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对我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路的探索有何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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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解读
□ 赵学琳 陆静
摘 要: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由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的,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不足以强大的客观使然,是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也与新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分不开,与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直接相关,同时还受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影响。因此,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摘要〕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由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的,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不足以强大的客观使然,是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也与新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分不开,与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直接相关,同时还受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影响。因此,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 社会主义道路,旧中国,新中国,客观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7)06-0061-04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个领袖或一个政党的主观臆断,而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选择。从历史的层面解读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必然性,是深入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
  一、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由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的
  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和确立,必然受制于这个国家的外部环境和国内形势,尤其是要反映外部环境与国内形势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走独立自主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各方面都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丧失了实际的独立。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迫使旧中国的统治者向它们屈服,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深深地渗入中国,极力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限制其民族经济的发展,以保证它的投资场所和对我国的掠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形成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扰与无情阻挡,始终不能自由发展为独立的强大的力量,“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②没有民族的独立,资本主义是无法自由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的官僚资本、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畸形地、艰难地生存。当中国刚刚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它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就已经不存在了。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统治,是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对我国掠夺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和爆发的矛盾和冲突转移到我国,从而使我国的社会危机加深。他们联合起来,用极其野蛮、残酷的法西斯手段统治中国人民、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使中国经济不能发展,政治不能进步,人民处于贫困落后和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更是异常残酷。“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与统治,决定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对此,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首先的原因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二、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不足以强大的客观使然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需要一支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资产阶级力量。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和摇摆不定的,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近代中国最早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派别,他们进行的戊戌变法迅速地失败了。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丝毫没有因这次革命而削弱,革命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的手里。国民党成立初期成分庞杂,组织涣散,党员各行其是,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1923年,孙中山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国民党的改组,才有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1927年,国民党通过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取得政权,不仅没有解决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独立的问题,反而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族资本在衰落中挣扎,而兴旺起来的却是帝国主义的资本。国民党政权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
  中国近现代史的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领导阶级的。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民主革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身上,转移到了作为所有被压迫人民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也就自然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上来。邓小平在概括中国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时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⑤
  三、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次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⑥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⑧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关注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活动,削弱和消灭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成分。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复。毛泽东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个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概括地说,就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一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二是没收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三是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就是最早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毛泽东说:“官僚资本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⑩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并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使人民大众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有着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手工业经济等五种不同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及相应的经济政策。文化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个革命又恰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逻辑。
