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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是通过1898年的《泰西民法志》，而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主要原因是A．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B．民众力量的壮大及其觉醒C题文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是通过1898年的《泰西民法志》，而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主要原因是A．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 B．民众力量的壮大及其觉醒 C．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D．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要求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是通过1898年的《泰西民法志》，而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主要原因是A．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B．民众力量的壮大及其觉醒C．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D．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要求D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失败，新文化运动的偏颇，说明无论是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还学习西方的制度，抑或思想，都不能达到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目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故应选D。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2014届高三下学期第十次大练习历史试题解析版答案D解析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失败，新文化运动的偏颇，说明无论是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还学习西方的制度，抑或思想，都不能达到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目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故应选D。相关试题微信客服号：lu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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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探讨
论争的第一人。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而决不是仅仅把它看作单纯的学术文化。他在《新纪元》中明确指出，1917年俄国革命的血，1918年德奥国革命的血，洗出了一个新纪元。从今以后，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被国界。“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也都象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9]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看到了一线曙光，一线光明，应努力前去为人类的活动，作出点有益人类的工作。他在《战后之世界潮流》中指出：新发生的德、俄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不同于从前的英、美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今日的世界大有Bolsheviki化的趋势。他在《劳动教育》(、15日)、《青年与农民》(-23日)、《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16日)、《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文中，关注工人、农民、农村、青年问题，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他在《废娼问题》(日)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提出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办法，非根本改造社会组织不可。以上文章，自然带有幼稚性，杂有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向则是鲜明的，都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运用的文献，有筚路蓝缕之功。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前已同陈独秀、胡适等一起编辑《新青年》、《每周评论》，颇有社会影响。他之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其影响和作用，远非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者所能相比。也正是这种地位和影响，使他与陈独秀，一北一南，形成了相约(携手)建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
石川偏爱陈溥贤是可以的，重视陈溥贤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功绩(其实，对此中国学者王炯华在由庄福龄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和由李其驹、王炯华、张耀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两书里早有系统介绍)也是应肯定的，但他无根据地说“撇开陈溥贤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的历史地位，这是极不严肃的。《成立史》字里行间流露出石川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存有偏见。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郭湛波就从思想史角度有过充分肯定李大钊历史地位的类似评论。他说：“李(大钊)先生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者，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其重要可以知矣。”[10]郭湛波只是一位尊重历史的进步学者，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更非是共产党人。
五、为什么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这里还须讨论的是：处在同一条件下的众多革命民主主义者中，为什么是李大钊，而不是别人(如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对我们有何启示？
李大钊比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要早1年多时间，前者对后者的转变有重要影响，后者完成转变的主要标志是日刊于《新青年》的《谈政治》。从两人的相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为什么能率先竖起马克思主义大旗，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传播者的原因。
第一，李大钊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始终注视着西方各国的政治动向，从而最先感知由俄国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和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对西方政治学和欧洲革命史有较好的了解，这是他进行法、俄革命比较并得出正确结论的重要知识条件。他不仅关注国内问题，而且关注世界大势和动向。据《李大钊文集》，从1917年4月至1918年12月，他共发表50多篇文章，其中有关国际问题的约16篇，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欧洲工人运动等。正是从对世界形势的观察中，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和危机，看到不可阻遏的世界革命潮流和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的形势，从而转向马克思主义，转向俄国革命。陈独秀则不同，据《陈独秀文章选编》，他从1917年4月至1918年12月共发表文章、通信等约60余篇，其中专论国际的只有三四篇。这时的陈独秀埋头于国内问题，集中精力批判尊孔复辟逆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这种情况使他不能更多地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看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西方的工人运动，听不见俄国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依然停留在民主主义上，迷信公理战胜强权，寄希望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只是在1919年5月的巴黎和会、五四爱国运动、尤其是98天的铁窗生活的实践教育下，他才抛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具有世界眼光，时刻关注世界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动向是多么重要。