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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周一身文武艺，卖了一个好价钱。马周写过一篇文章，字数不多，内涵却富，20来条经国策。马周若是以卖字计价，算一字十元冲天价吧，千字不过万把块;显然，马周不是以字数算稿费的，他一篇策论，让唐太宗看上，四顾茅庐，解决编制，安排就业。 对于安庆公主是否是秃头有很多传言。其实，安庆公主是否是秃头无法考证，因为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关于安庆公主此事。只是，在民间有这样的流言罢了。 太监，也称宦官，通常是指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太监是违背人性的，那么问题来了，切掉了生殖器官，古代太监能娶老婆吗？ 相信很多人会纳闷：古代女人们是怎么采取避孕措施的呢？小编同样也好奇这个问题。她们不像现在科技那么发达，避孕也不用那么难堪。其实，不论哪个年代，哪个国度，都有自己一套避孕方法，一起来看看古代女子避孕奇招。 深圳一女性陈雯来陕西游玩时在华山附近失联，9月9日警方在华山西峰脚下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9月18日噩耗传来，经过DNA初步比对和家属辨认，该尸体就是此前失联的女孩陈雯 科普一个文学小知识，李白与杜甫并称“李杜”，杜牧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所以杜牧也被称为“小杜”，区别于杜甫的“大杜。”但是杜牧和杜甫本身是没有任何血缘宗室之类的关系的。 中国古代女人裹脚的由来，其实裹脚就是缠足，女子缠足则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现象。所以，过去西洋人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时候，总以中国女人的小脚作为中国愚昧、落后的象征。一起来看看。 看过《宝莲灯》的都知道三圣母是沉香的母亲，三圣母是玉皇大帝的外甥女，瑶姬的第三个女儿，二郎神杨戬与大哥杨昭的三妹。 那么三圣母的名字叫什么?那三圣母是谁/三圣母和玉帝的关系？
本栏目最新更新文章第二部分&&血流成河
第六章&&军阀混战(2)
　　军阀们随心所欲使用暴力的方式也在其下属一直到经常是毫无纪律约束的士兵身上得到了反映。１９２１年，《字林西报》从山西省报道：&暴力与抢劫大行其道。农民们甚至不敢牵驴出门，以防人与牲畜都被某些参加战斗的部队强拉为夫。&１９２４年在河南省的一个记者记载道：&一些不重要的城市充斥着衣食良好的寄生虫般的士兵，他们最艰苦的工作就是唱着歌列队沿街行进。每个将军在他自己的领域内都是独裁者。&　　由于地方军阀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士兵与土匪也常常是可以互换的。北方一位曾在&杂牌军&里服役的军官就讲述过，晚饭过后，他的同事是如何换上平民的服装，挎着毛瑟枪出去进行抢劫与敲诈的。正如某家报纸刊发的一封来自四川的信件所言：&兵走了，匪尾随而来，匪撤了，兵接踵而至&&更糟糕的是，正是这些军队造成了这里的匪患。所有被遣散的士兵都落草为寇，而当军队多需要一个士兵时，它就会招募一个土匪&&兵匪自古一家。&就像民国总统所评论的那样，当军队遣散时，士兵变成了土匪，而当他们被招安时，土匪又变成了士兵。　　与谋杀和抢劫一样，绑架也泛滥成灾。许多家庭由于收到被绑者的一个被切掉的手指或耳朵而被迫支付赎金。被绑架者俗称&票&&&富人称&彩票&，穷人称&当票&；如果赎金没有按时送到，土匪们便会&撕票&亦即杀掉被绑架者。在１９２３年的一件被大肆宣扬的事件中，土匪在山东省袭击了豪华的蓝色特快列车，并且绑架了３００名旅客，其中就有包括洛克菲勒家族一名成员在内的３０个&洋票&。中央政府为这件牵涉国际的事件如此担心，以至于他们同意支付赎金并且付给外交使团的资深外交官３０万元作为赔偿。　　与彻头彻尾的土匪相伴而生的是乡村具有劫富济贫的罗宾汉色彩与扮演农民保护者角色的秘密社团。强大到足以攻击城市的反军阀的红枪会，常举行精心编排的仪式与秘密的典礼，包括吃一种据说有魔力的护身符以便使其成员刀枪不入。一位俄国顾问曾亲见赤裸上身的信徒骑在无鞍的马背上投入战斗，他们头戴面具，涂抹红土，看上去与寺庙里凶恶的守护神一样。&铁门会&的年轻未婚女子则身着白色衣物，手持羽扇，她们相信扇子会使子弹落入她们另一只手拿着的篮子里。而最负盛名的土匪白朗，亦称&白狼&，在作为&公民讨伐军&首领在北方游荡期间曾号召革命并且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在向西安的一次史诗般的进军后，他被迫退回到他所在山区的老巢，并在那里因伤而死。政府军的士兵挖出了他的尸体，割下头颅，并将它挂在省城的城墙上。　　构成中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农民通常对士兵与土匪毫无防御能力。男人被强拉为夫，妇女则被绑架强奸。食物被偷窃，大车被抢走，牲畜或被抢走屠宰或被用来拉运辎重。一个日本记者在山东记录道：&不仅纵火、偷窃与强奸到处都有发生，仿佛一只在四处徘徊的野兽，而且杀人与绑架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同一地点的农民三番五次地受到外来者的抢劫&&他们没有房屋，没有食物而且他们的境况也极为艰难。&对这样的农民来说，当兵或落草是逃脱贫穷与受欺压的唯一选择，而抢劫与盗窃也是使自己在物质生活上略有起色的唯一机会。　　农民们还不得不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１９１８年北方的一次大旱灾估计使５０万人饿毙，而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１年的饥荒更使４００万～６００万人丧命。