  四、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与新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分不开
  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宣布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一边倒”方针的确立不仅为新中国的对外关系确定了正确的方针,而且也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发展道路做出了明确的选择,表达了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这一方针在新中国建立后,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这是由当时和后来的国际形势决定的。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结束,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开始逐步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等手段制裁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新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帝国主义世界的包围、封锁和孤立。在政治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新中国在世界的合法地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积极推行遏制与孤立政策。在军事上,他们实行武装侵略和军事包围,挑起和扩大朝鲜战争,把侵略矛头直接对准我国的东北地区,以武力威胁我国的台湾,并建立了一个环太平洋的反华军事包围圈。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使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恶化。在经济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政策,不仅中止中美贸易,同时胁迫其他国家中断同我国的贸易往来。帝国主义国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在政治上屈服,重新受它们的控制和摆布,就是希望中国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任其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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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月芽期刊网 2017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何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何意义
09-03-22 &匿名提问
:(1)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里诞生和进行革命的,加之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因而如何建设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便成为一项“伟大的工程”,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2)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必须做到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第二,整风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实现思想上建党的好方法和好形式。1942年延安整风开整风之先河。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而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任务。方针和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延安整风是全党范围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思想建党原则的新发展。第三,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其基本要求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第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显著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3)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员成分主要来自农民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成功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在今天这些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加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任务,而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无疑会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而毛泽东关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对于党在新的时期如何保持并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何更好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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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一重要论断,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经历无数艰难曲折之后找到的。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引领下,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一系列新的结合,取得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些宝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理论升华。它植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实践、发端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丰富于世纪之交的严峻考验之中、深化于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革之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历史已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务必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要切实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觉性,真正做到“不为任何艰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拓新局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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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大跃进”运动是指 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 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 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后果: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 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贝克尔(Jasper Becker)——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杜波斯(W.E.B. DuBois 1959年,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 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详细补充:大跃进的1958年1958年初,由中央领导人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历史上少有。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地印象。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一、开展大跃进的舆论准备。自 1953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顺利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大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人们都有一股子干劲,争先恐后的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58年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随后,在基层的全体干部中,认真学习社论的精神,为全面大跃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做好了精神准备。大跃进的提出,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而且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当时的理解,也较为肤浅,人们还以为干部做好本职工作,工人增加生产就可以了。因此,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不甘落他人之后,一场生产运动,倒也搞得扎扎实实。