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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时期德国妇女的社会角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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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下）
第五章虐恋政治
虐恋在19世纪一直被当作一个医学问题，它在当时被视为应当由心理医生加以矫治的个别人的性变态倾向，有虐恋倾向的人被视为病人，因此这件事基本上与政治无关。到了20世纪后半叶，虐恋日益被当作一个社会现象，尤其是当它在西方一些主要的大城市中形成了特色亚文化之后。在本世纪的80年代，虐恋问题又带上了政治色彩&&它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各种论争的焦点之一。激进派女权主义激烈地抨击虐恋活动，指其为针对妇女的暴力，是男权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多元派女权主义则为虐恋做了热烈的辩护，认为它不仅与妇女解放毫无矛盾，而且恰恰是妇女解放的一种积极力量。
关于受虐倾向与女性气质的关系
很多从未读过尼采的人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如果你到女人那里去，不要忘记带上鞭子！萨德也曾说过：＂我告诉过你：进到女人心里去的唯一途径就是折磨她。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事了。＂(Sade，701)
对于女性的受虐倾向，有一个被人反复引用的俄国农妇的故事：有一个名叫约顿的德国人到俄国去，他很喜欢这个国家，就定居下来，娶了一位俄国妻子。他非常爱她，一直对她很温柔，但她却总是露出一副不太满意的表情，总是不断地叹气，目光低垂。这位丈夫就问她这是怎么了，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说：＂唉！虽然你很爱我，但你从没表现出来过。＂他把她抱在怀里，恳求她告诉自己，什么事做得不对，无意之间伤害了她，他请求她原谅他，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他妻子说：＂不是别的，只是在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鞭子才是真爱的标志。＂直到约顿接受了这一习俗之后，他的妻子才开始真正爱她的丈夫。
下面一段描写也十分典型，是对女性受虐心理的深刻精细的表达：＂她的手被绑着，跪在地板上。内心的冲动不断地提醒她，她是一个荡妇：她不再是那个她曾幻想过的优雅的公主。她请求主人要她。他让她等着。她恳求他。他咒骂她，让她等着。她心里焦虑不安，再次恳求他。他粗暴地抓住她，进入她的身体。她本该感到堕落和羞愧，但她感觉到的却是感动和兴奋。屈从和快乐令她忍不住尖叫起来。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心甘情愿地臣服并把自己奉献给他。这是她的主人，她是属于他的。她希望他对自己的奴隶再多关心一点。他曾对她说过，如果能够看到人的内心深处，每一个女人都是一个天生的奴隶。她相信他的话！＂(**son，18)
关于女性天生有受虐倾向的看法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人们不能按照其他方式来想这个问题。以下是一位有施虐倾向的男性写给金西性学研究所的一封信，虽然他的愿望还停留在认识阶段，没有付诸实践。信中说，他喜欢鞭打女人，而且他觉得大多数女人在下意识中都是喜欢让一个男人鞭打她的。问题在于女人都被女权主义洗了脑，以为去满足男人的需要是错误的。＂我怎样才能让一个女人理解，做一点游戏是人类感情的健康表达方式？男人的冲动是去统治，而女人的冲动在于成为注意的对象。鞭打一个女人，然后抚爱她，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认识的女人都不能让这事情自自然然地发生在她们身上，宣泄她们的情感。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我该怎样对待那些心里希望挨打又不愿承认的女人。＂金西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给他的回答是，他的基本估计并不正确，有虐恋倾向的女性并不是大多数，而是少数，因此＂除非你很仔细地挑选你的性伴侣，你恐怕要花不少时间在警察、律师和法庭上。＂(Reinischetal，162－163)
弗洛伊德曾将受虐倾向概括为三种类型：性欲基因型、道德型和女性气质型。他认为在这三种受虐倾向中，女性气质型是最为常见的，也是最易于辨认的形式。他说，＂女性气质受虐倾向是观察中最常见和最少争议的，可以在各种类型的关系中观察到。＂(Freud，1990，285)弗洛伊德在《受虐倾向中的经济问题》一文中指出：心理分析认为，受虐倾向对于女性来说是正面的倾向，是性成熟的表现。对于女性来说，性欲三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即生殖器阶段，＂是来自女性的设定的性格，即在性交和生殖活动过程中扮演被动角色。＂具有女性气质型受虐倾向的男性认同母亲，他希望在性交中处于被动地位，并且生育：＂真实发生的情况其实也只是将幻想当真实表演出来，在这两种情况下，最明显的内容都是被铐起来，捆绑起来，被惩罚，被责打，被人用某种方式虐待，被强迫无条件地服从，被弄脏，被贬低&&在这些活动中，男人被放置在女性气质的状态之中，即意味着他被阉割，在性交中取被动角色，或生殖。＂(Freud，1954，258)&弗洛伊德的另一句话更加典型：＂因此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受虐倾向是真正的女性气质。＂(Freud，1974，116)
从弗洛伊德最早提出受虐倾向就是真正的女性气质这一论点以来，许多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如果男性有受虐倾向，他就会被认为有女性气质，也就是说他的男性气质不够强；如果女性有受虐倾向，她就会被认为不仅有女性气质，而且其女性气质比没有受虐倾向的女人要强烈。换言之，女性气质与被动性和受虐倾向呈正比，女性气质越强的人，受虐倾向越强烈。可以把受虐倾向的＂被动对外＂表达为＂主动对内＂，后者听去更像一种正面的表达。女性的主动对内与男性的主动对外是平行的，女性的受虐倾向与男性的攻击性是平行的。据此，有人进一步提出，弗洛伊德当初将＂女性气质的受虐倾向＂做为受虐倾向的三种类型之一这一提法本身是有语病的，属于同义反复，就像在说＂这是一个黑皮肤的黑人＂一样。
由于社会传统迫使女性处于被动地位，对攻击性的压抑就为受虐倾向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受虐倾向就这样同女性气质及被动性联系在一起。当弗洛伊德说＂解剖即命运＂时，他的意思是说，某种特定的心理特征是由男女两性的解剖结构决定的。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一是儿童与父母的关系，男女两性的发展极为不同；其二是儿童与**的关系，对女孩来说，**是她为没有它而深感羞惭的东西；对于男孩来说，**是他害怕被割掉的东西。二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阉割情结。按照他的观点，受虐倾向应当被当作女性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命运来看待。
然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与受虐倾向有关的假设表明，他关于女性的观念还是没有超出传统观念的范畴，这种传统观念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认为，女性天生是被动的、无创造性的、道德上软弱的、超我不够强的、比男人低下的。在弗洛伊德那里，被动性、女性气质和受虐倾向几乎是同义语。他是第一个郑重探讨虐恋倾向的人，而他得出的结论竟是如此的传统。
从现代的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出下列疑问：为什么女人和女性气质有问题，而男人和男性气质却没有问题？女性的阉割情结是解剖学所决定的还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如果女孩从小得到与男孩完全一样的待遇，她还会有阉割情结吗？阉割情结表面看似乎与社会的两性地位关系无关，实际上是有关的：如果有**与无**不会带来任何不同的社会后果，她还会妒忌男性的**吗？所以**妒忌在男女地位越不同的的地方和文化中就越厉害，这是合乎逻辑的。
除弗洛伊德以外，艾宾也把施虐和受虐倾向视为夸大了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那么，如何解释受虐者中有大量是男性，而且男性在受虐者中所占的比例也许超过女性呢？艾宾认为，男性的受虐倾向是传统对女性的羞辱的反作用：＂受虐倾向有这样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试图将基督教义中受到羞辱的女性的屈从形象创造为统治者。＂(Hauser，inPorteretal，219)艾宾认为，有受虐倾向的男性是那些如果不受虐待就不能勃起的男性。而对于女性来说，屈从是正常的心理素质。艾宾同弗洛伊德一样都是把被动和服从视为女性气质的。这一点恰恰反映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和文化。艾宾认为，男性受虐狂具有天生的女性倾向，这种女性倾向导致他们在与女性的关系中，无法通过屈从角色以外的其他方式获得性兴奋。
弗洛伊德的信徒、维也纳女心理学家迪兹克(HeleneDeutsch)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特别为女权主义所垢病。她认为，受虐倾向是女性特征的基本因素，是女性获得性快感的基本条件。她认为，把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经历&&如初次性交时**破裂的疼痛与后来的性高潮所带来的快乐，造就了女性性行为中的受虐性质。这种观点得到广泛的接受，被到处引用传播，被当作女性角色的重要内容接受下来。然而，一些女权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这种观点像弗洛伊德的观点一样，为女性造成了真正严重的伤害。
迪兹克在《女性心理学》(1944)一书中对强奸的分析十分独特，引起诸多争议。她认为，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而女性具有希望被强奸和被侵犯的隐密冲动。她认为，女人的受虐倾向是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造成的心理后果。她认定，要拥有女性气质就要拥有受虐倾向。她宣称，这一论点是被她的心理门诊临床经验证实了的。她甚至说：＂受虐倾向是一个女人生活中最基本的力量所在。＂她对女性受虐倾向的解释是：女性天生有受虐的嗜好，因为它会降低负罪感，为女性提供享受性快乐的许可。她还说，女孩青春期性幻想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受虐，即被强奸的想像。(转引自Edwards，103－104)
