月15日列宁建立红军的法令通过。1918年3月，列宁领导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正式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上台后，俄国和德国仍然处于交战状态；列宁主张接受德国的条件退出一战，最终于1918年3月3日同德国签署《和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条约使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芬兰、格鲁吉亚等国纷纷独立，使俄国丧失了大片领土，激起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左派社会革命党也因此借机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裂，于同年3月退出了联合政府。早在1918年2月列宁就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法令中，亲手加入“资产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的监视，反抗者枪毙……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等内容，赋予契卡机关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离开时遭恐怖分子枪击受重伤，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身体从此开始恶化。1918年9月，列宁公开声称要制造一场“红色恐怖”，从1917年到1921年间，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可能达到数万人。受打击者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成员，还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平民。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称列宁“成为新的”。 1911年保路运动的胜利成果被随后的辛亥革命和同盟会的光环夺取，这种势力是同国内外的支持力量结合在一起取得的。保路运动前后受范仲纯在盐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蒙公甫、胥竹成、袁焕仙、王济钦、张维川等盐亭的进步人士，以及被他们带动的四川各地和外省来川参加保路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如张澜、吴玉章、邓绍昌、旷继勋等，虽然先后也接受中国要成立“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的浅显道理，如解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保路运动和巴黎公社起义的材料，把它们说成类似等价抗争文化双方求衡的追求共同富裕、捍卫国家主权、更多照顾贫苦人家的法制社会和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解说，但大家都深感单靠国内的力量和自家的资金，类似保路运动的武装起义和宣布地方自治或独立，是不能持久下去的；其次范仲纯观察到的马克思主义新变化的列宁主义，也苦于难得到更落实的材料。可喜的是1900年前后出生的新一代年青人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如范蜀林、袁思尧、岳鹏程、蒙伯飏、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等盐亭年青人，都和张澜、吴玉章、蒙公甫、彭健修、王济钦、何拔儒、杜润之、邓绍昌、旷继勋、胥竹成、袁焕仙、张维川等老资格的保路运动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还联络上王右木、张秀熟等一批外县籍组织或参加类似“马克思读书会”的人。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一些活动和主张在国外一些媒体上公开曝光，等了十年之久的愿望，终于在1920年3月12日以成立“重庆组织”爆发，并通过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教授有联系上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范仲纯最初播下的火种，似乎得以见到曙光。但从1917年11月至1921年8月近3年时间，范蜀林和范仲纯兄弟俩还在想尽办法收集列宁主义材料，全力以赴共同研讨列宁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手段、特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如何取得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如何治理国家”两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考茨基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致力于合法斗争，取得政权后可保留民主制度；列宁一派则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应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范仲纯兄弟在山沟里播种的马克思主义，本应没有俄国十月革命也能早诞生“重庆组织”，也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新事实出来了；他们从家传抗争文化内乱的研究，本能地已经为“重庆组织”这个新生“婴儿”担心她的未来向何处去？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苏俄派到北京来考察的维金斯基（吴廷康）就已经在李大钊处，得知这一情况。日马林到达上海，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来建党的代表，就立即上北京找李大钊研究，当时“重庆组织”负责人的吴玉章恰好也在北京找李大钊研究“重庆组织”的问题，吴说这虽然是在1920年才成立，但所有同志都有经过1911年保路运动和赞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十年考验，其成员已不仅限于四川范围，如张澜、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虽然是川东、川北、川西、川南成员的代表，但杨闇公作为保路运动后从国外归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联络的同志就不少是外省人；旷继勋作为1911年入川参加反对清政府的保路同志军的贵州省思南县人，也是不少外省成员的代表。