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3月8日讯（记者 张艳玲）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两孩政策，该政策于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实行后，“孕检人数扎堆”、“产床紧张”、“儿科医生短缺”、“生不起”、“入学难”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凸显。面对“全面两孩”，我们做好准备了吗？3月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副主任马晓伟和副主任王培安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对这些热点问题一一回应。
李斌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得民心，顺民意，受到全国人民欢迎。到目前为止，广东、上海、湖北等13个省区市已完成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多数省份将于3月底完成地方条例的修订工作，全面两孩政策正在依法有序实施中。
“据测算，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夫妇大体有9000多万对，政策全面实施以后，预计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大体会增加3000万左右，人口结构更趋均衡。还能减缓老龄化程度，到2050年，全国老龄化程度会因全面二孩政策降低2个百分点。”李斌表示。
何时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没有时间表
中国何时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李斌说，没有时间表。她解释说，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众多，2015年总人口已达13.75亿。中国做决策，必须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人口众多，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对紧张，这些条件、这些国情没有根本变化，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还要长期坚持。
“至于什么时候全面放开，我今天和前年的回答差不多，没有时间表。国策要坚持，生育政策会根据每一个阶段人口发展的趋势进行科学研判，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做出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全面两孩政策经反复论证，根据形势变化来提出的，最终中央做出了这样重大的决策。”李斌表示。
全面二孩会不会引起出生高峰？
总体在可承受范围内
李斌说，“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前，我们组织多方专家测算，总体上还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2015年全国总人口是13.75亿人，峰值人口大体会在14.5亿人左右。到了2050年，全国总人口预计还有13.8亿人，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总人口的水平。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来看，总体上都是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同时要看到，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大国，到本世纪中叶，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没有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对紧张的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由于这三个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还是要长期坚持。“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当前和长远、总量与结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保持一个适度的生育水平，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推动实现我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李斌表示。
如何解决“生不起”问题？
正在认真研究 要着力解决
现在，中国很多家庭选择不生二胎的原因并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起，因为在中国养育孩子成本太高，尤其是医疗和教育占很大比重。政府将出台什么政策，解决“生不起”问题呢？对此，李斌表示，目前孕妇建档率增加，一些大城市出现产床“一床难求”情况，说明一些家庭已积极行动起来了。还有一些家庭还有顾虑，主要在影响妇女就业、孩子照料、入托和入学、养育孩子成本等问题。党和国家是高度重视的，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正认真研究，要着力解决。
李斌说，今年要解决好全面实施两孩政策配套政策问题，首先要依法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要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配套措施，要保障妇女的就业、休假的权利，要支持女职工生育以后能重返工作岗位。其次要增加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满足新增加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在这方面，教育部门提出要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各地也要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鼓励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也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再次要完善家庭支持发展政策，研究完善生育保障、住房、税收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和家庭发展政策，为生育、幼儿养育、青少年的发展提供支持。最后要加强妇幼保健的服务能力，健全服务网络，增加妇产科和儿科的床位，特别是完善职责分工，推广母子保健手册，在妇幼保健机构开展一条龙的保健服务。加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保证母婴的安全。同时加强月嫂、婴幼儿看护人员的培训，增加社会这方面人力的供给，推动在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方便妈妈们母乳喂养。
总而言之，我们要采取配套措施，要使得我们的家庭生二胎能够生得好、养育得好。
如何提供更好生育服务？
省一级建高危孕妇急救中心
马晓伟说，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以后，国家卫生计生委根据我国目前高龄孕妇的情况，以及现有产科医疗服务能力的状况，对这样的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安排。第一，我们准备在“十三五”期间扩大产科的床位，建立省市县产科的一整套服务体系，增加床位。同时，进一步采取特殊政策，加强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培养。
还要做好高龄孕妇的风险评估和健康检查工作。对高龄孕妇摸清底数，建档立卡，随时观察孕妇在怀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特别要高度注意高龄孕妇和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马晓伟表示，2017年以后，要在省一级建立高危孕妇的急救中心，要在市县建立高龄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急救抢救病房，加强ICU建设，同时加强病人的转移和绿色通道的建设和管理，充分保障我们有能力做好高龄孕妇生育的工作。
如何提供更好的冷冻卵子技术？
中国在这项技术上是成熟的 无需去国外
