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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干得好不如卖得好
作者:时代光华任宏博 发表:
企业干得好不如卖得好
企业干得好不如卖得好，要想卖得好，必须先干好
一、干得再好只能赚净利润
如果企业仅仅是按照传统模式，从市场上筹到资金，或者是拿自己的资金去买原材料、土地、厂房、设备，然后去招工，生产出产品，再把产品卖给消费者，或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再把钱收回来，多出成本的部分就是利润。这是传统企业都会干的事情。但是这样做我觉得企业只是赚了净利润。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经营的结果，是会反映在企业财务报表上的。企业有三张重要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企业经营的状况，企业经营得好与坏，都会在这三张表上体现。
企业的最终利润反映在利润表上。利润公式是：收入－成本=净利润。我认为企业干得再好，无非就是净利润增加了。净利润增加了以后，反映到资产负债表的什么地方？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资产代表的是企业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代表钱从哪里来。
钱从哪里来？无非两个途径：一是借别人的钱，借别人的钱总归是要还的，甚至要连本带息一起还，如果不还，会叫你破产；二是所有者权益，通俗地讲就是，这笔钱是你的，你可以自由支配，即便不是你的钱，也是股东的钱，这笔钱亏掉了也就亏掉了，没有人来找企业的麻烦。
前文讲了，企业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产生的净利润最后要体现在这个资产负债表里，具体体现在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里面。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今年盈利了，那你的净资产，也就是所有者权益增加了。在没有买卖企业的情况下，你的财富就是净资产。比如你今年赚了1亿元，放在所有者权益里面，如果所有者权益以前有2亿元，那2亿元加你今年赚的1亿元，你的财富现在就是3亿元。你干得再好，只是得到了净利润。
二、卖企业能使企业财富倍增
[1]1. 企业干得再好，不如企业卖得好
买卖企业就是把企业的股权让渡给别人，然后别人把钱投到你的企业里来，其实就是融资。我们看一下，通过卖企业，你的财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再去卖的时候，不可能是原来的股价了，都有一个溢价。为什么会有溢价呢？因为企业辛辛苦苦干了一两年，技术已经比较完善了，在市场上闯出一定的品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跟当初成立的时候当然不一样了，所以股价不可能跟原来一样，必须要增加。于是，就产生了对企业估值的时候都会计算的溢价。
一般是用市盈率法估值，即：企业价值=企业净利润×企业市盈率。现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行情是一般的行业是原价的5~10倍，高溢价的行业价钱是原价的10~20倍。我们取中间值10倍，再看前文的案例，你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赚了1亿元的利润，如果不卖企业，只是反映在所有者权益上，跟原有的2亿元加起来是3亿元，你的财富是这3亿元（假设为A方案）。如果现在把企业卖掉，一估值，就是1亿元乘以10，你的企业财富就变成10亿元了（假设为B方案）。3亿元和10亿元，中间差7亿元，这7亿元是怎么出来的？卖企业卖出来的。
企业的基础利润都是1亿元，我们先看A方案，不卖企业，只懂得用管理密码、商业密码赚到了利润，但不懂得用资本密码把利润变成财富。再看B方案，就是懂得用资本密码，按我的说法，就是卖企业，只要一卖，10倍的利润就出来了。这个倍数不是我给的，是市场给的，是投资者给的。其他什么都没干，只是因为懂得一个卖企业的资本密码，7亿元就赚到手了。
这就是我的理论：企业干得再好，不如企业卖得好。
2. 企业家要转变观念，重视资本运作
重视资本运作是我最想告诉企业家的，希望企业家朋友一定要认识到资本密码的重要性。一开始我讲这个理论的时候，许多企业家朋友都不接受。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实行了30多年，中国有真正的企业也只有30多年，而且中国的民营企业，现在大多数还是以做实业为主，以传统产品经营为主。中国人民是非常勤劳的，中华民族是靠干实体起家的，往往认为干企业把产品生产出来、卖出去、赚到钱，才是正道，才觉得踏实；总觉得买卖企业是“倒买倒卖”，是虚的。我认为，这不虚，不但不虚，而且效果要比干企业轻松得多，赚的财富也多得多。这是我想帮企业家转变的一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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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干得好不如卖得好
企业干得好不如卖得好，要想卖得好，必须先干好一、干得再好只能赚净利润...
时代光华任宏博 的简介
时代光华任宏博 的博文又到一年招工季:任性“90后”不爱高薪爱自由？-中新网
又到一年招工季:任性“90后”不爱高薪爱自由？
　　 节庆过后，又是新一轮招工季。
　　 无论是北京居于用工荒首位，还是司机成为“最难招职位”，其背后还有更隐秘的影响因素――1989年出生的人，如今都已读成博士毕业――“90后”，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
　　 “90后”的时代特质，也正赋予劳动力市场新的意义，他们自信张扬、充满激情，却又缺乏耐性、看轻承诺。
　　 在招工者眼中，他们的形象亦割裂感十足，既是挑肥拣瘦的“少爷少奶奶”，也是勇于冲锋的“排头兵”……
　　 3000够我花了！
　　 我一年挣10万呢！
　　 铃声一响 先问月薪几何
　　 他们的直白与任性，
　　 也许来自于“强大的后盾”――父母
　　 东三环路畔，郭洋的美容院“藏在”华威路某小区的住宅楼之中。下午1点，美容院没有顾客，只剩她与一名工作人员。郭洋守着电话，还在等待应聘者的来电。
　　 春节后，郭洋把美容院的招聘启事发到了招聘网站上。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正是招工的好时节，郭洋想为自己的美容院找到几名有经验的美容师，“没经验的我也不在意，正好想自己培养一些新人。”
　　 然而现实让郭洋有些郁闷――几天以来，应聘者寥寥不说，郭洋每次接到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你一个月能给我多少钱？”
　　 “都不说自己的水平如何，能给我带来什么，上来就问能挣多少钱，让人想不通。”郭洋发现，应聘者是一水的“90后”，即便给出月薪3000元到5000元的承诺，郭洋还只是得到一句：“我再考虑考虑”。
　　 在郭洋眼中，“90后”应聘者的态度，与以往“80后”应聘者截然不同，“80后”应聘者会先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和能力，之后才是谈薪资、讲条件。
　　 “80后”和“90后”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应聘。得到工作后，“90后”亦有着鲜明的特色：“他们思想波动更大，也更直接，常常会说心情不好，就不上班了；有的人昨天还干得好好的，今天就不见了，工资也不要，而且再也不来了。”
　　 那些会在离职前通知的“90后”，郭洋觉得理由也很荒唐，如“要和朋友出去玩”、“工作餐不好吃”。
　　 “他们不在乎薪水高低，更看重工作环境好不好，压力大不大。”在单位，郭洋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干了啊”，身为“80后”，她总是无法适应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这一代总是很委婉。”
　　 “90后”的直白与任性，也许来自于“强大的后盾”――父母。为了与员工增进感情，郭洋常常会直接和员工的父母通电话，“80后”的父母更关注孩子的工作能力是否过硬，能否进步；而“90后”的父母只希望子女工作顺心：“他们总是跟我说，你帮忙看着我家孩子，不犯错误就行，薪水多少无所谓。员工升职了，他们也不太激动。”
　　 “90后”并非一无是处，直白的特点，让他们在工作中更有冲劲，更敢于表达，美容院招揽客户，冲上前线的总是“90后”；对新事物的了解，也能让“90后”迅速与客户打成一片。
　　 “聪明、学习能力好、技术也不错，但作为老板，我当然更希望他们踏实下来。”尽管如此，郭洋坦言自己只能适应，无法改变“90后”：“无论是经历还是想法，我们完全没有共同点。说多了，他们就会选择离开……”
　　 年薪十万 招不来一个好瓦工
　　 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进工厂，“工资少些也乐意，因为环境好”
　　 与往年不同，没在老家过完元宵节，装修队工长刘力就回到了北京驻地。2015年的春节来得太晚，他手下施工队负责装修的几套住房工期尚紧，眼瞅着3月的天气开始转暖，他便匆匆忙忙地开了工。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多少影响了刘力的营生，从2013年开始，刘力的装修业务就停滞不前，他的同行多是如此。
　　 工程量少了，招工的需求按说也会相应减少，但刘力却仍觉得施工队的工人“不够使”，只不过这差的不是数量，而是结构。
　　 “有技术的工人不好找，年轻人多，但都不爱学，爱挑简单的做。”在京打拼了十多年，刘力手下的施工队也算得上人员齐整。可2014年年中，队伍中资格最老的瓦工因腰伤回家休息，刘力才发现想找到个替代者，并非易事。
　　 地面找平、贴砖、刷防水，这些工作都要由瓦工完成，瓦工师傅的手艺如何，对于装修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刘力表示，大多数施工队都会使用固定的瓦工，也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一名技术优秀的瓦工，年收入可以达到10万元以上，这对于一名蓝领工人来说，也算不错的收入。
　　 即便如此，刘力在几年前就发现，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于瓦工、油工这类对技术要求严格、收入相对也更高的工种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就连刘力身边这名瓦工的儿子，也在参观过一次父亲的施工之后，明确地表示“学不来、不想干”。转而去从事技术含量不高，年收入只有四五万元的开关面板、五金安装。