另外，李大钊比陈独秀年轻10岁，俄国十月革命时，还不到30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没有陈独秀深，因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他先于陈独秀转变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的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是，重视众庶的力量，批判英雄史观。他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四万万中国人民。李大钊历史观上的这一优点，使他能比较容易地从西欧的革命运动和俄国的革命中，看到群众运动的威力和劳工的伟大，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发出“庶民的胜利”的呼喊。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正相反，他在历史观上的突出缺陷是群众落后论，片面夸大群众的落后面，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历史观的这种缺陷，使他不能像李大钊那样很快从十月革命中看到劳工阶级的伟大，也认识不到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若把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与陈独秀的《克林德碑》一文相比较，就能明显看到，两人由群众观的不同导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看法的不同：在思想上，一个与时俱进，一个则停滞不前。
第三，在文化观上，李大钊高出于同时代的人，主张东西文明融合，寄希望于由东西文明融合而成的第三种文明。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具有丰富的直观的辩证法思想，他看到矛盾的普遍存在，既承认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又承认矛盾对立的同一、转化。受调和论、互助论的影响，他把对立面的统一看成是对立面的调和，主张调和论。基于这种观点，在东西文明的关系上，他同陈独秀的东西文明若水火不相容的观点不同，主张两者调和、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他认为，东西方文明都不能解救当前世界的危机，只有调和东西文明的第三种文明才能担当此重任。第三种文明在哪里？受地理决定论的影响，他认为，俄罗斯处于欧亚交界之处，故其文明要素具有欧亚文明之特质，未来世界新文明，舍俄罗斯人文明莫属。哲学上的调和论，自然不正确，但东西文明融合的观点是正确的。文化上的地理决定论是错误的，但李大钊寄希望于俄罗斯文明的思想，无疑有利于他转向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有利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
总之，李大钊和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国内形势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外历史发展的使然。李大钊具有以上诸方面的优点和特点，这是他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的主观条件。 注释：
①详见笔者的《有关“渊泉”的考证及其他》一文，该文刊于《光明日报》日。笔者在文中列举了我国学者对“渊泉”的主要考证，并以无可辩驳的材料说明石川本人是知晓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光明日报》还同时刊发了朱文通的《也谈对“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问题的考证》和吴二华的《关于“渊泉”不是李大钊的考证问题之我见》。
②见《民彝》杂志1916年5月第1号。
③关于陈溥贤在《晨钟报》的任职和整个生平可参见：樊荫南编纂的《当代中国名人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出版；林徵祁撰《陈博生传》，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七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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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怀
日15:42&&&&来源：
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下定决心，“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为创造“青春的中华”，战斗不息！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与它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分不开的，也与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守私德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李大钊堪称人格力量的楷模。
信念：“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日，李大钊（字守常）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穷苦家庭。1907年，祖父去世，家境日益没落，李大钊面临失学的威胁，邻村一前清举人愿意资助他去外埠求学，但李大钊认为那人做官的钱来得不正，没有接受。七八月份，李大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考取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6年，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之后东渡日本，留学三年。这三年给他的最大收获是“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1916年回国后，他下定决心，“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为创造“青春的中华”战斗不息！并借用明朝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而惨遭杀害的杨继盛一句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改造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题写对联，以励其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李大钊由此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要完成民族解放事业，把列强赶出中国，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而欲达此目的，唯有马克思主义。
1918年5月，李大钊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7月1日，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色彩。”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它表明李大钊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观察世界了。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接着又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光辉论文。这两篇文章阐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开始向中国人民介绍布尔什维主义；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揭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本质。李大钊的解读，使中国人民开始接触到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李大钊由此得出结论：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将灭亡，布尔什维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胜利。他将十月革命比喻为“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而由此开展起来的世界革命是“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他预见：“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到1919年7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公开发表，李大钊已经完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事业：“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
