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模式”内涵变迁 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力量的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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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及其变化
“土耳其模式”是 20 世纪土耳其历史发展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领导土耳其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最终赢得胜利，并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了共和国。土耳其经历从 “瓦解”到 “新生”的历史性嬗变，在国家发展定位上，以 “脱亚入欧”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开始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习俗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进程，其主旨就是世俗化、民族化和现代化，逐渐形成了以凯末尔主义为核心的 “土耳其模式”，从而奠定了共和国世俗政权的基本属性和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又重塑了 “土耳其模式”，在不同程度地改变 “土耳其模式”的内涵，进而引起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形成了新、旧不同版本的 “土耳其模式”，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1. “土耳其模式”的基本属性及内涵
凯末尔时代的革命和改革实践不仅确立了 “土耳其模式”的世俗性质，而且规定了它的基本内涵，即以共和、民族、世俗、国家、平民和改革为内容的 “六大主义”———又称凯末尔主义。凯末尔时代 “土耳其模式”亦即凯末尔模式，其内涵可以概括为:
第一，推行 “激进世俗主义”(Assertive Secularism，or Laicism)。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世俗化方式有两种，消极世俗主义和激进世俗主义。①前者主要强调宗教与政权相分离，后者则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土耳其采取的是激进世俗主义，即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不仅废除哈里发制度，实行政教分离，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将宗教置于国家的严密掌控下，通过设立了 “宗教事务局”( “Diyanet”，土耳其语 “迪亚奈特”)，使宗教人士转变成国家公务员，使其职能发生改变，进而达到从政体、国体、社会及习俗诸层面的彻底
的世俗化。许多学者强调土耳其世俗化的核心是国家控制宗教。著名伊斯兰研究专家埃斯波西托则将这种类似于法国式的土耳其世俗化 (也包括突尼斯)称为 “战斗的世俗原教旨主义” (Militant Secular Fundamentalism)，认为这类国家 “就其历史和现阶段情况看，世俗主义不是简单地政教分离，而是一种反宗教和反宗教学者的信仰”。与此同时，凯末尔政权运用国家力量、依托军队和世俗精英巩固世俗化成就，捍卫国家政权的世俗性质。可以说，凯末尔将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推向了巅峰。
第二，确立以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凯末尔时代将民族主义理念塑造成国家的主体意识，从而强化民众对民族 － 国家的认同，取代了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及其宗教认同。应该说，现代土耳其区别于奥斯曼帝国的核心之处就是前者强调民族国家认同，而后者强调宗教认同。民族主义为世俗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是对奥斯曼帝国政治理念具有颠覆性的关键所在。其中，重构土耳其历史则是凯末尔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凯末尔时期通过编写历书著作、挖掘土耳其历史来强化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土耳其史观”的建立则是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顶峰，进而为民族国家认同奠定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当土耳其民族主义取代伊斯兰教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意识形态之时，民族主义就变成了公民宗教，即共和国的新 “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和激进世俗主义相互依托，就构成了土耳其模式的两大核心要素。
第三，实行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凯末尔时代在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上，主要依靠国家政权干预，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发展国有经济，推动工业化，实行国有化，并将全部对外贸易收归国家管理，因而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点。这一时期，土耳其运用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第四，遵循激进的西方化倾向。凯末尔的土耳其模式在国家发展定位上以欧洲发达国家作为现代文明的典范，推进全方位的欧化改革，以便达到欧洲式 “现代”文明程度，最终融入欧洲文明圈。凯末尔将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视为落后的象征，为此，大张旗鼓地改革旧传统和习俗，试图割断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除了文字、度量衡以及社会习俗、服饰改革外，清真寺宣礼语改用土耳其语，以适应民族化的需要。凯末尔还于 1934 年提出将穆斯林星期五聚礼日改为星期日，改变礼拜仪式等 (后因穆斯林不接受而作罢)。