　　 “瓦工其实也不难，就是要细心，负责任，用不了一年就能上手。我也问过他们，为啥不想学，他们就说工地全是灰，嫌脏。”难以培养出新人，刘力只好花大价钱从别的施工队“借”来一名瓦工为自己干活，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活儿多了，我跟谁去借？人家兴许还想跟我借呢。”
　　 2015年春节，刘力回到老家过节。往年的时候，总有亲友向他打听来北京工作的事情，不过近年来，打听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刘力询问才知道，更多打工的年轻人选择南下，去江浙或广东一带的工厂应聘，有些人甚至选择了自家附近的工厂：“工资少些也乐意，因为工厂环境好，同龄人也多。”
　　 “现在的90后，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了。四五十岁的瓦工，一年到头都在工地，你让他休息他还不乐意，休息一天就是好几百块没了。可年轻人要休息，穿衣打扮也讲究，工地那环境，人家确实看不上。”对于年轻一代的选择，刘力表示也能够理解，建筑、装修的工作环境差，更容易发生危险，“干二三十年都会腰椎突出、对肺也不好”，这些都让无后顾之忧的年轻人望而却步；何况网络时代，人们更愿意互相沟通，“干装修的，天天都是自己在一个空房子里。往后没办法，只能再加工钱来吸引人呗，可现在这行情，我实在没法再涨钱。”
　　 忌贴标签 双方都要看“对眼儿”
　　 人工成本真的很贵，每一年都在涨，几乎比上年都要涨到10%至20%
　　 “小时工，待遇丰厚”、“包食宿，有绩效奖金”、“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方庄美食街和蒲黄榆路边，从鸭脖店到面包房，从米粉店到烧烤店，大大小小的饭馆纷纷贴出招聘启事。一家烤肉店从经理主管，到保洁学徒，数十个工种样样“开招”。缺口最大的“服务员”，月薪普遍开到了元。
　　 “餐饮行业人员流动比较大，即便暂时不缺人，平时也会注意储蓄后备力量，招工差不多成了常态化。”身为一家东北饭馆店长的吴先生，年后也贴出了招人的通知。“我们春节不放假，过完节，之前没有休息的员工就回家了，能不能再回来就不一定了，所以一般这个时候人手会更紧些。”
　　 下午三点，过了饭点儿的店里只有一两桌客人，服务员各自整理着桌椅或者休息，看上去脸庞大多比较稚嫩：“我们前面的收银、领位、服务员等基本都在85后到92年、93年左右，厨房里的年纪大些，有80年、75年左右的。”
　　 在吴先生看来，比起年长的员工，“90后”员工领悟力快、更有激情，但缺乏耐性，遇到困难容易畏畏缩缩：“比如培训期间要求他这么这么干，刚开始学得挺快挺好，后来就不能坚持，感觉不太放在心上。到店里来，能坚持一年就算是干得久的，不好的两三个月也就走了。”但他强调，招聘员工时并不存在任何偏见，也不想给“90后”贴标签，“因人而异，而且我们会有培训，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管理。”
　　 这几日吴先生接到的电话不少，年轻的孩子基本一上来都会关注哪个是适合自己的岗位，然后就细细地询问待遇。“上班时间，每个月休几天，吃的、住的、用的……都问。”至于还没见到应聘者就先被问了个遍，吴先生并不介意。“他先认同你，问清楚了满意了才来。那我们这边也有考核期，双方都要‘看对眼儿’，我觉得很正常也很自然。”
　　 吴先生的店里，“服务员”和“传菜生”的月薪给到元，均包食宿，每个月休息4天，此外还有业绩奖金。“人工成本真的很贵，每一年都在涨，几乎比上年都要涨到10%至20%。”他感慨，餐饮行业，用人单位显然是“弱势群体”，必须用钱留人，“现在物价一直上涨，服务员基本都是外地来打工的，到北京总要攒下点儿钱。你不涨人家肯定就走了，能去的地方很多，就这么裹挟着上涨。”（主笔 吴楠 魏婧）
【编辑:曾会生】
>经济新闻精选：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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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我的甲申之变及瞻前顾后　　　　李乙隆　　　　（一）　　克文，近来好吧。多年来闯荡江湖，想必收获了不少人生经验。　　人生苦短，转眼间我已直奔不惑。你比我年轻了12岁，这是无法用钱买到的财富。我一直想创办一个能够体现自己风格寄托自己理想的企业，至今未能如愿，而岁月匆匆。　　上面这几句话是春节前写下的，后来有事耽搁或缺乏写信的心情或精神状态欠佳或者懒惰，一直未续写下去。转眼便是春节，初一带妻子、女儿回家乡，初二下午回汕头，因为在家乡住了一晚失眠，只感疲倦，未感其它不适。初二晚睡得很深，照理初三就该恢复精神，在电脑上打出点什么才对，但初三上午八点多起床如厕发现了问题，拉肚子，拉得很厉害。服了正气丸、保济丸等家常药，以前是很奏效的，此番却一点效果也没有。一整天拉了三四次，吃的却少，没胃口，初三晚又拉了几次。这一次拉肚子是我此生最为激烈的一次。人本来就瘦，经此番折腾，形销骨立。初四上午到住宅区楼下诊所求医，疗效最快的还是输液。输了4瓶液。当晚又小拉一次，我知是病魔的残渣，初五早上如厕，便正常了。初五上午到公司会见一位早先约好的饮料商，鼓动他经销我们的产品。下午继续输液，巩固疗效。初六到公司值班，老板知我值班，上去与我谈谈，说起此次疾病，老板大声说好，说正月初拉肚子是把以往的霉气排干净，预兆今年好运。但愿如此！今天初七，好好休息一番吧。但因昨晚半夜醒来，想起有关深圳工作的一些文字需要修改，加上随着深圳之行日子的逼近，遇事已经比较镇定的我心里还是有点急了，于是失眠了几小时。后来又睡着了。早餐后打开电脑想修改，发现有些文字只存在公司电脑上，忘记发到家里的电脑来，于是又前往公司，真的有些急了，本来今天天气有些冷，况且急着把它们改出来也不知是否用得上和什么时候用得上，只是心里有些急，便总得干点什么。好多时候，我们所干的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其意义只在于干的过程，就像写这封信，只是借此梳理一下自己有些杂乱的心情，就像好多时候写日记也只是整理心情或思绪，没有读者，自己以后也不见得会去看它。与日记不同的是，信最少有一个读者，就是收信人。当然信和日记，还可以记录什么或者抒发什么。本来信是用于向收信人传达信息的，只是我与一些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改变其用途，这样说起来就对收信人不起了，为了梳理自己的心情或记录自己认为需要记录的东西，浪费了别人的时间，真是不好意思！话说回来，也许此信对你还是有点作用的，虽然文笔一般，不能当文章欣赏，我也不喜欢自我感觉良好地教导我的晚辈或学生怎样做人处事，但我喜欢尽可能客观地不文过饰非地说出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想法，供对方在遇到相类的境况、人事时可参考借鉴或作反面教材。　　年轻时我是个闲不住的人，闲不住不见得是好事，有些人喜欢无事生非，有些人喜欢瞎折腾，而我更多时候是在自己的内心中或个人世界上兴风作浪，无损于他人，有时却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年轻时我还是个急性子，遇事容易着急，总想一下子把事情都摆平。因为身体的原因，我现在常常纵容自己懒惰、拖拉，我认为我的懒惰好多时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是因为身体需要休息。比如现在此信虽写得顺手，我却要自己停下来了。明天再写吧。后天也就是初九，公司才复工，我也会去的，写一封致老板和主要同事的信，说明离开公司前往深圳的理由，以求得到理解。这封信想来也不是容易写的。我口头上已多次向老板说要去深圳，虽以开发市场为由，还拟了一份深圳市场承包合同书，他都不予支持，他也许看出我想借此逐渐淡出公司权力中心的意图。他坚定地认为，公司需要我，他需要我帮助。我这个人绝不会因为老板的器重就自以为是的，我有的只是感激。初十我要到一位朋友那儿商量前往深圳工作的事。元宵后去深圳，是确定了的。　　这些年其实活得很一般，再往前说就更不精彩了。在你家乡当代课教师那段时光是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然而工作上、学习上、写作上、生活上，却了无业绩，感情上也是一塌糊涂，只留下许多尴尬的回忆。那时候要是能排除感情困扰，一心一意学点技能、写点什么，或者静下心来看些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或外国文学名著多好，可是却总在浪费时间。如果这些被浪费了的时间是流淌在快乐中的，那还是不错的，可那段岁月的心境，现在回味起来，却分明有些沉闷、压抑，那时候还常陷于强迫症、抑郁症等心理毛病中难以自拔。如果说写作和学习是辛苦的，那精神上却是充实的，如果略有所成，成就感当然是快乐的，可是那时活得很没有成就感很不充实，如果说那时候有时还有点成就感和充实感，那在现在看来，无异于自欺欺人了。说到浪费时间，现在何尝不是，只是近几年情绪比较稳定，心底常常保持着一种淡淡的愉悦感，而且对未来总怀着美好的憧憬，对人生总存着希望。这种憧憬和希望，不是来自强烈的功利欲，而是源于平常心，是吃饱了饭的人对面包的一点向往，是并不缺钱的人对中500万彩票大奖的一点侥幸。稳定的情绪来自平常心。没有平常心作依托的快乐，是无根之萍，经不起一点风。在你家乡教书的那些日子就缺乏平常心，患得患失的。那时候我对教学成绩是很重视的，可是衡量所谓教学成绩只有统考和升学考。教初二时没有统考，教你们这一届初三，你们升学考的语文平均分数在全镇七所初级中学中排第五名，其它科目都比我所教的语文好，这结果当然是令我十分懊丧的。客观地说，这分数并不能代表教学成绩，这名次也不能代表教学水平。我校只要先淘汰掉语文成绩最差的那个学生，语文平均分数就跃上全镇第一名。因为那时候很在乎，所以我算得很清楚，语文平均分数我校与第一名的学校之差不足2分。学校先自行淘汰掉一些“差生”，也是那时候很通行的做法。当然强行淘汰是违法的，所以不叫淘汰，只是劝退。有些学生本来就不想升学，不少“差生”自知升学无望，他们用不着劝告，毕业考试后就离校了，这样做可节省升学复习和升学考试的各种费用。而一些语文成绩较好的学生不参加升学考，则是我所惋惜的。我虽重视考试分数，却又一直是持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去看以往的语文课本、语文教案和那些机械的语文基础知识以及那些语文考试的。我曾经对语文基础知识十分精通，现在忘得差不多了，却不觉得会给阅读和写作造成什么困难。我认为，你可以背不出什么是对仗，背不出什么是词性或词类，背不出什么是形容词、什么是介词，背不出词的构成和短语或词组的结构各有哪些，背不出什么是陈述式、什么是支配式，什么是主谓结构、什么是动宾结构，等等，但你能看得出哪些句子运用了对仗，你能写出对仗工整的对联，这比背这些概念要优秀得多。古人并不背这些东西，却能在他们的诗词中大量地运用对仗。你认为这些东西值得花大力气去教去学吗？　　偶尔去你们家乡，探访的人当然是关系好的，他们谈起我在你们家乡的教学，评价当然是很高的。我不否定他们的真诚，也感激他们的善意，但我深知我得到的信息是很片面的，即使听到尖刻的批评我也会十分坦然地接受。