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
纳粹大屠杀（英语：Holocaust）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纳粹德国国家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共有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另有欧洲共产党人、罗姆人、同性恋者、欧洲东线的战俘和国内的异议人士被其杀害，总遇难人数约有1,100万至1,700万人，此亦为二战中最为人熟悉的暴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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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屠杀起源
中文圈外大屠杀“Holocaust”一词源自文“Holókauston”（燔祭），指将动物作为祭品献给神灵，意为动物的“全部”（olos）被“烧毁”（kaustos）。英语中以“Holocaust”代指大屠杀已逾数百年，但1960年代起，该词转而被学者及流行作家用来特指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1978年后，电视连续剧“Holocaust”将该词在大众中普及开来。词汇“Shoah”（希伯来语：?????，或Sho'ah、Shoa）意为“浩劫”，并早在1940年代成为希伯来文中成为大屠杀的同义词，特别是在欧洲和以色列。“Shoah”被犹太人引用是出于许多原因，神学中“holocaust”一词含有贬义，同时该词特指希腊当地的习俗。意第绪语中称为“?????”（Churben 或 Hurban），源自希伯来语的“毁灭”之意。纳粹使用委婉语“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德语：Endl?sung der Judenfrage）来描述该种族灭绝政策，并使用“不配活着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来代指受害人，并以此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制度性合作1942年欧洲主要灭绝营、劳动营、犹太区及运输路线迈克·贝伦鲍姆（德语：Michael Berenbaum）写道：“德国变成了一个‘种族灭绝之国’。……国家所有复杂的机构都参与了屠杀。牧区教堂和内政部提供出生记录、告发犹太人；邮局寄送放逐令和剥夺国籍令；财政部没收犹太人财产；德国公司解雇犹太工人、终止犹太股权；大学拒绝录取犹太学生、否定文凭、解雇犹太院士；政府交通官员准备去往集中营的火车；德国药厂测试毒药；公司为火葬场竞标；遇害人明细则使用德国IBM公司制造的打孔机，提供了屠杀的详细资料；当犯人进入死亡营时，他们被迫缴纳所有个人财物；德国国家银行协助将从受害者那里盗取的财产透过秘密账户来洗钱……在这些加害者的眼中，《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是德国的一个伟大成就。”历史学者扫罗·弗里德兰德（德语：Saul Friedl?nder）写道：“整个德国和欧洲没有一个社会群体、宗教组织、学术组织或专业协会表示出自己对犹太人的支持。”他写道，一些基督教堂称“皈依”的犹太人也应该被划入这一群体，但在一些程度上被限制。弗里德兰德称这些都使得大屠杀富有独特的性质，因为其反犹政策被实施时，没有遇到任何干预，如在现代社会中工业组织、小微企业、宗教团体或其他利益集团、游说组织的抗议。意识形态与尺度其它的种族灭绝主义是实用性的，即占领土地，控制资源。以色列历史学家耶胡达·巴尔称：大屠杀的基本动机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植根于纳粹的幻想世界，即犹太人密谋控制世界，反对雅利安的征途。这样的屠杀行动是完完全全来自神话、幻想、抽象、非实用性的意识形态，是空前绝后的——而它的执行却是十分理性，十分实用主义的。纳粹大屠杀德国历史学家埃伯哈德·杰克尔（德语：Eberhard J?ckel）在1986年写道了大屠杀的独特性质：从来没有一个有责任心的国家领袖使用其权威，来决定并宣布某个特定人群，包括所有年龄段、妇女、儿童、婴儿，都应该被迅速地清除掉，并使用了整个国家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执行这种暴行。这种屠杀在超过35个德控制区被系统化地执行，1939年中东欧有700万犹太人，其中500万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其中包括波兰占领区的300万，以及苏联的100万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死在了荷兰、法国、比利时、南斯拉夫、希腊。万湖会议召开是为了谋求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在此试图将屠杀扩散到英国，以及其它中立国家，如爱尔兰、瑞典、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有三到四个犹太裔祖父母的人都被杀无赦。在其它种族灭绝政策中，人们可以通过皈依其它宗教或同化来躲过一劫。这对于犹太人来说不适用，除非他们的祖父母在日前皈依信仰。所有有近期犹太亲属的人都在德控制区遇害。灭绝营使用毒气室、进行系统化的种族灭绝行动是大屠杀的一个特征，这是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如此地公开地进行大肆处决。这些灭绝营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海乌姆诺灭绝营、贝尔赛克灭绝营、 马伊达内克灭绝营、索比堡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玛丽·特罗斯特内兹灭绝营、亚塞诺瓦茨集中营。人体实验纳粹屠杀的另一大特点大量使用人类作为“医学”实验品。劳尔·海尔堡（Raul Hilberg）的文献指出“就纳粹党员人数来说，德国医生较之其它专业更加高度纳粹化。”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等地进行人体实验。最为臭名昭著的是的约瑟夫·门格勒医生。他将实验对象放入压力室，在他们身上做药物实验、冷冻实验，通过向儿童眼睛里注射化学品以改变其颜色，以及其它各种截肢等手术。他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可能被全部知晓，因为档案被送往威廉皇家学院（Kaiser Wilhelm Institute），后被奥特玛·冯·维斯彻尔（Otmar von Verschuer）医生销毁。幸存者在之后讲述了相关的噩运。他在罗姆儿童身上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通过给孩子们糖果和玩具，他将孩子们带到毒气室里。孩子们会叫他“门格勒叔叔”。维拉·亚历山大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负责照料50对罗姆双胞胎，他回忆道：我记得一对特别的双胞胎：吉多和艾娜，大概四岁。一天，门格勒将他们带走。当孩子们回来时，情况十分恐怖：俩人背靠背地被缝在了一起，好像连体双胞胎那样。伤口出现感染，不停地流脓。孩子们昼夜哭喊。他们的母亲——我记得她名叫斯特拉——给孩子们注射了吗啡，以便帮他们了结痛苦。
