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在9个月里把房价炒高两三倍的
一年如何“搬走”9000亿？
楼市捞金术：我是怎么在9个月里把房价炒高两三倍的
如果不是这几天的采访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我无法相信这世界上竟有如此简单而暴利的商业模式。
下个月，我的采访对象魏广华就要离开漳州了，寻找下一个猎物。在他的“团队”进驻福建漳州的9个月里，这里的房价高歌猛进，他带来的2000万现金，也只花出去了1000多万，现在卡里一共躺了接近5000万现金。“炒房要的是够准够快够狠，无异于刀口舔血，狠赚一把就要离场，寻找下一城。”很难想象，作为楼市炒家中的新兵，魏广华的捞金速度竟如此之快。
下面，是中国证券报记者再现的三个城市的炒楼故事。在一轮轮的房价上涨中，有的人暴富了，更多人的未来被房子裹挟，艰难前行。
漳州“坐庄”风云
漳州地处闽南金三角，东临台湾，南接潮汕，距厦门岛仅40分钟车程。这里月月瓜果应市，四季和风拂面，是休养生息的安逸之所。香飘万里的水仙花，也将漳州的名气播撒到全国各地，而最近半年来，其“如雷贯耳”的方式，却是涨幅位列全国前列的房价。
“9个月时间，均价涨2倍，个别楼盘超过3倍。”在这闽南人极为重视的清明节，泉州人魏广华缺却“舍不得”回家祭拜先人，他“窃”以为自己为漳州房价的巨幅飙升“做了不可推卸的贡献”。
来到漳州前，魏广华是一家鞋厂老板，因近些年“实体难做”，加之2016年初厦门房价节节攀升，他的几个业余炒房的兄弟都收获颇丰，魏广华经过缜密考察后，决定加入这支队伍。于是，每人拿出2000万资金，凑了接近2亿元，杀到厦门岛的后花园——侨乡漳州。
“联手坐庄”这种在股市里操纵市场的方法，也被他们娴熟地“嫁接”到房产领域。虽然魏广华只是个新兵，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从漳州的房地产市场捞金。“我以前做实体经济，成日操心操肺劳神苦思，反而吃力不讨好，但是房地产不同，只要你将局部的东西理解透彻，资金流不要出问题，你就躺在家里赚钱了，这种四五线城市，前期政府不仅不会干预，反而非常欢迎房价上涨。”刚开辟新领域不到一年的魏广华，讲起“秘籍”已经头头是道。
2016年6月，魏广华和他的朋友们踏上漳州的土地准备“大干一场”时，市区房价均价每平米约为元，短短9个月过去，新楼盘开盘价鲜有低于每平米1.5万元的，个别湖景、江景、学区房，甚至在2.5—2.8万元之间。
回想起这9个月的光景，魏广华自称“如入无人之境”。“2016年中，厦门岛内的均价已经突破4万元，与其比邻的漳州才六千多块钱，当时我已听闻漳州市区有两片旧城拆迁，以及6个自然村要征迁。这些拆迁户大约1.5万户，平均每户至少握着百来万拆迁补偿款，此刻拉升房价，不愁没有接盘侠。满地是刚需。均价低、流通盘小、有旧城改造的刚需，配合一点学区房和厦漳同城化的概念，是个很适合讲故事的地方。”
到漳州安营扎寨后，魏广华他们早已事先踩好点了，首先相中当地名校漳州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冠城国际，彼时该小区均价约为1万元。这是个典型的“学区房”二手盘，小区内“流通盘”不到50套，介于60—80平米之间，只需不到1000万的资金，便可一把吃下“流通盘”，这就相当于控制住了该盘近乎全部的流通市场。
这一“套路”屡试不爽，魏广华其他9个兄弟在其他楼盘如法炮制，陆陆续续在市区扫掉接近500套小两居，总共花出去不到1亿元。这在当时，几乎扫掉了漳州二手房交易市场的三分之一存量。此刻距离6月他们进驻时，刚过去三个月，而漳州的房价已被在他们的刺激下，每平米涨了近2000块钱。
“十个人要一口气买下这些房子不是易事，难免树大招风。上数量级的投资，得从老家亲朋好友那里借来身份证。但亲朋好友毕竟有限，于是，他们就通过中介公司找农民工买身份证，之后再找七大姑八大姨的公司配合给每张身份证出一份收入证明。银行为了抢客户，对收入证明也不会认真核查。这样做不仅悄无声息，还能拿到贷款优惠。”魏广华说起如此“简单又暴利的赚钱方式，感觉有点上瘾”。
吃下市区三分之一的流通盘，仅是魏广华的第一步骤。接下来，他们找到在当地有一定规模和垄断地位的房产中介机构合作，开始一天一天地刷新手中房产的挂牌价格。“只要我们手上的房源一起抬价，再散布房价即将大涨的消息，在售的房东也会跟风抬价，甚至撤单观望，这样市面上的流通盘就不会扩大。我们可以通过对倒交易的方式抬高房价，也可以直接刷新挂牌价。”魏广华表示，联合中介机构后，就开始通过媒体、论坛、公众号等途径，为“厦漳同城化”、学区房、江景房等概念造势。2016年底至2017年初，“厦门地铁将修到漳州市区”的消息已传遍漳州的大街小巷，“同城化”的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成为房价疯涨的催化剂。