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５年，有多达１２个省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同时还伴有地震和虫灾。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都是贫穷和落后的，交通非常原始，大多数村民都从未走出过他们附近的那一小片地方，而且也没有教育或者媒体来传播国民政府的观念。河流与道路是主要的交通手段，根据一项估计，三分之二的乡村居民生活在贫困线或是在贫困线以下。教育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并不在当地居住的地主占据着四分之三的土地，收取土地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作租金。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农民负债累累，必须支付每年高达２０％到２００％的利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西方工业致力于战争物资的生产与对亚洲出口的下降，中国的城市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也为中国的工厂为国内市场服务并且将产品销售到邻近国家开辟了一条道路。尽管在军阀们的控制区里有一些颇具规模的企业，而且他们也鼓励军火的生产，但他们却很少追求军事行动赖以进行的经济基础的发展，除了由于日本的存在而拥有矿山、钢铁、玻璃与制陶业的满洲之外。在纺织工业中，拥有外国租界的三座城市&&上海、天津与青岛&&占据了全国生产能力的７０％。　　１９２２年华盛顿的一次国际会议保证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就其象征地位以及作为被外国承认的政府所在地而言，北京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人们在这里也表现出了各种发展国家制度的企图。军阀们或者控制这个首都，或者让他们的代理人待在那里。但真正的力量却在于他们手中的军队以及产生出自我调节机制的体系：如果某个将军威胁要号令全国，一个反对者的联盟就会形成来阻止他。这个国家后帝国时代的分裂就因此加剧，这既反映出地方主义的力量也反映出中国在地理、地质与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个人因素意义非常重大。新老军事强人之间所形成的家族、地域、制度与师生关系纵横交错的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多层次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由于黑社会成员与拜把兄弟的关系而得到了加强。军阀们通过把省县的管理权交给其副手的方式建立了忠诚的阶梯，但在以&银弹&而著称的贿赂的帮助下，背叛仍然无处不在。　　野心勃勃的从属也可能推翻他们的主人&&老帅张作霖的一位重要将领就曾与基督徒将军暗中联盟策划了一次叛乱，但在其从属恢复了原有的忠诚并且抛弃他后，叛乱归于失败，他和妻子被射杀，尸体被示众三天。自我利益的算计可能会导致一个军阀由于惧怕一个盟友太强盛、一个下属太有野心或者一个敌人太强大而转变立场。在一次重大的战争中，那位基督徒将军就曾经突然改变立场占领了北京。而他所背叛的吴佩孚则哀叹道，中国是&一个没有制度的国家，无政府主义与背叛行径横行天下。背弃旧主就像吃早饭一样自然&&下属们除了摆脱其首领以便取而代之以外，什么都不想，所以动乱在不断地蔓延&。
（责任编辑：张淑燕）
【】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
【】某日，林与宗棠笑谈间前方捷报至，林盛称宗棠妙算如神，佩服不已，宗棠拍案自夸道：&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 随即，二人又谈
建党伟业被历史误会的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电影《建党伟业》于6月15日高调上映，影片描述1911年到1921年间中国的风云变幻，窃国者、改革者、共和派、立宪派，各色人物悉数登场。后世的人对这些历史的弄潮儿，往往贴上简单的标签&&&&& 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和重要人物回忆录的出版，那些随时代沉浮的人们不再仅仅是个符号，而渐被还原成一个人。
大清也曾欺负日本／熊崧策毛泽东中南海游泳不许清场／ 王凡江青提级／丁东海豹突击队：击毙拉登的神秘之师／武云溥李德生在&文革&中的沉浮／纪彭萧红：一世寂寞异乡人／黄薇父亲萧军：永远的精神流浪汉／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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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大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是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共和，是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开始。
本书是著名学者丁启阵的最新著作，讲述了唐代诗人所处的时代与命运、他们的才华、功名、性情爱好、精神信仰和生存之道。全书分上、下两卷。