吴还说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应将是1920年8月才成立的“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合并，和吸收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已经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向全国发展的问题。况且“重庆组织”明确是请李大钊和陈独秀作正副总书记，张澜、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仅是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提名，由大会表决通过才认定。但马林否决了“重庆组织”的意见，他说“上海组织”必须是牢牢掌握在苏俄手中，由苏俄提供一切活动经费。如果“重庆组织”不派代表参加1921年7月将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那么共产国际将在中共一大召开后1921年8月中旬，仍然在北京李大钊处与“重庆组织”交换最后的意见。1921年7月初“重庆组织”接到“上海组织”的邀请后，7月中旬张澜从重庆坐船出发，但到了武汉之后，他没有继续坐船到上海，而是改作坐车到北京。1921年8月14日张澜与李大钊研究准备完善之后，与马林约谈。而在张澜出发之后，吴玉章等就向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党成立时的近40位正式成员发出通知，请他们务必在1921年8月27日前到重庆城区夫子池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参加重要会议。所以1921年8月15日张澜从北京-武汉-重庆原路，在8月29日赶回时，近40位正式成员已经在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的主持下讨论了几天。1921年8月30日开始举行的解散会议，张澜与吴玉章介绍他们先后在北京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李大钊会谈的情况，特别是张澜提到马林说的不要陷入类似布尔什维克党与孟什维克的分裂后，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作为“重庆组织”的理论家，范蜀林作先前讨论会的总结发言，接着范仲纯作了长篇的发言，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的中心意思是坚决同意解散“重庆组织”。范仲纯的总结补充说，1911年的保路运动和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没有总结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策略和方法，也没有学好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总结，是“重庆组织”推迟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成立原因。范仲纯高度赞扬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夺取政权的策略和方法的发展，他说列宁主张的对敌人毫不手软的暴力与“红色恐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颜色革命”，即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将成为还在发展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照亮被压迫与剥削国家人民争取武装解放的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列宁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为以法治国，其主张的“法”，是上面有“党”，“党”上面是“小组织带动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给世界带来了阳光，也会带来部分雾霾。但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前都不是主要的问题，根本是不要走入马林说的不要陷入类似布尔什维克党与孟什维克的分裂。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他的“剩余价值”的精确分析作的最后底线，从抗争文化研究看，这是双面求衡的自组织和他组织作用的，具有本地性和普世性纠缠与交互的社会运动效应。列宁反对单纯的经济思维，他的红色革命使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力量和对大多数人的召唤力，从抗争文化研究看这是单面胜利的，具有本地性和普世性纠缠与交互自组织作用的社会运动效应。
解散“重庆组织”是防止分裂，确保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唯一选择。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阳光，如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发展轨迹，日本必然要侵略中国，苏俄也必然会在最后胜利时帮助中国大兵压境完成日寇的投降，其时必然会把大批收缴的敌人武器交给中国列宁主义武装的党，这是夺取政权胜利的保证之一。如果发生“重庆组织”的分裂是不可以想象的。当时范仲纯甚至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强调“剩余价值”的精确分析的经济思维会不识时务。二是范仲纯还用“肥沃新月”土地上伊斯兰运动的历史，来说明类似哈里发的分裂的可怕。范仲纯的预言现在看来有些是准确的。先说十月革命给带来的阳光，虽说政治条件是日斯大林在雅尔塔同罗斯福秘密会谈得到满足：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得到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书上签了字，但斯大林却定到8月11日才发动对日进攻。后因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而提前，到1945年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投降命令，1945年9月八路军挺进东北，积极配合苏军作战。