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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层参考 第49期
习近平强调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2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气可鼓而不可泄，要巩固改革良好势头，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要点》、《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2015年工作要点》。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把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举措作为中心任务，凝心聚力，统筹谋划，把抓部署、抓统筹、抓方案、抓落实、抓督办、抓宣传等关键环节衔接贯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跟进解决，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扎实推进，一个方案一个方案有序推出，经济体制改革领先推进，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协调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标本兼治，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稳慎探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立行立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力度加大。
　　会议指出，2014年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此外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这些改革，有的是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专项改革总体方案，带有统领和指导作用，有的是涉及多部门、跨不同领域，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有的是议论多年、改革阻力较大、多年都啃不动的硬骨头，还有的是具有积极探路性质的改革试点，各地区也结合实际推出一批有力度、有特色、有影响的改革举措。实践说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是坚强有力的，推进改革的决策机制、统筹协调机制、督办督察机制、宣传引导机制也是有效管用的。这些机制要继续坚持和发挥作用。
　　会议指出，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气可鼓而不可泄。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回顾开局之年的工作，总结经验、找出不足、摸索规律，为今后改革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要强化责任意识、问题意识、攻坚意识，加强组织领导。要抓好改革任务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重点提出一些起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革举措，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来，把需要闯的难关、需要蹚的险滩标出来，加强对跨区域跨部门重大改革事项协调，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
　　会议指出，要明确各部门各单位落实改革方案的责任和要求，提高改革方案穿透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要增强改革动力和合力，强化部门的责任担当，增强大局意识、紧迫意识，以政府自身改革带动重要领域改革。要发动群众参与改革，引导社会支持改革，引导社会舆论和各方预期，汇聚起全社会支持改革的正能量。
国务院明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度改革重点任务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的工作方案》，部署从改革创新制度入手，精简前置审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更加便捷、透明的投资项目核准制。
　　《工作方案》指出，2013年和2014年，国务院两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大幅缩减核准范围，下放核准权限，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但是，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仍然存在前置审批手续繁杂、效率低下，依附于前置审批的中介服务行为不规范、收费不合理等问题，根本原因是政府管理理念转变仍然滞后，职能转变不到位。深化改革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度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工作方案》明确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度改革的6项重点任务。
一是清理。按照&五个一律&的原则，抓紧对正在实施的前置审批及其中介服务进行一次彻底清理，更大程度方便企业投资。对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一律不再作为前置条件；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为前置条件的，一律不再作为前置审批；对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前置条件，除确有必要保留的外，通过修法一律取消前置；核准机关能够用征求部门意见或者后续监管解决的事项，一律不再作为前置审批；除特殊需要并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外，一律不得设定前置性中介服务和指定中介机构。
　　二是确认。在摸清底数之后，该减的一定减到位、该归并的一定要坚决归并，除确需保留极少数前置外，其他审批事项与项目核准&并联&办理，最大限度地给市场放权和提高效率，最大程度地让企业受益。
　　三是修法。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依法推进改革，对项目核准制度改革涉及的法规制度进行修订调整，为改革顺利推进提供法制保障。
　　四是公布。统一公布保留的行政审批和中介服务目录，凡未列入目录的审批事项，自公布之日起一律不得实施。
　　五是立法。推动出台《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巩固改革成果，确立新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度。
　　六是建网。加快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既要实现中央层面&横向联通&，也要做到全国范围&纵向贯通&，实现网上办理、审批和监管，用&制度＋技术&使权力运行处处&留痕&，铲除滋生权力腐败的土壤。
《工作方案》明确，2014年底，要初步完成事项清理工作，公布取消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前置手续；2015年6月底，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平台建设实现中央部门横向联通；2015年底，全面完成改革工作，实现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准新机制，同时构建起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新机制。
审计署强调对重大违法违纪问题要一查到底
&&&&中国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12月28日在北京表示，当前反腐倡廉的形势与任务仍然非常艰巨，新形势下国家审计工作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反腐倡廉建设贯彻始终，对重大违法违纪问题要一查到底，查原因、查责任、查后果，推动建立完善&不敢腐&、&不能腐&的制度机制。
　　&要围绕反腐、改革、发展，一手抓重大违法违纪、重大风险隐患、重大履职尽责不到位等问题的查处，一手抓促进深化改革、推进法治、提高绩效，用反腐促进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刘家义称。
　　他强调，要客观看待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既不能以现在制度规矩衡量以前的老问题，也不能用过时制度规矩衡量当前的创新举措。对重大违法违纪、重大刑事犯罪以及乱作为、假作为、不作为等重要历史问题要坚决查处，绝不姑息；对创新举措和应变措施，只要符合改革方向，有利于科学发展、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有利于转方式、调机构，有利于提高绩效办大事，有利于防范风险，就要给予支持。
　　刘家义还提出了下一步的审计重点，包括加大对中央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深化财政审计；加强民生审计；强化经济责任审计，尤其是重点监督检查领导干部承担的贯彻中央政策措施的责任、经济发展责任、结构调整责任、防范化解风险责任、环境保护责任、民生改进责任、廉洁建设责任等；加强投资审计，关注一些重大投资项目的规划布局、资金管理、使用以及投资效益等；大力加强资源环境审计。
商务部确定2015年十六个重要专项工作&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12月28日在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部署了2015年工作。
