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不死 亿万民众难活
年仲大军等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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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注意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
&&& ----对市场机制负面影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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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风险投资亏损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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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钢建：户籍制度不死
亿万民众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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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 济 与 社 会 观 察
第一期，200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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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
----对市场机制负面影响的分析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2年3月27日
一、“样板戏”战略与外向型经济
今年3月20日，整个中国北方的天空黄尘滚滚，历史上罕见的一场沙尘暴席卷中国。4月6日到4月8日，北方地区又是狂风大作，西风浩荡，天空连续三四天黄尘弥漫，地面飞沙走石，人民饱受风沙蹂躏之苦。遭受风沙侵袭的已不仅是西北和华北地区，连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山东的济南也整个地被笼罩在沙尘袭击之下。
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生态灾难已经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降临。这也是中国生态恶化的表现，不均衡发展的例证。今春连续发生的沙尘暴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的生态环境也象社会环境一样，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沿海一些富裕地区建设得花团锦簇，如花似锦，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正在日益恶化。
种种迹象表明，周期性的沙尘暴以及严重干旱将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新现象。今年北方的旱情就相当严重。北京市一冬天仅下了一场雪。入春以来，不仅一场雨没有，而且温度奇高，3月初就出现了20多度的热天气，3月31日气温竟然达到28.8度，创下百年来最高记录。这种怪气候我来北京20年了也第一次见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除了人类活动，没有别的原因。农村的农牧民们不断破坏植被，城市里大兴土木，光盖房子不植树，到处是水泥和柏油的硬化路面。从飞机上俯瞰北京，只见一片水泥楼房的丛林。加上无数天然气和电力的燃烧，整个城市就象一座大火炉。如此大规模地改变地表，岂能不引起气候变化。
目前，一些中国城市经济建设高歌猛进，最突出的要数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个城市。大量资金聚集这些大城市，其发展水平已经接近甚至在有的地方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城市水平。但在中国城市高度发展之际，一些乡村和边缘地带却在衰落，全国沙化面积每年以3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口的生活质量正在下降。
中国自50年代建国以来就奉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当然，这种战略是由当时的冷战历史背景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后，以牺牲农村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模式基本未变，并且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变本加厉，城乡差别继续拉开。与改革开放前30年不同的是，以前是将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军事工业，而这些工业大多在内陆地区。80年代后，资源的配置向沿海大城市集中，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大连等城市都高度发展起来。一些先进的大城市成了中国发展的“样板”和表征。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工业体系主要靠五大地区和六大行业来支撑。五大地区是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这五个地方的工业增加值总量合计13088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8.5％，接近全国一半。六大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力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冶金业和纺织业，它们实现销售额合计38761亿元，占全部工业销售额的比重为42％。而拥有70%总人口的农业产出仅占GDP的不到16%，以70%的人口经营16%的GDP，可见中国经济的高度聚集性和巨大的落差。
与此相反的是，边远地区必然受冷落。90年代之后，中国农民收入进入长期的低增长。这就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高歌猛进的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出现了生产过剩，大量的产品积压卖不出去。而农村人口因贫困却没有消费能力。这种情况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没什么区别。目前的生产过剩就是穷人没钱消费，富人有钱无处花，逼得国家旅游部门又开辟了中东埃及等国新旅游航线。消费外国的旅游产品已成了中国富人的新时尚。
“样板戏”发展战略必然引来“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的实质就是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只好向海外国际市场开拓。在这种政策导向引领下，国家集中资源向外向型企业配置。许多企业也苦于国内市场狭小，拼命向外发展。例如，中国的家电企业目前就处在这么一副状态。有些企业专做国外市场业务，不愿做国内市场。因为国内市场一是秩序混乱，二是利润微薄。越穷越落后的地方，越没有企业去光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才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发展目标。分析后可以看出，“开发大西北”战略实在是政府一种不得已的调整资源配置手段。
今年三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许多外国专家对中国提出了宝贵意见，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南卡尼提醒中国：“要把国内发展放在第一位”。经合组织经济部副部长安德鲁?迪安建议中国要优先考虑三项改革，第一项就是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生产潜力。经合组织的一份中国问题研究报告提出：中国需要解决的四大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大量失业以及重新配置资源的问题。
这些建议和研究应该被看做是对中国经济偏斜发展的纠正。非人本和漠视民生的非均衡“样板戏”发展战略不仅某些中国人就是许多外国人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想放弃这种发展战略并不容易，一是城市人不愿降低已经抬高了的生活水平，二是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更是将资源配置集中到有利可图的发达地区。今天要想放弃这种发展战略，就象让水倒流的一样不可思议。下面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市场机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二、市场机制加剧人际差别
赶超战略扩大了中国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后引进的市场竞争机制，又扩大了中国社会人际间的差别。所以，今天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市场机制之所以在中国这么快就产生了贫富效应，关键是市场机制结合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即特权垄断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的计划经济管制制度。市场机制+特权垄断+不平等竞争==贫富差别。
我们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进取精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市场机制的正面作用。但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都有它的负面效应。20年来，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不讲效率和效益走向极度的惟利是图。不仅企业这样做，连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也表现得不遗余力。这种倾向的结果使大批人在竞争中被淘汰，沦落为社会的边缘。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在法国访问时，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图海纳这样描述过法国：“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变成了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那些被甩在靠后一点的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
中国的社会目前也正在展开一场马拉松，彻底无望的落后者越来越多。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和效率机制将一些弱者毫不留情地甩在了后面。留给他们的不仅是生活的苦难，更多的还是心理的失衡。一些不甘落后的人只好铤而走险，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国社会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经济制度和人文环境里，人们只能更看重金钱和财富。最近，社会对诚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口号。但人们很少看到社会丧失诚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是优势企业“赢家全得”的游戏规则，是残酷的市场竞争和金钱追求，是缺少人文关怀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将有打不完的假，无穷无尽的非诚信。否则，相当一大批中国人将无事可做，难以生存。
不仅许多中国小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如此，连国家的大企业也在这种优势企业“赢家全得”规则下被逼得不得不大肆仿制和仿造。前几天“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报道过玻璃行业仿制外国名牌产品的现象。连福耀玻璃这样的大上市公司老总都在电视镜头前承认前几年的确有打外国品牌的做法。至于说制药行业，《中国经济时报》3月28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包括中药在内，目前我国生产的全部药品中，自主开发的新药仅占3%的比例，余下的97%均是仿制药品。我国有自主开发能力的制药企业没几家。
这种大肆仿制和假冒现象，从根本说是一种竞争机制导致的结果。不这样做，中国相当一大批企业和员工将陷入破产失业境地，发展中国家也难以享受发达的工业文明和获得发展。所以，我们看待社会中的表象要从本质上看问题。仿制和假冒行为就是向优势企业争饭碗，就是为了打破“赢家全得”的游戏规则，从而使社会能均衡一些发展，人际间差距不至于拉开太大。
