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说军人不光要打仗 还要懂政治
&gt花絮片段蒋介石一生都在戒“五难”_尚品频道_新浪网
蒋介石一生都在戒“五难”
　　一生都在戒“五难”
　　“人的养生有五难，一是名利不去为一难；二是喜怒不除为二难；三是声色不去为三难；四是滋味不绝为四难；五是神虑精散为五难。”孙思邈的这几句话让蒋介石玩味良久，这也是他多年以来追求的养生境界。
　　多怒则百脉不舒
　　青年时蒋介石性情非常暴躁，遇到不顺的事情常常拍案大怒。1925年后蒋介石开始极力克制，遇事尽量力求做到“戒怒”。他在日记中曾发下“四誓”，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有意识重读《墨子》、《老子》及与养生相关的医学书籍，其中“多怒则百脉不舒”的道理，让他心胸朗然。在台湾的二十几年生活中，蒋介石更是在修心养性方面做到戒急用忍，遇事不惊。蒋介石晚年总结戒怒的关键，是在怒气将要发作时，一定千方百计克制它。
　　人之心事，多欲则忧，寡欲则乐。人之心气，多欲则馁，寡欲则刚。
　　30岁以前的蒋介石私生活风流放荡。1930年以后，43岁的蒋介石仕途顺遂，生活环境也优越起来，这时的他开始考虑保养身体的问题，主观上节制性欲。他认为人之欲望，尤其生理欲望如不加以克制，很可能让其先天体质遭到损坏。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总裁以后，开始主动回避与异性的接触和交往，甚至连官方举办的酒会、舞会也极少参加。60岁以后，蒋介石从克制欲望发展到“戒欲”。自台湾时期起，蒋宋夫妇就逐步不再房事，民国五十年代正式分床而睡。”在他看来，戒欲有利于精、气、神的养护和身体健康。
　　烦躁则为万祸之源
　　其实蒋介石在南京黄浦路生活期间，就开始将“戒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曾经写道：“勿急躁，古有明训：急则生躁，躁则生厌。凡事三思，徐而图之；烦躁则为万祸之源，理智则成大事。”1949年以后，蒋介石易躁的性格得到的最大的克制，他调整心绪，力求做到不怒、不烦、不躁。同时，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希望从《圣经》中寻找让人忘记悲哀的哲理，养成一种“眼不见心不怒，耳不听心不烦”的超然心态。这固然有些消极，但对于健康而言，却是有益的。
　　多言多耗神，寡言益精神。
　　较早时期，蒋介石担心的是多言会影响自己政治生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一位荣民医院的资深医生提醒他养生的一个常识性知识：“多言多耗神，寡言益精神”。出于养生的考虑，蒋介石从此更加少言。以致他和宋美龄交换意见时，也常以手势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虽然少了，但这更适合养精蓄锐，保持旺盛的生活能力。
　　少吃多得益，多吃不得益。
　　说到戒贪，是说蒋介石到了晚年为健康计，主张“少吃多得益，多吃不得益。吃得过于多，有害身体”。他有句名言“有钱难买老来瘦”。严格控制饮食成了蒋介石晚年严格的养生宗旨。
　　在古人看来，清心才能长寿。蒋介石非常认同这种说法。他也认为，人要长寿，紧要的是每天要有一个好心情。没有好心情，就算有太多的金钱和权势，都无法保障身体的健康。
　　老蒋的一天是这么过的
　　蒋介石在养生学方面，亦始终恪守曾国藩的“养生五决”，即：一要睡食有恒、二要饭后散步、三要惩忿、四要节欲、五要洗脚。如此五法，虽然看来十分简单，但数十年如一日做起来又谈何容易？
　　蒋介石从年轻时开始，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晚年的蒋介石生活变得更加规律。他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
　　晨起：不论春夏秋冬，当整个士林官邸还被灰黑的天幕笼罩着的时候，蒋介石便穿着睡衣起床了。他手拿着支钢笔型的小手电筒，借着微弱的灯光，轻手轻脚，摸索着走盥洗间洗漱。此时，“夜猫子”宋美龄刚刚睡。
　　盥洗：等到蒋介石盥洗结束，副官会为他准备两杯容量为300cc的开水，一杯是30-40摄氏度的温开水，一杯是热开水。蒋介石认为，30-40摄氏度的温开水最适合养生。每天早晨喝一杯白开水，也是他固定的习惯。
　　静坐：喝完开水，就开始在阳台上做柔姿体操和唱圣诗，背《圣经》。大约20分钟后，蒋介石便回到书房静坐祈祷。他先用毛毯盖好自己的膝盖，往眼睛里上眼药水，再用一条白色手帕轻轻地擦拭按摩双眼。用药完毕，他闭上双眼，静坐40分钟。
　　早课：静坐结束之后，蒋介石就在书房里做“早课”，也就是写日记和看报纸。看完报纸，侍从便端上托盘，盘中放着半湿小毛巾和小碟内装着两片切得薄薄的木瓜，木瓜是用来爽口和开胃的，这也是蒋介石固定的食谱。
　　早餐：接下来的早餐也很简单，包括年糕、汤包、花卷等，一般蒸得松软，便于假牙咀嚼，另外还有碗大米稀粥，一碟芝麻酱和一碟腌咸笋。
　　早班：9：00过后，蒋介石便更衣着装，吩咐备车去“总统府”上班。蒋介石上班的时间没有定数，有的时候，蒋介石会工作到中午1点多才会下班。待到下班回来，宋美龄也已起床并梳理完毕，等蒋介石一起吃午饭。
　　午饭：午饭是地道的中国特色，品种较多，每样菜肴都烧得很烂，并且都加鸡汤做调味品。有几样菜肴是每日必备的：一是腌咸笋和芝麻酱；二是一碗不腻的鸡汤；三是“黄埔蛋”。蒋介石自青年起就百吃不厌。
　　午睡：午饭之后还有餐后的水果，之后蒋介石便回到卧室睡小觉。午觉醒来，稍作盥洗，便走到户外，散散步，然后回到书房静坐祈祷20分钟，再开始办公。如有重要的外事活动，他也会利用这段时间在官邸接见会晤。活动结束，蒋介石夫妇会坐在一起吃下午茶。
　　散步：傍晚时分，倘若宋美龄有兴致，蒋介石会和她一起乘车出去兜兜风，常去的地方是郊外田园、海滨渔港、空谷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享受一下怡人的美景。
　　晚饭：晚饭时，蒋宋夫妇依然同桌共餐，但饭食不同，蒋介石仍是以稀饭、点心为主，外加腌咸笋和芝麻酱。晚饭后，他们或是外出兜风，或是在官邸的室内、室外散步、聊天。
　　休闲：掌灯时分，官邸夜生活开始了。陪宋美龄看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是蒋介石晚间活动的主要内容，电影通常是美国口或台湾公私立电影公司拍摄的新片，许多还没有公映，放映的地点就在餐厅。