凯末尔时代 “土耳其模式”具有权威政治的属性。一方面，世俗化、民族化改革的实行借助于凯末尔 “克里斯马”式人物的崇高威望和强力部门的推动; 另一方面，这种世俗化、民族化改革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即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取代宗教认同，以彻底的世俗化削弱宗教集团的优势地位，从而完成了民族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建构，巩固了世俗共和政体。从历史发展视野看，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是以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来强化其合法性，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政治权威，而凯末尔改革则是以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权威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从统治类型上看，凯末尔改革其意义在于完成了由传统权威主义向现代权威主义的转变。凯末尔时代的 “土耳其模式”就是这一历史性转变的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土耳其政治由权威政权向半权威政权再向民主政权过渡的过程，“土耳其模式”也随之而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则归因于土耳其历史的演进。
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着 “土耳其模式”的内涵。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土耳其逐渐进入了半权威政治统治时期，“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出现变化，突出表现在: 40 年代中期，土耳其共和国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随即启动了竞争性选举，开始为 “土耳其模式”注入民主政治的新理念。接着，80 年代厄扎尔执政时期开始推动经济自由化改革，又为 “土耳其模式”增添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等要素。与此同时，土耳其社会内部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导致社会动荡加剧，冲突不断，土耳其先后发生 3 次军事政变，经历了军人集团干政又还政的特殊发展时期。1997 年，土耳其军人又以 “软政变”的方式，结束了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的执政 (该党随后被解散)。于是，军队作为土耳其世俗政体的守护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这也构成了 “土耳其模式”一个十分独特的特点: “文官执政、军人监国”的政治治理格局以及有限民主和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因此，在整个 20 世纪后半期，尽管 “土耳其模式”的内涵有所变化，但以激进世俗主义为特点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
2.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内涵
进入 21 世纪以来，正发党的上台揭开了土耳其历史发展进程新的一页。正发党及其代表人物埃尔多安的执政理念在不同程度上塑造并修正着 “土耳其模式”，从而使得 “土耳其模式”深深地打上了埃尔多安本人的烙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以及正发党执政理念的新版 “土耳其模式”。所谓的新版的“土耳其模式”是指在维持国家政权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强调维护传统伊斯兰价值观，注重以道德观念、准则作为社会的规范，提倡在尊重宗教自由前提下推进世俗主义和民主化，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的重要内容; 主张通过改革扩大公民权利，改善人权，发展公民社会，等等。具体而言，“土耳其模式”的这种新变化表现在:
第一，从激进世俗主义走向消极世俗主义 (Passive Secularism)。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指出: “世俗主义就其概念而言有两个方面涵义: 一方面是国家的构建不应当根据宗教法律来实施，另一方面是国家应当保持中立，予以所有信仰者同等待遇，并保证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2011 年 9 月 “阿拉伯之春”之际，埃尔多安出访北非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诸国，多次表达对世俗主义的看法。他在访问埃及开罗时说: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就是作为治理国家的穆斯林———能够与所有信教者 (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等) 保持同等距离。我自己是虔诚的穆斯林，同时又是世俗国家的总理。世俗主义并不是宗教的敌人。”随后，埃尔多安在访问利比亚时，针对许多媒体关于世俗主义的误解，特别指出: “世俗主义 (Secularism) 一词被翻译成 “无宗教信仰的” (Irreligiousness)，这是对该术语的曲解，世俗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宗教”，并强调，土耳其选择的世俗主义类型不是盎格鲁 － 萨克逊式或西方式的世俗主义。土耳其国家是世俗的，但作为个体则不是。虔诚的穆斯林能够成功地治理一个世俗国家。姑且不论埃尔多安世俗主义思想是否严谨和周密，这一事实显示的重要变化是土耳其当政者的一种 “新世俗主义”态度: 坚持国家的世俗性质，摒弃了激进世俗主义，转变为消极世俗主义。