迪兹克像弗洛伊德一样，倾向于将受虐倾向与女性的机体功能联系在一起，将施虐倾向与男性的机体功能联系在一起。女性的被动性心理机制是缘于其缺少适当的器官，无法发泄攻击和占领外在世界的冲动，只好将这种冲动保留在其机体内，将其自身作为攻击对象。换言之，向外在世界施虐的冲动在不可能得到发泄时，转向了内在世界。弗洛伊德因此将女性的被动性视为第二级的受虐倾向，它是由第一级的施虐倾向转变而成的，二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女性的受虐倾向，伴以丧失童贞和被强奸想像。
迪兹克在论述女人天生的受虐倾向时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对于女性来说，性交的全过程实际上要延续9个月，真正的高潮在生育时才达到，而生育就是一场受虐的快感狂欢。性冲动与生育冲动由＂受虐的桥梁＂连接在一起。迪兹克指出，女性的性活动和生育活动的心理准备机制是同受虐倾向联系在一起的。性交时的**破裂和导致女性疼痛的插入动作，不仅有疼痛感，而且伴有身体的破损。对痛感的接受与快感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快乐与疼痛联系在一起，这就有导致女性将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性快感依赖于疼痛。于是女性的性特质就具有了受虐的性质。实际上，一定程度的受虐心理对于女性的性功能心理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女孩变成女人就是通过接纳受虐倾向这一途径。只是到了性欲的生殖器阶段，女性的被动性和男性的主动性才完全得以实现，而且带有如下含意：女性与受虐倾向的联系、男性与施虐之间的联系，不仅在功能意义上成立，而且在接受或施加疼痛的意义上成立。(Deutsch，31－32)
正因为迪兹克的观点是如此鲜明而彻底，所以她是在讨论女性气质型受虐倾向时被人们最频繁提到的人物。她在女性气质和受虐倾向之间划了等号。她说，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娜达莎这样的人物就是典型的被动性女性气质。她不去爱别人，只是被别人爱。有女性气质的女人以及女性气质的爱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一种天生的被动自恋气质。它就像一堆发出热量的火，人必须走近它甚至挑动它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向各个方向散发热量。尽管她认为这种被动的爱的价值绝不低于任何最主动的爱，但她一再将女性的被动性当作既成事实来加以论述。
波拿巴特(MarieBonaparte)对受虐倾向的理解也主要限于性领域之内，她有一个简洁的表达：受虐倾向实际上是女性气质强的表现。其中包括弗洛伊德提出的在口欲阶段希望被食人族的父亲吃掉的欲望；在施虐－肛欲阶段希望被父亲鞭打的欲望；在生殖器阶段希望被父亲、成年女性希望被男人(父亲的替代者)插入和致孕的欲望。波拿巴特明确地说：在性交中，女人实际上是屈从于男性生殖器的某种鞭打。女性接纳那打击，并且常常会爱上男性的暴力。(转引自Marcus，145－146)
于是有些人认为，既然许多女性的性幻想中有被强奸、被鞭打、被男性用强力征服的想像；既然对有些女性来说性游戏中的＂小小争斗＂是一种享受，那么女性性格中的受虐倾向就应当对其受强奸负有一定责任。男权主义的一种典型说法是，在许多时候，当女人说＂不行＂时，她真实的意思是＂行＂。因此，对于强奸未遂罪的量刑就产生了很多争论。如果当女人说＂不行＂时的意思就是＂不行＂，强奸就是严重的侵犯；而如果当女人说＂不行＂的时候意思是＂行＂，同样的行为性质就会大大不同。
按照迪兹克和波拿巴特的理论，一个有受虐倾向的女人才是一个完美的女人，至少她的女性气质比没有受虐倾向的女人要强烈，而不属于精神病态。在这一点上有人走得更远，但显然是沿着相同的逻辑，他们竟认为，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受虐倾向就属变态，必定没有女性气质。
总之，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大都认为，受虐倾向基本上是一种女性气质。即使受虐倾向发生在男性身上，也是该男性认同女性的结果。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这样的：一位男性总要求以弯腰姿势被鞭打，并且他每次都穿黑色长裤。心理分析发现，在少年时他曾无意中看到做泥浴的母亲弯腰捡东西的情景，他有一种想鞭打处于这一姿态的她的冲动。此时少年认同的是父亲，他见到父亲经常如此抚摸母亲和女仆。现在他认同女性角色，以同一姿势在同一部位接受鞭打。这个案例似乎证明，有受虐倾向的男性是认同女性的，但是瑞克认为：＂对这一行为的解释不应仅限于他认同女性，还有按照他的希望和想法，女人应当如此动作的意思。他在表演她。＂(Reik，331)在西方社会中，传统和教育赞赏女人轻微的受虐倾向，这些社会学因素对心理发展会有一定影响。在虐恋问题上，教育在男女两性身上的作用指向不同方向。教育使女性的受虐倾向增加，女人的受虐倾向是长时间文化训练的最终结果。
自从人们开始关注虐恋倾向以来，很少有人能避开这种对女性气质的思维定式：女性喜欢受虐待、受羞辱，有受虐幻想。即使依赖男性要受他的虐待，女性仍会沉溺于这种依赖性之中，她们忍受着男性对她们的伤害、虐待和粗暴无礼。由于她们以为自己离不开男性，于是变得喜欢受虐待，而且认为自己应当受到这样的待遇。
从后现代的立场分析，上述观点是性别问题上的传统观念，属于本质主义(essencialism)的范畴。它的基本假设是：女性是弱小的，低下的，被动的，脆弱的，柔顺的，没主意的，有依赖性的，不可靠的，直觉的，非理性的，被阉割的和有残疾的；男性则拥有与女性相对立的各种品质：他们是富于攻击性的，有控制力的，强大的，高高在上的，自信的，独立的，有冒险精神的，有竞争性的，坚强的，健全的。正因为有了对男女两性的这一本质主义的基本估计，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由性别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上的虐恋规范。这种规范允许施虐冲动在男性中指向他人(施虐)；在女性中指向自身(受虐)，结果似乎是每个人都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艾宾甚至认为，一个社会越是文明程度高，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别就会越大。
跨文化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证明关于虐恋倾向是女性气质这一论断，女性在性活动中对疼痛的反应与男性似无不同之处。首先，如果性活动中施加疼痛是一般的文化模式，它必定是双方对等的行为。如果丈夫在性活动中咬了妻子，妻子也会咬丈夫；如果妻子抓了丈夫，丈夫也会做同样动作。如果施加疼痛是单方面的，往往就不会成为性刺激。但在其他动物中，则往往是雄性给雌性施加疼痛，雌性因疼痛的刺激而性唤起。其次，在性活动中对性伴侣施加疼痛的现象只在某些文化中存在，而在另一些文化中不存在。任何男人和女人在心理上都会对轻度的疼痛做出正面的性感反应，这种能力是从童年经历获得的。在那些将抓咬动作列为性活动基本因素的文化中，此类活动带来的疼痛被视为值得赞赏的和令人愉悦的。由于妇女解放运动揭示出女性的性欲表现，现在越来越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关于两性虐恋倾向的差异的看法受到了男性沙文主义的歪曲。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活动，其中包括虐恋倾向，同男性一样的普遍和强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男女两性在虐恋倾向方面存在差异。
必须承认，女性生命中的生理条件(月经、**破裂、生育)似乎助长了受虐倾向的发展。但是对于这些痛苦，女性可以采取被动忍受的态度，而不一定要喜欢这种痛苦。而真正的受虐倾向是要从这种被动状态中得到享受的。被动性为受虐倾向创造了条件，但并不一定会导致受虐倾向。女人经受痛苦，但不一定愿意去寻求痛苦。对这个问题有说明意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是，有外在表现的受虐倾向在女性中很少见，在男性中却很普遍。没有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从痛苦中获得快乐。在女性中，受虐倾向如果不是更少的话，至少并不比男性中多。因此受虐倾向属于女性气质的观点在现代已被摈弃，被视为传统性别角色价值体系的观点。按照这种现代的观点，我们既不应当说女人有受虐倾向是正常的，也不应当说它是反常的，而应当说虐恋倾向是男女两性全都可能拥有的一种性倾向。
基于上述观点，瑞克不主张延用弗洛伊德的＂女性气质受虐倾向＂这一概念，因为女性气质和受虐倾向是两回事。他提出，或许可以将这一概念仅仅用于部分男性的受虐倾向，以便与女性的受虐倾向相区别。(Reik，341)此外，性活动中的屈从者不一定在其他生活中也是被动的；虐恋伴侣也会交换角色的；伴侣的一方接受屈从的角色，不是因为遗传基因，而是对他与伴侣的双重想像做出的反应。他的屈从是一种心理想像，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实现出来。屈从本身才是主要的特征，性别在此并不重要。因此，＂女性气质受虐倾向＂这一提法是不正确的，受虐倾向在男女两性中都很常见。说受虐倾向仅仅是女性的倾向是不正确的，它是一种不分性别的屈从的想像。
针对前述将女性气质与受虐心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点，霍妮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不同意关于在性交过程中，女性隐秘地渴望在肉体上的强奸和暴力，以及心理上的羞辱和嘲弄；不同意生育这一肉体经验满足了女性无意识的受虐心理；也不同意当男性沉缅于受虐幻想时，他们的唯一欲望是想扮演女性角色的假说。霍妮提出相反的观点，否认＂正常＂的女性有受虐倾向。在霍妮看来，受虐倾向不是生理的现象，而是文化的现象。旧式的俄国女人以丈夫的鞭打为爱的表示，而苏联的妇女却不再这样想，这就是证据。霍妮认为，女性的受虐倾向是由以下文化环境造成的：第一，性欲的宣泄受到阻碍。第二，生养孩子是评价女性价值的尺度。第三，认为女性总体上比男性低贱。第四，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第五，女性的生活领域被限制在情感生活中，如家庭生活，宗教和慈善事业。第六，婚龄妇女数量过剩，尤其是只有婚姻才能提供性满足、子女、安全和社会承认的主要机会。当上述一种或数种条件在某种文化中并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关于女性特征的固定的意识形态，例如认为女性应当是内心柔弱的，重感情的，喜欢依赖人的，缺乏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马库斯也认为，即使一定要说，因为我们是女性，所以容易有受虐倾向，那么这也并不是来自生理原因，而是来自女性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弗洛伊德不该说＂解剖即命运＂，而该说＂家庭即命运＂&&父权制男性社会中的核心家庭造就了女性的命运。(Marcus，236)
按照虐恋倾向本身重要而性别不重要的观点，有受虐倾向的女性与有受虐倾向的男性的性格没有显著不同。尽管如此，瑞克认为，男女两性的虐恋倾向还是有着一些细微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是在虐恋倾向和女性气质二者之间划等号，而是强调，在同样有着虐恋倾向的人们当中，男性和女性又存在着细微的区别。瑞克首先指出，虐恋倾向是最普遍的变态倾向，但由于有这种倾向的人过于焦虑，所以去看心理医生的比例极小，由此导致统计上的差错。他认为，性因素在虐恋中的重要性是有性别差异的：它对于男性来说比对于女性来说更重要。