提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问题，马晓伟说，中国在这项技术上是成熟的，北医三院乔杰院长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学科带头人，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技术是跟踪世界先进潮流，达到国际水平。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有432所，每年完成70万例。“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是成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到国外去，在国内是可以解决的。”
如何应对儿科医生短缺？
力争省区市均有儿童医院 儿科医师招生达3万名
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两孩时代，儿科医生短缺问题越发凸显了，卫生部门怎么应对儿科医生短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呢？对此，李斌表示，我国高度重视儿童健康保健问题，颁布实施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和《母婴保健法》，做了制度上安排。同时加强儿科体系的建设，我国现有儿童医院99所，有3.6万家医疗机构开设了儿科，全国有从事儿科的医务人员大体是12万人，儿科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也不断提高。
我国婴儿死亡率从医改前2008年的14.9‰下降到2015年的8.1‰，这个指标水平已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也要看到，我国有2.3亿14岁以下儿童，医疗保健需求巨大，儿科服务的资源总量不够、不足的，配置结构也不尽合理。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制定加强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意见，来解决儿科资源短缺的问题，补上儿科这个短板。总的思路，补短板，一方面供给侧要加力，要扩大服务的供给。另一方面，需求侧要减压，要加强预防，减少疾病。
李斌说，“十三五”时期，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力争实现每个省区市都能有一所儿童医院，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地级市设置一所儿童医院，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都要设置儿科，县级的公立医院和儿科需求量比较大的城市的公立医院也要设置儿科病房。每个省市县都要设置一所政府举办的标准化妇幼保健机构，将儿童家庭作为基层全科医生、家庭医生重点签约的对象。同时加强儿科人才培养。教育部在推动开设本科儿科专业，扩大研究生儿科医师培养规模，到2020年力争招生儿科住院医师三万名以上。还有要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医疗机构薪酬分配不得与业务收入挂钩，向儿科倾斜，确保儿科医务人员的收入要不低于或者高于其他专业同年资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合理提高儿科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扫描或点击关注中金在线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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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两孩实施满一年：会是生育政策调整终点么
来源：中新网&&&
作者：张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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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两孩”实施满一年 哪些问题你最关心？
　　中新网北京1月1日电(记者 张尼)日起，中国正式终结了实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步入“全面两孩”时代。如今一年过去，这一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是否符合预期？相应的配套服务是否跟上？民众的生育意愿如何？“全面两孩”又会否成为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一系列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焦点。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效果符合预期吗？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满一周年，其所带来的出生人口变化一直被外界关注。政策的落地是否符合预期？“全面两孩”有没有“遇冷”？
　　对此，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6年11月举行的人口与发展高级资讯会上表示，根据计划生育、住院分娩统计和各省出生人口与孕情资料综合研判，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的人口规模，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
　　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年受到政策调整和猴年生育高峰的叠加影响，部分医疗机构已出现新生儿数量明显增加情况。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从北京妇产医院获悉，2016年1月至11月，有13420多名婴儿在该院出生，比去年同期增加19.8%，其中二胎占30%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此前表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总人口规模的峰值延后3年左右，于2028年前后出现，达到14.50亿人，比维持原来较严格的生育政策下的峰值人口多3500万人。
　　资料图：日，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一些怀上“二孩”的孕妇和准备怀“二孩”的市民在等候接受孕检。 张斌 摄
　　产科“一床难求”问题如何解决？
　　伴随着生育需求的增长，不少地方，特别是大城市出现了产科床位供不应求的现象。
　　例如，浙江省卫生计生委方面今年12月时透露，今年浙江分娩人数预计达到70万，较去年增加了6%，该省缺少产科床位4700张，缺少儿科床位近1万张。
　　对此，国家卫计委今年9月就提出，要着力缓解产科“一床难求”问题，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床位8.9万张、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在地方层面，已经有政府及医疗机构采取了措施。例如，北京此前提出，要通过调整科室病房、购买民营机构产科病房等方式增加产科床位。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妇产医院取消了产科特需病房，将产科特需病房改为普通病房，增加了18张床，产科床位达到240张。
　　产假、陪产假制度完善了吗？
　　在休假制度方面，目前，已有至少29个省份出台了新修订的地方版计生条例，明确产假、陪产假期限。且上述省份均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了本地的产假期限。
　　例如，重庆新修改的计生条例中指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工，在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30日。
　　另外，重庆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女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产假期满后可连续休假至子女一周岁止。
　　陪产假方面，29省份中，最短的陪产假有7天，最长的则有1个月之久。
　　配套设施及服务准备好了么？
　　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也对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的配置提出挑战。相应的配套设施及服务准备得如何了？
　　2016年7月，教育部公布的《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幼儿园22.37万所，比上年增加1.38万所；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75.0%，比上年提高4.5个百分点。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提高到85%。