他强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商务工作重点要抓好改善市场环境，扩大居民消费；推进外贸稳增长调结构，培育竞争新优势；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提高引进外资质量；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提升走出去水平；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合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等五项工作以及规范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商贸物流标准化、居民生活服务业转型发展、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建设、商务诚信建设重点推进、强化执法司法协作加大市场整治力度、自主品牌出口增长、中非工业化伙伴、服务贸易振兴、服务外包竞争力提升、京津冀市场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商务引领、国家级经开区创新发展、全球价值链跃升、建营一体化、境外经贸合作区创新等十六个重要专项工作。
　　高虎城指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商务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增长动力重构和发展方式转换的新阶段。面对新常态，全国商务系统要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及时分析判断商务发展出现的趋势性的变化，因势利导，勇于改革创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切实转换发展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商务工作新局面。
　　上述2015年商务部十六个重要专项工作中，逾半数与内贸相关。&前面有六项，到后面相关的还有三项，也就是共有九项和内贸相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顾学明表示，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商务工作也将步入新常态，这就会导致内贸领域出现三个方面的变化：流通方式变革常态化；流通体制改革常态化；扩大流通领域开放成为新常态。为适应这些变化，政府在管理流通中的职能也应相应变化，重点做好三件事：第一，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加强相关法制建设；第二，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包括推动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健全重要商品的分类管理体系等；第三，建立良好的管理体制，尤其是要建立内贸流通管理的权力清单。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适当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12月29至30日在北京召开。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会上部署2015年财政工作时表示，2015年财政工作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力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快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强化风险防控。创新机制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利用PPP模式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盘活存量房。
　　加强政策预调微调
　　楼继伟要求，2015年要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各项措施。切实把工作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正确把握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加强政策预调微调，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发挥投资拉动增长的关键作用，优化投资结构，切实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消费稳定增长的基础作用，努力扩大就业，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促进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打造多点支撑的消费增长格局；发挥出口促进增长的支撑作用，完善促进外贸有关政策措施，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大项目实施，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
　　对于近期社会关注的PPP模式，楼继伟表示，将创新机制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利用PPP模式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盘活存量房，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扎实做好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推广运用PPP模式、支持国企国资改革等其他重要改革工作。
　　财政支出刚性增长
　　今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楼继伟表示，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要克服速度情结，实事求是地看待收入增速变化，防止竭泽而渔，坚决防止和纠正财政&空转&行为，促进财政与经济良性互动、健康发展；财政支出刚性增长。
　　2015年起，新修改后的《预算法》将正式实施，其中将包括允许省一级地方政府在全国人大授权额度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楼继伟指出，要合理划分债务类型，分门别类逐步化解存量债务。稳步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承担的政府融资职能，积极扩大ＰＰＰ模式，有效防范风险。
对于2015年积极财政&更有力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表示，财政支出过去的力度体现在总量，而现在是在结构调整上加大力度。现在仍处于前期政策消化期，在此期间不可能再出现一轮总量加大力度。刘尚希表示，促进结构调整就是要有针对性，对过剩产能、高新技术、创新驱动等方面有区分的加大力度。
证监会将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做好资本市场改革工作
　　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12月27日在上交所主办的第五届&上证法治论坛&上表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治是资本市场善治的根基。要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从五方面扎实做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监管执法的各项工作。
　　一是要以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为核心，推动修改完善证券法等市场基础性法律制度。庄心一指出，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绝不仅是股票发行方式的简单变化，而是事关市场运行机制和监管理念的基础性重大变革。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注册制的做法，一致的要求是，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监管者关注的是信披质量，并不对发行人及其证券进行价值判断，发行时机、价格完全由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根据市场情况决定。证券法修改是注册制正式实施的前提，要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对证券法的修改工作，通过对现行证券法关于证券发行核准制的制度调整，明确厘定注册主体、注册要求以及注册程序等安排，特别是要从法律上清楚界定信披的要求和不同主体信披的职责边界，严格落实发行人的诚信责任和中介机构的把关责任。同时，要丰富和强化监管机关的执法措施和执法手段，提供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
　　二是要以监管转型为重点，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效能。证监会要从过去过多的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把工作重点切实转到加强监管执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上来。要进一步整合监管资源，完善执法体制，加强执法力量，着力打击欺诈发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三是要以解决投资者经济利益救济难题为目标，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和利益补偿机制。违法行为发生时，投资者最关切的是经济损失能不能挽回，而这恰恰是目前投资者保护的薄弱环节，也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要进一步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司法解释，有效解决民事赔偿诉讼面临的实际问题，支持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维护自身权益；要积极稳妥推进行政和解试点工作，对于符合行政和解条件的特定案件，可以通过与案件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由当事人交纳和解金的方式补偿投资者；要不断提升行业调解专业化水平，推动专业化调解组织建设，推进诉调对接、仲调对接，不断拓宽证券期货市场矛盾纠纷解决渠道。
