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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用社会学的理论解释一种现象
用社会学的理论解释一种社会现象
09-05-06 &
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反自然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代表人物是移居美国的奥地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A.舒茨和倡导民俗学方法论的美国社会学家H.加芬克尔等人。在舒茨之前，德国社会学家A.菲尔坎特曾尝试用现象学方法研究社会。但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的学术思想来源是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M.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和M.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　　基本问题　舒茨早年研读现象学，他批判地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尝试着把生活世界、主体间性等概念引入社会科学，并把它与韦伯的“理解”概念相结合，主张社会学回到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上，开辟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新方向。现象学社会学在理论上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使按照自然科学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学”在整体上不致成为一桩错误的事业，以及怎样选择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方式使之更富成效。它力求选择一种使自己植根于社会现象独特性的基础，强调这一独特性要求使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论使它关注社会现象的意义特征，但不流于无法检验的直觉。正是在这一点上，现象学社会学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与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联系起来。　　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　在理论上，舒茨通过对生活世界、主体间性、行动、设计与角色、多重实在等概念的论述，描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及其基本形式。他的整个学术活动的主要部分用于研究每天运转不息的日常世界的意义构成。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这个日常生活事件构成的、不断发展的世界的组成部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世界的实质性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的常识使他们预先设定的共同参与和分享的世界是存在的，进而设定人的所有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日常世界是外在于人们的“彼在”。舒茨在对自我—他人自我、此在—彼在以及它们在空间视野—时间坐标的描述性分析后指出，所谓的日常世界或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由多重实在构成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日常知识从根本上就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这意味着，这种知识在对他人具有什么意义的同时，也对我同样具有什么意义；既与他人的世界有关，也与我的世界有关；归根结柢都植根于人为了生活而创造的解释图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知识恰恰是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的人们观念中的类型化，而日常的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从本质上看都是主体间性的。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由常识和日常生活构成的人类世界是最高的实在，这个世界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一切都是主体间性的。　　自然态度的悬置　在方法上，现象学社会学对按自然科学理想建立的传统社会学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社会学历来忽视人们日常生活赖以建立的基质构造，轻信自然观点把社会现象视为自然事实而加以研究，其根本弊病在于它混淆了自然科学对象和社会科学对象之间的本质差异。从学理渊源上看，R.笛卡尔哲学曾对世界是实在的信念提出过怀疑，胡塞尔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怀疑论，他用“悬置”概念把对世界实在的信念放入括号内存而不论，并以此作为克服自然观点错误的手段。舒茨借用了现象学这一概念，提出“自然态度的悬置”方法，但他的用意与胡塞尔相反，并不是把对外部世界及其客体的信念存而不论，而是把对这个世界的怀疑“悬置”起来存而不论，以便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接近于生活世界本初的、最高的实在，从而理解这个由多重实在组成的日常世界的意义结构。　　理解　舒茨认为，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对象无论多么复杂,都是存在于观察者的世界中的客体,属于第一级构造。而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及其活动，人不仅是研究者所观察的客体，也是具有他自己在先解释的世界的存在，他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共处于社会实在中的同伴，每个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的对象，属于第二级构造。据此，舒茨把W.狄尔泰、韦伯阐述的“理解”看成社会学研究应使用的一种主要方式：把社会行动解释为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意义，即在行动者看来他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但舒茨与韦伯把“理解”当作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规范原则不同，把解释主观意义视为生活世界在观念上的类型化，认为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解释他们自己的行动以及人际互动所实际运用的方式。“理解”有可能在运用观察方法和研究方法之前就已把握了纯粹的或绝对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对主观意义的解释在内的全部“理解”问题，涉及 3个既相互有别又彼此联系的不同层次问题。①“理解”首先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理解”植根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之中，它包含个人通过其具体存在所经历的日常经验的丰富整体性；它在认识中从纯粹事实里排除了知觉、感觉因素，强调感性事实以纯粹事实为基础，并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②“理解”是关于人类事件的日常知识的经验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一开始就把世界解释为属人的、充满意义的世界。理解他人除了把他人存在的躯体理解为心理—生理统一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外，还要把他人的各种行动作为一个具有意图的创造活动来看待。③“理解”是社会科学特有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向传统的科学观所崇尚的感觉至高地位、认知必须从感觉出发、用自然科学的理想模式建构社会科学等观点提出了严重挑战。它强调自然实在与社会实在之间的本质区别，要求人们审慎地鉴别以下事实：人不仅是科学家观察领域中的一个要素，也是他自己的行动领域的先在解释者；人的公开的外显的行为只是他全部行为中的一个片断；试图理解社会实在的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通过领会一种行动对于他、对于社会世界的坐标轴所具有的意义来理解行动者的主观性。　　舒茨把重新建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解释自己世界的方式规定为现象学社会学的任务。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自然态度构成的现象学”，实际上它是一种用自然观点研究社会的“社会学的社会学”，即关于人类社会怎样才是可能的知识的社会学。　　民俗学方法论　加芬克尔试图从经验研究上证实舒茨的观点。按照他的界定，民俗学方法论是指“研究作为有组织的、人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持续实现之表征性表达和其他实践行动的合理性质”。他还解释说，“民俗学方法论把日常生活当作使这些活动成为明显合理的和对一切实际目标而言都能成立的社会成员们的方法加以分析，亦即当作平凡的日常活动的组织而应该加以阐释的方法加以分析”。它关心人们使用什么手段赋予日常生活世界以意义，即关注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和其他符号为日常生活实在添加秩序和各种模式?囊庖澹?咽导?卸?馐统珊侠淼摹Ｒ虼耍?镅苑?偶捌湟庖灞泶镂侍饩统晌?袼籽Х椒?鄣墓刈⒔沟恪?BR&　加芬克尔认为意义的表达通常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们为把发生的事件置于时空范围内所做的“表征性表达”，虽不精确但可起到索引提示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在特定情景下需要精确描述事件的“客观性表达”。表征性表达和客观性表达分别指向舒茨所说的实践实在和理论实在，前者适合于反映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后者则是一种适用于科学领域的表达方式。民俗学方法论针对当代社会学中科学主义盛行的状况，集中论述了 3个密切相关的问题：①不满足用客观性表达取代表征性表达。在他看来，作为一门科学，社会学力求用客观性表达，但社会学的对象是由人们互动造成的社会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它的一切都是人为的，人们是通过表征性表达赋予它秩序的。因此，他对以使用表征性表达的互动为基础来建立科学实在的现存社会学方式持怀疑态度。②忽视实践行动的理由在本质上的可反思性。加芬克尔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是自我的日常活动，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包含作为行动者的社会学家的资源、目标、动机、理由、机会和任务，也包含与他的研究程序是否合理、规定是否可靠等有关的理论前提预设问题。他主张对这种实践活动作系统的考察，以探明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什么。在论述“实际的社会学推理”时，他在“职业的社会学”、“凡俗的社会学”和“实际的社会学推理”与“理论的”或“形式的社会学推理”之间作出区分，论证了职业的社会学研究是在凡俗的社会学基础上，理论的社会学推理是在实际的社会学推理之上实现的。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在用客观性表达研究社会时，总离不开他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经验和从前的经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③行动在特定情景中的实际完成具有可分析性。他主张对行动的研究要追溯到个人经历和历史背景，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这就使舒茨所说的对实在怀疑的悬置成为可能。　　现状　现象学社会学作为一种反自然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它针对传统社会学方法和程序中的可疑之点，提出了人的主观意识、体验和时间等问题，强调描述世界的语言和意义问题，对人们有启迪和借鉴作用。但它本质上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在社会认识中片面夸大意识、意义主观因素的作用，必然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70年代以后，现象学社会学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现象学本质和特征，开始走上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①出现了与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合流的趋势。民俗学方法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A.西库雷尔，在70年代以后关注点由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转向社会结构问题；而结构本身在他看来就是加芬克尔所说的社会成员为把互动说明是合理行为的解释程序的总和；研究社会结构就是要考察社会文化群体怎样创造自己的语言，以及不同语言的描述形式怎样赋予人的活动的意义。于是，民俗学方法论便成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的依据；作为一门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取向，它把研究者的兴趣吸引到语言这个知识的发生和发挥功能的载体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社会学家P.菲尔默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未唇?嵊隢.A.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和C.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相互融合。