李大钊是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的：“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表示要“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送流血以从之”。这是他将毕生心血献给党的事业的真实写照。李大钊毕生的信念、梦想的事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由此北大成为他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平台。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年11月，李大钊就在北大组织了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马尔克斯研究会，对内研究马克思著作，对外举办讲座；在此一月前，李大钊还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为主旨，欲“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倡导会员以“奋斗、实践、坚忍、简朴”为人生信条。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李达、张闻天、赵世炎、沈泽民等都是这个学会的早期会员。李大钊在会友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认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我国最早的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重要著作，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共产主义提供了最好的教材，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的深入发展。
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必须首先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1月，李大钊在送陈独秀经天津去上海的路上，就同陈独秀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在送走陈独秀后，李大钊又在天津设法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取得联系，并与苏俄友人交谈了对革命的见解。李大钊回到北京、陈独秀到达上海后，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段活动后来被概括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搜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设立了一个附属于该研究会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这是我国第一个存有比较丰富的马列主义书籍的图书馆。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聚拢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上到北大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通过这些学习活动，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为后来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打下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直接领导创建了北方的党组织，领导了北方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因此，李大钊在北方各省广泛组织了农民协会，提出“耕地家有”的主张，开展了广泛的农民运动。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是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重要法宝。这方面，李大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既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又待人宽厚，善于团结人。他结交的人十分广泛，既有关系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影响历史发展的重量级人物，又有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精英、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还有一心为国家民族不惜流血牺牲的志士仁人，更有在他的教育帮助下坚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生。把这样的人团结起来，直接推动了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地区发动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发展，影响是长远的。
生死：“绞死了我，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
暴力革命是用革命者鲜血写成的。对舍生取义，李大钊早有思想准备。他曾说：“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险奇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远是成功的代价。”
李大钊在北方的革命活动，严重地动摇了反动政府的统治基础。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就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下令通缉李大钊，由于李大钊及时住进苏联驻华大使馆而躲过一劫。1926年3月，李大钊又参与领导了有10万群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并组织2000人到国务院请愿。反动军警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上滥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李大钊没有被屠刀所吓倒，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的共产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为了消灭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一周前，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李大钊被捕了。
在监狱里，敌人用尽种种刑罚，李大钊宁死不屈。在《狱中自述》中，他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把一切都由自己承担起来，以掩护一同被捕的青年同志们。北京解放初期，曾有人“访问当时的狱卒，据云：执行官吏受上峰指使，以种种方法，‘诱导’先生，使其供出同党人之行止，先生至终不说，只道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其他同志的踪迹，概不知情”。敌人不得不向报界公布：“李无确供!”敌人曾向李大钊施之利诱，派出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劝降，拉同乡关系，用高官厚禄进行收买。李大钊从容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做无耻的奴才！李大钊的凛然正义严词，使杨宇霆无言以对，狼狈而去。李大钊虽然身受百般折磨，但仍不倦地为一同被捕的难友讲解马列主义学说，宣传共产主义。敌人把他与其他同志隔离开来，他就把看守的士兵作为宣传的对象，以至有的看守自愿为他传送消息。李大钊被捕后，北方的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口号，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得知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劝说北方党组织放弃此念。日，敌人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处以绞刑。在绞架下，李大钊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说道：“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育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8岁。
生活：“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不“为浮华俗利做奴隶”
李大钊毕生洁身远名，淡泊寡欲，廉洁克己，肝胆照人。他说：“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做奴隶。”他还说，时下国难当头，有众多同胞食不果腹，怎忍图个人享受！
李大钊不到30岁就身任高等学府的教授，又是全国驰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还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每月收入240块银圆，完全可以享受比较富有的日子。但是为了给党提供经费和接济青年学生，他常年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贫生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缺乏开展活动的经费，李大钊就从自己每月的工资中拿出80元用于开展活动。对于一些贫困而好学的学生，李大钊则帮助他们租房子，还为陈独秀筹集诉讼费，为北方灾民募集赈灾款等。这样一来，李大钊有时一月的薪金到月底所剩无几，他的夫人还要为柴米油盐的开支而发愁，以至北大校长蔡元培特别吩咐会计科，发工资时要为他留出家庭生活费。李大钊的学生张尔岩回忆说：为了节省开支，李大钊每天上班，都是走一段路坐一段车。中午不能回家，自带馒头或窝头。从不吸烟、喝酒，没有任何嗜好。李大钊就义后，家中一贫如洗，丧葬费都是出自朋友的捐助。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身后萧条，两袖清风”。
日，在李大钊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高度评价李大钊：“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他的伟大的人格，永远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献身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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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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