　　按摩：晚上上床的时间固定是在十点。睡之前，蒋介石平躺在床上，双手伸开，放在肚子上，先按顺时针方向按摩20下，再按逆时针方向按摩20下，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让肠胃蠕动顺畅，对内脏和消化都有帮助。
　　入睡：做完按摩，蒋介石慢慢入睡，每天他睡觉的时间保持在六七个小时之间。床是硬床，目的是保护脊椎健康。夏天，蒋介石会习惯盖纺绸薄被。冬天盖一条薄绒被，冷的时候再加条毛毯。睡姿常年保持侧卧，从不将双脚露在被外。
　　这种有规律的生活蒋介石晚年一直坚持，每一个细节改变都会让他觉得不适。
　　“大历史视角”看养生
　　非典型“病夫”蒋介石
　　弗洛伊德“病夫治国”理论认为，所有登上权力顶峰的人，心理状态多多少少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病态：喜怒无常、偏执或者妄想狂。“病夫治国”理论反过来套在老蒋身上，倒十分贴切。
　　蒋介石处于权力高峰时期()时，不但身体很少生病，而且简直正常到让人觉得乏味。纵观蒋介石一生，都在用阳明理学修身养性，18岁就开始研读《传习录》，此后读了大量曾国藩的书，颇有一番修齐治平的豪情。他还借用宋明理学家的“功过格”，专记自己的过失，一旦发现有暴躁、贪婪、荒淫等过失时，就在日记里画圈记过一次。连他记日记的习惯都正常无以复加，坚持55年，从没有一天间断过。
　　都说帝王将相之类的男人精力旺盛，蒋介石却极尽克制。30岁以前，他虽然色欲很重，却不断在日记中反省，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到40岁和宋美龄结婚时，就只钟情于宋美龄一人，并改信基督。到60岁已经完全戒除色欲，与宋美龄分床而睡了。
　　蒋介石的身体正常到一度让他的私人医生形同虚设。尽管早年在军校苦读时候，落下来胃病和牙齿早衰的毛病，但后来身体越来越好，几无大碍。蒋介石30岁开始醉心养生，40岁后在深谙西方营养学的宋美龄指导下，饮食起居更加规律。加上每日早晚坚持散步和静坐，40-60岁几乎没有患病，连私人医生都无用武之地了。蒋介石在台湾的生活，简直像钟摆一样简单而规律。要不是82岁遭遇飞来车祸，加上做了两次前列腺手术，蒋介石也不会在88岁早早就去了。
　　如果说，大变革时期需要的是“病夫治国”，也许恰恰因为蒋介石是这样一个“正常人”，才在登上权力的顶峰，又迅速跌落。
　　遭遇“男人最大问题”
　　关于蒋介石健康的最大秘密，就是他的生育能力。
　　传说中，奉化溪口冬天特别寒冷。4岁的蒋介石一屁股坐在冬天用来暖脚的铜炉上，烫伤了阴囊。蒋母赶忙按照乡下治疗烫伤的办法为其涂上猪油。哪知道这猪油又招致了更大的恶运，蒋介石蹲在野地里撒尿时，香喷喷的猪油引来野狗一口咬在已经受伤的阴囊上。后面的故事就不得而知了。这段让人哭笑不得的历史，是蒋介石领养的小儿子蒋纬国在去世前受记者采访亲口诉说的。而蒋纬国又是听蒋介石的第三位夫人姚治诚说的。又传，年间，蒋介石在上海经常出入青楼妓院，染上国梅毒，所以才和陈洁如、宋美龄没有生育。
　　蒋介石最终还是绕不开“男人的最大问题”。1962年，75岁的蒋介石被确认为前列腺炎。主治医生是早年给杜鲁门治国病的医生，手术方案也精细到不能再精细，但是手术还是不甚成功，留下便血的毛病。蒋介石每每小解，都被马桶里的血迹吓得心惊肉跳。无奈蒋介石又接受第二次手术，仍然没有彻底治愈。这两次手术让老头子元气大伤。正如他自己说的，“1969年的两次意外(车祸和前列腺手术)减我阳寿二十年！”
　　昔者已去，传闻又来。后来的学者为这个“男人最大的问题”争论的面红耳赤。有人说，蒋经国是因为嫉恨兄长一直被父亲重用，才造此荒诞说法。又有蒋氏日记，记录宋美龄在1936年是怀孕过一次的，西安事变中因受到惊吓而小产。还有人说，宋美龄是不婚主义者，蒋宋大婚时，已保留了不生育的权利。
　　如今蒋氏后人都已经远离政坛。如果蒋介石多子多孙，台湾的政局恐怕是另一番景象。
　　小病影响大历史
　　蒋介石的病，再小也不能小看，因为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历史的发展。
　　因为早年身体太弱，蒋介石差点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差点没法开始。蒋介石19岁第一次去东京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军事。由于体制过弱，被日本教官斥为“病夫”，几次努力都无功而退。蒋介石被日本军校拒之门外，又在弹丸之国看到日本军人身体的“强悍”，他才意识到身体和前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像你这样手无素鸡之力的人，岂可进入军界，又怎么能成为统领军队的人呢？”
　　蒋介石在日本军经过严苛的训练，练就了强健的体制。却因为在军中食不果腹，且无法规律饮食，而得了严重的胃病。在后来的军旅生涯中，蒋介石常常遭受胃病折磨。在军校时候，冰天雪地里冷水浴后，蒋介石喜欢啃咬零下40摄氏度结成的冰凌。他的牙齿因此早衰，49岁就不得不把满口牙齿拔得精光。牙齿与胃口如此不争气，难怪老蒋不得不治心炼性，清心寡欲了。而老蒋注重修身养性，又如何微妙的影响了他在历史关头的重要决定，也是一个值得考证的有趣话题了。
　　因为失眠，蒋介石有一次险些丧命。早年在北伐途中，蒋介石入睡前喝了一杯卫兵泡的龙井茶，当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没想到次日凌晨军队刚刚出发，就在前岭发生激战。蒋介石由于前夜没有睡好，在战事将起之时，浑身疲软，面对强兵险阵，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还险些遭到敌军的追捕。幸亏他临阵脱逃，捡回了一条性命。从此，蒋介石只饮白开水，再也不敢喝茶了。他把饮茶视为军人不可饶恕的之事。蒋介石还亲自发下话来：今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为他泡茶。如果哪个士兵因为泡茶耽误了军机大事，就要以军法处置。毛泽东与蒋介石:相同的自卑感 不同的人生路_网易军事
毛泽东与蒋介石:相同的自卑感 不同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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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两个人的成长和成功。比如，在性格方面，毛泽东是很外向的，而蒋介石则比较拘谨。这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和想像力不能不有很大的区别。