加之旧城改造和自然村拆迁形成的刚需，以及泉州、厦门等省内土豪纷纷赶赴漳州扫楼，这个偏居福建东南一隅的四线农业城市，在市区人均收入约3000块钱的情况下，市区房价却以近乎“一天一价”的态势，从六七千元起步，向1.5万元、2万元、2.5万元、2.8万元进发。
2017年4月初，魏广华在漳州宾馆见到中国证券报记者时，满面春风得意。在袅袅腾起的雪茄烟气中，他说这辈子从未想过有如此轻松的赚钱方式，他们手上近500套房已基本都转手，当时投出去的1.2亿元，净赚约2亿元，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城市。
“这不到一年的房价涨势，我看在眼里，感到心酸和气愤。在这种风气的感染下，将来没人愿意脚踏实地做实业。炒房团掠夺的是几代人的民脂民膏，透支的是一个青年家庭一生的财务支出。一个炒房团就能轻松卷走2亿元，5个团就是10亿元，这些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来后，拱手送给他们的。”漳州当地一位官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基金经理“结伙”赴贵阳
接通胡英杰的电话时，他的语气轻快嘹亮，显得朝气蓬勃，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与希望。因为，他三个月来的调研总算尘埃落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贵阳。
胡英杰，炒家，2015年“股灾”之前，他是一名有十年从业经验的基金经理。自股灾“败光”之后，他的主营业务从炒股变更为炒楼。在深圳挖得“灾后重建”的第一桶金之后，他开始寻觅下一个猎物。
“相对于琢磨不透的股市，楼市风险更小，利润更高，更易于把握。”胡英杰似乎已经打通股市和楼市的任督二脉，“最核心的是运用杠杆原理，以小博大，借助银行贷款把投资放大。股市的杠杆太低，买多少股票，你就要投多少钱，贵阳的样子，我现在投个30万块钱，可能就可以把一个100万的房产买下来。买下来可能过不了多久就翻倍了，这个时候的收益率一下就放大4倍。”
胡英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和他一起“不务正业”的小伙伴还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五千万现金。但是，他们对银行贷款一直情有独钟。即使手上有足够的资金，也不会一次性付清。首付款比例越低，杠杆效应就越大，自有资金的回报率就越高。
“炒楼和炒股差不多，找准有题材、有概念的楼盘，联合坐庄吃下市面上的流通盘，而且要吃小户型，这样成本低，收益率高。”胡英杰是2015年10月份正式“下海”的，他庆幸自己走入了“一片新天地”。
Wind统计数据显示，从日开始，之后的181个交易日，A股市场共发生了17次千股跌停，占比接近10%。也就是说，几乎每10个交易日股民就要经历一次“股灾”。
正当股民们对着A股走势长吁短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时，楼市已连创新高。“在此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有人在2015年1月份时在深圳购入一套价值300万元的房子，该房产现在市值约900万元，收益高达690万元。如果此人在1月4日时将用于购房的首付90万元投资于股市，到如今能保本已算万幸。”胡英杰表示。
那么， 胡英杰这回为什么会盯上贵阳呢？“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贵阳花果园小区，该小区被誉为中国第一神盘，是亚洲最大楼盘，占地1830万平方米，计划入住人口50万人。从今年1月初开始，胡英杰在花果园租下一套房，白天他有时到市内各个中介门面串门，有时在家做功课，对比贵阳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的房价差距，并试图寻找原因。但是，晚上9点过后，胡英杰和他的伙伴们都要雷打不动地做一件事：一栋栋楼排查入住率。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也简单，在楼底下挨家挨户数电灯，并认真做好笔记。