第二，发展民主政治，限制军人的权力，逐步改变 “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治理格局。正发党是借助民主选举高票胜选才上台执政的，又通过选举继续执掌政权，从而创造了土耳其的正发党时代。可以说，民主既为正发党的上台执政提供了舞台，又成为正发党保持执政合法性的基石。因此，正发党自我标榜为 “保守民主党”，发展民主政治，从而使民主政治作为 “土耳其模式”的核心要素。与此同时，正发党执政下，通过修宪公投等步骤，逐步形成文官政府对军人的强势，引起了军人与文官政权关系上的重大变化———军人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边缘化。近年来，土耳其政府对军界高官的审判显示了对军队的控制力。由于正发党政府社会经济成就突出，在多次选举中赢得民众的支持，民意基础雄厚，土耳其社会相对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军人发动政变的企图，也初步改变了 “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政治治理格局。因此，有学者认为土耳其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政治发展时期，2002年以前是军人监管下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政治发展模式，而 2002 年以来是自下而上解构军人监国的民主化政治发展模式。
第三，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厄扎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历经 20 余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伴随着这一进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受到削弱，私人资本有了较快发展，一个新的群体———有着深厚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逐渐形成。该集团不仅支持自由经济政策以减少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作用，而且要求更大程度上的宗教自由。20 世纪 90 年代，该阶层曾是繁荣党的支持者，如今则是正发党的铁杆支持者之一。因此，正发党执政后，继续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理念，强调市场经济，重视外国投资，支持私有化进程，不赞成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既迎合了新崛起群体的要求，也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土耳其经济发展。
第四，在东西方关系上，从追随西方到 “向东看” (Looking East) 的平衡外交，突出自主性。正发党着眼于土耳其多重属性和社会现实，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从完全倚重西方到重视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加快 “向东看”步伐。这反应了埃尔多安政府的执政理念及其国家发展定位，意欲凭借土耳其地缘优势和多重属性，构筑 “战略纵深”，实现强国之梦。在对外关系上，一方面，推动加入欧盟谈判进程，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有着相同文化价值观的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在融入欧洲频频受挫之后，开始寻求新的突破口，渐渐偏离了面向欧洲的凯末尔主义，从而开启了被称之为 “新奥斯曼主义 (Neo － Ottomanism)”的新外交路线，即具有 “东向”倾向外交路径。事实上，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实质上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平衡外交，它并不意味着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重心从西方完全转向东方，也不意味着背离西方国家，而是一种 “东、西并进”的战略选择，凸显其自主性。
由上观之，比较凯末尔时代的 “土耳其模式”与埃尔多安时代的 “土耳其模式”，两者最核心的共同之处在于: 土耳其国家及其政权的世俗性质。而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 前者具有权威政治属性，后者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属性; 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和修补。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既是时代发展的反映，又是土耳其社会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新版的 “土耳其模式”显示了正发党寻求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平衡、文官政府与军人集团之间的平衡，以及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平衡，兼顾传统历史文化元素和价值观，迎合了社会下层虔诚穆斯林的诉求，回归伊斯兰传统价值。如果说 “土耳其模式”是自上而下统治精英以革命的方式加以确立的话，那么，“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则是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教俗力量较量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的民主化、多元化进程为土耳其伊斯兰教复兴提供了机遇———并为其崛起开辟了道路。在教俗力量较量与制衡过程中，一方面，伊斯兰势力能够通过民主、合法选举等渠道表达其诉求，另一方面，伊斯兰势力自身也在发生变化，从封闭保守向务实开放以及温和化的转化。反过来，伊斯兰势力支持民主，认同民主的政治理念。正因为如此，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往往成为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许多人认为，恰恰是世俗精英 (特别是军人集团) 在阻碍着民主化进程。此前，凯末尔主义者是西方化的改革主义者，宗教保守势力抵制这种变化，而现在 “具有宗教倾向的民主力量则是按照欧洲的准则推进政治改革，凯末尔主义者则抵制这种变化”。