3犹太人大屠杀
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和保罗·迪·拉加尔德在德国和奥匈帝国推动了民族主义（V?lkisch）运动。这个运动使用了一种伪科学，即使用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将犹太人视为与雅利安民族征服世界的对头。民族主义运动袭承了基督教反犹观点，但不同的是，后者将犹太教视为一种宗教，而民族主义运动则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民族。纳粹屠杀儿童在德意志帝国，民族主义及其种族主义的伪科学十分普遍，被受到良好教育的专业阶层广泛接受，特别是在民族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上得到认可。虽然，民族主义党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时遭到失败，但反犹主义被所有主流政党所袭承。1920年，作为的衍生派系——纳成立了，并将他们的反犹主义传承了下来。就一战后德国的局势，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德语：Hans Mommsen）在1986年的稿件中写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德国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加之国家福利的不断提升，乌托邦就要实现的气氛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于此同时，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种改良世界观宣称一些人种在生理上优于另一些人种。一战后，战前的乐观主义让位给了幻灭，即德国官方发现许多社会问题无法解决，不得不强调留存生理上“优良”的种族，让另一些“低劣”的灭绝。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问题使得许多德国医疗机构鼓吹以安乐死让那些生理与心理上“无可救药”的人先死去，用省下来的钱来救济尚存希望的患者。在1933年纳粹政府上台时，德国社会也出现了相对应的政策：拯救“有价值的”种族，消灭“可憎的”社会渣滓。希特勒将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进行了公开化。在他的著作《我的奋斗》中，他预示了自己的打算：将犹太人从德国政治、学术、文化等领域驱逐出去。他没有提到自己要屠杀他们，但据报道称希特勒在私底下将自己的企图表现的更加赤裸。发展与执行法律压制与移民出境自第三帝国诞生之日起，纳粹领导人就鼓吹创立一种“民族共同体”制度，后来纳粹政权将国民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属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另一类是“社会异类”（Gemeinschaftsfremde），他们不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纳粹将打压对象分为三类：一种是“种族”敌人，如犹太人、，他们因为“血统”的关系被视为敌人；政治上持异议者，如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基督徒和反动派，他们被视为叛逆的“民族同志”；道德堕落分子，如同性恋、懒汉、惯犯等，也被列为叛逆的“民族同志”当中。后两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进行“再教育”，以将其最终转化为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有许多道德堕落分子被视为“基因低级”而不得不接受绝育。根据定义来讲，“种族”敌人如犹太人永不可归入民族共同体当中；他们必须完全从社会中清除出去。德国历史学家克特写道纳粹党的“目标是建立乌托邦式的民族共同体，进行全方位的警视监督，所有试图反抗的行为，或类似的迹象、意图，都将受到残酷的打击。”克特引用了1944年《社会异类办法》（Treatment of Community Aliens）中的一些资料，揭示了纳粹的些许社会政策：“公民…表明自己的努力无法达到国家社会的最低要求的话，将会被置于警视监督之下，如果这样都不能奏效的话，就把他们送入集中营。”在1933年3月的帝国议会选举当中，纳粹强化了对敌手的暴力措施。他们与地方当局一道设立法外集中营，关押异议人士。日，达豪集中营率先上线。集中营最初是用来关押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用的。其它的早期监狱——如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地下室、仓库——在1934年中期被加固，在城外改建成营地，由党卫队集中管理。这些营地最初是用来清除那些不愿服从民族共同体的德国恐怖分子用的。这些被送入营地的包括“可教育”的分子，即可能被归入“民族同志”的人，和“生理堕落”的人，后者将处以绝育，并被永久关押；之后，营地多采取苦役，即不停地劳动，直至疲劳倒地为止。整个二十世纪30年代，犹太人在法律、经济、社会权益上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以色列历史学家弗里德兰德写道，在纳粹看来，德国的力量来自“血统的纯正和神圣的德国土地。”日，一个次全国反犹集会进行抵制犹太商货运动，原计划持续一周，但由于缺乏大众支持，进行了一天后就不了了之。1933年，一系列包涵雅利安人字眼的法案被通过，将犹太人从关键职位上排除出去：如第三帝国的第一道反犹主义法案——《专业行政工作恢复法案（德语：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以及《医师法》（Physcians' Law）、禁止犹太人拥有农庄，或从事农业工作《农业法》（Farm Law）等。犹太律师也被停职，在德累斯顿，犹太律师和法官被拖出办公室，并被殴打。在前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要求之下，希特勒颁布特令，准许一战犹太老兵、或有父子服役过的公务员留在其职位上。希特勒在1937年取缔了这项特令。根据《预防学校人数过多法案》（Law to Prevent Overcrowding in Schools），犹太人被学校和大学开除，不能参加新闻报社协会，拥有报社，或成为报社编辑。在1933年7月，《遗传疾病后裔防治法（德语：Gesetz zur Verhütung erbkranken Nachwuchses）》强迫对“劣种人”进行生理绝育。这种优生政策催生了200多个“遗传健康法庭”，有超过400,000人被迫绝育。1935年纳粹政权依据《纽伦堡法案》所制定的种族划分表，将国民分作犹太人、杂种、德国人等类别，并赋予不同程度的权益。