资料图：毛泽东与蒋介石。文章整理自杨奎松先生在北大博士生联谊会上的讲座——“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他们的出身都属中间阶层蒋介石出身于普通盐商，祖籍浙江奉化镇，地位不太高，财富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毛泽东的的家也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亲辛劳了一世，才把家业弄到了富农的程度，在当时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较全国状况而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出身状况颇为相似，都属于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这样的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了最高领导人，这之间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他们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简单地说，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国内也陆续办起了一些大学，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菁英的一个群体。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仅仅受过中等教育。毛泽东是小学毕业后入了师专，毕业以后又去当小学教员。那个时候的师专，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初高中水平。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也只是培训式的速成学校。蒋后来的师爷们把蒋说成是日本士官生，结果台湾的李敖一考证，日本士官学校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蒋当年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补习学校，叫振武学校。毕业后，他再没有入过军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个炮兵部队做了一段“弼马温”，就是养马的兵。蒋介石受的教育显然也是一种初高中水平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小时候都颇具反抗心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并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样。事实上，就具体的性格表现上，他们二人有很大的差异。蒋介石比较内向，而毛泽东却是相当外向。岁数越大，二人的这种差异也就越明显。纪录片中，蒋介石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笔直，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蒋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他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嘻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毛泽东讲过他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个原因：一是总要接见外宾，他最不喜欢穿那种要纪风纪扣的正式服装；二是因为他不愿意被种种的规矩所干扰，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是那种喜欢穿着睡衣在卧室或书房里召见政治局领导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到过一件让他觉得很屈辱的事情——毛泽东1958年在游泳池边“训导”他。毛穿着游泳裤，一会儿下水游一会儿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一会儿话。赫鲁晓夫不仅不喜欢游泳，而且不会游泳，他完全是被动地被拖到游泳池边上来看毛游泳和听他讲话，自然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辱赫鲁晓夫。另一个例子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是在陕北保安，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当时两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毛泽东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一边很自然地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把吸满了血的虱子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这个美国人显然没有赫鲁晓夫那样敏感。他反而把毛的这种不拘小节看成是一种魅力，心想：这个人好潇洒呀！他们都曾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都生于19世纪末期，成长在20世纪初期，成长过程和环境有相似之处。蒋介石生于1887年，毛泽东是1893年，他们都是那种既读过几天私塾，也受过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时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时期，他们其实同样都属于比较激进的革命青年。