经过三个月的调研，胡英杰基本摸透了，花果园的入住率已经达到80%。这个“神盘”的入住率是炒家评判贵阳是否值得一炒的主要指标。“你知道吗，贵阳竟然还没有地铁房的概念。”胡英杰说，按照他过去两年在深圳积累的经验，两条地铁线交汇处的房价涨得最快最凶。而从纵向时间上来看，贵阳近年的房价基本在6000块钱左右横盘，从横向与其他省会城市的房价对比来看，贵阳与他们还差一截。
“4月中下旬住建部要公布全国70个主要城市的一季度房价走势，贵阳肯定又垫底，这块洼地一定会吸引游资进来。贵阳市内交通比较拥堵，也是国内比较有名的赌城，地铁房概念肯定能火。下一步，我们的计划是在地铁交汇处，选择流通盘较小的小区，一把吃掉所有的小户型，这样成本低，容易转手，也容易抬起价格。”胡英杰说。
G县的卖地“生意”
G县地处“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江西东部，县城面积不过10平方公里，人均月收入2000块钱上下，属于靠山吃山的内陆小县城。当地青壮年多在闽粤两地务工，只有春节时，各地车牌会“云集”县城，之后又冷冷清清。
2011年，江苏“土豪”徐波来到此地经营设厂，县城一条街道可以从头望到尾，晚上9点过后就一片漆黑。这一年，县财政收入5亿元。徐波属于当地招商引资“圈”过来的大款，到此后不久，G县领导与其渐渐熟络起来。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县领导找到徐波，跟他商议“干出一番事业”。
“县领导跟我说，我们这里的住宅用地每亩大约70万元，你回江苏帮忙找几位开发商过来，下一宗土地招拍挂的时候，必须帮我举牌到250万元以上，超出150万元的部分，县财政会择机返还给你们。楼盘开发后，县里会配合你们把房价炒上去。”一世经商的徐波当机立断，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他很快就从江苏老家招来5个铁哥们。
徐波回忆说，“那块地拍卖那天，起拍价是70万元，从早上8点开始，我们6个人坐在最后排。江西本地开发商每次两千、三千地加价，一路拍到10点钟，我们都快睡着了，才刚刚报到95万元。眼看着离目标价还很远，我们第一次举牌，报出150万的价码，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们这边。就这样又拍了半小时后，价格还在160万元附近徘徊。眼看着快11点了，我们加快进度，第二次举牌报价230万元，就这样顺利把这块地拍到了250万元一亩。”
这块地后来被规划成G县第一个人车分离地高端住宅项目，2014年开盘价是5500块钱，在当地是“登峰造极”的高价。徐波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开盘之前，就有浙江游资团队找上门来，答应可以一次性买下三分之一房产，前提是给予内部优惠，每平米降到4200块钱，但对外必须宣称每平米售价6000块钱。
“这是个双赢的交易，开发一个项目所需的资金极其庞大，近些年楼市调控日趋升温，房地产项目融资愈发困难，严格时甚至不能拿土地去银行抵押融资，全靠开发商自己解决资金难题，所以财务成本相当沉重，项目开发完成后，如果销售过慢导致资金回笼不了，资金链断裂，就会形成财务危机，更严重就是破产。”徐波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时候有游资炒房团找上门，就当是薄利多销，解决燃眉之急，先把各种借贷还上，剩下的就可以和当地中介及游资配合，捂盘惜售，统一提价，一唱一和把房价抬起来。如果能再做通当地知名小学的工作，设个分校，那就是暴利的“学区房”项目。
在上述地块拍出一亩250万元的史前高价后，G县又如法炮制出了两个“地王”。这三块地拍出去后，G县县城的房价从3000块钱涨到5000多块钱。财政收入也从2011年的5亿元涨到2012年的8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大概占到4亿元。
“2016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是13亿元，其中预算内收入约6亿元，其余的大部分是土地出让金。”G县财政局负责人4月1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当地的工业园基本处于停业状态，鲜有企业开机生产，财政收支压力很大，土地出让也是不得已。