1935年，希特勒颁布了《纽伦堡法案》，其中的《德国血统和荣誉保护法》（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即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结婚或发生性关系，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和国民基本权利。就“血统法案”而言，希特勒解释称其“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失败的话就将问题交由纳粹党，启用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委婉语。1939年1月，他在公开演说中称：“如果犹太人在欧洲内外的跨国金融再次得逞，将国家拖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么结果将不是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化或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他们在欧洲的灭绝之日。”该演讲被1940年的纳粹宣传电影《永远的犹太人（德语：Der ewige Jude）》引用，其目的是提供一个从欧洲清除犹太人的理性蓝图。最早逃离纳粹迫害的是犹太人中的知识分子，如哲学家明于日逃到巴黎、小说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则去了瑞典、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也被警告若于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该建筑将会被纵火，因此4月6日的《法兰克福报》报道了瓦尔特和他的同事奥托·克伦佩勒被迫流亡的讯息，写述民众的情绪已经被“犹太艺术清算者”所挑起，而政府也无法保护他们的安全。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被威廉皇家学院和普鲁士科学院开除，国籍也被取消，他于日访问美国，后再前往比利时奥斯滕德，从此也再无踏上德国领土，他称这些迫害事件是“集体性的神经病”。当德国于1938年吞并奥地利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从维也纳流亡英格兰。扫罗·弗里德兰德写道当普鲁士艺术学院的荣誉主席马克斯·利贝曼辞职时，没有一位同事表示出一丝的同情，两年后，当他去世时，依然在亡命天涯。1943年，当警察抬着担架来到他85岁、卧床不起的遗孀那里时，后者通过服用过量的巴比妥酸盐来一眠不醒，以免被他们带走。水晶之夜（1938）日，一所被焚烧的犹太教堂。日，犹太青年赫歇尔·格林斯潘在巴黎暗杀了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这起事件成了纳粹政府用来跳脱针对以法律迫害犹太人的范围，将其升级为大规模物理性冲突的借口。范围包括德国、奥地利、苏台德区。这些迫害行动被称之为“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意为碎玻璃之夜，指被打破的犹太商店橱窗玻璃有如水晶）或“十一月迫害”。犹太人遭到袭击，他们的财产被洗劫，超过7,000个商铺和1,668座犹太教堂（几乎是德国境内的全部教堂）被扫荡。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91人，事实上应该远高于此。30,000人被送往集中营，包括、、、，他们被关押数周后被释放，前提是答应在近期离开德国，或将财产上交纳粹党。日，纳粹政府通过了《犹太人持有武器禁令》（Verordnung gegen der Waffenbesitz der Juden），禁止犹太人持有枪支或其武器。犹太人被集体要求赔偿迫害所造成的财物损失，价值将近几十万德国马克，并要缴纳超过十亿马克的“赎罪税”。在这一轮迫害之后，犹太出境移民加速，而在德国的犹太公共生活不复存在。重新安置与驱逐出境载有930名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客轮被古巴、美国和加拿大拒绝入境，客轮不得不启程返回欧洲。在战争打响之前，纳粹考虑过将徳裔犹太人从欧洲驱逐出去。希特勒曾于1938年同意了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赶出德国的“沙赫特计划”（Schacht），标志了在当时德国政府还未进行系统化的屠杀行动。有的计划试图将犹太人送往前德国殖民地重新安置，如坦噶尼喀、西南非，以便帮助收复因《凡尔赛条约》而失去的这些地区。然而这一计划被希特勒否决，他表示绝不能让“沾有德国英魂鲜血的土地被德国最大的敌人所玷污。”另外还有其它外交策略尝试将犹太人送往其它地区，如前英法殖民地。几个被考虑过的地点包括英属巴勒斯坦、罗德西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法属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等地。在上述地区中，马达加斯加的讨论最为激烈。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称这项“马达加斯加计划（英语：Madagascar Plan）”是“地域性的最终解决方案”，该地位置偏远、岛上的环境恶劣，容易导致死亡。1938年，计划被希特勒批准，重新安置计划由阿道夫·艾希曼的部门进行执行，并于1941年大屠杀开始时终止。回头看来，虽然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但它却为大屠杀在心理上铺垫了道路。日，“马达加斯加计划”被宣布废止。德国外交部的官方解释是由于与苏联的战争爆发，犹太人将会被“送往东方”。纳粹政府还有提出一些另类方案，如将欧洲犹太人转送到西伯利亚地区。在纳粹的重新安置计划中，巴勒斯坦是唯一一个有了显著成果的地区。1933年，德国犹太人复国主义联盟（德语：Die Zionistische Vereinigung für Deutschland）与纳粹政府达成了《哈瓦拉协定（德语：Ha'avara-Abkommen）》，60,000名徳裔犹太人将从德国送往巴勒斯坦，并得到了一亿美元的转移款项，然而此计划因二战爆发而不了了之。早期手段在波兰纳粹德国于1939年入侵波兰，几世纪以来，处处都有犹太人居住，在德军入侵当时约2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9%左右，这加强了德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急迫性。纳粹屠杀犹太女人海德里希建议将主要城市中所有波兰裔犹太人送入隔离区，让他们为德国军工服苦役。隔离区处在城市铁路交汇处，海德里希表示这将更容易控制（犹太人），并（方便）之后将他们处理掉。艾希曼后来在1961年被以色列法庭问询时，他表示之后的“处理”就是“物理性的屠杀”。9月，希姆莱任命海德里希为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这个部门有七个机构组成，包括保安服务处和盖世太保。他们负责监督党卫队在波兰的工作，并执行海因里希报告中处置犹太人的方案。第一次有组织的屠杀为“坦能堡行动（英语：Operation Tannenberg）”，由自卫团（德语：Selbstschutz）执行。