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中国正在构建与世界共赢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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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者看“四个全面”（上）
　　习近平主席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不仅得到国内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回应，而且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外国学者如何看“四个全面”？就这一问题，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知名学者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外籍高级研究员进行了笔谈。人民日报观察版分两期编发这组笔谈文章，4月10日推出上篇。——编 者　　
　　中国正在构建与世界共赢的格局
　　令人鼓舞的发展战略
　　卡洛斯·马格里诺斯
　　在我们生活的年代，积极、果断的领导力是一份稀缺而珍贵的礼物
　　过去几年，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洲）仍然在努力摆脱上世纪 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政治议程也积累了许多棘手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令人鼓舞，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的是让人民群众的努力和奉献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这些内容都体现在激动人心的中国梦里。它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心，旨在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它要求继续推进过去几十年成功的经济社会实践，促进创新、创业和贸易，从而为全体人民创造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主席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开辟通往繁荣和进步之路，让所有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享有充分的机会。全面依法治国构成了对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对延续中国经济奇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这也说明，经过多年聚焦于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来巩固既有成果以及增强社会公平的时机成熟了。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其他三个“全面”的必要手段，其中，消除腐败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
　　分层次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主要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元素。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驱动，需要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需要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
　　可见，习近平主席的未来中国蓝图包含了一个战略目标和三个互相支持、互相影响的战略举措。在一个外国人眼中，还看到了他巨大的决心和魄力：除了要在国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在国际上还要承担建设性角色以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与沿线 60多个国家紧密相关的发展战略。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是希望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持和便利。此外，金砖国家刚刚成立了初始认缴资本为 5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且签署协议设立总额 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在必要时帮助成员国解决流动性问题。
　　这些仅仅是中国领导层为构建现代全球治理机制作出诸多贡献的一小部分。我深知，在新时代，国际社会需要新机制，不能用旧的组织机构解决未来的问题。中国正在构建与世界各国共赢的格局，推动实现新的国际平衡，在一个现代和进步的国际社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内目标。
　　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倡议密切相关，都是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我看来，中国领导人具有明显的使命感。习近平主席对挑战很清醒，愿意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应对挑战。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这样积极、果断的领导力是一份稀缺而珍贵的礼物。
　　（作者为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原总干事。周小林翻译）　　
　　“四个全面”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个新的发展框架正在形成
　　尤科赛尔·戈迈兹
　　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本身，就是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透露出很强的信息：一个新的发展框架正在形成。这一发展框架不仅对中国民众很重要，对于外国人也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中国各方面的政策和战略，影响中国改革进程以及今后的经济走势。就这一点看，“四个全面”为与中国经济相关联的所有利益群体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框架。
　　“四个全面”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融汇了中国改革开放 30多年的伟大成就和未来发展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积极向中等发达水平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目标。
　　自上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一直充满活力。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存在因改革乏力造成增长停滞的风险。全面深化改革能有效防止此类风险。无论开放资本账户、开放金融系统，还是推进社会保障建设、教育改革、环境保护，中国还有很多基本问题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可以预期，中国在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会时刻保持警醒，并使未来充满希望。
