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逆行激起兵谏 周恩来:西安事变是蒋自己逼成-中新网
蒋介石逆行激起兵谏 周恩来:西安事变是蒋自己逼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赴西安调停。调停成功返回延安时，毛泽东等同志到机场迎接。
　　当时当日，抗战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大局
　　1936年12月，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愿望，率多名军政大员奔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张杨多次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将军事力量用于抗日，蒋却顽固地说：“你们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万般无奈之下，张杨决定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其改变政策。12日凌晨，东北军包围了蒋介石住地，将其逮捕；西北军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蒋介石的随员。张杨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和主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7日到达西安。中共中央认为，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敌对的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现在，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南京方面作出了“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24日晚，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下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25日，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就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扣留了张学良，张学良开始了长期囚禁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力挽危难时局凝聚举国抗日力量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近80年过去了，今天看，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
　　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占东北、占热河、占绥远，迫近平津，侵略野心，不知餍足；亡华之心，昭然若揭。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当权派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实行“兵谏”，明确告诉顽固派：不结束内战，不答应抗日，就别想离开，就别想再发号施令。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蒋介石只能答应张杨和中共的要求，结束内战，准备抗日。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
　　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这之后经过多轮谈判，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诚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西安事变客观上宣布，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倾听中国共产党的意见；那种不重视中国共产党作用的主张，最终必然要破产。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利益为重，只要有利于国家，血海深仇可以抛在一边的襟胸，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一个政党，必须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顾西安事变这段历史，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政策不符合民意必然引起强烈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自1927年国共分裂后就公开执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这必然引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强烈反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或缓慢蚕食，或突然鲸吞，一直没有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神州有沉沦之危，大厦有将倾之险！在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甚至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也有一些人呼吁改变基本政策，共赴国难。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逆潮流而动，最终激起“兵谏”。正如周恩来所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政党必须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西安事变爆发近10年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处于武力对峙中。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狠毒残暴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成了囚徒，中国共产党有无数理由处死蒋介石。但为了避免内战，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提出只要蒋介石承诺放弃内战，共同抗日，就可恢复他的自由。中国共产党这种不计前嫌，完全从民族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中国乃至世界上不少进步人士的一致称赞。西安事变说明，一个政党制定政策时，一定要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
　　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人们必然彪炳史册。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后来的命运都令人十分惋惜。张学良将军长期被监禁，杨虎城将军最终被残忍杀害，但他们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崇高敬意。(刘仕平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党史党建教研室教授)
【编辑:刘艳】
