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虎成张学良抓蒋介石是哪一年,张学良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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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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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是张学良的亲密合作者。我在美国阅读张学良的口述史及其相关档案资料时,杨虎城是注意的重点之一。结果,发现部分新资料,有助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陪衬?主角?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将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并不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题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杨虎城同意高的主张,便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杨虎城“造谋”的重大作用。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
  “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说: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学良怕别人不明白,还特别加了一个括弧,说明“小家伙们”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这是张学良前此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谈到过的。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张学良只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王在日本、欧洲求学,经费均由杨提供。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
  张学良在和张氏姐妹的谈话里,进一步谈到了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他说:
  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当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时候在新城,共产党的几个都是女的。
  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张学良声称,杨虎城“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显然夸大了,但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确系共产党,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所知还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向杨传达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1936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都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杨虎城所称“我那些小家伙们”,显指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
  张、杨冲突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但是,《反省录》所记,仍觉语焉不详。关于此事,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详细的叙述。
  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
  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张继述本人的“气怒”: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杨、张之间的这一段对话,不见于其他记载,可补西安事变史乘之不足。
  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行政院等协议,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做广播讲话。从张学良的上述回忆看,杨虎城最初是反对无条件放蒋的,二人的冲突即由此发生,并且迅速激化。
  张、杨激烈冲突之际,周恩来在场。他劝张“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其后,经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关于此,张学良回忆说:“他们的这一番争论,经周恩来一说之下,即为平息。”
  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上述资料证明,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杨天石
  (摘自《炎黄春秋》2002年11期)(责任编辑:梅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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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何不杀张学良?
来源: 华声在线
西安事变遗留下的悬案:张学良为什么没被处死
张学良和宋美龄。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为什么张学良不愿剿共?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剿共也是内战,内战的特点就是:“都是中国人,今天打仗,明天又和好了,过两天兄弟闹别扭,又开打。打来打去,双方死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却因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死掉了,很可惜。中国人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跟共产党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何必打仗呢?何苦呢?”
有一次,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共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共的领导人非常杰出,所以共产党“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后来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在给幽禁中的张学良传看他的反攻大陆、必灭“共匪”的计划。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共,“是一斧两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共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杨虎城的西北军亦从未得到过来自中央的任何补偿。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但张学良说,虽然“谁都明白”这个“一斧两砍”的道理,但是他还是听话“尽量”去剿共了,不过他要明确向蒋介石提出,他反对内战。
许多近代史学家认为,蒋介石的“一斧两砍”的政策,即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遇失败,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突围时粤系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都半公开的给红军让出突围的口子,致使红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溜走”。实际上,地方军阀最重视的并非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所想象那么好打,不仅张学良的部队屡屡遭到挫败,在四川阻击红军的川军、同时奉命剿共的胡宗南的中央军也都损失惨重而未伤红军主力,从这个角度说,张学良与共军停战是必然选择。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张学良劝蒋说中共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共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共已到强弩之末,而实际上后来旅也有不少历史学家通过资料查证发现,当时的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好打;而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 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共。 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从杀蒋,审蒋到放蒋
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当初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共的剿共统帅。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他恐防一旦蒋中正有所不测中国不知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而当时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在斯大林极大的压力下,中共内部经过争辩后,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商放蒋。还向国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围剿的危机外,还要求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或至少解除对陕北地区的经济封锁,这样对共产党有更实质意义。带斯大林的话给蒋中正,如果蒋同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抗日,可以放蒋经国回国。
抗战初期苏联亦是少数愿意援助中国的国家,曾派出志愿空军到中国助战。
张学良为什么要去南京?
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中正前往南京。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
张学良还说过:“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蒋介石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张学良为什么没被处死?