　　全面依法治国在短期内或许与中央银行和宏观经济政策没什么关联，但法律法规事实上对各行业都有很大影响，它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企业会从法治进程中收获很多。如果企业明确什么是法律允许的、什么是法律禁止的，它们就会更倾向于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
　　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有关。事实证明，善治是使政府和企业能够更好奉献社会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善治还能推动改革，增强人们的法治意识，并为经济发展提供和谐稳定的有利社会环境。
　　国际经验表明，落实经济规划需要高效率的中央银行。在这方面，中国的央行具有优势。
　　好的货币政策框架是有效解决经济问题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最开始，发展中国家在高通胀率的情况下维持价格和金融稳定，损失了一部分资本充足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同样失去了维持长期经济稳定的能力。目前，日本还在试图结束几十年的经济衰退局面，欧洲也在未知的风险中努力推行货币政策。
　　中国的表现很抢眼。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波动幅度很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学者发现，长期以来中国制定 5年规划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中国的 5年规划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称赞。如此看来，中国人民银行既肩负着重任，也拥有较为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国有着非常灵活的货币政策体系，同时正朝着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开放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从来都不匆忙进行金融改革，而是按照自己的目标稳步推进改革。适应性的学习一直是中国央行的传统，这样可以避免导致自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错误，也可以避免利率或汇率波动给经济带来的损失。大量外汇储备为本国货币政策改革的独立性提供了保障。在主要发展中国家中，中国人民银行被认为是最好的中央银行。
　　总之，“四个全面”对经济发展作出科学布局，富有效率的中央银行保证各项经济规划得到落实，中国经济前景充满光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本身，就是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
　　（作者为土耳其中央银行北京经济参赞。杨福鼎翻译）　　
　　“四个全面”将强化中国经济特有优势
　　确保经济转型成功的战略布局
　　乌玛尔·朱沃诺
　　中国坚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是获得成功的秘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影响中国，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社会越繁荣，中国经济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改革和转型越成功，亚洲地区就会越受益。
　　中国正处于向更为成熟的经济体制迈进的转型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够确保中国经济转型成功。 2015年，中国制定了 7%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中国经济转型还表现在消费与投资结构调整上。当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时，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这会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中国有能力发展出一种政府和市场机制相互协同的体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竞争提高效率。与此同时，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提供法律依据和确保经济发展公平公正。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试图采取这一举措，但并未成功，原因是它们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结果与其初衷——建成成熟的市场经济——背道而驰，最终发展成为寡头政治集团主导下的收入极度不平等的经济模式。还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顺利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是因为其资源和技术能力不足以支撑创新经济。除此之外，不健全的法律体系也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
　　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中国避免重蹈其他国家经济转型失败的覆辙具有重大意义。“四个全面”将强化中国经济的特有优势：在国家的合理指导下逐步完善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依法治国以及合理配置资源等。这些优势有助于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实现由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增长。
　　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会给亚洲地区带来更多益处。中国将减少大量低端商品出口，转而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并且在其他国家进行投资，以此实现贸易平衡、共同繁荣。
　　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是中国获得成功的保障。在政治发展中，中国不会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让公开的冲突和短视的政策阻碍经济发展。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通过加强党纪和问责制有效惩治腐败。问责制度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是典型的正相关关系。在对待国有经济的态度上，中国也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实践证明，消除国有经济不是一个好的决策，很多国家做过尝试，结果一败涂地。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政府掌握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此同时，实现经营管理透明化、责任化。
　　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何实施。甚至连那些通常建议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评论家也在说，如果能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就有成功的可能。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坚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是获得成功的秘方。
　　（作者为印度尼西亚信息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席。吴玥翻译）