该书描写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孙立群谈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
人民网周怀宗
[摘要]精英知识分子很活跃，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那个时代。从新世纪开端，一场对晚清以来历史的研究热逐渐兴起，一直到2011年达到高潮，大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和研究文章出版发表，不仅在学术界引发热潮，同时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普遍兴趣。许多近代人物也成为当时代书籍中的明星，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蔡元培到胡适等等，一再地被研究者提起。然而，热潮正在逐渐消退，最近以来，关于近代史的话题渐渐变少，相关的书籍也不再是出版市场上的热点。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多事之秋，从帝制时代到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历程，也确实值得大书特书。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究竟是什么，让历史远远地超脱出历史研究的范畴，而成为一个绵延十多年的社会热点？对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孙立群说：“一方面这是历史研究的规律所致；另一方面，也和许多人对当时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和思考有关。事实上，随着社会和国家持续的良性发展，这种热度也在减退。人们的目光，毕竟还是朝着未来，而不是过去。”近代史热的原因北京晨报：新世纪以来形成了一场近代史研究的热潮，在您看来，这个热潮是如何形成的？孙立群：首先，从历史研究本身来说，这也是一个必然。没到一定的时间，对之前的历史重新梳理和研究是历史研究中很正常的现象。近代以来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应该要澄清一下，许多当时限于时代局限所作的研究、所下的结论，在今天看来，就有一些值得商榷和重新思考的必要。比如说北洋时代的一些问题，民国时代的一些问题，是不是需要重新认识下，这是出现集中研究近代史的原因之一。北京晨报：您认为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孙立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感情的因素。前些年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忧虑、不满等等情绪，使得一些人把目光投向了历史，甚至有的人会觉得今不如昔，当然这种感情并不正确，但也正是这样的感情，使得近代史的热度一再提升。而随着这几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热潮也正在消退。此外，到2011，辛亥革命整整一百年，正好也催生了近代史热的高峰。近代史热中，一些词汇总是反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大师、变革、理想等等，特别是文化领域中的近代史，更是许多人追捧赞扬的对象。但事实究竟如何？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孙立群说：“动不动就民国范儿，动不动就是大师云集，个人感觉有些过了。那不是一个盛世，而是乱世，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乱世。几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人，个案也不是整个时代的缩影。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科学和全面，不要被历史的片段所迷惑，更不要因此形成不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重新厘定的历史北京晨报：在您看来，这一场近代史热中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孙立群：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重新梳理、认识，我们也认识到许多以往被忽略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些由于时代局限所做出的结论，被重新发掘出来，重新认识。就以辛亥革命来说，它有积极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它不彻底的一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八九年的时间是一个最动荡的时代，不仅仅是社会的动荡，包括文化领域也是如此，那个时代的种种事件，其实有太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比如打倒孔家店，甚至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思想，有一些在今天看来，确实值得商榷和重新认识。