即使这样，中国企业间的残酷淘汰已经使地区间、城市间、人际间拉开差距。今年3月底我在河北石家庄市开“药都”论证会，市长臧胜业痛切地说，我们之所以集中力量发展药业，是因为石家庄市的其他产业都垮掉了。石市以前搞过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但到今天一个都没保住。石家庄以前还是一个纺织业大市，有10多万纺织工人，但现在已经一蹶不振。这是中国省级大城市的情况，产业分化已经非常明显。至于一些地区的县级产业，被淘汰得更厉害。80年代还兴起一波乡镇企业，现在不仅连这些乡镇企业，连原有的县级企业也都跨掉了。象河北省的张家口市，甚至找不出一个景气的企业，城市财政已经十分困难。
三、牟利机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今年3月份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有代表对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发出了尖锐地批评，原因是这些专家只注意GDP的增长速度和企业赢利水平，对中国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全然不顾，心中没有民生观念。但这种声音是微弱的，因为占据中国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还是西方经济学。正是这种市场倾向，使中国经济出现畸形发展，譬如，中国是个连民间银行都没有的国家，在商业银行机制根本未走上市场化之际，股市便奇异地发展起来。不想办法如何改革现有的银行，而偏好发展证券交易所。看看这些年里全国各地冒出多少证券交易所！南方证券公司在北京所开设的一个证券交易所就设置在北京最豪华的写字楼东方广场里面。可见资本市场涌进了多少资金，冒出了多少富人！多少市民每天拥挤在股票交易厅里，炒来炒去，整个社会投机风气盛行。中国的实物经济才发展到一个初级工业化阶段，金融证券业的资本市场就撵上了西方先进的发达国家。
跟着虚假繁荣的还有一些增加值极高但安排就业能力极低的第三产业。凡是能投机的领域都飞速发展了起来。大量资金从实业经济游离出来，进入能通过投机获取暴利的领域。在这样一种牟利机制下，中国的资金被从那些微利部门的第一和第二产业中最大限度地抽了出来。从80年代起，农村流出的资金就大于流入的资金。最近几年，在银行系统加大金融风险管理的情势下，资金更加向上集中。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在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畸高且中央银行又将不良资产比重下降作为各商业银行业绩考察指标的情况下，四大银行都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存款资金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产生‘虹吸效应’，即自动向上级行大比例集中，二是在贷款资金支出上产生‘挤牙膏效应’，即基层行贷款权被大幅上收，层层授权后，基层放款权越来越小。这两种效应交互发挥作用后，就产生了一种现象：四大银行在资产运用上倾向将资金较多地投向安全的债券市场或同业拆借市场。”实际上这里还要加上一个资本证券市场---股票市场。2000年的中国股市暴涨就与大量的银行资金涌入有关。
表面上看，虚假繁荣的金融证券等第三产业给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税收和利润，但长期以往，服务性的投机领域和第三产业过度繁荣必然过多地占用生产部门的发展资金，严重损害实物经济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其结果将扭曲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妨害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造成社会就业的减少和有效需求不足。
即使是在实物的物质生产领域，牟利机制也使市场的竞争和重复建设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状态。以玻璃行业为例，1999年下半年以来，在已批准的13条生产线之外，又冒出了26条生产线，全是地方越权审批和企业自行建设的。其结果，2001年的前11个月，全国玻璃库存增加67%，每箱价格65元，同比下降了10元，全行业净盈利下降了52%，近1/3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竞争机制的浪费也是惊人的。
在这里，我们要清醒地了解市场经济实质，它是一种最大限度获利的牟利机制，它能将资金和财富从社会各个角落调动出来，涌到获利最多的经济部门。说到底，市场机制是一种抽血机制，它将一个肌体的血液从毛细血管抽出来，最大限度地涌到心脏和大脑，最后使这个人患脑溢血和冠心病。目前，从上到下，整个中国社会里充斥着这么一种牟利机制，最后只能出现巨大的贫富分化和城乡分化。不从社会观念上引起重视，不在制度上加以调整，仅靠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是解决不了差距问题的。
在环境问题上，市场经济的商业文化与环境保护发生着巨大的冲突。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是鼓励消费，而中国当今环境的现状是要求节约资源，防止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这两种趋向完全背道而驰。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高效生产，刺激消费，最大限度地牟取利润，而中国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国家如果引入西方国家的刺激消费文化，只能加速中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
四、富人问题与负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逐年下降，连续几年出现通货紧缩，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别。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被少数富人所拥有，一批国民收入相对不足。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以及共产党执政，这种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往往会限制富人的消费，因此，当今很多流入富人腰包和贪官腰包的资本成为沉淀资本，一部分灰色收入更成为死资金。这是导致当前中国内需不足的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社会上的货币总是短缺，尽管货币发行量很大，M2的增长率连年超过GDP与通货膨胀增长率之和，但社会消费依然乏力。说到底，这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层矛盾在作怪，这一矛盾今天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举例说，沈阳市长慕绥新的贪污额为1300万元，副市长马向东的贪污额高达2000万元，广西原自治区主席成克杰的贪污额为4000万元，原港澳国际公司的董事长李耀祺在职期间贪污公款1244万元，港币137万元，伙同他人贪污公款4900万元，到底他一个人贪污了多少，搞不清楚。深圳市原副书记王炬个人贪污2000万元，利用职权让其子女贪污5000多万元。如果将这5个人侵吞的社会公共财富加起来，那就是将近2亿元。2亿元是个什么数目呢？按每个农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计算，2亿元便是10万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如果将这笔钱放到10万个农民手中，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那样的话，中国会出现内需不足吗？而放到贪官手中，资金必然被沉淀下来。当前中国社会有多少这种沉淀资金？估计至少在3万亿元左右。这就是中国当前银行存款居高不下、存贷差高达3万亿元的原因。
还有个体私营企业主的问题，如果私人资本家不花钱，那么他积聚的资本也无法在经济中发挥效用。这几年由于市场饱和，无好的投资项目，民间投资一直处在低增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利润越高，对社会消费越不利。高利润导致消费者失去更多的消费能力。
现在，让我们对富人问题进行一些分析。我们的社会目前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文革时对富人是彻底批判，仇恨有加，改革开放后对富人问题是缄口不言，好象生怕得罪了富人。但如果仔细分析社会的贫富变化，就可发现有些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对穷人挤压的基础上的。社会上的财富就这么多，当增量不增加时，存量在分配上发生变化，就要导致富人对穷人的挤压。一部分人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就要穷下去。如果说中国富人的财富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增量部分，那么富裕的人们对另一些不富裕人并不产生影响。并且富人还可以带动其他不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象浙江萧山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东阳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这种现象。但前面讲过的马向东、成克杰等人的致富就是挤压别人型的富裕。这种富裕只能导致另外一些人的贫困。
富人对穷人的挤压还表现在社会发展上。譬如当一个城市中有车的富人多起来后，交通管理部门便要增加道路护栏，修高架桥，但增加了这些设施后，便要影响那些无车人的行走方便，更因为道路的拥堵，影响公共汽车的运行速度。保护富人倾向还表现在城市对汽车和摩托车的规定上，现在全国有70多个城市限制摩托车在市内行驶，而对汽车没有任何限制。
这里我们可以反向思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限制汽车可以使多少摩托车上路？为什么不限制汽车反而限制最大众化的摩托车？这种政策到底是为谁服务？说到底是为少数人服务。这种限制是典型地保护有车的富人和官员，歧视只能骑摩托车的平民和穷人，是典型的穷富人权利不平等。表面上看来是保护城市的交通和空气环境，其骨子眼里是一种身份歧视，是缺少平等权利意识的表现。所以，一个社会要重视富人对穷人的挤压影响。特别是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要考虑到这种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富人对穷人熟视无睹，毫无责任感。伴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是自私自利思想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上蔓延。如果一个社会只是为了挣钱自己享受，那么这个制度就十分可悲，就值得怀疑。特别是在生态和环境危机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仍在极力追求所谓的现代化物质享受，这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发展早晚要带来生存灾难。如果按当前这么一种思路继续发展下去，结局将很明显，那就是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与国际接轨，最早实现了资本在国际间的转移，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剩在国内的将是被淘汰下来的贫困弱质。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到近几年不得不依靠发行建设国债来刺激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一社会深层的原因：贪污腐败+资本主义。为什么要给资本主义加上一条罪状？我这里讲的主要是一种逐利机制，市场经济的制度就是最大化的追求利润，其结果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少数人可以攫取比多数人多得多的财富。当这些富人消化不了这些财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要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国债还要继续发，再发5000亿元都是有必要的，但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必须明确，那就是应将国债放在缩小城乡二元差距上，放在扶弱济贫、缩小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和生态环境治理上。特别是要花到农民身上。
五、公民缺少平等的发展权利
当前的中国，一种拜物教和金钱崇拜不仅渗透在国民的意识里，更表现在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规定上。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现象。举例来分析，北京前不久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定：凡是纳税额超过300万元的工商业主，可以将自己和家人的户口由外地迁至北京。但对普通的北京公民来说，如果要把外地配偶的户口迁至北京，需要投靠人[注意：还不是被投靠人]的年龄满45岁，结婚必须满10年。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了，才可能将妻子或丈夫的户口迁至北京。如此对比起来，就看出了财富的作用。
通过这件事可能看出，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发展权利是不平等的，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有区别对待，而这一区别的主要因素是看你有没有钱。这样一来，没钱人就更艰难生存了。弱者本来在社会上生存就不容易，政府再制定一些歧视性政策，那么，弱者就会更弱，强者只会更强。这就是我们中国当前的发展逻辑：“锦上添花”，“优胜劣汰”。政府的政策不是扶弱济贫，雪中送炭，而是“马太效应”。这可能就是受达尔文主义竞争淘汰思想影响的结果。