在瑞克看来，男女虐恋倾向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男性的受虐像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Pormetheus)，而女性的受虐更像驯服的盖尼米德(Ganymede)。女性的虐恋幻想多为屈从和降服，而男性的虐恋幻想富于迎接苦难、自我放弃的味道。
其次，力比多及性欲主要是男性的特征，尽管它是从女性那里遗传来的。男女两性的受虐倾向表现在强烈程度的差异上面：女性的受虐倾向一般不如男性强烈。参与虐恋活动的女性大多浅尝辄止，而且其快感程度及色欲的强度大大低于男性在受虐性活动中所能够体验到的强度。另外，由于女性的性感是弥散型的，这一点也会影响到她的受虐倾向。生理解剖学因素决定女性的施虐倾向不会像男性那么强烈。她没有攻击性的载体：**。不可否认女性也有充分的施虐冲动，但不像男性的冲动那么强烈和始终如一。身体状况对两性的虐恋冲动有不同影响。
第三，女性的受虐倾向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像男性的受虐倾向离本性那么远。尽管它处于弥散状态，与性的联系仍比男性与性的联系更紧密。女性不像男性那么疯狂地堕入淫荡，不像男性那么盲信、荒诞或喜欢做无用的自我牺牲，也不像男性那么倔强、怪异、易怒。虽然弗洛伊德说过受虐倾向与女性气质有关，但这一点并不像男同性恋被动方那样明显，被动性或许与女性气质有关，但正常女性的性目标并不包括忍受疼痛、被鞭打捆绑、被践踏羞辱。在某些男性中，受虐倾向或许是女性气质的表达，但女性气质本身肯定不是受虐感觉的表达。女性并不希望被惩罚、被虐待、被拷问、被鞭打，她只是希望被爱。她也许喜欢男性有点凶猛，不顾她的拒绝，以此作为男性气质的证明，但接受程度是相当有限的。
第四，女性的受虐倾向无论在性方面还是社会方面都与男性属于不同类型。在社会的受虐倾向中，女性更多地保持与性生活的亲密关系。与男性相比，她们的自我牺牲能力较少以抽象的、理念的、脱离自我的事物为其目标。从宗教史上看，殉教的男性比女性多。女性受虐倾向中所表现出来的倔强和挑战也比男性少。一般来说，男性比女性更加理想主义也更加浪漫。他们想做主角，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男性野心勃勃，女性则往往是虚荣的。
第五，攻击性所导致的负罪感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受惩罚的下意识的冲动在女性中也不如在男性中那么强烈，这是因为两性＂超我＂的不同发展以及道德标准有差异。快感与焦虑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惊慌失措感在女性中没有在男性中那么强烈。不可否认的是，虐恋倾向作为一种从被动、服从和受苦中获取快乐的形式，与正常女性性生活的吻合度比男性要高。在她放弃自我和奉献自身时，从伴侣的强壮和力量与自身的被动的结合之中得到的感觉，即使不是受虐倾向的一部分，也和那种感觉相当接近。
最后，男女受虐倾向的区别还可以从性幻想的细节中看出，例如：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女性的性幻想是，她所在的城市被土耳其苏丹占领，城中所有的漂亮女人被迫赤裸地走过苏丹眼前，供他挑选，他正在下棋，只是偶尔从棋盘上抬起眼光看那女人两眼，喜欢的就点点头，随即又回到棋盘上去。与男性被在奴隶市场上拍卖的男性幻想相比有微妙的区别：其中裸体的意义、苏丹对下棋比对她的美更看重、她只是许多女人中的一个等等细节对于女性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对于男性的重要性。被仅仅用作泄欲工具所带来的羞辱对于两性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女人的容貌被男人所轻视这件事对于有受虐倾向的女人已足够激发性欲，而一个男人的容貌被女人所轻视对于一个处于幻想中的有受虐倾向的男人却没有那么大的刺激作用。有时在受虐女性的幻想中，仅仅是男人粗暴的说话声就足以使她感到性唤起；在另一个女性的幻想中，仅仅看到一个躺在地板上的年轻女人受惊的眼睛就足以引发性兴奋，随后她看到一双手抓住那女人的头发，最后是一个女人在撕扯她的头发。这对于男人是远远不够的。(Reik，326－353)
有人是从女权主义角度来认识两性在虐恋群体中的不同地位的。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女性抱怨说，有受虐倾向的女性比有受虐倾向的男性感受到更大的政治压力：＂每一个有性受虐倾向的女人都会为女性这个性别造成损害，男人却不会的。一个有受虐倾向的男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有受虐倾向的人；而一个有受虐倾向的女人却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可以既是一个领导、一个革命者、一个商人，同时又让一个女人(或男人)鞭打他，谁也不会因此怀疑他的工作，因为对于男人来说，工作比性生活更重要；但是如果一个女权主义者喜欢通过受鞭打达到性唤起，那么她的工作和思想就会一钱不值。＂(Marcus，228－230)看来这不仅是因为对于男性来说工作比性更重要，还因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是受压迫的，一个受压迫者喜欢压迫似乎比一个压迫者喜欢压迫更要不得。
综上所述，在虐恋问题上有两个最基本的度量标准。一个是性别的标准：如果男性有施虐倾向，女性有受虐倾向，就属于＂正常＂，因为这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中所固有的特征；而如果反过来，男性有受虐倾向，女性有施虐倾向，那就不＂正常＂、不＂自然＂了。另一个是量的标准：如果施虐倾向在＂正常＂程度之内，就不属于病态；如果它过于＂夸张＂、＂占据了主要地位＂，就属于病态。其实，究竟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不自然＂，什么程度的量属于正常范围内，这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说它仅仅是一个统计多数的概念，那么对于少数人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从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观点来看，认为男性天生具有攻击性，女性的自然特征就是被动，这是没有依据的，仅仅因为男性有**女性没有就得出攻击性对于男性是正常的这一结论，显得有些牵强。按照福柯的激进观点，这些所谓的＂正常＂、＂自然＂标准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禁制人的身体的。实际上，对于身体及其欲望来说，所有这些标准都是不适用的，一切在生理上可能的行为和倾向都是＂正常＂和＂自然＂的。
受虐倾向属于女性气质的观点的广为流传，为围绕虐恋的政治论争埋下了伏笔。在80年代，这一论争中的各种观点大致可以被归纳为三种立场：第一，反对虐恋并且认为性与政治合一；第二，赞成虐恋并且认为性与政治合一；第三，赞成虐恋但是主张性与政治分离。在这三种立场中，第三种是将虐恋与真实世界完全分开，视为两不相干的事物。另外两种立场都没有将虐恋与真实世界分开，但这两种立场却是截然相对的：一种认为虐恋是外部世界的压迫关系的直接反映，所以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这是女权主义的立场；另一种则认为通过虐恋活动，可以有助于改变外部世界的压迫关系，这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在这里，用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来概括这两种立场或许并不完全合适，因为女权主义中也有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
第一种立场：虐恋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在虐恋政治中的第一种立场认为，虐恋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这种立场的前提是性与政治的合一。持这种立场的主要是激进女权主义者。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权主义应当从道德上反对虐恋关系，原因有以下几种：
首先，虐恋是统治服从关系的性感化形式，它是维持男性的统治地位的。男性优越的传统性别观念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女性的屈从状态性感化，将女性的无权状态性感化(eroticizingofpowerlessness)，即认为女性能够从痛苦和屈辱中得到享受和性快感。实证研究表明，在女性的性幻想中，确实存在着大量将无权状态性感化的现象。
当罗宾(GayleRubin)希望社会能够接纳被压制的＂性少数派＂如虐恋、成人与少年之间的恋爱时，另一些人如德沃金(AndreaDworkin)、巴里(KathleenBarry)和杰弗瑞斯(SheilaJeffreys)等人却认为，这些行为并不属于被压制的少数派行为，而是维护父权制权力的行为，这是一种由受害者积极参与的不对等的自我贬低的性行为。
这些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异性恋的虐恋活动默认了男性的专制特权，男权制与异性恋试图将权力关系固定下来，使一方永远统治，另一方永远服从。这就是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的根源。这些激进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就连女同性恋者当中的虐恋关系也属于＂自我贬低＂的行为，例如巴里在《性奴隶》一书中就曾抨击虐恋是强迫女性违反自身意志而行动的一种假象。
杰弗瑞斯的观点在反虐恋的女权主义中很有代表性，她认为：受虐倾向会使女性去拥抱压迫她们的人，而不是起而与之斗争。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性工业的目的就是要把女性训练成将她们的屈从地位性感化的人。女权主义对男性暴力与色情材料及所谓＂性解放＂有较强的批判，较少的赞许。作为对女权主义这种观点的回应，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反弹，他们攻击女权主义者是假正经和清教主义，就因为她们不能接受男性创造的性解放。在两次女权主义浪潮中，性都被视为压迫妇女的主要方面，性解放的男性使徒&&心理分析学家、妇女学家、性激进派、男同性恋理论家&&全都对女权主义的性分析抱着愤怒与轻蔑的态度。他们妄图通过威吓使妇女接受关于解放自身的男权主义观点，而每一次总有许多女性欣然接受了男权主义的性观点，在妇女运动中播下混乱的种子。在8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被性解放派所劫持，他们致力于使妇女相信，迫的热烈赞美同解放是一回事。虐恋的语言是对一般价值观念的颠覆，例如说＂只有在束缚之中我才真正自由＂，再如说＂奴役即自由＂。她愤懑地说：而今，捆绑和奴役这些活动已被解释为自由本身及女性权力了。(Jeffreys，3)
激进女权主义者激烈批评的人一本题为《性感女人》(署名为J)的书。这本书要求女性应当仅仅做客体，为男人服务。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女人在过去很自私，因为她们要求男人在床上满足她们，而不是仅仅去为男人服务。女人忘掉了自己的生理角色：＂我们的天职就是为了愉悦、兴奋和满足这个物种的男性。＂她认为，性别可以区分性活动中的不同角色。＂男性通过攻击性加上热情及爱情来征服女性；女性则通过热情与爱情降服于男性。＂(Jeffreys，109)激进女权主义者否定女性天生有受虐倾向的理论，她们承认女性会有虐恋想像，但她们强调，幻想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她们认为，并没有一个女人真正喜欢受虐，真正的受虐与虐恋想像完全是两回事。