苏军在8月22日进入大连，到苏军撤退前，已将大批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680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原八路军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说，沈阳苏军将日本关东军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就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150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不仅装备了到达东北的部队，还向山东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这是从1945年5月到1945年8月，苏联从公里外的欧洲战场，迅速向远东地区和后贝加尔运送了136000节车皮的部队和作战物资。直到日零时，苏联才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苏军出兵150多万军队，在远东共展开了十一个合成集团军、两个战役集群、一个坦克集团军、三个航空军集团和三个防空军集团、四个独立航空兵军，总兵力为l577700万人，有26137门火炮，5556辆坦克，3446架飞机；此外还拥有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地区舰队，仅经过近一周的激战，斯大林就取得满足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党为避免类似的伊斯兰分裂，打击孟什维克也不手软，有它的实际意义和效果。朝鲜半岛的分裂，列宁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朝鲜，已经完善的先军政治和主体思想，连俄国也有人为了国家利益想学习。当全世界今天看到在伊拉克异军突起的宗教极端组织，宣布建立的伊斯兰国，不难回顾在公元661年伊斯兰教历史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一次分裂：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担任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被刺客刺死，大贵族穆阿维叶夺取政权，自称安拉的哈里发（661-750年）。由此哈里发变成了阿拉伯帝国世袭君主的称号，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先知的合法继承者的少数派称为什叶派，而认可四大正统哈里发的多数派则称为逊尼派。今天全世界伊斯兰运动分裂为10％的穆斯林属于什叶派，其中近一半在伊朗。四大正统哈里发来自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先知在麦地那病逝后，阿拉伯半岛统一国家的精神支柱的伊斯兰教，先知的继承者或代理人被称为的哈里发，这是一种政教不分的伊斯兰国家政治、宗教和军事的最高统治者。历史上首位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忠实助手艾卜伯克尔，在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年），也是属于闪族的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向半岛之外扩张和大规模迁徙。其实伊斯兰教是产生在文明摇篮的“肥沃新月”的这片土地上，哈里发是复活已经消亡达90年之久的哈里发头衔。这片早已湮没在历史中的古老地理概念，指的都是东地中海区域，大体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在历史上伊拉克所在的两河流域与地中海沿岸地区，因灌溉水源丰富或降水较多，有利于农、牧业与文化发展。与北面地形崎岖的托罗斯山、扎格罗斯山，或与南面荒旱的阿拉伯高原相比，都显得较为肥沃，兼之两者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故而称之为肥沃新月。这片肥美的土地早在公元前4000年，来源于人类远古联合国的东方盆塞海内的山寨城邦文明与海洋文明盘古-嫘祖时期“蜀人”的一支的苏美尔人，已经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发明了车轮和历史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闪米特语族（简称闪族）的一支于公元前3000年前结束游牧生活，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建立了名为阿卡德的城邦国家，并在公元前23世纪建立了史上最早的帝国。闪族的另外两个分支巴比伦人和尚武的亚述人也先后在这片土地建立了霸权，前者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最早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后者至今仍生活在4000年前的祖先土地上的现今在伊拉克、信仰基督教的阿拉米人。十月革命带来的雾霾在今天我国也能看到。这除了对环境、天气有形破坏的雾霾外，如类似政府批准的经济领域的一些基金会、投资咨询和房屋中介等服务公司、理财公司，成为“借款难还危机”一类的现象。有人把它们归属于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坚持反对的。十月革命带来的政权的获得，但列宁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精确分析有天生的缺陷：他把一切权利归于工农兵苏维埃，能最大化地促进生产力，这只是其中解除专利封锁的过时的属于国计民生部分的生产、生活、国防大部分内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为什么会得到全世界热捧？是因上世纪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非洲很多国家取得了成功，以为赶走了外国资本家和为其打工的科技人员，生产、经济自然就搞上去，但至今并不是很成功。曼德拉深知个中原因，达成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些妥协，从抗争文化研究看，这不是单面的胜利，也不是单纯的经济思维。其次，恩格斯虽然写了很多自然辩证法文章，但并没有形成《自然辩证法》一书。苏联出版社正式出版所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遗稿，是在恩格斯逝世30年之后的1925年才在莫斯科出现的，并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第二卷，以德文和俄文译文对照形式发表。苏俄整理的《自然辩证法》第一个版本，编辑、校订和翻译不但做得比较粗糙，还把原稿随意删掉，以及加上不属于《自然辩证法》遗稿的文章。并向世界各国共产党推行。到1941年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再出版《自然辩证法》的新版本的这个版本，才修订了1925年版的一些重大错误，和在编排形式上根据恩格斯自己写的计划草案，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次序编辑的。但也只能说明是按苏共的意图，在解读马克思主义。1954、66年出版的39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0卷（中译本1971年出版）中的《自然辩证法》，也就因袭1941年版。