各个企业生产蒸蒸日上,月月完成生产计划和工作任务。二、提出“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到 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6月17日,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因为是领袖亲自批示的,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大家听后既兴奋又茫然。兴奋的是落后的中国,能够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茫然是大家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无人所知。在当时消息的来源,只有一家官方的报纸外,没有其他的渠道。既便是对英、美国家的报道,也是社会的阴暗面,至于全面的情况,国人可谓一无所知。学习的结果,只能是做好本职的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吧!三、农业战线连续放出亩产万斤粮的“卫星”。到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 %,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都在议论纷纷,有的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是否看错了听错了?榜样既出,各地纷纷效仿。之后,各地区抓农业的领导干部,亲自抓“试验田”。到了秋收季节,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不仅能够产万斤粮,而且还能够产十万斤粮。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到了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可称得起亩产之最了,真可谓压倒群雄独领风骚了。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主席亲自视察过,既然是领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了。新立村地处天津市的东郊区,市内各单位便纷纷组织人员前去学习,我也随同单位人员前往参观。到了田间,看到在一亩地中,稻子一棵挨着一棵,不见空隙,如同一个大稻子垛。看后便问带领我们参观的人员(非农民),这些稻子是如何种植的?怎样管理的?经介绍是采用密植的办法,深翻土地,多施肥料,白天要用鼓风机向里边通风,晚上要有灯光照射。当我们参观后,大家还是有很多疑虑,在当时也就不便多问了。农业战线上的高产“卫星”不断升天,丰收的喜讯不断传来,对工业战线也是个很大的促进。为了学习农业经验,于 1958年10月份,由天津市共青团委员会组织青年干部,去河北省保定市参观农业丰收展览会,我有幸随团参观。到了保定后,白天看展览,晚上搞座谈。看展览的过程中,我都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宣传材料,只有靠个人的笔记。在保定市期间,我们还到徐水县参观。因为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在日到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听后大加赞许。从此,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此处学习取经。当我们进入县城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标语口号,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因为各地来到此处参观者众多,我们也只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看一遍,无暇问及更多情况。几天的参观学习,团市委要求每个人都写一份观后感想,并向单位党委汇报参观情况。当我向党委汇报后,党委书记非常重视,让我把参观学习的情况,向全体职工进行介绍。因此,就根据职工的不同班次,分别在大会上介绍参观学习情况。群众听后,确实受到很大鼓舞。会后,有的群众纷纷询问具体情况,还提出许多疑问,我只好按照参观的情况向群众解答。四、全面进入苦战阶段。1958 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到月底结束。在会上研究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等重大问题。随后,会议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由9月份开始,在工业企业当中,打破了常规,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实行大干苦战,每日工作12个小时。霎时间,整个单位就沸腾起来。职工在生产一线苦战,生产记录不断刷新,高产“卫星”也是连续不断升空。为了鼓舞职工的生产情绪,宣传报道也搞地热火朝天。对超额完成计划的车间、班组和机台,由单位领导亲自出面,敲锣打鼓送去喜报,给予鼓励,职工之间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火热局面。管理人员,也走出科室到现场办公,为生产第一线服务。每到中班或夜班,职工食堂的炊管人员,把饭菜送到车间。即便是节假日,职工也放弃了公休,主动到工厂上班。这样的苦战,一直持续到年底,才算鸣金收兵,方告一段落,恢复了正常的作息时间。到此时,全体职工已经是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了。五、全民大炼钢铁。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确定要把钢铁作为全党的第一位大事来抓,年计划要完成1070万吨,实现翻一番。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还有一个季度要完成这个目标,可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只能完成任务,于是便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不是专业工厂,又无炼钢设备,更不懂炼钢技术,如何炼出钢铁?岂不是天方夜谭。在“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口号指引下,要大胆解放思想。还是从农村开始,农民在田间垒起了小土炉,就炼起钢来了。经验很快传开,顿时,田野间的小土炉星罗棋布,火光冲天。农民兄弟能够做到的,城里工人老大哥就更没有问题了。上级领导机关给企业直接下达了钢铁指标,各企业也都先后开始炼钢了。当时我在新华印刷一厂工作,厂领导决定抽出一部分年青的管理人员,组成炼钢队伍,我也被抽调出来大炼钢铁。由于厂院存有纸张、油墨之类的原材料,又都是易燃物品,只好选择厂外职工食堂的小院内,盘起了几座小土炉,通上风箱,将煤炭点燃后再续上废铁,就开始冶炼起来。煤炭消耗很多,炉火也很旺盛,可就是化不开废铁,反而把土炉给烧塌了。经过了解,方知修土炉尚需耐火材料。于是就请教懂炼钢技术的师傅,重新垒起了土炉。这次确实有收获,终于把废铁给烧结在一起了。因为是废铁与煤炭混合烧制,所以炼出来的钢都成为豆腐渣形状,这就是我们炼出来的钢铁。由于各个单位都参与大炼钢铁,开始使用本单位的废钢材,没有几天就用光了。在当时炼钢的原料就成了大问题,只好发动全厂职工群众,收拣废钢铁,有些职工干脆就把自己家中的铁器献出。至于耐火材料和煤炭,也就顿时紧张起来,还是采用发动群众的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的寻找,就这样维持开工。我们这些人,吃住在工厂,日夜干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上级下达的钢铁任务。之后,把这些不成型的钢铁,送到了指定地点。至于这些钢铁有什么用途,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到1958年底,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的跃进。从此,“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多年。六、对“大跃进”的冷思考。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1958年以后,一直作为一面红旗高举若干年,对这次大跃进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认真地总结与思考。 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的人员,体会是很深刻的,谈一下粗浅的看法。首先,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大跃进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中国又是个大国穷国,不跃进行吗?国家领导人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就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搞个大跃进。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显然是不适用了。因为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要有科学的管理,严格的工艺要求,还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才能够持续的发展。否则,采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则会是得其反。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火灾不断,事实证明,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其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1958年大跃进,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大话搞弄虚作假。农业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又有那个是真实的呢?群众心里早就明白。天津市新立村把几十亩的稻秧苗,快成熟的时候都移植到一亩地中,这样明显的造假行为,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的报道,岂不是怪哉!其结果是浮夸风四起,各地报喜不报忧的事情,甚嚣尘上。全民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能源,砍伐了树木,所炼出来的钢铁都是豆腐渣形状的废物,根本没有用处。就是这样的废铁有300多万吨,都统计到全年的钢产量中去了。在农业方面,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提高3.4 %,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增幅 3.8 % 还略少了一些,这样的产量怎么能够谈上大跃进呢?这些事情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呢?因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如果说错了话,不知道又要扣上一顶什么名称的“帽子”呢?老百姓只好“唯上是听”、“唯上是从”罢了!举报 221.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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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一、家庭财产之类 疑问:家庭财产之类的私人秘密让别人知道有坏处吗?  