政府的公共政策里面如果渗透了嫌贫爱富的意识，按这种逻辑发展，其结果就是在中国分化出一批新贵，制造出一批极贫。最近，北京电视台《记录》栏目播放了湖北荆州市一个退休工人家的生活，这对年纪六七十的老夫妇仅靠300元钱的退休金生活，还要养活一个残废的儿子和一个上四年级的10岁孙女。于是，只好在家中养猪挣钱。一个城市居民在家中养猪，可以想象其环境卫生怎样，连杀猪的人都嫌他家里脏。然而正象白居易《卖炭翁》当年所写的，养猪的人反而吃不起猪肉。
中央电视台《老年》栏目最近连续播放了一对张家口老人进京打工的故事。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还要抚养一个七岁了的呆傻孙子。这家人的伙食整天就是自己擀的面条，冬天淹上一缸咸菜然后吃一冬。看到这些电视节目使我回想起60年代那些的生活困难的岁月。但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大批的人在这样生活。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多数人还未摘掉贫穷帽子的国家里，一些发达大城市的市民们却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看看北京电视台“房地产”栏目那些家庭装修节目，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以新新家园的一个四室两厅三卫户型，总面积250平方米，购房价大约需要200多万元，装修价大约需要三四十万元，再加上家具，一个富人购买这样一套房子至少需要花消300万元。当然，这样的房子比起郊外五六百万元的高级别墅还差得远。如果这些富人稍稍节省一点，拨出一小部分财产给那些中国穷人，中国经济和生态环境就会好得多。
现在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钱多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加限制的挥霍浪费？一个三口之家居住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不是浪费吗？在土地资源如此紧缺的国家，能允许富人如此浪费资源吗？在去年的人大会议上，曾有一位人大代表提议案：中国要立法规定中国公民居住空间的大小。这种议案提得很好，应当提出来让社会来讨论。中国公民应树立环境危机意识，摈弃过分追求享受。
六、对劳动力闲置浑然不觉
目前在金融证券业，譬如在刚成立的几家开放式基金机构，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就占有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资金。大量的资金聚集证券业，不断炒高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存量资产不断换手，从GDP的统计数字上看，经济增量似乎在不断增加，但实物经济并没有变化，没有带来物质资本的真正形成和实际财富的增加，更没有就业的增长。这种虚假的繁荣和数字，一旦出现股市或房价下跌，社会的财富便会急剧缩水，金融危机和银行不良债务便会大量出现。严重的话会导致银行资金链条断裂，引发金融风险。2001年的中国股市的情形便是如此。上海股指跌到1300点时，紧张气氛已经出现了。
中国目前有多少领域急需资金，如果把在股市上投机炒做的资金用到一些实物部门，一是可以实实在在地增加中国社会的就业，二是可以改善和提高一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已使当前的中国企业变得惟利是图，麻木不仁，责任心和良心日益沦丧。看看2001年股票市场上冒出多少企业挪用资金的事情，广州的三九集团甚至将20多亿的上市公司的专用资金挪做他用。从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道德和责任感正在下降。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到处是遏止不住的欺诈和堕落。今年的人大会上，呼唤诚信成了社会的最强音。
相比之下，失业和待业现象与日俱增。前不久我在家乡山东蓬莱的村庄里惊讶的发现，到处是一群群打麻将的人，有些完全是整壮劳动力。在一些城市，也可以看到大批下岗职工消磨在股票交易厅或某些地方。据统计我国的不充分就业率是31%，全球是33%左右。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20%，相比之下有人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似乎并不严重。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相对贫困落后的国家，必须充分利用社会的富余劳动力。怎么能拿世界的平均数或发达国家的数字去比拟呢？因此，那些认为我国失业率和不充分就业率不高的人忘记了中国的国情。
今天的这种情况使我想起小时候经历的生活，那是1958年的冬天，我生活的山东胶东半岛上的那个小村庄没有一个壮年劳力待在家里，大人们都被调到工地上建水库去了。尽管是天寒地冻，但工地上热火朝天。也就是经过大跃进的那几个冬天，胶东半岛上几十个大小水库修建起来。这批水利设施已成为今天胶东农业和工业的宝贵财富。现在烟台市的主要供水来源门楼水库就是那个年代里建起来的。谁能否认那个不计成本和代价的时代的贡献？
可是今天，几千万、上亿中国劳动力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而我们却对此现象熟视无睹，还自认为问题不大。实际上这是中国人力资源的一场巨大浪费！如果错过这20年，等到老年社会到来时，中国再想搞的一些工程设施就后悔来不及了。现在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中国现在真是没活干了吗？中国真的要腾出这么多人消磨时光，白白浪费财富吗？光是减少城乡差别和国土整治工作，就足够中国人干上几十年。有人曾建议通过发行彩票，组建一个国土治理公司，将成千上万的闲置劳动力利用起来，到西部地区搞生态和环境治理。但是，要想调动起中国人民的热情，必须回到社会主义，适当遏制一下市场经济的牟利机制，在全社会树立共同发展的观念。
七、奥运会和世博会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迈进时极需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举办奥运会就是提升国力威望的好机会。但中国经济对奥运会要小心，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
根据以往各国举办世界重大赛事的经验，举办体育盛会既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也可能危害经济发展。奥运会可能会使一些大的商家从中牟利，但由于大量公共税收用于投入体育场馆建设，普通百姓的收入将减少。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证明：举办体育赛事可以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国家，但是不要让人们相信这种赛事能使他们富裕起来。
据测算，在2008年之前，北京总共要投入大约1500亿元的投资建设，总投入将达到3000亿元。目前中国每年的中央财政教育经费才二三百亿元，办个奥运会的花消相当于10年的教育经费。这笔经费必须要从其他项目开支中挤。总之，钱就这么多，干了奥运会干不了别的，建了北京建不了其他省市。
根据国际的经验，每个举办过世界重大体育赛事的国家，在赛事结束后都要出现连续几年的经济增长下降。美国1994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原估计将带来40亿美元的经济收入，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些美国城市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要比预期的低得多，并导致整个地方经济损失40多亿美元。日本为了举办1998年长野冬季奥运会，先后花费了190亿美元来建造高速火车和滑雪跑道等设施。但长野开完奥运会后，经历了一短痛苦的“后奥林匹克衰退”。对场馆设施维修的高额保养费导致了长野经济的衰退。1999年，长野的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滑，211家企业宣布破产。长野经济下降速度创下了二战以来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记录。
事实证明，每一次重大体育赛事的实际影响都要比赛前做出的估计影响小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体育赛事往往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举行，因此，它对提高一个社区长期经济基础的作用很小。它不象开设一个工厂那样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那么大。所以，体育赛事对经济的影响只能是非常短暂的。耗费数十亿美元修建体育场馆设施，只为了在几天中举行三四场比赛，这种浪费是巨大的。
中国上海目前正在申请举办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如果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也被中国争取了过来，那么，在最近七八年间中国就有两个国际大项目要干。上海的世博会据说也要投入2000亿元。如果是这样，中国今后就要围着北京和上海转，所有的资金就要向北京和上海这两大城市投。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就要更大地拉开，中国城乡间的差距更要拉大，不均衡发展在中国就要表现得更加明显。即使中国成功地举办了这两个重大国际赛事，也不一定对这个国家带来多少好处。相反，副作用可能在这个发展中国家最后爆发出来。
八、改革到底要改什么？
面对中国出现的通缩问题和经济增长乏力，人们一致认为要通过改革来加以调整，但在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有些改革措施只会拉大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当前社会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经济体制的继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譬如，企业改制，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加入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文，调动私有企业和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增加经济的活力。但我认为仅有这种改革是不够的，还要开放社会舆论，让穷人说话，让代表穷人的声音说话，特别是给农民以谈判的地位，允许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出现，允许农民协会这类组织出现。只有在思想上走出了误区，政府的政策才会向弱势集团倾斜，政府才会通过财政和税收的杠杆来均衡社会财富，从而使中国经济走出疲软。
现在国际上一些“唱衰中国”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模型是“货币投入驱动”型，而非“生产力提高驱动”型。实际上象克鲁格曼这些著名的西方经济学教授们只能从经济模型上考察中国，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一窍不通。说到底只是些书斋经济学家。中国今天也不乏冒出一些书斋经济学家。这些学者从数字到数字，从GDP到GDP，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全然无知。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位青年教师在论述中国的GDP时说，“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6%以下，其他产业多增长半个百分点就足以抵消农业滑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个经济学者眼里看来，关系到70%人口的农业产值下降几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毫无关系，但他是否想到这些农业人口的生活质量？很可悲的是中国今天就冒出了这么一批经济学家。
因此，认识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增加感性认识，深入了解社会，把握住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这种症结不在经济之内而在经济之外。就经济论经济，只能是一条死路。解决的办法还要靠民主政治，改变媒体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方式，让人民清醒地认识国家潜在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让各个利益集团有维护自己发展权利的机会，防止政府沦为强势集团的代表。如果不及早调整当前中国的政治模式和发展模式，按目前这种思路发展，估计中国经济的问题早晚会在一个时候显现出来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社会的肌体正在患病，这种疾病就是马克思当年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将影响着中国今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解决的方法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加大这种使社会分化加剧的市场竞争机制。以为市场可以包治百病的思想是片面的。有病不能乱投医。我们要未雨绸缪，及时加以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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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走出去”战略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2002年3月23日