北京晨报：对于研究本身，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孙立群：研究中确实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动不动就“民国范儿”，动不动就颠覆历史，我个人的感觉有些过了，那个时代有它自己特定的环境，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些人似乎总感觉今不如昔，过去比现在要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今不如昔不是一种理性的观念，不值得提倡，也不应该推崇。不要崇拜乱世北京晨报：很多书籍和文章中，对那个时代都是比较推崇的，为什么您认为这是不对的呢？孙立群：类似的书籍和文章我也见过不少。有一些文章让人觉得，似乎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盛世。这当然是不对的，从晚清以来，到民国时代，如果从1840年算起，100多年的时间里，绝不是歌舞升平的盛世，恰恰相反，那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乱世，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倾覆就在旦夕。在内，老百姓生活得非常苦，面对方方面面的威胁和压力，苛捐杂税，天灾人祸绵延不绝。在外，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非常低，屡受欺凌，这样的时代，怎么会是盛世呢？北京晨报：大师云集、思想爆发，很多人把那个时代当做文化繁荣的时代，您认为是否真的如此呢？孙立群：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区。首先，大师、精英知识分子少之又少，相对今天来说，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群体非常小，能够留名至今，当然就更少了。其二，即便是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力远远小于人们的想象，更不如今天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所以说，看起来大师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很活跃，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那个时代。感情并非历史北京晨报：那么，是什么让研究者们产生了这样的误区呢？孙立群：首先是专业上的误区，一些研究者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产生的偏差，包括一些专业的研究者，出现了以小见大、以偏概全的问题，以某一个方面去代表整个时代。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研究历史，认识一个时代，应该全面地去认识，如果说仅仅看见少数知识分子的活跃，而忽略了更多人流离失所、衣食不全，忽略了战争、灾难、侵略对于人们的侵害，那么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全面的，也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另一方面，前些年社会问题的累积使得人们产生今不如昔的错觉，把情感寄托在历史之中，往往就会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历史，而忽视了对其他方面的认识。北京晨报：在您看来，今昔对比如何？孙立群：厚古薄今的心态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历史总是在向前，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只要社会能够健康良性地发展，事实就会告诉人们，今不如昔的感觉是不准的，社会的发展总是昔不如今，现在总比过去好。历史的车轮在倒退，这只是一种感性的说法，并非理性的认识。事实也是如此，随着这几年我们国家的持续发展，近代史热也在渐渐消退，就是一个证明。怀旧但不倒退北京晨报：您是否认为过度的怀旧是不可取的？孙立群：是的。怀旧当然没问题，历史不能忘却，但同时，怀旧不等于认为历史比今天更好，不等于就要回到过去。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这是不能改变的规律。实际上，真做一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今天要远远胜于过去。比如说看看人们的生活，开放这30年来，相对于开放之前如何？再对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更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最底层的民众，他们的生活相对于以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谁会愿意回到那个战火绵延、流离失所的过去呢？不会有人愿意。事实证明，历史前进的脚步不可能阻挡，今昔相比，怎能说过去比现在还好呢？北京晨报：厚古薄今的观念有什么坏处？孙立群：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如果总是觉得昨是而今非，难免会落在时代后面。历史总是在向前，人也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历史是我们走过的路，不要忘却它，是为了让我们走得更加顺畅，走得更快，少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让背负的负担更重，走得更加艰难，历史变成沉重的负担，只能让步履蹒跚。被遗忘的个性北京晨报：你觉得近代史中值得借鉴的地方是什么呢？