②英国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渗入现象学社会学。P.温奇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基础上阐发现象学社会学的社会认识观点，认为在社会学中拒斥自然主义态度必然会把语言分析放在首位，因为关于实在的概念是在使用的语言中呈现出来的；实在的结构是语言结构的反映。这样，他就把社会结构研究完全归结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问题即语言哲学问题。③与某些自然主义流派也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如P.莱斯曼认为有可能在越轨行为社会学（见异常行为社会学）研究中应用民俗学方法论的个别理论结论，属于新行为主义的J.汤姆逊的《行为主义》(1970)一书中也可以看到加芬克尔的“实践活动的形式特征”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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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阶层收入差距与和谐社会是息息相关的，如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加大，就会增加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所以，要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只有这样才符合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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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发展问题是2002年6月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在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八国首脑专门抽出一天时间与来自5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讨论如何加强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从而最终帮助非洲摆脱贫困。会议还批准了《非洲行动计划》，决定与非洲国家建立“新伙伴关系”。《非洲行动计划》是在《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基础上形成的。该计划估计，为实现贫困人口减半和其他发展目标，非洲国家必须在未来15年内每年得到640亿美元的援助。(注：胡晓明、袁炳忠、王星桥：《“新伙伴关系”与非洲的发展》，新浪网日。)可以说《非洲行动计划》得到了八国集团的高度重视，作为本年度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东道主，加拿大为推动八国集团援助非洲做了大量工作。对此，许多人会问，加拿大为什么对援助非洲如此感兴趣?援非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这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一个主题?八国集团以前也讨论过援非计划，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对非洲援助的高度重视，是否意味着八国集团对非洲国家“口水扶贫”时代的终结?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进行具体分析。　　　　　　八国集团援助非洲的原因　　1.反对恐怖主义的需要。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事件，给美国造成的震撼不亚于珍珠港事件。其他西方国家也从中感到一种危机感，因为谁也难以预料恐怖主义事件什么时候会降临到它们那里。美国虽然取得了对阿富汗军事上的胜利，但至今尚未发现本·拉登的踪影。只要他还活着，西方国家的担心就不会停止。更令它们不安的是，世界上像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不只他一个，仅靠军事打击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它们认识到，要彻底地对付恐怖主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对于恐怖主义的根源，有诸多说法，其中贫穷被公认为是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目前世界上有3位巨富：比尔·盖茨(610亿美元)、投资业巨头沃伦·巴菲特(280亿美元)和有线电视业巨头特德·特纳(91亿美元)，他们3位的财产总和超过48个最不发达国家经济规模的总和。(注：2002  WorldDevelopment  Indicators,The  World  Bank,pp.10-12.)正是因为贫穷，加上全球化，致使许多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在得不到西方发达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国民因贫穷而绝望，因绝望而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讲，贫穷确实是恐怖主义的最大根源。反恐以后，西方国家知道恐怖主义的来源究竟是谁，反对恐怖主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本就是贫穷，而现在非洲是最贫穷的地区，迫切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援助。因此，八国集团要从根本上解决世界有关国家的贫穷问题，就要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扶贫。而非洲是全球最贫穷的地区，所以这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才决定加大援助非洲的力度。　　2.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尽管2001年以来，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但全球化仍是发展趋势，八国集团也有此共识。不容否认的是，西方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它们对消除全球化造成的南北差距拉大、环境恶化乃至非洲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等严重后果理应承担更多责任。正如加拿大总理克雷斯蒂安所言，“西方富国在道德上有责任帮助非洲贫困国家。如果没有非洲的发展，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沦为一句空话。”(注：胡晓明等：《“新伙伴关系”与非洲的发展》，新浪网日。)　　非洲长期受到疾病、战乱和贫困三大问题的困扰，其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水平低，对发展形成严重的制约。目前，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也是贫困人口仍在不断增加的惟一地区。统计显示，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6.59亿人口中，40%的人生活在每天一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到2015年，非洲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再增加2.19亿。非洲15岁以上的人口中，41%的人是文盲。非洲有2亿多人得不到医疗，有1/5的人受到武装冲突或内战的影响。另外，非洲虽然占世界人口的13%，但其贸易出口还不到全球贸易的1.6%，每年获得的投资不到全球投资的1%。(注：胡晓明等：《“新伙伴关系”与非洲的发展》，新浪网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非洲国家在被边缘化。在过去10年里，西方发达国家向贫困国家提供的官方援助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会影响社会安定，而且不利于富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当前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3%，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77.8%，而低收入国家人口占世界的近半数，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世界的5.6%。目前非洲的外债总额高达350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非洲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4和其他商品与劳务出口总值的3倍。(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当代第三世界透视》，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页。)非洲国家迅速脱贫是能否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关键，发达国家在帮助非洲脱贫的过程中应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东道主加拿大的积极推动。加拿大、欧洲一些国家，比美国更重视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问题。这次恰逢在加拿大开会，加拿大欲把援助非洲作为突出主题，因此做了充分准备。加拿大总理克雷斯蒂安即将任期届满，他也期望能在非洲问题上取得突破，好为自己的个人历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本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主席克雷斯蒂安为会议下了很大功夫。为了做好会议主要议题的准备工作，他专门访问了非洲，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注：陈特安：《展望八国集团峰会》，载《人民日报》，日。)因此，在他的心中，关于如何援助非洲的计划已经有了基本框架。他认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上届热那亚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消除贫困的构想，本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则是对《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积极回应。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约有30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8.18亿人口和丰富的资源，有2000种不同语言，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大陆。克雷斯蒂安说：“过于漫长的、失望的‘里程碑’将会被搬开，他们将会有光明的未来。”(注：陈特安：《展望八国集团峰会》，载《人民日报》，日。)　　　　　　《非洲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　　2002年6月西方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发表了重要的《非洲行动计划》，其内容包括：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支持非洲消除冲突和战乱的努力，达成一项关于在非洲发展维和部队的计划，这支部队要在2003年前组建完毕，作为解决刚果(金)、苏丹和安哥拉等国持久内战努力的一部分(注：胡光耀、王星桥：《八国集团计划增加对非洲贫困国家的援助》，新华网日。)；帮助非洲国家增加贸易、促进投资、创造经济增长的环境，承诺为非洲产品出口进入全球市场创造条件，到2005年解决贸易壁垒和农业补贴问题；帮助非洲国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艾滋病的防治，许诺帮助非洲于2005年摆脱小儿麻痹症的困扰，支助母亲和孩子抵御艾滋病传染或者影响的有关计划；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生产，改善水利资源的管理等；改善和促进教育的发展，支持非洲国家提高教育质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信息技术。八国还承诺，在未来数年内将各自承诺的对外援助金额的50%投入到非洲。美国和欧盟都已承诺增加对外援助款。美国表示，在2006年前，除现行每年10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外，每年增加50亿美元外援；欧盟的承诺是在未来数年内增加70亿美元，以援助非洲的经济发展；为22个负债较高的非洲贫困国家免除190亿美元的债务。(注：G8Africa  Action  Plan,.)　　然而，与会八国集团也提出了向非洲贫困国家提供援助的条件，即：非洲国家经济向外国投资开放；政府管理要民主公开，可靠的机构和统治是长期或者大规模私人投资的一个基本前提，援款的使用要有效而适当；受援国能改善民主与人权状况；消除腐败等。(注：ibid.)与会八国集团认为，无论它们对非洲提供多么慷慨的援助，都无法保证非洲重债国长期债务的承受力。因此，非洲国家必须改革政府，政府管理要实现民主化，制定和实行稳妥的政策，在进行新的贷款前保持谨慎。最贫困国家要对债务进行合理而有效的管理，这样才能增强非洲国家的债务承受力。与会八国集团呼吁其他债权国加入到该集团行动中去。　　　　　　对八国集团援非计划的评价　　1.为非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众多非洲国家长期遭受债务困扰，因而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有的国家连到期债务的利息都无力偿还，更谈不上进行经济发展和推进全球化了。与会八国集团这次对非洲国家进行债务减免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那些重债国的燃眉之急。与会八国集团在减免债务的同时，还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这样就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非洲行动计划》得到了非洲国家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度评价。