鸟过留毛，人过留名，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在工作过的地方留下好名声，功利一点说，这也是一种资源。但万一事与愿违，我现在也不是很在意了，关键是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如果我身败名裂，在那些当过我学生或与我同事过或朋友过的人中，把我往好方面去说、拿我的优点来说的人是不多的，能比较客观地说就很不错了；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把我往坏方面去说，会把我的优点说成缺点；也有一部分人避而不谈，以曾经做过我的学生、朋友为耻，好像从未做过我的学生、朋友一样。如果我因言获罪，他们中有不少人会相信泼在我身上的污水，并对之添油加醋。如果我杰出伟大，他们会以做过我的学生、同事、朋友为荣，有些人还会把我的缺点、弱点说成优点，会把我的一些无趣的事、尴尬的事说成名人趣闻，会把别人的一些有趣的事、好事说成是我的事，有时还会把别人的成绩也说成是我的，比如被我教过的学生有出色的，即使我教他的时间很短，效果一般，他的成绩是他自己努力取得的和别人教出来的，人们或他自己也会将其他教过他的老师省略，只说他是我这个名师出的高徒。而我这个人却是这样的：当我处于弱势，人们要把我的成绩说成是别人的成绩时，我会不服，我会抗争；当我处于强势，人们要把别人的成绩说成是我的成绩时，我会反感，我会澄清。　　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自己曾教初二、初三两级三班的语文。现在我能记得好多学生，却对那些学生在哪一级被我教过记得不大清楚了。我到你家乡教书的时间，大致是1989年9月至1992年吧。1989年我教景伟这一届学生的初二级，当时致和老师教初三。1990年我教你们初二级。可能是因为致和老师工作忙离开学校，景伟这一级的初三第一学期也是我教的，我与景雄有师生之谊，便是在这一学期产生的，他是个复读生。景伟初三的第二学期如果也是我教的，我那时对升学成绩很在乎，应该会留下记忆的，可是记忆中没有这回事，可见不是我教的，而是致和老师教的。你上初三是1991年9月吧。如果上面的时间没有记错，少玲这一届初三便在1992年9月至1993年7月，第一学期是我教的，我记不清有没有上过他们第二学期的课，也许是1993年初寒假过后，我就没有回到学校教书，而是到深圳打工。有趣的是，你这一届初三升学考试语文平均成绩是第五名，而在你们之前致和老师所教的那一二届，似乎是第一二名，少玲这一届，好像是第一名。对比前后几届的升学考试语文平均成绩的名次，如果不是我的“教运”差，就是我教学无能。也许客观一点，景伟这一届和少玲这一届的语文成绩，我是可以沾光的。我教书时，总不喜欢照字读经，总喜欢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我对“教学要求和目的”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说帖上政治标签、阶级络印的做法很反感，像《最好的顾客》明明是写一对卖花圈的夫妇对一位孤寡老人的临终关怀，表现他们的人性美，“教学要求”却偏要通过老人的孤独晚景，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遇到这些问题时，我会教学生应付考试时答什么答案才可以得分，但要有自己的思考。我不知这样教书对学生有没有好处，但对考试成绩肯定是没有好处的，说不定会让学生记混了，把我的独立思考当成考试的“正确答案”。我当老师还有一点吃力不讨好的地方，就是讲课语速过快。语速过快，也许是急性子的一个症状，也许是不够自信、容易紧张的表现。我语速快，在同样的45分钟中，会比其他老师向学生传达更多的信息，会让那些思维敏捷基础好接受能力强的学生有更大收获，但反应迟钝的学生听得进去的有多少呢？我讲课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喜欢活跃气氛，有时也许有些幽默吧，常常逗得学生哈哈笑，这样弄不好会比较麻烦，因为有个别学生情绪一活跃起来，就想捣蛋，还以为喜欢说笑的老师可以闹着玩。要让学生们既笑得起来，又静得下来，既能活泼，又能严肃，会比一贯上课严肃的老师费力。说好听一点我这一套是趣味教学。也有不少学生很喜欢听我上课吧。　　我对学生、对晚辈很随和。以前在学校当老师时，发现绝大部分老师上课都很严肃，跟他们比起来我很不像老师，说好听一点是别具一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有虽然上课很严肃却仍然镇不住学生的，被学生气得要死。在我教过书的学校，我可能是上课最搞笑却基本能镇得住阵脚的老师。也许我这么说有点主观，你是可以反驳的。　　虽然我对学生、对晚辈很随和，但刚与我接触的人总以为我不苟言笑，不好接近，而那些对学生、对晚辈很严肃的人，在朋辈往来中、在初次接触的人看来，却显得很随和。而这些人的随和，你跟他接触久了，有时会发现他们的世故与城府，让你感到他们不随和的一面，但不管他们如何不随和，却又是很容易随大流的。而我表面的不随和一被“攻破”，就会非常随和，但我的非常随和遇到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又会“不随和”了。在我心中，总有一些原则要坚持到底，总有一些东西要坚守一生，总有一些底线坚不可摧。我不会因为随波逐流而舍弃自己固守的东西，哪怕是众人皆醒我独醉或者众人皆醉我独醒！　　如果说我在你家乡教书时颇得学生尊敬，可能或多或少有些人当面赞同背后却不以为然。教景伟这一届初二第一学期时，两班各有一个学生，总跟我过不去。有几个年龄较大、长得较高大的学生虽看起来有点蛮，却很容易被我所感化，对我很哥们的。跟我过不去的这两位学生，不大不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苦口婆心不能感化他们，被他们气得要死。他们都跟我较量过力气，说是打架又不像打架，就是推来推去的。他们有时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很没面子的，好在其他同学却不会乘机起哄，有些还怒视他们。不时听到一些老教师说自己曾被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气得要死，却是这些学生走上社会后最尊重老师，而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走上社会后对老师最没有“认识”，言辞中似乎对那些曾把他们气得要死的学生十分欣赏，而对那些学习成绩好而后来对他们不够“认识”的学生很反感。我们潮语中的“认识”，有“报答恩情”的意思。我对这两类学生的态度与这些老师恰好相反。对那些曾把我气得要死的学生，不管他们后来对我如何尊重，我依然不会把他们以前对不起我的事情当成有趣的事加以欣赏，如果他们后来对我的尊重含有请求我原谅他们以前错误的意思，我会原谅他们，但我不会轻易忘记曾经受过的气，这不是记仇，这也不是仇，这只是尊重自己的经历。而对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我会永远欣赏他们的勤奋上进或天赋。我觉得他们的好成绩与我关系不大，如果把他们的成绩视为自己的成绩，那么那些成绩差的学生的成绩，又是谁的呢？我善待学生，就像我善待其他人一样，谈不上什么“恩情”；我认真地教他们，其实也只是敬业而已，谈不上什么“恩情”；我还要感激这些成绩好的学生，他们让我教起来心情愉快。人生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曾经与我一起走过一段人生，不管是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还是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只要在相处时彼此善待，离开后一切随缘，相忘于江湖也无可厚非。　　我在你家乡教书时，感情方面的事情有点复杂，简单地说，是有些女同事爱过我，我与她们建立友好的关系，而当我对其中一位情有独钟时，她拒绝了我。对那些爱我而我不爱的，在传言中往往也会传成我爱她们而她们不爱我。那时候很累人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只是淡淡一笑。　　到你家乡教书的第一学期，人际方面也不理想。我是与你家邻居的吴校长一起从另一个学校过来的，他调任你家乡也就是他自己的家乡的学校当校长，把我带了过来。刚过来时，有些教师不服他，把我视为他的心腹爪牙而加以排斥。我对吴校长是十分尊重的，我们两个人来往频繁，但我这个人是不会作为任何人的心腹爪牙的，吴校长也从没有向我打探什么或给我下达什么特别的任务。我们的关系是朋友加同事的关系，我与他的来往公私分明，光明磊落。可有些人却把我在教室外走廊上漫步说成是吴校长派我监视他们上课，有人以为吴校长掌握他们一些违规情况是我打了小报告，还有个教师因此而打了我。那时的乡长是文亮的父亲，他为我主持公道。我对文亮的父亲永远心怀感激。　　　　（二）　　上面这些话是初八写下的。　　你发手机短信给我，说你已经升级为父亲。祝贺你喜得贵子！　　昨天是初九，公司复工，上午有些琐事，下午写《关于请求暂时离开公司前往深圳的报告》，报告的标题起得不满意，读起来总觉得怪怪的，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且用之。今天如约到了朋友那儿，朋友又要教我如何为人处世了。我们的人生观、处世之道有很多不同，有些观点简直有天壤之别，本来我现在喜欢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互相适应，不喜欢标榜自己怎么样，也不是随便就对人说出自己的观点，更不会以为自己就是对的，要别人适应自己，有时候我认为没有所谓对错，只是所处的角度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在抨击腐败针砭时弊时我才会措辞尖锐地揭露矛盾，在人际上我却喜欢调和矛盾。可那位多年好友却总是一有机会就要给我洗脑，不允许我和他在处世之道上、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较多的分歧，而我却不想改变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做人的原则，改变自己一些并不坏的习惯，我认为，只要工作上步调一致，同心同德地把企业做好，在一些不影响工作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没什么要紧。从去年6月份开始，他反复地诚恳地邀请我辞去汕头的工作到他的公司当副总经理。我与他认识至今，他对我总是老师前老师后的，好多事情都拿来与我商量。据他的雇员说，我的意见他是很能听得进去的。这些迹象表明，他是欣赏我尊重我的，可是从他多次对我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批评，我又感到他对我并不是很欣赏，甚至对我有着成见。其实我也听不大明白究竟他想批评我什么，我的哪些方面让他不满意，总是笼笼统统的，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他要我删掉我个人网站上的一些东西，说通过那些东西人家可以摸清我的老底，人家本来是崇拜我的，看了那些东西，会认为我原来不过如此，于是便不再崇拜我、尊重我，简明扼要地说，就是要我保持神秘，不要让人家对我的性格和经历太了解。