激进女权主义者将女性的虐恋倾向归咎为男权社会环境对女性的有害影响。她们认为，在女性的性生活中发现虐恋想像一点也不奇怪。女性也许是生而自由的，但她们从一出生就生活在不得不屈从于男性的体制中，而不是生长在平等的环境之中，因而不会有平等的性爱幻想；女性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因而不会有关于权力的性爱幻想；女性生长在服从之中，是在服从之中学会如何做出恰当的性和情感反应的。如果任何一个在男性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女性能够逃避将她纳入下等奴隶阶级的控制力量，那反倒是令人惊异的。
激进女权主义反对虐恋的第二个理由是，虐恋活动中包含着对女性施加肉体疼痛即施加暴力的内容。德沃金是激烈抨击虐恋活动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由于其观点的激烈极端，她成了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以致有人开始使用＂德沃金式的女权主义＂(DworkiniteFeminism)这样的用语，以代表反虐恋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异性恋性关系的观点。德沃金指出，男性将女性定义为有受虐倾向的人，他们总以为：这是她们想要的，她们全都一样，毫无例外。有受虐倾向的女人在色情作品、文学艺术和广告中是如此常见，因此人们逐渐以为这是真实的：女人就喜欢这个。他们宣称，正常女人的女性气质的规范就是受虐。强力使女性气质得以实现，暴力就是性，痛苦就是女性的快乐。色情业自负地认为，正常的女性需要强力、暴力和疼痛。色情业的自负不折不扣地重复了绝大多数著名性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做为男性优越论的提供者必然地拥有这种观点。从这一色情业的自负观点出发，男人们一般不认为强奸和殴打是对女性意志的侵犯。&(Dworkin，1979，149，165)
德沃金冷嘲热讽地说，在男权主义看来，女性不仅有受虐倾向，她们在受虐倾向方面居然也比男性的受虐倾向又低了一个档次。男人中有受虐倾向的人所表现出的攻击性的强度和热烈程度，是有受虐倾向的女人所没有的，这是因为＂女人没有做为攻击性载体的**＂(瑞克语)。男人的受虐倾向很容易转变为施虐倾向，而女人中却很少产生施虐倾向。(Dworkin，1979，150)
德沃金将男性权力概括为：第一，它是男性的自我表达，认为自己理所当然高人一等，对否定与挑战不屑一顾。第二，它是针对弱者的肉体的强力。第三，它是威慑力，是一个阶级中所有的人对另一个阶级中所有的人的恐惧。第四，男性拥有命名的权力，用以定义经验和价值。第五，男性拥有所有权，其中包括历史上的奴隶制和其他迫害，但主要是军事力量和法律。第六，男性拥有金钱的权力。第七，男性拥有性的权力，这一权力来自男性生殖器。(Dworkin，1979，13－24)在德沃金看来，虐恋正好是男权主义压迫女性、对女性施暴的象征。
第三，激进女权主义对男权主义的抨击不仅限于虐恋，而且涉及淫秽色情品所蕴含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奴役因素。她们指出，男性淫秽色情品工业在美国从70年代的500万美元增长到80年代的50亿美元。德沃金认为，这是大男子主义将女性客体化的结果，是在异性恋性关系中使虐恋的性别角色合法化的结果。作为淫秽色情品对形成虐恋倾向的作用，她举了一个男同性恋者的例子，他在一个会上讲到，在少年时代他是如何从异性恋淫秽色情品中学到，去爱一个男人就意味着接受他的暴力。作为结果，他从他的第一个情人那里接受虐待，因为他希望被男人所爱。(MacKinnon，inStanton，129)
反淫秽色情运动以日本为例指出，在淫秽色情品法律收紧后，强奸率下降了。他们试图以此证明，淫秽色情品的销售与性暴力犯罪有关。然而，有专家指出，日本对淫秽色情品的控制尽管严格，但是在法律允许销售的淫秽色情品中，仍然包括＂暴力＂程度极高的内容，其中有大量捆绑虐待、统治屈从关系和拷打的内容。
反对淫秽色情的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淫秽色情品是对女性的冒犯。这一说法半对半错，因为虽然许多女性确实感到淫秽色情品冒犯了她们，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女性十分喜爱这些被定义为淫秽色情的出版物。这些女性喜欢用淫秽色情品唤起性欲，她们为这些淫秽色情出版物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统计资料表明：美国的淫秽录像市场的顾客有40%是女性；斯堪的那维亚的性杂志《爱神》(Cupido)的订户中有40%是女性；《论坛》(Forum)杂志的订户也有40%是女性。(Assiteretal，15)
女性读者在虐恋类幻想小说市场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在此类可以顺手拈来的小说中，有的描写在一个星球上，男性全部是统治者，女性全部是屈从者，如诺曼&(JohnNorman)的葛尔(Gor)系列小说，格林(SharonGreen)的关于米达和台瑞连(MidaandTerrillian)的虐恋小说等。即使是这种男性施虐、女性受虐的文学作品，也拥有大量的女性读者；女性施虐男性受虐的作品当然更拥有大量女性读者；更不必说女同性恋虐恋的作品，可以推测此类作品主要是为女性服务的(也不能完全排除有男性读者欣赏女同性恋虐恋色情出版物的可能性)；有些女性甚至能够、愿意欣赏、消费描写男同性恋虐恋的作品。前文曾提到有些女性色情小说集中就有由女性创作的男同性恋虐恋作品，这就是明证。
有调查统计资料表明，那些喜欢＂硬核＂(hardcore)淫秽色情出版物的男性，大多消费男女关系平等的作品以及虐恋作品中男性屈从女性统治的作品。(Assiteretal，15&－16)从淫秽色情影片和杂志中大量存在的由男性扮演性客体或由男性扮演女人的**隶的内容来看，很难得出现代的淫秽色情出版物是男性统治女性、男性压迫女性这样一种结论。
另外值得特别提起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反淫秽色情品运动总爱以虐恋色情品作为整个色情品业和所有色情品的代表，其实虐恋色情品在其中所占比例不大，不能代表整个色情品业的产品。此外，制作虐恋色情品的人大都不在虐恋者圈内，因此他们对虐恋的理解往往是歪曲的。虐恋不是一种暴力形式，而是一种仪式性的协商性的性游戏，但是虐恋的幻想的确有强迫与暴力的内容，这对于不了解不熟悉个中秘密的人来说会造成很大的误解，而反色情运动就在利用人们对虐恋的这种误解。在反对淫秽色情品的运动中，女权主义提出的口号是：要为妇女创造安全的世界就必须摆脱虐恋活动。这一口号中包含了对虐恋活动的极大误解。
第四，最极端的激进女权主义分子甚至反对异性恋性关系本身，认为男性在这种关系中对女性所做的一切都属于对女性施暴的范畴。德沃金提出，性交不是一种简单的性活动，而是与女性在性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低下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德沃金的看法，所有攻击性的(无论是真正的还是象征性的)异性插入式的性活动都属于虐待狂行为。(Williams，195)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引证海特(Hite)报告和荷勒洛斯(Hollerorth)的数据说明，许多男性的确将性交视为统治女性的手段。
杰弗瑞斯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压迫你的人使你性唤起，你将很难同这种压迫做斗争。当你基本上是一个奴隶时，你怎能保持对自由和平等的欲望？因此她建议，女性应当拒绝对自己的屈从地位做出性感化的反应，她说：＂我们不得不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要自由还是要异性恋的欲望。女权主义者将选择自由。＂(Wilkinsonetal，17－19)我很喜欢这个人提问题的方式：它相当的彻底，而且思路清晰：如果说女性在异性性活动中的地位就等于屈从，那么它和自由就直接对立。然而，还有另外的逻辑。第一，如果说女性在异性性活动中的地位不一定是屈从，而是与男性平等的，那么异性恋与自由就不矛盾。第二，如果性活动可以同其他社会活动分开，那么女性就可以在性活动中处于屈从地位，在其他社会活动中处于男女平等的地位。于是异性恋与自由也不会矛盾。
第五，关于男性气质问题。激进女权主义疑虑重重地提出，许多参与虐恋活动的男性是有意从中追求所谓男性气质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把虐恋的服饰当作男性气质的象征来看的。她们认为，虐恋是男优女劣的性统治社会结构的产物。在男同性恋的虐恋关系中，在上者(top)是男性文化模式的代表，认同于＂男性优越的价值和行为＂；在下者(bottom)则以接受真正男人的体液或暴力的方式来增强其男性认同与男性气质，就像＂给电池充电一样＂。这一点得到斯巴达报告(前引对男同性恋者的调查，样本为1000人)&的证实。在这项调查中，有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认识自己对同性的**行为：＂我总是感到我是在从伴侣的身上汲取男性力量。＂另一位则如此解释他对对方精液的看法：＂它使我感到我得到了超人的种子。＂日内(Genet)在其小说中有时会认同女性，他把男性之美和男性气质表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操男人的男人是双倍的男人。
另一方面，男同性恋者当中也有人是从男性气质角度对处于被动地位的做法做出解释的。在男同性恋的关系中，有些看去娘娘腔的男性是插入方；有些看去男性十足的却喜欢被插入。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里有一个与虐恋活动有关的男性度标准在起作用，即那些担任被动角色和受虐角色的男性想通过忍受疼痛的挑战来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一位受虐者说：＂我学会了像个男人那样忍受疼痛。＂可惜，虽然这种态度在运动场上和战场上做为传统的男性气质倍受赞赏，但同样的态度在卧室中就完全不受赞赏了。
如果翻看一下虐恋和男同性恋出版物，满眼皆是皮革服装和各式制服。很多男性对此所做的解释是：它们增强男性气质和性感程度。在斯巴达报告中，25%的人承认制服令其感到性兴奋；18%的人说皮革服饰令其感到性兴奋。一位调查对象说：＂我喜欢男人。如果他们穿皮革服装、制服或有男性的体味，他们的男性气质就更足。＂＂对我来说，制服是权力、力量和统治的绝对标志，具有立即唤起性欲的功效。＂在斯巴达报告中有一问题，要求对男性气质下定义，有人简洁地回答：＂皮革服装。＂由此可见，皮革服装和各类制服为什么在男同性恋中如此流行：这是他们追求夸张的男性气质的表现。
一位男同性恋虐恋者是这样解释他参加虐恋活动的动机的：＂我关于虐恋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这个社会日益变得阴盛阳衰，除了生产精子之外，女人在各行各业的权力都越来越大；其次，由于自动化的发展，计算机和高科技机器的发展，男人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再次，原子时代毁掉了英雄和战士的形象。虐恋的主旨就是寻找英雄，他已经淹没在这个现代社会中；虐恋企图寻找男性气质的象征，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所剩无几了。男性气质正在消失。＂(Steward，inThompson，84)