孙立群：比如和那个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的个性充足，卓尔不群，尽管他们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影响力不足，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并未因此而放弃对于时代的责任感。同时，整个文人群体有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包括北大、西南联大等著名大学，也正是这个氛围的营造者和维护者。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循环，知识分子们可以充分地展示个性，去思考、去探索。这是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学习的。北京晨报：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崇拜，是不是也和今天知识分子问题有关呢？孙立群：现在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有个性不足的问题。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游走于争夺科研项目、争取科研经费等等利益的纠缠之间，太多的东西让知识分子失去了心底最初的理想和坚持，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现象，怎么样改变这种功利的心态，真正地把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我想确实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北京晨报：如何才是对待历史正确的态度？孙立群：我想对于历史，不论是研究者也好，爱好者也好，还是普通的读者也好，对待历史，首先大方向不能错误，以史为鉴，是为了今天更好的发展，而不是相反。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以此给后来人以启示，使得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更好的方法去获得更好的未来，而不是研究历史以后变得垂头丧气。其二，方法上应该追求科学和客观，不能以片面代替全部，把个案当做普遍的现象，也不能感情用事，用感情取代科学的态度，真实而全面去了解历史。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对历史加以取舍删削，只看自己想看的，而忽视其他，那样认识的历史，不是全面的历史。北京晨报：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孙立群：首先要尊重历史，历史是不可更改的过去。其次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学习历史，挖掘对当今社会有用的东西，好的继承和学习，不好的要尽量避免再次发生。社会在发展，历史应该给予我们更多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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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分崩离析的中国表现在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这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双重的分崩离析，而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让我们先看看中央不能控制的地方。
分析地方问题时，一般以省为分析的单位。我们都知道中国各省的情形不同，没有一个省可以代表别的省。军阀割据时代，各省之间的差别更大。要是一个又一个的省仔细地来研究，那对中国人有意义、有必要。但是对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史或中国问题的人，分省研究不但人手不够，而且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在这一章之中，我们采用的一个办法是分析几个大的区域——北、南以及南北之间的分界线或分
分崩离析的中国表现在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这是之后中国双重的分崩离析，而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让我们先看看中央不能控制的地方。分析地方问题时，一般以省为分析的单位。我们都知道中国各省的情形不同，没有一个省可以代表别的省。军阀割据时代，各省之间的差别更大。要是一个又一个的省仔细地来研究，那对中国人有意义、有必要。但是对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史或中国问题的人，分省研究不但人手不够，而且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在这一章之中，我们采用的一个办法是分析几个大的区域——北、南以及南北之间的分界线或分界区。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分法。写军阀时代的人常常说“”、“南方军阀”。我们的划分方法承袭“北洋”、“南方”两个观念，并进一步加以解释，希望能看出一些比较固定、比较确切的意义。“北”是一个单位，因为在我们所谓的“北”之中没有南方的势力。