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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1:12 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作者：郑永扣作者简介：郑永扣(1954- )，男，内蒙古卓资人，哲学硕士，郑州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统一中理解中国精神，才可以确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精神的内核，对于中国精神具有思想定位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社会主义的精神特质，塑造特定的国家精神、社会精神和公民精神，对于中国精神具有价值定向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的“总开关”，为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提出了具体内容和明确要求，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承诺具体化，对于中国精神具有实践定形意义。　　关 键 词：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中国精神　　精神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现在，我们明确提出“中国精神”概念，强调要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不是一种静止的、既定的存在样态，而是历史的和发展的，需要不断建构。在社会思潮多样多元多变的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确认中国精神的思想特质、价值指向和实践形式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精神的思想定位意义　　精神是文化的内核，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的根和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168因此，“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163。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个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越来越倾向于用“价值”和“价值观”这样的词汇来表达其愿望、诉求、理想、行为等精神特质。许多国家和社会组织把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自己形象和精神建构的中心任务。　　宽泛地说，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相互依托、代代传承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的总和。作为一个话题或议题，“中国精神”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特别关注和倾心谈论的问题，它贯穿于有关国家意识的培育、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个人精神的解放等问题的探索中。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近现代中国，围绕民族国家独立富强之路，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方案和举措。其中，把重构中国精神视为救亡图存的根本精神动力，是人们的最大共识之一。有关中国精神的探索涉及的问题很多，如中国人的心理、意识、认识和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风俗习性、行为习惯等，但其中的主要问题则是价值观念。人们更多地从价值观的角度反思和重构中国精神，把特定的价值元素作为现代中国精神的根本，如严复提出“民力、民智、民德”，梁启超强调“公德、自由、自治、自尊、进步、毅力、尚武、进取、冒险、权利、义务”等，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新文化倡导者强调“自由和个性”，“五四”健将强调“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等。　　20世纪早期，对中国精神的思想特质的理解，存在两个偏颇：一是夸大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价值，把西方文明的特质归于物质，把中国文明的特质归于精神，把现代中国精神的思想特质定位于传统文化，用“西方物质—中国精神”的范式进行中西对比，力图用中国的“精神文明”批判和消解西方的“物质文明”。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1915)中强调，要从中国文明中找到解决战后欧洲文明困境的钥匙。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1919)中对中国青年呼吁道：“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2]2987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把“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的中国传统心性思想视为中国现代精神的精髓，极力推崇宋明理学。二是片面推崇西方思想，甚至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思想的工具，把现代中国精神的思想特质定位于西方思想，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意志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今天，在极为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当围绕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问题明确提出并探索“中国精神”时，我们发现，百年前的两种偏颇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倾向于本土文化的，如新儒家、新左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力图按照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质建构中国精神；倾向于西方文化的，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生态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则力图用西方思想的特质架构中国精神。我们必须在严格意义上理解中国精神。作为一个确定的概念和理念，“中国精神”是2013年3月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的，它有特定的内涵外延和思想特质。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三大要素。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40可见，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我们必须从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相统一的语境，理解中国精神及其思想特质。　　只有从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相统一的角度，才能理解中国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质。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精神，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相连的中国精神。这种中国精神不是简单回归传统，也不是盲目模仿西方，而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为根本思想特质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精神。我们说，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并不意味着把民族精神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精神，而把时代精神简单地等同于现代精神甚至误等为西方精神。而是说，中国精神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源泉和基因，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创新。黑格尔认为，时代精神是扬弃了旧原则的、带来历史新的冲动的“一个新的原则，一个新的民族精神”[3]。中国精神在其发展演变中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扬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过程，本质上是中国精神现代转型的过程，是中国精神获得新的思想特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及其所蕴含的现代精神，如实践精神、唯物主义精神、辩证批判精神、人民主体精神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与中国传统优秀精神相结合，塑造了现代的中国精神及其不同具体形态，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架构中国精神的性质。价值观与价值是不同的。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满足的关系，客体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就是有价值的；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就是没有价值的。