十、革命有形之手与金融无形之手纠缠苏共为什么到1925年才花大力气要编辑出版署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这是因革命有形之手遇到金融无形之手的纠缠。这也是世界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自然辩证法其实是能联想到为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奠定坚固基础的玻尔的不确定原理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现的量子力学，无论在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上都更具革命性的变化。量子力学具有许多经典力学所没有的特征，比如非因果性、非直观性、非个体性等。1924年由玻尔、克拉默斯及斯拉特联名发表的《辐射的量子理论》，明确宣布放弃相距的原子间跃迁的因果性联系及能量、动量守恒。这后称BKS理论。该理论由克拉默斯先提出。克拉默斯是荷兰物理学家，从1916到1926年一直在哥本哈根工作。玻尔的原子模型自1913年提出到1918年已发展到了顶峰，之后由于不能解释反常塞曼效应及较复杂原子光谱项的精细结构等问题，物理学家普遍确信旧量子理论已陷入危机，玻尔在1921年的索尔威会议上，已公开表示要放弃原子辐射和吸收过程的能量守恒及因果描述：在放射性衰变及原子跃迁过程中，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具体是在那一个原子发生、何时发生，而只能预测发生的概率是多少。紧跟在克拉默斯的开拓工作之后，是1925年海森堡发表的《运动与机械关系的量子理论重新诠释》。虽然海森堡1927年才正式提出不确定性原理或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证明：不能同时观测任意两个不对易的变量；更准确地知道其中一个变量，则必定更不准确地知道另外一个变量。其后1931年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黑森，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会上作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报告，提出17世纪英国的社会经济需要和技术条件是牛顿力学产生的必然结果。这可见苏联早对量子力学的社会经济联系应用，也会心知肚明。因为金融市场中动态因素的影响，大多数人都要与金钱这个东西打交道，这如同计及量子起伏的量子场论修正。1997年俄罗斯伊林斯基教授等人，从量子场论方程导出的B-S公式，就被应用到金融学的股票市场的分析上。革命有形之手虽被看成是确定性的，但实践的结果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谁来为这类失策买单，唯有自然辩证才能自圆其说它的合理性。列宁主义作为革命的有形之手，是明确夺政权掌政权。当然这和其他政权革命也没有什么不同。但列宁主义是作为革命的科学，对科学创新还有不同的是：夺得政权后的掌权，不但要管政治，也要管经济；不但要通过公有制手段控制本国经济，也要控制其他国家经济政治，实现世界同一。这里存在以俄罗斯国家利益划线组织同盟国，而不允许任何其他军事力量优于俄罗斯。这或许能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拥护，但实践有困难。因为自货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流通以来，已成为一种无形之手。货币简称金钱，不管在各个国家、地区、时期，叫什么名字？如何计量？但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和方法，都像人的血液一样，只要不是机器人，它都存在与各种人打交道，这使公有制办法难去掉一部分民间资金的私人性质。经济的这种无形之手，制约着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和理论想法的执行，直接影响到科学创新被视为的生存之道。徐耀是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说：不管何人，生存之道在于他能给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以短期的便利，同时获得相应报酬。生存是现实的需求，是个体和社会之间及时的交换，因此科学创新可以作为学术理想，不适合作为生存之道。科学创新好像在雾霾中寻找北极星，需要的是天才，如果大多数科研人员把这个当作生存之道，无疑会非常非常艰难。中国要建设创新型社会，不是只鼓励科学创新，而是主要鼓励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前者目的是提高国家生存能力，后者目的是突破社会心理约束。徐耀研究员说，在技术创新推进到遭遇发展瓶颈的时候，科学创新才会显现，我们大多数科研人员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应该是技术创新。现实中，大多数以科学创新为生存之道的科研人员都生存艰难，除了向政府要钱，似乎别无他法。在政府主导科技投入的政策下，这种生存方式还可以维持一时；一旦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大量投入只是产生了丰富的“创新”泡沫，就会改变投入方式。例如，四川多处的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是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文件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1】4号文件精神，经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批准注册的民间投资咨询服务，但工程“创新”不确定性泡沫浮出水面，资金链断裂借款出现到期不能还款的危机。其实，范仲纯从古代的抗争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条路也没有走通。从1935年盐亭革命老区的共产党人被敌人残酷镇压下去之后，到1964年范仲纯去世，他很少回顾往事，这是后来他这个“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无人提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解说，列宁发展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以法治国，其“法”存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在暴力夺取政权阶段有它可取性，但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时期就要研究金融无形之手与革命有形之手的纠缠，其“法”要分“执法”和“效法”。