我们讲“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反动头子”，但是他当年却并不反共。我们看他1926年年初之前的讲话，很多讲法都是与共产党人的说法相似的。在那个年代里，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特别是到了1920年至1922年期间，流传得最广的已经是俄国式社会主义了。当时各种倾向的人都想向俄国学习，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俄国的社会主义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面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竟然日益壮大和巩固。这让本来就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现象心怀恐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看好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俄式社会主义是基于列宁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的核心内容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要不要搞阶级斗争，在中国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自然是强调要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孙中山也看好苏俄，但其思想与共产党就有一定距离。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分化出像马克思他们所讲的那种极端对抗的阶级，他主张三民主义，即强调要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不必用阶级斗争方法，即强行将阶级拉平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1914年以后就跟随孙中山革命了，但我们却发现，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苏联之后，直到1925年底之前，他却与孙中山有些不同，大谈所谓阶级斗争，主张要通过打倒地主、资本家来解决中国贫苦民众受穷的问题。既主张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军阀，又赞同打倒地主、资本家，其言论显然与共产党人非常接近。尽管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共产党人相同，但从蒋的日记看，他在1918年之后，即五四运动开始前夕，他就已经在关心社会主义问题了，不仅读马列的书，也看《新青年》，更崇拜苏联。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也大致相似。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成长过程中，都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应当没错。为何他们没能成为“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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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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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方永刚在我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上的成绩已广为人知，而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人物研究方面，尤其是蒋介石研究上的学术成果，却鲜为人知。
方永刚的研究著作
方永刚，在人们的印记中，这个名字的背后是“党的创新理论宣传的楷模”这样的光环和20多部与之相关的理论专著。其实，方永刚的著述远不止这些。作为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方永刚还有一些“另类”著述：《冯玉祥与蒋介石》、《蒋介石在1949》等，而且这些有关蒋介石研究的著述过去少为人知。因为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他绕不开对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蒋介石的研究。
近年来，出版界出版了很多研究蒋介石的论著，大致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学术刊物中，每年都有数十篇乃至上百篇研究蒋介石的专题论文，其中不乏操幽析微的佳作。第二类是全面叙述蒋氏一生的专著，已出版了好几种，包括一些“蒋介石系列丛书”、“蒋介石政治关系大系丛书”等，有的还成了热门畅销书。第三类是有关研究蒋氏的资料和工具书，也出版了几种，如年谱、大事纪等。日前，《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由中央统战部主管的华文出版社出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个中原因除了该书鲜明的个性语言，丰富、翔实的史料外，其中一个就是该书的作者是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方面卓有成效的新闻人物方永刚。