犹太人之后被赶入遍布于波兰总督府的中心地带隔离区，由弗里茨·绍克尔管理的帝国劳动部监督服苦役。数以千计的人因虐待、疾病、饥饿、精疲力尽而倒毙，但至此仍没有出现系统化屠杀项目。但毋庸置疑的是，纳粹将服苦役作为了一种灭绝方式，甚至有了专有名词——“死于苦役”（Vernichtung durch Arbeit）特指此事。很明显，到1941年时，党卫队领导层已经决意要着手制定政策来屠杀所有德军占领区内的犹太人。在当时，纳粹统治内部对此仍有反对声音，而该反对声音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非出于人道考量，如身兼空军总司令和经济部长的赫尔曼·戈林元帅即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当时他负责统筹德国的所有军工事务与经济部门，认为在德军入侵苏联前，波兰总督府内数量庞大的犹太劳工（超过100万壮劳力）弥足珍贵，浪费可惜。在其它占领国1940年，德国控制了挪威、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法国；1941年，德国又控制了、。反犹主义被输送到这些国家中，并根据当地政治局势的不同而在程度和节奏上有所不同。犹太人被迫离开经济和文化生活，并受到各种苛刻律令的压制，但在1942年之前，大规模的物理驱逐还没有开始。法国的维希政权积极配合对法裔犹太人的迫害。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也受到相应压力，被迫制定反犹政策，但在绝大情况下，直到被催促时才啰嗦执行。在战争中，有900名犹太人、300罗姆人从贝尔格莱德的班吉卡（Banjica）集中营逃离，这主要是由塞尔维亚共产党人、保皇党人和其它抵抗运动者组织的。克罗地亚的傀儡政权则积极自发地迫害犹太人，并与日颁布了《将犹太财产和公司国有化法令》。
4主要屠杀地点
集中营与劳改营（）日被盟军解放的米特堡-朵拉集中营（英语：Mittelbau-Dora），约有20,000名囚犯死于营中。第三帝国于成立之初即创建了集中营。起初，集中营只用于关押犯人，尽管死亡率高达50％，但并非专用于屠杀。1939年后，集中营越来越处死犹太人、战俘，或让其苦役、不给饭吃、虐待等等。据估算，德国在欧洲占领地建立起约15,000座集中营。，直至1942年，德国仅在波兰境内就建立了6所专司大规模屠杀的大型集中营。新集中营主要关押犹太人、波兰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罗姆人、辛特人。这些囚犯通过铁路运送，其恶劣的环境导致许多人还没到点目的地就一命呜呼。奥斯维辛集中营苦役是一种系统化的灭绝政策——囚犯会被处以苦役、劳动致死，或是竭力工作后，被送往毒气室或枪决。奴隶们会被用于军工制造，如在米特堡-朵拉集中营（英语：Mittelbau-Dora）生产V-2火箭，或是茅特豪森－古森集中营生产其它武器。进入时，一些集中营为囚犯印制臂章。劳力的工作时间表为12-14小时轮替制。有时，囚犯们的点名就需要几个小时，导致许多人暴晒致死。隔离区（）1943年的华沙犹太区起义行动失败，德军将犹太人赶出防空洞的场景。在入侵波兰后，纳粹设立了犹太隔离区，囚禁犹太人和一些罗姆人，并最终将他们送往灭绝营。日，海德里希在给别动队头子的信中命令建立委员会。每个隔离区由一个犹太委员会（Judenrat）管理，德方任命犹太社区领袖，后者负责隔离区的日常运转，包括分发食物、水、取暖、设立庇护所等。委员会的基本策略是将损失最小化，与纳粹合作，接受日益残酷的虐待，恳求更好和更仁慈的待遇。委员会被要求安排人员，将他们送到灭绝营去，因此，在制定下一批离去的人员列表时，每一位犹太委员会成员都面临着勇气与品质的考验。犹太委员会成员尝试了拖延、贿赂、阻挠、求情、辩论等各种方式，直到逼不得已为止。有的如哈伊姆·卢特考斯基（英语：Chaim Rumkowski）认为他们的责任是拯救“能够”被救援的犹太人，这也意味着有部份人也将不得不被牺牲掉；反之，也有信仰迈蒙尼德思想的犹太人坚持除非有犹太人犯了重罪，否则一个人也不交出去。举例来说，利沃夫的犹太委员会领袖约瑟夫·帕尔纳斯（英语：Joseph Parnas）博士拒绝为纳粹编订名单，结果被后者所枪决。日，别廖扎的犹太委员会拒绝与纳粹合作，全体成员自尽而亡。德方利用委员会的重要作用来对隔离区犹太人进行迫害的杀戮：一位官员强调“犹太委员会的权威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得到支持和强化”，“任何服从委员会指令的犹太人都被视为破坏者。”当双方合作破裂，如华沙隔离区的犹太抵抗组织取代了委员会的地位时，德国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华沙隔离区是最大的隔离区，有约380,000人；罗兹隔离区位列第二，有约160,000人。在现实中，隔离区人满为患，迈克·贝伦鲍姆将其形容为“缓慢、被动的谋杀”工具。虽然华沙隔离区的人口占波兰首都总人口的30%，但它在面积上只占城市的2.4%，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房间里住9.2人。在年间，饥饿与疾病，特别是伤寒夺取了数以成百上千人的生命。1941年，有43,000人在华沙隔离区丧命，比例超过十分之一；1942年，有超过一半的人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死亡。日，希姆莱开始下驱逐令，三天后的7月22日，驱逐从华沙隔离区开始；在之后的52天、到12月12日为止，有300,000乘坐火车离开华沙，前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很多隔离区一下子变为空城。1942年12月，波兰东南方的拉克瓦（英语：拉克瓦猶太區）发生了首次的隔离区武装起义。1943年时又有几个规模稍大的隔离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武装起义，例如华沙和比亚韦斯托克隔离区，但犹太人的抵抗很快地就被拥有压倒性优势的纳粹军队所镇压，幸存者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进灭绝营中。
二战中，一系列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当地出现，有的受到了纳粹的煽动，有的则是自发形成的。例如在罗马尼亚的雅西爆发了大规模反犹迫害行动，约有14,000名犹太人被罗马尼亚居民和警察打死。1941年7月，波兰耶德瓦布内境内的波兰人在德方秩序警察（德语：Ordnungspolizei）的目睹下将300名犹太人关入谷仓、放火烧死，此前该地也另有40名犹太人被德国人处死。这些事件经过由波兰国家纪念学院于年透过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遗骸的发掘考证而得知，也因此推翻了早期遇难者估计人数较多的传闻。
6大屠杀的新方式