安南认为，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束非洲长期以来的冲突，防止不断出现的难民现象，解决无家可归者的生计，改善投资环境，为非洲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本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主席克雷斯蒂安在会议达成协议后说：“这个解决方案代表一个新的开端，代表非洲大陆新的希望。”(注：陈特安：《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雄心勃勃　步履沉重》，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这一计划抚慰了“世界良心上的一块疤痕”(注：易爱军：《八国峰会闭幕　分歧一致并存》，载《福建日报》，日。)。作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创议者的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说：“请允许我在这里说，我  们对于各方的承诺非常满意。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超过对于人的尊重。”(注  ：王世林：《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闭幕》，  。)　　2.八国集团对非援助有限，口惠而实不至。尽管与会八国集团支持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但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是有限的，《非洲行动计划》并没有提出多少具体的行动。八国领导人只笼统地表示，他们在蒙特雷会议上承诺的每年120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的一半“可以提供给非洲”。但是，这些援助能否如期到位仍是个未知数。事实上，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减少。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联合国规定富国必须向穷国、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发达国家也曾就此公开承诺，将官方对外发展援助额定为不低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而联合国最新公布的数字表明，近十年来发达国家对非洲穷国的援助和投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包括优惠贷款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富国向穷国提供的援助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4%，与其所承诺的比例相差甚远。(注：参见黄泽全：《援非重在兑现》，载《人民日报》，日。)非洲得到的发展援助已从1995年的184亿美元降至目前的110亿美元左右，受援额下降幅度达35%，从人均32美元下降到不足19美元。(注：参见黄泽全：《援非重在兑现》，载《人民日报》，日。)　　从八国峰会的历史来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情况屡见不鲜。虽说每次峰会都能提出诸多的建议和解决问题的考虑，但落实起来却是难上加难，比如说1999年提出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由于英、美两国不接受，到目前为止仅仅象征性地落实了一些。(注：参见王世林：《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闭幕》，因此对于本次峰会所取得的成果，许多人也持怀疑态度。这些措施对非洲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然而，援助计划又附加了要求受援国改善“民主”与“人权”状况等一系列条件，而且会议对援助的具体落实措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国际社会援助非洲发展是一件大好事，但“打完雷，就应及时下雨”，西方发达国家应当言而有信，尽快拟订落实方案，让非洲尽早受益。　　尽管会议主办者信心百倍，与会国信誓旦旦，但人们还是对这些发达国家心存疑虑。在近几次峰会上，与会国自始至终都在大谈“世界贫困问题”。尽管八国集团首脑领导人曾宣布关于最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免税贸易的倡议，可是，越来越悬殊的收入与分配结构至今仍很令人失望，这就表明了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口惠而实不至。国际救援组织“行动救援”2002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世界距离联合国制定的2015年前减少一半赤贫人口的目标还非常遥远。该报告敦促八国集团在今后3年内将对穷国的援助翻倍。该报告起草者马修·洛克伍德说：“除非富国彻底改革救援方式，2015年将悄悄过去，而6600万儿童将因贫困而死亡。”(注：BUZZ：《富国仍然吝啬》，载《南方日报》，日。)虽然布什和八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都已在峰会开幕前抛出了援助非洲教育和防治艾滋病的提案，但人道救援团体认为他们许诺的数目距离实际需要相差太远。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八国集团履行其在历次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力度。安南在致八国集团首脑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确立了有关全球发展的总体目标，这一目标应由全人类共同完成。(注：郭立军：《安南呼吁八国集团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　　3.“新伙伴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在援助非洲时往往附加一些政治条件。在本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八国首脑表示，只有符合他们所提要求的非洲国家才能成为其“新伙伴”。虽然“富人俱乐部”表示愿与非洲结成“新伙伴”，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伙伴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不仅援助数额比起实际需要来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非洲行动计划》如何实现也没有落实，同时这项计划还向受援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政治条件，因而这些发达国家的诚意令人怀疑。会议期间，安南带去了联合国关于援助非洲的计划，几位非洲国家首脑也带去他们自己的计划，目的就是配合八国集团努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改进他们本国的在未来数年内将各自承诺的对外援助金额的50%投入到非洲。美国和欧盟都已承诺增加对外援助款。美国表示，在2006年前，除现行每年10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外，每年增加50亿美元外援；欧盟的承诺是在未来数年内增加70亿美元，以援助非洲的经济发展；为22个负债较高的非洲贫困国家免除190亿美元的债务。(注：G8Africa  Action  Plan,.)　　然而，与会八国集团也提出了向非洲贫困国家提供援助的条件，即：非洲国家经济向外国投资开放；政府管理要民主公开，可靠的机构和统治是长期或者大规模私人投资的一个基本前提，援款的使用要有效而适当；受援国能改善民主与人权状况；消除腐败等。(注：ibid.)与会八国集团认为，无论它们对非洲提供多么慷慨的援助，都无法保证非洲重债国长期债务的承受力。因此，非洲国家必须改革政府，政府管理要实现民主化，制定和实行稳妥的政策，在进行新的贷款前保持谨慎。最贫困国家要对债务进行合理而有效的管理，这样才能增强非洲国家的债务承受力。与会八国集团呼吁其他债权国加入到该集团行动中去。　　　　　　对八国集团援非计划的评价　　1.为非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众多非洲国家长期遭受债务困扰，因而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有的国家连到期债务的利息都无力偿还，更谈不上进行经济发展和推进全球化了。与会八国集团这次对非洲国家进行债务减免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那些重债国的燃眉之急。与会八国集团在减免债务的同时，还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这样就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非洲行动计划》得到了非洲国家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度评价。安南认为，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束非洲长期以来的冲突，防止不断出现的难民现象，解决无家可归者的生计，改善投资环境，为非洲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本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主席克雷斯蒂安在会议达成协议后说：“这个解决方案代表一个新的开端，代表非洲大陆新的希望。”(注：陈特安：《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雄心勃勃　步履沉重》，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这一计划抚慰了“世界良心上的一块疤痕”(注：易爱军：《八国峰会闭幕　分歧一致并存》，载《福建日报》，日。)。作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创议者的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说：“请允许我在这里说，我  们对于各方的承诺非常满意。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超过对于人的尊重。”(注  ：王世林：《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闭幕》，  。)　　2.八国集团对非援助有限，口惠而实不至。尽管与会八国集团支持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但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是有限的，《非洲行动计划》并没有提出多少具体的行动。八国领导人只笼统地表示，他们在蒙特雷会议上承诺的每年120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的一半“可以提供给非洲”。但是，这些援助能否如期到位仍是个未知数。事实上，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减少。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联合国规定富国必须向穷国、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发达国家也曾就此公开承诺，将官方对外发展援助额定为不低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而联合国最新公布的数字表明，近十年来发达国家对非洲穷国的援助和投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包括优惠贷款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富国向穷国提供的援助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4%，与其所承诺的比例相差甚远。(注：参见黄泽全：《援非重在兑现》，载《人民日报》，日。)非洲得到的发展援助已从1995年的184亿美元降至目前的110亿美元左右，受援额下降幅度达35%，从人均32美元下降到不足19美元。(注：参见黄泽全：《援非重在兑现》，载《人民日报》，日。)　　从八国峰会的历史来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情况屡见不鲜。虽说每次峰会都能提出诸多的建议和解决问题的考虑，但落实起来却是难上加难，比如说1999年提出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由于英、美两国不接受，到目前为止仅仅象征性地落实了一些。(注：参见王世林：《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闭幕》，因此对于本次峰会所取得的成果，许多人也持怀疑态度。这些措施对非洲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然而，援助计划又附加了要求受援国改善“民主”与“人权”状况等一系列条件，而且会议对援助的具体落实措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国际社会援助非洲发展是一件大好事，但“打完雷，就应及时下雨”，西方发达国家应当言而有信，尽快拟订落实方案，让非洲尽早受益。　　尽管会议主办者信心百倍，与会国信誓旦旦，但人们还是对这些发达国家心存疑虑。在近几次峰会上，与会国自始至终都在大谈“世界贫困问题”。尽管八国集团首脑领导人曾宣布关于最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免税贸易的倡议，可是，越来越悬殊的收入与分配结构至今仍很令人失望，这就表明了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口惠而实不至。国际救援组织“行动救援”2002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世界距离联合国制定的2015年前减少一半赤贫人口的目标还非常遥远。该报告敦促八国集团在今后3年内将对穷国的援助翻倍。该报告起草者马修·洛克伍德说：“除非富国彻底改革救援方式，2015年将悄悄过去，而6600万儿童将因贫困而死亡。”(注：BUZZ：《富国仍然吝啬》，载《南方日报》，日。)虽然布什和八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都已在峰会开幕前抛出了援助非洲教育和防治艾滋病的提案，但人道救援团体认为他们许诺的数目距离实际需要相差太远。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八国集团履行其在历次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力度。安南在致八国集团首脑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确立了有关全球发展的总体目标，这一目标应由全人类共同完成。