《冯玉祥与蒋介石》、《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蒋介石在1949》在方永刚的著作中颇具独特性，这也是他在历史学科中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几本书，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认识方永刚，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蒋介石的思想和内心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并有助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蒋介石并非是一个只会骂“娘希匹”的“草包”、“流氓”
长期以来，关于蒋介石，我们读的是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再就是《金陵春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似乎是一个只会骂“娘希匹”的“流氓”、“坏蛋”。
《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是一部关于蒋介石的传记文学。溪口，是蒋的出生地；慈湖，是蒋的灵柩暂厝处。一个“到”字，连接了蒋一生的88年。作者用40万字把一个逝去三十余载的蒋介石活灵活现地重塑出来，他既没有简单地丑化蒋介石，也没有贬低他的贡献，也没有夸大他的功绩，只是用客观而流畅的笔墨叙述了蒋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华文出版社副社长李庆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也对该书的独特视角和行文方式深有感触:“方永刚对蒋介石的功过评述得比较到位，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读者，而是给予读者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看完之后自己来下结论。”总体来说，方永刚把蒋介石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写，不仅刻画了他的权谋、政治手腕，也写出了他作为凡人的一面。
史学工作者不能当漫画家
蒋介石是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也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现在谈起蒋介石或出版与蒋介石有关的书是很平常的事了，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却是学术界的一大忌，大有为阶级敌人树碑立传之疑。1961年初，陈毅同志提出写一部《蒋介石传》，要求“研究一下中国大资产阶级如何从联共走向反共，这个研究对纳赛尔这样的政治家是有积极作用的”。(刘炼:《风雨伴君行》)当时，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何干之。
很遗憾，“在他(指何干之)着手准备《蒋介石传》时，情况又因政治因素发生了变化，在讨论如何写这部书时，所里(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人提出:现在刚经过反右倾运动，‘左’风仍未停，而文化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难得幸免，研究所并不是避风港，也不是世外桃源，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写《蒋介石传》，如果有人说你替蒋介石树碑立传，就成了政治问题，干之则认为，应当允许实事求是地写。鉴于以往的经验，实事求是又往往被认为是保守，蒋介石是十分敏感的人物，史学工作者不能当漫画家，这部书如果只是简单地丑化一通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结果还是改题目，改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在既写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联共、反共的历史道路，也写民族资产阶级由中立走向革命的历史道路，检讨中国共产党对各派政治力量的政策得失。”可叹，即使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为名的书亦未能完稿。何干之很感慨地说:“这本书是外交部陈毅同志建议写的，毛主席、周总理一直强调要研究敌我友三方面，我真想把它完成。”
避免蒋介石研究中常出的一些偏差
在当前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著作中，有些著作可能出于迎合图书市场，或出于标新立异，也可能由于缺乏真正的研究(没有读多少资料)等原因，常出现一些偏差。如有的对已出版的文献资料缺乏认真的研读。像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一千五百多万字，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百多卷，这些都是研究蒋的宝贵史料，但从目前出版的书刊来看，有的史实有出入，有的观点明显值得商榷，显然没有读过这些史料。
再如，有的著作在对蒋介石的基本定位上发生游离。现在，虽然一般不用“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来指称蒋介石，但应当看到，自日南京政府建立后，逐渐成为第一把手的蒋不把心思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上，不去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是放在反共上，即使在日本侵华扩大、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也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战一胜利，他马上发动新的一场内战。所以说，对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只能是，他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是一位逆历史而动的反动人物。而有的著作在定位问题上发生偏离，说什么要“冲破一切禁区”、“超离政治学”，说蒋介石如何注重礼仪，如何体察民间疾苦，如何节俭简朴，甚至说他在台湾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清官政治”，等等。这些都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有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