因此，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在虐恋论坛会(1978年)上提出批评，认为男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大失误是成为传统男性优越观念的宣扬者，成为反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回潮的组成部分。她们认为，这些男同性恋者不仅喜欢男人，还像其他男人一样反对女权主义。在男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男同性恋中的虐恋者也开始走出阴影，公开露面。如今男同性恋亚文化与新纳粹制服、刑讯玩具、狂欢酒吧、＂黄金浴＂表演、拳交表演、表现折磨与虐待的电影、杂志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相当于在争取自由的女性的脸上吐口水。对男性气质的崇拜及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性观念与文化是对妇女解放可能性的直接威胁。(Jeffreys，161，215)
第六，反对虐恋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幻想和现实之间并没有虐恋者所说的那么大的差别。虽然虐恋者说他们的活动仅仅限于戏剧化的角色扮演和幻想，但是他们的一些角色明显地贬低人格，例如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主人和狗的关系、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或其他明显将人分为等级的角色。认为虐恋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的人们说：难道我们能够接受多元论者关于只要限于幻想就应当＂幻想什么都可以＂的观点吗？个人有权在这一领域做出私下的选择吗？也许激进女权主义是正确的，她们认为在幻想和现实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
最后，激进女权主义特别难以接受的一个做法是，在公众场合展示虐恋用品，如锁链、手铐、纳粹标志等。她们认为，既然虐恋是私下活动，就不应在公众场合穿戴有虐恋标志的衣饰，就像同性恋也用不着佩戴标志其性倾向的标志一样。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眼中，在公众场所穿戴虐恋标志衣饰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标志的含意是对女权主义所主张的平等自愿原则的否定；第二，这些标志的含意违反了基本的安全规则，被迫的暴力受害者有权要求保护。因此，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尽管应当支持成年人在私下场合按照自身愿望实践相互同意的虐恋活动的权利，却不应支持虐恋标志出现在公众场合。
激进女权主义者将虐恋与法西斯主义同等看待。她们提醒人们，虐恋者的服饰同30年代柏林的法西斯服饰极为相似，而那些赞成虐恋的残忍性质的人们将会注意不到真正的纳粹的威胁。除法西斯主义外，虐恋还被当做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倾向来看待。
女同性恋反虐恋组织认为，捆绑、鞭打、戴项圈皮带一类行为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上所有受压迫者的暴力，这些受压迫者包括妇女、黑人、犹太人、母亲、残疾人等。她们不愿意受到这些残忍标志的威胁，并且认为这些标志就像真实的东西一样可怕。她们否定在虐恋中存在着相互同意和相互平等的可能性。虽然虐恋者认为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舞台和角色，但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看来，他们仅仅是被动地受人指挥，只是受害者和受压迫者。
激近女权主义的反虐恋组织还认为，虐恋者、恋童癖者和变性癖者的＂权利＂不应当被摆在另外一些妇女的前面，她们是黑人妇女、犹太妇女、有色人种妇女和残疾妇女、以及其他受到男性暴力威胁的被排除出中心地位的妇女。
在激进女权主义与多元女权主义的交锋中，激进女权主义持有如下基本观点：(1)异性恋性关系的一般特点是女性的性客观化(男性作为主体、主人，女性作为客体、奴隶)&的意识形态，它支持男性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因此，标准的异性恋性关系包含着对女性的危险。(2)女权主义者应当拒绝一切支持或使男性性暴力规范化的性实践或性快乐。(3)女权主义者应当通过发展自身的性品味重新收复对女性性活动的控制权，这种性品味与男性不同。例如，更注重过程和投入，而较少注重包括以男性性快感为基本关注点的强迫性的生殖器性活动。(4)理想的性关系是发生在完全自愿的、平等的伴侣之间的，他们相互认同，分享全部情感；没有一夫一妻制关系中的双重标准，没有两极分化的角色如阳刚与阴柔，分享肉体快乐。
由此可以推导出激进女权主义在性问题、社会权力问题及性自由问题上的理论前提：(1)人类性行为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形式，是人相互联系和承诺的形式(亲密关系第一的理论)。(2)社会权力理论：在父权制社会中，性成为男性统治的工具，通过性的客体化现象。这一社会机制是通过父权制核心家庭中阳刚阴柔角色分工体制来运行的。性客体化意识形态的一项内容就是施虐与受虐；施虐方的阳刚控制受虐方的阴柔。这一意识形态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强迫性异性恋关系体制来支持和维持的：婚姻、色情业、性广告、**业、非建设性的异性恋关系及性角色扮演，特别是阳刚阴柔角色和虐恋活动。(3)性自由要求伴侣之间的性平等，要求在性交流中双方平等的控制权，无论作为主体还是身体都得到平等的尊重。性自由要求消除所有的父权制体制，例如：色情业、父权制家庭、**、强迫性的异性恋以及其他一些性活动，如虐恋，猎艳，成人儿童关系和导致性客体化的阳刚阴柔角色扮演。(Ferguson，148－151)
在女同性恋社群中，反对虐恋的问题表现得很尖锐，虐恋者受到＂典型的＂、＂传统的＂女同性恋者排斥，他们被列入＂性越轨者＂的名单，这个名单上有娼妓、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者(butchandfemmelesbians)、双性恋者等等。女同性恋中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不知该如何对待人的性幻想和虐恋倾向，她们的观点和做法令有此类幻想和倾向的女性产生负罪感，赞成虐恋的人们提出：反虐恋的行为不仅是对性的压制，也是对女性的压制。一些反虐恋者基于虐恋是针对女性的暴力的想法，捣毁了女同性恋虐恋酒吧，打伤了有虐恋倾向的女性，而这些行动竟然是以保护妇女免受暴力的侵害为名的。这就引起了许多虐恋者的反感。
在英国，围绕着应不应当让女同性恋中的虐恋者参加伦敦男女同性恋者中心(LLGC)的活动这一问题，引发了长达半年的激烈争论。争论不仅在该中心展开，而且在许多女同性恋团体、酒吧及舞厅中也有激烈争论。反对虐恋者有女同性恋反虐恋组织(LA**)，妇女反暴力组织(WAVAW)以及女同性恋母亲团体等。在1983－1984年冬，《伦敦妇女解放通讯》拒绝刊登虐恋女同性恋者关于召集虐恋问题研讨会的通知。1984年的女同性恋力量大游行也拒绝虐恋者打出她们的旗帜(在女同性恋的标志上加上一条锁链)。虐恋女同性恋者被迫保持沉默，被迫在女权主义的圈子中保持沉默。后来，当伦敦男女同性恋者社团向虐恋者打开大门后，马上遭到了反虐恋的女同性恋者的抗议。
在女同性恋反虐恋组织看来，虐恋与异性恋的意识形态有牵连。她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异性恋性行为都是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而仪式化的虐恋活动使这一暴力变得更加可怕和危险。她们竭力向人们证明，虐恋是多么危险、恶心，在政治上也是不正确的。她们的主要看法是：虐恋基本上是一种＂男性＂的活动，其重心是有暴力倾向的男性意识形态。
激进女权主义者关于是否接纳虐恋团体参加伦敦男女同性恋中心活动的论争的意义超过了这场辩论本身。女同性恋反对虐恋协会的卡洛拉(ElizabethCarola)指出，我们必须向自身的虐恋倾向挑战和质疑，批判自己的虐恋倾向，同时要对多元主义保持警惕，它使受虐和施虐倾向保留完好。我们应当对这种主体客体互换、自我他人两分的观念保持批评态度，它对于推翻男性统治的斗争十分不利。(Cameronetal，176－177)她的观点在否定虐恋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中很有代表性，在她们看来，虐恋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策略上也是对女性及女权主义运动极其不利的。
第二种立场：虐恋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虐恋政治中的第二种立场认为：虐恋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一立场虽然与第一种立场针锋相对，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认为性与政治是合一的。持有这一立场的是一般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又有人称他们为多元女权主义者。
从70年代开始，虐恋成为女同性恋社群在性问题上的激烈论争的中心论题，尤其是在英国、北欧、加拿大和美国。赞成虐恋者(他们大都不是虐恋实践者)为虐恋活动寻找存在的理由和合理性。他们认为，它是一种精神宣泄，是一种快感，是自愿的，安全的，治疗性的，是令人震惊的，是越轨的和反叛的。美国最著名的为虐恋活动辩护的女同性恋者是柯丽菲亚(PatCalifia)和罗宾(GayleRubin)。柯丽菲亚是一位女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虐恋者，美国西海岸虐恋社团的创始人；罗宾则是一位人类学家。
罗宾指出，虐恋活动的性质是幻想；参予虐恋活动者所做的一切只是将他们的幻想表演出来。阅读和使用虐恋色情品的人同暴力强奸者完全不同。她抨击那些反对虐恋活动的人们，指责他们只是看到了虐恋圈内活动的一些照片录像，就认为，这些情况的意义不在于那些参与这些活动的人自己怎样看，而在于它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他们竟然以为自己比那些参与虐恋活动的人更懂得虐恋的意义。例如，他们以为，虐恋就是暴力，而分析结果表明，虐恋者并不是暴力的受害者。
重要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巴特勒(JudithButler)也赞成柯丽菲亚为虐恋活动所做的辩护，她说：＂虐恋似乎对欲望的正当性有基本的信念：帕特.柯丽菲亚说，性欲是&无罪的诚实&。虐恋相信有一种错误意识，对基督教伦理轻视欲望的偏向取一种激烈对立的态度。他们抨击道德女权主义者继承了反性传统。道德女权主义则谴责虐恋是赞许父权制权力关系，并把这种关系改头换面带进了女同性恋关系之中。＂(转引自Merck，248)