价值观则是人们对价值的根本看法，是处理各种价值问题时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是关于价值原则、价值规范、价值理想和价值评价等的总体观念。因此，不同价值观之间必然存在对与错、好与坏、境界高与低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要素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在不同时期被人类视为是有价值的、值得追求的，这些价值要素也必定会呈现为一种精神样态，如民主精神、自由精神、法治精神、爱国精神等。但关于这些价值要素及其精神本质的看法和观点，则多种多样，从而形成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和精神类型。从阶级属性来说，有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封建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精神等；从民族国家来说，有诸如美国价值观与美国精神、法国价值观与法国精神、英国价值观与英国精神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存在样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是当今中国多样多元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一般地说，意识形态之谓意识形态，语义重心不在“意识”而在“形态”，其真谛是在“意识”个别性与多样性的前提下，对“意识”进行“形态化”建构。“形态”有两个维度：一是自发意识的自觉文化类型，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艺术等；二是个体意识的社会同一性或社会凝聚，即意识扬弃自身的个别性、主观性与偶然性，获得社会同一性，由“多”走向或趋向“一”。“多”中求“一”，“变”中求“不变”，是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和发展规律[5]。当今中国的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多样多元价值观中的主导和核心，决定着多样多元价值观在“多变”中“不变”的思想特质，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意识形态本质，决定了中国精神的社会主义思想特质。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精神的价值定向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社会主义的精神特质，体现社会主义的“精气神”，呈现了中国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有许多方面的规定性，过去我们更多地从制度层面理解社会主义，如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等，忽略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既出现了一些偏差，又因脱离人们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而“不接地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注重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取向，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根本的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从价值层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表达出社会主义特有的精神气质。　　从主体存在形态来说，精神是个体、群体和类的统一。黑格尔认为，精神首先是个体化的和切己的，是个人存在的深层本质。“精神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就是：精神是自我。”[6]14一个人有了一种精神，他才真正拥有一个“自我”，他才会成为一个主体。但在黑格尔看来，个人精神必须超越自身而进入人与人的关系，归于团体精神，方可实现其现实性、真实性和自由性。黑格尔认为，“精神”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绝对知识六个阶段。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描述了精神演进的历程，即从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等主观精神，走向道德、伦理、法等客观精神，最后达致宗教、绝对知识等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统一。“精神的整个发展过程无非是它自己本身提高为真理的过程。”[6]8真理是大全，是普遍性，精神的真理呈现于民族、国家、社会组织等团体中。团体精神是个人精神的真理，是个人精神的依托和归宿。中国精神既是一种国家精神，也是一种社会精神，还是一种公民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融为一体，“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169。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和呈现了中国精神的价值取向。　　中国精神是一种国家精神，显示一个国家的精神特质和国家形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体现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社会，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涉及的所谓“国家”，一般是指皇朝，指的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在实际生活中，共同体的认同主要是以同宗或同乡的形式进行的。梁启超说，在古代中国，“身(个人)，是单位的基本；天下(世界)是团体的极量；家(家族)国(国家)不过是团体组织里头一种过程。所以我们中国人所崇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2]3031。所以，梁启超认为，古代中国人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国人具有真正的国家意识，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1904年，陈独秀在《说国家》一文中自省道，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他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个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7]近现代以来，国家精神的建构，始终是中国人持续关注和努力探索的一个主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全球化所带来的多种文化互动，给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带来的最大危机是“国家认同危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因素的统一，其中，文化在国家形象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但从文化层面看，长期以来，我们展示给世界的国家形象更多的是文明古国形象，武术、戏曲、剪纸、四大发明等成为国家形象的一些代表性符号。而且，在这个展示过程中，还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炫古”倾向。这说明，我们还尚未很好地建构和展示出中国的现代国家形象。贫穷、愚昧、落后，是很长一个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刻板认知和印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围绕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等，被一些西方人用来表征中国的国家形象。为此，我们需要更为自觉地建构中国的现代国家形象。国家精神是国家形象的内核，国家形象的重塑以国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为前提和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必须特别重视国家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通过把核心价值观升华为国家精神，不断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国国家精神的现代性符号，这些精神符号既呈现和表征中国的现代国家形象，又塑造和提升中国的现代国家形象。中国精神是一种社会精神，显示一个社会的精神特质和社会风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现代社会是市场社会、法治社会。作为价值观念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现代社会市场化、法制化的产物。当然，这些价值观念又反过来成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制化的精神动力。所以，对于正在积极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建设的中国来说，凸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特质，使其不断升华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精神力量，尤为迫切和重要。同时，就社会结构变迁而言，我国目前正在经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熟人社会、礼俗社会、人治社会更多建立于血缘、家族、地域、文化、传统等之上，是费孝通先生所说“差序格局”社会，强调等级、服从、人治等价值观念。