>军事新闻精选：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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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s Reserved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主动联系中共商谈抗日事宜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夏继诚
陈立夫说：&贵党中央的信我们均已过目。但我党中央尚未就此事开展讨论，因此我只能就个人的观点谈几点看法。&
这时已顺利解决了两广事变，政敌陈济棠被迫远走国外，他感到可以腾出手来解决中共问题了。这种态度不能不影响到陈立夫。他对潘汉年说：&只要贵党能将军队交由中央统一指挥，放弃割据，其他一切问题均好商量。&
潘汉年不禁心头一愣，正色问道：&立夫先生，你这哪里是谈判两党合作呀，这不是要收编吗？你原先提出的四条谈判意见，还算不算数？&
陈立夫一时语塞：&这仅仅是我个人意见。&
潘汉年毫不客气：&既然如此，那就等贵党有了正式意见后再谈。&
20多天后，潘汉年应邀再次到达准备会见陈立夫。可前来迎接的张冲告诉潘：立夫先生等你不及，已乘飞机赶到上海去找你了。
潘汉年当即和张冲一起乘夜车赶回上海。第二天（11月10日），潘陈二人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正式会谈。
陈立夫说：&我这次来，是受蒋先生之命，向贵党提出的两党合作条款作出正式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什么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第三，贵方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贵党所提各点均好办。&接着笑问道：&这条件恐怕不好接受吧？&
潘汉年笑着回答：&这完全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苏联活动，曾养甫派人到苏区及与我会见，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是否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抑或受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欲与日方妥协？&
陈立夫见谈不下去了，机敏地转换了话题：&条件是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功。不过如能代表军事出来与蒋先生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从三千增至一万之数。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旨意必须先解决军事。但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你可否打个电报，请恩来先生出来一次？&
潘汉年断然拒绝：&暂时停战问题如不能解决，我想他是不会出来的。&
第二次会谈也无果而终。
张冲将潘汉年送出沧州饭店时，喟然说：&立夫先生本人对蒋先生所提内容甚感失望，但他在这重大问题上只能听命于蒋，个人无能为力。不过他说将用尽一切力量，以促成此事。&
这时蒋介石已到洛阳指挥西北&剿共&作战。陈立夫匆匆赶到洛阳，向蒋报告与潘汉年会谈情况。蒋态度严厉，丝毫没有转圜余地。
9天后，陈立夫第三次与应约到南京的潘汉年见了面。陈立夫说：&蒋先生坚持原各点无让步可能。如军队问题不解决，停战问题也无从谈起。&
潘汉年一针见血：&国共的对立如不停止，蒋先生如坚持剿共甚至联日反苏，则日本势必大举进攻，蒋先生前途如何，舆情如何，全国人民对他称谓如何，不是我潘某杞人忧天，蒋先生恐不能不预为设想。&
晚上，张冲到宾馆看望潘汉年时再次强调说：&立夫先生本人实在是左右为难，他希望双方能继续努力，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这一天是日。20多天后，西安事变发生，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责任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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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可能不会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西安事变最大贡献莫过于让蒋介石同意了停止内战，发出了全国军民一致抗日的号召。 大家知道，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底，为了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继续围剿红军，他亲自到了西安，杨虎城与张学良当时都不想继续与红军作战，希望能够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于是便发生了囚禁蒋介石的兵谏。 蒋介石历来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他可不是个吃硬的人，尽管身陷西安，一度甚至有生命危险，但他却没有想跟任何人妥协。《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作者告诉我们，真正让蒋介石决定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她深知蒋介石的性情，她让蒋知道全国人民对他这个领袖是寄予很大希望的，都担心他的安慰，于是蒋介石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另一个是周恩来，他向蒋介石传递了共产党愿意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参与抗日的信息，蒋介石没想到共产党居然也拥护他的领导，这对于领袖来说自然十分顺意。 以史为鉴，曾经看历史我却看的都是热闹，看的都是总结者给出的答案，直到后来才发现，很多历史竟都被人演化成了故事。西安事变前后很多天，涉及很多人物，今天我只想说说张学良。 众所周知，张学良是东北王，“老子英雄儿好汉”，我倒宁愿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白手起家，从一个土匪一步步成为了军阀头子，被称为 “乱世枭雄”毫不为过，他把小鬼子耍的团团转，终于惹恼了鬼子，死于皇姑屯惨案。 张作霖当然希望长子张学良能继承自己的职位，但张学良显然尚不具备那样的声望和能力，但他是幸运的。被大家一致认可拥戴的张作相因为感恩张作霖生前对他的厚爱，决定把位置让给大帅的儿子张学良。 张学良继位之后也许并不是快乐的，他沉迷酒色，杀害诤臣杨宇霆，最让他蒙羞的莫过于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只出动了一百五十人的一个小队就把北大营一万多东北军给赶跑了，这与张学良不许抵抗的命令直接相关。 当时号称兵强马壮的东北军几乎在全无抵抗的情况下放弃了整个东北，并且给日本关东军留下了大量的军事物资，为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一定的补给。 改旗易帜投靠了蒋介石的张学良，以为蒋介石会帮助自己去跟日本人死磕，怎奈老蒋当时面对军阀们各占山头的局面，一心只想赶紧统一武装力量，哪有心思去抗日？ 张学良一度因为吸食毒品成了废人，在上海，杜月笙帮他找大夫戒了毒，出国归来后，东北军的将士也曾幻想在张学良的统领下打回东北老家去，然而蒋委员长却派他到西北剿共。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里已经怨声载道，张学良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对于杨虎城来说，发动西安事变除了有联共抗日的想法，也有保住自己武装力量的原因；而对于张学良却是一次自我救赎。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追随蒋介石回了南京，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成了被软禁的囚徒。