根据当时监管张学良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沈醉的说法,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的时候,蒋介石要杀掉所有他在大陆痛恨的人,于是对政敌,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异议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但张学良已经被移送到台湾,所以幸免于难。与他同样命运的杨虎城当时还在大陆,所以他一家老小全部被杀害,组织执行的人是毛人凤。
根据宋家的说法,宋家与张学良一直相交甚密,国民党中央对张学良的审判导致了宋家的极大不满,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
根据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我没有死,完全是宋夫人保护我,蒋先生是要杀我的。”张称,曾经有人把美国公使(Johnson)写的一本书抄给张看,里面记载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离开台湾,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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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判了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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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 《张学良幽禁秘史》作者:王爱飞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那几日,张学良似有些心神不定,有时久久地盯着报纸出神。过了没几天,消息传来:会议通过了有利于抗日的宣言。
“蒋介石毕竟没有食言啊!”张学良心潮翻滚,禁不住大声自语道。如果南京政府真能奉行这次大会提出的方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允许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那么“兵谏”的目的便得以达到,捅天一个窟窿还真捅出了一片阳光!
“凡有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张学良想到了写给杨虎城信中的一句话。是啊,只要内战能够停止,抗日能够实现,那我张学良受些委屈、甚至搭上性命,又算得了什么!
一股豪气从心底升腾而起,他的双眼变得晶光闪闪。
2月20日,张学良得到通知:在头一天的会议上,蒋介石作过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后,全会通过决议:“恢复张学良的公民权”。
在日国民党高级军事法庭上,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后来蒋介石给予特赦,免于十年有期徒刑,但公民权仍遭剥夺。没有了公民权,自然也就失去了选举和被选举权,失去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对一个投身于政治的人来说,这等于宣告了政治生涯的终结。
政治就像变戏法一般,不到五十天,张学良的公民权又飘然回归。从形式上来讲,他又可以回返到政治风云之中。
对此,张学良既想笑,又想哭。笑南京政府的花样把戏太拙劣,太无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哭自己奋争数年,威风八面,最后却落得任人宰割、随意支配的境地。
如同张学良所料,“自由”之风并没有吹拂到春意盎然的雪窦山中,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枷锁并没有丝毫的松动。轻轻撩开厚厚的窗帘,便可看到门口的便衣特务正来回巡行,明知这里地远人稀,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远处的山脚下,置于外围的便衣亦在尽职尽责地执勤,不时还向雪窦寺这边张望。
“也真是难为他们了。”张学良脸上现出一丝冷笑,心中暗道。“老蒋是畏我这只虎,怕我重返山林,再度长啸啊!”
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张学良刚转过头,便见负责看守的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跨进屋来。
“早上好,副座。”刘乙光毕恭毕敬地问候道。
张学良鼻孔里嗯了一声,算是作了回答。
“副座上午是不是要出去,请问?”刘乙光仍是一副谦恭的姿态。
张学良没有回答,一言不发地望着眼前这个军统局的中校特务队长。他比张学良略大几岁,个头不高,显得有些敦实,但为人却精明得很,善于迎合上司意图。他办事一板一眼,滴水不漏,也称得上尽心尽职。张学良知道,刘乙光是深得“戴老板”赏识的人,不然,绝不会把看守一个“党国重犯”的任务交给他来执行。
在少帅不动声色的注视下,刘乙光变得有些不自在起来。自从张学良到达南京后,刘乙光便同张学良打上了交道。论起来,张学良是他手中的“犯人”。可是,张学良的身份太特殊了。他既与蒋介石“情同父子”,又是党国的显赫要员,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军界,都有大量的朋友、至交,这样的人,虽然遭到罢黜囚禁,仍是“虎倒雄威在”,让人不得不对他敬畏三分。刘乙光在戴笠手下干过多年,对上层的各种关系脉络也略知一些。“张学良”这三个字,对他来说是如雷贯耳,他万万没有想到过,这位东北军的统帅居然会成为他所管束的“重犯”。国民政府关于对张学良的处置决议中“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最后会落实到他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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