在陌生人社会、法理社会、法治社会，人的流动频繁，自主意识强烈，利益分化剧烈，人们注重权利和义务对等，强调自由、公正、平等、自立、自强、共生等价值观念。另外，由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而且对这些价值观念的理论化阐释，以及把这些价值理念精神化、行动化和制度化，多是在西方历史进程中展开的，所以，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要素的意义上理解这些价值观念，对于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公正精神、法治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　　中国精神是一种公民精神，显示一个人的精神特质和人格理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1]171这种独特精神世界在传统中国社会显现为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等核心价值观。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转型，不断生成现代特质。从梁启超提出公德、自由、自治等特质的“新民”，到陈独秀提出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等特质的“新青年”；从陶行知提出科学精神、美术精神、大丈夫精神的“学生”三大精神，到晏阳初提出有知识、有生产力、有公共心的平民人格；从新中国建立初期提出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公民，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一直到21世纪初，我们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人格。这一进程显示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和精神世界的不断完善。黑格尔说：“关于精神的知识是最具体的，因而是最高和最难的。认识你自己这个绝对诫命的含义，无论从它本身来看，或就其在历史上被宣告出来时的情况来看，都不只是一种对于个人的特殊的能力、性格、倾向和弱点的自我知识，而是对于人的真实方面——自在自为的真实方面，即对于人作为精神的本质自身的知识。”[6]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公民“对于人作为精神的本质”的认识，提升公民个人的价值自觉和精神修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不仅仅显现于国家的、社会的层面，更要显现于人本身，体现于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建设人的精神家园，提升人的精神追求，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精神的实践定形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精神建设一直是我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实践课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针对“精神污染”，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0世纪90年代，针对“精神空虚”，我们提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进入21世纪，针对“精神懈怠”，我们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弘扬中国精神”。我国的精神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总体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和探究。　　黑格尔说：“精神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而宁可是绝对不静止的东西、纯粹的活动、一切不变的知性规定的否定或观念性；不是抽象单纯的，而是在其单纯性中自己与自己本身相区别的活动；不是一个在其显现以前就已经完成了的、躲藏在重重现象之后的本质，而是只有通过其必然自我显示的种种确定的形态才是真正现实的，而且不是一个只与身体处于外在联系中的灵魂物，而是由于概念的统一性而与身体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6]4。黑格尔给我们的启示是，精神建设要取得真正的成效，第一，要尊重精神的自由本性，不断超越对精神的各种各样的“知性规定”；第二，要遵循精神自身的发展规律，探索精神的“自我显示的种种确定的形态”；第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使精神建设“与身体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建构、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也应如此。中国精神不是单纯的“知性规定”，其实践形式和实践功能，是通过“种种确定的形态”得到显现和实现的，精神建设最终体现于人自身的精神完善和精神提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精神建设的“种种确定的形态”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和融通了古今中外的优秀精神元素，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内蕴和彰显了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的“总开关”。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地域、民族、文化、社会发展等差异都极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社会关系、利益诉求、阶层分化、价值观念等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化，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复杂和加剧。与之相伴，精神懈怠、精神空虚、精神颓废等问题也不断滋生蔓延，甚至可以说，我国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所以，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强社会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寻求和凝聚社会价值共识，是化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凝聚力、建构社会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了中华民族各个阶层和不同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望、根本利益，最大化地凝聚了社会价值共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和价值规范。当代中国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打通人们由于民族、血缘、语言和地域，以及阶层、行业、职业、利益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隔阂，消融人们因这些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使人们在普遍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上达成共识，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向心力和归属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明确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蕴含着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和超越，对美好社会的设计和规划。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思想家曼海姆认为，任何意识形态都蕴含着一定的“乌托邦”精神，包含着对于理想社会的勾画，是一种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思想境界。人们认同和信仰某种意识形态，根源于这种意识形态在批判和超越、设计和规划中所作出的政治承诺。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决定了我国社会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表达都集中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各个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最终都要通过中国共产党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向社会全体成员作出的一个承诺，一个关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承诺，一个关于良好国家、美好社会、完善个人的承诺。卢卡奇指出：“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8]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其阶级立场的狭隘性，根本上具有虚幻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总体上是真实的、现实的和指向未来的。对于当下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呈现的政治承诺，既有现实性，又有理想性，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是一个需要中国人通过不懈努力和实践行动去实现的“现实性理想”。