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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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学者在国外参加国际会议需要告诉领事馆吗
访问学者在国外参加国际会议需要告诉领事馆吗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现在到另外一个国家参加国际会议，需要向领事馆汇报吗？
我跟领事馆联系，领事馆让我看留学基金委发的手册，可手册也找不到了，能告诉具体有哪些手续吗？
呵呵，我问了。让我看手册，手册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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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问问周围的访问学者看看他们是否有相关的联系方式或QQ群。我们这就有大使馆相关老师建立的QQ群，我们有问题都是通过这个去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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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送金币85后外国学者亲历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
|产业经济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中共现在的尝试是一个伟大的实验”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尹乔 发自荷兰阿姆斯特丹 时代周报记者 朱七七
　　丹麦青年何青山（Nis Grünberg）的推特头像照片是在中国西南城市的一间饭馆里拍的，他前面摆着一盆麻辣香锅，身后的墙上贴着在中国饭馆里常见的红色底菜牌，上面写着各色中国西南地方风味的面条和米线。头像下方的介绍这样写着：每天一条关于中国的好推文，中国学，哥本哈根商学院博士生，中国政治。
　　这个还不满30岁的北欧人是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博士生。他此前曾在哥本哈根大学当助教，教的两门课程都与中国有关，之后在哥本哈根大学担任一个中国研究项目的研究员。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专家，何青山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相关的党群关系以及公共部门的改革和发展。他曾多次到中国来，包括连续两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
　　9月8-10日，“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以下简称“对话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继去年9月首届对话会之后的第二届。本届对话会由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联合主办，主题为“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今年参加对话会的中外代表从50多人增加到80多人，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会见了与会外方代表。
　　尽管没有足够多关于这场对话会的公开资料，但在这场放眼尽是白发先生的对话会上，85后的何青山几乎是最年轻的受邀嘉宾。
　　当另一名连续两年受邀与会的学者、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彭轲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中国的时候，何青山还未出生。彭轲去年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回忆，当时，在北大留学的他课下想与同班同学交流，却受到限制；20多年前他到中国调研，申请访谈民众，也被拒绝。在那时的他看来，多次和中国高层如此密切接触，在以前“根本没有机会发生”。
　　而到了何青山开始做中国研究的年代，“根本没有机会发生”的事也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生了。
　　尽管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何青山不认为年龄因素会“导致对中国的理解上有什么不同”。但从45后的英国作家、学者马丁·雅克，到85后的何青山，他们看到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对话”，自然存有时代性的差异。
　　“这是一次对话，这是一种沟通手段。我认为这种对话和沟通非常好。”何青山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嘉宾中新增政要
　　如果说第一届“对话会”标志着更为自信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与世界对话，那么第二届“对话会”实际上延续了去年的“对话会”。
　　经过对参会人员资料名单的比对，两次对话会的参会人员相对固定，当中许多人去年也参加了第一届“对话会”。例如分别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的彭轲和何青山、前文提及的马丁·雅克和刘康、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克里·布朗、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费立民、“西班牙欧盟对话中国”项目负责人苏傲古等人。
　　参会人员的最大差异在于，除了专家学者，今年的“对话会”增加了部分外国政要代表，例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及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等。
　　9月8日上午的开幕式之后，下午是平行分议题讨论，分为两个会场，各有两个议题。据《南方周末》报道，第一分会场议题分别是“廉洁政治：多少条道路通罗马”和“惩治腐败：执政党能自我监督吗”。第二分会场的议题则分别是“依规执法：如何认识国法与党纪”和“全球合作：如何共筑防腐反腐网络”。
　　两次“对话会”之间，中国经历了疾风骤雨般反腐的一年，四个分议题显示了中国过去一年最受瞩目的主题。与之相呼应的是，据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刘康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透露，今年对话会的高潮也发生在王岐山与外方代表的会面。
　　“对话会”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对话。那么外国专家、学者和政要的意见，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有何意义？
　　对此，何青山对时代周报记者举例说：“中国有句话叫设身处地想问题。同样的道理，你认为德国或者丹麦的政府会根据外国学者的意见制定相关政策吗？或者说，会有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根据外国专家意见制定政策吗？我觉得在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会的，比如说环境问题—实际上很多跨国公司会在技术问题上跟其他国家交流意见。但是当遇到政治问题时，交流固然重要—因为你需要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但更重要的是，世界也需要知道中国想要做什么。”
　　何青山进而补充道：“我不认为中共会完全照搬别国经验去解决反腐问题。比如，如果你想从丹麦学经验，你就要改变整个公务员体系，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选项。但我认为，此类大会作为政治公关的一种手段，应该持续下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更加坚强了”
