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信仰的特质
的特质云海天涯§1.与之诤笔者的许多对宇宙的根本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争论“作为生活中的人是否应该具有某种信仰”。大家各抒己见，滔滔不绝，但是似乎谁也无法完全说服对方。因为参加辩论的双方都能在生活中找到不少他们自认为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论据来。1.1认为“人应该有信仰”的朋友们认为：要使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地、持续地发展，每一个人的观和价值观都应该与世间或出世间的善法相应。而这些世间与出世间善法又多是以各种形式的宗教为载体来对人类的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尽管古往今来都有许多“导师”级的人文学者试图在不改变这些善法的基本内涵的前提下，用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宗教化”的语言对其进行重新诠释，企图使得这些善法脱离宗教的载体，但是这些前贤们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他们煞费苦心所建立起来的世间或出世间善法的精致理论体系不仅无法不走样地保持这些善法的精神实质，而且在其表达形式上反而不如以宗教为载体的表达形式更容易被世人理解和接受。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例，自“五·四运动”以来，以各种形式的包装出现的人天乘善法走马灯式地在官方或民众思潮的推动下登上主流意识形态的舞台，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很快就被新的时尚所代替，始终无法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常青树”。而倒是那些以各种宗教为载体的人天乘善法和已经严重地变质及宗教化了的儒家思想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汹涌的新思想的潮流中巍然屹立，至今依然在对世间的教化工作中的承担着主要的责任。这种现象的产生也与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要被人们普遍理解并认同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积累有关，因为这些“新”思想都毫无例外地太“短命”了，与那些已经经过了上百乃至上千年的传播而相对来说比较深入人心的上述几种“旧”的与人天乘善法相应或基本相应的意识形态相比其根基是很浅的。如果不借助于官方或媒体的力量，这些新的思想在世间是很难扎根、生存下来的。因此这些朋友提出，为了对抗自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泛滥的、建立在纵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的、对人类社会的和平和稳定具有持续的“慢性”的带有毁灭性的破坏性作用的欲界不善思潮，应该大力宣扬各种已有的、以“信仰”为其基本特点的、现有的世间或出世间善法。因为这些善法都是古今中外导师们在与人性的基本弱点斗争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时代虽然变化了，但是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人性的弱点”并没有随着世事的沧桑而改变，最多是以不同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而已。因此，这些导师们的人生经验并没有过时。作为一个接受了前人所总结出来的善法的后来者来说，尽管他随之而形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能不是象那些导师们那样来源于自己的社会实践，不一定是“在皮肉上熬出来的”，因而只能称之为一种“信仰”，但是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已经能够对这个后来者的现实人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了，能够保证这个后来者在世间的生活中不至于离善法太远。对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道德沦丧等问题，这些朋友则认为应该归罪于世间的大多数人都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无法用这些信仰中所负载的世间善法的知见通过反思的方式来检讨自己的行为，也就更不可能具备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在“喻于义”和“喻于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受建立在人性的基本弱点的基础上的“本能”的驱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利”作为其追求的目标；更无法借助于信仰的力量来安慰（哪怕是暂时性的）一下自己那颗在尘世的种种诱惑中变得躁动不安和荒唐颠倒的心。因此这些朋友们把自己定位到一个以啼血的布谷鸟的方式,不知厌倦地在荒唐颠倒的世间传播善法的“福音”的,广义的传“教”士的地位上，谆谆教导人们一定要从前贤那里学习人生的智慧，并告诉他们：只有深刻地领会了前贤所阐述的善法的精神实质并义无返顾地将其付诸于实践的人才能解决自己在现实人生中碰到的各种老的或新产生的问题。“人遗子，金满屋。我遗子，惟一经。”他们总是大声地疾呼：“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1.2与鼓吹“信仰有益论”的朋友们相反，另外一部分朋友则公开地表示了对“将信仰作为与现代社会相应的善法的基础”这一做法的反感。这些朋友多半从辩证法的思想出发，以“科学精神”的实践者自居，对支持“信仰有益论”的一些关键的论据进行批驳。其攻击目标集中于如下的几点上：（1）信仰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解决现实人生中存在的诸种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各种烦恼。