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表达了当代中国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最广大社会成员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它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承诺通过价值观念形态表征出来，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承诺在社会实践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具体化和具象化，成为国家、社会和人们追求的目的本身。　　（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梁启超全集(第五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5]樊浩.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J].中国社会科学，2014(7)：4-25，204.　　[6]黑格尔.精神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4.此帖被楼主推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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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以下是【水帘洞石猴】在& 08:54:10&发表的： 一篇毫无价值的空头文章而已光说不做的下场就是像老蒋一样连说都不敢说岂不更可悲？说中国没有去实践社会主义价值观显然是睁眼说瞎话，但做得不够好倒是事实，这只是能力问题而非不愿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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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同意！挺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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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视角论区域文化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社会主义论文-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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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区域文化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
　　中图分类号：G127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X（8-005
　　全球化影响、改变着国家的观念和战略，各国都在“全球-区域”权力结构形成过程中通过文化战略开展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抗衡或守成。在当前全球化的话语脉络中，因应当代意识形态转型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需要，文化战略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00年后，一系列指导中国发展、适应意识形态文化转向的纲领性文件，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行动和越发明朗的文化战略与文化自觉，其现实针对性即“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1]。而贯穿新世纪以来国家文化战略的另一条线索便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深化，在不久前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重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这一语精用宏的价值论判断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为当前实施国家文化战略、构筑国家文化安全网指明了方向，也为社会各界开展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遵循。
　　一、区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大地上不同时代、地区、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复合体。各区域文化既有其地方性、时代性、区域性，又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区域文化因其文化、文化生态和文化内涵的区域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有着独特的功能。
　　区域文化也称作地方文化，是一种基于文化地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划分的结果。在中华文化家族中，各区域文化通过、、宗教、民俗、信仰、社会、文艺、价值观等要素体现出文化的区域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总结了百年中国文化研究的不足，指出：“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者似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2] 90年代，著名家任继愈先生也曾呼吁要开展区域文化研究，指出：“中国文化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中国文化除了时代的差异外，尚有地区与民族的差异性。”[3]应该说，20世纪后半期学界对区域文化的热情关注并未唤醒区域文化价值的回归，区域文化边缘化地位的改变始于全球化浪潮中作为抵制“他者焦虑”的策略进入政府的决策。特别是近年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策的出台，出于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文化规律的再认识，也出于对以往过于泛化的文化研究的一种校正，区域文化的产业属性、意识形态功能受到政界的高度重视。
　　从世界各国的文化实践看，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已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区域文化具有强大的区域认同功能。就区域整体而言，区域认同是区域社会发展的精神桥梁;单就个体而言，区域认同是一个基于情感、态度乃至认识基础上的价值观内化过程，奥罗姆和陈向明将其界定为个体身份建构功能的四个方面。[4]从现实的层面看，无论是群体和个体，认同的对象都与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同”的实质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认同”。[5]区域文化认同的现实价值越来越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马特尔以移民的眼光打量了美国区域文化的操作实践后，指出：“地方文化不仅是一种合理的追求，也是一种巧妙的承诺。”[6]它为区域提出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将区域文化转化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作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当代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须扎根生机勃勃的区域文化土壤方能见出成效。这不仅源于区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也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习近平在最近的系列讲话中一再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讲话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教育过程实质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遵循，即必须立足群众的感性生活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文化生态。
　　二、皖北文化精神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契合
　　皖北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有效的文化能指。皖北文化孕育于悠久的淮河文明，被考古学界称作“中国原始第一村”的蒙城尉迟寺新石器遗址，以其完整、丰富、规模宏大的史前和众多的动植物遗存再现了淮河流域原始农业的灿烂文明，成为皖北文化的滥觞。至今淮河流域传唱的民间歌谣，如“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收了淮河湾，富甲半边天”等，无不透露着皖北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成为皖北文化辉煌发达的见证。对皖北文化的地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曾根据尉迟寺等遗址的发掘成果推测：“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东南部，安徽的淮北与江苏的北部连在一起，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这里很可能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原始文化。”[7]