他本可以选择留在东北军，但他其实已经失去了对东北军的控制力，也对自己的指挥才能失去了信心。 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的命运会怎样？我想他可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历史没有假如，张学良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功过相抵，他在1931年放弃了抵抗，轻易让东北沦陷；同样也是他在1936年底，兵谏蒋介石，促成了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人生不可能没有失误，在小是非上做错了，无伤大雅；在大是非面前一次选错，前功尽弃。张学良跟李鸿章、袁世凯比起来算是幸运的，毕竟他还有机会为自己一雪前耻。 读历史，不仅仅是知更替，更能学会很多人生智慧，张学良的自我救赎让人原谅了他的过失，而在抗战中还有一个人的自我救赎却写就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篇章，下一次为您讲述张自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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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西安事变后“坑”垮东北军：不是蒋介石
来源：大洋网
作者：杨奎松
　　核心提示：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
被东北军少壮派枪杀的东北军将军王以哲 资料图
　　本文摘自大洋网 作者：杨奎松 原题为谁在“西安事变”后“坑”垮了东北军？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西及贯穿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中央军大举西进。蒋介石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关于两支队伍撤军的谈判陷入僵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刚刚平息了的内战的烽火，转瞬间又重新在西北燃烧起来。
　　红军积极主张联合抗日，不愿参加对蒋作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杨虎城对战与和摇摆不定。而东北军中下层军官强烈要求张学良回陕，否则，坚决与中央军作战。
　　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
　　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日中午时分，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等人的担心。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至今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
　　鉴于此，周恩来等劝说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团结。中央表示同意。
　　1月31日，东北军将领、甘肃政府主席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于学忠本非东北军出身，事变后依据南京任命又负有指挥东北军和调处西北问题的全权，前此只因“眷属不离兰(州)，终不免有所顾忌”，不能大胆行使职权。这时，其眷属已撤离兰州，主和意志自然更加明朗坚定。加上此时杨虎城思想已通，对作战主张再不提起，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态度坚定而纷纷附和。另外，据密报，东北军有4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这使得西安整个上层更加软化，决定迅速与南京达成妥协条件。
　　据杨虎城事后告诉周恩来，于学忠不仅主张妥协，而且对西安赤化颇多疑惧，如于学忠也转而投靠中央，那就连甘肃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事尚在坚持，就是要张学良回来训话一次，至于其他已无从提起了。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向党中央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地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均)坚(决)主战。”然而在高层将领中只有王以哲态度摇摆，讨论竟夜，时间长达6个小时，最终会议仍决定主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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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张学良与蒋介石原标题：“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所立的三份遗嘱曝光日本侵略者继侵占东北后，又入侵华北，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日，他由洛阳至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亲自坐镇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同时调遣中央军主力至潼关一带，对张、杨的军队形成大兵压境之势。张、杨鉴于日本侵略军的步步入侵，以及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损兵折将，屡遭失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已经同共产党和红军达成协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到西安后，张、杨数次到华清池蒋的住处，向他苦口劝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均遭到蒋的申斥。张、杨决定实行"兵谏"。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活捉了躲在骊山虎斑石后的蒋介石，同时杨虎城的部下逮捕了随蒋抵陕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军政大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随后蒋介石被送押至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后迁居张学良公馆。蒋被扣押期间，他一度想到了死，甚至想自杀，在一天之内，写了寄其妻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与全国国民三份遗嘱。人们皆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写有遗书，但从未有人看见过，即使2004年4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对外公开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其中虽然提到遗书事，但没有具体内容。今据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的蒋介石日记(1945年以前的日记复印件已对外开放)，将遗嘱介绍如下，并就蒋的日记分析其写遗嘱的原因。