　　四是要以公开透明为原则，积极营造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信披是公开原则的核心内容，要以信披为中心，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立足于区分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不同特征，建立差异化披露要求；进一步加强首发信披与持续信披在披露事项、标准上的衔接，不断总结信披实践，有针对性完善上市公司信披规则体系。在强制信披基础上，鼓励自愿性、差异化信披。同时，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五是要以构建创新与法治的良性互动关系为手段，形成法治引领和保障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的新常态。一方面，市场所有改革创新都必须于法有据，改革创新应当尊重法律权威、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另一方面，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动引导和保障改革创新。
上交所将从四方面加快推进转型发展
　　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上证法治论坛&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正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常态，新常态下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面临新机遇，直接融资有望步入快车道，资本形成与输出进入时间窗口，风险管理功能逐步成为发展主题。
　　桂敏杰表示，上交所将加快推进四个方面的转型发展。
　　一是在市场定位方面：上交所要从本土型交易所，向开放型交易所转变。&沪港通&打开了上交所国际化发展的通道，以此为契机，上交所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确保&沪港通&平稳运行，逐步深化互联互通平台。实现上海自贸区交易平台正式运营，探索市场双向开放新路径。扩大双边多边合作交流，深化信息互换、指数互挂等合作形式。推动A股市场纳入MSCI指数等境外主流指数。
　　二是在市场结构方面：上交所要从现货型交易所，向综合型交易所转变。以股票期权为突破，打造证券衍生品市场；以便捷企业融资为导向，推进债券市场机制创新；以实现市场分层和提升吸引力为重点，持续推进蓝筹股市场创新发展和战略新兴板建设。总之，要通过不断拓展业务领域，丰富产品线，全面提升上交所的功能。
　　三是在市场监管方面：上交所要从协作型交易所，向自主型交易所转变。推进资本市场重大改革和监管转型，要求交易所更有作为，更加主动。为此，上交所要在思想上、组织上、人才上做好准备，配合监管转型，做好承接股票发行注册制审核职能，组建队伍做好委托执法工作，增强自主性，提升自身能力。
　　四是在市场体验方面：上交所要从平台型交易所，向服务型交易所转变。按照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和互联网企业的服务力度，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和服务力度。紧密结合市场改革创新发展，发挥服务主动性，提升服务水平，拓展服务深度。
　　桂敏杰指出，要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上交所转型发展。法治是决定转型能否成功、发展能否持续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在沪港通、股票ETF期权等市场创新中，上交所积极探索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的实践内涵，就是坚持&于法有据&、&先立后破&、&依法监管&、&依法授权&。在向开放型、综合型、自主型、服务型交易所转型过程中，上交所将继续坚持发挥法治对深化改革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确保在法治轨道上实现转型发展。
中国结算将启动结算业务整合
　　中国结算董事长周明日前在证券账户总结会上称，账户整合工作达到预期目标。
　　他指出，通过账户整合，统一账户平台平稳上线运行，全市场证券账户业务标准实现统一，市场效率大为提高，开户费用降幅达56%。统一账户平台上线时放开了沪港通一人一户限制，并拟于2015年上半年全面放开一人一户限制。
周明表示，中国结算将开展好下一步工作：
一是继续加大力度，优化完善集中统一的登记结算基础设施。启动结算业务整合工作，提高结算效率并进一步提升结算交收业务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持续优化统一账户平台，积极推广应用一码通账户，推进期权账户与一码通账户的整合并实现统一管理，积极推进期货、公募及私募基金账户与一码通账户的连接，并在一码通账户基础上完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启动建设服务各市场参与机构的统一通讯平台。积极推进公司互联网在线业务平台建设。积极配合推进公募基金份额适度集中以及私募基金份额集中登记工作。
　　二是全力支持多层次市场体系加快发展，积极支持市场创新发展。大力支持市场和沪、深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各项业务创新，完成ETF期权项目登记结算各项业务技术准备，为项目上线和平稳运行提供保障。积极开展交易所机构间债券市场登记结算平台建设。积极参与机构间报价系统、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场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场内登记结算基础设施标准对场外市场的规范和引领作用。积极推进开展为不同层次市场上市挂牌证券转板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支持服务。
　　三是加强风险管理，做好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风险管理，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重大业风险的底线。按积极稳妥原则，充分考虑市场的承受力，持续分步骤做好债券回购业务风险管理。推进完善债券评级使用机制，减少外部评级依赖。推进建立金融衍生品跨市场结算担保品管理平台。优化统一结算风险监测平台，加强对结算风险的监测、预警。积极稳妥推进落实《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
　　四是促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积极推进与境外登记结算基础设施互连互通，完成内地香港基金互认产品登记结算业务方案设计，积极为内地香港基金产品互认项目提供登记结算基础设施服务。继续做好沪港通登记结算系统优化完善工作。积极支持开展深港通项目。根据国家关于自贸区、前海合作区、&一路一带&等双向开放战略，积极推进为区域内场外市场提供安全高效灵活的基础设施支持。
21部门联手惩戒重大税收违法行为
　　国家发改委、国税总局、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民航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21个部门近日联合签署《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对税务机关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18项联合惩戒措施。包括限制证券期货市场和保险市场的部分经营行为，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发行企业债券等。
　　为落实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年）》和中央文明委《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提出的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的有关要求，国家税务总局于7月4日出台了《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即俗称的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
　　&黑名单&制度的内容简要来说就是&一体两翼&，&一体&就是&黑名单&制度本身，&两翼&就是公布案件信息和实施联合惩戒。
　　此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对税收违法&黑名单&当事人联合惩戒工作正式实施。
　　根据合作备忘录所列条款，联合惩戒措施主要包括阻止出境、限制担任相关职务、金融机构融资授信参考、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强化检验检疫监督管理、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禁止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限制证券市场部分经营行为、限制保险市场部分经营行为、限制政府性资金支持、限制企业债券发行等。
　　其中，金融机构融资授信参考是指：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税务机关可通报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及其他依法成立的征信机构，供金融机构对当事人融资授信参考使用，进行必要限制。