　　独特的区位成就了皖北文化独特的文化风貌。因其在位置上北联齐鲁、西接中原、南面荆楚，融合了这些地区文化的精华，各种不同文化在此碰撞、交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正是古今繁荣昌盛的自然地理基础。在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皖北文化孕育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而儒家、墨家文化也在以皖北为中心的方圆不到200公里的范围内诞生，形成了中国文化繁荣的一个高潮。同时也形成了文化多元、丰富而鲜明的特色：其一是“和而不同”，表现为优良的或具有合理性的传统思想的相互交融及其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二是“不变而变”，皖北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样式，具有浓厚的农耕文明的特色，但又随近代皖北社会发展而不断演进;其三是“经世致用”，皖北文化的整体风貌是：既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又以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悠久的区域文明和独特的文化风貌孕育了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家，保留了大量的文化遗存。
　　区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可能性，一直内涵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社会性属性之中。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是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传统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总和。文化在其所涵盖的范围内和不同层面协调着文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行为、为其提供方向和可供选择的行为模式，因而文化具有社会整合、导向和维系功能。但文化功能的实现则主要通过文化要素的意蕴，指挥着社会主体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皖北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要素结构完整。[8]通过皖北文化要素的意蕴形成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将有效解决区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功能的实现问题，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对公德和私德的教育恰在皖北的“红色文化”、“宿州书法文化”和“孝文化”中找到实现的路径，都是进行大学生革命传统教育、诚信教育和孝悌教育的良好素材。
　　以区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有效解决：（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问题。即在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耦合中实现文化的社会整合、导向和维系功能，说到底这是党和国家的软实力建设问题。（2）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认同感，消解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认同危机。当前，文化认同危机的内部根源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导致后者对前者所维系的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和解构，导致“价值迷失”和“规范真空”。就危机根源的外部因素看，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文化霸权不断挤压弱势文化的生存空间，使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交流交融交锋不断。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消解文化认同危机成为紧迫的时代命题。就现实情况看，文化认同策略问题比理念和原则更为重要。区域文化通过文化传承和生活积习而内化为区域个体和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对维系区域社会秩序发挥平衡作用，有效提炼区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先进理念，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其有效性不仅源于区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因为区域文化本土特征而易于被接受。（3）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软着陆。“软实力”理论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13年12月发表“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主题演讲时指出，人们影响他人意志和行为的方式有三种办法：一是强制方式，即以“大棒”胁迫;二是诱惑收买，以“胡萝卜”诱惑;还有一种就是吸引或说服，也就是“软实力”。[9]文化以其蕴含的人文精神和认同力量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教育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靠的是其内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约瑟夫?奈对文化在构建软实力中的作用极为重视，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最大的软实力。”[10]
　　重视皖北文化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的作用，有三个重要的现实背景：（1）近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和诸多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弘扬徽文化”、“写好徽文章”、“打好徽字牌”，提出推进“人才强省”、“教育强省”、“科技强省”、“文化强省”建设等，更多关注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事业建设，相对地忽视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忽视了皖北文化在社会道德建设、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层面具有的价值引领作用。（2）皖北文化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契合性，为挖掘区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开启了新的思路。皖北文化中的人格情怀、公平民主价值内涵，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认同感和亲和力，这是一个极具社会价值、亟待探索的时代课题。（3）新世纪以来，国内特别是安徽学术界非常重视对皖北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对以邓石如为代表的“江淮书风”的研究、对以萧龙士为代表的“江淮大写意派”画风的研究、对《老子》历史影响的研究等，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皖北文化中的文学、戏曲、红色文化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这些艺术文化不失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当然，皖北文化也有其复杂性和两面性，依托皖北文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对皖北文化精神进行辩证梳理，注重挖掘皖北文化中的积极文化因素。如皖北文化中重教兴学的风尚、兼容并包的精神、开拓创新的精神，这些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依托。而皖北文化中重人文轻科学、重功名轻经济、重经验轻理性以及道家文化中的消极出世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则是我们要努力克服和消除的。
　　三、皖北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功能实现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1]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国家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发挥效能不仅取决于价值观自身，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配合。就皖北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而言，需要强化课堂教学的同时，把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结合起来，形成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
　　（一）在课程建设中融入皖北文化