任何信仰最终都是要落位到某种人生理念上的。这些人生理念来源于导师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这些导师们生活在他们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里，通过对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正确而深刻地总结找出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类生活的一个“局部最优化”的策略。但是时代是在变化的，在导师们生活的时代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未必能够适用于无论是在大众意识形态和物质文明方面都与之相差甚远的新时代。对于现代人来说：要求他脱离现实生活而去恪守产生于古代社会中的各种与善法相应的人生理念无异于“刻舟求剑”，必然会重蹈“冬烘先生”们“按图索骥”、“邯郸学步”的覆辙。任何先贤依照自己的社会实践总结出来的对宇宙人生的认识都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而导师们的人生经验通过文字或口头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本来就是很少的，而且大部分还与现代人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试图从前贤的着作里找到现实生活中所有的问题的答案根本就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通过翻故纸堆的方式企图从前贤们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找到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金钥匙，不如将自己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通过自己对宇宙人生的观察、体验和反思来自己给出自己的问题的答案，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自己在现实人生中的烦恼。只有敢于真实地面对新生事物,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不断地加深对这些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产生的新生事物的认识的人才可能不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2）既然信仰实质上就是对某种人生理念的接受，如果这种人生理念已经被自己的实证所证得，则其被冠以“信仰”之名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有那些前贤已经证得，而自己暂时还没有证得的人生理念才需要用“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信”的方式来首先无条件地接受下来。但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果自己的实践不足，又怎么能分辨出你所接受的前贤的人生理念——严格说来应该是对前贤们的生活理念的解读——是否真的就能解决你所遇到的人生问题？！在现实世界中，许多伪善的人生理念——如各种邪教内部的主流意识——从“教人为善”这个笼统的角度上看起来与真正的善法颇为相似，不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扎扎实实地吃过亏的人是难以分辨其真伪的，而这就不免有些说得好听一点是“亡羊补牢”，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马后炮”的味道了。岁月匆匆，人生苦短，一个人一生要是上这么几次“假冒伪劣”善法的当的话，大概这一生就糟蹋得差不多了（这些朋友中许多人都是不信有前世后世的）。对于“假冒伪劣”善法来说，从“不能辨别”到“能够辨别”之间的鸿沟只有靠实践才能越过。实践不仅是新的更为符合自己实际的人生理念的来源，而且也是真假善法的“试金石”。因此这些崇尚“有益论”的朋友们认为，只有以辩证思惟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如实知，如实见”的实践精神——在现代人的词典里这种精神经常被含糊地称为“科学精神”或“理性”——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才是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他们所倡导的是他们所定义的“理性”——即“如实知见”+“辨证思惟”。而他们认为：信仰什么或有没有信仰则对现实人生的改善并不重要。他们经常借用“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譬喻来说明对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来说，“科学精神”的培养比信仰的培养更为基本一些。他们认为：“理性”是善法真正的基础，而放弃这个比信仰更为基本的基础单纯地强调信仰的作用是带有误入歧途的相当大的危险性的。因此，这些朋友们大声疾呼：“现代人最缺少的是科学的素养！”“只有科学精神才能够帮助这个世界走出困境”他们认为，在社会学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更应该提倡“科学精神”或“理性”，而不应该将信仰放在第一位。很多前人——包括宗教领袖们——所留下的人生经验之所以不能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探讨社会问题时没有始终坚持“理性”的原则，没有把“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发扬光大，致使他们总结的东西都带有严重的片面性、表面性和形而上学的色彩，这种东西自然就不可能中用喽！1.3对于持“理性有益论”观点的朋友们的种种责难，持“信仰有益论”观点的朋友们也不甘示弱。