不是你不坦率,坦率是要分人和分事的,从来就没有不分原则的坦率,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心里必须有谱。就算你刚刚新买了别墅或利用假期去欧洲玩了一趟,也没必要拿到办公室来炫耀,有些快乐,分享的圈子越小越好。被人妒忌的滋味并不好,因为容易招人算计。相关阅读:是谁在“刺探”你的隐私  相应对策:无论露富还是哭穷,在办公室里都显得做作,与其讨人嫌,不如知趣一点,不该说的话不说。  话题二、薪水问题  疑问:薪水问题可以交流吗?  很多公司不喜欢职员之间打听薪水,因为同事之间工资往往有不小差别,所以发薪时老板有意单线联系,不公开数额,并叮嘱不让他人知道。同工不同酬是老板常用的手段,用好了,是奖优罚劣的一大法宝,但它是把双刃剑,用不好,就容易促发员工之间的矛盾,而且最终会掉转刀口朝上,矛头直指老板,这当然是他所不想见的,所以对“包打听”之类的人总是格外防备。相关新闻:你的薪水里有多少“猫腻”  相应对策:如果你碰上有这样的同事,最好早做打算,当他把话题往工资上引时,你要尽早打断他,说公司有纪律不谈薪水;如果不幸他语速很快,没等你拦住就把话都说了,也不要紧,用外交辞令冷处理:“对不起,我不想谈这个问题。”有来无回一次,就不会有下次了。  话题三、私人生活  疑问:私人生活在办公室说好吗?  无论失恋还是热恋,别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更别把故事带进来。办公室里容易聊天,说起来只图痛快,不看对象,事后往往懊悔不迭。可惜说出口的话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  把同事当知己的害处很多,职场是兑技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你的对手,即便是合作很好的搭档,也可能突然变脸,他知道你越来越容易攻击你,你暴露的越多越容易被击中。  比如你曾告诉她男友跟别人好了,她这时候就有说头:“连老公都不能搞定的人,公司的事情怎么放心交给她。”职场上风云变幻,环境险恶,你不害人,同时也不得不防人,把自己的私域圈起来当成办公室话题的禁区,轻易不让公域场上的人涉足,其实是非常明智的一招,是竞争压力下的自我保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你不先开口打听别人的私事,自己的秘密也不易被打听。人际:教你明白同事“话外之意”  相应对策:千万别聊私人问题,也别议论公司里的是非短长。你以为议论别人没关系,用不了几个来回就能绕到你自己头上,引火烧身,那时再逃跑就显得被动。  话题四、野心勃勃的话  疑问:野心勃勃的话会对你有什么威胁?  在办公室里大谈人生理想显然滑稽,打工就安心打工,雄心壮志回去和家人、朋友说。在公司里,要是你没事整天念叨“我要当老板,自己置办产业”,很容易被老板当成敌人,或被同事看作异己。如果你说“在公司我的水平至少够副总”或者“35岁时我必须干到部门经理”,那你很容易把自己放在同事的对立面上。相关阅读:如何保持工作中的进取心  相应对策:因为野心人人都有,但是位子有限。你公开自己的进取心,就等于公开向公司里的同僚挑战。僧多粥少,树大招风,何苦被人处处提防,被同事或上司看成威胁。做人要低姿态一点,是自我保护的好方法。你的价值体现在做多少事上,在该表现时表现,不该表现时就算韬晦一点也没什么不好,能人能在做大事上,而不在大话上。   贴心提醒:办公室里说话的艺术  不乱说话不等于不说话,一定要分场合。谈公司里的事情最好在比较适合、公开的场所,比如部门主管征询意见时,你不说就不妥,或者开讨论会时,该发言就不能闷着,老不说话老板以为你没主意,但私底下的闲话少,麻烦也少。   办公室里闲话的滋生地,工作间歇,大家很愿意找些话题来放松一会儿,为了不让闲聊入侵私域,最好有意围绕新闻、热点、影视作品谈天,避开个人问题,放得开而且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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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运赛场上,运动员们在球类、田径等一个个项目上,挑战自我,顽强拼搏,勇创佳绩,摘金夺银。我们在欣赏他们骄健的身姿、叹服他们优异成绩的同时,更为他们挑战极限,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顽强拼搏精神所震憾。拼搏精神是竞技体育运动的魂,也是奥运会展示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我们既要为体育健儿的精彩表现和优异成绩而赞叹,更要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顽强拼搏精神而喝彩。   有一句歌词唱道:“爱拼才会赢。”拼搏是一种充满激情的人生状态,它集中人的全部意志和精力,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向着既定的目标勇敢迈进。现代奥运创始人顾拜旦说: “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 拼搏是力量的源泉,是生命燃烧的状态。对于人们而言,成就事业需要拼搏,创造人生需要拼搏。只有拼搏,才能克服自己身上的种种局限和不足,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假如一个人没有目标,未老先衰,丧失朝气、锐气,只求干完工作,不求干好事业,只求酒足饭饱,不求奋发有为,怕苦怕累怕失败,就会被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所吓倒,处处胆怯懦弱,成为一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   军营是一块锤炼青春、挑战自我、顽强拼搏的沃土,天然地充满着顽强的拼搏精神。爱军习武,苦练精兵,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是在训练场上拼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往无前,坚决完成任务,是在抢险救灾场上拼搏;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全,舍生忘死,和敌人血战到底,就是在战场上拼搏。拼搏精神体现了我军的宗旨作风和光荣传统,是强大战斗精神的生动写照。作为新一代青年军人,我们要自觉继承这一光荣传统,让全身充满青春朝气,洋溢着顽强的拼搏精神,勇克难关,超越自我,学习成才,苦练精兵,为推进部队全面建设创新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无愧于新世纪青年军人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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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邓小平理论破题的标志,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正像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破题的标志一样;邓小平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的标志。这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之理论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核心内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众多任务和内容中,只有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方面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才能够称得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了。而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就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上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才会成为可能;那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争共存的当代,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相对优势,才就生存、发展并最终站稳脚跟。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现实中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尤其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这一理论破题的最根本的标志。在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其他道路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必将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新的探索过程。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上,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比较,我们还会发现它们的模式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第一次飞跃的模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在第二次飞跃中,由于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原理,特别是实现现代化必须搞市场经济的这一普遍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中还没有形成,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总结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普遍原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依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各个个别国家现代化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了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然后又把这种一般规律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这是对第一次飞跃的模式的创造性发展和更新,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我们党称这种新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新模式涵盖包容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同时又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最新实践、最新探索。