(注：郭立军：《安南呼吁八国集团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　　3.“新伙伴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在援助非洲时往往附加一些政治条件。在本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八国首脑表示，只有符合他们所提要求的非洲国家才能成为其“新伙伴”。虽然“富人俱乐部”表示愿与非洲结成“新伙伴”，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伙伴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不仅援助数额比起实际需要来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非洲行动计划》如何实现也没有落实，同时这项计划还向受援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政治条件，因而这些发达国家的诚意令人怀疑。会议期间，安南带去了联合国关于援助非洲的计划，几位非洲国家首脑也带去他们自己的计划，目的就是配合八国集团努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改进他们本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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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发展问题是2002年6月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在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八国首脑专门抽出一天时间与来自5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讨论如何加强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从而最终帮助非洲摆脱贫困。会议还批准了《非洲行动计划》，决定与非洲国家建立“新伙伴关系”。《非洲行动计划》是在《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基础上形成的。该计划估计，为实现贫困人口减半和其他发展目标，非洲国家必须在未来15年内每年得到640亿美元的援助。(注：胡晓明、袁炳忠、王星桥：《“新伙伴关系”与非洲的发展》，新浪网日。)可以说《非洲行动计划》得到了八国集团的高度重视，作为本年度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东道主，加拿大为推动八国集团援助非洲做了大量工作。对此，许多人会问，加拿大为什么对援助非洲如此感兴趣?援非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这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一个主题?八国集团以前也讨论过援非计划，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对非洲援助的高度重视，是否意味着八国集团对非洲国家“口水扶贫”时代的终结?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进行具体分析。　　　　　　八国集团援助非洲的原因　　1.反对恐怖主义的需要。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事件，给美国造成的震撼不亚于珍珠港事件。其他西方国家也从中感到一种危机感，因为谁也难以预料恐怖主义事件什么时候会降临到它们那里。美国虽然取得了对阿富汗军事上的胜利，但至今尚未发现本·拉登的踪影。只要他还活着，西方国家的担心就不会停止。更令它们不安的是，世界上像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不只他一个，仅靠军事打击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它们认识到，要彻底地对付恐怖主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对于恐怖主义的根源，有诸多说法，其中贫穷被公认为是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目前世界上有3位巨富：比尔·盖茨(610亿美元)、投资业巨头沃伦·巴菲特(280亿美元)和有线电视业巨头特德·特纳(91亿美元)，他们3位的财产总和超过48个最不发达国家经济规模的总和。(注：2002  WorldDevelopment  Indicators,The  World  Bank,pp.10-12.)正是因为贫穷，加上全球化，致使许多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在得不到西方发达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国民因贫穷而绝望，因绝望而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讲，贫穷确实是恐怖主义的最大根源。反恐以后，西方国家知道恐怖主义的来源究竟是谁，反对恐怖主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本就是贫穷，而现在非洲是最贫穷的地区，迫切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援助。因此，八国集团要从根本上解决世界有关国家的贫穷问题，就要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扶贫。而非洲是全球最贫穷的地区，所以这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才决定加大援助非洲的力度。　　2.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尽管2001年以来，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但全球化仍是发展趋势，八国集团也有此共识。不容否认的是，西方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它们对消除全球化造成的南北差距拉大、环境恶化乃至非洲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等严重后果理应承担更多责任。正如加拿大总理克雷斯蒂安所言，“西方富国在道德上有责任帮助非洲贫困国家。如果没有非洲的发展，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沦为一句空话。”(注：胡晓明等：《“新伙伴关系”与非洲的发展》，新浪网日。)　　非洲长期受到疾病、战乱和贫困三大问题的困扰，其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水平低，对发展形成严重的制约。目前，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也是贫困人口仍在不断增加的惟一地区。统计显示，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6.59亿人口中，40%的人生活在每天一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到2015年，非洲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再增加2.19亿。非洲15岁以上的人口中，41%的人是文盲。非洲有2亿多人得不到医疗，有1/5的人受到武装冲突或内战的影响。另外，非洲虽然占世界人口的13%，但其贸易出口还不到全球贸易的1.6%，每年获得的投资不到全球投资的1%。(注：胡晓明等：《“新伙伴关系”与非洲的发展》，新浪网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非洲国家在被边缘化。在过去10年里，西方发达国家向贫困国家提供的官方援助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会影响社会安定，而且不利于富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当前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3%，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77.8%，而低收入国家人口占世界的近半数，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世界的5.6%。目前非洲的外债总额高达350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非洲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4和其他商品与劳务出口总值的3倍。(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当代第三世界透视》，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页。)非洲国家迅速脱贫是能否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关键，发达国家在帮助非洲脱贫的过程中应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东道主加拿大的积极推动。加拿大、欧洲一些国家，比美国更重视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问题。这次恰逢在加拿大开会，加拿大欲把援助非洲作为突出主题，因此做了充分准备。加拿大总理克雷斯蒂安即将任期届满，他也期望能在非洲问题上取得突破，好为自己的个人历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本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主席克雷斯蒂安为会议下了很大功夫。为了做好会议主要议题的准备工作，他专门访问了非洲，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注：陈特安：《展望八国集团峰会》，载《人民日报》，日。)因此，在他的心中，关于如何援助非洲的计划已经有了基本框架。他认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上届热那亚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消除贫困的构想，本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则是对《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积极回应。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约有30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8.18亿人口和丰富的资源，有2000种不同语言，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大陆。克雷斯蒂安说：“过于漫长的、失望的‘里程碑’将会被搬开，他们将会有光明的未来。”(注：陈特安：《展望八国集团峰会》，载《人民日报》，日。)　　　　　　《非洲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　　2002年6月西方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发表了重要的《非洲行动计划》，其内容包括：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支持非洲消除冲突和战乱的努力，达成一项关于在非洲发展维和部队的计划，这支部队要在2003年前组建完毕，作为解决刚果(金)、苏丹和安哥拉等国持久内战努力的一部分(注：胡光耀、王星桥：《八国集团计划增加对非洲贫困国家的援助》，新华网日。)；帮助非洲国家增加贸易、促进投资、创造经济增长的环境，承诺为非洲产品出口进入全球市场创造条件，到2005年解决贸易壁垒和农业补贴问题；帮助非洲国家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和艾滋病的防治，许诺帮助非洲于2005年摆脱小儿麻痹症的困扰，支助母亲和孩子抵御艾滋病传染或者影响的有关计划；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生产，改善水利资源的管理等；改善和促进教育的发展，支持非洲国家提高教育质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信息技术。八国还承诺，在未来数年内将各自承诺的对外援助金额的50%投入到非洲。美国和欧盟都已承诺增加对外援助款。美国表示，在2006年前，除现行每年10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外，每年增加50亿美元外援；欧盟的承诺是在未来数年内增加70亿美元，以援助非洲的经济发展；为22个负债较高的非洲贫困国家免除190亿美元的债务。(注：G8Africa  Action  Plan,.)　　然而，与会八国集团也提出了向非洲贫困国家提供援助的条件，即：非洲国家经济向外国投资开放；政府管理要民主公开，可靠的机构和统治是长期或者大规模私人投资的一个基本前提，援款的使用要有效而适当；受援国能改善民主与人权状况；消除腐败等。(注：ibid.)与会八国集团认为，无论它们对非洲提供多么慷慨的援助，都无法保证非洲重债国长期债务的承受力。因此，非洲国家必须改革政府，政府管理要实现民主化，制定和实行稳妥的政策，在进行新的贷款前保持谨慎。最贫困国家要对债务进行合理而有效的管理，这样才能增强非洲国家的债务承受力。与会八国集团呼吁其他债权国加入到该集团行动中去。　　　　　　对八国集团援非计划的评价　　1.为非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众多非洲国家长期遭受债务困扰，因而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有的国家连到期债务的利息都无力偿还，更谈不上进行经济发展和推进全球化了。与会八国集团这次对非洲国家进行债务减免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那些重债国的燃眉之急。与会八国集团在减免债务的同时，还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这样就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非洲行动计划》得到了非洲国家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度评价。安南认为，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束非洲长期以来的冲突，防止不断出现的难民现象，解决无家可归者的生计，改善投资环境，为非洲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本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主席克雷斯蒂安在会议达成协议后说：“这个解决方案代表一个新的开端，代表非洲大陆新的希望。”