针对近年里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我想谈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是否建立中国的国家队？二是走出去战略要靠两条腿来支撑，三是是否要改变传统的“创汇”观念？因为这一观念极大地影响着我国外汇管理政策，四是如何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大规模进行海外投资的条件？
1，是否组建“国家队”？
就山东兖州矿业集团和中国集装箱集团两个企业代表所反映的事实看，中国企业的确面临着国际市场上许多商机，如果抓不住这些商机，对我国的经济是个损失。以国际工程承包建筑这一行业来说，全球每年的营业额大约为3万亿美元，而我国每年在这方面所承揽的业务量只有大约300亿美元，仅占世界的1%。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极不相称。因此我认为，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走出去”的历史阶段。国家在这一时期要有政策上的支持和管理服务上的指导和帮助。
在这一点上是否要借鉴一下日本的经验。日本的企业分成两类，一是象三菱、住友、丰田这样的大跨国公司，一是在国内经营的中小企业。国家和政府对待这两类企业的待遇是不同的。日本的大商社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常强的经营能力，当然这些大企业与国家的扶植有关。今天的中国是否也要着力扶持一批“国家队”，给这些企业一些专门的照顾和扶持，让他们当先锋，到国外殖土拓疆，创造和总结经验，从而带动其他企业走上国际市场。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开拓，一定要有国家行为，不能仅仅是企业行为。但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又有所不同。日本的企业是市场化了企业，企业机制比较完善，现在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国有企业不转变，国家也很难扶持。所以，“国家队”的战略可能还难以实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家管得太紧，容易贻误商机，国家管不紧，容易“跑冒滴漏”。
就这些年的实践看，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效益都不太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开拓？我看主要是企业机制和制度。所以，当企业制度还没有达到适应国际市场的时候，仅有国家扶持的热情是不行的。“走出去战略”不能仅仅是政府的一个口号，关键要有企业制度改革来配合。
但现在可喜的是，中国已经冒出了一批新机制的企业，象青岛海尔，一个集体企业，它在海外活动也不象纯国有企业那样受制约。广东的格兰仕集团，一个纯民营企业，其产品已占领世界三分之一的市场，还有新疆的德龙公司，都在国际市场上有了不俗的表现。因此，通过这些企业，我们又树立起了信心，“国家队”的战略是可以实施的，关键是“国家队”的成分应该是不仅有象中集和兖州煤矿这样的大国有企业，还要有已经产权多元化的民营企业。国家扶持的对象应该是这样一些业绩优良的企业。国家应快速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配合这些企业的海外开拓。
2，中国“走出去战略”要靠两条腿来支撑。
一是大企业的大项目，二是小企业和个人的小项目。我不同意刚才张小济同志讲的“小打小闹”观点。我认为“小打小闹”同样可以开拓海外市场，获得大效益。前些日子我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数字令人吃惊，那就是中国通过偷渡出国的劳工人口在全世界大约有上千万人之巨，决非我们外经贸部统计的三四十万人。仅美国大约有五六百万中国劳工。这些人如果每人每年汇回中国3000美元，1000万人加起来就是300亿美元，等于中国进出口一年的贸易顺差。其创汇能力比我国出口部门几千万人的能力还要强。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和个人外汇存款额迅猛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可以这么说：出国一个人的创汇能力是国内一个人创汇能力的三四倍。所以，不能轻视“小打小闹”的个人行为。实践证明，民间的个人行为近些年里已经成为中国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支柱，政府要重视这条腿的作用。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的各种成分的民营小企业将展开一波海外渗透，中国的希望很可能寄托在这批小企业身上。在大企业海外出击还不成熟的时候，小企业可能更游刃有余。因此，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一定要大小结合，相互支撑。我们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一意识。
3，“出口创汇”概念要有新理解。
今天我国的出口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创汇”这一意义上了。外汇对于我国来说已不是紧缺货币。从长远来看，只要管理得当，外汇对中国可能形不成当年在拉美国家、俄国、东亚金融危机时期在东亚国家那样的威胁。因此，中国人现在要有新的意识，那就是不仅要创汇，还要学会用汇。对外投资就是用汇的表现。如果我国的各级政府和外汇管理部门有了“用汇”这一新意识，那么在外汇限制上就会大大减弱，对企业的用汇申请就会降低门槛了。
因此，要充分认识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问题，要在用汇上下点工夫，对企业用汇该放开的就放开。但放开也不是说盲目地鼓励用汇，对外汇的使用途径和领域还要有区别的限制。譬如旅游方面的用汇，就要适当限制，不能随便换汇。最近我国旅游部门又开辟了中东埃及几个国家的旅游路线，一大批中国游客又要涌向中东，如果再过些日子开辟了欧洲和美洲一些路线，那么中国的富人就要大肆挥霍中国的外汇储备了。旅游消费是典型地消费外国产品，这种纯消费性的用汇我认为中国要适当限制，要想办法通过海关征税，即对出国消费要征收关税。对中国的富人要适当限制。如果在这一点上不注意，中国仍然象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外汇危机。
4，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发展到海外出击的历史阶段？
近两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以每年平均400多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国内的外汇总量大约在5000亿美元左右。货币买卖的进大于出，对人民币的币值产生了较大的升值压力。这种局面估计还要持续几年。正是这种局面的出现，使中国经济产生了海外开拓的强烈要求，也使中国一些企业具备了海外开拓的条件。
我认为中国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资本输出和产品输出的历史阶段，就象当年的德国和日本，一个要与英国争夺殖民地，一个是发动侵华战争。在帝国主义历史时期，资本输出的表象和特征就是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扩张市场，推销产品。今天，世界的政治文明已经发展到全球化理念阶段，所以，象中国这样需要资本扩张的发展中国家极需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自己的市场拓张。
但是，中国的海外市场拓张要求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之所以今天许多中国企业要到国际市场上找饭吃，是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在国内市场上已经无所作为。所以，现实逼这这些企业要到海外开拓。但认真观察一下国内的二元社会结构现实，就可以看到国内还有许多欠发达地区，许多部门还极需要资金来发展，许多产品也不是在国内没有销路，只是由于贫穷才使一些消费者缺乏消费能力。因此，中国的企业和资金面临着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国外那些超级客户服务，还是惦记着国内的一些低级客户。
当前流行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逐利制度，所有的企业行为都围绕赢利目的。正是这样一种制度，使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无数个断裂。企业你追我赶，最先进的跻身于国际发达社会，最落后的沦入社会边缘。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先进企业对这一个国家整体社会的贡献。
在这个问题上，企业的行为取决于国家的行为。国家应该有引导性地帮助企业在国内发展，将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的发展上。正是因为中国有着巨大的城乡差别和严重的不均衡发展，所以，我认为中国远未达到80年代后期日本那样的全球资本出击阶段。要透过虚假表象来看现实，在适当地展开海外经营之时，重点还是要放在国内的建设上。这是我对中国大的战略发展的判断。至少在10到15年之内，中国还要将资金和技术、人才重点用在发展国内。“走出去发展”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发展战略，只能放在一个次要而谨慎行事的地位。
瑞士一位驻华大使在回国后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是欧洲和非洲的混合，有4亿人口和欧洲人差不多，9亿人口和非洲一样。”这位大使的观察十分准确，比喻也十分贴切。中国要汲取日本双重发展的教训，一些优秀企业和富人不能单兵独进，要有社会责任感。[完]
[注：此文从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研讨会上的讲话基础上整理而写成。]
后户籍时代的中国人口流动
----中国城市化率将有多高？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2002年3月11日
2001年被称作中国的户籍改革年，这一年，全国许多省区彻底破除掉了户籍管制，春节过后，中央电视台早晨的“新闻连线”节目一连用了三个早上，重点报道了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到目前为止，可以说除了首都北京市，全国各大城市基本上都实现了人口相对的自由流动。在这种形势下，即在中国的后户籍时代，中国城乡间人口流动将呈什么样子发展呢？我认为必然是一场由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发展的过程。
单向流动阶段的特点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这一阶段已经持续了20年之久。从7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即开始进城务工，到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民工流模式，即春节回家过节，节后进城打工。目前，我国每年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大约在1.4亿人左右。这些人年复一年地作候鸟式的流动。
在户籍管制放松后，一小部分进城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成为城市居民。但大多数进城农民仍然奔波于城乡之间。可以说即使在城市完全放开了户籍管制之后，他们也不会轻易携家带口进城。因为没有一个有保障的就业岗位和生活居住环境，农民是不会轻易进城的。进城的门槛对于很多农村人来说还是很高的。过去是户籍限制，现在是就业、收入和住房限制，这些因素将成为今后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从目前情况看，在今后至少10年间，中国每年仍然还将有八九千万人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每年春节交通运输的繁忙景象将持续下去。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将不断吸收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但这个数量不会很多，每年大约将吸收300万人。目前中国生活在城市圈内的人口大约有4亿人，加上进城打工人口大约有4.5亿人，另有8.5亿多人常年生活在农村。如果每年进城人口以300万人来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以静止的13亿人来计算，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4年多的时间，从目前的30%提高到40%需要40年的时间。如果加上这40年间新增的3亿人口，那么，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由目前的30%仅仅提升到32%。实际上城市化水平仍未改变。
所以，中国要想提高城市人口比例，必须以每年将近1000万人的速度增加城市人口。如果以这个速度增加城市人口，那么到2040年中国人口达到16亿的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以达到50%，即8亿城市人，8亿农村人。这个城市化率比起当前的一些发达国家也算是低的。