反对虐恋方面提出的另一种理由是，虐恋想把妇女解放仅仅变成性革命。如前所述，杰弗瑞斯曾以否定的口吻谈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想要把妇女解放变成性解放，她甚至用了＂劫持＂这么激烈的用语。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确实很看重性解放，并认为它能给女性带来利益。性解放的力量在西方集中于＂多元主义＂的旗帜下，多元主义的宗旨是鼓励个人追求其快乐的各种可能性。＂赞成快感派(pro－pleasure)＂的女权主义相信，性的欲望及其实现应当是自然的和自由的。这一理论导致各种性亚文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一种＂拒绝对肉体欲望的禁制＂的潮流。这一潮流的基调是，身体有一种衡定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呼声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拒之门外。
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虐恋是一个多元化程度的指标，赞许虐恋活动是多元主义的一个标志。多元主义将性少数派视为所有人的性自由的代表群体，因此这些性少数派就具有了革命性的角色和作用，对选择权的辩护和性自由的重任就落在了那些至今还被打入另册的人们身上。这些人在性活动连续谱上处于极端地位，其中包括虐恋者，在男女同性恋活动中扮演不同角色(常常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角色)的人，从事恋童活动的人等等。他们担心激进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的立场会同专制主义及福音派基督教道德主义合流，成为非性的女权主义(sexlessfeminism)。
多元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点：(1)标准的异性恋性实践的特点是性压抑。父权制资产阶级性规范压抑性少数派，即所有非婚内异性恋性关系，从而保持那些＂正常者＂的纯洁和在控制之下。(2)女权主义者应当拒绝所有丑化性少数派从而禁制人的自由的理论分析、法律限制或道德判断。(3)女权主义者应当重新收复对女性性方式的控制权，其途径是要求实行一切能够给女性带来快乐与满足的活动的权利，无论它是不是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仅仅属于男性的性行为，如虐恋、猎艳、成人儿童性关系、非一夫一妻制关系。应当注重性快乐的重要性。(4)理想的性关系应当存在于充分自愿的伴侣之间，他们在采用他们所选择的一切手段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性快乐和性满足的方面是协商一致的。
由此种观点推导出的关于性、社会权力和性自由方面的理论前提是：(1)人类性行为是肉体、色欲和生殖器肉体快乐(快乐第一的理论)的交流。性可以由冲动或动力理论来解释。无论是哪一种解释，肉体快乐都是性的目的。(2)社会权力理论：性动力由社会体制、互动和话语导向客体，它把正常、合法与健康同反常、非法及不健康区别开来。这就导致了性压抑的体制化，制造出社会权力和性身分的等级制。多元化理论与此不同，它不相信在健康与非健康的性行为之间有着真正的区别，这种区分的依据是性的社会命名理论，而不是本能冲动理论。社会命名多元化的理论倾向于认为，没有任何依据可以将性行为区分为健康的与不健康的，即＂性价值的社会相对性＂。(3)性自由要求相反的实践，即违背受到社会尊重的性行为方式。这意味着拒绝规定哪些性行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唯一的例外是最低限度的自愿原则。(Ferguson，148－151)
人们一般认为，虐恋活动并不包含真正的愤怒或仇恨，它只是游戏而已。持有虐恋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观点的人却认为并不尽然。有些女性施虐者承认，她们的行为中带有女权主义的愤怒感和权力感。一位虐恋专业女主人说，她之所以参与虐恋活动是因为她＂从痛打男人中获得享受＂。有些女人对男人施虐是因为她们曾在私人生活中受到过伤害，或者她们在家庭生活中受到压抑，以虐恋活动中对男性的施虐作为补偿手段，正像男人需要相反方向的补偿一样。例如，一位黑人专业虐恋妓女说：＂我用手攥他们的睾丸，我用皮带抽他们，我在他们身上踩，我在他们身上拉屎撒尿，我把人工阴**8茎插进他们的肛门。我真的憎恨男人，他们对我做过极其可怕的事情。所以当这些混蛋来找我时，我通过恐吓他们得到宣泄。我喜欢看到他们在地下爬。在这一行干久了，人会发疯。＂(McRae，229)
有人认为，虐恋活动是对父权制体系做戏剧性的颠倒。女性在一生中都受到父权制的压迫，她们白天被困在家里为丈夫洗衣做饭，晚上她们走出家庭鞭打男人，这是她们应得的报酬。一位女性施虐狂写信给杂志编辑，信中写道：＂一开始进入虐恋活动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不喜欢被人捆绑起来。但是在我和丈夫讨论了这件事之后，我发现他不反对被捆绑。现在，作为虐恋活动中的统治方，我开始喜欢上我们的虐恋戏剧了。＂有统治欲的女人在这种活动中不仅能从性束缚活动本身获益，而且有其他方面的收获，例如把大量的家务活交给＂奴隶＂去做，一位施虐方妻子说：＂感谢虐恋活动，我现在享受到一种当老板的快乐，我把大量的家务活留给泰德(其夫)去做。＂(Ehrenreichetal，118)
为虐恋活动在政治上的正确性辩护的人们非常强调虐恋活动的一个与性别有关的统计数字：据调查，在性受虐狂中，男性的数量约为女性的20倍。(Kaplan，78)这个由受虐男人建立起来的＂女权主义的乌托邦＂是一个天堂，它是为男女两性的快乐而组织建立起来的。在这些按照当事人的幻想建立起来的安全的隐密的场所，男人们可以秘密地、羞愧地沉浸在对女性权力的崇拜之中，沉浸在女性权力的幻想国中，这个幻想国远远超过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女权主义改造，也超越了女权主义最大胆的想像。在这个女性权力的天堂中，不仅女性被男性当作女神来崇拜，而且男权被贬低到不能再低的位置。
在参与虐恋活动并扮演统治角色的女人中，有一种高扬的权力感，可惜它太过理想，也太过戏剧性，因而显得不够真实。实际上它也基本上只能算是一种游戏中的假想的权力，但是有些当事人却并不这样想，她们似乎有一种真正被赋予权力的感觉。虐恋专业妓女薇斯塔说：＂女神的意识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强大有力的女性能量，这种内心的力量如不加以驾御就会沸腾、爆炸。妇女运动是这一革命的开端。新女权主义者转变为女神，作为自我转变和赋权的的榜样。女神崇拜并不一定是以男性为敌的。大多数女神团体认为，男人仅仅是需要启蒙而已，而一旦他们接受了女神哲学，他们也能发现伟大的光荣&&我认为它更像是一种治疗。父权制难道没有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制造出了足够多的障碍和不平等？我想治治这个病，而我们女人可以有很多方法来给这个世界治病。＂(Vesta，inThompson，275)
波伏瓦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女性不是主体，而是被定义为性客体，并被当作性客体来对待。因此女权主义的一项工程就是宣称女性是一个活跃的性主体，这是由女人自身的欲望决定的，这欲望决定了女性是性主体。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女性性主体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女性施虐狂群体的出现。在波士顿召开的一次虐恋研讨会上，有人甚至提出：虐恋也许是削弱扎根于我们文化中的权力不平衡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虐恋还被认为是解决男女在床上平等问题的途径。虐恋仪式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传统异性恋性活动中处于有权地位者与处于无权地位者之间的关系。在床上，统治与服从的角色总是由参与者双方扮演的，而在虐恋戏剧中，它成为两个相辅相成的角色。与性解放以前的传统性别角色不同，虐恋中的角色不一定与传统的性别角色相一致。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男人统治，女人服从。角色在性别间互换。即使在虐恋活动中扮演施虐一方，也并不能完全掌握指挥权。双方是互相依赖的，而且是自由选择的。
与传统性关系中的女性相比，虐恋活动中的女性至少不再是男人性欲的被动工具，她也可以掌握整个性活动的过程。虐恋活动使人们能够表达出关于统治和暴力的色情幻想，据性学家调查，对于男女两性来说，这一内容都是性梦和噩梦中最常见的。对于一些女性来说，虐恋活动是消除对性行为本身的负罪感的途径，因为在虐恋活动中，性本身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鼓励女性在自慰时利用各种幻想，包括《O的故事》这样的受虐幻想，如幻想被绑架、被强奸等场景。赞成快感派的理论家本杰明(JessicaBenjamin)指出，《O的故事》对于男女两性来说都具有强烈的色情意义，因为它与人们内心深处的虐恋倾向发生共鸣，而这种虐恋倾向形成于婴儿期，所有的人对它都很熟悉。婴儿期对母亲的愤怒感和屈从感，到了成年期反映在性幻想中，表现在性实践中，就是施虐和受虐倾向。男人通过性活动和色情材料可以探讨其内心中的这两种倾向，而女人只能探讨其受虐倾向，一旦得到社会允许，女人的施虐倾向也会表现出来，例如在相互同意的虐恋关系中，它会成为解放妇女的一种力量。本杰明认为，这些欲望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这些情感被称为爱、恨、愤怒等，在虐恋实践中，使其通过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表现出来，如捆绑、鞭打、皮衣等。
女性中的虐恋活动不仅在大城市很流行，也扩散到中小城市，例如美国的奥斯丁(Austin)。在那里，在女权主义者组织的集会上，在提高意识小组会上，都会讨论到这一问题。支持虐恋活动的团体纷纷成立。那里的女性说，当时对此简直都有一种＂宗教的＂感觉。这类活动最活跃的时间持续了5年。有些女性举办家庭聚会，其中有虐恋内容。性用品商店30%的顾客是女性。
不仅如此，虐恋活动的领导人还有意强调不受束缚的性活动与女权主义的联系。她们认为，了解自己的虐恋倾向是一种＂女权主义的探索＂。柯罗娜(Corona)，一位职业的虐恋中统治一方的扮演者，开办了对虐恋女同性恋者的咨询活动，还组织＂性感权力游戏＂的演出活动，举办虐恋狂欢晚会。她认为，女权主义绝不能惧怕权力，也绝不能害怕对自己心理状态的观察和了解，而正是虐恋活动可以帮助她们达到这一无畏的境界。一些虐恋活跃分子嘲笑那些从性探索实践中逃开的女权主义(feminism)是＂女气主义(femininism)＂，指责女气主义为女性打破社会化过程中所养成的传统的＂好女人＂观念制造了障碍。她们认为，女权主义应当向性越轨者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与异性恋虐恋活动相比，女同性恋虐恋活动引起更大的争议，争论主要围绕着这种活动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correctness)＂问题展开。
在80年代，有一部分女同性恋心理学家赞赏虐恋活动，认为对多元性活动方式的探索可以使女同性恋的性生活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她们指出，统治与服从、快感与痛感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心理来说，都是深刻和引人关注的问题，对虐恋的探索和尝试是很有价值的活动。性幻想和色情游戏这一领域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与躲在禁忌的幕后相比，虐恋活动&&心灵和肉体、理性与情感的交流&&为人们了解自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据一些心理学家观察，在许多女同性恋者当中，捆绑和轻度的虐恋活动变得相当普及，即使在那些＂在70年代不会越过寻常性活动(vanillasex)雷池一步的女性＂中也是如此。她们认为，这是由于女同性恋性激进派的活动所致，它带来了一种在性活动上的自由开放感觉。＂这是一种奇特的、新颖的、游戏性质的感觉&&一种去了解以不同角色面貌出现的自我的欲望。现在，社会对它越来越能接受了。＂(Federman，263)