(注：陈特安：《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雄心勃勃　步履沉重》，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这一计划抚慰了“世界良心上的一块疤痕”(注：易爱军：《八国峰会闭幕　分歧一致并存》，载《福建日报》，日。)。作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创议者的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说：“请允许我在这里说，我  们对于各方的承诺非常满意。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超过对于人的尊重。”(注  ：王世林：《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闭幕》，  。)　　2.八国集团对非援助有限，口惠而实不至。尽管与会八国集团支持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但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是有限的，《非洲行动计划》并没有提出多少具体的行动。八国领导人只笼统地表示，他们在蒙特雷会议上承诺的每年120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的一半“可以提供给非洲”。但是，这些援助能否如期到位仍是个未知数。事实上，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减少。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联合国规定富国必须向穷国、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发达国家也曾就此公开承诺，将官方对外发展援助额定为不低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而联合国最新公布的数字表明，近十年来发达国家对非洲穷国的援助和投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包括优惠贷款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富国向穷国提供的援助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4%，与其所承诺的比例相差甚远。(注：参见黄泽全：《援非重在兑现》，载《人民日报》，日。)非洲得到的发展援助已从1995年的184亿美元降至目前的110亿美元左右，受援额下降幅度达35%，从人均32美元下降到不足19美元。(注：参见黄泽全：《援非重在兑现》，载《人民日报》，日。)　　从八国峰会的历史来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情况屡见不鲜。虽说每次峰会都能提出诸多的建议和解决问题的考虑，但落实起来却是难上加难，比如说1999年提出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由于英、美两国不接受，到目前为止仅仅象征性地落实了一些。(注：参见王世林：《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闭幕》，因此对于本次峰会所取得的成果，许多人也持怀疑态度。这些措施对非洲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然而，援助计划又附加了要求受援国改善“民主”与“人权”状况等一系列条件，而且会议对援助的具体落实措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国际社会援助非洲发展是一件大好事，但“打完雷，就应及时下雨”，西方发达国家应当言而有信，尽快拟订落实方案，让非洲尽早受益。　　尽管会议主办者信心百倍，与会国信誓旦旦，但人们还是对这些发达国家心存疑虑。在近几次峰会上，与会国自始至终都在大谈“世界贫困问题”。尽管八国集团首脑领导人曾宣布关于最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免税贸易的倡议，可是，越来越悬殊的收入与分配结构至今仍很令人失望，这就表明了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口惠而实不至。国际救援组织“行动救援”2002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世界距离联合国制定的2015年前减少一半赤贫人口的目标还非常遥远。该报告敦促八国集团在今后3年内将对穷国的援助翻倍。该报告起草者马修·洛克伍德说：“除非富国彻底改革救援方式，2015年将悄悄过去，而6600万儿童将因贫困而死亡。”(注：BUZZ：《富国仍然吝啬》，载《南方日报》，日。)虽然布什和八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都已在峰会开幕前抛出了援助非洲教育和防治艾滋病的提案，但人道救援团体认为他们许诺的数目距离实际需要相差太远。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八国集团履行其在历次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力度。安南在致八国集团首脑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确立了有关全球发展的总体目标，这一目标应由全人类共同完成。(注：郭立军：《安南呼吁八国集团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　　3.“新伙伴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在援助非洲时往往附加一些政治条件。在本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八国首脑表示，只有符合他们所提要求的非洲国家才能成为其“新伙伴”。虽然“富人俱乐部”表示愿与非洲结成“新伙伴”，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伙伴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不仅援助数额比起实际需要来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非洲行动计划》如何实现也没有落实，同时这项计划还向受援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政治条件，因而这些发达国家的诚意令人怀疑。会议期间，安南带去了联合国关于援助非洲的计划，几位非洲国家首脑也带去他们自己的计划，目的就是配合八国集团努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改进他们本国的在未来数年内将各自承诺的对外援助金额的50%投入到非洲。美国和欧盟都已承诺增加对外援助款。美国表示，在2006年前，除现行每年10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外，每年增加50亿美元外援；欧盟的承诺是在未来数年内增加70亿美元，以援助非洲的经济发展；为22个负债较高的非洲贫困国家免除190亿美元的债务。(注：G8Africa  Action  Plan,.)　　然而，与会八国集团也提出了向非洲贫困国家提供援助的条件，即：非洲国家经济向外国投资开放；政府管理要民主公开，可靠的机构和统治是长期或者大规模私人投资的一个基本前提，援款的使用要有效而适当；受援国能改善民主与人权状况；消除腐败等。(注：ibid.)与会八国集团认为，无论它们对非洲提供多么慷慨的援助，都无法保证非洲重债国长期债务的承受力。因此，非洲国家必须改革政府，政府管理要实现民主化，制定和实行稳妥的政策，在进行新的贷款前保持谨慎。最贫困国家要对债务进行合理而有效的管理，这样才能增强非洲国家的债务承受力。与会八国集团呼吁其他债权国加入到该集团行动中去。　　　　　　对八国集团援非计划的评价　　1.为非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众多非洲国家长期遭受债务困扰，因而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有的国家连到期债务的利息都无力偿还，更谈不上进行经济发展和推进全球化了。与会八国集团这次对非洲国家进行债务减免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那些重债国的燃眉之急。与会八国集团在减免债务的同时，还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这样就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非洲行动计划》得到了非洲国家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度评价。安南认为，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结束非洲长期以来的冲突，防止不断出现的难民现象，解决无家可归者的生计，改善投资环境，为非洲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本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主席克雷斯蒂安在会议达成协议后说：“这个解决方案代表一个新的开端，代表非洲大陆新的希望。”(注：陈特安：《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雄心勃勃　步履沉重》，英国首相布莱尔称这一计划抚慰了“世界良心上的一块疤痕”(注：易爱军：《八国峰会闭幕　分歧一致并存》，载《福建日报》，日。)。作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创议者的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说：“请允许我在这里说，我  们对于各方的承诺非常满意。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超过对于人的尊重。”(注  ：王世林：《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闭幕》，  。)　　2.八国集团对非援助有限，口惠而实不至。尽管与会八国集团支持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但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是有限的，《非洲行动计划》并没有提出多少具体的行动。八国领导人只笼统地表示，他们在蒙特雷会议上承诺的每年120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的一半“可以提供给非洲”。但是，这些援助能否如期到位仍是个未知数。事实上，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减少。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联合国规定富国必须向穷国、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发达国家也曾就此公开承诺，将官方对外发展援助额定为不低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而联合国最新公布的数字表明，近十年来发达国家对非洲穷国的援助和投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包括优惠贷款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富国向穷国提供的援助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4%，与其所承诺的比例相差甚远。(注：参见黄泽全：《援非重在兑现》，载《人民日报》，日。)非洲得到的发展援助已从1995年的184亿美元降至目前的110亿美元左右，受援额下降幅度达35%，从人均32美元下降到不足19美元。(注：参见黄泽全：《援非重在兑现》，载《人民日报》，日。)　　从八国峰会的历史来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情况屡见不鲜。虽说每次峰会都能提出诸多的建议和解决问题的考虑，但落实起来却是难上加难，比如说1999年提出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由于英、美两国不接受，到目前为止仅仅象征性地落实了一些。(注：参见王世林：《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闭幕》，因此对于本次峰会所取得的成果，许多人也持怀疑态度。这些措施对非洲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然而，援助计划又附加了要求受援国改善“民主”与“人权”状况等一系列条件，而且会议对援助的具体落实措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国际社会援助非洲发展是一件大好事，但“打完雷，就应及时下雨”，西方发达国家应当言而有信，尽快拟订落实方案，让非洲尽早受益。　　尽管会议主办者信心百倍，与会国信誓旦旦，但人们还是对这些发达国家心存疑虑。在近几次峰会上，与会国自始至终都在大谈“世界贫困问题”。尽管八国集团首脑领导人曾宣布关于最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免税贸易的倡议，可是，越来越悬殊的收入与分配结构至今仍很令人失望，这就表明了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口惠而实不至。国际救援组织“行动救援”2002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世界距离联合国制定的2015年前减少一半赤贫人口的目标还非常遥远。该报告敦促八国集团在今后3年内将对穷国的援助翻倍。该报告起草者马修·洛克伍德说：“除非富国彻底改革救援方式，2015年将悄悄过去，而6600万儿童将因贫困而死亡。”(注：BUZZ：《富国仍然吝啬》，载《南方日报》，日。)虽然布什和八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都已在峰会开幕前抛出了援助非洲教育和防治艾滋病的提案，但人道救援团体认为他们许诺的数目距离实际需要相差太远。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八国集团履行其在历次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力度。安南在致八国集团首脑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确立了有关全球发展的总体目标，这一目标应由全人类共同完成。(注：郭立军：《安南呼吁八国集团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　　3.“新伙伴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在援助非洲时往往附加一些政治条件。在本次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八国首脑表示，只有符合他们所提要求的非洲国家才能成为其“新伙伴”。