即便是低的，这一任务对于中国也相当艰巨。中国每年净增人口1000万人，其中80%的净增人口在农村。这种净增人口的比例结构也增加了中国城市化的难度。另外，一个影响中国城市化进城的因素是中国人口流动即将进入第二历史阶段，这就是城乡双向流动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农村人向城里流，还将有城里人向乡下流。这种双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速度。
2，即将到来的双向流动阶段
大约在两三年前，山东济南市报道过一些城市人下乡务农的故事。位于济南北边黄河岸边的济阳县有着大片的土地，于是一些下岗工人便到济阳租地来经营。一位姓丁的企业家还投资济阳，购买了几千亩农地，搞现代农业。后来一些养鱼的和经营蔬菜、花卉和林地苗圃的人都赚了钱。有些下岗工人还赚到比在城里还要可观的钱。
这是经营农业的例子。还有一类下乡的工人。在山东蓬莱的大季家镇大仲家村，常年居住着一位城里来的工人师傅。这位师傅退休后，被这个村的工厂聘用，于是干脆搬到农村来工作、生活和居住。村子里给他盖了一座相当宽敞的房子，他感觉比在城里强得多。目前，从烟台到蓬莱，沿海一线已经形成了一条工业走廊，国外很多加工业项目投资此地，因此也吸引了一批城市的技术工人。
目前中国城乡双向流动的特点是：农村年轻人向城市流动，城市四五十岁的技术工人向农村流动。农村的年轻人到城里后可以从事饭店一类的服务业。而那些年纪大了的城里人再干这一行业就不太合适了。在城市居住的人都知道，现在很多工厂处于倒闭停业或破产状态。仅去年一年，我国城市中下岗的职工就达3000万人，其中只有150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其他1000多万人在家待里无事可做。一些人每天到股票交易所去消磨时光。不但赚不着钱，有时还把退休养家的老本赔得精光。
在这种情况下，迫使一些身体尚好、精力尤存、又有一技之长的中年人到城市之外开辟战场。这些当年的制造业界的工人，其手艺在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显得过时了，无用了，但到农村去，可以在今后的农业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一些年龄大了的车工、钳工、电工和机床维修工，再从事计算机行业恐怕是不行了，但到农村从事新型机械化农业生产时，其传统技术还是大有用武之地。
特别是人有一种显示自我的偏好。哪里能实现自我价值，哪里就是最适合自己工作和生存的地方。某电视台曾播出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外派支援赞比亚的中国医生，连续在非洲干了两期援外工作。到第二期期满时，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于是他干脆留在赞比亚，自己开了个私人诊所，将家里几个学医的孩子都叫了过来。一家人等于移民赞比亚，不仅行医，还花两万美元买了一块面积有几百亩地的农场，从事农场经营。用他自己的话说：赞比亚人民需要他，他也热爱赞比亚的生活环境。
上海电视台还播出过一个退休教师的故事。她选择了安徽北部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一干就是四五年。中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别和物质文化鸿沟就是在这样一些人的努力下不断改变着。
3，即将到来的逆城市化运动
这种情形恐怕就是未来的中国。当户籍樊笼消失之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创造出许多新型生活模式。这将是未来中国社会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哪里能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人们将向哪里流动。于是，城乡间的单向流动将逐渐变为双向流动。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曾出现过的一幕：当城市变得过与拥挤和污染的时候，一些富人退出城市，进入了乡间。城市里剩下的只是中间阶级和贫民。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在中国发生。看看北京郊区的那些高级住宅公寓，全是有钱人居住。居住在城里将不是一件什么自豪的事情。就象英国人一样，如果问起来这个人居住在乡间，人们将投之与羡慕的眼光，如果说住在伦敦，那意味着是普通人。
由于以上述说的原因，我的估计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会十分缓慢。20年后能真正达到40%就很不错了。[完]
2002年中国人关注的大事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 每个新年伊始，人们都要展望和关注全年的走向。2002年中国社会将发生哪些变化？经济生产将怎样运行？哪些事情是今年的工作重点？本文现在通过对最近一系列事情的观察，对今年的大事做一把握。
从政府角度看
从大的方面即从政府角度来说，其工作重点已在朱总理的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点明了。概括起来说，今年政府要做的大事有：
1，保持国民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2，扩大批培育内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首先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地方财政首先要保工资的发放，对过去拖欠的工资应尽快补发，宁可不上新的建设项目，不办或者少办不急需的事情，也要照顾好人民群众的生活。从朱总理今年的报告内容看，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有了一定的转变，从过去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变为适当照顾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3，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不要再搞重复建设和单纯扩大生产能力了，产能过剩的经济部门要压缩和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包括农业生产，要从过去几十年单纯追求粮食生产的思路中扭转过来，大规模地调整农产品的种植结构。二是在工业领域中，要加快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人力物力从生产过剩的部门转移到新兴产业部门。
4，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突出任务，这也是一个不同以往的新提法。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的消费拖了后腿。农民收入连续四五年增长缓慢，城乡差距继续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向农业和农民的倾斜势在必行。
5，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凤建设，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6，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按照法制统一、非歧视、公开透明的原则，抓紧完善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我国国庆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有步骤地扩大对外开放领域，认真研究掌握和充分行使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享有的各项权利，积极推动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培养合格的外向型专业人才。
7，继续发行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拉动经济经济增长。
8，正确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地域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奉贤和困难，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和党的建设，团结奋斗，勤俭建国，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
从企业角度看
春节过后，300多名中国企业家及专家学者汇聚黑龙江省的亚布力，举行了第二届“中国企业家论坛”。通过讨论，这个论坛也总结出了2002年企业家最关注的十件大事。这些大事是：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2，WTO规则的落实。企业家关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将如何按照WTO规则完善中国的法规体系，希望在这一过程中防止产生新的地方保护主义，同时注意发挥行业组织在规范市场当中的积极作用。
3，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信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政府应大力促进社会信用信息的披露和流动，要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激发企业和个人建立良好信誉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破产制度，加大对破坏信用制度行为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推动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提高。
4， 行政审批制度的简化。希望在WTO背景下，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增加政策的透明度，从制度上铲除腐败根源，创造更好的创业环境，以激发蕴藏于公民身上和家庭之中的企业家精神，推动市场经济发展。
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希望通过宪法确立法人及个人财产不可侵犯性原则，通过法律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产保护、融资等方面获得与其他类型企业同等待遇，促进公平竞争。
国企领导人的激励机制。通过逐步改革产权制度，降低国家持股比重，采取股权期权等国际通行的激励手段，使国有企业领导人真正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明确承认企业家个人的知识产权，推动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
资本市场的发展与规范。希望通过有效的监管措施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推出二板，增加企业融资渠道，充分发挥股票市场在企业兼并重组中的作用，同时为国有股减持找到有效可行的实施方案。
银行的改革与开放。在外国银行逐步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银行业应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更多的民间金融机构，在银行业引入充分竞争，建立中国银行的信贷文化。
9，户籍管制制度的改革与人才的自由流动。希望以居住人口的管理替代传统的户籍管制制度，使得人才能够更大范围地实现自由流动。
税率的调整。希望完善税收征管体制，实事求是科学地计提所得税，合理调整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进一步释放生产力，促进效率的提升。
尽管这是一个民间论坛讨论的结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企业关注的焦点，因此值得参考。
从百姓的角度看
最后要探讨一下2002年老百姓关注的大事是什么。在有些人眼里看来，老百姓关心的大事不外乎就是如何过上好日子，怎么能多挣钱，怎样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实际上这仅仅是表面现象。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要有条件，这些条件就是统一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具体来讲，怎样能不受户口的约束自由迁徙和找工作，怎样摆脱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身份歧视和不平等的国民待遇，怎样建立合理的、公正的分配制度，等等。说到底，老百姓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认真考察一下，便可以看出来，中国公民关心的大事许多已上升到人文的高度。这说明了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为什么要给公务员加薪？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2002年1月29日
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长期偏低，这个特点也许在落后地区并不明显，但是在发达地区非常突出。广东有一句笑话：“你不好好学习，长大让你当公务员”。公务员参照系究竟应该是谁，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与所有企业的平均工资做比较，而国外是把公务员的工资与大型公司同样资历的管理人员相比，后者是比较科学的，能够反映人力资本的价值。现在既然大家认同了，给公务员涨工资就是一种价值回归。