　　2016年5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每千名儿童床位数增加到2.2张，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69名，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至少有1名全科医生提供规范的儿童基本医疗服务。
　　民众的生育意愿如何？
　　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就有专家分析称，政策预期效果可能受到实际生育意愿影响。目前，民众的生育意愿究竟如何？
　　2016年12月，全国妇联发布了一项针对北京、辽宁等10省(市)21个市(区)0岁-15岁儿童父母的调查显示，53.3%的受访一孩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
　　对这一数据，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陈晓霞分析称，由于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照料负担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家庭存在“不敢生、不愿生”现象，已经生育两孩的家庭对于相关公共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提出新需求。
　　资料图 刘占昆 摄
　　全面两孩会是生育政策调整“终点”么？
　　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两孩”、再到“全面两孩”，为应对不同时期的人口问题，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不断调整和完善。未来，生育限制会否进一步放开？
　　2016年11月，由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发布。《报告》称，“全面两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该根据实际的生育指标发展变动趋势，及时做出调整或保持生育政策的决策，以调节人们的生育行为适应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报告》提出，为避免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甚至取消生育限制。
　　不过，2016年两会期间，当被媒体问及中国何时会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时，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曾表示，没有时间表。
　　她强调，国策要坚持，生育政策会根据每一个阶段人口发展的趋势来进行科学的研判，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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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经济观察报
　　全面两孩政策后 劳动力还缺么？
  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 人口政策已经开始报警
　　黄匡时
　　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是全面两孩政策出台的最大背景。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客观必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如果按照16-59岁的统计口径，2012年比2011年少371万，此后持续负增长；如果按照15-64岁的统计口径，2014年比2013年下降113万，此后持续下降。如果按照16-59岁年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来看，2010年比2009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此后加速下降；如果按照15-64岁年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来看，2011年比2010年下降0.1个百分点，此后加速下降。也就是说，无论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无论是16-59岁统计口径，还是15-64岁的统计口径，2014年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均进入了负增长阶段。
　　如果劳动参与率不变，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总量的负增长，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已经由劳动力充裕时代向劳动力紧张时代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将会出现短缺，劳动力工资将开始上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依赖的低廉劳动力供给紧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优势即将丧失。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意味着人口政策已经开始报警，过往的双独两孩和单独两孩政策调整还不够，需要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这意味着，全面两孩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无法扭转的负增长
　　根据测算，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年增加二孩出生数为170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增加340万左右，最多的一年预计增加464万人。将政策不调整情况下的每年预计出生人数与2016年政策调整后预计每年新增的二孩出生数相加，得到2017年到2021年每年的出生总人数，介于1700万人-2000万人之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短期内可能形成一个生育小高峰。但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次生育高峰期相比,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可能形成的生育高峰峰值明显低于前三次高峰期的峰值（前三次峰值分别为1954年的2260万、1963年的2959万、1987年的2529万），而且持续时间短。最近一次生育高峰期（1981年到1997年生育总量均超过2000万）持续了18年，而这次生育高峰只会持续2-3年。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新增出生人口将在15-16年后陆续成为劳动年龄人口。到2035年，政策调整后比政策不调整新增1540万人；到2040年，政策调整后比政策不调整新增2190万人；到2050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政策不变条件下多3390万人。不过，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退出规模远大于进入规模，到本世纪末，全面两孩政策所增加的劳动力供给虽然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有所缓解，但是难以扭转其下降趋势。
　　从结构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主要原因是新进入的劳动力规模远小于退出的劳动力规模。从未来10年来看，退出的劳动年龄人口是1960年代因响应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时期实施鼓励多生的生育政策而出生的人口，而新进入的劳动年龄人口是2000年之后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人口。两者的剪刀差较大，由此造成新进入的劳动年龄人口难以补充退出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劳动参与率不变或者下降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问题突出。