第三,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振兴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契机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形成了一种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简单化理解,同时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将很快消灭商品经济的看法不无关系。这种传统观念不仅使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态势,而且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停滞。这种理论的停滞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实践的功能。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极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发展。这种突破不是细枝末节的突破,这种发展也不是个别结论的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框架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以此为契机,马克思主义获得了重新振兴的巨大历史推动力量。在当代世界,以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突破口,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在重新集结,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正在酝酿着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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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第一,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第二,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相互联结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体现着普遍性。第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哲学根据。 “中国特色”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的情况不论多么特殊,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各国特色的个别中存在,我们要建设中国模式、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又是个性,所以我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实际上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辨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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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第一,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第二,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又是相互联结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体现着普遍性。第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的哲学根据。 “中国特色”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个性、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一方面,中国的情况不论多么特殊,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共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般只能在各国特色的个别中存在,我们要建设中国模式、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又是个性,所以我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实际上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辨证关系原理的具体运用,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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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3)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4)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党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根本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根本的内容,具有基础理论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强调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在科学原则中强调历史必然规律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在价值原则中,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利益、中国人民利益、中华民族利益和人类社会利益的辩证统一。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具备科学性的基础上还要有中国特点,才能成为执政党的行动指南、国家的主心骨、民族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内涵十分丰富的综合性理论体系。从层次结构看,它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层次、马克思主义价值学层次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层次。从时空结构来看,它包括马恩的价值理论、列宁的价值理论、毛泽东的价值理论、邓小平的价值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价值思想和党的科学发展观。这些价值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空间范围,都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科学性。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其中,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所谓共同理想就是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方式和方法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转化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确定的共同理想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现实的共同价值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并进一步把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概括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为:在人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生态文明;在经济活动中是在劳动本位的基础上追求效率、活力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以及物质文明;在政治活动中追求民主法治、政治文明;在文化活动中是追求真、善、美及其统一的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在社会活动中是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价值理想既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华社会的历史背景、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根基。因此,在全体人民群众中树立正确的民族价值观和时代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就具有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 中华民族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全体民族成员和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所认同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所共同奉行的价值信念和信仰,所共同选择的价值实现途径、方式或道路。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角度看,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所概括的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这就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其中爱国主义价值观是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爱国主义价值观中,价值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社会、中华民族人民;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根本利益和需要;价值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代中国,价值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中华民族人民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价值路径选择。