“执法”是国家通过的“法”都是“法”。“效法”是校正法律，我国古代有“法天法地”，是效法自然的客观意思。“自然辩证法”最终是“辩证”，用“自然”是想避开人为的个人权威，打上有自然的权威指印。但自然科学最终是科学实验为判别的标准。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雾霾是把不恰当地反对国际前沿科学技术主流，作为忠于“自然辩证法”的生命线来对待，不知国际前沿科学技术主流正是在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的法治中发展的。例如诺贝尔科学奖评选的整个过程中，根据该奖创始人诺贝尔的遗嘱，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科学成就的大小。当然这里也有人为的因素。邓小平同志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正是从实事求是出发，掌握马克思主义。而减少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雾霾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毛泽东等领袖同志也曾作过不懈的努力。例如在1937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不稳固，特别是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宣扬“抗日高于一切”的政策，得到大多数领导人的拥护，毛泽东十分孤立。王明在党内的位置是政治局委员，他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成员，所以，王明刚刚回国时，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产生了严重威胁。刘少奇是少数几个支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领导人之一。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中，公开表明了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反“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立场上，这样的支持对毛泽东弥足珍贵。正因这样，毛泽东赏识和提拔刘少奇，在1943年3月20日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跃升为党内二号人物之前，早在192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直到1931年才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地位也并不突出。当时毛泽东高人一筹的预见力和主张，是把主要力量放到开创敌后根据地和发动群众。在组建有抗日武装方面来说，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巨大效果，不仅成为敌后抗战主力，而且具备了战后与国民党一争高下的实力。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性也得到了凸显。而周恩来因在抗战初期的战略方针问题和在南方局工作上的错误，在整风期间为党内所不理解，因此未被推定为书记处书记。为什么毛泽东反感从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指手画脚，仅是权力之争吗？俄国对中国的影响，从1858年到1946年，前有沙俄，后有苏联，通过武力侵略和外交手段，从中国手中直接割取了170万平方公里土地，加上其策动的外蒙古独立，共使近330万平方公里土地脱离了中国。因此，俄国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能干的朋友和敌人。据2014年的《参考消息》报道，普京作俄罗斯总理时曾对媒体说：“邓小平曾对时任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明确表示：三四百万平方公里地领土属于中国，远东地区领土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人迟早要收回属于我们的领土。子孙后代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普京进一步补充道：“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符拉迪沃斯托克仍叫做海参崴。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仍被称为俄占领区。尽管10年前签署的《俄中睦邻友好条约》中国没提及这一主权诉求，但并不代表中国忘记了远东”。
日汪洋副总理在芝加哥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的演讲中说：中美建交35年的历史证明，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阻挡不住双方成为互利共赢的经济伙伴。当前，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并且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如何对待中国，仍然需要有战略眼光。历史已经证明，对抗与合作都是有成本的，但合作的成本更低、效益更高。有加强合作、互利共赢的战略共识，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管控分歧、解决矛盾，就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伙伴。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已经主导了世界经济的体系和规则。中国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愿意加入这个体系，基本承认这些规则，也愿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各种规则仍然由美国主导。对此，我们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我们只是要在与美国的合作中，让美方能更好地了解中方的想法，理解中方的国情，尊重中国人民的道路选择，不让政治制度的差异成为阻隔经济合作的障碍。而普京主动提及《俄中睦邻友好条约》这件事，是想把夺取的土地交还中国？俄罗斯拉印度加盟上合组织，却抵制巴基斯坦正式加盟；在南海纷争中与越南军持续军售，有在越占领区开采很多公司。1949年中国解放，列宁主义对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工农业生产自然经济，进行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大“洗牌”。