　　当前人口学家较多关注人口总量的负增长，而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关注不够。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在一个国际迁移影响不大的封闭人口，人口总量的负增长取决于生育人口和死亡人口两大因素：当出生人口大于死亡人口，人口总量呈现正增长态势；而当出生人口小于死亡人口，人口总量呈现负增长态势。人口总量的负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取决于进入规模与退出规模的比较，而不是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比较。两者存在不同的变动规律。但是，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来看，其实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更值得担忧。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最大的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早于总人口负增长大约20年。2011年前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而我国总人口预计在2030年前后开始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新进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小于退出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而期间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死亡人口远低于出生人口，由此形成总人口并没有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局面。其实，人口学界更应该关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研究认为，过去50年里，没有那个国家在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同时经济发展速度依然保持早6%及以上的速度。
　　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使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改善空间难度加大。如果女性劳动参与率不高，比如日本和韩国，已婚女性大多回归家庭，抚养孩子，发挥劳动年龄人口储水池的效应，因此，当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时，女性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弥补劳动力不足。当前日本就是鼓励女性就业来弥补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尽管效果不是很明显。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包括女性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而且女性劳动参与率很高，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值呈现出硬性负增长，而不是软性负增长。因此，应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要么延长劳动者的退休年龄，要么吸引国外劳动力。
　　怎么填补空缺？
　　过去50年里，世界上出现了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有日本、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立陶宛、乌克兰、匈牙利、白俄罗斯、克罗地亚等。日本从1996年起开始下降，而且加速下降，下降规模从起初的5万左右快速增加到最近的84万左右。德国从1999年起开始下降，2001年到2010年年均下降30万左右。意大利从1993年起开始下降，其他东欧或南欧国家或早或晚都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大多启动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吸纳国际移民是劳动力缺乏的国家普遍采取的做法。据德国联邦劳工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在德国登记就业的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4国公民人数已接近48万。德国国际移民占其总人口的比重约为15%，其劳动力市场中移民的比重将更高。美国劳动力市场移民占比将近20%，新加坡移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45.4%，同样的，其劳动力市场中移民的占比更高。移民确实能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但是也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和社会风险。目前，中国国际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0.1%，日本和韩国分别为1.6%和2.6%。相较于德国和美国，中日韩三国的国际移民占比异常低。有学者人为，对于中国而言，国际移民未必适合中国国情，而“国际移业”更加适合中国，也符合我国的“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日本国际移民并不多，但是其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国际移业”非常成功。
　　鼓励女性就业来缓解劳动力短缺也是不少女性劳动参与率低的国家的基本做法。日本和韩国政府均鼓励女性积极就业来弥补劳动力市场短缺。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极高，因此，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角度来缓解劳动力短缺的意义不大。
　　除了延迟退休年龄外，鼓励生育是发达国家应对劳动力市场短缺的基本做法。尽管对于嗷嗷待哺的劳动力市场来说，生育效应至少要15年之后才能显现。不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几乎所有劳动力短缺的国家都实施鼓励生育的就业保障政策，同时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就业权，从而确保女性能安心生育。西方国家普遍性通过丰厚的带薪产假来鼓励女性生育。此外，为了促进女性产后积极就业，不少国家建立免费托儿教育政策，比如瑞典实行了政府买单的公共日托服务，公共托儿所享受社区和政府的补贴，父母只需支付10%的费用。又如法国为促进妇女就业，对两岁起的幼儿实行免费的公共幼儿教育。再如日本政府通过“育儿休假人员复工程序奖励金”来鼓励企业招聘产后女性。
　　倒逼社会转型
　　全面两孩政策后，我国将面临重大的经济社会转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根本性改变，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创新密集型转变，由依靠低端制造业发展向依靠中高端制制造业转变；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均国民收入要迈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2030年70%，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而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从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经济社会转型需要进行系统性的结构性改革，既需要从劳动力的供给侧来看，也需要从劳动力的需求侧来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居民的收入形式也将呈现多元化趋势。未来我国劳动参与率依然将呈现下降趋势，预计到2050年我国劳动参与率将下降到52%左右。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双下降的背景下，劳动力总量下降将加速，劳动力短缺更加严重。因此，从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侧来看，治标之策是要加快完善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体系，而治本之策是提高生育水平，实施鼓励性生育政策。在既要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又要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的情景下，两全其美之策是完善女性的就业保障制度，比如建立和完善女性育儿期的弹性工作制，建立和完善政府育儿保障金制度，建立完善与工龄脱钩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探索建立与绩效、股权、能力等挂钩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将保障女性员工的生育权和就业权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此外，在现有劳动力规模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如，建立全国劳动力市场统一配置平台，整合全国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区域流动人口，改革户籍制度，完善有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福利保障自由接续流转政策，有序引导劳动力市场流动，整合并最大化利用现有劳动力资源。