指出尽管他们也能理解并接受“理性”比“信仰”更为基本的说法，但是“理性有益论”者根据自己的理念所提出的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方法的可操作性是很成问题的。（1）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烦恼一般都是来自多方面的。即使是在引起烦恼的诸多因素中只有一个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就依然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地存在。而人的社会实践相对来说不管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以至于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烦恼现起时可能他自己对与烦恼相关的诸多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还没有成熟，从而无法在烦恼现起的当下将其制服。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吸取前贤们在相关的问题上的人生经验还是显得非常必要的。譬如一位生病的医生，在自己暂时不了解自己的病情，无法为自己找到完全对症的特效药的情况下，适当地根据其它医生的建议并采用一些部分对症的药物进行治疗比什么药也不吃强得多。尽管这样做也可能会冒被庸医或在自己所得的病的方面没有医疗经验的医生坑害的危险，但是不是也有可能遇上比自己高明的医生吗？在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是逐步地走向成熟的，任何人愿意走向成熟的人所采取的“修炼”方法都不能脱离自己的实际情况。譬如一个孩子，从幼儿园读到大学要花十几年的时间。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学习中，应该首先做到能把老师讲课的内容完全地接受下来；到了中学阶段，光把老师教的东西学会就显得不太够了，应该以老师讲授的内容为基础对自己的知识面进行一些有限的力所能及的开拓——如有意识地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及适当地多做一些习题等，以求加深对课程的理解，收到举一反三之效；而在知识积累已经到了相当的地步，心智也开始走向成熟的大学阶段，死守住老师所教的内容不敢越雷池半步就成了一种以懒惰的心理为基础的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大学学习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学会独立思考，要敢于脱离前人的窠臼，完全地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来认识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真正地培养起过硬的实际工作能力来。大学生中有许多不太听课的优等生，因为他们把听课的时间用在自学上，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学习一门课程的。但是小学生中不听课的学生几乎都是“不可救药”的差生——当然那些传说中的并无多少确定的事实作为根据的少数“神童”除外，如果在小学里大力提倡建立在可以怀疑教师或书本的基础上的“独立思考”就是一种对学生的前途不负责任的行为了。人的心智的成熟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学习过程。不能不顾人的具体情况而一昧地应用“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的原则，否则便有“欲速则不达”，“拔苗助长”之弊。（2）除了少数“善根”较深的对思考有关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天生”就具有浓厚的兴趣的人之外，现实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的人在“理性”这一方面是有很大的欠缺的。他们对于那些虽然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但是自己却想不清楚的问题所采取态度要么采取“想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的回避的态度，在现实社会中“脚踩西瓜皮——走到哪里溜到哪里”；要么采取迷信权威的态度。而对于一个缺乏理性的人来说，在他在实际的问题中陷于与庄子对话的那条困于“涸辙”之中的鲫鱼相仿的狼狈处境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恐怕还是权威，以免遭到“索我于枯鱼之肆”的下场；而不是千里之外的“西江之水”！医学中有句名言：“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对于大多数人的现实人生的改善来说，拥有一种真正地与善法相应的信仰还是十分重要的。在现实社会中是可以借助于官方或公众媒体的力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的。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心灵中的空缺如果“正法”不去占领，则必然会被与歪门邪道相应的“邪法”所占据。古往今来在这个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这些朋友认为：尽管对于那些勤于思考且掌握了辨证思惟的精神实质的人来说，执着于“信仰至上”的说法对他们的成熟会起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对这些人来说，这种阻碍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克服的。而对于“理性至上”的原则的宣扬也不是毫无流弊的。至少这个口号对于那些有常常脱离实际地“自信己意”的恶习的人来说就可能增长其“惟我独尊”的气焰，从而阻塞其心智成熟的道路，因为他们经常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当作“如实知见”。对于那些缺乏理性的人来说，恐怕“授之以渔”的效果未必就一定会比“授之以鱼”的效果好。