虽然“富人俱乐部”表示愿与非洲结成“新伙伴”，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伙伴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不仅援助数额比起实际需要来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非洲行动计划》如何实现也没有落实，同时这项计划还向受援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政治条件，因而这些发达国家的诚意令人怀疑。会议期间，安南带去了联合国关于援助非洲的计划，几位非洲国家首脑也带去他们自己的计划，目的就是配合八国集团努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改进他们本国的 投资环境，以换得西方能对他们多开放一点市场，减免一点债务，多提供一点援助。西方所能够提供的，现在看起来还十分有限。　　4.八国集团对非洲的援助治标不治本。《非洲行动计划》充其量是治标不治本，没有触及国际金融秩序和整个国际经济秩序这个根本问题。在这种秩序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忍受许多不公平待遇。据估计，如果发达国家取消农产品的补贴政策，发展中国家每年就可以增加200亿美元的收入，这比发达国家许诺的援助总额还要多得多。(注：中国中央商务网评：《关注八国峰会与全球化》，。)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改造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秩序，才能消除贫困，缩小差距，逐步推进经济全球化。目前，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非洲非但从中受益不多，而且许多国家越来越被“边缘化”，与富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全球要在21世纪逐步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目标，非洲经济年增长率必须达到5%～7%。如果不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及时向非洲提供适当援助，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只能是纸上谈兵。当然，造成非洲贫困化和脱贫努力难以奏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外援减少和债台高筑。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富国增加对非洲穷国的援助，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不应视为一种恩赐，而应视为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　　5.非洲的希望在于非洲人自己。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只是在客观上起推动作用。外因可能在一定时候对事物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但从事物的长期发展和从其普遍意义来说，内因还是起到最终的主导作用。非洲的长期落后和贫穷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与西方列强的长期殖民统治和掠夺是分不开的。在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中，非洲似乎又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被“边缘化”的危险日益凸显，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非洲的发展不能仅仅靠援助，而必须靠综合治理，多管齐下。消除冲突和战乱，恢复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加强教育，提高人民的综合素质；发达国家取消贸易壁垒，向非洲产品提供市场准入等，这些都是非洲发展的必要条件。非洲的发展归根到底还要靠非洲人自己，找到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而不是靠发达国家的“恩赐”。非洲要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还需要更多的推动力。非洲的命运，说到底，不会也不能由8个国家来决定。八国集团可以给非洲国家提供一定的援助，应该说这种援助受到了非洲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欢迎。但是，非洲的发展最终还要靠非洲人自己。八国集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但很难代替非洲人自身的努力，这是客观事实。把非洲的发展全部寄托在八国集团的援助上，是不现实的。反过来讲，八国集团也不会对非洲国家的发展进行长期而有力的投资。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向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们对别国的援助是为了获得更大利益。按照八国集团的条件，它们对非洲的援助与非洲国家对它们的市场开放程度直接挂钩，这样八国集团就可能从非洲国家获得的利润比它们对非洲的援助还要高。一言以蔽之，天下本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综上可以看出，八国集团对非洲的援助确实在一定时期能促进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八国集团的这种债务减免和经济援助由于附加政治条件太多，且说得多，做得少，以及八国集团援助非洲国家的诚意不足等原因，使得它们通过的《非洲行动计划》的作用和效果注定会大打折扣。非洲国家的发展如果寄希望于八国集团的援助，就会陷入一个可怕的误区，非洲国家的强大和繁荣只能由非洲人自己去创造，非洲的未来在非洲人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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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消费主义的迷醉构成了现代性发展理念的灵魂。由消费主义所制导的发展观，在逻辑与现实中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峙，并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异化和生态环境的危机。环境法走出了消费主义的狭隘伦理观，将和谐理念贯穿于整个法律规范之中，它是站在和谐的角度上反对消费主义。环境法坚持和主导的发展观是协调共生的和谐发展理念，是一种能够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重价值维度的和谐发展理念。关键词： 消费主义；环境法；价值维度；和谐发展　　Abstract：Infatuation with consumerism proves to be the soul of the ideas of modern development. However， both in logic and in practice， the consumerism-oriented development ideas will inevitably trigger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further serious social alien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rises. Forsaking narrow consumerist ethics， environmental law cherishes consistence of norms and rules and resists consumerism from the angle of maintaining harmony. The main ideas of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 law maintains are coordination， coexistence and harmonious evolution， which indicate a tri-dimensional notion that embodies the valu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and man and egos.　　Key Words： consumerism； environmental law； value-dimension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一、消费主义制导的发展理念　　　　就一般意义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特征。但人类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当代语境中的发展又是与国际社会中贫富悬殊以及后来的对于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反思相联系的[1]。　　工业革命在开辟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文明的新时代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关于现代性发展的神话，现代性发展理念在没有批判的征程中可谓是一路凯歌。(注：现代性发展理念是惟经济效益是问的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增长是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唯一目标。现代性发展理念认为凡是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办法都是可行合理的，经济增长是人类的福利，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与其他社会因素相比，增长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经济奇迹之父”称号的德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对于现代性发展理念的表述最为典型。他认为经济上的成就是一切的基础，一切社会决策不能损害经济增长，间接损害也不行。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扩大对自然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获取最大的经济增长。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当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二难问题时，现代性发展理念选择前者，抛弃后者。比如，科斯在谈及河流污染导致鱼类死亡时，他认为要解决的问题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是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他还认为要求工厂对排放烟尘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或责令该厂搬出居民区的解决办法并不合适。西方经济学对发展至上的肯定与崇拜，从理论和实证问题分析上都给予了现代性发展理念支撑。前引观点分别参见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M]祝世康，等，译商务印书馆，8、179R·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这个时代以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标志，使人类拥有了叹为观止的物质力量和日新月异的知识财富，人类消费需求的满足一度成为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同义语。但是，就在人类尽情享受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丰硕成果，陶醉于不断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的时候却发现，消费的急剧增长固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源的大量耗费和废弃物的大量排放。虽然人类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同时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消费活动给人类带来的灾祸似乎并不少于福祉的事实，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人类消费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　　对现代性发展理念进行深刻的透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现代性发展理念缘由于对消费的无批判性崇拜和追从，它在经济生活中的集中表现就是消费至上论或消费主义。毫不夸张地说，对消费主义的迷醉构成了现代性发展理念的灵魂，形成了在经济发展观上的盲目虚妄信念。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一种鼓吹在大众层面上追求欲望满足的消费价值观念，或者说是指超出实际经济能力甚至压抑基本需要的满足而去追求群体心理所推崇的消费水平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消费主义将欲望消费合理化，使欲望获得人的资格且成为人的标志。消费本来是满足人需要的活动，但是随着消费主义形成，特别是进入消费社会以来，消费活动本身却越来越同需要失去了必然的联系。(注： 应当说，消费主义价值观曾经切实迎合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二战后，消费甚至被渲染为一种爱国责任，西方许多国家正是通过刺激和扩大人们的消费，帮助自己摆脱了经济萧条的困境，度过了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转向繁荣，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命运。事实上，就笔者看来，这种消费价值观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自甘堕落，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将刺激消费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当消费被推崇为公民的爱国主义的义务与责任时，大众没有理由不为能亲身将其付诸实践而感到自豪，尤其是当这种实践确实还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超出人们基本需要的物质欲望和心理欲求的时候。