　　时代周报：去年的对话会上，你注意到了“中国有意思的做法，例如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在中国经历了严厉反腐的一年后，今年参加对话会，你观察到有什么不同？
　　何青山：我觉得，有些人一开始还以为这只是一场整风，但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以后，我们可以从文件中看出，这个活动不会只持续一年或两年。这是中共迈向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先进执政党的关键一步。
　　时代周报：过去你参与类似的交流活动多吗？光说这两次对话会的经验，这一届中国高层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
　　何青山：中国领导人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特质。事实上，对大国高层—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复杂的国家，如果能达到某个职位，说明这个人的个性一定非常强。但他们彼此之间又有些不同，特别是在领导风格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全局把控的能力，对中国未来的规划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就像其他国家的政治家那样，中国的政治家也有一定的政治技巧—比如说他们不会正面回答你的问题。但他们非常熟练掌握他们的工作。
　　时代周报：“对话会”举行标志着更为自信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与世界对话。到了第二届，你认为中国共产党更加自信了吗？
　　何青山：我认为他们更加坚强，坚信他们在做的事情，我认为他们也知道这里还有很多的挑战，但整个改革已经表现出对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全面解决的意愿。反腐只是其中的一个挑战—当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挑战。
　　我认为现在的一些机制会对中国有益，比如在地方层面上，比如说基层选举制度、村官选举制度等，而且这也会对抑制地方的腐败有正面的影响。
　　中国应该继续开放信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外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想要做什么，想要追求什么。在若干年前，中国的官方机制是非常神秘的，关于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怎么看待自己，人们都无从了解。以前你可以说，为什么我需要告诉别人，但现在中国已经变得日益强大和重要，有些东西你就要拿出来说，因为外国也会根据中国的想法来作出反应。
　　比如说这次对话会议就比较开放，为了便于沟通了解，提供了人们想要的信息和很多内部见解，并告诉人们很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就做得非常好。
　　“新国企改革方案非常有野心”
　　时代周报：你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最新的国企改革方案在9月13日出台了，你已经了解过吗？
　　何青山：前年出台的经济改革方案中就涉及了国企改革的内容。我看了下新的国企改革方案，涵盖了2013年的一些决定，主要是细化了相关决议，这次改革方案已经细到具体个人。而且党建工作也在改革方案中提出来，在加强国企党建后，怎样把国企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到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理顺。
　　方案中有一条要求国企在5年内将上缴给国家的利润从10%提升到30%，也已经在2013年的改革方案中提出了。这本身对国有企业没有激励，这个30%的上缴利润率可以是100万元，也可以是10亿元。我认为最有效的激励还是必须建立法人管理结构，让法人对企业有独立的经营权，并对此负责。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次的方案会对当下的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何青山：这个改革计划需要在2020年前完成，我认为这非常有野心—因为只剩下5年的时间了。同时，几个星期前一个党群工作的新法规出台了，它包含在这次的改革方案中，希望这可以令国有公司的组织管理结构更加明确。
　　另外改革方案中提出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我认为这将是建立公司内部权力议事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它在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竞争力不同的企业里会怎样设置，我认为会有差异存在。这将是未来非常有趣的改变。
　　例如美国的大公司里有外国人—比如说印度人在苹果或者谷歌的董事会，但中国的国有企业董事会里只有中国人，这样国有企业在管理层面上与外国的交流较少。我认为在未来国有企业会可以聘请更多的外国人来参与管理，因为他们会带来大量的技能和管理经验，这对国有企业开放国际市场，与管理业务水平的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许不是在母公司，而是在子公司或者下属相关企业，可以适当引进外国人才。其实一些国有企业在国际分公司中已经有外国董事加入，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时代周报：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很多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而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你认为在没有实行私有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国企改革方案会成功吗？
　　何青山：我认为必须成功，如果不成功只会是失败。
　　我在文件中并没有看到私有化，私有化并没有被提上这次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日程当中。改革后的国企无论是商业公司还是公益公司，按照混合所有制改革计划，可能会有更多私有的资本参与，但从几个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例子来看，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说在石油能源产业中。对于现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该加大深入此类的改革。但是这个范围非常小，企业合并正在进行，这产生了很多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中国中产需要更多的机会”
　　时代周报：有观察者认为，中国已经达到劳动密集型经济产业的极限。你认为呢？
　　何青山：我认为他们说得也对，也不对。中国达到劳动密集型经济的极限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中国政府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可以看到很多政策方针是针对现代中国的，例如鼓励创新和数字化的“中国制造2025”—中国版工业4.0。所以说，中国达到了劳动密集型经济的极限，虽然这会带来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的困难，但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它代表着产业的更新换代。
　　时代周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要跟民主政体相结合的，但是中国实践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不同。