如果从利益世间大多数人的角度来说，恐怕还是旗帜鲜明地宣扬“信仰”——当然要求是与善法相应的“正信”——比宣扬“理性”对他们的现实生活的改善的效果更好一些吧！这样也能起到一定的破除“迷信”——与善法不相应的信仰——的作用。1.4由于个人的特殊经历的缘故，笔者经常和许多朋友一起讨论与“理性”和“信仰”有关的问题。他们对一个学自然科学出身的虔诚的徒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理性”与“信仰”这一对看起来是完全对立的生活理念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很感兴趣。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佛教对于“理性”和“信仰”看法既不等同于其它宗教徒常常采纳的“信仰有益论”，也不等同于基于辨证思惟的“理性有益论”！倒象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中道”的理论。换句比较通俗的话说，佛教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既不象通常人所认为的“科学”，也不象通常人所认为的“宗教”。那么佛教信仰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呢？！在“理性”与“信仰”这一对通常人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理念上，佛教所采取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呢？这种“中道”或“圆融”到底是以“和稀泥”的手段自欺欺人，还是真的能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2.理性——横渡苦海的舟楫提起佛教，人们往往立即就会想到这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所谓的宗教信仰在本质上都是与建立在亲身实践和独立思考的的基础上的“理性”相冲突的，因为在那些依照以“神”或“超人”的身份出现的导师的“圣言量”建立起来的某种理论体系中，一定存在某种无法被普通的，作为人类的一员的“凡夫俗子”们直接体证的，必须无条件地通过信仰的方式接受下来的先验假设！而这种先验的“形而上学”的假设的存在本身就使得建立在辩证法的基础上的理性思惟无法贯彻始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性”的原则与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是不能相融的。即使是那些声称自己是完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现代自然科学，也无法完全将那些建立在一些公认的大科学家通过“拍拍脑袋”式的脱离实践的纯思辨方式（如一些根本就无法实现的所谓的“理想实验”）提出的基本假设上的，不容任何形式的怀疑的，实质上的“教主”崇拜驱除出去。有人戏言，连现代自然科学都不能将“理性”的原则贯彻到底，还有什么地方能完全地把“迷信”驱逐出去呢？将佛教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宗教的朋友们，在阅读了《增支部·三集·大品·第5经》(Tikanipaatapaa*li·Mahaavaggo·Kesamuttisutta）中的如下一段文字时，可能会感到有些惊愕吧！^……一时佛在憍萨罗国，羁舍子村落，其族人是迦摩罗族姓子，他们听闻佛来了，就来拜见他，向他说：“世尊，有些梵志和出家人来到羁舍子，他们只解说弘扬他们自己的教义，而蔑视、非难、排斥其他教义。然后又来了其他的梵志出家人，他们也同样的只解说弘扬他们的教义，而蔑视、非难、排斥其他的教义。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直都怀疑而感到迷惘，不知道在那些可敬的梵志方外人当中，到底谁说的是真实话？谁说的是妄语？”佛说：“是的，迦摩罗人啊！你们的怀疑，你们的迷惘是正当的，因为对於一件可疑的事，是应当生起怀疑的，迦摩罗人啊！你们要注意：㈠不可听信，因为你曾听过很长的一段时间。㈡不要盲从传统，仅因为它很多代以来人们这么做。㈢不要妄听谣言。㈣不要肯定它，因为它符合你的教义。㈤不可单靠论理或推测。㈥不要妄下定论，依赖着你所看所听。㈦不可单看事物的外相。㈧不可执持你喜爱的任何见解和意见。㈨不可因某事物似有可能而信以为真。㈩不可因为你出於你对你导师的崇敬和推荐而接受任何想法。迦摩罗人啊！你应超越意见和信念。只有在你确知某事是不善，当接受，修持和圆满修习后导致更多嗔恚，更多贪欲，和更多愚昧，因为你知道当你嗔恨、贪欲和愚昧时，这并不符合你信仰或意见，要知道，嗔、贪、痴是普遍被人诃责的，他们是无益的，并且应该避开。反之，当你确知某事是善，当你信受奉行时会导致慈悲心，离欲和智慧，这些美德充份的允许你训练安宁的心，智者称赞慈悲的心，离欲和智慧，这就可以接受。这应是你审察真理的真伪，以及决定那一种才是正确的修行。”……这段被泰国僧团端端正正地印在出家证书的首页上的训导文字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佛陀所倡导的人生理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如实知，如实见”+“辨证思惟”，而这恰恰就符合现代人对“理性”的解读！换句话说，佛陀认为人们最终应该依止的是通过各人自己的实践和辨证思惟来证得的“诸法实相”，而不是建立在那些自己尚未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辨证思惟来检验的必须预先接受下来的知见！这种理念被后世的佛教徒们称为“一实相印”，并将其作为检验一种知见是否与佛陀的教义相符的不容动摇的标准之一。佛教把“一实相印”作为检验知见的硬性标准这点充分地说明：佛教的哲学基础是纯粹的辩证法，而不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佛教徒自己——所误解的那样是带有不可验证的，唯心主义的先验假设的形而上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佛教是一种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宗教，毋宁说是一种非宗教的、崇尚完全的理性的思想流派。