盟军发现的废弃齐克隆B罐子从1939年12月起，使用毒气作为屠杀的新方式。起初，毒气罐被装置成筒形，放入密闭的货车中，用以处决疗养院中的精神病人。作为T-4行动的一部分，它被广泛用于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波兰占领区等地。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能处决多达100人的大毒气车在1941年11月被使用，设备为发动机排气装置而不是筒形。这些毒气车在1941年12月被切姆诺灭绝营采用，其它15个则被别动队用在了苏联占领地上。这些毒气车由党卫队生产，并由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监督使用。毒气车杀死了约500,000人，主要是犹太人、罗姆人和其它种族。这些毒气车被细心地监控着，在一个月的观察后，报告指出：“三辆车被使用了97,000次，没有出现一点故障。”。波兰总督府的汉斯·法郎克表示需要研发更加新型有效的屠杀工具，而不是简简单单对这些人执行枪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设计一些办法来处决他们。” 这个问题时的党卫队实验出大规模毒气屠杀方式。克里斯蒂安·沃思（Christian Wirth）可能是毒气室的发明人。灭绝营在1942年间，除了奥斯维辛营以外，其它五个地点也被设立为灭绝营，用以执行莱因哈德计划。其中两个，即海乌姆诺营和马伊达内克营已经被用作苦役营，后被改装、加入灭绝屠杀设备。三个新营被搭建了起来，单独为快速屠杀使用，即贝尔赛克营、索比堡营、特雷布林卡营。第七个营是白俄罗斯的玛丽·特罗斯特内兹营，也承担同样的任务。亚塞诺瓦茨营则负责解决塞尔维亚人。灭绝营常常与集中营相混淆，如达豪集中营和贝尔森集中营。集中营主要在德国境内设立，负责关押囚徒、对纳粹敌人施行苦役（如共产党人或同性恋）。集中营也应该与苦役营区别开来，后者在所有德控区都有设立，负责对各种人士，包括战俘在内，施行苦役。所有纳粹营都遍布饥饿、疾病、疲劳，因而死亡率极高，但灭绝营是单独为大规模杀戮而设立的。灭绝营由党卫队管理，但绝大多数的守卫是乌克兰、波罗的海辅助人员。普通德国士兵则被排除在外。毒气室集中营毒气室的人员都是由火车运送的。有时，火车直接开进毒气室，但通常先由营地医生对每个人进行筛检，将一小部分适合工作的拉出来做苦役。绝大多数人则被送入接待区，在那里脱光衣服、放下行李，交由纳粹没收，用以资助战争。之后，人们被赤身裸体地赶进毒气室。通常情况下，他们得到的告知是浴室或是灭虱室，门外的告示是“洗浴”或“桑拿”。有时，守卫会给他们发放一小块肥皂或毛巾，用以减轻恐慌，并提醒他们记住自己衣物存放的地方。坐车许久后人们喉咙干渴，提出要水喝时，被告知营地里有咖啡等着，赶快走，否则咖啡就凉了。根据奥斯维辛营长鲁道夫·胡斯（英语：Rudolf H?ss）的供述，第一室可容纳800人，第二室可容纳1,200人。当屋子装满人后，门就被关上锁死，齐克隆B从通气孔被送入室内，释放有毒的HCN，即氰化氢。室内的人会在20分钟内死亡，死亡的速度则与囚徒离通气孔的距离远近有关。根据霍伯（H?ss）的观点，1/3的受害人是立即毙命。党卫队医生约翰·克雷默（Johann Kremer）负责监视毒气释放，他作证称：“受害人的呼喊和尖叫可以从开口处听见，很明显，他们在为性命挣扎。”由于毒气室常常人满为患，当开门处理时，受害人的姿势常常是半蹲着的，他们皮肤的颜色为粉色，有红色和绿色的斑点，有的嘴上口吐白沫，有的耳朵出血。之后，毒气被排出，尸体被移除（可能会用上4个小时），牙齿上的镶金会由会牙医的囚徒用钳子剥离，妇女的头发会被剪除。毒气室的地面被清理，墙壁被粉刷。这项工作由特遣队（Sonderkommando）负责，队员则为犹太囚徒。在第1、2号火葬场，特遣队员住在火葬场上方的阁楼里；在第3、4号火葬场，他们住在毒气室中。当特遣队员处理完尸体后，党卫队对其进行抽查，确认所有的黄金都从受害人的嘴里剥离出去。如果发现有遗漏的，那么对其负责的特遣队员会被扔进火炉，以示惩罚。最初，尸体被放入深坑，盖上石灰。在月，希姆莱下令，尸体被掘出焚烧。在1943年早期，新的毒气室和火葬场被建造，以适应众多的人数。
幸存者聚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时的场景。日，进军途中的苏军发现了第一个大型集中营，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日，苏军解放了切姆诺集中营。日，苏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4月11日，美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4月15日，英军解放了伯根-贝尔森集中营；4月29日，美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同一天，苏军解放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5月5日，美军解放了毛特豪森集中营；5月8日，苏军解放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而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贝尔赛克集中营却没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1943年纳粹就已经焚毁了这几个集中营。美国第七陆军的上校威廉姆·W·奎恩（英语：William Wilson Quinn）谈到了达豪集中营：“在那里，我们的军队所见到的场景、所听到的声音、所闻到的恶臭，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里所上演的惨无人道之剧烈，已经到了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毛特豪森集中营中几近饿死的囚犯迎来了解放，日。在苏联军队所发现的大多数集中营中，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已经被消灭，只剩下几千个幸存的囚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找到了7,600名囚犯，其中包括180个儿童，这些儿童成为了纳粹医生手下的试验品。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英国第十一装甲军发现了60,000名囚犯，还有13,000具尚未掩埋的实体，还有10,000人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因斑疹伤寒或营养不良而死。英军勒令剩余的党卫队守卫将所有的尸体聚集到一起，并将这些尸体葬入乱葬岗中。
8犹太人的反抗