对这次“洗牌”，张澜、范仲纯等很多“重庆组织”的成员已经有所有预感。但他们认为国家的强盛，虽然与政府和领导人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国家的人民有自组织创新生产、经济的能力，而不是“阿斗”型的社会。因为有了这种能力，谁上台当领导人都有几分底气。例如日本民族，为什么很多国家害怕它的“右派”人物上台？就是因为日本民族中的人民和科学家有自组织创新生产、经济的能力，这不是靠政府和领导人在调动，而是害怕被上台“右派”人物所利用。这在“重庆组织”成立之前，已是大多数成员的认识。“重庆组织”成立被推迟，也在如何驾驭这种“洗牌”的尺度上不断有争议。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大家认识到这种“洗牌”的必要性，“重庆组织”成立了，但苏俄传回的消息具有极大震感性。所以在-31日“重庆组织”的讨论中，大多数认可应统一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参加或不参加“上海组织”，也要听从“上海组织”的指向。然而张澜等也赞同何拔儒说的在“重庆组织”解散后的个人活动中，除坚持原先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外，也仍要坚持把家乡盐亭的古文明遗址保护同工业革新、教育革新结合起来开展工作。这也是盐亭十多位成员心里的想法，即使在1935年盐亭革命老区的共产党被敌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但留下的“重庆组织”成员仍沿着自己的理想前进，从1917年至1949年盐亭县办各类存古学校一百多所，办新式缫丝厂近200家，送留学归乡的学子有十多人，不能不说包含了何拔儒、杨怀中、张澜的智慧。如在解决缺少开发资金上，张澜还帮何拔儒想出了一个高招：把家乡一些价值连城的上古碑石，先暂时抵押给上海、天津、北京等东部的大户人家的朋友，以为筹集“存古基金”垫底。又如范蜀林（），是“重庆组织”解散后没有再参加“上海组织”的人之一。童年因受家聘塾师、清末廪生范治安的良好启蒙教育，后于盐亭县城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考进了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攻读，结业回县。范蜀林在范仲纯回国后，在哥哥的指导下，兄弟俩个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把盐亭外侵与内乱的历史，以及周边农村城镇的现实结合起来，对比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考察和推演中国的抗争文化。他们认为社会“抗争”，既有属于阶级斗争，也有表现文化的推陈出新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更多包含类似的改革开放，列宁主义更多包含类似的法制专政，有很强的治理能力和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否就意味着能消灭冲突与抗争的再出现呢？他们认为只有经过实践才是真知。1920年经他哥哥范仲纯和何拔儒介绍加入“重庆组织”。解散“重庆组织”以后，范蜀林先在设于县城宝台观的盐亭民生工厂任职，继在盐亭县立柏梓第三高等小学堂任校长。而他哥哥范仲纯则先后在重庆、上海及川北等地从事新闻、译著、教育、文化工作，自谋生计。范蜀林则更愿意蛰居田园继承父兄的遗志办学。1929年范蜀林在家乡金龟寺创办“肇其小学”。因只能满足范家嘴沟内近50名儿童入学，又另在弥江寺借用原有庙宇办了一所“肇其小学分校”。1930年春范蜀林承首创办的肇其小学及其分校两所小学正式开校，自开办到盐亭解放时止，前后经历20年之久，范蜀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教育培养了不少的青少年。特别值得提的是，1935年3月29日，红四方面军第六路军沿南部、剑阁、梓潼和盐亭西进，追歼逃敌到盐亭富村驿后，转战盐亭与剑阁交界处的元山驻营，在盐亭642.2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战斗近百次、歼敌数百人。1935年4月6日红军第四方面军一小分队50余人达到石牛庙，在金鼎山与敌激战，击败了围追堵截红军的队长彭文朗等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民练大队后，乘胜追击至板庙子。红军驻扎在石牛庙金鼎山中的小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仓分粮，组建了石牛庙乡村苏维埃政权。4月底，红军转战北进走后，彭文朗率队反扑，村苏维埃主席梁长友、王朝坤，委员杨朝柱、范登凤、杨山聘和给红军带路的鱼作元父子三人等惨遭杀害。这个时期就有范蜀林带领师生与红军近距离接触，提供帮助；在彭文朗追捕参加乡村苏维埃政权人员时，又极力站出来保护，使乡民能继续坚持与顽敌斗争至盐亭解放。1949年56岁的范蜀林去世之后，范蜀林的崇高精神及业绩始终深深地铭刻在石牛山乡及邻县接境人们的心中，至今仍留口碑，盛传佳话。“重庆组织”中的很多盐亭人，如何拔儒、范蜀林、彭健修、蒙公甫、杜润之、胥竹成、张维川等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心里更多的不是想去夺取政权，而是着眼于为今后政权打下素质强民的基础，所以联系强调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成分较多。例如留学归乡的何拔儒鼓动贫苦青年组织和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鼓动乡绅贤达办机械化的丝绸厂；大力鼓动本土的乡贤、年青学子出国学新技术。选购先进的缫丝织绸机器回盐亭办工业、办实业技校。因为1901年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为挽救其政治经济危机，已在大张旗鼓推行“新政”，奖励实业、兴办学校等一系列法规。这些法令客观上也在开启民智，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人推翻了清政府和在四川的政权，作为保路运动的基础，特别是受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宣传影响的盐亭人，很多人更愿借势抱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振兴中华、改造家乡的理想，开始在县内造势兴学堂、办工业。皇天不负有心人，后来出现的代表人物何希唐、吴家义等，均在发展民族经济、推动盐亭民族工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领军的作用。1928年，全盐亭县缫大车丝已有120多家，1938年产茧达到90万公斤，名列全省第二。石牛庙乡蒙绍林开办的丝厂，从三台县雇技工10余人。城厢镇的冯润之设丝厂于今云溪镇石龙村，由开初的30个缫丝工位发展至1932年的60个缫丝工位，雇工140余人。