　　何青山：不能认为西方式民主政体下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目前它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但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很多部分已经市场化了。中国官方自己也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名称，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名字—因为它没有完全的市场化，还是有一定的规范在，另外还有补贴，一些产业中还是有保护、有垄断、有国有企业。我不认为所有国家非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有时候国家的适度干预也可以变成发达经济。
　　中国正在做这样的尝试，这是一个伟大的实验，我认为中国距离先进的经济体还需要一段路要走，很多改革还需要完成，我认为这些比建立一个政治制度更难。中国的中产阶级需要更多的机会，他们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天花板，他们需要更多的改革措施。讲座︱邓小南：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需要外国学者的参与？ - 读书园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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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邓小南：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需要外国学者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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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中国与世界：关注、探讨与展望”的学术论坛，邀请国内外人文社科领域数十位顶尖学者齐聚一堂，就“新环境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和交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邓小南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多种学术语境下的深度对话”的讲演，就“对话”与“相知”、“词汇”与“概念”、“语境”与“深度对话”等问题阐述了她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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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邓小南：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需要外国学者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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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教授在讲演中
6 R- N4 _+ i7 a7 m6 X1 P(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 L( \: X( E$ E深度对话是传布思想的重要方式
& N&&d$ W0 `% A(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 D% p- A; G6 q在不久前，北京大学刚刚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希望建立起一个对话的平台，以便于不同的学者展开对话、交流和讨论。邓小南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她在工作中接触到了许多学者及他们发表的著述，引发了她本人对于不同学术语境下的学者如何进行深度对话等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她选择该话题作为讲演内容的原因之一。
* b) T& |9 {: u* D(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 }( ^8 w. m0 m' j+ [5 t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不同地区的学者有着愈来愈多的机会聚集在学术机构中进行对话。在对话日益频繁的情形下，“深度对话”的意义就开始凸显出来。邓小南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最近举办的一些讲座为例，指出所谓的“深度对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关注并理解对话者彼此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语境，这样才有可能使对话不断深入下去。实际上，在中外历史上，早期的许多知识都是通过对话的方式流传的。比如在中国，从先秦时期的孔子一直到宋代的朱熹，在西方世界，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无论是《论语》、《斐多篇》还是《理想国》，其实都是对话体或问答体的形式。对话，始终是传布思想的重要方式。在北宋中期，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曾就对话的意义发表过见解，如宋代历史上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邵雍。哪怕是当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如果有朋友来访，能够进行深度对话，就能达到“思致幽远，妙极道数”的境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深度对话是相知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相知很深的人，通过对话，能够碰撞出他们思想上的、精神上的火花。
, i( \# r& j( U&&Q(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9 o- }6 d3 K8 @! j邓小南说道，正如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所说的那样，希望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能够在新的平台上产生出新的思维方式。从延展的意义上说，对话不仅包括当面的交谈，也包括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材料、物质遗存所进行的和前人的“对话”，还包括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对话”。对话，实际上是相互理解、传布知识、思想碰撞的重要方式和载体。邓小南援引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的例子，指出卡尔在回答“什么是历史”这样一个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一个回答就是：历史应该是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之间一种不断的、往复进行的对话，其实也就是今天和昨天之间一种永无止境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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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邓小南：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需要外国学者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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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卡尔的著作《历史是什么》