最著名的犹太人武装反抗活动就是爆发于1943年1月的华沙犹太区起义，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武器装备非常简陋的几千名犹太战士迫使SS陷入困境并持续四周的时间，但是随后这些犹太武装力量被远远强大于其的武装力量击溃摧毁。根据犹太人的叙述，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有几百名德国士兵被杀，而德国人却对外声称只有17名士兵被杀害，93名士兵受伤。根据德国纳粹的统计数字，有13000名犹太人被杀，57885名犹太人被驱逐。这次起义结束之后，紧接着，1943年五月，位于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爆发了反叛运动，其中200名犹太人从集中营中逃出。他们制服并杀死了一些德国纳粹护卫，并放火烧了集中营，但是在这次反叛过程中，有900名犹太人被杀害，在600名成功出逃的犹太人中，只有40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两周之后，在比亚韦斯托克省（Bia?ystok）犹太区也爆发了起义运动。九月份，在维尔纳（Vilna）犹太区爆发了一场短暂的起义。十月份，600名犹太囚犯，包括犹太苏联战俘，试图逃离索比堡死亡集中营。犹太囚犯杀死了11名德国纳粹党卫队长官以及一些集中营护卫。但是，这一行为被德国纳粹军队发现了，纳粹军队企图放火烧死这些犹太囚犯，结果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不得不在熊熊烈火中奔忙逃命。在这次逃亡过程中，牺牲了300名犹太囚犯。而那些幸存者要么在营地周围的矿场中丧生，要么重新被俘虏并惨遭杀害。大约只有60名犹太人成功逃离了集中营并加入了苏维埃党派。日，位于奥斯维辛的250名犹太特遣队队员（Sonderkommando）攻击了守卫，并用炸药炸了四号火葬场，这些炸药是三名女囚犯从附近的一个工厂中偷偷运出来的。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有三名德国纳粹守卫被杀死，其中一个被塞到了火炉中。特遣队队员试图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运动，但是很快全部250名犹太特遣队队员都被杀害了。据估计，在东欧，大约有20,000到30,000名犹太游击队员积极地同纳粹分子及其勾结者作战。这些游击队员致力于与纳粹分子展开游击战和破坏活动，鼓动居住于犹太区的犹太人起义，并释放犹太囚犯。仅仅在立陶宛，这些犹太游击队员就消灭了将近3000个德国士兵。参加同盟军军队的犹太士兵多达140万人。其中，大约40%的犹太士兵在苏联红军军队中作战。在参加苏联红军队伍的犹太士兵中，大约200,000名犹太士兵在战争中牺牲。在英国军队中，有一个犹太人组成的军队积极同纳粹分子作战，这个犹太军队是由5000名来自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志愿者所组成的。在西部沙漠战役中，来自于特殊闻讯小组的以德语为主要语言的犹太志愿者组成了突击队，在前线后方对纳粹党实施破坏活动。法国犹太人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法国的抵抗运动对纳粹和法国维希当权者进行了游击作战，并且为横扫法国的同盟军提供了帮助，为同盟军提供了支持，包括解放法国的武装力量，和同盟军一起为解放许多被占领的法国城市而作战。尽管犹太人在整个法国人口中仅仅占到百分之一的比例，但是在法国反抗运动中，犹太人的人数占到整个反抗队伍的15%到20%。犹太青年运动EEIF最开始时对维希政权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到1943年这项运动被当局禁止，这一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又组成了武装反抗团队。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组建了犹太军队（犹太人的军队），这些军队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参与了武装反抗活动，并帮助犹太人秘密地逃离法国。这两个组织在1944年合并为一体，并参加了解放巴黎、里昂、图卢兹、格勒诺布尔和尼斯的战斗。
制定东方总计划在纳粹党的种族主义蓝图中，《东方总计划》是仅次于《犹太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这是纳粹划定他们“大日耳曼帝国”东方边界的计划书，以及对超过5000万他们所谓“劣等”的斯拉夫、吉普赛和塞尔维亚等民族和纳粹意识形态的敌人（主要是指布尔什维克主义俄国）的占领区种族清洗政策。这份计划书从1936年开始制定，到1940年最终完成。这份计划书的最终版本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被称为“小计划”（德语：Little Plan），这份计划从1936年就开始实施，即要使二战前德国边界以东的地区逐渐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在这个“小计划”实施的各个阶段，将制定出更多的细节。这样，从吞并奥地利到慕尼黑会议的领土要求开始到1939年11月制订征服波兰的计划都是这个“小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第二部分，被称为“大计划”（德语：Grosse Planung），是赢得战争后要实现的目标，即他们要在战争过程中及其之后25至30年期间逐渐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这个计划中，除犹太人之外，吉普赛人、塞尔维亚人和波兰人都被纳粹认为是“低劣的种族”，其中波兰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在被清除之列。苏联境内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民族也是所谓“劣等民族”，至今仍然没有准确的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无辜平民被杀害。对平民的屠杀根据保守估计，纳粹政权在占领波兰期间屠杀了20万波兰人（不包括居住在波兰的犹太人）。其中大多数是波兰的大学生、教师、大学教授、军官和工人，这些人大多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以“危害治安”为由被杀害。1944年的华沙起义失败后，德军开始在撤离波兰时沿途无差别的屠杀波兰人，这使得战争倒数第2年波兰成为平民死亡率最高的中欧国家。仅仅因为在纳粹理论中被列为劣等民族，至少60万塞尔维亚人和22万吉普赛人在纳粹德国的占领区中被屠杀。仅在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就有超过10万塞尔维亚人被集中的有组织屠杀。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当月末，德军就在基辅附近制造了娘子谷大屠杀，两天之内共杀害了至少3.4万犹太人以及其他当地居民。在随后的一个月内，10万多苏联平民丧生于娘子谷。日，纳粹德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在随后的三个月内，德军将克里木14多万平民不分老幼塞进船里再开炮将其击沉，对企图游上岸的幸存者开枪扫射，不留一个活口，在德军占领克里木期间共有25万平民被屠杀。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共有60多万苏联平民被纳粹德国折磨致死，其中有许多人被焚尸灭迹。仅在立陶宛的波纳利镇上就有8万名苏联平民被集中屠杀。50万平民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中被德国军队残酷的杀害。很多情况下德军会在撤离他们新占领的村庄时用炸药将依然在使用的住房炸毁，里面的居民不准出来不然就会被视为“抵抗”而杀害。同时为了抢夺粮食和物品，随意枪杀当地居民也成为对于德军司空见惯的事。德军在占领区大批的强征苏联妇女作为军妓的行为（一般认为至少有300万苏联妇女被德军强奸）导致的当地居民抵抗更加重了当地受害者人数的剧增。以“反德游击队”名义在苏德战线后方的德国占领区进行的屠杀则更加令人愤慨。