许多女同性恋虐恋者通过这种活动认识到，女同性恋在性方面恐怕要比互亲互爱的姐妹情谊(lovingsisterhood)复杂得多，有时会包含人类心理深处和暗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总是＂在政治上正确＂的。一位女权主义活跃分子说：＂我并没有真正投入虐恋活动，但读到的那些有关这方面的报导对我来说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一理论给了我一种权利感，使我感到有权去实践我想做的事，实现我过去不能实现的幻想中的角色，做插入动作。它使我做出性的探索，如被人控制或控制别人，有时做在上者，有时做在下者。这些角色不是生活中的角色，也不是我的社会角色。它们只是我在性活动中的角色。但是它们也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我喜欢扮演这些角色。＂(Federman，263)一些女同性恋者投入虐恋活动的动机包括改变女性在传统性活动中的态度，因此她们的虐恋活动不仅是为了寻求性本身的快乐，也为了提高女性的平等意识：目标是使女性明白，她们有权利解决自己的性欲，无论这种行为看上去有多么＂反传统＂或＂变态＂。她们自称＂变态分子(pervert)＂，一方面是模仿公众对她们的说法，另一方面表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甚至是值得尊重的，有益的。
80年代的女同性恋虐恋组织有：旧金山的Samois和Outcasts、洛杉矶的LeatherandLace、纽约的TheLesbianSexMafia、马萨诸塞的SHELIX等。这些组织强调，虐恋与现实生活中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压迫不是一回事，而是一种以幻想为基础的性游戏，是性心理戏剧的一个重要种类，在这一活动中，性伴侣相互承认对方的忍受限度，要事先规定好＂安全词＂以便受虐者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施虐者停手；游戏一旦结束，双方又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中去。它们指出，这种活动对于在上者(top)和在下者(bottom)都有释放压力的保健作用：在上者可以通过这一活动宣泄权力欲和攻击性；在下者则可以让自己放心地沉浸在性快乐中，不必担心失去控制。她们坚持认为，这种活动对于女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角色毫无影响。
女同性恋虐恋者不仅视虐恋为一种大胆的性冒险，而且视之为解决女同性恋长期对子中＂性交冷淡＂问题的方法。通过这一活动可以人为制造一些＂阻碍＂，这对于保持性活动的兴趣是必要的。所谓阻碍是指性关系中的两极角色扮演，如主人和奴隶，统治者与服从者，在上者与在下者等。
Samois是美国加州著名的女同性恋虐恋组织，她们以反色情品运动为例，批评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反性倾向。她们指出，从19世纪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就一直带有恐惧男性性暴力的色彩，这一倾向直到现在还对女权主义的性政治思想有强烈影响。反性别主义很容易同对性的拒绝混淆起来。她们认为，应当珍视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给妇女带来的利益。在妇女运动中，至少应当能够比目前更自由地讨论性问题。
卷入女同性恋虐恋活动的人们还认为，虐恋与女权主义原则毫无冲突，因为它反对一切以性别为基础的等级制度。Samois的创始人恰恰就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是最早提出女性应享有性权利的人，她们当中许多人并不喜欢虐恋活动本身，而是把虐恋活动当作女性性解放的最极端表现来接受的。她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性没有错误，触及性、感觉性、从事性活动没有错误。＂这个组织的成员相信，她们为所有女性的性自由造就了一个重要模式，因为只有女人拥有了自己的身体、拥有了追求自己的性快乐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她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Samois提出的口号是：欢迎鞭子和锁链；痛感即快感；自愿的奴隶状态；通过束缚达到自由；以现实为游戏；通过角色扮演达到平等。
女同性恋虐恋活跃分子亚当斯(ParveenAdams)认为，女同性恋虐恋活动的意义之一是在性活动中彻底摆脱男性生殖器。这就意味着性问题最终与性别问题分离开来。她认为，这一点无论是异性恋女性还是旧式的女同性恋女性都做不到。女同性恋虐恋活动与异性恋及同性恋都不同的一点在于，它使性完全脱离了性别，她们的活动中＂没有阴**8茎的地位＂。
因此有人称女同性恋虐恋为＂新的性＂(newsexuality)，它既无历史根源，也无身体的生理基础。女同性恋虐恋活动表达了一种母性权威，它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Merck，243，252)
从80年代开始，女同性恋者中有虐恋倾向的人开始在社会上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在公共空间为虐恋活动争取一席之地，男同性恋中的虐恋者的声音被公众听到则更早些。二者的区别在于，男同性恋中的虐恋活动只有实践，较少理论；而女同性恋则更看重虐恋活动的理论意义。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从表面上看，虐恋活动似乎与女权主义针锋相对。这种矛盾心理迫使女同性恋者比男同性恋者更迫切地需要从理论上解释虐恋行为的理论含义。因此，男同性恋中的虐恋者为了逃避女权主义的抨击和挑战，总是躲在女同性恋虐恋者的背后，在论争中动辄引用女同性恋虐恋者的理论，以便阐明自己的立场。
虐恋者在政治上面临很大压力。时至1982年，《革命激进女权主义通讯》杂志仍在发表反对虐恋的文章，这种观点对于虐恋者所提出的话题极为不安，因为这些话题中含有太多的性幻想、受虐的感觉和性快乐等等因素。如今，虐恋女同性恋者所开展的＂虐恋者站出来＂的斗争正方兴未艾，尽管她们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反对，还是对自己的性实践充满开放感和自豪感。虐恋团体的成员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方式不仅是对传统异性恋社会规范的反叛，而且是对一些女同性恋组织认为可以接受的规范的反叛，是一种饱含政治意义的激进行动。一些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坚定地认为，虐恋性关系比寻常性关系(vanillasex)更平等，更少自我中心主义的影响，因此它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种立场：虐恋与政治无关，性与政治分开
虐恋政治中还有第三种立场，即虐恋活动与政治无关的立场。这一立场的核心在于将性领域与政治领域分开。在前述两种立场中，无论是认为虐恋在政治上正确还是错误，无论认为它是好是坏，都将性领域与政治领域重叠在一起的，这就使虐恋者感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使一些既有虐恋倾向又赞成两性平等的人感到自相矛盾、无所适从。
一个典型事例可以被视为这种矛盾心理的戏剧性表现。在1972年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丹麦女权主义会议上，人们情绪高涨，整个会场充满乐观气氛，突然，一位年轻女性喊出了一句绝望的令全场震惊的话，她说：＂我敢打赌这座大厅里有四分之三的人是受虐狂，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发动一场妇女运动呢？＂马库斯认为，从某种角度说，这位女性是对的。只要女性还是有受虐倾向的人，就不能发动一场女权运动，因为妇女运动是造反，而有受虐倾向的人根本不会反叛&&受虐倾向恰恰是反叛的对立面。但她同时又想为女性寻找一个出路，能够使女性既做一个有受虐倾向的人，又发动一场女权运动。在寻找这一出路的过程中，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混淆了受虐倾向的两种形式之间的界线，这就是性受虐倾向(sexuelmasochism)和权威主义受虐倾向(authoritarianmasochism)之间的界线。＂(Marcus，5，212)
尽管许多人声称虐恋是为女性赋予权力而不是剥夺女性的权力，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结果都缺乏有力的证据。虐恋活动家柯丽菲亚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不相信性天生拥有改造世界的力量。我不相信快感是导向美德的无政府主义的力量。我不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性交获得自由。＂(转引自McClintock，inGibsonetal，226)阿蒂尔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也不可以因此认为，如果我们在卧室中把虐恋幻想变成实践，世界就会变得比原来好些。＂(Ardilletal，inFeministReview，300)
对于大多数从事轻度的不那么仪式化的虐恋活动的女性来说，虐恋不会增加她们的权力，而只不过是一种新颖的性活动方式而已，就像一种新的发型一样，或像参加一项新的体育运动一样。一位销售虐恋辅助设备的商店老板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虐恋用品就是一些新产品而已，就像你重新装修卧室一样。
在我看来，正确的结论是：卧室里的事基本上与外面的真实世界不相干。人类的性活动对于其他社会领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恐怕很有限。如果我们将性的关系与其他的社会关系完全分开，那么虐恋者的内心矛盾就可以立即得到解决：在性的领域尽可以随心所欲，一个人既可以做统治者，也可以做屈从者，既可以选择平等关系，也可以选择不平等关系，完全令自我的感觉自由表达；在性的领域之外则坚持和维护自由和平等的原则。
有一种反对虐恋的理论说，它贬低女性，因为它让女人穿着高统皮靴向男人展示自己的肉体，而我们应当更看重女人的内心世界。但是，那些认为可以将性领域与政治领域分开的人们特别强调，不平等的虐恋关系确实具有令一些女性感到性兴奋的功能。有些女人喜欢高统皮靴，有些人喜欢鞭子和锁链，有些人喜欢陷入奴役状态，对于这种冲动根本无法做出政治上＂正确＂与＂错误＂的评判，只能承认其存在。