因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 中华民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原则,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根基,在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价值体系的相互交流中创造了新的文化价值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既包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价值观的因素,也包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价值观念,也包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建设型价值观念,还包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六十四字创业精神”、九八抗洪精神等新型价值观念。其中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种时代精神中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华民族社会的时代价值观。发展、富裕、民主、法治、公平、和谐、文明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例如自立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科学意识、生态意识、公平正义意识以及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等。这些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价值观念是促进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因此,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荣辱观 荣辱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荣与辱反映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价值反思。荣辱观的实质内容是社会评价标准和个体自我评价标准的体现。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本价值范畴、本位价值、核心内容、根本价值标准、根本价值追求、基本价值原则和基本价值规范制约着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基本理念、标准体系和规范体系。具体而言,一个社会以什么为本位价值,是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性质的标志。剥削阶级社会里本位价值有权力本位、金钱本位等,而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本位价值就是劳动,是否劳动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判断荣与耻的基本标准。为人民服务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三个有利于”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根本价值标准,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根本评价标准。是否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既是判断中国一切政党是否有价值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中国一切政党之荣与辱的根本价值标准。集体主义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原则。爱国主义作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义利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义利关系的处理也就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基本规范。 总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多方面的实践性;既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又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工作上和生活上可操作性。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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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邓小平理论破题的标志,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正像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破题的标志一样;邓小平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的标志。这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之理论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核心内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众多任务和内容中,只有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方面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才能够称得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题了。而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就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上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才会成为可能;那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争共存的当代,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相对优势,才就生存、发展并最终站稳脚跟。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现实中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尤其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这一理论破题的最根本的标志。在中国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其他道路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必将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新的探索过程。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上,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比较,我们还会发现它们的模式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第一次飞跃的模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在第二次飞跃中,由于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原理,特别是实现现代化必须搞市场经济的这一普遍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中还没有形成,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总结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普遍原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依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各个个别国家现代化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了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然后又把这种一般规律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这是对第一次飞跃的模式的创造性发展和更新,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我们党称这种新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新模式涵盖包容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同时又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最新实践、最新探索。第三,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振兴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契机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形成了一种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简单化理解,同时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将很快消灭商品经济的看法不无关系。这种传统观念不仅使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态势,而且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停滞。这种理论的停滞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实践的功能。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极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发展。这种突破不是细枝末节的突破,这种发展也不是个别结论的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框架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以此为契机,马克思主义获得了重新振兴的巨大历史推动力量。在当代世界,以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突破口,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在重新集结,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正在酝酿着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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