, `4 U: i+ u! ]# t. l$ o(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3 p. b- i4 k1 P; H邓小南之所以非常关注深度对话的问题，也是因为她注意到，虽然现在我们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有很多对话停留在浅表性的层次之下。近几年来，网络语言的流行促使了一些“短、平、快”对话方式的产生，形成了一些青年人之间对话的新习惯。出现的这些情况，使得人们不再过多在意和讲究语言的使用和内涵的准确，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学术的叙述和论证的表达。邓小南认为，“对话”这件事本身是我们每一天都在进行的，之所以有必要把“对话”的方式拿出来讨论，其实也表现出对一些浅表性对话所带来的隐忧的关注。
& u0 o$ K% S. Z(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 c4 {' ?3 A1 }“中国”是“Central Country”“还是“Middle Kingdom”？
0 m$ {. M; K+ h# b6 |/ B(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 B1 L9 N&&X! O9 @“词汇”与“概念”，也是我们在对话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周易·文言传》说：“修辞立其诚。”尤其强调修辞的重要性。邓小南认为，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意念都是从词汇、概念的表述开始的。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著作《乡土中国》中认为，概念“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是要“用词来表现的”，在人的生活与时间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梁”。在词汇的对应上，则有丰富和匮乏之分。我们在研究和平时的对话中，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日常闲谈中谈到家庭亲属关系时，就会意识到汉语世界和英语世界中有关家族结构的概念和复杂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一些词汇和概念，不是拿着字典就能对应翻译出来的，还需要对文化背景和学术脉络有所理解。比如在英文中，我们会看到country、state、nation等表述，但是在汉字中往往只是用“国家”这一个词汇来表达。实际上，这种做法难免混淆了概念的不同层面。又比如，我们在讲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只使用“问题”这一个词汇，但在英文中，则可以用question、problem、trouble、topic、issue、point等不同的词汇。实际上我们看到，相比于中文世界，在西方的学术讨论中，词汇的分殊和概念的厘清要严密得多。在日常交流和学术表达的时候，此类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是习焉不察的，但是却很重要，足以构成影响彼此对话深度的障碍。
4 g# X& Z4 Q1 m& z(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 m( W# u% w9 C近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将会举办一场讲座，由James Robson教授主讲，主要内容是他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西方学者对《道德经》内容的使用，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文化交流与多重误解。实际上，这一类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198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聚集了世界各国的一些学者，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后来结集为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出版。我们从它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出，它把“China（中国）”翻译为“Middle Kingdom”，这其实是一种误解。2008年，在台湾举办的一次主题为“Geography and Culture”的学术研讨会上，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作了一个发言，主旨是中国历史上地理和文化的一些相关问题。包教授认为，所谓中国历史上的“Middle-Period”时期，大约相当于公元750年到1550年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他进而指出，从“Middle-Period”时期当时人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理解来看，应该把“中国”翻译为“the Central Country”。对于同样的词汇，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理解，就会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
- ~& R; G( U( v(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3 Z4 X: Z9 K0 n邓小南注意到，最近学界有很多与“中国”概念相关的讨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11月曾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进行了一场关于“最中国”的对话。其中，何努是陶寺遗址发掘领队，许宏则是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他们分别谈论了各自心目中理解的最早的“中国”。邓小南认为，实际上这种讨论不仅仅是考古发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如何进行理解的问题。学术界对如何理解“中国”有很多的讨论，包括葛兆光《宅兹中国》、许倬云《说中国》、许宏《何以中国》，分别从文献或者考古发掘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概念建构和历史上有关“中国”叙述的历史演进。
" d% C; M) w8 F(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 ^* }, U&&R: r, d邓小南还指出，学术词汇的选择和概念范畴的理解，应该说往往是没有绝对的正确和谬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混沌杂陈、无是无非，也不该导致在概念甄别和辨析上的缺席。我们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通过深度的对话，应该可以厘清一些概念，至少可以认清彼此的观点和彼此的意念。我们在了解了不同提法背后的学术脉络后，就可以寻求讨论的共同基础，梳理出一些困惑的缘由。
% e/ w. A3 A& m8 I(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4 [" Y7 R5 ~# m, ?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需要外国学者的参与？