一位虐恋者说：＂我有一个朋友，30多岁，当她还是小女孩时她就和小朋友玩鞭笞游戏。到12岁时，她就感到自己的倾向与众不同了。圈里有些人说：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有这种倾向。我的一个朋友说：我还记得小时候折磨玩具娃娃取乐。我那时不知道自己有虐恋倾向。我不是想说，&大家都来搞这种活动吧，那感觉太棒了，不信你试试&。恰恰相反，我希望虐恋和有各种各样恋物倾向的人被人忽视。有这种倾向的人自然会知道我们的存在，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那也很好，我们不会打扰你。＂(Green，289－290)
有些有受虐倾向的女性不仅强调女性对性情冷酷的男性的喜爱似乎来自女性内心的冲动，而且怀疑温柔的男性是否能唤起女性的性欲：＂在青春期时最令我兴奋的是《简爱》中傲慢而喜欢嘲讽的罗切斯特；《吕贝卡(蝴蝶梦)》中冷漠而忧郁的温特；《第七重面纱》中冷酷而严峻的监护人和钢琴教师；当然还有《飘》里面的白瑞德。和蔼可亲的男性，＂新型男性＂，对于许多女人来说缺乏魅力：女人也许想要一个敏感多情的男人，但一旦找到这种男人，女人会无所适从。因此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好男人会是性感的吗？一个早晨在超级市场推购物车的丈夫能在12小时之后唤起我们的性欲吗？＂(Wilkinsonetal，18)
更有一些女性将受虐视为自己生存的状态，她们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口吻说：我受伤害故我在；我感到疼痛故我在；我在哭泣故我在。
在一些女性那里，做人和做女人完全可以分开，作家霍姆(SivHolm)说过：＂作为一个人我希望自立；作为一个女人我愿被统治。＂(转引自Marcus，228)性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两分完全可以成为一些女性的实践，以下便是一例：一位男性施虐者写道：＂一个受虐的女性不如施虐的女性好找，但是要有耐心。我很耐心，很执着。我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女奴隶，那种大讲妇女解放、大骂&男性沙文主义猪猡&的女人，往往是我最好的奴隶。＂(转引自Friday，442)
女权主义对虐恋的批评集中在它的基调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即使这种不平等关系是仪式性的、游戏性的或象征性的。其实，虐恋活动不仅与性革命毫无冲突，而且它本身就是性革命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虐恋活动中的角色不平等仅仅限于性活动领域，与日常的真实生活完全脱节，在虐恋关系中做统治者与在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和权威地位无关；在虐恋关系中做屈从者也不一定意味着在与配偶或伴侣的关系中做受虐者。因此虐恋活动与女权主义或任何一种平等主义都并不矛盾。倒是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中，女性才是绝对处于受虐地位的。
持性与政治可以分开的观点的人们认为，前述赞成和反对虐恋的两种立场都没有脱离本质主义的范畴，即关于男性的性冲动天生带有施虐倾向，而女性的性冲动则天生带有受虐倾向的观点。不仅激进女权主义持有这种生理本质主义的观点，而且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也在为女同性恋虐恋者辩护时强调，在性欲、攻击性和权力等级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不仅人类如此，许多其他种类的动物也是如此。在激进女权主义者如麦金农(CatherineMacKinnon)和德沃金等人那里，也有这种生理本质主义观点，例如，德沃金在其《色情材料》一书中就有很强烈的视男性价值为文化施虐狂、视女性价值为受虐狂的看法。
虐恋到底是女权主义的还是反女权主义的？我认为它基本上与性别问题无关。虐恋在女人中既非正常，更非病态，虐恋倾向属于人性的一种，是男女两性都会具有的一种特殊倾向，它是超性别的、非性别的。从理论上讲，虐恋是性革命的逻辑结果。70年代的异性恋危机使许多女性感到，在男性统治的文化中，只要女性仍处于无权地位，就无法同男性建立任何性关系。虐恋是把女性与男性重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途径，使男女之间建立起一种各自保留各自的自我意识同时又是相互协商的性关系。权力可以被理性化，服从也可以成为性活动中的一个因素，与性别无关。虐恋活动能够使男女双方都去探索自身的软弱和强悍。
使事情的性质变得复杂起来的是，有些纳粹分子是真正的虐待狂，而且是性虐待狂，虽然这一情况同虐恋的游戏性质截然不同，但区分的界线在哪里，仅仅从行为本身看是相当模糊的。因此导致了对虐恋活动的激烈争论。有一位身为犹太人的虐恋爱好者针对虐恋活动中出现纳粹标志的现象撰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分析自己内心深处对虐恋的爱好以及对纳粹标志的反感。在纳粹集中营里作为佩戴粉红三角的同性恋者渡过6年痛苦生活的海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他所在的集中营有一个纳粹冲锋队典狱长，他45岁，是一个令人恶心的禽兽。每当集中营鞭打囚犯时，他都会在旁观看。受鞭者被绑在木架上，有的还被脱下裤子，＂随着每一鞭落下，那个纳粹军官的眼睛就会发亮，几鞭之后，他的整个脸庞会兴奋得发红。他把双手藏在裤兜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手淫，而他对我们的存在视而不见。等他用这种方式获得了满足之后，这个变态的恶棍就突然消失了，对还在继续进行的惩罚不再感兴趣。＂(Heger，55)然而，即使有这种现实关系中而非游戏关系中的虐待狂存在，也不能说他可以代表虐恋群体。他虽然也属于有性虐待倾向的人，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对于整个虐恋亚文化来说只是一个例外。
艾利斯指出，＂疼痛但非残忍＂对于虐恋来说是最基本的原则。虐恋亚文化强调的是，虐恋并非将疼痛本身性感化，而主要是一种统治与屈从的关系，在其中一方可以羞辱另一方，羞辱对方的方式之一是施加肉体痛苦，在许多虐恋关系和活动中，实际上的肉体疼痛只停留在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当然，残忍与虐恋对性感的理解很接近，因为它包含了一方的权力感和另一方的恐惧感这二者互相结合给关系双方带来的快感。艾利斯还说：＂施虐倾向绝不意味着喜欢在性的情感领域之外对人施加痛苦，它甚至可以与高度的柔情相提并论。＂(Ellis，166)这应当说是虐恋与非虐恋范畴的区别之所在。那位纳粹军官虽然把对他人施加痛苦当作性唤起的手段，但他对受虐方完全没有感情，这就把他划在了虐恋的范畴之外了。他的行为才真正属于＂政治上不正确＂的行为，它是公众领域中真正的残忍和暴力，已经完全脱离了性的私人领域。
如果说虐恋倾向在传媒中的表现会导致性暴力，那么就很难认为虐恋与政治无关，而仅仅是私人领域中的事。然而，实证调查表明，虐恋形象及对它的商业消费并不会导致现实生活中的性侵犯行为。调查结果详见下表：
　　虐恋影片对性侵犯行为的影响
　　－－－－－－－－－－－－－－
　　最近看过虐恋影片的比例(%)
　　强奸犯78
　　一般人控制组74
　　恋男童犯79
　　一般人控制组80
　　恋女童犯70
　　一般人控制组90
　　－－－－－－－－－－－－－－
　　(Barry，239)
此项调查证明，接触虐恋色情材料对于性侵犯行为没有影响。在色情作品和性幻想中，虐恋形象似乎总是显得特别令人不安，因为它似乎同对女性的侮辱、贬低的一般文化氛围联系在一起，但实证调查表明，性幻想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么紧密，色情作品与女性屈从连在一起的印象也并不总是社会关系的真实写照。
总的来说，虐恋与真实生活中的针对妇女的暴力无关，但它的基调是统治和服从。不管从女权主义立场是多么难以接受，许多研究表明，在性快感与统治服从关系之间的确有着一定的联系。对于一些人来说，一定程度的统治与服从的权力游戏，能够起到促进性快感的作用，还有一些人会因为害怕、威胁和最终的驯服而唤起性欲。由于虐恋有强迫的场景，外行人就以为当事人真的是不自愿的，是受害者，这是一个错误的思维定式，是不符合事实的。虐恋活动是一种性的戏剧活动，许多人不仅愿意而且是渴求参与这种活动的。虐恋活动将暴力形式与真正的残忍加以区分，它表明，好的性行为可以是极具暴力而又非残忍的。
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虐恋活动，就会发现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将性与政治彻底分开的要求，它所要争取的是在私人生活领域的真正自由，这种自由既要摆脱那种认为它＂在政治上不正确＂的指责，也要摆脱那种＂政治上没问题＂的标榜，更不愿意被派上＂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的用场，它只希望获得不受打扰的自由，正如一位虐恋者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人有权事先规定我的性伴侣应当是什么样的，我在自己家里私下应当怎样去做；没有任何人有权告诉我，我应当觉得哪一种类型的人或行为是我应当喜欢的或不应当喜欢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告诉我，为了吸引别人我应当穿哪种类型的衣服，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Truscott，inThompson，35)
作为一种成年人的私下活动，虐恋对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和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即使虐恋活动的两个当事人在他们的卧室中确实打破了禁制的权力，这一意义又是如何渗入更宽泛的公众或文化领域的？这也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的问题。正如赞成虐恋的人类学家罗宾所指出的那样，为性行为赋予的＂过度意义＂(anexcessofsignificance)对性行为本身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对于许多虐恋活动的参与者来说，虐恋的目的不是社会变革，而是增强性快感。罗宾批判了一些性激进派分子总要为虐恋寻求政治策略方面的解释的做法，批评她们总认为必须为女性的性欲找到意识形态理由的做法。
在我看来，虐恋仅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性行为，它对其他社会实践或社会关系不会有重大的影响，我们不应当为虐恋类性活动赋予它难以承受的宏大的社会意义和策略意义。虐恋既不是政治上正确的行为，也不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行为，它基本是与政治相脱离的行为，是卧室中的私下行为。无论在卧室中两个人如何颠倒权力关系，它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无关，也不会对它有任何直接的影响。有一种例外的情况，那就是一个老板和他的女秘书在私下里是虐恋关系，而老板是在下者，女秘书是在上者。但即使是这一关系，也不一定对他们两人在工作地点的关系有什么影响。虐恋唯一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对酷儿政治的贡献。它的实践表明，人与人之间可以存在这样一种奇异的性关系，这样一种不寻常(不属于＂香草型(vanillasex)＂)的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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