我不同意。我认为，我本来就十分平常，没有什么值得崇拜，为什么要装神弄鬼让人家崇拜我呢？我的那些自传色彩较浓或者本来就是记录个人经历的文章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我某些方面的性格、特点，当然包括弱点、缺点，或者在一些人看来是优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是弱点、缺点，比如现在不少人会把善良、诚实当成弱点和缺点。俗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我不讳言我的善良，但我却是不可欺的。我就是要做个让人家知道我有善良这个“弱点”而不敢加以欺侮的人。我认为，处处掩饰自己弱点的人是软弱的，能让自己的弱点昭示于人却仍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才是强硬的。我的“弱点”还有，来自贫穷山区、经历充满失败、“初中文化程度”等等。我给“初中文化程度”加上个引号，用意是，我现在不见得有初中文化程度，因为初中的英语、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我大多还给了老师或者根本就没有从老师那儿拿来过；如果现在对我进行一次严格的初中毕业考试，有把握及格的只有语文，历史如果死记硬背的题目多一些，也不可能及格。也许你知道，我通过好几年的自学考试，取得了新闻专业的大专文凭，但如果再考一次，好多死记硬背的东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会有一半以上科目不及格的，因此，我要说自己具大专文化程度也有点底气不足。我不大喜欢说自己大专文化程度，还有一点是对死记硬背一些无用的东西而考出来的这一纸文凭的轻蔑。广东省自学考试新闻专业由暨南大学主办，2000年在上海时我也曾含糊其辞说自己是暨南大学新闻专业大专毕业，本意不是吹牛，心里也不把这一说法当一回事，只是一种敷衍的说法，但后来我还是坚决摒弃了这种说法。考文凭那时候因为有资料说成绩好的可推荐当记者，我那时候很想当记者，也因为身处社会底层想以此考出一条出路，本来就有点神经质而常常陷于强迫症，也便容易陷于过分的认真之中，居然把脑子读坏了，晚上睡觉时，那些死记硬背的文字垃圾清晰地在脑里浮现着，有时还真难以消除，本来就因写稿而神经衰弱，读那些东西使神经衰弱症加剧。从此之后，读书常常读不进去，读过的东西很容易忘记，要背诵一点东西很难。当然，把这毛病全归咎于这一纸文凭可能有失公允，因为，如果不考这文凭，我也可能因为过分认真学习其它的什么东西而患上这毛病。在犯此毛病之前所考的几科是80多分、90多分，以后所考的则为70多分、60多分。后来我没被推荐去当记者。这毛病至今未愈。客观地说，考这文凭所学的东西还是有三分之一让我终生受益的，比如我的一点古代文学修养、古代汉语知识和一点近现代史知识，主要是考那文凭读出来的。　　我这位朋友还要我在下属和一些客户面前少说话以保持权威，他说我父亲说我很多嘴。其实我只有在谈得来的人面前才会说较多的话的，当然在下属面前也是会说一些话的。我甚至不喜欢“下属”这个词，我喜欢平等，喜欢称之为同事，如果谈得来，彼此投缘，互相尊重，而且他们品格上没有什么让我难以宽容的毛病，我还会把他们当朋友，与他们畅谈！在谈话的内容上，我从来不喜欢泄露别人或单位的秘密，不喜欢说些违反原则的话，不喜欢搬弄是非、飞短流长，不喜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爱好较多，谈话的内容也较丰富，如果你不喜欢某一话题，我也不会自说自话地谈起某一话题的。说到权威，我最不喜欢权威，我在晚辈、学生面前从来就不想树立什么权威，我喜欢平等的对话姿态，我喜欢他们与我争论，而我以学识和辩才说服他们，当然有时反过来被他们说服，也没有什么不好。遇到什么疑问，我会向那些我认为可能会懂的人请教，哪管这个疑问是不是显得很无知，哪管对方是什么职位、身份、辈份、年龄？如果我了解到有人对我产生敬佩的原因是假相，我会道出真相的，比如有人因为不知我的书都是自费出版的而佩服我出过几本书，我立即告诉他，那是自费出版的，如果你愿意出钱，你的书信、日记和学生时代的作文也可以出书的。当然，自费出版的书不见得就没水平，如果你说我的书写得好，而且能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当然高兴。　　写到这儿，该休息了。明天再就“父亲说我很多嘴”这个话题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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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正月初三我在家乡时，诚邀我去深圳工作的这位朋友老板也特地到我家乡，当着我父母的面，郑重其事地请我“出山”。我父亲这个人，小孩子骂着他玩时他也像小孩子那样不讲究体面地与小孩子说笑，你一尊敬他，他便拿模拿样像个大人物了。他用“托孤”般的口气，把我托付给这位与我交往了八九年而与他刚刚认识的老板，他说了我的“毛病”，要他关照我，教导我，帮我克服缺点，打个通俗易懂的比方，就像以前我做你老师时去你家家访，你父亲拜托我对你这个学生严格要求一样，也许你一直是个乖孩子，我倒从没听到你父亲在我面前说你一个“不”字。　　我父亲这样一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向称我为老师、经常向我请教的这位朋友，便变得与父亲同一辈份似的，我却一下子“矮”了下来。我父亲为什么会说我“多嘴”呢？好多时候我是沉默寡言的，在别人看来，说好听一点是深沉，说难听一点是木讷。在我自己看来，我有时似乎很健谈，一些拿手的话题，有人感兴趣先挑起了话题，而我又愿意讲给他们听，便会滔滔不绝，从听者的神情似可看出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也曾有人说我出口成章、妙语如珠；但有时我又是那么不善言辞，想打破尴尬的沉默却一时找不到得体的话说；而在不少时候，我又是那样地懒得说话，我对鼓唇弄舌搬弄是非总是反感。“多嘴”在我们的话语里属于贬义词，不是指说话多，而是指喜欢飞短流长。说我“多嘴”，真有点冤枉！我回家乡很少与父亲说话的，只是礼节性地跟他说几句，总不能冷漠老人家吧。好久没回去了，这次回去，两位哥哥和他老人家和我聚一聚，也因为我的关系，大哥才会跟我父亲呆在一个场合中，平时，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三个都喜欢谈论时政抨击腐败，而这些话题也容易激起我的说话欲，不知谁先扯起了这个话题，因为我掌握的信息、理论，要比他们多，而且我平时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杂文，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我还认为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于是我的话也就多了起来。这便是父亲说我“多嘴”的由来吧。他说我这个“毛病”虽有点冤，但当时我并不怎么反感，只是后来朋友借父亲的话要给我上课，尽管朋友说得十分委婉，我心里还是有点不爽。我并不是不喜欢别人批评，好多时候我很听得进别人的批评，比如有人说我语速过快，声音过高，说话容易激动，我自己也知道，一直想改掉这些毛病，到现在还改得不够好。不管有多少人次指出我这些毛病，我都听得进去的。可是父亲对我说话方面的毛病却“眼光独具”，好一个“多嘴”！　　说到我父亲，我的感情便有些复杂和矛盾。他是我的父亲，勤俭持家，养育我们兄妹四个，让我们上学读书，帮我购买房子，说什么我都应孝敬他。我遵从道德的指引，虽然不大和他说话，但礼节性的电话问候还是有的，每月给他和母亲寄去500元，拜佛求神也不忘祈求神佛保佑父母平安、健康！“但是”，在这个转折词后面，说来话长。人有点累了。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一，白天上班，晚上打了上面这些话，明天上班，利用上班时间在公司电脑上再写这封信吧。　　父亲热爱体力劳动，自己身体好，极少生病，这也是子孙之福。但他偏执地认为只要多进行体力劳动身体自然会好，生病就是懒惰引起的，生病也不用治，体力劳动可以治病。孩子生病父亲不愿带他上医院，他怕花钱，他认为死不掉的。据母亲讲，我的三哥聪明伶俐，长得十分可爱，生病了，发高烧，用土医草药治不好，母亲和邻居都认为应送医院了，父亲总说不用的，后来死在送医院的路上。医院在你们两英镇，以前离我村有十公里左右的路程，交通工具只有单车，有不少上坡路。我的三哥死在这段路上，其实是死在父亲的吝啬和大意上。据医生说，稍微早一点送来就不会死的。比我大两岁的三哥在我心中定格成一个可爱的小孩形象。他临死之前，也许是回光返照吧，还唱着《东方红》。他那时才五岁，他学会唱这首当时的“流行歌”。他永远五岁。每当听母亲讲起这段往事时，我就万分同情母亲，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将来我要写一部家世小说，会从这件事起笔。最近我有个侄子得了肾炎住院，我打电话给父亲时他并没有谈起此事，后来我知道此事后去医院看望并送去一点钱，打电话给父亲谈起来时，他没有问病情，只是说我送去的钱多了。1997年我在庵埠一家公司工作因昏迷在办公室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中拉了很多黑便，呕了很多污血，转送到汕头市中心医院后，又呕出了很多鲜血，进入病危状态。病情稳定后，为节省钱拿了药回家休养。休养期间，我有一份兼职没有丢掉，就是编《澳士兰报》，每月编一期，驾轻就熟，工作不累，正好赚点钱作为休养期间的费用和家庭开支，还略有盈余。那天父亲打来电话，对身体情况一句也不问，只是告诉我报纸上有汕头一家企业的招聘广告，说要招聘一位企业报编辑，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去应聘。客观地说，在我住院期间父亲是送来一些钱的，他没来看过我是因为忙，他也不喜欢出门。顺便一记的是，这场病花掉多少钱，现在记得不那么清楚了，只记得花掉了庵埠那家公司一万元左右，还有父亲的8000元、我的一些积蓄以及澳士兰公司送来的慰问金。按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记录，这场病医药费总额两万多元，我记得住院时间是20多天，平均每天1000多元，有这么多吗？是不是哪些地方出了差错？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下面这段话：　　“我是在医院花过不少钱的，对医院的认识有切身体会，还有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的实话实说，并非道听途说或社会偏见。医生的灰色收入来自病人的红包和药商的回扣。有些药物的回扣高达50%以上。据说还有的护士侵吞病人一些昂贵的药物，通过一些渠道卖掉，对这一传言我总是不大相信，但也有人言之凿凿。”　　