由是，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详情还可参阅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消费不再是对需要的满足，而是越来越被人的欲望所支配，并成为支撑生产发展、保障经济增长的金科玉律和绝对有效手段。　　由消费主义所制导的发展观，旨在通过鼓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人为地制造保持高效益经济增长的生产消费循环，这样理解的消费既是现代经济学的追求，又是人生意义的追求。一方面，在现代经济学看来，一切东西都是资源，一切东西都可以转化为商品，进而成为利润的载体。因而，当需要通过使商品满足人们欲望的方式来实现利润时，那么，商品的消亡就是必要的、合理的。而且，商品的消亡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因为通过加快消费速度，就可以节约单位商品的流通时间；通过增加消费量，就可以提高单位流通时间的商品流通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加快商品的流通，进而实现利润量的增值，实现经济的增长。“确保适度的经济增长，保持人们雇用、就业的机会，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种至上的命令。万一生产活动缓慢，经济停滞，连续发生企业破产和生产缩小的事态，就没有增进福利的希望”[2]。因此，在这样扩张性的经济学的盘算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是最经济的、最合理的。作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价值支撑的消费主义也是最合理的。另一方面，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体现为消费的质和量的角度来看，越能大量消费就越能体现人生意义和价值，“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是‘消费更多的物质是好事’的美学意识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的伦理观念的总和”[3]，而大量消费需要大量生产，也必然要求大量废弃，由是在这样的价值观视野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也是最有价值的了。因此，市场和生产者总是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刺激消费需求，并不断满足消费者无限膨胀的消费需求，从而保证生产空间的扩大和经济持续的增长。　　现 代 法 学 秦 鹏：论环境法发展观的价值维度——面向消费主义的批判与超越总之，消费主义从社会宏观的经济模式和个人微观的价值追求两个维度支持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然而，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自然资源是无限的”这一假设之上的，现代性发展理念忽视了一个生态学真理，那就是地球这个生态系统是有限的。现代性发展理念主张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所导引的人类欲望将超越地球生态圈的承受限度，而大量废弃所造成的垃圾过剩将超越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转化限度。可见，今天所面临环境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资源枯竭和废弃物过剩——是直接由这种经济模式造成的。对此，艾伦·杜宁曾指出：“迎合全球消费者社会的经济学对于人类共同的地球资源遭受损害应负最大份额的责任。”[4]同时，这种发展理念还使人类在消费过程中丢失了自我，成为依赖于物的人，人与人的关系物化而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表现为代际不公，即因本代人挥霍过度地消费、滥用自然资源，占用了属于后代的资源，威胁后代的消费能力及生存权利，还表现为代内不公，即穷人和富人、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消费不公，消费中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现象还是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及国际恐怖主义肆虐的重要原因。　　消费主义价值观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节节胜利与科技革命的推动而深入人心的。这不仅使社会的精英阶层对“消费万能论”深信不疑，就是社会的普通大众也坚信消费促进增长论。消费主义如果只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自由选择，那倒无可厚非，但消费主义却成为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活价值观念，并企图以裹挟一切之势，从全社会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追寻的定位导向系统的高度来为消费社会的经济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其影响已关乎整个文明的发展方向[5]。事实上，这种消费价值观制导下的发展模式已经给全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异化和生态环境的危机。　　二、环境法发展观的理论解读　　法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法治社会的形成不仅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且依赖于法律思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是伴着历史实践的脚步由人们对生活秩序的理想设计并历经一定的变革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法治观念的变革，常常是法律革命或改革的先导[6]。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无数学者从自然科学、哲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法学等多方面对西方几百年的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彻底的批判，并试图找到变革现代性发展理念的解决路径。法作为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再次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法学领域反思现代性发展理念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伴着各国对理想法治模式的艰难诉求，在多种思潮前赴后继涌来的当代世界，在人与生境冲突几近无法挽回的情势下，法治生态化己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尤其在人类步入生态经济社会的今天，亟待生态法律来调整人们在保护和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使之既符合生态规律，又符合社会经济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7]。　　环境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律部门，正是在人类对生态法律终极诉求的过程中伴随着人与自然冲突日益加剧却难维持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反应。环境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坚持生态主义伦理主导的法治观即生态法治观。与传统法治观“只是一种即时的、非历史的价值观”[8]不同，生态法治下的法律受体或当事者不限于当代人类，它还包括未来主体或非人主体，他们都是非意识自觉或非现在主体，缺乏法律所要求的完全行为能力。这表明，在这样的法律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而相对当事者或关系者却是被动的。如此之情形，必要求我们的法律需强化人方的责任、义务，要求人有利他的伦理关照和付出。这正好与人类意识自觉的主体概念相吻合。人类之性的自觉和智的能力都要求它在生态法治中具有守衡、和谐、中庸的观念，并依之立法、司法，只有这样，才足以形成有利于人自身、环境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共同秩序，才足以保障这种秩序中的公平、正义、合理原则的实现[9]。这充分彰显出生态主义是支撑整个生态法治大厦的基石。生态自然并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相反，人类倒是由生态自然所创造，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必须与生态自然的存在方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的法律规范也必须与生态自然的运行法则相适应[10]。就消费领域而言，环境法正是基于这一点，承认消费问题不仅仅是反映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反映了人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作为生态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并不能超乎生态自然法则之上，人类在生态自然中的各种活动必须受到生态自然法则的约束。人类的所有消费活动都是以生态自然为基础的，人不过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分子，他与自然万物密切关联构成了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人类在行使自己消费权利的时候，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如果我们把“己欲立而立人”这一道德金律推广或应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那就意味着人希望自然怎样待他，人也应当怎样对待自然。而环境法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通过对包括社会主体消费行为在内的行为干预和调整，促使人类重新省察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诚如庞德所言，法律的使命在于“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小的阻力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以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11]具体来说，作为一种以生态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法律规范，其不仅要实现人类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的转变。也就是说，环境法以维护人类和生态的共同利益为己任，强调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重建要求，力图消除人类消费活动中所带来的种种对立和不协调，从而在消费活动中培养出社会公众自觉的生态法治意识。　　环境法走出消费主义的狭隘伦理观，将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最高的道德命令，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终极价值。环境法所坚持的生态主义价值观认为，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存在于满足需要的消费之中，在更加广阔的范围之内，还存在于与自然总体进化的关联之中。消费主义尽管以感官为支配，满足了人的情绪、欲望和快感，但却排遣良知、觉悟和信仰，终是无法摆脱人类贪婪与物质的强大张力，使人的欲望无度地膨胀，并无视周遭生境的困窘，对自然的戕害几近无法挽回。长期以来，在对待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时，人们已经习惯了不顾一切地追逐消费欲望的满足，把人类欲望的满足当作是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其实，正是由于人类把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把人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而一味地对自然加以索取和破坏，才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化。消费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它本身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没有认识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事物在本质上是互相联系的，“生态和社会领域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自然界的组织无论如何都是与人类的组织联系在一起的”[12]，人类消费行为的选择自由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极限所束缚，必须保持在自然系统的价值范围之内。虽然把消费问题的肇因仅仅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有些简单化，但地球上所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和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又无不与人类的消费活动息息相关。“错误在于人类社会——在于社会用来赢得、分配和使用那种由人类劳动从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资源所摄取来的财富的方式”[13]。　　应当指出的是，环境法在强调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时，并不是为了遏止消费和经济增长。面对当前全球性的生态灾难，一方面要看到“贪婪和短视”的危害，看到环境法所主张的合理消费观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贫穷就是最大的污染，停止发展就意味着倒退，它将带来比发展所造成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恶果。