“南”也是一个单位，其中没有北方的军队。“北”包括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陕西的北部和中部、湖北的东部和中部、江西的北部和中部、福建的东北和中部。“南”指的是云南、贵州、广西。在北方山西是一个中立或孤立的区域，在南方广东是一个各派势力角斗的场所。在东部北部的平原地带与西部南部高原之间是一个广大的缓冲地带，包括陕南、四川、鄂西、湖南、赣南、闽西北。这一个大地区位于秦岭以南与武夷山以北，属于长江的中上游。这个区域里有几条大江可以上溯或下驶。汉水可以上达沔县，长江可以上行到重庆，嘉陵江可以上溯到陕南，湘江可以直通湘西南，赣江可以上驶到赣南，闽江及其支流可以通到闽西北。这一个区域中的山形成山麓地带，高度在五百到两千米左右，使它的地形不同于平原和高原。因为河流可以上下行，这一个区域对南对北都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在只有水路和小道而没有公路铁路的情况下，水道能上下行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因素。于是，这个区域是统一中国必争之地。南北问题是在1913年内战中提出来的。那次内战的结果是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四川、陕西都由袁世凯的人控制，北方于是严重地威胁到南方势力的安全。1916年反袁之战，削弱了北方在四川、广东、湖南的势力，同时中国有了两个对立的政府——北京政府和肇庆军政府（以后是广州的护法政府），而且南方的势力伸向山麓地带。南北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两个——主战与主和。主战，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人有两个基本的假定:第一，中国非统一不能富强，富强就是有道，反对统一反对富强也就是无道；第二，中国非用武力不能统一，于是为了统一和富强可以不管法律。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战略有两个共同之点:因为南方强大的势力一个在云南，另一个在两广，所以一定要占四川以图云贵，占湖南以图两广。采用这样的战略就把陕南—川北、鄂西—川东、湘江中上游、赣南、闽西的战略价值提高了。这些地区都是攻守的要地。北方，因为军力强大要进攻这些地区；南方，因为军力弱小，只好防守这些地区。在攻守之中，除了派军队，也要联络当地的政治势力。让我们看看在这个区域中，外来的势力与当地的势力因为南北双方的政策和压力而引起的变化。陕南:在关中平原以南。关中平原一直为北方势力所控制，而陕南有川军（刘存厚的军队）、鄂军、民军。年南北和谈时期与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时期，也正是陕南民军势力极盛时期。民军是受南方影响的军队，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与川、鄂、滇、黔的“靖国军”合作，先占陕西，然后顺汉水而下，与的北伐军会师武汉。在陕西的川军是从四川赶出去的，希望借北方的援助打回四川。年吴佩孚的势力渐渐增强的时候，陕南的民军受到很大的压力终于败亡。以后陕南一直由北方的军队和川军分治。鄂西: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在荆州襄阳地区遭到反对，石星川和黎天才所率领的两旅宣布自主。自主运动不久就失败了，但是鄂西的驻军增加。为了避免这些驻军的冲突以及着眼于他们的军饷，于是划了六个防区。到1921年湖北军队因为军饷不足而发动了一系列的哗变，造成湖北省内局面的混乱。川军和湘军借此机会援助湖北的自治运动，那就是帮助黎天才、蓝天蔚的援鄂之战。同时，吴佩孚不满于湖北督军王占元在1920年前后向奉系和西南讨好的作风，也大举入鄂，企图摧毁湖北和邻近省份的自治运动。战争的结果是王占元下台，吴佩孚的部下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增强了吴佩孚在湖北的势力，控制了武汉的经济资源。这次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吴佩孚改变了1917年以来的和平统一政策，认为中国非用武力不能达到统一。江西:段祺瑞发动年的时，曾经作过江西都督的李烈钧率领云南和广东军队攻赣南。他失败之后留下的一些滇军和杂牌队伍驻扎赣南，而且都投于北军的势力之下。此后，江西北军的力量不断增强，直到1924年直系败于奉系之后情况才改变。那时南方也才又企图进攻江西。谭延闿的湘军由鲁涤平领导，滇军由朱培德领导，进攻赣南，但是没有结果。江西之所以在1927年以前没有受到来自南方的严重威胁，是因为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主要兵力对比较遥远的江西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有意于江西的和李烈钧又缺乏攻城略地的能力。福建:这一省的重要地区也一直为北军占据，其南北之争也起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陈炯明率领的粤军援闽，引起福建境内民军蜂起。到1919年，南军在延平—邵武，北军在泉州—厦门，形成对峙分治的局面。段祺瑞虽然在1920年失败下台，他的亲信、福建督军李厚基还撑持了两年，用的是四面联络、保守中立的政策。但他终于在1922年被倾向南方的三个将领——王永泉、臧致平、许崇智——所击败，同时皖系领袖徐树铮在福建的活动也不利于李厚基。李的失败，引起孙传芳、周荫人的北军入闽，击败了王永泉和民军，在1925年安定闽局，恢复了北方的统治。周荫人主持闽政到蒋介石北伐时期。在南北之间，形势最复杂、战略价值最高的还是四川与湖南。