“土耳其模式”新变化的影响及其局限
新版的 “土耳其模式”其重要性在于: 伊斯兰与民主的相容趋势; 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温和化趋势; 土耳其国家发展定位的自主性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版 “土耳其模式”的影响将是重大而深远的。
在中东国家，“土耳其模式”之所以受到许多人青睐，原因在于 “土耳其模式”本身的变化。换言之，许多中东国家青睐的是正发党埃尔多安的 “民主模式”，并非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凯末尔模式。正是新版的 “土耳其模式”才彰显其吸引力和影响力。
近十年中，土耳其经济繁荣，国力日趋强盛，并积极谋求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土耳其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中东国家。当前，中东的很多国家正面临政权不稳、政治动荡的危机局面，而土耳其却 “风景这边独好”。
第一，土耳其通过较为漫长的民主化过程基本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民主逐渐成为土耳其政权合法性基础和政治理念，民主理念得到土耳其民众广泛认同，这是土耳其在整个中东地区引为自豪的资本，构成了土耳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于是，在目前中东多数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巨大考验面前，土耳其的民主制度显现的优势为许多中东国家民众所青睐。
第二，正发党的执政路径已经产生了某种示范效应。正发党吸取其前身繁荣党的教训，选择温和、务实的政策，在执政理念上自我标榜为 “保守民主党”，强调宗教价值观的重要性，推进民主，并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走上权坛的埃尔多安本人的转变具有典型性。他放弃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激进伊斯兰主义主张，接受世俗主义。正发党选择温和、务实的政策以及所取得的非凡经济成就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收益，2002 年 11 月，正发党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赢得了 34. 2% 的选票和66. 4%议席; 2007 年该党又在选举中夺得46. 5%选票和61. 5%议席。2011年 6 月，该党获得了 49. 8% 的选票，继 2002 年和 2007 年之后第三次单独组阁。选票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是衡量民意倾向的风向标。正发党的高票胜选，连选连任，所获选票比例稳步上升，这一态势表明该党的民众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埃尔多安的影响力已超越国界，他已成为中东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而正义与发展党也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当下阿拉伯众多国家民众谋求政治改革的模板。
第三，土耳其作为非资源型国家，其经济发展成就具有示范意义。正发党执政仅 10 年即取得了重要成就，土耳其社会经济面貌有了飞跃性发展。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1 年的 1 455. 73 亿美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7 224 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2001 年仅为 2 100 美元，2008 年就达到 10 160 美元。2011 年，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土耳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 8%。土耳其由此从世界第 26 大经济体跃升为世界第 16 大经济体，成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中一颗耀眼的 “新星”，并跻身 “二十国集团”(G20)。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新版的 “土耳其模式”显示了伊斯兰教与民主、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的相容性。此前的 “中东例外论”、 “穆斯林例外论”的基本观点强调伊斯兰教与民主的截然对立，那么，土耳其的长期实践则用事实解答了这一争议; “土耳其模式”取得的成就———尽管现在还不能说土耳其模式就是成功的，成为在伊斯兰世界走向现代化繁荣富强的典范。特别是2008 年以来，金融危机肆虐，在美欧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之际，土耳其的强劲发展势头，不仅其影响力得以提升，而且也显示了这种模式的前景。土耳其的向东看战略选择以及阿拉伯国家政治变局，阿拉伯国家政治变局向何处去? 这一特殊时期，土耳其模式似乎给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许多中东国家领导人对 “土耳其模式”表示出浓厚兴趣。普通民众则是向往土耳其的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难看出，新的 “土耳其模式”对于政治变局中的中东国家产生了吸引力。但是，“土耳其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阿拉伯国家却是值得疑问的。