佛陀与其它带有宗教色彩的导师们在对待客观世界的基本态度上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的。而佛教行者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们在对待客观世界的基本态度上倒是比较一致的。换句话说，佛教更象是某种形式的“科学”，而不象是某种形式的“宗教”。佛教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都是辨证法，其基本的思惟方式都是辨证思惟。自然科学探索、认识和试图改变的对象主要集中在物质世界中；而佛教探索，认识和试图改变的对象则完全地属于精神世界。按照佛教的法相：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色法”；而佛教所关注的则是属于“心法”范畴的现实人生中烦恼的解脱。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对于客观世界的探索有完全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的解脱。对于那些与现实人生的烦恼的解脱无关的问题及与解决这些问题相关的各种努力（如“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人在肉身之外到底有没有灵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拟或“古代人的道德水准是否比现代人高”等），佛陀及其弟子们是不感兴趣的。在这点上，佛陀的弟子们与那些思想如“天马行空”，不受任何拘束，只要是能想得到的东西都去研究一番的学者们的观点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世间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通过实践和辨证思惟来获得知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那些与烦恼的解脱相关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为了求知而求知。因为至少任何人拍拍脑袋都可以想出无量无边的新的问题来，而这些问题绝大多数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西方有一句名言，其大意是：“一个傻瓜所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是任何一个智者都无法回答的”，话说得虽然有点“损”，但是也不是空穴来风。作为一个以烦恼的解脱为目标的佛教行者来说是不应该把自己的精力花在“入海算砂”式的为了追求新知识而去追求新知识的努力上的。在现实社会中那些津津乐道于“理性”的人往往都将“人生的乐趣就在于不断地求知”作为自己的一个人生信条，并将成为一个“什么都懂”的“一切智者”作为追求的目标。在这点上，佛教的观点与这些思想家们的观点很不一样。换句话说，佛教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的——只关心那些对解脱现实生活中的烦恼“有用”的东西。但是，佛教的思想并不是一种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狭隘的实用主义，它并不否定世间的学者们在理性的基础上对未知世界进行的各种探索，只是如实地申明一点，这些探索未必都能够改善现实的人生而已。换句话说，佛教徒在选择自己努力的目标时是很分得清主次的，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陀是很不希望他的弟子们在掌握了辨证思惟的基本规律之后，还把时间花在一些“无用”的问题上的。尽管佛教徒也和那些崇尚理性的朋友们那样将“理性”作为渡过烦恼的苦海的唯一可用的舟楫，从而使得他们在有关道德教育的问题上的意见基本上能保持一致，都把“理性”的培养作为世间教化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本质的目标。但是与这些持“理性有益论”观点的朋友们相比，佛教徒们在选择自己努力的方向时是非常谨慎的，决不在一些与解脱道无关的问题上滥用自己的理性。而且，正如下节中所阐述的那样，以理性为基础的佛教绝不贬低信仰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烦恼中所起到的作用。相反地，却将信仰如实地定位为:使得理性原则能够贯彻始终的最重要的保障！尽管佛教徒们也经常借用“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譬喻来说明对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来说，“科学精神”的培养比信仰的培养更为基本一些。但是他们并不象那些过分地强调理性的朋友们那样认为：信仰什么或有没有信仰则对现实人生的改善是不重要的。这种理念粗看起来似乎来源于一种“驴头不对马嘴”的生搬硬套，但是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3.信仰——横渡苦海的资粮作为崇尚“如实知见”并将其关注的目标定位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的问题的佛教，是决不会对那些“信仰有益论”者所列举的对“理性”原则的可操作性的责难的那些事实采取“鸵鸟政策”的。实际上，佛教徒们注意到了对“理性”原则的这种责难实际上攻击的对象只是那些否定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和心智成熟的阶段性的“唯理性论”者。而佛教则认为：在特定的人的心智成熟的各个阶段，也应该本着理性的原则来为自己选择一条“局部最优化”的“修炼”策略。饭总是要一口一口来吃的。在行者的心智尚不够成熟的时候，正确的信仰的力量确实能帮助人暂时屏蔽一些次要的自己暂时还无法超越的烦恼，将精力更好地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行者才能更加有效地运用“理性”的原则来解决主要矛盾！换句话说，佛教徒们是认同“信仰有益论者”在前面所提到的有关“学生的譬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确”的信仰是理性的保障。