尽管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造成了自身生存环境的巨大威胁，但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类就必须要消费，人与自然界就不可避免地相互作用，并必然引起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变化。在对待生态危机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停止发展、回归自然才是惟一的出路。环境法坚持整体有机的生态思维，从其调整和规制的内容就可以看出，环境法是引导社会公众塑造健康文明、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活方式，是限制奢侈过度消费鼓励适度理性消费，是强化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的社会责任的法律规范。环境法承认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和整体性，不是要求社会公众单向片面地为生态平衡而放弃消费活动和生活水平的增长。环境法主要满足人的正常需求，对正常需要之外的欲求满足有选择地进行，使之更多地在生态主义维度上获得实现。它坚持生态主义的整体有机思维，并不否认人类的生存权，也不让人的消费行为逾越生态承受能力，更不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甚至不否定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它只是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社会的经济增长、对自然的影响限制在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笔者认为，环境法是一种限欲的法律，它有关人的欲望的关键词是限制和升华。基于生态思维，并不是人的任何消费欲求都应该满足，人若想作为一个“类”平安而无害地生活在生态圈中，就必须适当地限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由习惯于通过物质消费来满足欲求的“商品动物”升华为灵性的存在。对于这种以限制为关键词的制度，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在探讨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时进行过阐释：“我们正在探索一种语言，它的关键词看来是‘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开发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涉的限制。”[14]受限制的不仅仅是人的征服欲、占有欲、享受欲，更包括人以为自己能够开拓无限的自大与高傲。这就要求人在消费活动中虔诚而谦卑地对待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法是和谐性法律、限制性法律而非遏止性法律，是制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环境法将和谐性理念贯穿于整个法律规范之中，它是站在和谐的角度上反对消费主义，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因此，和谐发展观与现代性发展理念，或那些传统的谋生性发展观、增长性发展观有着根本的区别，无论从应然或实然的角度，环境法所坚持和主导的发展理念就是协调共生的和谐发展理念。　　　　三、环境法发展观的三维价值　　　　基于当代世界的现实，笔者鲜明地指出，当代世界生态灾难社会异化的根源不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本身，而是现代性发展理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笔者认为，环境法所坚持的和谐发展理念启示我们，只有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重价值维度上全面评价包括消费方式在内的发展模式，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超越消费主义，也才能超越现代性发展理念和非科学的发展观。　　(一)人与自然的价值维度　　近代以前，西方和中国的自然观有些接近，那就是将自然自身理解为有意义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就蕴含着充分的意义，这与我们今天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所理解的没有自身意义的自然是有明确区别的。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成为支配世界命运的东西，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在当今的最高成就，已经被接受为现代世界观的基础，接受它就意味着接受一种将自然看作对象的思维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和原始人的区别就在于原始人没有技术，必须生活于自然的环境中，而现代人却以拥有技术而自以为成为世界的主人。为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原始人对他们的生存环境的认识达到了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非洲的布什人居住在地球上最贫瘠的地区，食物和水都极度匮乏，气候也很严酷，在他们的生存条件下，现代人可能是无法忍受活不下去的，但是这些人仍然幸存地活着，因为他们有着对自然的一种难以置信的精湛了解[15]。与此相反，现代人却对他们的环境知之甚少。现代人不必从太阳那里得到所需的热，也不必在阳光强烈时躲避它，现代人可以靠技术制造出来的空调取暖和避暑。　　于是在技术的作用下，现代人被诱入了一种致命的错觉，通过他们的各种机器，现代人已经可以离开那个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了。为了满足人类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近代以来，人类生产了许多为我们提供了生活方便的东西，满足了我们需求欲望的东西，包括我们最为之庆贺的技术上的成就，如汽车、化肥、喷气式飞机等等，甚至就是现代工业本身，从消费得以满足的角度来看，人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从生态环境的角度上看，人类又都是失败者。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消费欲望的扩张，使传统的人与自然之间亲密的存在关联成为不可能的了。　　传统发展观鼓吹在大众生活层面上进行高消费的价值观念、文化态度或生活方式，它主张通过加速从生产到消费的周期循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发展观却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挥霍浪费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这种价值观念立足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的事实，想当然地以为地球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可以无限制地任意利用，完全忽视了自然价值和生态伦理对人类的重要性。尤其在法律方面，它仍然全神贯注于个体“人”的权利，特别是无限制的追求财产和开发土地的权利[16]。从自然观角度看，传统发展观对自然的错误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及其所派生的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视自然界为可以任意肆虐、征服的对象，而把人类自己视为地位至高无上、能完全主宰自然界的主人。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则乐观地相信基于科学技术能够在征服大自然的基础上建立起物质文明的王国，能够绝对有效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人类社会可以永远地一路凯歌勇往直前。“如果我们相信自然除了为我们所用就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就很容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欲望，也没有什么能要求我们的关注超越人类的利益。”[17]当这些思想在消费层面衍生出消费主义的时候，出现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对立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其实，在应然层面和本真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全面、多维、健康、和谐的，当代此种关系的异化就在于上述全面健康的关系被传统发展观的逻辑泯没了，而且消费主义的形成和传播无疑使此种情形雪上加霜。环境法站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维度上，限制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消费，着力恢复人与自然全面健康、和谐共生的关系。环境法借鉴中国先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价值追求，限制人类的贪欲和功利心，反对今日社会无处不在、为刺激人类欲望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消费主义。“如果人类希望生态系统能够继续容纳他们，则必须保证他们赖以成为一个能生存下来的物种的生态条件的普适性。”[18]作为一种对自身有明确意识的存在，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并非仅仅是为了生理生命延续的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消费者与消费对象的消费关系。环境法所反映出来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极力倡导一种与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和发展模式，体现了对和谐自然平衡的追求。　　同时，环境法所坚持的生态主义，肯定人内在于自然之中，和自然有着共同的命运，认为尊重和保护自然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己，而且人类有责任和义务维护自己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环境法中的制度和规范无不是否定人类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要求人类在包括消费活动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中遵守其所应遵守的界限，限制人类感性欲望或理性能力的肆意流溢和宣泄，避免人自身成为生理欲望或其他单一维度的异化物，改变人们无限地满足自己消费欲望的行为，使自然得到切实有效地维护，保持人类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关系。　　(二)人与社会的价值维度　　人是社会的动物，而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为所有人类活动都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是生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起”意味着这是一种离开人类社会就无法想象的行动；生活是人类独有的特权，它依赖于他人的在场[1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是一种以社群方式生存的动物，而且是一种离开了社会就不可以独立的动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20]。这表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人而言，存在就意味着与他者共存，他的实存就是与社会的共处。　　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辩证而复杂的，一方面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因为社会往往容易成为类似于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怪物，以所谓的普遍意志凌驾于每一个个体的人之上[21]。 “从逻辑上说，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这是社会中的两极，是所有文明社会任何时候都面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实际构成了历史的运动。”[22]德国法学家柯勒(也译科勒)指出，法律原则必须符合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交错这一文明生活的主要杠杆的运动趋向[23]。所谓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交错，就笔者所理解的语境而言，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了避免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就有待于制度的安排。正如哈耶克所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由自私的动机所左右，而在于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遍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24]纵观人类千年法律史，法律的演化发展也确实无时无刻不印证这一点。　　人类在近代初期，从古代对自然的敬畏与中世纪对神灵的崇拜中找回了人性的价值与自尊。近代法治刚刚确立了人的崇高地位，人类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对物的占有，以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求。征服自然的苦战使人的消费欲望不断得以满足，但也使人的身影和生活淹没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发展经济一味满足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是不利于人自身发展的，现代社会高度的工业文明和消费的满足不等于人的真正进步。相反，人类在单纯追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