如前所述。土耳其模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性，由此而决定了阿拉伯国家很难效仿或复制土耳其模式。其独特性表现在: 第一，就历史发展背景而言，奥斯曼帝国一直雄踞西亚，并未丧失独立，而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有着沦为殖民地的惨痛经历; 奥斯曼帝国的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由来已久，而土耳其伊斯兰教受苏菲学说影响甚大，有较强的适应性，这些是其他阿拉伯国家难以相比的。第二，凯末尔的激进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改革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其中，奥斯曼帝国素丹、哈里发被废除的根本原因是民族独立战争时期倒向了对立面，成为土耳其革命打击的对象，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否则就很难设想废除素丹制和哈里发制。而凯末尔作为革命英雄，其感召力和影响力在当时是空前的。这些构成了凯末尔革命和改革的逻辑起点。第三，土耳其长期与西方保持特殊的关系，既是对抗苏联、维护其自身安全的需要，反过来，也接受了西方从价值观到制度模式的影响。第四，土耳其军人干政又还政于民的经历是极其独特的，“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政权格局反映了军人并不直接掌管政权，且还政于民的过程本身也说明军人集团与极权独裁是有区别的。这种情况与阿拉伯国家差异甚大。第五，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势力走向温和化的关键的是有着合法参政的渠道。通过民主的方式满足其诉求，于是，土耳其伊斯兰教力量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不反对民主，相反，从民主化过程中受益，支持民主就成为土耳其伊斯兰势力越来越明显的意图，可以借此实现其政治抱负。
上述土耳其模式的独特性表明，阿拉伯国家难以复制该模式。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其经验和教训，关键在于人们的选择。从中东变局看，绝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看好土耳其正发党上台执政的路径与方式。伊斯兰势力对“土耳其模式”的兴趣集中于通过选举上台取得合法性，因此民主途径是取得合法性的最有效手段。同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是加强合法性的根本保证。而从对土耳其模式的态度看，各国实际上是各取所需，尤其是在对待世俗化问题上。例如，突尼斯伊斯兰领袖拉希德·加努什在许多场合表示要突尼斯仿效土耳其模式，但他最近则表示突尼斯不需要世俗主义。显然，阿拉伯国家对于土耳其模式的借鉴更多地将集中于如何逐步推进民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上，而不是世俗化。
另一方面，“土耳其模式”本身存在着局限性，尚未定型，处在过渡之中。首先，两大变量势必成为塑造 “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及其变化方向的关键因素: 一是教俗之间的斗争以及教俗微妙平衡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是军人对政权影响。伊斯兰政治势力的转型和军方的角色是决定着土耳其模式性质的最重要的变量，两大变量的消长以及它们在国家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直接关系着土耳其的走向。其次，土耳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全球经济衰退趋势并未好转的情况下，土耳其经济发展也同样面临诸多挑战，一旦经济发展受阻，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必将给新版的“土耳其模式”带来考验。第三，正发党的强势地位已经形成了 “一党独大”局面，正发党执政下对自由的限制引发了诸多批评，也在不同程度上损害着民主政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强势的正发党究竟将土耳其引向何方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在土耳其国内一直传闻正发党有一个所谓 “秘密议程”，即最终改变国家的世俗性质的计划。第四，在对外政策上，土耳其回归中东，强调伊斯兰属性，逐渐介入中东风暴的中心，使得近年来推行的 “与邻国零问题外交”发生改变，土耳其如何运用其影响力也在直接或间接影响 “土耳其模式”的走向。凡此种种，它表明土耳其模式本身存在着局限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恰恰说明土耳其民主实践仍然是不成熟的，发展民主、巩固民主是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版 “土耳其模式”仅仅是个起点。未来，新宪法的制定将是判断土耳其模式走向定型的重要标志。
现代土耳其经历了从奥斯曼帝国瓦解到共和国新生的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进入 21 世纪的土耳其迈入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其标志是在世俗共和国框架下形成了一种新版的土耳其模式，这既是对以往土耳其共和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超越，也是对新世纪土耳其发展定位的重新审视。它不仅为土耳其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也引发了人们对世俗主义、西方化、现代化等问题的反思。目前，土耳其正处于历史发展的上升时期，土耳其的发展和繁荣为新版的 “土耳其模式”实践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前景。未来土耳其的发展将验证新版 “土耳其模式”能否成为现代化探索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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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王晋：土耳其嘴上说着世俗化，身体却在伊斯兰化
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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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土耳其国会议长伊斯米尔o卡拉曼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候声称：“我们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有一部宗教宪法”，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由于卡拉曼来自于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因此卡拉曼的言论被认为是“正义与发展党”的观点，很快就遭到了来自反对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声讨与批评。首都安卡拉甚至发生了民众街头抗议事件，一些世俗主义支持者组成了“六月联盟”（2013年6月，当时大批年轻学生和世俗者曾经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时任土耳其总理的埃尔多安下台，笔者的一些土耳其朋友也加入当时的抗议游行之中），打出了“我们绝不要一个伊斯兰法和哈里发的宪法”的口号。