二者完全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尚未到达“彼岸”的行者来说，“理性”好比“舟楫”，而正确的“信仰”（正信）好比“资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性”和“正信”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矛盾！至于通常人所理解的“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唯理性论”者和“唯信仰论”者在基本人生理念和处世方法上的矛盾，而这两种人生理念都是脱离实际的，极端化的，以偏概全的错误理念。人们所看到的“理性”与“信仰”之诤实际上是持两种不同的偏激的人生观的人之间以偏概全式的、互相揭短式的、缺乏自我反省和建设性的诤论，这种诤论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而佛教的观点既不是“唯理性论”者，也不是“唯信仰论”者。在佛教的理念中，“正信”和“理性”都被人们按照“理性”的原则放到了它们本来就应该被放到的位置上。它已经完全地超越了信仰和理性之诤！这就是佛教信仰的特质！正如佛陀在《小部·经集·蛇品·第4经》中对耕者婆罗豆婆遮婆罗门所说的那样“信仰是种子，苦行是雨水，智慧是我的轭和犁，谦逊是犁把，思想是辕轭，意念是我的犁头和刺棒。“控制身体，言语谨慎，饮食有节，我以真话作砍刀，柔顺是我的解脱。“勤奋是我驾辕的牛，运载解脱，一直往前，永不返回；到达那里，没有悲哀。“进行这样的耕种，它结出永恒之果；凡这样耕种的人，他摆脱一切痛苦。”把佛教的精神实质说成是“信仰”、“理性”，“中道”或“圆融”都是不合适的，很容易使那些在这个方面还没有获得“如实知见”的人望文生义，随意按照自己的方法去理解这些概念并将其适用范围随意外延，从而导致各种纯哲学意义上的脱离实际的无休止的戏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如实知见”！这也就是为什么佛陀把“一实相印”和“三法印”作为其教法的核心的缘故。这个“如实知见”的原则既是佛教的基础，更是对于人类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进步唯一能够产生正面的作用的人生理念！！！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的是：佛教认为的是：“正确”的信仰是理性的保障。而不是“信仰是理性的保障”！因为许多信仰所对应的人生理念是违背理性的原则或对理性的运用不产生正面的作用的。佛教将这类信仰对应的理念归入“邪见”的范畴。佛教崇尚的是以“正见”为基础的信仰，而不是以“邪见”为基础的信仰。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许多以“邪见”为基础的信仰也能对现实人生的一部分烦恼的减轻起到一定的作用——此时佛教徒们对这种人生理念往往采用另外一个名词“不圆满的正见”，但是由于这些“不圆满的正见”不能与理性的原则很好地“圆融”起来，反而会给行者们通向彼岸的旅程设置障碍，因此佛教徒们是不会象那些“信仰有益论”者那样，把一切能对现实人生质量的提高起到某些效果的“不圆满的正见”（其它的连“不圆满的正见”都算不上的“邪见”只会给人带来麻烦的）都一视同仁地进行宣扬。按照佛教的名相，与这些“不圆满的正见”相对应的人生理念属于“人天乘善法”的范畴。而佛教徒们所认同并竭力弘扬的则是“以解脱道（正见）为基础的人天乘善法”，而不是其它的“人天乘善法”。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按照佛教的本身的法相：与“正确的信仰”和“理性”相关的法相同为三十七道品中的“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所摄。修习“八正道”是行者越过烦恼的苦海到达解脱的彼岸的唯一的方法。其中“正信”为“正见”所摄；“理性”为“正见”、“正思惟”所摄，二者决不可偏废[注]！与那些执着于“鱼”“渔”之诤的朋友们相比，佛陀的教法是既要“授人以渔”，又要“授人以鱼”的。§4.结语作为一个曾经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降生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的一个印度（佛陀的出生地现属尼泊尔）智者，佛陀同样面对着我们这些现代人所面对的各种心理上的烦恼。并为此而舍弃世间的荣华富贵，通过出家修道的方式来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现实人生中的问题。不管后世的人们是否承认佛陀在菩提树下的那一悟真正地为人类指明了一条从根本上解决人生问题的道路，他的教法所包含的人生理念及对“信仰”和“理性”所采取的态度都是值得人们用“理性”的方式去对待的——即使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也应该如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应该按照佛陀的教导来生活。对任何人的倡导的人生理念都应该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这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着重地强调的。这也正是笔者鼓起勇气来撰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注]：从佛教的角度来说，“正信”和“理性”都属于“八正道”的一部分。其中“正信”的意义是相信佛陀所倡导的解脱道的基本内容：三法印、一实相印、四谛、十二因缘等。属于“正见”的范畴；“理性”的定义中的“如实知见”，实际上包含对“一实相印”的信仰的成分——因为我们还不是佛。“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如实知见”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而将这个目标认做我们努力的方向则是一种“信仰”，摄于“正信”；而“理性”定义中的“辨证思惟”则为达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如实知见”所必须采用的思惟方式，为“正思惟”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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