为了邀功，在苏联的德占领区的德军驻防部队经常以“清剿游击队”的名义对村庄和城镇的苏联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的胡乱逮捕然后处决，随后德军会将这些遇害者作为“游击队”和“抵抗分子”的人头而去上报战功。这种野蛮行为至少导致200万苏联居民被屠杀。事实上这些只是纳粹在苏联进行屠杀活动的冰山一角，二战中至少700万苏联平民死在纳粹的枪口下。1945年年初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国境内外大部分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像羊群一样被赶上路。仓促间，集中营的看守甚至不给囚犯收拾行李的时间——尽管他们的个人物品少得可怜。许多人在从事完繁重的劳动后便直接上路了。据史学家丹尼尔·布拉特曼的新作《死亡行军：纳粹种族屠杀的最后阶段》介绍，共有50万名来自德国境内外集中营的囚犯被迫进行“死亡行军”，有25万名囚犯在迁移过程中死亡。除了种族灭绝，纳粹还根据宗教信仰、政治观点、身体和精神状态来对异己者进行有计划的消灭。在纳粹统治下的整个欧洲，大约有100万到150万政治犯被消灭，其中许多是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罗马天主教徒也是受害最深重的群体之一。针对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纳粹宣传材料声称每个精神病患者要消耗60000帝国马克的资源，最好的方法是将其消灭。仅仅从1939年到1941年，就有大约10万名弱智人和精神病患者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零散被杀害的精神病患者可能超过4万人。最后，纳粹还有组织地杀死了名同性恋者，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性取向。对战俘的屠杀1940年至41年冬，在德国出现了粮食短缺和人民的抱怨。纳粹意识到维持食品充足是得到公众支持的关键。据历史学家德博拉和扬凡佩尔特计算：“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将不得不因为纳粹维护德国的肉类口粮而死在纳粹德国在东方掠夺粮食的军队手中，而（至少250万人）德国士兵将成为消耗当地粮食的主要对象。”纳粹大屠杀德国军队在日到12月6日期间对苏联进行的几次大包围中俘虏了几百万苏军战俘。也许在战事急剧发展和前行速度颇快的军挺进中，要求德军照顾好人数为几百万的大批俘虏确实有困难，但根本的在于德国人根本没有做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努力。德国军队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故意不给俄国战俘饭吃，而在1941年冬季漫天大雪的天气里，气温降低到零下时，连他们安身的地方也未做好安排，许多俄军战俘因此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其残酷程度甚至让纳粹的高级领袖都无法漠视，东方占领区事务布部长罗森堡在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曾经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 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三百六十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折磨而死。……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德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食用，而宁可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饿劳累，跟不上队伍，被就地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抛弃在原地。战俘营根本没有住的房子，刮风下雨，战俘也睡在露天里……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绝大部分苏军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苏军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以关押苏联战俘的第350号战俘营为例。这个战俘营从1941年7月一直存在到1944年10月。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首批战俘已到达，这里环境极其恶劣，供应的食品不仅难以下咽，而且数量极少，根本不够分配，绝大部分战俘食不果腹。苏军战俘在那里处于非人的条件下，他们住在没有窗户的房子里，不给生火取暖。虽然每天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的重活，可是供应的伙食，在战俘营党卫队看守心情最好的时候，配给苏联战俘的口粮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二公升所谓的“巴兰达”汤。而通常最普遍的伙食，只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克面包，所谓的汤里只有草、烂土豆、树叶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残渣。有很多战俘由于遭受折磨体力不支而死去。整个二战中，至少有400万上下的苏联战俘死在德军手上。与此同时，纳粹宣称：“看着东方，那里将成为新欧洲的... ...一个真正的粮仓（其特点是）低密度的人口......和繁荣的农场以及吸引人的小城镇与粮仓。”他们设想，“驱逐四千万到五千万人，其中包括80-85%的波兰人和苏联人......这是等于是心照不宣地说明了他们将被杀害。”奴役占领区的人民，使他们为第三帝国干最低贱的劳动，并不只是战时的权宜措施。 如果纳粹帝国长久维持下去，纳粹的新秩序将意味着德意志主宰民族统辖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的庞大的奴隶帝国。1941年7月，当时希特勒进攻苏联还不到一个月，他便着重指出，他的占领苏联计划是"一种最后解决办法"。一年以后，侵略苏联的战事进入高潮时，他教训部下说："我们对于亿万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采取这样的办法：把他们之中的最优秀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余的人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谁要是妄谈什么该对当地居民慈悲为怀，该让他们得到教化，马上把他送到集中营！"截至1944年9月底，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平民共约7500000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用武力逮捕来的。此外，还有200万战俘。他们被装在铁篷货车上运到德国，途中常常吃不上， 喝不上，连拉屎撒尿的地方也没有。到了德国以后，就被派到工厂、田间、矿山从事劳动。 不仅劳动繁重，而且还遭到侮辱、殴打和挨饿，常常因为缺衣、缺食、没有住所以致冻饿而死。在二战中欧洲死亡的4600万军民中，竟有1100万—1200万平民和战俘死于各种各样的纳粹集中营，其中至少包括450万犹太人和380多万苏军战俘。