" {2 N* O8 X! @# [(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4 U; ]' q( J& a) o对话，其实是需要有一些问题意识作为主导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学一贯追求的反思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阅读，不仅是我们“对话”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进入特定语境的方式。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常常会感到：即便同样是汉语世界的学人，我们在和古人、和前辈、和同事对话的时候，仍然会有言语上的隔阂和理解上的参差。同样的文章、同样的材料，不同的读者会体悟出不同的内容。就同一个读者来说，在不同阶段和心境下，也会读出不同的内涵。这就要求我们要放下身段，不断地追问，往复地对话。而这种不断追问和往复对话，在邓小南看来，是需要引导的。而这个引导，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二者是能够深入对话的前提。
4 G$ g( f9 j! d% `, }# U(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 c# l&&m. }# g2 t很多时候，对话会涉及到内在与外在的关系问题。大约十年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老师翻译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Tillman）教授的著作《宋代思想史论》。在译完这部书后，杨立华就他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做了一个总结，写成一篇文章《在母语的防线上》发表。他说道：“从真正的内在立场看，我们对汉语文化的注目根于内心深处不容或以的冲动。这冲动超越了所有的计度和衡量，也超越了所有的价值考虑。”但是他觉得，相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外国学人是以阅读中国为目标的。田浩教授在《我的思想史研究》这篇文章中，也直接说到了作为老外在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优势和好处。他说：“老外有一个好处，可以从外面的角度来看一个传统。一个在传统中长大的人，研究这个传统，很容易觉得这样子的演变、发展是自然的，不必解释……从外面看，可以看出一些新的立场或是问题。”外部的立场对于刺激一种新的认识很有益处。由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主编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中译本。在这套书的总序部分，卜正民教授也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卜教授引用了朱维铮教授的一段话：“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邓小南认为，内在的视角和外在的视角确实是应该互补，不同观察视角的组合，人们才能对中国和世界各个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包括生活的经验有一些新的体悟。“内在理路”和“外部立场”其实不仅体现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出发点不同，也反映出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观察都会有面向上的差异。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差异，才能够丰富学界对于整体的认识——这也是我们需要寻求“深度对话”的原因。通过深度对话，我们希望建立“共通”的而不是“共同”的话语，让我们的叙事和理解能够更加贴近历史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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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邓小南：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需要外国学者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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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宋代思想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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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邓小南：研究中国历史，为什么需要外国学者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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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正民教授在会议现场
# s5 L/ W( E* j& K(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8 c4 C# J* _$ e$ N# }/ Q邓小南在多年以前曾从事社会性别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她当时就感觉，中国学者和欧美学者的对话尽管是非常友善的，但有时候讨论的问题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其中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性别研究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对于性别差异的体悟和关注点可能就不同。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的“启蒙”在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现代化”仍然是全社会面对的挑战，而一步跨入“后现代”之后，中间的文化缺环就容易显露出来。邓小南认为，如果我们要做到有效地交流，首先应该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语境。有时候，观点的错位就是来自立场、观察点和文化的差异。以邓小南擅长的宋史研究为例，国内学者讲到宋代的历史，都是痛惜于它的疆界狭小、对外作战能力弱，我们关注的是王朝灭亡的悲剧；而欧美学者对于宋代的研究，更多地赞誉宋代文化的昌盛，他们关注的是王朝持续的原因。
&&Z! Q% u: l" b&&\! F(来自：濠.滨.论.坛 bbs.０５１３.org - 南通.濠.滨.网)1 p5 h2 Y% I8 U&&[4 Z在对话的过程中，既要“求同”，也要“存异”。邓小南还指出，深度的对话还需要技术层面的保证，要求对话的组织者能够沉潜下去，能够寻求深度对话的有效方式。邓小南寄语道，我们虽然不能期待通过对话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深度对话会使我们开阔视野，减少误会。不同的文化需要互通、互鉴。文化特色鲜明，文明繁荣多样，我们对同样的问题有丰富的不同理解，我们的世界才能走向丰富多元，而且健康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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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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