土地财政不仅解了G县的财政压力，也带富了县城周围的居民，依靠土地征迁补偿款，他们在一夜之间暴富。原先静悄悄的县城，现在夜幕降临后一派灯红酒绿的景象，KTV、酒吧几乎夜夜爆满，当地多位企业老板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如今新开的酒店，房间基本都配了一台麻将桌，这些年吃喝嫖赌吸毒的青少年日见增多，看了实在痛心。”中国证券报 戴小河（应采访对象要求，魏广华、胡英杰、徐波系化名）
揭秘地下钱庄手法：一年如何“搬走”9000亿？
第一财经 殷怡
近年来，央行、外汇局、公安机关对地下钱庄的打击，保持着高压状态。一些“灰色资金”通过地下钱庄跨境流入流出，不仅对外汇管理造成严重影响和冲击，而且严重扰乱国家金融资本市场秩序，危及金融安全。
而另外一些诸如出国留学、境外置业等正常的资金转移需求，在“个人5万美元年度购汇额度”的外汇管理框架下，在不得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等等规定之下，非法外汇经营也在地下“疯狂”游走。
据广东省公安厅和外汇局最新公开信息显示，仅2017年以来，破获的案件涉案金额已近千亿元人民币。另据公安部此前公布，2016年共破获地下钱庄重大案件380余起，涉案金额逾9000亿元。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信息整理发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宣判的涉及“地下钱庄”的案例中，大量的“搬钱手法”高度相似，掩盖着资金的“暗潮涌动”：既有最常见的“对敲型”，即“跨境汇兑型”模式，也有境内汇集人民币境外ATM机取汇，还有通过壳公司、假贸易进行“公转私”的“支付结算型”模式，而进行黑市买卖赚取汇率差价的“黄牛”一直有其顽强生存的土壤。
手法一：“对敲”，套路最直接
第一财经记者通过对多个判例的研究发现，银行流水和转账记录是地下钱庄案件最重要的证据。除了少数判例是不法分子直接拿现金去地下钱庄兑换外币现金外，绝大多数汇兑都是通过在银行以不同人的名义开通账户进行转账汇款等操作。为了掩盖资金来源，地下钱庄往往会使用多人身份证开户，多的时候甚至达到好几百个。尤其在“境内人民币、境外外币平行交割”的“对敲型”业务中起主要作用。
2016年10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案例，涉案者用的就是这一典型手法：庞某利用在境内和境外银行分别开设账户的方式进行非法兑换美元和港元，并从中收取万分之五至千分之一的手续费。
从2013年开始，庞某先后在兴业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以不同名义开立账户。当有客户找他兑换外币时，只要按约定将人民币汇入庞某指定的境内账户，他便会通知境外同伙将外币汇入客户的境外账户中。如果客户想用外币兑换人民币，则需要将外币汇入庞某指定的境外账户中，然后庞某会将人民币汇入客户的境内账户中。仅两年多的时间里，庞某和其同伙卢某二人就非法买卖外汇金额近1.9亿元。
像这样的手法从表面上看，境内的人民币留在境内，境外的外币也没有入境，但实际交易已经完成。这种“对敲型”地下钱庄，资金在境内外实行单向循环，没有发生物理流动，通常以对账的形式来实现“两地平衡”。对敲型手法主要用于将境内的非法所得如走私、贪污等款项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至境外，以及在跨境贸易中通过地下钱庄逃汇。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年5月判决了两起对敲型地下钱庄案件，被告人庞某和崔某以各自住处为窝点，利用其本人和亲属的身份证在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等开立账户，并利用网上银行转账兑换港元。庞某的客户陆某于2011年通过该地下钱庄将走私的2000万元人民币款项转移至香港，他先将款项拆分成20万元至70万元不等的数目，然后分别汇入庞某控制的各个账户内，之后庞某将港元汇入陆某的香港账户中。
此案中另一名被告人崔某的客户卓某则是出于贸易需求，其在深圳经商时到香港进货需要用港元支付货款。2013年，卓某将140万元人民币汇入崔某交通银行账户内，后崔某将港元汇入卓某在香港指定的账户中。
手法二：以家庭为单位“里应外合”
境内外协同作案的手法常常是在境内银行开立数百个账户，然后通过境外的ATM机取出外汇。这些案例中，有些是以家庭为单位作案，包括夫妻二人联手，有些是一家三口，还有以回报率为诱饵怂恿亲朋好友一起干。