当然，反腐败既要加强对公务员的思想道德教育，也要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和监察，但是给公务员涨工资也是反腐败建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做到高薪养廉，起码可以做到以薪养廉。伟大的事业需要体面的工资。曾庆红同志也讲过：首先要靠事业留人，其次也要靠待遇留人。
3、 涨工资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后人才竞争的需要。现在，公务员是我国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加入WTO以后，许多跨国公司抢滩中国，相当一部分年富力强的公务员是他们猎头的对象，比如在北京他们稍稍提供6000元－8000元的月工资就很具有吸引力，而我们北京许多年轻的公务员工资只有1000多元，在国家财政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稍微提高一点，还是差得很远，只是象征性地体现一下政府的关怀和导向。
实际上，每次在给公务员涨工资时，不仅仅是给公务员涨工资，公务员现在只有600万左右，前几次提高收入标准的人的规模实际达到了8000万人，其中还包括事业单位的职工，社会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5、公务员的工资不可能永远涨下去，这几年实际上采取的是小步快跑的办法，主要是涨基本工资，每次所谓涨30％，人均也只有100多元钱，并不是象社会上有些人理解的那么多。涨幅与社会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一样的，由于基数不同，绝对数要高一些，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今年，公务员的工资要略为再提高一点，幅度比前几次要小一些，这是整个给公务员涨工资计划中的最后一步，涨完以后，阶段性的任务就完成了。给公务员和离退休人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提高收入，是刺激消费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改善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能够起到一剑双雕的效果。
6、现在每年开办公务员考试，就是为了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好在公务员系统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希望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能够加入到公务员这个队伍中来。他们可能是你或者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的孩子，或者其他的亲属。所以给公务员涨工资，就是给人才涨工资。
中国的城市贫困被严重低估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表象和真实常常都被认为是事实，有时表现与真实是趋于一致的，但是有时候表象与真实相去甚远。两年前我35岁，看上去却跟53似的，至今没有改变。个人的事情被误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今日中国群体性的问题估计不足。其中，城市贫困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里人的日子比农村好过，因此除了少数传统“三无”对象以外，城市里根本不存在贫困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下岗职工问题日渐突出，中国政府经过8年的探索，推出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似乎只是一条装饰线，并没有真正完全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
据民政部2000年9月份提供给国务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会议的背景材料，2000年6月份实际处于城镇低保线以下的人口是1382万，而当时领取城镇低保费的只有303万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异？民政部的解释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我在调查时发现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些城市规定凡是处于劳动年龄以内的人（男，16－60；女16－55），没有工作的一律视为获得最低工资；
一些城市规定凡是发不出工资或者没有领到下岗职工生活费的，一律认为是单位对个人的负债，视同已经领取；
有的地方规定，凡是女同志带有金首饰的家庭，不在发放最低生活费用考虑之列；
有的地方规定，凡是家里有电视、电冰箱等电器的家庭，不在发放最低生活费用考虑之列；
有的地方规定，凡是家委会反映经常吃荤的家庭，不在发放最低生活费用考虑之列；
6． 中央企业的职工家庭，地方政府不管；
7． 集体企业职工家庭很难纳入低保范围；
8． 县城关镇以外的家庭不管；
这都是比较普遍的情形，实际的条条框框比这还多得多，有的地方人们称之为“12不准”，“16不准”。
城镇低保线在实际执行时控制得非常严格，从而把许多应该救助，而政府无力救助的对象排斥在城镇低保线以外。
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被严重低估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贫困线定得偏低，不能满足贫困家庭发展的需要，使得贫困家庭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归主流社会。
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美国大约有4200万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低线是1382万人，那么高线是多少？1992年全国总工会通过对5万名职工的调查，得出全国贫困职工家庭人口数超过2000万人。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根据他们的有关调查推算，中国城镇居民有近5000万贫困人口（洪大用，
如果不以户口为标准，而以实际生活区域为标准，这个数字还要更大一些。截至2000年底，城镇低保覆盖面虽然为100%。但是实际救助对象只有320万人，仅占到城镇总人口的0、8％，这个救助面显然太窄。美国近10年来，每年享受贫困线救助的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4.5％，印度救助的人口为6％，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享受城镇最低生活线资助的城镇人口比例不应低于6％（绝对数2400－3000万人）。尽管实现这个目标很困难，但是我们必须为此努力。目标已经锁定,那么今后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1、 政府要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重要论述中，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救助问题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认真贯彻这一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必须把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保障工作做好、做实。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加强领导，把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作为干部联系人民群众感情的纽带。
现在，一些地方搞最低生活保障没有钱，却耗费大量资金上项目、铺摊子，搞重复建设，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坚决予以纠正。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2、 正视贫困。
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以不同形式和程度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一般认为，贫困既有绝对贫困，也有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泛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难以维持。”；而相对贫困则是指“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很弱”。1993年汤森教授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又划分出一个“基本贫困”，即绝对贫困指不能维持生存，基本贫困指不能满足基本需要，相对贫困则为相对遗缺。
世界在发展，人们对于贫困的认识和态度也在发展。适度贫困的存在不是社会的耻辱，不能够正视贫困，从而掩盖贫困，结果导致忽视贫困，才是最可耻的。我个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根本上完全消灭贫困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正视贫困，进一步充分认识不仅绝对贫困需要救助，基本贫困和相对贫困也需要救助很有必要。现在很多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富人，比如交通规则的修改，但是对穷人不能忽视，也不应该忽视，只有从两个方面把富人和穷人的需求都满足好了，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宁。
作者简介：
杨宜勇，博士，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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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和担忧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大陆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十五年的谈判忽然有了结果，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图景。大家都在猜测将有什么机会或陷阱等待着我们。
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我认为是两条：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而这两条恰好是大陆经济迫切需要的。虽然二十多年的改革，公平和自由都有了很大的改进。政府自己的特权在减少，百姓的自由在增加，然而改得比较慢的还是政府本身，因为没有谁能够迫使政府主动去改。现在入世以后有了一个国际组织，和一切国家都要遵守的统一规则，对政府显然是多了一个约束。我们可以预期，入世后政府的改革将有明显的加速。中国的入世也说明中国政府对进一步改革的决心，不惜把自己置身于国际约束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入世并不是请外国人来帮助我们改革，外国人是来参与竞争并且要来赚钱的。公平竞争是规则的公平，规则公平意味着弱者将会失败和吃亏。这正是大家所最担心的。但是外国人虽然在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优势，他们也有自己的弱点，那就是人员的成本比较高，对市场环境的熟悉不如我们。所以竞争的结果并不是我方通盘皆输，而是双方都是有赢有输。尤其是我们自己能否做好竞争的准备，这将改变竞争的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国营垄断性企业，在市场开放的环境中将面临巨大的困难。这些企业由于所有权的模糊，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早已没有了生机。过去靠着政府的垄断保护，又注入了千百亿元的资金，还能苟延残喘。入世以后将面临最后的一击。这些企业中的大部分并不是国民经济不需要，而是经营效率太差。所以他们的前景不是关门倒闭，而是重组更新。在这过程中免不了有大量下岗减员。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政府最为迫切的任务。办法是发展民营企业，它是当今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唯一部门。不但国营企业的下岗要靠他们，还有农民进城也要靠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此外一些因自然资源的不利条件而形成的比较劣势，也将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表现出来，并引起经济结构的转变。比如生产粮食的农民必须减少粮食生产，转向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养殖，食品加工。本来这方面的转变不值得担忧，只要有正确的价格引导，政府提供改行的方便而不是设置障碍，并有一定的资金供应作为转业的成本，农民能够调整自己的生产。问题在于当局不大愿意承认我国的比较劣势，继续执行没有出路的保护政策，造成结构改变的困难。过去几年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造成粮食生产过剩，粮库爆满，不得不大量补贴出口，还造成入世后粮食减产的困难。保护不是不需要，问题是如何保护。如果将出口补贴的钱用来帮助农民转业，情况就很不一样。入世要求我们顺应价格的变化，相信市场，调整自己；而不是逆势顶牛，固守阵地。对于保护的意义要重新理解，它不是保护没有前途的行业，而是保护受损的群体，帮助他们顺应时势。