被誉为“蚕丝大王”的吴家义（），盐亭麻秧乡人，虽初小文化，但受马克思主义宣传影响，他从做屠工杀猪卖卖肉，经营茶叶和烟叶淘金渐富。1920年他在麻秧家里试办缫小车扬返丝，并从三台买回一些缫丝机具，雇了一批三台的缫丝工人，带领本地的学徒工，建20多个小手摇车位。他把小车房改名为“义记丝厂”，挂吊牌，商标名“元宝”牌细丝，日产33公斤。初在成都市场出售，后又运到上海市场出售，品质评价很高。1928年吴家义把厂迁到麻秧场附近临梓江岸边的千金阁，买官地10多亩，新建缫丝厂，周围打土墙，有横一竖二的楼房三幢；100余个手摇缫丝车位，雇200多工人。由于对技术和质量要求严格，缫出的丝光泽度高，经销价额也较前猛增。1943年在成都召开的四川地方特产比赛大会上，“元宝”牌细丝荣获全省优质产品第一名和超等奖。因此，吴家义被誉为“蚕丝大王”。盐亭是远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源头，自古就有祭祀先蚕嫘祖发明栽桑养蚕煮茧抽丝制衣、衣被天下的历史，县民素有祭蚕神祈蚕丝的风俗习惯。到公元584年隋文帝时，更有县令董叔封借势抓住县民善于栽桑养蚕这一传统优势，革新技术大力发展，致使当时盐亭的蚕丝产量跃居新城郡（治今三台县城）之冠。县民缫丝织绸，工艺精湛。在唐代，县北安家场所产“鹅溪绢”，又称东绢，细密光滑，色泽柔嫩。到宋朝更为发达，鹅溪绢织造遍及全县，有“蜀东川鹅溪出画绢”可考。北宋盐亭永泰人、墨竹大师文同，常画墨竹于绢上。苏东坡也用“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的诗句加以赞美。明《一统志》有“天下皆称鹅溪绢”的记述。清乾隆《盐亭县志》载“缫丝、织绢，比户机声轧轧，所产甚饶，城乡有丝市、蚕市，远近商贾云集货买”。1869年清同治时，盐亭被列为全川蚕桑重点区之一。再说何希唐（），麻秧乡人。受何拔儒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宣传影响和吴家义的带动，1926年去留学日本，1928年毕业于日本上田蚕丝学校。1929年何希唐回国后从事蚕桑生产科研和示范工作，带头将自己家庭的80余亩土地全部建成间种桑园，并从江、浙等地引进湖桑嫁接，实行夏伐。在他的带动下，附近的李大安、顾廷福、李华庭等十多户农民先后建成间种桑园300余亩。1934年，何希唐集资在县城筹建光华蚕种场，县蚕种业开始进入有组织的专业生产。他从日本引进的蚕种，饲养期短，耗叶量小，茧质好，产量高，深受农民欢迎。1938年春，光华蚕种场改为盐亭蚕种场，由四川丝业公司接管。何希唐又回到麻秧家乡，筹集资金，利用吴家义停办丝厂的旧址创办复明蚕种场，年制种1万张。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日本封锁我国港口，“扬返丝”无法调出，致使县内缫丝小厂纷纷倒闭。到1943年盐亭茧丝业又有了发展，在参加四川省地方特产比赛大会上，盐亭茧丝荣获全省同类产品优质第一名，获超等金字奖状。到1945年，缫丝农户遍及全县，安佛寺成为东路丝绸的集散地。1946年，全县茧丝收入达法币3.6万元，占工农业总收入的五分之二，相当于当年地方建设总支出的3倍。
何拔儒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宣传，还影响到盐亭私营食盐工业生产的发展。1940年盐亭有盐井2000多口，盐工3000余人，产盐500万公斤，井盐年销售量312万公斤，本县销55.5万公斤，其余销往外地10余县占66.2%。其次也影响到盐亭棉纺织业的逐渐兴起，盐亭自古就有农民利用木或竹制的苗头手摇纺线车和三四十苗头脚踩纺线车纺线；但较大规模纺织业始于1930年后，盐亭县赵开成、杜廉溪、张星枢、何瑞文、李镜堂等人，在城厢镇利用本地会馆为厂址，建立盐亭民生纺织工厂，主要经营纺纱、织布、毛巾、蚊帐等手工棉纺织产品。县内各场镇安装有轧花机、梳花机，方便民众进行棉纺生产，仅城厢镇使用大纺车纺线者达17户，共48人。纺织业又带动农民私人机器缝纫的经营，1919年县城李如渊从外地买回1台手摇长梳缝纫机加工服装，后有马维宦、赵三明等相继购置了木架脚踩缝纫机，使机器缝纫逐步代替了手工缝纫。1936年，缝纫机由木架逐渐改为铁架。1949年全县有14台手摇长梳缝纫机，共14户人家，24人生产服装。何拔儒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宣传，还影响到盐亭私营制鞋业的兴起。1931年前盐亭的制鞋业全是手工操作，鞋样为正底式、剪刀口、朝圆口。1931年后，禄盛斋马老板把正底改为左右底，又利用盐亭年宰480余头牛的牛皮加工成火牛皮，造皮底布鞋，销售大增。后期县城制鞋户增加到12家。同时兴起了造草纸、制毛笔、石版印刷等文化生活日用品生产，及铁器和首饰加工、竹木加工、土陶制造等新的制造业。何拔儒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宣传，促进盐亭私营工业、商品经济的兴起也促进到盐亭交通的发展。盐亭十分闭塞，出路主要靠航运上通梓涪两江，往来重庆的梓江黄金水道。1937年“川康河道交通调查报告”称盐亭梓江有船49只；据“川省嘉涪船只调查”称梓江之盐亭行驶舢板橹船，一般7吨，最大12吨，共约100只。农闲从运、农忙从农。梓江水运，主要运销有油桐、丝绸、棉纱、土布、腊肉、井盐等大宗产品达重庆，运回上海从长江水道入渝的民用工业品。由于水上运输业的需要，民用造船业也不断发展。1921年《四川内河志》记载：“盐亭堠溪解白村（界牌铺）顾元清是较大的一家造船主，全县独一家，其他都是以农为主，兼营副业。顾元清带了七、八十个徒弟，常年雇工约120人，每年约造船10只、百余吨，修船100只、1000吨左右。他除包揽梓江、凱江、渠江船只，还去射洪等地边修边造涪江船只。”1909年盐亭县城只设有商务分会组织，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宣传造势，1913年成立商务会，1938年商务会改名为商会，统管下属的同业公会，各私营商业纳入统一管理，到1950年盐亭解放，盐亭全县已有私营商业户4105户、从业人员11143人，其中座商2254户，行商326户，摊贩1525户。分行业为饮食业695户、2187人，服务业280户、881人，大多系农兼商，共有30多个行业，总资本额为104.9亿元（旧币）、户平仅255万元的小本经营。1944年从事商业的1156人，到1949年增加到1861人，其中座商508家。从业人员1117人，摊贩732人，行商21人，从事35个行业的商业经营活动。在盐亭主要经营蚕丝、土纱、土布、井盐等大宗商品，销往陕、甘、云、贵、西康、蓉、渝、沪等省市。并从成都、重庆、绵阳、南充、三台等地输入棉花、百货、锅碗、干杂等商品供本地销售。所以日吴玉章、张澜主持的最后会议，在范仲林发言之后，立即就进行了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解散的决议。为什么对“重庆组织”解散这样高兴？原因是大家认为是解除了思想负担，“重庆组织”本身是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宣传造势发展而来的，而苏俄主持支助的“上海组织”，有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夺权是胜利在握。他们今后个人也可以自由地预先探索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宣传的实践。