　　在限制证券期货市场和保险市场的部分经营行为方面，是指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在办理以下业务时，将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作为重要参考：证券、证券投资基金及期货公司设立；证券、证券投资基金、期货公司持股5%以上股权的股东变更许可审批；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或借壳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资。
限制保险市场部分经营行为是指，对于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中所列明的当事人，不得作为保险公司（含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股东；对于因税收违法行为，触犯刑事法律，被判处刑罚的当事人，以及不诚实纳税、存在偷税漏税行为的当事人，限制担任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部门推企业绿色采购
&&&&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工信部近日联合发布《企业绿色采购指南(试行)》，以指导企业实施绿色采购，构建企业间绿色供应链。
　　根据《指南》，供应商被评定为环保诚信企业或者环保良好企业的，对其产品可优先选购；对于被评定为环保不良企业的供应商，避免采购其产品。同时，建议企业在采购合同中作出绿色约定。包括对有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的供应商，采购商可以降低采购份额、暂停采购或者终止采购合同。
　　《指南》规定，供应商隐瞒环保违法行为，使采购商造成损失的，采购商有权依法维护其权益；采购商可以通过适当提高采购价格、增加采购数量、缩短付款期限等方式，对供应商予以激励。通过市场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推动供应商强化环境保护，切实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环境风险。
《指南》明确提出，绿色采购是指企业在采购活动中，推广绿色低碳理念，充分考虑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安全健康、循环低碳和回收促进，优先采购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材料、产品和服务的行为。
　　绿色供应链则包括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涉及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
　　《指南》列出了四种不宜采购的产品：不符合商务主管部门防止过度包装及回收促进要求的；被列入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的；产品或所采用的生产工艺、设备被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的；国家限制或不鼓励生产、采购、使用的其他高耗能、高污染类产品。
　　而对于企业不宜选择的供应商，《指南》也规定，包括被环境保护部门评定为环保不良企业；因环境违法构成环境犯罪的；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处罚、尚未整改完成的；一年内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要求或者节能目标要求的等9类。
　　《指南》提出，鼓励企业建立本企业的绿色供应商数据库，并与行业绿色采购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实现对接共享。鼓励企业定期向地方有关部门和其他机构、社会公众报告或者公布绿色采购的成效，接受监督。
　　推进绿色供应链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信息公开，公众通过企业公开的信息，了解排污情况和供应链情况，否则就无法进行监督和绿色选择。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缺乏透明度就难以确保其供应链条达成环保标准。&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资本市场最大的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第五届&上证法治论坛&上表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资本市场最大的完善。
信春鹰说，当前市场机制初步形成，市场机制、法律规制、参与者的诚信水平、监管者的能力等，虽然都有一些制度的建构，但仍然是行政手段在发挥重要作用，尚不能适应市场快速发展需求。市场参与者的诚信水平还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程度，利益驱动下的过度投机，会丧失信用根基，从而损害证券市场的投资和融资功能。从监管来看，虽然监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监管手段会经常捉襟见肘。这都是未来要完善法治、完善法律要关注的问题。
就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工作，信春鹰称要加快建立完善体现法律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要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从这些角度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
▲中金所将开展国债作为国债期货保证金业务试点
中金所12月26日宣布，为提升国债期货市场效率，促进国债期货市场稳步发展，自日起中金所在国债期货产品开展国债作为保证金业务试点。
通知指出，结算会员提交的国债可作为国债期货的交易保证金。每日结算时，结算会员国债作为保证金的实际可用金额不高于当日结算会员的国债期货交易保证金。
　　▲央行发文将部分同业纳入各项存款
央行12月27日正式发文，将部分原属于同业存款项下存款纳入各项存款范围，新纳入各项存款口径的存款是指存款类金融机构吸收的证券及交易结算类存放，银行业非存款类存放，SPV存放，其他金融机构存放以及境外金融机构存放。
　　文件同时规定上述计入存款准备金的存款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暂时为零，这意味这货币基金存款暂时不需要缴纳准备金。
▲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明年起按周考核
　　12月3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下称《细则》）。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资银行改制所涉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14项相关文件和条款被废止。《细则》自日起实施。
　　《细则》整合了银行结售汇市场准入、即期结售汇业务管理、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管理、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等方面的相关法规，并调整了部分管理内容。
　　主要包括：一是整合银行即期结售汇、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市场准入管理，简化银行结售汇信息变更备案程序。二是取消设置个人本外币兑换统一标识的要求，明确银行办理对私结售汇业务应在醒目位置设置个人本外币兑换标识。三是将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按日考核调整为按周考核，取消结售汇综合头寸与外汇贷存比挂钩的政策。
　　《细则》要求，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实行正负区间限额管理。银行应按周（自然周）管理头寸，周内各个工作日的平均头寸应保持在外汇局核定限额内。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表示，结售汇综合头寸的考核由日度扩展到周，使得商业银行根据市场判断调整综合头寸的灵活性上升。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及对外汇市场走势的判断增加或者较少持有头寸，这使得外汇市场发现人民币汇率均衡价格的能力提升。
　　他认为，主要通过松绑银行的持汇售汇行为，减少束缚，银行的交易行为才能更加积极，汇率才能更准确体现供求，外汇市场才能更好发现均衡价格。此次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考核周期的调整对外汇市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细则》还下放银行资本金（营运资金）本外币转换审批权限，取消银行代债务人结售汇审批；明确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的原则性要求。
　　▲证监会取消企业境外上市财务审核
　　近日，证监会公布了新的境外上市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目录，取消财务审核，并将境外首发申请文件由13项减少为7项，增发申请文件由8项减少为5项，其中，简化了审核程序，取消了境外上市的财务审核，降低申请人的财务成本。
　　业内人士指出，仅取消财务审核一项就可为每一个H股上市企业节省200万元左右的审计费用。
　　据了解，企业海外上市成本总计约为1000万至1500万左右，此项成本削减直接可将上市成本削减15%左右。