入世也提供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机会。近十年来我国的家电和小商品出口经历了巨大的发展，这一形势将因入世而进一步加速。中国将成为全世界小商品的集中生产地。这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去年浙江省出口的迅猛发展证明了我们仍然具有巨大的出口潜力。未来的十年内将有一亿多农民进城，他们将从事的主要行业除了服务业就是加工业，包括家电和小商品生产。农民进城是我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是提高人均ＧＤＰ的必由之路。入世之后外国企业将从中国人那里赚更多的钱，其先决条件是中国人的收入更高，有更大的购买力。而农民进城是提高整体购买力的最现实的路子。没有农民的大量进城，中国人的整体收入就很难提高，外企想在中国赚钱的计划就会落空。所以入世是一个双赢的安排。
解决就业，农民进城，提高收入等等，关键的一着在于能否发展私营经济。我国的私营经济从严格禁止到勉强容许，至今还只有一条容身的窄缝。私营企业家们克服了种种难以言喻的困难，经历了极为曲折的道路，而现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支力量。但是他们至今也还没有走上康庄大道。按理讲，我国既有十分充沛的储蓄资金，又有大量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发展私营企业的条件都是具备的，问题在于企业家组织力量的发挥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入世以后中国经济的前景很大程度上要看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现在外企已经有权得到国民待遇，我国的私营企业更应该优先得到这项公平待遇，让他们学会在新情况下的竞争规律，和新进来的竞争者抗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要严格保护产权，公正执法，自己在守法方面起模范作用。特别是要树立为私营企业服务的新观念，成为由纳税人聘请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而不再是只管别人，领导别人的特殊组织。当然，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很长的，它涉及到我国几千年传统观念的大转变。即使大家努力，没有十年八年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既要有紧迫感，又不可操之过急。但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期，入世将启动中国经济的新阶段，并引起一系列更为深刻的社会变化。
　原载天则经济研究所《宏观中国》2002年第4期（1月25日）总第131期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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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中心主任仲大军日在北京大学给文化产业研修班学员讲课时的部分内容，会后整理时进行了充实。因内容比较特殊，特传与友好关系单位，以做思想交流。如有媒体愿意刊载，请与中心联系。
社科文化也是重要生产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2年1月9日，演讲于北京大学
1，重新认识文化的作用力
文化包括很多内容，科学技术也是文化，但是与物质生产相关的文化。本文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政治、经济、道德、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我把这一类文化叫做社会科学文化，简称社科文化。
社科文化也是重要的生产力，特别是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文化，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要比科技文化大得多。举例来说，1978年之后，中国政坛通过拨乱反正，肃清了极左路线的错误思潮，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在此后的20年里取得了大发展。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文化，中国的经济和科技都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在中国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文化的作用显露得十分明显。政治文化才是决定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重要因素。
我在今天之所以要强调提出“社科文化是第一生产力”，主要是针对“科教兴国”这一口号，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一个重新需要新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文化推动的关头。没有再一次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推动，中国的经济将陷入后继无力的状态，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种种矛盾和积弊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和健康发展。
这些年来，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很大的思想认识误区，精神和思想文化的作用被严重地忽视了，政治文化被搁置一边，技术至上、科技至上、物质至上、经济第一、金钱第一压倒了一切，甚至提出了“科教兴国”这种口号，文化思想和精神道德的作用被严重忽视。这种现象是拨乱反正之后出现的，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可以存在的，但长远来看决不可取。就中国目前出现的种种社会腐败、假冒伪劣、道德沦丧、信用丧失、精神空虚来看，没有精神和文化文明保障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
到了今天，这种轻文化重物质、轻道义重金钱的社会倾向应当加以纠正。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政治文化才是主宰一切的最高生产力。纵观历史，人类一切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都要受到精神和思想文化的支配。不同的文化对于不同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佛教与基督教的影响。崇尚遁入空门的佛教国家如印度最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尚义而轻利的儒家文化在近代落伍了，而崇尚清教伦理的基督教徒创造了现代世界科学文明和推动了世界工业化发展。
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反复讲过美国发生的一个故事，西部的加州斯坦福大学地区，企业文化空气相当自由，缺少东部地区的等级制观念和绅士派头，结果大批信息技术人士汇聚此地，创造出了一个IT产业基地----硅谷。而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地区由于传统观念和陈规旧俗束缚太多，最后在科研能力方面落后于西部的硅谷地区。
2，政治文化影响力在历史上的表现
社科文化对经济的发展到底起什么作用？完全可以通过大量的事例分析考察出来。世界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首先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建立在西方基督文明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文化基础之上。这种新文化与传统的封建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发现和确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如自由权利、平等权利、生存权利、政治权利等。有了基本权利观念，欧洲国家才发生了资产阶级和平民革命，才推翻了封建王权和皇权，建立起了民主法治的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和在人权意识基础上从事经济活动，就产生了不同的经济行为、组织方式和分配方式。例如，公司制度就是建立在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基础之上的组织制度。公司的英文是Company，是伙伴的意思。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尊重各自权利的。
这种观念在东方封建专制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东方国家没有这种人文基础，因此，公司这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和生产方式也不会在东方国家产生。中国自唐宋以来直到明清时代的经济组织大多是庄园主经济和皇家官府经济，这种经济组织中的结构关系和人际关系是爷爷与儿子、孙子的关系、皇帝与大臣、官吏的关系、主子与奴仆的关系。这些经济组织中没有平等与合作的关系，缺少个人自由，只有血缘和官阶关系，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因此，这种组织的生命力和活动能量都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在没有自由权利观念的情况下，个人的发明和创造活动都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和制约。
以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件事来考察，郑和所率领的是庞大的皇家船队，这一经济组织的关系完全是封建官僚等级制的关系，其结构也完全是官阶制和军阶制，内部组织是上下服从的关系，整个航海活动都是在一种尊卑主从的关系中进行的。而哥伦布特别是后来环球航行一圈的麦哲伦所率领的船队，基本上是合伙人性质的经济组织，大家的关系是合作的、平等的。一个共同的探险和发财的目标把大家扭合到一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在这一理念支配下，探险队员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精神和意志是与郑和船队中的成员不一样的。最终探险的成就和结果也不一样。郑和还没到非洲便半途而返，麦哲伦历经磨难完成了人类历时上第一次环绕地球旅行。官营航海与民营航海的结果在这里表现得一清二楚。
通过近代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经济组织的表现，我们可以意识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可以直接影响到它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中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益，最终产生不同的结果。欧洲国家由于最早打破了封建专制的皇家所有制，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确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以民本为单位的经济组织----公司便大量发展起来。公司文明可以产生大企业、大生产，并具有极大的开发力和创造力，公司所有制相比较起家族所有制和皇室所有制来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和优越性。公司所有制的实质是公有制，而家族所有制和皇家所有制的本质是私有制。
资产阶级的出现也是一种历史进步，资产阶级最大的意义是：平民与王室分享天下财富。在封建社会里，所有的臣民和财富都是皇帝的附属品。象中国，“率天之下，莫非王土”。例如中国周朝的分封是按皇帝的血缘关系分封的，此后，任何一个封建朝代的分封都是以帝王家族血缘关系来分封的。天下实质上是掌握在皇帝一个家族手中。一个家族便霸占了整个社会，这便是封建社会的实质。因此，封建社会才是真正的私有制，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大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封建主义私有制发动的革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社会财富才从皇家独有变为资本家和平民所有。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社会才将人民应该得到的权力和财富从皇家家族中夺过来，人民才拥有了权力和财富，而这一变革无不是新的人文文化----民主政治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有了民主政治才有了公司公有制和公共税收，才有了更多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福利。西方国家逐渐有了公共的国家图书馆[马克思得以在里面免费地阅读]，城市里有了公共绿地即公园，有了公共艺术场所----大歌剧院，有了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学校----大学。相比较起来，在封建王室所有制和官僚家族所有制时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几乎没有。中国的古代城市几乎没有公园和公共广场，更没有公共图书馆。中国古代城市的园林都归封建帝王和王公大臣独家所有，象北京城内，明清时期所有的园林空间都属于皇帝和贵族，平民百姓根本无缘享受园林生活。