给宋美龄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给蒋经国、蒋纬国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十二月二十日告全国国民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蒋中正。上述遗嘱，虽然均写于日，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并未记录，而是录于西安事变二周年之际，即日和12月20日。蒋介石在13日的日记内写道："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在20日的日记中云："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难时告国民之遗嘱，特录之。"另外，12月15日，蒋介石写给宋美龄一信，交给奉宋美龄命随同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蒋介石的顾问)一起来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龄和蒋介石信任的黄仁霖转寄。此信与前两份遗嘱内容相差无几，实即遗嘱，录之如下：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蒋介石日记，日)蒋介石的信被张学良扣留了，黄仁霖亦被留陕，不准回南京。蒋的三份遗嘱于20日交给以私人身份来西安联络的宋子文转交宋美龄，但也被张学良扣下了。宋子文日记记其事云："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日，据张俊义译文，《百年潮》2004年第7期)这里有不同之处：一、蒋介石遗嘱交宋子文的日期，蒋日记是12月20日，宋子文日记系12月21日，究竟谁是谁非，尚待考证。二、遗书交给宋子文的时间，宋子文日记为当天他第二次见蒋介石时，蒋日记是在宋、蒋开始谈话之前，先将遗嘱交宋转宋美龄。蒋日记云："子文乃命张与端纳出外，而彼独自与余谈话。余先将遗嘱交彼，属其转寄余妻也。"宋子文抵达西安后，先与张学良谈话，然后和张及端纳一同见蒋，因蒋看到宋美龄致函，情感激动，呜咽说不出话，宋子文乃示意张和端纳出外，由自己单独与蒋谈话。三、蒋日记没有记述让宋子文将遗嘱给张学良看。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龄为他担忧，自责自己。其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视如己出"。其四，叮嘱蒋经国、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美龄就是你们"惟一之母"，"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危难之际，蒋介石关心夫人和两个儿子，安排家事，也是人之常情。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诩为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头衔，说"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人之将死，预先留给后人嘱咐，乃正常现象。但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的部下在骊山活捉蒋介石时就明确告诉他，兵谏的原因，"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并没有侮辱杀害他的意图。(蒋介石日记，日)之后，蒋介石从端纳那里得到了张学良对他并无加害之意，以及张、杨扣押他的真实动机。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还要写下遗嘱准备死，甚至自杀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蒋介石被部属扣押，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被他的部属张学良、杨虎城拘押，沦为阶下囚，失去了尊严和自由；而他经过十年的"剿共"战争，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消灭红军已经指日可待，西安事变爆发，使他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宁愿死，也不愿受侮辱，不愿放弃"剿共"。12月12日黎明时分，当他在骊山虎斑石后被张学良的部下活捉时，他说："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蒋介石日记，12月12日)他自被扣押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后，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并坚决拒绝和张学良谈判国事；让他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他以行政院长应住其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而拒绝，且称张学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这里。他在13日的日记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他决心自尽。总之，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从至高无上统治者的权力巅峰，跌落至谷底，沦为他部属的阶下囚，失去了尊严和自由；他踌躇满志的"剿共"计划从此功亏一篑，完全破灭，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这是他准备死而写下遗嘱的一个原因。第二，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蒋介石深知，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十年来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状态，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屠杀；"九一八"后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国土、主权丧失，民族濒临危亡。按因果关系的逻辑推论，他被已经与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的东北军、西北军扣留，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主张杀掉他，"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金凤《邓颖超传》，1993年版，第209页)事实上，当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一度杀蒋复仇主义占了上风，认为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红色中华》第316期，日)主张严惩。不过，共产党很快调整了策略，确定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4日，在端纳的劝说疏通下，蒋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楼移住张学良公馆。在张宅，张学良向蒋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并明确告诉他有共产党和红军参加其间。(蒋介石日记，日、15日)就是在知道了有中共和红军参加的情况下，15日，蒋写了给宋美龄的信，表明他决心"为国牺牲"，"为革命而死"，并交代安排家事。信交黄仁霖转交，他一遍一遍的念给黄听，"为黄朗诵者二"，希望黄记住这些内容，即使信被张学良扣留，回去后可以向宋美龄口述。(蒋介石日记，日)17日，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率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以红军代表团的名义到达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蒋介石以为共产党来插手其间，会加重他的危机处境，会加速他的死亡。