　　与此同时，新的申请材料目录相应删除了原目录中有关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纳税申报表的材料要求，并且境外上市反馈意见数量也在大幅缩减，据悉，个案平均审核周期已缩减一半左右。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本次取消企业境外上市财务审核，是证监会继2012年发布《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报文件及审核程序的监管指引》，取消&456&财务门槛，将申请文件从28项减少为13项之后，对境外上市核准程序进行的又一次大幅简化改革。
　　证监会相关人士表示，新的境外上市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目录将有力提高H股监管效率，为境内企业境外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的便利，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简化境外上市核准手续&的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核准程序。
▲财政部取消、停征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
　　近日，财政部下发《关于取消、停征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自日起，取消或暂停征收12项中央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时对小微企业免征42项中央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财政部称，此举是为进一步减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负担。
　　据了解，此次免征的力度和范围较大，其中取消的或暂停的收费项目包括征地管理费、保存人事关系及档案费、土地登记费、房屋登记费等，这些费用对小微企业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要全面清理省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重复设置、收费养人以及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不合理收费。另外，各省要对小微企业免征省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具体免征项目由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确定。
　　对于取消、停征和免征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后，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职能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统筹安排。其中，行政机关和财政补助事业单位的经费支出，通过部门预算予以安排；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经费支出，通过安排其上级主管部门项目支出予以解决。
　　为提高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政策透明度，有效制止各种乱收费行为，此前财政部公布了包括行政事业收费、涉企行政事业收费以及政府性基金在内的三份清单，并明确表示，&目录清单之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一律不得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缴纳。&
　　▲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上调
财政部12月28日发布通知，宣布从日起，将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从55美元/桶提高至65美元/桶。起征点提高后，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仍实行5级超额累进从价定率计征。
　　中石化集团新闻发言人吕大鹏表示，目前国内开采石油成本高企，该政策的出台有利于鼓励国内石油开采。
　　截至12月25日，布伦特原油价格为60.24美元/桶，WTI原油价格为55.84美元/桶。上述人士表示，国内原油价格更多挂靠在布伦特原油体系下，其价格更具参考性。在当前国际原油价格大跌的背景下，起征点的提高短期内不会对中石油等企业的税收产生太大影响。不过，当国际原油价格回到70美元/桶以上的时候，&三桶油&的税负将显著降低。
　　事实上，早在2013年初，就陆续有石油业内人士建议取消或者差别化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理由是国内部分老油田开发、生产成本高企，根本没有&特别收益&可言。日起，国内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曾从40美元/桶上调至55美元/桶。
　　▲工商质监税务将&三证合一&&
据悉，纳税人原来需要分别在工商、质监、税务部门办理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改革后只需在一个窗口办理，实现&三证合一&。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于推进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改革的若干意见》，大力推进&三证联办&，积极探索&一证三码&。这一举措将极大方便纳税人注册登记，提高综合办事效率。
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有关负责人称，目前，按照改革须于法有据的要求，税务部门大力推进&三证联办&。&三证联办&即工商、质监、国税、地税部门实现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联办同发，由一个窗口单位归口受理申请表和申请资料，一次性采集信息，共享至联合办证部门，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制作&三证&后，由受理窗口一次性发放给申请人，实现部门间数据互换、档案共享、结果互认。同时，对于在地方政府统一协调下的&一证三码&，税务总局亦予以支持。
&一证三码&是一窗受理、信息共享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赋码规则进行证照赋码，形成包含&三证&功能三个代码的证照，由受理窗口发放至申请人。
　　▲国土部明年试点土改
　　国土部下属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12月29日发布的《2014年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显示，2015年，国土部将持续重点推进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会选择若干试点，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另外，房地产调控基调不会改变，将继续坚持市场自发调节为主，政府适时调控为辅。
　　《蓝皮书》指出，2015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向前推进。国土部上报中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获批后，按照改革方案设计，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持续重点推进。2015年会选择若干试点，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同时，耕地保护政策将会更加严格。
　　《蓝皮书》还显示，2015年，节约集约用地、增量存量并举成为常态；增减挂钩工作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将成为一项常规性工作。
　　此外，2015年，将继续深入推进土地出让制度改革。
▲住建部要求做好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12月30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工作，对未按规定审查程序核准同意的以及核准同意的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因施工不当或者监管不力造成风景名胜区资源环境严重破坏等情形，将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要明确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选址方案核准依据，严格审查论证，及时上报信息，切实履行好核准职责。要严格依据《风景名胜区条例》和相关规划要求，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进行核准。风景名胜区规划未经批准的，不得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各类建设活动；禁止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内核准同意与风景资源保护无关的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
根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要求，&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事项，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依据相关规划要求，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工作实施指导和监督。
　　▲质检总局开展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专项行动
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罗方平１２月３０日介绍，该局日前启动一项为期５个月的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专项行动，重点查处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强制性标准、假冒伪劣、标实不符、&三无&标注等质量违法行为和制假黑窝点。