这种手法利用的是，离岸和在岸人民币的兑换价差，以及境内很多银行都提供境外取现免手续费的服务。长期以来，离岸和在岸人民币价差都在数十个点，比如，日前1离岸人民币可以兑换1.1297港元，而1在岸人民币只能兑换1.1288港元，两者价差为8个点；同时，目前全国共有70余家银行提供境外取现免手续费的服务，只要在境外带有银联标志的ATM机即可取现，但不同银行会规定每天第一笔或是每月前3笔/6笔免手续费，境外取款的汇率按所在银行提供的汇率计算。
2016年1月，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大案：浙江一对夫妻，丈夫陈义塔、妻子徐玉燕，以本人和他人名义，在温州等地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华夏银行等办理400多个银行账户用于买卖外汇，其中402个账户作为取现卡账户用于在澳门ATM机上取港元。徐玉燕负责在境内将资金通过网银汇至这402个账户中，陈义塔在澳门的ATM上取出港元，并卖给澳门大杨珠宝、鸿兴电讯等从事买卖外汇的店铺。这些店铺将相应的人民币通过境内银行账户汇入徐玉燕指定的账户，就此，从中牟取利差。之后，徐玉燕继续将资金汇至取现卡账户内，由陈义塔在澳门ATM机上循环取现，从而实现循环牟利。
经审计，陈义塔、徐玉燕夫妻二人非法买卖外汇数额为1.05亿余元，从中获利6万余元。两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3年和1年6个月，判处上缴所有非法所得并缴纳罚金总计12万元。
巧合的是，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又判罚了一起类似的用ATM机境外取款的案件。被告人徐某等利用自己及他人身份在温州、丽水等地农村信用社、民生银行、宁波银行等办理200余个银行账户用于买卖外汇。其中222个账户作为取现卡账户用于在澳门ATM机上取港元。其同伙将取出的港元卖给澳门鸿兴电讯等从事买卖外汇的店铺，澳门店铺将相应款项的人民币通过境内银行账户汇入徐某等用于接收卖港元所得的银行账户内(简称主卡账户)，徐某等再将主卡账户内资金通过网银汇至取现卡，继续在澳门ATM机上循环取现，从中牟利。
经审计，被告人徐某等累计合伙买卖外汇总计1.39亿元人民币，从中获利近20万元。徐某被常山县法院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判处两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总计12万元，其非法所得全部没收并上缴国库。
第一财经记者通过对比发现，两起案件犯案手法惊人地相似，就连接受港元的澳门外汇店铺都是同一家。判决书显示，两起案件中的不法分子均居住在温州市苍南县。基于利益的诱惑，一种犯罪手法很容易在同一地区被效仿，然后在局部区域内迅速蔓延。而第二起案件的判决书中虽未明确指出徐某及其同伙是一家人，但是他的同伙们大多都姓徐。
“家庭式”作案的情况，也出现在广东东莞。2016年12月宣判的一例就是，周家四口人在住所内秘密开设地下钱庄并非法兑换港元。周姚辉和妻子李映和负责在外接单，女儿周慧仪负责在家使用银行转账，而周姚辉的哥哥周姚佳则负责外出收取客户的港元支票及支付现金人民币，分工明确。这一家四口在2014年至2016年间总计接待了21名客户，共计将3.3亿港元兑换成约2.65亿元人民币，以及将约3000万元人民币兑换成3780万元港元，两年内总计非法经营外汇3.6亿元人民币。
手法三：设壳公司“公转私”
除了上述两种手法，地下钱庄还有一类业务叫做“公转私”。此类地下钱庄案件属于“支付结算型”，不法分子通过设立空壳公司，假造业务往来，再通过“公转私”业务，采取网银转账等方式协助他人将对公账户非法转到对私账户、套取现金等进行非法支付结算。此类犯罪手法隐蔽、快速、交易量大，迎合了一些人非法转移资金、非法套现等需要。
2016年6月，山东淄博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结算型地下钱庄案件判例中，详细地描述了地下钱庄是如何借所谓的贸易通道把境内的钱转移到境外的。2010年春节前后，郑某和其舅舅张某开始经营地下钱庄，从事买卖港元和“公转私”业务。他们总共设立了16个壳公司并因此掌握16个人民币对公账户及8个人民币个人账户，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操作，并收取0.7‰的服务费。