面对蜂拥而来的反对浪潮，卡拉曼很快就转变了语气，声明他要求废除宪法世俗化条款，只是表达了他的个人看法。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总理达武特奥卢也立刻和卡拉曼的言论划清界线，埃尔多安说，作为国家，土耳其和所有宗教都保持同等的距离。达武特奥卢表示，世俗化原则在宪法修订后依然会保留。他同时也强调，虔诚的穆斯林不应当被歧视。达武特奥卢说：“在我们的宪法中，我们将为自由的世俗主义理念提供空间，但是这不包括威权化的世俗主义。”
卡拉曼的表态，让笔者想起近期埃尔多安针对联合国改革发表的一通“意见”，埃尔多安近日表示，联合国安理会的安排很不公平，用埃尔多安的原话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都是‘基督教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这段话既让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贴上了“基督教国家”标签，也留了个难题给世界：要是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是不是以色列这个犹太教国家也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土耳其国会议长卡拉曼
资深的卡拉曼
卡拉曼是土耳其国内著名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政客，也是埃尔多安的重要盟友和“正义与发展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卡拉曼出生于1940年，在其年少时期，刚刚目睹了二战烈火的土耳其正经历着如火如荼的国内政治动荡，年轻一代的运动者希望能够打破由“共和人民党”和世俗主义者所把持着的日趋僵化腐败的土耳其政治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当时国内的右翼伊斯兰民族主义者。
而卡拉曼就是这个时期杰出的右翼年轻阵营领袖。年纪轻轻的卡拉曼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成为了土耳其右翼伊斯兰民族主义重要团体“土耳其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后来的“正义与发展党”创始人和领导人、土耳其前总统居尔当时只是其手下的一个“执委”，而现在的土耳其总统、“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埃尔多安，在当时只不过是“土耳其全国学术联合会”中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卒而已。
卡拉曼的政治主张以及其本身的丰富经历和人脉，使得其在土耳其政坛尤其是右翼阵营中威信颇高，在上世纪70年代后，卡拉曼参与、领导并组织了多个右翼伊斯兰民族主义团体和党派。在年，卡拉曼成为当时埃尔巴坎政府中的文化部长，并且长期负责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党内负责文化事务的领导人。
不过很快，随着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力量的发展，土耳其军方决定进行干预。1997年初，土耳其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政治伊斯兰是土耳其共和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进而通过决议，要求埃尔巴坎内阁采取有效的行动，阻止正在各地蔓延的伊斯兰主义活动，遏制伊斯兰主义势力向国家机构的渗透，强化国家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尽管土耳其军队并没有直接干预行政运作，但是很快土耳其的司法系统开始运转，土耳其总检察长乌拉尔以“繁荣党是反世俗主义核心”为由，向土耳其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缔该党。很快宪法法院做出判决，“繁荣党”被最终取缔，埃尔巴坎政府倒台，卡拉曼也一下子丢了职务。
不过很快，土耳其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就创立了“贤德党”，卡拉曼也随之进入该党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贤德党”继承了“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其成员中近半数来自被取缔的繁荣党，并且整合了其他党派的力量，在大国民议会下院拥有144个席位，一下子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1999年的土耳其议会选举中，“贤德党”再次表现不俗，成为了议会的第三大党。不过土耳其宪法法院再次给予“贤德党”以重击，2001年“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宣布取缔，卡拉曼再次丢了职务。
随后的卡拉曼几乎远离政治，不再出现在土耳其国内的政治舞台中。不过由于卡拉曼本人德高望重的地位以及同埃尔多安等“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曾有的亲密政治关系，在2015年土耳其大选中，他也得以“东山再起”，并最终担任了议会议长的职务。一个“过季”的老政客，能够一跃再次成为议长，可见埃尔多安和卡拉曼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不同一般。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卡拉曼关于宪法“伊斯兰化”的言论会被认为是埃尔多安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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