　　这次专项行动以童装、童鞋、童车、玩具、儿童家具、儿童安全座椅、婴幼儿纸尿裤、婴幼儿奶瓶等为重点，主要针对消费者投诉、媒体曝光、抽查不合格、监督检查发现问题以及有其他质量违法行为记录的企业，并以儿童用品生产企业集中区、质量问题多发区、货物集散地、进口量大的口岸为重点区域。
　　质检总局将部署全国质检系统严格儿童用品市场准入管理，对所有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和生产许可管理的儿童用品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清查；加大儿童用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对８种儿童用品开展国家和地方监督抽查，加大抽查结果信息公开力度；严厉查处儿童用品质量违法行为，集中开展儿童用品质量执法检查。
同时，加强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增加监测频次，做好风险处置工作；全面实施儿童用品生产企业分类监管，将８种儿童用品生产企业全部纳入分类监管范围，对不同类别企业、不同风险产品实施差别化监管措施；严格进口儿童用品检验监管，提高抽检频次，重点对高风险产品和项目进行检验检测。
　　▲商务部公布部分有色金属2015年首批出口配额
12月29日，商务部公布2015年钨、锑、白银出口国营贸易企业，铟、锡出口企业名单；同时下达第一批出口配额。
　　商务部称，此次下达的锑、白银、铟出口配额为年度配额总量的70%，锡出口配额为年度配额总量的61%。
名单显示，章源钨业、厦门钨业、弘业股份、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锡业股份、铜陵有色、豫光金铅等多家上市公司在列。
新疆国企招聘出新规
　　近悉，今后，包括驻疆的中央国有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自治区及各地州市、县所属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国企新招聘岗位，将面向市场实行公开招聘政策，以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
　　为保障公招公平、透明，自治区规定，国企发布招聘信息时，不得设置民族、性别、宗教信仰、毕业院校等歧视性或限制性条件，凡与应聘者具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关系的国企经营者，须严格执行亲属回避制度。
　　尤值一提的是，以往国企招人短时间内招满停招、&内招&&世袭&&萝卜招聘&等现象不在少数，为此，自治区专门规定，报名起始时间不得早于国企招聘方案在当地人社部门网站公布的时间，且报名时间和公示期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若国企当次招聘岗位未招满或需要增加岗位数量，须另行组织公开招聘。
　　为严格落实这一政策，新疆将进一步加大督查力度，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国企经营者或招聘工作人员进行约谈，对违规企业采取在媒体上曝光方式进行严肃处理，并对构成贪污、受贿等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存在就业歧视问题，应聘者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国国企改革的轨迹与正途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指出，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改革决策。2014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国企改革都有所动作。六家央企被国资委纳入了改革试点，主要推行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以改善企业管理、进行资产重组与加强问责；而到目前为止，25个地方版的国企改革&路线图&也已经出炉。目前地方与国资委已推动的国企改革措施，仍与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有重大差距。尤其是具有行政性垄断性质的央企改革，其中的一些举措甚至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目标南辕北辙。
　　国企改革的逻辑：从计划经济的两类低效率谈起
　　中国的国企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逐步建立。如林毅夫教授所言，计划经济本质上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种战略首先在一个劳动力丰富国家带来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即把稀缺资本配置到资本密集、但只能带来很少就业的重化工部门，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而能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轻工业、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却被人为抑制。
　　为实现重化工优先发展战略，政府不得不推动&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模式：包括扭曲性的宏观价格体系、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以及在农村与城市分别建立人民公社与国企微观运营机制。但也正是这种微观运营机制会带来计划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由大锅饭、企业软预算约束等导致的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
　　区分这两类低效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转型经济学的大部分既有研究对传统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忽视了第一类低效率，而过分强调计划经济的第二类低效率，这不仅可能让学术研究有所失焦，而且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包括国企与乡镇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获得了较大发展。
　　一般认为，中国与前苏东转轨模式的重大差别，是前者更为&渐进式&。比如，在农村土地和国企改革上，中国都没有迅速推动私有化，但却利用&双轨制&实现了体制外的市场化突破。通过做大市场轨，也就相应缩小了计划轨，逐步迈向配置效率与激励效率更高的市场经济。上述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前苏东大部分国家在转轨初期经济快速下滑，而中国在开始转轨后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但上述理解并不彻底。事后来，中国之所以能实现上述渐进式改革，不仅要有一定的初始条件（比如城乡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可迅速发展轻工业），而且也是不自觉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迫于形势对前述计划经济两种低效率分别处理，并逐步实现两种效率依次改进并良性叠加的结果。
　　比如，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它有效地解决了人民公社中的第二类&低工作激励效率&问题。
　　但联产承包改革的效果却不止于此：它不仅解放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通过农业产出的增加创造出了新财富，从而对乡镇企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形成了购买力；而乡镇企业雇工并支付工资，又进一步增加了消费品购买力。换句话说，解决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的联产承包改革，通过对乡镇企业产品从供给、需求双方向的同时推动，带来了轻工业的大发展，从而又改善了计划经济中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结果是效率改进上形成了良性叠加。而这种叠加又是在乡镇企业可采取相对灵活的用工与激励制度下进行的。乡镇企业从成立开始，就比计划经济下的传统国企建立了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去激发管理层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虽然也从农村改革中得到借鉴，但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的逻辑，却有所不同：一旦不再坚持主要资源都投入重化工业乃至国防建设，而同时回城知青与城市新增劳动力开始带来巨大就业压力后，政府就不得不逐步放开轻工业的行业进入管制。地方政府一方面依托原来的轻工业国企，一方面还会建立更多的新国企去生产各类消费品。城市轻工业进入管制的放松直接促进了城市中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的改善，并带来了相应的企业利润。这样，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地方政府就可通过利润留成等方式去激励国企管理层和工人努力工作，从而又改善了计划经济中国企的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这又是一个效率改进上的良性叠加。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上述分开、且依次改善计划经济两类低效率的渐进式改革，其实对理解中国经济转轨早期更好的经济绩效至关重要。这种改革模式不仅使中国开始发挥轻工消费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同时也通过消费品生产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提升了消费品的需求与供给，改善了人民生活，