10死亡人数
犹太人1945年以来，最常见的对被屠杀的犹太人人数的估计是600万人。设在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大屠杀遇害者和英雄纪念协会写道，遇害的犹太人无法精确统计，但已从档案中找到300万个被杀害的犹太人姓名，并被放置于游客中心展示，亦可在网上的中心数据库查阅。波兰人屠杀波兰人的尺度没有像对犹太人的那么大。许多波兰犹太人（约战前人口的90%）在大屠杀中丧命，而基督教波兰人则幸免于难。有约180万到210万非犹太波兰人在战争中遇难，五分之四是波兰人，余下的五分之一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绝大多数是平民。至少有200,000人在集中营遇害，146,000人死于奥斯维辛。许多人在华沙起义后的大屠杀中遇难，约有120,000-200,000人被害。西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也受到了迫害。据估算，约有345,00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杀害，成千上万人被送往集中营被用作苦工。纳粹完全毁灭了利迪策（Lidice）村和莱夏基（Le?áky）村；所有年过16岁的男子被杀，剩余的人被送往纳粹集中营，许多妇女和机会所有儿童在那里离开。德裔索布人（Sorbian）也受到了迫害。塞尔维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将波斯尼亚塞族人布兰克·荣吉科（Branko Jungi?）斩首。在巴尔干地区，有将近581,000南斯拉夫人被纳粹和他们的克罗地亚法西斯同盟杀害。希特勒指使德军报复塞尔维亚人，后者被认为是非人类的（Untermensch）。乌斯塔沙投敌者出于政治、宗教或种族等缘故，制造了系统性的大规模屠杀。许多被害人是塞族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也是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牺牲品。排除意大利控制区的斯洛文尼亚人，有约20,000-25,000名斯洛文尼亚人被纳粹或法西斯者杀害。阿尔巴尼亚投敌者与纳粹合作，其法西斯者对非阿尔巴尼亚人（主要是塞族人）大加迫害。绝大多数暴行由阿尔巴尼亚党卫队斯坎德培师（SS Skenderbeg Division）和鲍利·科姆贝塔（Balli Komb?tar）所为。有3,000-10,000名科索沃塞族人被阿尔巴尼亚人杀害，另有30,000-100,000人被流放。东斯拉夫人1943年在白俄罗斯明斯克附近屠杀苏联公民。 茅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赤裸的苏联战俘，时间不详。苏联公民聚居区也遭到重创。苏联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境内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德国部队杀死。博赫丹·维特维基（Bohdan Wytwycky）估算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苏联人死在了纳粹的手下。1995年，俄国科学院报道称苏联公民在德军手下的受害人数（包括犹太人在内）总计为1370万人，这是德控区6800万人的20%。这包括740万被德国屠杀的和报复所致死的人。在白俄罗斯，纳粹德国设立的傀儡政府烧掉了约9,000个村庄，将约380,000人用做了苦役，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平民。有超过600村落，如卡廷（Khatyn），则将村庄和其中的所有人一并烧灭，有至少5,295个白俄罗斯定居点被纳粹摧毁，其中的平民则多少遇害。苏联战俘迈克·贝伦鲍姆认为在1941年6月到1945年5月，有200-300万或57%的苏联战俘死于饥饿、虐待或是被处决；绝大多数在第一年被俘时被执行。根据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估算，有大约280万苏联战俘在1941-41年间的8个月内离开，到1944年中旬，总计为350万人。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估算出570万苏联战俘中的330万人死于德国人手下——不列颠和美国的战俘牺牲人数为231,000人中的8,300人。当苏联战俘需要帮助德国服奴役时，死亡比例下降；到1943年，50万人被用于苦工。有色人种纳粹时期德国境内的黑人数量约在5,000-25,000之间，尚不清楚该统计是否包含了亚裔人。根据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记述：“1933年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和占领区黑人经历了隔离、迫害、医学实验、监禁、施以暴力及被杀害等各异的命运。然而，对他们并没有采取像犹太人及其他群体那般系统化的灭绝行动。”此外，阿非利卡人、柏柏尔人、伊朗人和印度人由于被视为雅利安人种，并未受到迫害。对突厥人、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种族限制有所放宽，他们有些亦被德军招募。耶和华见证人约12,000名耶和华见证人因拒绝宣誓效忠纳粹党或参军服役而被迫佩戴紫色三角形，他们被送至集中营，并给予他们放弃信仰、屈服国家权威的选择。约名耶和华见证人被杀害。汉堡诺因加默集中营纪念馆主任、历史学家 Detlef Garbe 写道：“没有任何宗教运动能如此坚定一致地顶住压力，不屈从于国家社会主义。”
11独特性存疑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奥肯那根大学教授亚当·琼斯认为，自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后，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具有独特性的观点已不再广泛流传。1997年，《共产主义黑皮书》出版后引发了对苏联与纳粹罪行间进一步的比较。该书认为苏联和纳粹的罪行间并没有很大差异，只是纳粹的做法比苏联激进得多。在犹太大屠杀研究界中，诺曼·芬克尔斯坦写道大屠杀唯一性的观点最早出现于1967年的公开谈话中，但纳粹大屠杀学界并未接受这一观点。美国的史蒂文·卡茨认为大屠杀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种族灭绝行动，并认为“大屠杀”（Holocaust）一词专指“欧洲犹太人的苦难”，而不包括其他纳粹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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