　　从劳动力需求侧来看，首要的是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鼓励企业发展智能制造，智能服务，鼓励企业在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推广机器人或智能、自助设备，降低企业对传统体力劳动力的需求。其次，鼓励企业“走出去”，培育和壮大跨国公司，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转移国内企业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通过“国际移业”策略来转移相关制造业。当然，最重要的是，需要鼓励企业依托“互联网+”思维创新企业用工模式，优化企业用工需求，推进劳动力共享、共用机制，节约企业人力成本。
　　总之，在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双降时代，只有增加、延长、整合劳动力供给，降低、转移、优化劳动力需求，才能确保未来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
(责任编辑：郭儒逸 UF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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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我国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不会出现人口爆发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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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难、娶妻难、招工难，即将爆发的大规模人口问题，已经被最高决策层所注意。10月29日闭幕的五中全会公报确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对于昨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宣布，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国内多名人口学、社会学、社会改革发展及经济专家，详解全面开放二孩政策背后的意义。单独两孩实践遇冷全面二孩不会出现爆发性增长中国人口学会副秘书长陆杰华认为，这应该是意料之内的一项政策，“也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把生育决策权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回归到夫妻之间。”至于为何选择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陆杰华分析说，生育政策调整，是基于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毕竟我国人口比较多，之所以到现在放开，也是需要一步步来。从单独二孩政策到现在全面放开，我们也是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单独二孩政策从2013年落地至今至少，从申请数据来看，并不是那么美好。对于单独二孩的实际情况与预期之间问题，陆杰华说，之前他们也在浙江进行过调研，发现实际情况明显低于预期目标。并且申请单独二孩的人比较少，“单独二孩达不到一定要求，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放开的这一步。”事实上，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实行近一年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就称，当局原本预计新政策推行后，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但截至今年8月，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只有70万对提出申请，而目前获批的仅62万对，远远低于官方预期。“我觉得这和单独二孩的人群不一样，毕竟是全部放开，我估计数量大概在一亿人左右的家庭。”在谈到全面放开会不会导致人口爆炸性增长时，陆杰华的态度是，政策实施后，2017年和2018年的生育规模可能会有明显增长，至于增长的有多高，还需要看未来的数据。“肯定比不放开要高一些，有堆积也是正常的，没堆积才是有问题。现在百姓在生育上也更加理性，毕竟受到的主客观影响也比较多。”中国劳动力人口3年连降新政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当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众所周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新增劳动力人口逐年降低，由此带来目前的养老难、招工难问题已日益严峻。本报智库专家、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去年减少了371万，降幅超过2013年的244万。该年龄段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是在2012年，当年15-59周岁年龄段人口减少了345万。我国已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劳动力供给的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压力骤增。这也造成很多“中国制造”产品的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卓勇良说，正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经历过的一样，伴随劳动力人口下降而来的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减速。劳动人口减少虽说可以防止失业率上升，但同时也将推高劳动力成本，进而削弱制造业和出口竞争力。陆杰华说，这也有利于对未来提供更多的养老资源，毕竟我们国家主要还是家庭养老，这样也是为解决未来养老问题的一个方式，提供有利的人口环境。面对“失独”之殇有助家庭结构合理化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在这个节点全面放开二胎，从宏观角度来说，对于促进整个中国人口结构的合理化有重大积极意义；从微观角度来说，也有助于每个家庭人口结构的合理化，尤其是一定程度上缓解失独家庭之痛。近些年，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不合理的负面效应集中凸显，养老、子女教育甚至于独生子女本人的个性发展都已成为问题。从社会保障角度来讲，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现在愈加引发社会关注的失独家庭就是该风险下的牺牲品。据相关统计，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失独父母，老无所依，这种痛本是可以通过调整生育政策避免的。因此，全面放开二胎，对于优化家庭结构有正面、有效的作用。二孩生下来对经济有拉动作用钱报智库专家、浙江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个时候全面放开两孩，也确实是时候了。按照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来看，在未来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会进入一个加速递减的过程。这对于整个经济消费是不利的。即使在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已经变成了人口净流出城市，当地的房地产等行业都不景气。如果再这样下去，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徐剑锋表示，全面放开两孩之后，对于经济肯定会有一个拉动作用，短期来看，一波新生儿的出生肯定会促进婴幼儿市场的发展，而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对于拉动内需的作用是巨大的。他注意到一个数据，放开“全面二孩”后，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规模预计将在250万左右。每年将带来新增的消费将超过700亿，此外，随着新生人口的增加，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需求势必将会增加。新一波的人口红利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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