　　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国企和乡镇企业的各种内部经营机制改革，包括利润留成、绩效工资、企业承包责任制等措施，都给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层和工人带来了较为有效的工作激励。由此，中国也就逐步实现了对传统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伴随计划经济模式的逐步突围。
　　更重要的，消费品轻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计划经济时代被过度投资的重化工业产品需求，让其过剩产能可被充分利用起来。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那些进行休克疗法的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基本上是同步解除了上下游行业的进入管制，并较快地推动了企业私有化。但在这些经济体中，由于下游消费品工业在短时间内无法充分发展起来并进一步对上游重化工业产生需求，其重化工业产能，包括能源、原材料产品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出现急速下跌。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甚至还因为轻工业对能源、原材料需求过旺，而不得不推行&价格双轨制&。
　　从这个意义上看，&价格双轨制&内生于中国改革所选择的路径，更大意义上是中国所选取改革路径的一个结果，而非中国转轨成功的主要制度基础。更进一步来看，甚至中国改革路径本身也是在当时城乡经济严峻形势下政府被动选择、而非主动设计的结果。
　　也正因如此，与前苏联、东欧大部分经济体在改革初期经济出现的快速下滑相比，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通过农业带动轻工业、轻工业带动上游重化工业的良性叠加与累积循环效应，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增加与人民生活的稳步提升，这也为后来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支持。
　　再回到国企改革和乡镇企业上来。1980年代中国的企业改革，不仅原有公有制企业没有被私有化，相反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地方政府还大大扩张了原有国企的产能，甚至新建了更多的国企和乡镇企业。不难发现，那时中国各地建立的乡镇企业，基本上都是&苏南模式&类的企业，换句话说，绝大部分是真正的公有制企业，只不过它们是县级以下政府组织（乡政府和具有准政府组织性质的村集体）主办的公有制企业，而那时所谓&带红帽子&（假公有，实民营）的乡镇企业，总体来看不仅是少数，而且也主要集中于温州等少数地区。而温州等地之所以主要出现&带红帽子&的民营企业，更有其特定的历史基础和地方政治结构因素。
　　国企民营化的转型：并非越快越好
　　至此，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公有制企业在中国经济转轨开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带来了经济的持续成长？为什么在中国转轨早期，经济学一般认为的民营企业更有利于提升效率和经济表现的规律并不适用？
　　要对上述问题作出有效的回答， 还是要回到前述计划经济中的两类低效率上来：首先是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带来的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其次是建立国企与人民公社带来的第二类劳动者&工作激励低效率&。无论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先改善第一类低效率、后改善第二类低效率， 还是中国的城市改革反其道而行之，都是以一类效率改善为另一类效率改善创造有利条件，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一个良性叠加的机制来持续推动增长。而出现这种良性叠加机制的初始条件，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消费品的极端匮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端低下。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消费品短缺并不意味着当时百姓有足够购买力却无法买到所需消费品。但一旦中国通过有效改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逐步放松对轻工业的行业进入管制）开始释放生产力后，就可以极大增加消费品供给，同时也创造农业、非农收入在内的新增财富，并最终提升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
　　事实上，直到1980年代末期，中国绝大部分轻工消费品，乃至能源、原材料、甚至是部分重化工业装备产品，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产品供不应求，实际上就意味着只要有办法组织起新增产能，基本上无论搞什么产权性质的企业都可以盈利。也正因如此，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内的各类公有制企业，只要采用某些可以和利润挂钩的绩效激励，就可以较好地调动经营层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企业只要找对了市场需求，充分利用经济中充沛的劳动力组织生产，就可以改善计划经济中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而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各级政府，也只需要通过承包制、利润留成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而非所有制改革），去激励企业管理层和工人去努力工作，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计划经济中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如是，这一阶段的公有制企业发展就不是一个太大问题。而相比于私营企业，公有制企业甚至因其可容忍一定程的冗员而可能更有利于转型初期的社会稳定。
　　显然，制造业产能不足、产品供不应求只是经济转轨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实际上，对于一般的市场经济而言，只要没有人为设置的过高行业准入管制，产能就会很快扩张、并迅速出现行业平均利润趋近于零的常态。
　　正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各地国企与乡镇企业不断扩建、新建，中国消费品乃至于能源原材料的短缺局面开始得到根本扭转，制造业全行业平均利润也从早期的30-40%较快地下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原来那种生产什么都能赚钱的好日子结束了。这时，要激励公有制企业的经营层与工人努力工作，政府就必须不断提高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实际情况也恰恰如此。当这些竞争性行业平均利润趋近于零时，承包合同中企业利润留成比例趋近于100%。
　　一旦赚钱变得日益困难，公有制企业不可避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负赢不负亏&、所有者缺位等基本矛盾就开始凸显。当时，地方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存在特殊的关联，地方为保税收、就业往往一般会为企业担保从银行贷款，这样，地方的国企、乡镇企业开始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日渐增加的坏账。到1990年代中期，当中央政府意识到其中蕴含的重大金融风险并逐步采取措施断奶后，地方政府通过破产、改制乃至直接民营化去&甩包袱&的行动就自然展开了。
　　回顾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的&抓大放小&改革，那些地方政府兴办的、以轻工业为主体的各种国企与乡镇企业，其实很多在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破产与改制。而破产、改制动作比较缓慢、甚至最后还有所保留的，一般都是较高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所有的、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上游重化工、能源、原材料行业国企，还有一些高端服务业部门，如交通、电信、电网等。由于当时下游的消费品工业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这些被保留的少数上游大型国企在经营上也非常困难，也有一些进行了民营化改造，但这样政府的特殊支持还是让关键部门的一些大型国企继续存活下来。
　　前述讨论要说明的关键一点，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与人为设定的行业进入管制不相容。一旦去除这些管制，行业平均利润率必然趋近于零，而这种情况下一般而言民营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产权安排。但是，从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政府并不一定要马上、全面推动私有化，完全可以在产能不足的转型早期通过降低行业进入管制来改善计划经济第一类&资源配置低效率&，而这也将创造资源推动国企经营机制改革并改善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只有当经济中出现产能过剩引致公有制企业软预算约束等劣势凸显时，地方政府才会推动公有制企业改造，但到此时，经济已持续增长一段时间，各级政府也已经有了较为雄厚的资源来为下岗职工买单，甚至为破产企业处理坏账。同时，民营企业也开始逐步壮大并为下岗职工的就业转换提供有效的减震。