后来宋美龄至西安，蒋亲自对宋说："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蒋介石日记，日)蒋介石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是他写下遗嘱的又一个原因第三，恐惧西安方面孤注一掷。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事变发生后，他与张、杨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他12日被扣押后，张学良曾多次去见他，他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不容分辩；让他从新城大楼移居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起初他坚决不肯，后虽同意移居张学良公馆，但与张学良约言："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并送他早日回南京。(蒋介石日记，日)及到张宅，张向他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八条，他严厉拒绝，并痛斥张学良，"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16日，南京方面继13日决议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又正式颁发讨伐张、杨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刘峙为讨逆军西路、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在兰州、潼关集结十数万兵力，东西呼应，对西安进行军事威慑，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地区。张学良忍辱着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处罚，请被扣押的蒋方震劝说蒋介石给南京中央写信，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介石却提出限期送他回京为交换条件。蒋的不合作态度，使得事变几乎没有一点解决的希望。张学良、杨虎城非常焦急，由张去对蒋说，如果中央军仍向前进攻，西安方面军队只有"退却"。蒋明知退却即是挟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蒋介石日记，日)这使得绝不赞成杀蒋的张学良，也同意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4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杨虎城在扣押蒋介石后，态度谨慎，认为蒋气量狭小，翻脸不认人，如果轻易放蒋，恐遭打击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直接参与抓蒋的少壮派军官，则担心不杀蒋会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主张杀掉蒋介石。随后张学良又派蒋百里劝说，同意照蒋介石意三日内回京，蒋这才于17日给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止轰炸西安三天。当然，在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还没有达成之前，张学良、杨虎城是不可能释放蒋介石的。蒋对此也知之甚明，他在19日的日记中说："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约言为诈也。"蒋介石感到被释放的可能性渺小，心理上作了被杀的准备，他在同一天的日记提要栏内写道："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宋子文日记也记述了当时西安方面有杀蒋介石的可能。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达西安，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他发现虽然蒋的生命暂时安全，但整个西安局势依然十分凶险。他20日日记云："我得出个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如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西安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拒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3页)即杀掉蒋介石。西安方面在和平解决无望，而南京方面的军事讨伐全面进行的情况下，有可能把蒋介石杀死，这是蒋写下遗嘱的第三个原因。第四，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在蒋介石的眼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部下扣押长官，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叛逆"、"叛乱"，必须严惩，因此他期盼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营救他。14日，到达西安的端纳告诉蒋，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蒋在是日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南京颁布讨伐令，集结兵力向西安挺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在张学良答应三天内送蒋介石出西安的条件下，蒋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蒋鼎文于17日乘飞机送往南京。但蒋只给了何应钦三天的停战时间，他仍然"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日记，日)20日，蒋要来西安的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蒋介石辞行，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蒋介石日记，日)蒋介石希望南京政府对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固然是想利用讨伐这张王牌来要挟张学良、杨虎城早日释放他，但他也知道，南京方面的军事行动将首先危及自己的生命，有可能被南京轰炸西安的飞机炸死。这一点，宋子文也很清楚，当蒋介石告诉他"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时，他当即"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C}{C}成功{C}{C}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日)蒋介石明了自己期望的军事讨伐将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这是他写下遗嘱的第四个原因。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随着蒋夫人宋美龄的到来，蒋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蒋介石写下的三份遗嘱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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