《羊城晚报》有一篇文章说，现在经常看到有人与医院核对医药费，结果总是医院多算，却从没有看到医院为此向对方表示歉意。病人或其亲属要核对账单，必须一点一滴做好记录，但遇到病情危急时，只求活命，哪里顾得了这么多！　　按常理论之，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治好我们的病，救活我们的命，我们要深怀感激才对，哪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反过来与他们算细账，或说他们的不是呢？可是，现实与常理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以常理论之，命当然比钱重要，但有时候，钱就是命，钱能买命！在昂贵的医药费面前，在门槛高高的医院门前，好多穷病人及其家属望而却步。就算你不望而却步，也会被拒于门外的。在这里我不想用“见死不救”这样的词，我还是相信医者父母心的古训，见死不救的只是某些制度、体制，而不是我还怀有敬意的医生。　　有一点要郑重地一提再提的是，庵埠那家公司让我一直心存感激。　　说到父亲为我所花的钱，我深感惭愧和自责。父亲为我花的第一笔大钱是为我购买潮阳城市户口，花了6000元，那是一笔冤枉钱，是上当受骗，那个户口一点作用也没有。后来我迁进汕头所交的所谓城市增容费，潮阳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是一样的。在汕头购买房产送汕头城市户口，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农村户口也可转为城市户口。第二次是帮我购买现在我所住的这套郊区的房子，是汕头最便宜的房子，开始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的，大概分期付款了二年时间，女儿出生后，父亲怕我生活困难，将我在家乡的房子卖掉，一次性还清了房款。我在家乡的房子，也是父亲出钱所建，分家时分给我的。第三次就是1997年那场病。1998年我购买摩托车时由于母亲的支持，向父母借了一万元，2001年春节期间，我一拿到那被叫做红包也可叫奖金我认为是年薪的五万元，即寄还这一万元。2001年我因开书店需要本钱，又向父母借5000元。7月我重回汕头这家公司工作，8月关了书店。一拿到2000元工资即寄1000元给帮我看了近半年书店的侄子。以后我每月一领到工资便寄钱给父母，开始是300元，2002年我工资升至3180元，便每月寄500元。父亲说不用寄这么多，他们有钱，我也知道他们有些积蓄，但我还是照寄不误。母亲总认为我们在城市花钱大手大脚，巴不得我多寄些。因为身体的原因，我花在伙食和医药上的钱不少。有时胃口很差，只要是想吃的营养又好的东西，我很舍得花钱。我的身体是很需要休养的，但我现在没有休养的条件。除了养家糊口，也得积蓄些钱以防万一，比如重病，比如失业。还有女儿的各种费用。我花在我女儿身上的钱，说起来都是很正常的费用，并不奢侈，但比起在我家乡我二哥养5个孩子的费用，要多得多。比如女儿三岁进幼儿园，小小班、小班、中班、大班、学前班，共上了五年幼儿园，各种费用少说也得一万多元，在家乡则没有幼儿园可读的。还有吃的、穿的、玩的、学习的。家乡的孩子呢，父母能保证他们的温饱就功德无量了。二哥一家7口人，每月600元伙食费，这在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家乡那里，算得上“地主”水平了。我母亲来我这里住时，总会带来几个还没上学或放寒暑假的侄子侄女，他们也喜欢来，来了还不愿回去，而我也喜欢他们来。他们一来，我每月给母亲800元办伙食，母亲会把他们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还会节余一点钱带回家乡去。他们一回去，用不了一个星期，就变得又瘦又黑又脏，让我认不出来了。客观地说，现在家乡孩子们的生活，比我小时候又要好得多！　　女儿刚读一年级，我就说要开始为她积蓄大学学费，看似玩笑，其实不然。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承担大学教育成本的80%，而每个大学生每学期还得交五六千元学杂费，每年就得一万多元。怪不得考上大学却读不起大学的人那么多，怪不得不时有人因交不起子女上大学的学费而自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提出质疑：“据说，我国大学实行高收费，只是让学生及其家长承担教育成本的20%。也就是说，每个学生每年交1万元学费，国家还得付出4万元。请问：大学的教育成本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有人问得好：‘是不是把学校官员购买豪华进口小轿车、名为出国考察实为旅游的所有支出都分摊到学生身上呢？’有人戏言，‘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道出了我国大学中机构臃肿、冗员泛滥的通病。难道我国大学中的体制敝端造成的无效成本，也要由无辜的学生来承担吗？”　　人家并不会因为我的质疑而少收费，为了让女儿上得起大学，我还得未雨绸缪。大学四年，学杂费加上生活费，就算它八万元吧。按我现在的收入和日常消费，理论上讲，每年是可存下一万元的。但是，没有预算外收入，却总有预算外支出，比如某月手机被窃，重买手机花掉了当月想存下来的钱，镶了两次牙共花了三千多元，女儿外婆乔迁新居，送去2000元，穷困的亲友生病住院向我求助，也得送去一点钱，等等。我对那些穷困亲友的帮助其实很少，也许相对于每月3180元的工资来说，偶尔给这个200元，那个100元，是不值一提的，如果说我吝啬也不足为奇。如果我听到他们说我吝啬，只会无奈，而不会生气。　　算起经济帐来我真的好失败，至今还没有能力自己买一套房子。1994年10月还是11月，我到汕头某报社工作，原定工资是800元，真正领工资时已被提到1200元。比起此前我在潮阳代课时的工资四百多元来，真有点不可同日而语。那时高兴得很，对这份工作格外看重。不久交上了损友。损友是官家子弟，花钱如流水，报社社长要利用他的关系办事，常常给他很多钱，我从没看到他去办成什么事，只知他一拿到钱就请我们去吃喝玩乐，花光了钱，我的这点工资也得拿出来付账。那段时间没有存下什么钱。刚从每月几百元转入每月1200元，不能存下一些钱是有点说不过去的。记不清是1995年底还是1996年初，逼于父母的压力，我准备结婚了。结婚需要房子。我结婚和买房都是父亲很支持的事。于是父亲便通过报纸广告看中了一处汕头市最便宜的房产，当时好像是每平方米1300多元，父亲来了一趟汕头，速战速决就定下了一套房子，80多平方米，付了定金，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我们购买后不到一个月即跌至每平方米1200多元。除几万元定金外，每月须付1530元，父亲负责1000元，我负责530元。从那时起我开始节俭，每月1200元工资剩下670元，好在那时候还比较年轻，身体还较好，还不需要这么多医药费，伙食方面也比现在节俭得多。字打到这里忽想起还在煎中药呢，一想起来就闻到焦味了，马上跑到厨房，发现中药又煎焦了，瓷锅也出现裂痕了。已记不起这是第几次这样了。一包中药十多元，一个专门煎中药的大号瓷锅十多元，还有煎了这么久的时间和煤气，这些损失也许不足以让我生气，而是多次这样，而且此刻要吃药没得吃，重去买药锅来煎又要花多少时间，这些才让我生气。回过头来说那时每月只剩下670元，要应付伙食、水电费、电话费、物业管理费、交通费等，还能不时购买些小家具。结婚时妻子说要拍什么结婚照，花掉了1200元，那时是很让我心疼的。到我女儿出生时，我居然已存下几千元，正好拿出来应急。怎么能存下那几千元呢？想一想，对了，我曾拉过两笔广告，有几千元提成。那时候拉广告最出色的都是潮阳人，先后有两位，我也是潮阳人，在这方面却很不出色。当然，我与那两位不同，我是编辑，没有拉广告的任务，但如果让我去拉广告，我可能是不出色的，要出色起来，需要一段时间的锻炼。还能依稀记得1997年3月某报停印，大家还坚持上班，拖了一段时间才关门大吉。停办前后可能有几个月领不到工资。2月澳士兰公司老板让财务部发给我2000元，筹办《澳士兰报》，那时候这2000元还有点让我觉得受之有愧，因为办准印证才花了几十元，而编报就我一个人，所谓主编其实是集采写、编辑、审稿、版面设计、校对、审版、通联于一体，“编辑部”就在我家，也用不着购置什么办公用品。现在想来，我那时实在迂腐得可以，2月给我2000元，3月报纸就出来了，这2000元为什么就不能作为我的工资呢！3月领了澳士兰公司的工资，每月1500元。说起我与澳士兰公司的缘分，先得感谢朋友赵君，是他介绍我与公司前任法人代表W生认识。我与W生交往不深，但我总感念他对我的知遇之恩。认识他时，并不知道他要办一份企业报，原只想向他拉些广告。给他写了一篇短文，送他一本自己的小书《梅雨时节的美丽》，寄给他几期某报。后来他就说要办企业报，让我写份办报方案，后来就让我一手操办，让我找印刷厂。我向他汇报印刷厂的报价时，他似乎不感兴趣，好像我说多少就是多少，他不在乎，不知是他把我看穿了知道我不会吃回扣还是故意让我多赚些钱。本来我与陈经理认为顶多印3万份，谈价钱是以印数3万份计价的，谁知第一期W生就要印6万份。印数越多，单价越低。我想重新谈价钱，陈经理打断了，他也许也是想让我多赚点钱吧。如果按印数五六万份来谈价钱，这家印刷厂肯定会降低单价的。也许别人会以为我得了好处，每份给我5分钱回扣，每期就有一千多元，其实我一分钱回扣都没有。好在不久就改了印刷厂，为公司节省了一些钱。由于是兼职，除了领工资和出报纸，我很少上公司。某报停办后澳士兰公司的人还不知道呢，他们以为我还在那儿上班，而我却在不断地看招聘广告上劳动力市场寄求职信上门应聘。可能是10月，在庵埠一家公司，根据要求写了一份广告稿，被录用了，月薪暂定为2000元，有年终奖。不久，经一位朋友介绍，又找到一份工作，为一家公司办一份企业刊物，月薪暂定1500元，本来以为也是适合兼职的工作，虽知这家公司却要我去坐班，分身乏术，便想把这份工作转让给一位前同事。后来，除《澳士兰报》外，这两份工作，只领到庵埠那家公司2000元，却不是工资，是老板先给我的，他看了我为公司写的材料，好像很器重我，不顾我的推辞，硬塞给我2000元。后来就病倒住院了，大概在11月份。另一家公司的刊物没有办成，工作也转让不成。我昏倒的地方是在庵埠的公司，那时候在这个公司呆的时间较多，也做了一点工作，比如创办了一份企业报、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和一些广告文案。这个公司是包食宿的，我那时当然想节约伙食费，便在那儿食宿，恰好有公共汽车从汕头到庵埠，很方便。在1997年某报停办到我病倒这段时间，可能是我以前最拼命的时期，现在我很注意身体，身体也顶不住操劳，今后可能再也不会这样拼命了。那段时间给自己很多任务，除了兼职想尽可能多赚点钱外，还计划通过自学考试考取中文本科文凭，还写了许多文章的草稿，记得写了57篇，也可能更多。那段时间在家里编校企业报时，曾累到觉得“能在床上躺一下有多好”的程度。《姐，回家吧》就是那段时间写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在病倒前那天晚上，你到我家来，我读这篇文章给你听。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去肉菜市场吃鱼粥，我吃得很少，当时不知道，我的肚子里已经满是血污了。