中国建国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所有制改造，是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反动，是将个人财产全部变为公共财产，从封建主义的大私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大公。但是，物极必反。大私固然不好，大公也多有弊端。中国建国后所搞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将公民权利彻底剥夺的大公，在一定程度走上了反私有制的极端。实践证明，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和政治制度压抑了人民大众的生产积极性，对经济发展是有迟滞作用的。特别是这种大公思想往往带来恶劣的政治影响。这种思想要求人民彻底放弃自我，最终所产生的客观后果就是少数人独裁，个人迷信，权利高度集中，在这样一种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很容易酿成社会的灾难。因此要回归真正的人民大众所有制。
个人所有制与封建所有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代的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所有制。没有民主法制，任何个人所有制最后都会走向封建帝王式的所有制，资本寡头式的所有制。现代政治和法律体系是制约人类所有制不至于走向极至的根本保障。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对计划经济的矫正，其实质是恢复人民群众的权利，由长官经济走向大众经济。由于适应了基本人性，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前的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里最需要摆正的是公与私的两种关系，要坚决破除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一些极左思想。完全要求人们一心为公是对个人权利的彻底剥夺，在一个完全无私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到不得保障。私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是由一个个私组成的，公是建立在私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为私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对公的需要。用现代词语来讲，公就是公共产品，就是为私服务的公共产品。为公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在当今的社会里，我们既要明确维护个人权益，也要提倡为公思想。一个大公无私的社会是一个过多剥夺个人的社会，但一个过分自私的社会也是一个丑恶的社会。中国文化承袭了上古尧舜禹时代的传统，历来有大公无私的传统。这种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这种文化是一种重义轻利的文化，但在现代世界市场经济发展中，这种文化具有明显的劣势。因此，在重义的基础上要适当地重利。但今天要避免的倾向是不能过分地重利，不能陷入自私自利、盲目金钱崇拜的泥坑。
3，东西方工商文化比较
欧洲国家经过启蒙运动后，把人从宗教神权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平民百姓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象贝多芬的交响乐就反映出了这种对人类自身力量的讴歌。正是在这种观念和思想指导之下，一场开发新大陆的轰轰烈烈的工业运动开始了。由于消灭了封建帝王的独家私有制，财富在社会中扩散分化，众多的平民百姓获得了资产，又由于打破了封建贵族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大家都有了同一平等的社会地位，于是一种合作开发、共同获益的公司文化便应运而生。
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发现，要进行大生产就必须联合与合作，大家组织起来各自发挥自己的长项和优势，通过合作取得比个人单干要大得多的经济效益。于是，分工和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学思想诞生了。从这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是在资产阶级人文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人们在一种协商、谈判、自愿和相互妥协的状态下联合起来，形成了大的工业经济组织。如今这种产权多元、平等互利、分工合作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思想精神已经牢牢地在西方社会扎下了根。
但在我国，由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大量的封建残余思想仍然在社会上存留，等级观念、特权观念、不平等意识、歧视意识在政府行为和社会生活中随时可见，而分工合作、发挥比较优势、共同受益的观念十分淡漠。办企业就想个人独吞利润，驱使、剥削和奴役他人，封建主义的大私观念在中国社会上仍然流行，独吞、独占、独得、独霸等心理仍然占居着很多人的头脑。不平等观念和特权观念表现在分配领域就是严重剥削他人，不合理地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营者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和职务方便大肆攫取和侵吞公共财产，以致使当前的中国，欺诈行为盛行，市场秩序混乱，社会上很难办成事，人际间很难合作。即使家族企业也往往因勾心斗角而打得不可开交。一个没有共同受益、平等合作思想的人，凡事就只能单干和独揽。但这种个人生产的能量是有限的。因此很多事情做不了。文化的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的阻力始终在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传统的中国政治哲学中，政治博弈的规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贼”。这种哲学影响到经济活动中来便是胜者独揽利益，败者利益全失。这就导致中国的商业博弈中经常出现赢就一夜暴富、输就倾家荡产的现象。在这样一种险恶的商业竞争中，博弈者往往不择手段，费尽心机，以求得逞。所以，当前中国的商战实际上是进行得相当残酷的。加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合理，加剧了这种争夺的残酷性。
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新型商业文化，这种文化提倡双赢和多赢。在商业活动中，任何竞争伙伴都把对方看做共同获益的伙伴。如果不能共同获益，那么这项经济活动便没有必要。如果仅有一方获益，那么这项买卖便不公平。任何竞争伙伴都要为他人着想。西方商业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当然这是发达国家出现的新的物质文明。中国企业如果要想迈入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从文化层次进行一场反省，从而打造新的商业文化。否则，尽管从形式上进入了WTO，也仍然是貌合神离。因此，中国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理念必须更新，封建文化的残余必须进一步清除。
当前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太多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渗透进中国企业和经济活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历来不仅习惯于专制和独裁，更习惯于造神和个人崇拜，动不动就把某个人看成是伟大的天才，英明的领袖。有些企业领导人搞出一点成绩便飘飘然无限扩大自己的能量，结果没几天企业便垮下去。南德集团的牟其中便是典型的一例。稍有成绩，便以领袖自居，便制造英雄神话。尽管牟其中已经锒铛入狱，但当今社会仍然有无数人还在步其后尘。这给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埋下进一步发展的危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企业里，老板独裁、专横跋扈、欺压和剥削职工的事层出不穷。这些不良现象往往都被“经济增长第一”的追求所掩盖了。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在东方国家，由于悠久的人治传统，权力往往大于法律，以至人们干什么事都要走门子，拉关系，法律和法规被置之一边而不顾，到处是长官意志和领导说了算。这就是官本位得以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文化基础。社会缺少自治和自立的精神，干什么事情都要看长官的脸色，而官员滥施权力也习以为常。
在学术研究领域，也盛行着盲目的权威崇拜和名人崇拜。几个走红的专家学者仗着体制内的地位成了社会崇拜的偶像。而市场呢，搞个活动不请个名人到场便没有档次和身份，名人效应在社会上大肆泛滥。有些人一旦被捧上高位，便成了众星捧月式的明星。传统的权威崇拜心理习惯与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驱动，使当今中国经济界出现了一批被神化了的炙手可热的学者。社会没有主心骨，缺少自立、自强精神，听话就听那么几个权威的。电视、报纸上反来复去重复的就是那么几个人的面孔和观点。市场经济是民众的经济，是人民大众各显其能的经济。当前中国社会中这种种现象，说到底是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没摆脱传统的封建文化。计划经济的核心是领袖经济，是官本位。中国社会自90年代下半期开始，官本位意识加重，国家公务员成为最追捧的职业，这显然是与市场经济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4，不良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
文化的作用和力量不仅体现在物质开发创造和生产上，还表现在对经济的破坏和财富的消耗上。人类既善于生产和创造，也善于浪费和破坏。所有具有破坏力的文化都是对人类自身发展不利的。但为什么世界仍然有战争、暴力、封建迷信以及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呢？起因还是不同的文化思想观念。如果人类的行为被一种正确的文化观念所主导，那么人类通过经济活动创造出来的很多财富将用在正常的自身生活享受上，但如果受一种极端文化所影响，便可能使物质财富遭到巨大的损耗。
例如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完全是为了教义上分歧而进行的。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厮杀和争夺对世界经济所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民族和国家由于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战争而被消灭和被彻底毁灭！直到今天，为宗教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战争仍是世界动乱的焦点。南斯拉夫的种族战乱，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流血冲突，美国与阿富汗原教旨主义的战争……太多的战争行为都是源于文化的冲突。如果没有文化的差异，人类之间能产生如此多的纠纷和战争吗？人类的经济产出和物质财富能遭受如此巨大的浪费吗？
不良文化实际上是由人性中恶的部分产生的。譬如贪婪、自私、冷漠导致今天的中国社会信用丧失，信任减少，许多公司和企业的业务陷入萎缩，不见钞票不发货成了社会的流行现象。北京的批发部门与零售商店屡屡产生信用危机，最后导致不给钱不发货的现象，并导致企业关门倒闭。在一个没有信任、没有道德的社会里，大量的经济产出只能是量少质差。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近日公布的报告说，2001年12月份质量投诉报告中，产品质量的投诉占到当月投诉总量的78%。为什么中国在经济产出得到巨大增长的今天，社会道德和企业文化却也在堕落？
人类必须随时纠正自己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随时克服人性中恶的倾向，创造一种没有战争、没有奢侈、彼此团结友爱、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富裕的文化。人类必须寻找一种和平相处的文明，不浪费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不相互仇视、歧视和侮辱的文明，一种平等发展、均衡发展的文明。有了这种文化和文明，地球上的物质资源才能真正地合理地被人类利用，大量的物质财富才不至于被白白地浪费和消耗。但是由于一些错误文化心理的影响，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有大量的物质财富被毫无价值地浪费着。
从消费角度来说，传统的愚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对物质消费有巨大影响。譬如农村农民，不要看他们收入少，物质贫乏，但越是贫穷的人群虚荣和攀比的心理往往越是严重。邻居家的孩子娶媳妇花了一万元，那我就要花两万来摆排场。东家的房子盖得大，我要比他还大。西家的祖坟修得漂亮，我要比他还豪华。还有些私营企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