方永刚在书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如在写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剿共”，还是抗日？方永刚剖析了蒋的内心世界，认为蒋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其真实想法是“‘剿共’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抗日这面旗也不能丢”。于是蒋决定，“剿共”、抗日两面旗子同时举，但是一实一虚，“剿共”下实力，抗日则是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方对蒋当时的复杂心态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李庆这样评价方永刚的这本书:许多同题材书爱标榜“全面、客观、公正”之类的字眼，方的这部书不逊于其它书，不攒、不堆砌材料，从一个解放军高级教官的视角，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一个为世人争议不休的蒋介石。
对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给予肯定
方永刚在很多细节上很下功夫，他不仅着重用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蒋介石的熏陶、蒋在安葬母亲时的悲情、逃往台湾前夕的无限感慨、传统文化对蒋介石世界观的养成的重要作用；而且还突出了蒋介石的“一个中国”立场，强调他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统一，如在描写与美国的合作时，也把蒋介石的矛盾心理揭示了出来。同时，方还把身为领导人的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凸显出来，不像有的蒋介石传记只是浮光掠影地轻描淡写。
如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台湾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蒋介石的势头，从深层次看，这种对蒋介石的全盘否定，实质上是“台独”思想在另一角度的反映。方永刚在书中对蒋介石在台湾有一个总结，认为“蒋介石在晚年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一大贡献，是坚定不移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及时地、严厉地打击台独势力。蒋介石在台湾27年，第一，他反对‘两个中国’；第二他反对‘台湾独立’”。
再如写到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永刚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蒋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王阳明就极为推崇，逃到台湾后，他将所居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1972年，86岁高龄的蒋还为“船山学会”颁词说:“王船山先生是我们近代史上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尽理性，以弘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匡正人心……”但方永刚明确地指出，蒋提倡研究王阳明一是为了反共的需要；二是为了维护在台湾的地位。所以，方还不无反讽地说，“王船山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他能帮蒋‘心想事成’吗？”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对其学界颇多争议。方永刚在《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一书中，这样诠释这个曾被咒为“蒋该死”的名字:“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
《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是一部关于蒋介石的传记文学。溪口，是蒋的出生地；慈湖，是蒋的灵柩暂厝处。一个“到”字，连接了蒋一生的88年。作者用40万字把一个逝去三十余载的蒋介石活灵活现地重塑出来，他既没有简单地丑化蒋介石，也没有贬低他的贡献，也没有夸大他的功绩，只是用客观而流畅的笔墨叙述了蒋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华文出版社副社长李庆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也对该书的独特视角和行文方式深有感触:“方永刚对蒋介石的功过评述得比较到位，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读者，而是给予读者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看完之后自己来下结论。”总体来说，方永刚把蒋介石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写，不仅刻画了他的权谋、政治手腕，也写出了他作为凡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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