四川:四川的内政受外界的干涉开始于1912年滇军入川平定纪律松弛的保路同志军。1915年袁世凯任陈宦为四川将军，象征着北方势力的伸入。紧接着就爆发了反袁之战，南北双方都以四川为主要的战场，川局于是起了巨大的变化。川军想驱除在川的滇黔军，川军领袖刘存厚的政策是借北方的势力攻滇军，又把四川卷入南北的斗争。年四川的战争也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缩影。在年之间，接近北方的刘存厚为了对抗四川的自治（autonomy）运动而向北京建议在四川设九个镇守使，镇守使的区域也就是防区；同时与南方政学系有关系的川军领袖熊克武也用防区制来号召川军攻滇黔军。在此时正式形成的防区制一面是川军本身人数扩大的结果，这个结果南北双方都不得不承认；另一方面，四川防区制也是所促成的。1919年正式成立的四川防区制，一直到徐向前的*入川，蒋介石的势力也入川，到1935年才有结束的样子。在四川发展成熟的防区制，有一个政务处处理民政，但它的最高长官是那一个防区的最高军事领袖。其余的行政人员都由军人委派。区内的各县也有政务处和县议会。防区和防区内县的组织是军人领导绅士的地方政府的典型组织。人员的任命以同宗、同乡、同学、亲戚、旧部下为标准，许多县长也是军人。这样一来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变成了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防区行政机构的主要目的在收捐税以养兵。用刘湘的二十一军的防区为例。六十到七十县的防区，主要的收入是田赋和其他税收，以及这些税收的附加税、禁烟税（也就是鸦片烟税）、盐税；百分之七十的支出是军费。在四川主要的防区有二十一军的、刘文辉之二十四军的、田颂尧之的和邓锡侯之二十八军的。既然介于南北之间，四川的军阀免不了受南北军事政治势力的影响。我们以北方支持的杨森与南方支持的熊克武为例子。杨森原来拥护南方的省自治运动。自治失败之后，他投靠反对自治的吴佩孚和萧耀南。在吴佩孚放弃了和平统一改用武力统一政策的时候，也正是长芦盐和淮盐在鄂西跟川盐竞争的时候。川盐如果失去了“楚岸”（鄂西的市场），某些四川军人的收入和四川的政局安定就会受到影响；长芦盐来自直隶，淮盐来自江苏，如果不能恢复它在以前的“楚岸”，直系军队尤其是在江苏面对上海、浙江皖系军队的直系军队也会受影响。吴佩孚在1922年左右的战略是先解决四川问题，然后处理江浙问题。他利用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三个工具是杨森、刘存厚和驻川黔军领袖袁祖铭。吴佩孚在中原的势力增加，杨森在四川的势力也增加。到1924年，他竟想统一全川。吴佩孚在1925年的失败，也就是杨森在刘湘、袁祖铭攻击之下失败的序幕。熊克武的势力在1920年攻打滇黔军的战役中扩大了，他又在1921年攻击亲近北方的刘存厚战役中成为四川最强大的军人。接着滇军顾品珍回到云南挑动了反对唐继尧的战争，广东陈炯明发动了反对孙中山的战争，南方的势力衰颓，不能兼顾四川，于是熊克武的势力也衰退，终究在川军和袁祖铭的黔军压迫之下而在1924年离开了四川，变成了一支无家可归的“客军”。这以后不久南北军队卷入，这样四川才摆脱了外界的干涉，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是川军的四个将领——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分割了四川，直到*和中央军入川的时候。湖南:湖南卷入南北之争是1913年“第”以后的事。谭延闿势力退出，袁世凯势力就伸入湖南。在反袁之战时，桂军陆荣廷的军队到湖南帮助南军清除北方军队，这样就挑动了段祺瑞在年之间以武力征服湖南的政策。1918年北军在直隶的曹锟和山东的张怀芝率领下，派了张敬尧的第七师和吴佩孚的第三师以及其他的北军入湘。同时，桂军也入湘支持赵恒惕的湖南军队。南北双方的问题都很复杂，南北两支军队之中有许多裂痕。那些变化多端的局面，留待下一章分析。但1920年吴佩孚回军北上，北军在湖南的势力就急剧地减退。在南方势力统治下的湖南分作十二个防区，情形颇似四川。受桂军和粤军支持的南方在湘势力分为赵恒惕、陈嘉佑、程潜、谭延闿和在湘西的几个派系，彼此之间找不出一个调解合作的公式。他们之间的矛盾给吴佩孚的北方势力一个再伸入湖南的机会。赵恒惕为了应付其他派系的军队，乃借用坐镇湖北的吴佩孚的北方军。于是赵恒惕在湖南的盛衰，反映着吴佩孚在中原的盛衰和在南方的盛衰。这样的局面继续到1926年吴佩孚势力的最后消灭与蒋介石北伐战役在湖南成功的时候。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之后，接着主张武力统一的是奉系的张作霖和的孙中山与蒋介石。北伐在表面上是武力统一政策的一个成就，但北伐之后，中国仍然为各派系的军力所分割。主和，以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这是日肇庆军务院取消后中国的一线和平希望。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同时，冯国璋总统力主和平解决南北问题。他在年，愿意将川事交川滇黔，借以分化南方三省的团结，中立唐继尧。他也主张湘人治湘、粤人治粤，这样来孤立广西的陆荣廷。冯国璋的战略跟段祺瑞不让桂军驻湘粤、滇黔军驻四川的战略很不相同。段祺瑞要求的是北方军队占川、湘，进图云、桂。冯国璋的和平工作，因为段祺瑞侵入川湘和南方势力在陕西、福建的反攻而流产。欧战结束之后，新总统徐世昌又努力找出一个和平解决南北问题的方案。但症结的问题在:（一）段祺瑞借参加欧战的名义而训练的参战军是否能解散或改编？（二）在广州集合重开的旧国会和在北京选举召开的新国会是否都取消，另组其他的会议来讨论和决定一个和平方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代表团的和平谈判席上，这两个问题绝无调和的可能。甚至在和谈期间，陕西、福建前线上连停战也不可能。