那天人有些不舒服，还是到庵埠去上班。上午到了庵埠，要策划一个酬宾活动，打了几个电话就难受得要死，想呕吐去厕所又呕不出来，走回来就很难走到自己的椅子上了，在门口撑了好久，非常难受，后来可能是挪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想坐到椅子上就倒下了。回忆以前的事，清晰度往往不够稳定。在不同时间、不同心境、不同精神状态，回忆起同一段经历同一件事，可能不尽相同。　　　　（四）　　今天正月十三了，很快就要到新的地方去做新的工作过新的生活接触新的人际了。本来写此信目的主要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理清思路的，按现在看来，可能在离开汕头之前写不完了，顺其自然吧。现在简明扼要地谈谈我与父亲的关系吧。　　信写到这里又被工作上的事打断，今天已经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十三日下午又往潮阳那位朋友那儿，与从深圳来的未来同事在老板的家乡开了个短会，并领走一个手提电脑，要带上深圳用的。昨天上午才回汕头，下午又照常上班。从初九上班到今天，除了两次去潮阳，我照常上班，上班时也照常工作，该做什么还是认真去做，别人是看不出我想离开的，但上深圳开发市场却是与几个主要同事说过了的。抽屉和电脑中的文件，也在春节前就整理过了，有些东西带回家，有些东西清除掉，有些东西分门别类留下来给接任者或其他同事参考。接任者近期是不可能出现的，我走后有些工作暂由行政部主任来做，有些工作本来就属于销售部的事，我这一走正好还“权”于销售部。　　今天下午放假，中午去接女儿回来，带女儿不是开摩托车就是坐公车，还没有打过的士。今天很冷，还有小雨，不想开摩托和等公车，就打了的士，来回比公车多花了三十多倍的钱。女儿对我多花钱还唠叨着呢。去买元宵灯，明明她已看中了那种，见我为讨价还价而嫌贵，就不让我买了，另挑便宜一点的。我女儿平时没少让我花钱，买玩具、衣服鞋帽、文具、图书、影碟、食物饮料等，还常常上肯德基、儿童乐园之类。但她骨子里还是有节约观念的，这一点与我相同。可我的父母不这样看我，在他们眼里我总是铺张浪费的，他们会因为我在某方面多花点钱，就以偏概全地说我大手大脚，而我却会从女儿在某方面舍不得花钱，就看到我女儿节约的方面。我父亲眼里的大手大脚，在许多人眼里只是正常花费、不吝啬而已。其实相对于我的一些同事、朋友来说，我在许多方面可能是很节约很朴素的。　　现在基本确定后天上深圳，明天继续在汕头上班。再抽空处理掉摩托车，已让买卖摩托车的店铺估了价。因我妻子也有一辆摩托车，故我走后，多余一辆，不处理掉，每月要50元寄车费呢。还要到邮局申请暂停宽带网，每月100元月租，暂停后只交20元即可。今后回汕头要上网，只能到网吧或楚伟那儿去。　　我现在对上深圳的工作确实很没信心，不管对新公司的工作还是对原单位的市场开发。我这辈子至今从事过的工作，有家乡区公所文化站或区委办公室的文字工作、有编辑《曲江文艺》、有中小学教师、有外企写字楼的工作、有某报副刊编辑、有企业报主编或总编、有企业广告策划、有助理总经理等，除外企写字楼的工作外，基本都是能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的。现在到深圳去，与2000年去上海有相似之处，都是在2月元宵后，都是在与对方谈定工作后被对方一再催促而前往的，这次对方的催促与我的拖延，比2000年的那一次更甚。我的拖延并不是故作姿态。2000年2月去上海是在春节前谈定工作时就确定元宵后去的，只是那边怕我再拖延，故通过介绍人催促着。这次要去深圳，却是谈了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了，我一直犹豫不决，说定了还曾变过卦，反复了几次，本来曾坚决推辞不去，请对方另请高明，可那边过了一段时间又诚挚邀请。明天就要去深圳。写于2月1日的“辞行报告”改了个时间，打印出4份，送老板、行政部、财务部、销售部各一份，今天下班时将报告装在信封中，托一位同事，下周一如果见我没来上班，就把报告分送老板和各部门负责人。　　过了元宵，此信标题中的“春节期间”似乎说不过去了，但瞻前顾后主要是在春节期间进行的，确实想了许多，只是文字表达的速度跟不上思维，还不时对前面所写的东西进行修改补充。这段时间由于心里有压力、有顾虑，故有时心事重重，神情凝重，有时因为心不在焉而听不清对方说些什么，故反应没有以往灵敏，当然也就不轻易表态，显得少说多听，语速也慢了一些，整个人真有点老成持重的样子。这一切都不是故作姿态。自我观察一下，感觉还真不错。也许毕竟有了一定的人生历炼，心里的压力别人看不出来，当然我也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倒是坦然地说自己没把握没信心，去深圳开发市场只是尽力而为，但在别人看来，也许还是有点成竹在胸、从容不迫，也许这只是我自己在另一个角度对自己的感觉，是自欺欺人的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无奈中的自我鼓励和自我安慰。　　我越来越觉得，从容不迫是一种非常优雅的神态，不管遇到什么事什么人都能镇定自若，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举止不慌不忙，办事不急不躁，需要等待时能耐心等待，如果能做到这些，人生的许多事情，简直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烦躁使工作时容易厌倦而疲倦，累人的有时并非工作本身，而是自己在工作的过程中越积越多的烦躁。烦躁使人容易陷入焦虑。也许我正在逐渐地自然地走近从容、持重的人生姿态，如果说这来自修炼，我却是从来没有刻意修炼过，或许是人生历炼使然，或许还有不经意的修炼。　　明天星期六，正好带女儿玩，可是明天就要到深圳去，心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　　今天照常上班，处理好几件小事情，中午才去处理掉摩托车，明天上午去报停寄车和宽带网，再整理行李，哪些物品和资料准备带上深圳，是已经整理出来了的，只是还未装箱。明天上午还计划拿手提电脑到楚伟哪儿去让他装些软件或帮我设置一下，试一下电话线拨号上网。中午一家人在家吃饭后把家里清洁一下，她们用摩托车送我到公司拿遗留在那儿的一点东西，再送我到车站，她们就到女儿外婆那儿去。我等车上深圳。此刻还在写这封信。事情安排得有条不紊，一件一件去完成，倒也显得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就不会丢三拉四，欲速反慢。　　其实朋友要我讲点派头、架子也不是没有道理，有人只尊重派头、架子、衣服，不尊重人本身。其实所谓人的本身也是由包括气质、相貌、衣服、身材、仪态、谈吐、风度等要素所构成的外部形象及性格、品德、学识、才干等内涵组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内在的一些要素往往也会在外部形象上表现出来，人们往往也只能通过外部形象来发现内在的东西，并对你产生印象，对你的敬重、欣赏、服从或者不恭、蔑视、不服等态度也是由此而生。派头、架子也可以理解为朋友对外部形象的表达。陈经理也曾多次要我重视形象包装。作为领导，真的不能让一些人看出你太善良、老实，1980年以后，“老实”似乎成了贬义词，女孩子大多会看不起老实男人的。有人欺善怕恶、欺软怕硬，有人习惯于下属对自己溜须拍马、毕恭毕敬，也习惯于对下属颐指气使，也习惯于上级对自己颐指气使，习惯于对上级溜须拍马、毕恭毕敬。也有些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人，对欺凌他的人忍气吞声，甚至用不着“忍”，因为已经习惯，而看到真正忠厚老实的人，居然会加以欺凌。社会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有人一得宠就恃宠而骄，有人一得势就趾高气扬，有人一有钱就人阔脸变。不少人也认同了这种做法，你不这样做，他们会以为你不得宠不得势，不把你当一回事。我喜欢与下属平等相待，也喜欢上级与自己平等相待，当然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人的平等，工作方面总有服从与被服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分工，也许我这样，有些上级或下属就不买我的账。这些年在企业工作，我的上级其实就只是老板。我反感“得宠”这个词。我往往会越受肯定越谦逊，越有权越随和，越受老板倚重越在表面上显得与老板有些疏离，对同事总是互相尊重。我在汕头这家企业自始至终都深得老板器重，他在干部会议上多次说任何人辞职他都不怕，他只怕我辞职。他私底下对我十分关心，比如将人家送他的一些补药转送我，说我的身体需要。我不会把他在干部会议上说的话讲给一般员工听，不会把他私底下对我的关心讲给同事听，因为讲这些在我看来，就是炫耀，在别人听来，可能会认为是吹牛。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总觉得如实向别人讲自己一些比较值得自豪或者别人认为我引以为荣的事情时，别人会认为我是在吹牛。我不喜欢吹牛，当然也不喜欢别人把我如实所说的话当成吹牛。这也是我不喜欢炫耀的一个原因吧。我对吹牛也十分敏感，常常能看出哪些人喜欢吹牛、哪些人不喜欢吹牛，能听出别人的话中吹牛的成分。我也认为上级对我的器重，就像我对他的尊重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只是我的特点，并不是要向你鼓吹我的这一套。如果我成功了，你可以从中找原因，如果我失败了，你也可以从中找原因。失败与成功有许多因素，有些因素是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的，上面所说的这些性格特点，只是其中一个或重要或不重要的因素，你不要误认为是唯一因素，更不要在我成功之时误为成功经验，一些所谓经验，其实是骗人的，在他身上恰好成为他成功的一个因素，而你按他所说的那一套去做，可能就是失败的一个因素了，这有个适应的问题，要适应你的整个人，要适应你所处的环境，要适应你的社会背景，等等。一个美女的成功经验，很难适应于一个丑女；一个贪官的生财之道，肯定不适应于下岗工人。我自己不喜欢派头、架子，不喜欢吹嘘、炫耀，并不一定就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我的性格让我不能为之或不屑为之。也就是我的这些性格特点，使得经常与我在一起与我关系不错的司机都以为我不得宠不得势而对我说些十分同情或抱不平的话，他肯定也不知道正是我提议为他增加300元月薪并获得老板同意的。要给经销商广告费等支持，主要是我的权限，我从不以权力卖人情，更不以权力换私利，总是力求公正，当然不会对经销商说是自己给他们什么支持，而是说是公司对他们的支持。经销商中也有一些人以为我无权，而势利眼看错了人，或为我“抱不平”。好笑之极！现在我离开了汕头这家公司，肯定有不少人以为我是因为不受重用而出走的。　　　　