但他们没有想到1949年到1980年的“大洗牌”，在盐亭的这些成效几乎抹光，例如何希唐和吴家义等的丝绸厂在解放后一扫而光，在1958年大跃进年才重新办起一家国营盐亭丝绸厂。至于今后再提“重庆组织”的话题，大家也心知肚明需噤若寒蝉。而且即使到1955年，我国从苏联获得《重庆报告》的俄文翻译稿之后，至今也没有再从俄国档案中找回中文原件。今天公布的《重庆报告》的俄文翻译稿的再中文翻译稿，也仅是部分内容。但为什么“重庆组织”的事情还是一点一点泄露出来，这与1931年至1935年间各革命根据地在红军中开展扩大化错误的“肃反”有关，特别是张国焘错误地杀害旷继勋有关。旷继勋与盐亭的刘仰高都曾是“重庆组织”的成员和红军的指挥员。旷继勋（），贵州省思南县人。1911年春旷继勋随友人入川，夏遇上保路运动，秋参加反对清政府的保路同志军，听到范仲纯、吴玉章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投身革命。他后在川军中当兵，任连长、营长等职。1920年经吴玉章介绍参加“重庆组织”。1925年吴玉章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旷继勋也于1926年在郫县经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都完成了“重庆组织”解散后向“上海组织”的转变。《重庆报告》中曾说的要组建红军，也暗有对旷继勋、吴玉章等的希望。1928年冬旷继勋代理川军邓锡侯部黄隐部江防军第7混成旅旅长职务，在1929年6月领导全旅在四川蓬溪县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随后建立了四川第一个红色政权蓬溪县苏维埃政府。后去上海，在中央特科工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作出了贡献。1930年1月旷继勋到洪湖根据地，任红6军军长。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4军合编为红2军团，仍任红6军军长。1931年旷继勋被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红4军军长。1931年4月旷继勋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调任红13师师长。1931年10月旷继勋任红25军军长，率部开展武装斗争，指挥了磨角楼、新集、双桥镇、苏家埠等重要战斗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日邝继勋率部队攻克通江县城，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被选为主席。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向川北转移途中，旷继勋与曾中生等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3年6月旷继勋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惨遭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1935年8月张国焘又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1945年党中央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但当时没有一齐给旷继勋平反昭雪，直到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仅以被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为旷继勋正名。曾中生（），湖南资兴市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参加讨蒋斗争。同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1930年9月曾中生出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在随后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争中，他和旷继勋、徐向前等人采取声东击西，挫败了国军一系列攻势。1931年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撤销原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分局，张国焘自任书记，曾中生的命运发生了逆转。10月上旬张国焘咬定曾中生拉拢旷继勋反对他，是从事“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纵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将曾中生他调离部队考察。1932年，由于张国焘作战指挥方针的错误，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曾中生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1933年9月，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对他长期监禁。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曾中生喜给中央写信要求工作，愿接受中共中央审查。结果他写给中央的信被张国焘扣留，被张国焘秘密杀害时才35岁。如果说曾中生没有参加过“重庆组织”，那么旷继勋就是“重庆组织”转入“上海组织”在红军中的杰出代表。张国焘在1920年、1921年同李大钊和马林的接触中也听到一点“重庆组织”的风声，但他主要还在1928年至1931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期间查到《重庆报告》中文原件，得知“重庆组织”部分成员名单的，其中就有旷继勋、刘仰高等人员。
刘仰高（），盐亭县城南街人。旷继勋和刘仰高怎么会联系呢？刘仰高1911年在盐亭投入保路运动，1912年考入四川陆军学堂，编入川军刘存厚的第16团3营9连任司务长，后在邓锡侯部下任排长、连长、营长。1920年经旷继勋介绍参加“重庆组织”。1927年他升任陈书农部独立旅第2团第1营营长，兼合川县征收局长。1928年经旷继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刘仰高受省委派遣，到遂宁28军第7混成旅协助旷继勋组织武装暴动。6月29日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刘仰高任副参谋长兼第2师第5团团长。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就派他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主办的训练班学习，结束后，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