通常，他们会让客人先将人民币汇入其掌握的“壳公司”账户，然后再利用自己控制的账户将钱转入个人账户。除了自己“接单”以外，还会有不能进行公转私业务的“同行”介绍生意，通常这种情况下，客户需要支付“同行”1‰左右的手续费，其中，“同行”会留下0.3‰，并付给郑某0.7‰。此案涉案金额达9.5亿元人民币，数目惊人。
另有一些借“假贸易”和“壳公司”做伪装的地下钱庄手法更加简单粗暴。2016年4月，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一则判决书中，详细记录了这类手法。此类犯罪通常以团伙作案为多数，不法分子先通过集体在不同银行开立诸多账户从而形成“个人账户群”，再注册设立一批贸易“壳公司”并因此掌握一批“公司账户群”，通过这些账户群汇集需要美元的客户汇入的人民币。这样还不够，不法分子还会另外设立一批贸易“壳公司”并且用这些公司的账户群向银行购买美元，最后将所购买的美元转卖给客户。
更为惊人的是，团伙作案起初仅有个位数成员，但随着交易量的增大，这些成员会发展身边的朋友入伙，同时还会在“壳公司”账户交易过于频繁的情况下，发展新的贸易公司入伙，雪球越滚越大。上述案件就累计非法买卖外汇2.12亿美元。
手法四：无处不在的“黄牛”
用现金直接进行外币兑换的地下钱庄，由于现金携带不便等原因，越来越不被犯罪分子所采用，但并非绝迹，而是在一些特殊行业中“隐秘”地存在着。
2016年9月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宣判的一个案例披露，一香港收鱼档和海南籍或广东茂名籍渔船进行鱼货结算时，由于无法用港元直接结算，不法分子便趁机作为中间人“帮助”结算，每当有货款需要兑换时，不法分子便会上门去取，然后拿着交易款去到渔船附近的地下钱庄进行兑换，此案的钱庄地点在珠海市拱北口岸广场某商行内，有时也会在广场附近路边停靠的车内进行汇兑，每月总计兑换量在100万元左右，获利在万分之五至千分之一之间。
此类非法买卖外汇案件，涉案金额相比前几类较小，社会危害性较轻，有相对固定的交易时间和场所，因而公安机关也比较容易打击。
严打地下钱庄
通常地下钱庄涉案人员会被认定为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面对如此严厉的法律制裁，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必然是受到了极大的利益驱使。
据众多判例显示，地下钱庄的中介费在万分之五到千分之三不等，当然也有少数开价高的经营者会收取千分之五至千分之八的手续费。在实际交易中，如果是由中间人介绍到地下钱庄的，那么中间人也会收取相应的手续费，“客户”实际需要支付两笔手续费。
手续费低、汇款时间快、汇款额上不封顶使地下钱庄相比较银行更具有诱惑力，尤其是对一些资金来源可能存在问题的人来说。
由于地下钱庄控制的账户动辄数百个，涉及区域范围广，并且为了掩人耳目，犯罪分子会使用跨地区转账、网银转账、多次交叉转账等方式，从而给公安机关的打击带来困难。
在复杂形势下，国家各部门对地下钱庄始终保持高压打击力度，2015年4月，外汇局、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还联合开展打击地下钱庄专项行动。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类违法违规活动均有可能通过地下钱庄进行资金划转和本外币兑换。其中，既有涉毒、涉恐、涉赌、走私、贪腐等违法犯罪资金，又有逃税、骗税、骗政府奖励、逃避外汇管理等违法投机套利资金。
2017年以来，外汇局引入大数据分析打击地下钱庄，继续以银行为切入点，以真实性审核为重点，加大对各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尤其要严厉打击“逃/骗汇、套汇、非法套利”等外汇违法违规行为和地下钱庄等违法犯罪活动。外汇局表示，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全系统化案件线索处置流程，并主动配合公安等其他部门，紧紧抓住“谁在使用地下钱庄”、“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等核心问题，同时利用多渠道宣传，震慑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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