　　思想政治课堂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在凸显思政教育特性和国家意识形态要求的同时，对区域文化、学校特点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有所关注，但重视程度明显不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实际，就必须有机融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要求和区域特色，以提高教育效果。这也是地方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面对的课题。
　　就皖北高校而言，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从这个角度看，信仰、价值观形态的皖北文化应该成为皖北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可资借鉴的重要内容。作为区域文化，皖北文化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生长条件，在淮河主干流地区，以楚文化、明文化为底蕴，兼容了中原文化而形成的徽文化分支形态。皖北文化对所在区域乃至人类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皖北文化孕育了不胜枚举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文学艺术家等，杰出人物本身就是文化的聚焦点。皖北杰出人物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呈现的文化风貌及其构成的文化生态正是皖北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中独特分支的根本所在。凝练提升杰出人物所体现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精神，并有机融入课堂教学，达至立德树人的教育要求与丰富的区域性社会实践的统一，将有效解决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脱离地方高校实际、脱离大学生实际的问题，是提升地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以宿州学院为例，通过在学、文化产业专业开设“皖北文化研究”选修课，并在入党积极分子党课教育中纳入皖北文化教育的内容，在激发学生强烈的文化自豪和文化自信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样通过在学专业中设置“泗州戏方向”，也将有效传承皖北文化中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而其中的重要曲目，如《王三姐住寒窑》等，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中关注皖北文化
　　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一论断突出强调了社会实践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作用。
　　皖北高校在注重挖掘观念形态的区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价值的同时，还要充分开发、灵活运用具体物象形态的皖北文化的教育意蕴，将其融入皖北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中，使其摆脱“器物”层次进而升华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共同服务于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如皖北文化遗存不仅揭开了皖北文化演进的沧桑历史，还原了皖北文化的历史面貌，而且是激发皖北高校大学生文化自豪感和区域文化认同的重要素材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场域。通过选择那些具有生命力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求的皖北文化的器物遗存，为参与者重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时空，进而激发参与者价值取向上的趋同和情感共鸣，从而达到价值观教育的内化效果。这种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关注区域性知识的同时，增强了教育效果的渗透性。
　　依托皖北悠久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未来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应在实施“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计划”方面有所突破，通过校地对接，建立一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基地，推动学校阵地与社会基地、校内课程与校外实践、校内教师与校外导师之间的衔接互动。这将是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势所趋。
　　（三）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引入皖北文化
　　袁贵仁在号召全国教育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北大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时指出：“环境和文化氛围对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12]皖北高校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还应考虑将皖北文化引入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濡养功能。校园是教育的重要场域，与家庭、社区一起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全部。简单地将大学生活分割为知、情、意、行等生活碎片，并以“知”包揽情、意、行的教育，很难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已遭致思想政治教育界的广泛诟病。注重校园文化育人，就是要通过主题活动的开展、专题活动的设计、重大节庆和重要仪式、校报校刊、广播等形式和载体，发挥体验、感知、交往、实践等形式在学生品德养成中的重要作用。
　　就皖北高校而言，发挥校园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功能，可在校园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生态文化、学术文化等方面有所作为。在这方面，皖北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通过戏曲艺术进校园方式，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等引入校园，通过对相关剧中传统剧目的现代性改造，使之成为校园文化的靓丽景观，既传承了区域优秀文化，增进了对区域文化的体验和认知，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形式传播了爱国奉献、孝悌伦理等价值观。再如，被立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花鼓灯、凤阳花鼓、霸王武鞭等歌舞，既是激发区域文化自豪感的艺术形式，也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重要艺术样式，凝练这些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效提升文化的亲近感和接受度。
　　当然皖北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作用还有待皖北文化自身建设的科学规划。近年来，在安徽省委省政府“文化强省”政策的推动下，虽已初步形成了“奇石文化”、“玉文化”、“书画文化”等文化产业市场，其中有些文化工程具有显著的区域性、战略性品质和功能，但在构建大尺度、大气派、大文化的景观体系方面仍显滞后，而且文化产业的市场取向有别于文化事业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上述文化产业难以成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领域。因而，皖北文化向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拓展，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对接，还需要在大遗址人类文化遗产系列、中华文化精粹系列、世界文化交流系列、社会科学系列、休闲文化系列、国民教育和传播系列、宗教文化系列、文学文艺创作系列、大众文化系列等方面，进一步凝练皖北文化的精神内涵。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以皖北文化为载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优秀区域文化的作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是每个文化体系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现代传媒环境下文化交融交锋不可避免。皖北文化有着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融会贯通加以发展的优良传统，道家文化、朱子都是在借鉴吸收基础上产生的，皖北文化的现代化，仅靠自身的积极因素难以达到目标，必须借助对外开放与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如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岭南文化的敢为人先、闽文化的多元开放、京派文化的大气、海派文化的求新等文化特点和文化优势，在文化的传承、改造和转型与现代市场主体精神的培育中，结合自己的实际加以创新、发展，建设新的皖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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