1920年皖系战败，南北再努力于和平。1922年黎元洪总统的努力，在规模上远不如年的上海和谈。在黎元洪以前吴佩孚的“国是会议”不过是泡沫似的幻影。从1916年到1928年，除了很短的时期之外，南北双方都有一种中央政府的组织。两个政府都以国会、立宪、护宪等近代的政治制度来证明他们的合法性。从绅士们的立场看来，南北之争是拥护保卫宪法之争；从军事领袖的立场来看，那是北方想用武力统一、南方想用武力保护既得利益之争。争夺的对象是土地，用土地来养武装的人民。于是南北之争，跟中国其他的内战一样，是军人、团练、土匪的地盘之争。因为讨论南北之争，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个附带的问题:为什么在陕南、四川、鄂西、湘西南、赣南、闽西北，没有产生一个大军阀，可以统一这些区域，来对付双方的势力和压力？在这些区域之中，我们前面说过，都存在着防区。防区是南北之争在这些区域中的产物。一经划定了防区，很难把防区统一起来。小的防区不可能产生大的军阀，因为它没有产生大军阀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些区域内的防区不能统一，正如分裂了的中国不能统一一样。分裂了的中国不能提供产生大军事*者的人力物力资源。甚至得日本大量援助的段祺瑞也缺乏统一中国的力量。从这一个观点看来，用武力统一中国必须要同时进行社会经济的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培养一支统一中国的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也才能把统一中国的工作放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那样去分析，未免离开我们的题目太远了一些。我们所集中分析的从1912年到1928年的这十六年（也可以说直到1937年，一共二十五年），不断有内战。具体情形跟日本的差不多。中国在军阀时代的内战和日本在的内战基本的原因是相同的——战争以争夺土地为目标，争夺土地为的是养兵。中国的大小军阀好像日本的大小大名。1928年以后有了红军，为了农民而争夺土地，中国内战的性质才有了改变。军阀时期中重要的军阀和军阀的派系，订立了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以全国土地为争夺的对象；次要的和小军阀，野心没有那么大，只在一个地方保全势力或向外作有限度的发展，以争夺一小块土地为对象。大体说来，在袁世凯死后到1920年以前，统治着从奉天（今辽宁）到浙江沿海各省，黄河流域沿陇海路各省，长江中下游各省，以及东三省、热河、内蒙古。这一大片地方的中心是津浦、京汉、陇海三条铁路干线所形成的A字形。铁路水道的交通、长江中下游的资源，以及这个区域内的兵工厂，使这个区域成为统治中国必争的区域。此外，在统治区中，另一个重要地区是南满平原的工业、农业和交通。1920年直皖战前北洋和南方军阀各派势力的分配大概是这样的:奉系由张作霖领导，在东三省发展，形成一支日渐重要的势力；皖系由段祺瑞领导，在北京中央政府和上海有相当大的力量，在津浦路沿线有相当大的影响，掌握的省份有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和陕西；在形成中的直系先由冯国璋、后由曹锟与吴佩孚领导，势力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京汉线各省。前面我们说过，南方军阀主要有两个系统——唐继尧的滇军和陆荣廷的桂军。他们知道没有统一全国的力量，因此重点在保存实力，在西南发展。西南最富庶的区域是珠江三角洲，那是滇桂两系、北方势力和广东本省势力角逐的场所。为了抵抗北方势力吞并南方，或者北方势力为了统一全国，就必须争夺前一章所分析的山麓地带。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明白地看出军阀时期争夺的区域:（一）为了统治中国，必须控制北京的中央政府才能行动合法有道；也必须争夺武**长江三角洲，才有充足的资源。（二）为了巩固和发展南方势力必须争取珠江三角洲的财富。（三）为了统一全国或抵抗北方的侵略，必须争夺山麓地带。这样一来，在这三个区域中内战的频率很高，各方的军队也就集中在这三个地区。以一个省为单位来看，如果一个省由一个大军阀统治，如山西的阎锡山或云南的唐继尧，省内的政权形态比较有系统，比较安定，也就比较简单。如果一个省由一些小军阀分治，情形就与全中国差不多。省内的防区相当于各派系分割中国。因为下面我们要分析四川，就以四川为例。其他由小军阀分治的省份——陕西、湖南、福建，情形跟四川相似。四川的资源集中在省会成都和川东交通中心重庆。成都和川西平原是四川最富庶的农业区，附属于这一区的另一个重要地方是产盐丰富的自流井（自贡市），以及川南货物集散地宜宾（叙府）和泸州。控制了这一个大地区可以进而统一全四川。重庆从北方吸收嘉陵江的物资，从西方吸收资中、内江的糖，控制着长江上下行的货物和涪陵、万县的资源。掌握了这一大片地方也可以进而统一全四川。围绕着这两大中心地带是一大群二等、三等地区，犹如二等县、三等县一样。这些次要地区有它们的战略价值，退可以保卫中心盆地，进可以向外发展。就像占据了我们所谓的山麓地带，可以进而威胁陕西的渭汾平原、湖北的中部平原、湖南的滨湖平原或福建的福州平原一样。根据这样的战略地理的知识，让我们分析三次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性或省际战争——1920年的、1922年的第一次、1924年的。然后分析在同一个时期中四川省一系列的省内战争——清除滇黔军的战争、清除北方势力刘存厚的战争、巩固川东的援鄂战争以及清除南方势力熊克武的战争。了解这些军阀战争的形态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反对军阀统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