　　　　（五）　　转眼间现在已在深圳打这封信了。今天是2月7日，农历正月十七。此刻是22点31分。下午二点多妻子和女儿送我到车站，很快乘上2点20分的车。19点左右到达深圳罗湖车站，打的来到公司，有三个主要同事遵老板之嘱，等我吃晚饭。现在把此信从信箱中收下，放到“我的文档”中，加了密，很累了，睡觉吧。第一次用手提电脑打字，有点不习惯。　　又一天过去了。此刻是2月8日22时5分，刚才又对这封信部分内容做了修改补充，花了一个多小时，人有点疲倦，现在又想睡了。今天一位部门经理遵老板之嘱，带我到几个电子市场看看，也熟悉一下今后工作和生活的周围环境。我也通过与一些同事聊天，逐步了解企业的方方面面。朋友在潮阳不断打电话过来，十分关心我的生活，吩咐一位清洁工为我洗衣服，吩咐一位同事为我购买生活用品。他是个急性子，也是个很现实的人，电话中也不时地谈到工作，似乎有意无意间已开始要我进行工作汇报了。今天是星期天，我昨天才来。我希望朋友用我这个人，不要一下子就计算着我每天的工资和一些由公司负责的费用多少钱，为企业创造了多少效益，两数相比，企业赚了多少，就像我刚租铺面开书店时，一租下铺面，就每天想着那几十元租金，总计算着是否划得来。我不是个说空话混日子的人，我也希望尽快为企业做点什么，但作为一个负责全面工作的副总经理，当然要对企业有个全面的了解，才好开展工作。我未到深圳来时就已找到工作的切入点，就是网站的完善和推广，我现在打算一边做些网站的具体工作，通过网站的完善和推广，提高公司的营业额，一边深入了解公司的整体状况，制定出切实可行有效的管理模式、规章制度、运作细则以及企业的定位和长期发展计划，等等。　　这家企业老板是我多年朋友，我来这家企业之前，就已两次参加企业会议，老板为了让员工了解我，还向员工赠送我的书。一位老员工曾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快点来，这两天接触到的员工，也表示对我“期盼已久”，表示因为我而对这家企业很有信心，表示要大力支持我的工作。当然，这些话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是客套话，但毕竟说明员工对我还是友善的。然而，我现在初到这家企业感到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似乎是以前初到其它企业工作时所未曾有过的，究竟是年龄的关系使我缺乏了锐气和闯劲，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今天2月10日，在深圳已住了三晚。头两晚睡得不错，很好，睡眠对我来说很重要，一睡不好，本来就很瘦的人就更瘦下来，脸青尿赤，状态欠佳。昨晚却睡得不好。本来是说好要租房子给我住的，但目前暂时住在我办公室对门的会客室，软软的长沙发，两张质地不错的棉被，其实睡起来也不错，环境比员工集体宿舍好多了。在为公司创造些效益之前，我是不愿让公司为我多花钱的，但现在我很需要一个私人空间，可与一些朋友见见面，也有一些其它事要办，最重要的是，还要煎中药。好多人都说我现在脸色比以前好，可能与这半年喝中药有关。于是便很希望朋友履行承诺。按朋友的性格，只怕我不提出来，他会“忘记”承诺的，这一“暂时”便成了永久。暂时随他吧。　　昨天你来深圳，想不到我们多年没见，却在深圳见面了。如果你今后仍负责跑深圳的几个卖场，我们会常常在深圳见面的。昨天一整天比较忙，似乎很投入工作了，因为恰好有几件事要处理。又与几个员工个别谈话，通过交谈，了解他们的素质，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也了解公司的一些情况。也许工作我会很快上手的，但要为公司带来明显效益，却是需要时间的。昨晚开会，是一位助理总经理召集的，他是个技术型人才，今后我会把他定位为公司总工程师的角色，要作为主要领导，他还嫩了些。昨晚开会之前他也没跟我商谈会议议程和内容，会上也没有对我这位新领导做一个介绍。我不怪他，他不是故意冷落我，而是不懂。那些很会说场面话、很会说客套话的人也不见得都是好人。即使他暂时当面冷落我，也不比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差。其实他是真的不圆滑、世故，作为一个技术型人才，这没什么不好。此前我们也已经够熟的了，朋友要请我来当副总经理，也已酝酿了半年多时间，对他来说也不突然。凭直感，我相信我会和他合作愉快的。昨天电脑出现了一些毛病，或者是没毛病而是我不懂，都是请他上来弄好或指教的。说来真好笑，我这台手提电脑以前有几位同事用过，都设置了用户名和密码，昨天下午一位同事帮我改了电脑上的用户名，另行设置了密码。谁知这一变更，让我把原来放在这电脑上的东西，包括我的文档、收藏夹、信箱账户和地址簿等，都找不到了。在这些东西中，最重要的就是这封信，因为其它东西都可重新设置和收藏，而这封信虽然保存在家里电脑上且寄存在网站信箱上，但来深圳之后的所改所写就白费功夫了。其实说它重要，在别人看来很可笑，但我既然花了那么多时间写它，至少目前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如果它丢了，我会很懊丧的。好在它并没有丢，而是被自动存放在原来用户名的文件夹里，其实搜索一下就好了，我以前又不是没有搜索过，只是一急就有点慌了，真好笑。　　只怕再这样写下去会变成深圳日记了。下面还是把春节期间的瞻前顾后说一说吧。先说说我父亲吧。现在父母总认为我自小娇生惯养，说起来好像很有面子似的，而在我听来，得到父母的娇惯，自小受宠，也可以引以为荣吧。然而，我听到这种说法总是很刺耳。　　读小学之前我就开始放牛，可能是六七岁期间吧。家乡孩子以前大多这样，除了那些极疼惜孩子的父母不让孩子干活外，好多孩子都是很小时候就开始干活了。读小学后，我有时早上要割一筐牛草再去上学。可能是十二三岁就开始在早上和傍晚挑水挑尿挑厕水去淋菜了，记得那时候总是赤脚，大家都这样，挑着一担重物走在沙土路上，脚底皮特厚。早上把牛放到山上，放学后再去山上把牛找回来。我还拾很多牛粪，把牛粪和水踩成泥状，做成牛粪饼，晒干交给生产队，换工分。生产队分给我家养其实也是给我养的牛，总会增加体重，又有奖励工分，有工分可以分粮。我牙龈出血、鼻出血、黑便、走路时人昏昏欲晕仍没有引起大人的足够重视，只是与我同睡的母亲曾一度以为我可能会因流鼻血而死掉而紧张过。说起“流鼻血”这三个字，在小时候我都会神经质地紧张起来，因为流鼻血流得太多了，太可怕了。记得那时候晚上与母亲一起睡，侧睡时鼻血就流出来，仰睡时就往里流，用棉花、破布塞住鼻孔也没有用，鼻血会往里流，流到口里、肚子里。我睡着时，母亲会听到我喉咙咽水般的声音，她害怕了，把我叫醒。母亲做什么事都有很多土办法，她用大秤砣吊到我的脖子上，一吊上去就止住了血，但拿开来，过不了多久，又要流了，又得往脖子上吊上秤砣，如此往复。我和母亲都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我会静静地躺着，静静地坐着，不敢动，不敢说话，连呼吸都是很轻微的。人一穷，命就不值钱，孩子生病没钱医或不愿花钱医只想侥幸，结果孩子病死了，大人自然痛苦，但那时候孩子多，哪有我们现在对孩子这般宝贝的。我身体这样还得去干活，也不是被谁逼着，而是有任务，比如放牛、割牛草什么的。有时候干活干着干着鼻血就流出来了，就仰着头往家里跑，鲜血染红了我的破衣裳。也没有哭，只是害怕，很小时候我就知道血流多了会死掉的。很小时候我就知道人会死的。那是在读小学之前的事吧。我是在虚岁九岁时上学。记得有一次和二哥去山上摘松果，二哥用钩子钩松果，我在地上捡起来放到箩里，我仰头看时，一个松果打到我的鼻子上，鼻血又流出来了。那时候二哥脾气很坏。二哥比我大四岁。大哥、二哥脾气都很坏。二哥当兵回来以后，脾气变得很好。我流了鼻血，影响了干活，他骂骂咧咧的，可能是骂我不小心吧，还用指关节击打我的头，他那时候喜欢这样打我。稍不慎就挨他打。他也用一些柔软的树叶揉烂了塞在我的鼻孔里。因为没有水，他就把唾液吐在手上，拍我的额头，我们也常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流鼻血的，也不知是否有效。当时我也没有哭，只是害怕，不是怕二哥责骂，而是为流鼻血而害怕。也许是由于紧张，回家时我在一个路口上走错了，二哥走在后面，用装着钩子的竹竿打我的头。流齿龈血可能比流鼻血要晚几年，是在读小学二、三年以后吧。记得曾一度母亲到韶关几位叔叔那里去看奶奶，而我却在那时齿龈总要流血，晚上睡时，第二天会满口都是血污，当然也有流进肚子里去的，只是当时不知道。流齿龈血总止不住时也是很恐怖的，曾流得我走起路来头重脚轻。可能是我当时积蓄了一些零用钱，比如春节大人给我的压岁钱我会积蓄着，也可能有哪位长辈给我一点钱让我去看病，是爷爷吧，当时他在韶关还是在家乡呢？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我有钱去看医生，天天去打止血针。那时候医药费十分低廉，打一针可能就几分钱吧，也可能是医生少收我的钱，也可能我没钱他也会给我打吧，因为他认识我父亲。现在想来，搞不明白那个医生为何只给我打针，不给我维生素C片。现在我偶尔也会流一点齿龈血，一流齿龈血就服用维生素C片，效果很好，不流齿龈血也服，服了就不流齿龈血了。那时候我还尿床，晚上与大哥、二哥一起睡时，一尿床，他们就骂我懒，不肯起床撒尿。他们那时也真不懂事，懒哪有这个懒法的，尿床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不信你尿一把试试，把裤子弄湿了，把被子弄温了，把自己的床位弄温了，睡起来舒服吗？可尿床后往往还睡着呢，睡得很死的。有时怕尿床，睁大眼睛不敢睡，可还是睡着了。侄儿、侄女跟我母亲到汕头我家住，有一个偶尔尿床，我妈骂她，我告诉她，骂也没用，尿床是病，有空带她去看医生吧。　　本来是要说父亲的故事，其实却写成我自己的故事了。还是再说一说我的父亲。他那时在公社工作，隔一段时间就回家一次，在家里住一两天就走。我流鼻血是父亲治好的。他用猪鼻炖晚稻根给我吃，治好了。这是他问来的一个民间偏方。我记得曾在一篇文章描述过父亲带我去挖晚稻根的亲情画面，却一时找不到了。晚稻是在农历十月收割的，收割后，田里会有一段时间闲着，有些好田会种上小麦。那些闲着的田，有水分的，稻茬便会长出新根新叶，就要这些稻根。父亲在这季节回家，就会买来一二个猪鼻，带着我去挖稻根。然后就炖给我吃，先喝汤，再把那个猪鼻啃下去。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猪肉，有猪鼻吃是很享受的。想起这些，我对父亲的亲情和敬意就会油然而生。　　我读小学高部时，常常去砍柴。那时山林还没分到户吧，却好像没有护林员了，没人管了，可能是1978年前后。说来也是我不好，太贪心，总要砍较大的树，最后扛着比我的人要重好多的树干回家。要扛起来时，常常要同去的伙伴们几人帮我托上肩膀，扛起来就不敢放下来歇一歇，怕一歇下来就扛不起来了。记得由于树干太粗，连换肩都不能，就靠右肩一股作气扛回家。那时候也没有人逼着我这样做，只是母亲常常表扬我，为了得到母亲的表扬我死扛着。那时有个小伙伴，也是三兄弟，也是最小的儿子。她母亲总不肯让她去砍柴，怕累着，他硬要跟我们去，他母亲一再吩咐他不要扛重的，他总砍很小的树。　　我读初中时由于肝炎，也由于无心读书，更由于头脑中常塞满关于人生的稀奇古怪的“哲人式”的思考，成绩从轻而易举就可取得的第一名跌了下来，在升学考中虽然英语只考11分，数学只考30分，但总分仍排在应届生中第二名。我父亲说只要我的总分在应届生中能进入前三名，他能保证我进入潮阳师范学校。那时候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考上县师范学校，可以当老师，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但后来父亲没能让我进入师范，父亲只管怪我成绩差，忘记他的吹牛。我高中只读一学期，辍学后，在家放牛。这段时间父亲极讨厌我，总要骂我。他在公社工作，我很怕他回家。他一回家我就躲避，我从没说出来，也没有明显意识到我是在躲避父亲。母亲倒意识到了，很同情我的。后来经父亲介绍跟他的同事所带领的小工程队去山里修水电站，我和一个年纪与我差不多的伙伴去抬水泥，一袋水泥一百斤，我们抬两袋，还要爬山。现在我有时感到胸口有积郁，也怀疑是小时候砍柴和那时候抬水泥压伤了。说到胸口的积郁，又想起一件事。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父亲曾在村口建了个小石屋，想起来了，是大兄刚结婚那时候，算起来约是26年前吧。那时我十二三岁，放学前后和假期时间，我在村口的小石屋中卖水卖粥等。我上学时是大兄边干木器活边看店。大兄让同村一位与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人赊了好多账，大兄自己不好意思向那人讨账，让我向那人讨，那人有点疯，那天不知是真疯还是假疯，重重地给我胸口和肋背几拳，如果不是有人路过拉开他，可能会被他打死。　　1984年县人事局通过考试，在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青年中招聘全县各区合同干部。那时公社已改成区委和区公所，后来又改成镇委和镇政府。有预选考。父亲说只要我能通过预选考，他保证能弄来张高中毕业证书让我有资格参加正式考试。结果预考中我的总分列全区第二名。父亲却没有弄来高中毕业证书让我参加正式考试。当时每个区招聘4名合同干部。区委动员当水利所长的父亲回乡当不脱产的乡长，父亲提了个条件，让我到区公所工作，使我于1985年2月得以到区公所文化站工作，后来因为我发表了一些新闻稿的关系吧，又被调到区委办公室负责新闻报道。但半年后离职到曲江县文化馆编《曲江文艺》，这是在曲江民政局工作的二叔介绍的，敲门砖是我发表的一些文稿，还有文化局副局长出题目要我写的一场小话剧。但那是临时工，45元工资还得自己去税局交纳个人所得税。在家乡区公所工作，每月有50多元工资，每月能交给母亲20元。那些1984年底所招的合同干部，工资是150元，比我高三倍，也不见得比我多做了些什么工作。那时候在区公所工作总觉得很清闲。大家都很清闲，闲谈、打扑克，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连坐班泡时间都不用，自由得很。有些好学者总在练毛笔字、书法，我则会写点稿。那时候区委区公所干部、员工共80多人。现在改成镇委、镇政府，区域没有扩大。镇委、镇政府的干部、员工，据说有几百人，不知养着这么多人在干什么。记得工作比较隆重的，就是计划生育，“有吏夜捉人”，大家分成几组，神神秘秘地在夜色的掩护下，进村抓人，抓不到要结扎的，就抓他的亲属，还封门钉户的。最近我回家乡，在村口看到一幅横跨要道的布标，上书：“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打好计划生育翻身仗！”幸好有计划生育，加上这几年兴起的殡葬改革，才有这几百号人的工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现在的干部管生死。要不然，真不知他们要做些什么，管得不好就会无事生非，干出些扰民的事来。忘了告诉你，我的家乡是汕头市辖下最穷的贫困山区，也是老苏区，以前有红军在那儿闹革命，加上潮阳几个水电站都建在里面，征用了农民的土地，因之没有向农民征收各种名目的税费。可能那儿也没办法招商引资。因此，我家乡那儿的镇委、镇政府干部，除了抓计划生育和殡葬改革，不用征税和招商引资。所谓殡葬改革，就是让山区的农民在死后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也就是推行火葬。说起计划生育，就会想起这样一句话，“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说得在理，却也很让我矛盾。那个人就是马寅初，他在我出生之前就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如果他不被批，如果他的意见被接受，那这个世界就没有我的存在了。尽管我活得并不如意，尽管我多年以前曾动过自杀之念，尽管疾病让我受了不少苦，但好多时候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人，真是不错的存在形式。这样说来，我很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很自私，为了让自己能以一个人的形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宁愿让我们的国家多负担几个亿的人口。细论起来，如果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我的存在，“私”在哪里，“自我”在哪里，又哪来的“无私”和“自我牺牲”呢！再用“魔鬼辞典”的笔法幽默一下：计划生育，是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集体自私”，是我们堵住另一个世界的“人”涌入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在船上，为了让船不致负载过重，为了让船上的生活资源不被更多的人分走，我们将要攀上船来的人打下去。这里的“打”字是有来头的，来自“打胎”。　　我自从去了曲江，便再也没有每月拿钱给母亲了，直到2001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给父母寄钱。1986年年底，我在曲江工作满一年，被辞退。当时我工作很认真的，也弄出一点局面，编了好几期《曲江文艺》，受到一些好评。有一位职位比我二叔高的官员让他的外甥或者侄子进来编辑《曲江文艺》，此人与我共事了一段时间，曾被我发现抄袭，我却没有当面批评他，也没有背后告发他。我被辞退的原因主要是二叔的“官”没有人家大吧，他只是一名股长，我也不怪他。二叔写信给我爸，说他对我这个侄子“不敢恭维”，有料定我没出息的意思。这样看来，我被辞退就是因为我不好，而不是二叔官小了。刚失业时不敢告诉父母实情。后来我听母亲说，我在曲江工作期间，父亲曾说我去曲江是他叫我去的，因为他会算命，算我这个人走得越远越有出息。失业后我在细姑家住，细姑对我很好，我要记着。当时请二叔在曲江找个学校让我去代课，只要能有个安身之所就行，工资多少无所谓，可二叔却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二叔还是告知我父亲我失业了，父亲便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我回家，说他已经疏通了关系，只要我回家乡能立即回区公所工作。我可能是因为对父亲的牛皮已有所见识，也可能是因为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总不肯回来。但二叔怕父亲怪他，一次次动员我回家乡。据二叔后来说，我回家不久，曲江县成立文联，文联主席是二叔的朋友，要找我去文联工作。不知二叔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我只能感叹命运，如果我留在曲江工作，现在会怎么样呢？也不见得会比现在好多少，但人生轨迹却大大不同。人生啊！我回家乡后，根本没有重回区公所工作的可能，连八字都没有一撇。父亲也不是存心骗我，而是他吹牛惯了，有时连自己都误以为自己所吹的是真实的。也许真有区公所的某位同志说我回家乡来可以争取回去工作，说这话的人并没有让我回区公所工作的权力，只是要父亲利用老关系去争取，父亲就把梦当成真的了。父亲回乡当不脱产的乡长，此前他也不是国家干部，连全民职工都不是，是集体户口，不是全民户口，回乡后，便是农民户口，一不当乡长就是农民，没有退休金什么的。他在公社、区公所工作了二三十年，却一直没有转正。太晚了，睡了吧。来深圳之后，睡得晚了。好在我可以晚一点起床的，不用去打卡。在汕头我也是上班较晚的人。　　　　
　　（六）　　昨晚居然失眠了，今天是2月11日。中午拿从汕头带来的中药方去拿中药，又去买了个专门煎药的电热锅，带“电脑”的，可设置几碗水煎剩多少水，煎好后自动进入保温状态，不怕煎焦了，也不会溢锅，一共花了450多元，在网上与这位朋友老板汇报工作时顺便谈起，并没说药锅的事，只说拿了好多药，他说：“很贵吧。”这一点真有点像我爸，没有问身体情况，一开口就是钱。我估计他是以为我会拿去报销，便坦然告诉他：“贵也得买呀。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也舍得花的，毕竟身体比钱重要。”一位年纪比我大，以前被我推荐起来当行政部经理的同事，总是鞍前马后的，带我去买药，抢着为我拿东西，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被人欺，他当行政部经理也确实指挥不动什么人的，尽管公司委托他招工，一些员工是他招聘进来的，进来之后却不尊重他。我对这种人总是很怜悯的。他工资也低，才1200元，衣着十分朴素又一副老实相，作为一个部门经理走出去，可能会让人小看了公司。我也会这样吗？陈经理总希望我注重包装，但他也说，我这个人走到哪儿，就是一副文人相，总会让人敬重的。我感激陈经理的欣赏，但我并不喜欢“文人相”的美誉，我还是喜欢一些人、主要是女孩子或女人对我的说法，说我看起来总有一种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韵味，也有人说我有气质，当然这只是或少或多时少时多的一些人。我衣着也较朴素，但不至于像这位同事那样显出了寒酸吧，当然寒酸与否是相对而言的，我穿上我衣厨中最不值钱最旧的衣服回家乡，也不会寒酸的，但在一些场合，我可能是寒酸的。　　也许老板朋友总怕员工会不服我，我让他放心，说我在汕头那家企业中当领导，开始有些人也不服，但由于老板的器重，还有我的一点人格魅力和一点能力，后来还是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他说他的公司员工素质比较高，大多是中专以上学历，言下之意似乎是说我只配领导文盲。其实，我倒有这样一点体会，在我同事过朋友过认识过的人中，素质越高的人越容易对我产生敬意。我跟他这样说，他可能以为我是在吹牛。这几天，我在这十多名员工中建立的威信，可能会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就说上面说过的那位助理总经理，通过一番诚挚交流，很快也建立了互相尊重、互相配合的良好关系，因为年龄的关系，他称我李总或李老师，我称呼他名字。员工们说公司没有火车头不行，老板不在场，就成了一盘散沙，他们很希望我能做公司的火车头。进入一个新单位，有时是一开始受到排斥和冷落，慢慢树立了威信；现在是一开始就树立了威信，也可能慢慢丧失了威信，但愿不会这样吧。好了，吃了药就睡，明天再写吧。　　昨晚一晚睡，又很难入睡，今早却很早起。本来昨晚煎了中药喝，以为会睡得好一点。今晚不写东西、不工作、不上网，只看看报刊，早点睡。一整天有事要做，一来就这样忙了。看起来，同事们也都忙着。上班时间比汕头的公司长，9点上班，中午吃饭和休息时间大致为80分钟，18点40分下班。 不管多忙，我现在很注意身体的，忙一会就会休息一下，转动一下脖子，去打一杯水喝，或到楼下走一走。其实只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