　　国企&抓大放小&改革遗留的问题
　　上世纪末中国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改革，不仅有巨大成就， 也遗留了不少问题。
　　必须承认，90年代的大规模国企、乡镇企业破产、改制、重组，为本世纪初中国经济高增长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正是因为能迅速&放小&，让民营经济真正焕发了活力，也就助推了中国在2002年后逐步摆脱困境，甚至变成中低端消费品生产的&世界工厂&；而与国企改革同步推动的住房体制改革，更促进了本世纪以来城市商品房市场的蓬勃发展。
　　出口产业与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构造了中国2002-08年间超高增长时代的强力双引擎，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陷入重大困境的重化工业、能源原材料产业提供了超强支撑，同时也极大增加了对金融、电信、交通等中高端服务的服务需求，壮大了当时所抓的&大&。。
　　但无论是国企改革的&放小&，还是&抓大&，囿于历史条件和决策机制不完善，还是存在相当的局限，并给后来中国进一步的国企改革乃至经济的整体发展带来了不可忽略的负面后果。
　　从&放小&来看，19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与乡镇企业改制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公有资产流失问题，也存在政府工作不到位、下岗职工未被妥善安置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让2003年后政府在进一步国企改革，尤其是推动企业破产和民营化方面变得日益谨慎。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国企即使效率不高、业绩很差，各级政府也倾向于选择&不抛弃、不放弃&，于是，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又不可避免成为经济发展的魔咒。
　　&抓大&带来的问题更为严峻。尤其是中央国资委所管理的100多家央企，在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石油、石化等领域基本上持续占据垄断地位，在钢铁、煤炭、建筑、汽车等竞争性行业也继续存在，大部分还随着2002-08年黄金增长期内迅速壮大了实力。垄断性央企甚至不少还在一些新出现的高利润行业如房地产业攻城掠地，以至于这些行业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
　　在2009年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强力刺激政策后，上述趋势日益明显：在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与廉价信贷支持下，在要求国企通过投资支持经济的指令下达之后，很多国企，尤其是资源、能源、交通运输行业的央企开始了大干快上。如今，这些当初过度扩大产能与投资的不利后果开始凸显，也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日益增加的压力。
　　本世纪出现的新问题：地方投融资平台类国企
　　自本世纪以来，一类新的地方国企，即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开始大规模涌现。随着上一轮地方制造业国企逐步改制，在竞争性制造业部门中所剩地方国企数目已较少，在政府公用事业、服务业中还有一定数目的国企。但围绕城镇化与工业化浪潮，地方政府逐步开始依托&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去大规模建设工业开发区、新城区。于是，一类新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类国企建立起来并成为城市基础建设筹资的主要载体。这些国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开发区和园区平台、交通运输类融资平台、公用事业类融资平台、土地储备中心、国有资产管理中心等。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一般是把土地、国有公司股权、规费、国债收入等资产划拨注入这些企业，然后从银行取得贷款、或发行&城投债&，或通过融资租赁、项目融资、信托私募等方式来融资。其中，抵押土地资产获得贷款收入是目前这些平台最常见的融资方法。地方政府以尚未出让的商住用地为抵押品融资，而未来土地出让金则构成了偿债的基础。
　　作为地方突破财力限制的体制创新，投融资平台类国企是地方&以小财政撬动大城建&的关键所在。但由于缺乏清晰的法规约束和风控机制，往往会投资过度。加上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下行，限制了土地出让金持续增加的空间。随债务逐渐到期，地方融资平台类国企的风险日益加大。
　　相当一段时期内，之所以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没有那么突出，主要还是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使得地方政府能获取巨额土地出让金并按时付息还本。但如果未来房地产市场继续下行，投融资平台类国企给地方财政乃至整体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就不容忽视。
　　不利的苗头恰恰在这几年开始出现。2009年中国大规模的信贷刺激政策实施后，在金融体制仍被严格管制、利率也未市场化条件下，大量廉价贷款被配给到地方政府所建立的投融资平台类国企、和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中央、省级国企。前者运用贷款新建、扩建工业开发区和城市新区，改善包括地铁、城市道路等在内的基础设施，而后者除运用这些贷款到国内外收购各类资源和资产外，还有部分投入城市的土地炒作，进一步加剧各线城市房地产的全面泡沫化。
　　与1980年代日元升值后日本采取大规模信贷刺激并带来房地产泡沫相比，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可能更为严重。日元快速升值带来了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大规模外迁，但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内地不少地方政府，却通过投融资平台类建设了更多的工业开发区，加上新旧城区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地方债务余额在年间就翻倍超过10万亿，目前更接近20万亿。
　　无论是2009年后各类央企进行的资源、能源、土地购买投资，还是地方政府依托投融资平台类国企所推动的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在当前制造业产能已全面过剩、而外需又不可能持续高增长、房地产行业预期也开始变化的情况下，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不可避免。以地方投融资平台为例，由于近年来土地出让金增速下滑，但支出刚性递增，一些地方已无法按期归还贷款，银监会不得不允许地方投融资平台贷款延期偿还，但这种展期本身就会强化道德风险。如果未来经济不能保持高增长，地方债务偿还最终还是会出问题。
　　也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地方国企和央企带来了非常不同的反应。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由于投融资平台类国企的沉重债务负担和土地出让金下滑，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认为是有助于突破了政府2003年来对国企改革与相关资产变现的谨慎态度，这就为地方变卖手上仍掌握的国有资产并还债提供了可能性。但对很多央企而言，迄今为止，&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基本没有成为打破国企行政性垄断的助推，一旦走错反而可能会为继续维持这种垄断提供借口。
　　&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国际经验
　　到此，需进一步澄清相关概念。经典经济学教科书里通常谈到的&混合经济&概念，是指在一般竞争性部门完全由私营企业主导，但在需要较大初始投资、有一定规模经济或自然垄断特性的产业领域，如电网、电信、各类城市公用事业，或在一些特殊资源采集领域，如石油、煤炭采矿业，以及少数私人不愿意投资的部门，如原子能、宇航工业等新兴军工部门，可以考虑（但不必然）建立国企来实现政府特定的社会、经济乃至军事目标。以法国为例，从1945年起，法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将煤矿、汽车、航空以及银行等部门中的大企业收归国有，国企在这些部门实际掌握了控制权。
　　上述私企主导竞争性部门，国企主导非竞争性部门，就是所谓的&混合经济&。从含义上看，它与中国目前语境下私人和国有、国有与国有、乃至私人与私人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差别很大。当然，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内私人与国家相互参股的情况，但这基本上是个案，而非常例。比如，挪威北海石油公司在1990年代初按法律规定由国家百分之百控股，后来修改法律向社会转让出40%的股份。
　　在发达经济体中，法国因政府有较强的干预经济传统而显得相对特殊：该国国有企业的总数较高，但也只有1143家，绝大数是国有参股企业，而其中国家独资或控股的也是少数（法国规定国有股达30%以上即算为国企）。法国国家控股管理局（APE）主要管理全资国有企业和25家控股企业，其中全资国企包括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巴黎自治港、国家印刷局等，控股企业有法国电力公司（84.4%）、国家邮政公司（77.1%）、法国博彩公司（72%）等。需要指出，如果考察各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最近几十年的表现，法国如果不是最差的，也是最差的之一。
　　当然，完全可以结合中国既有的实践，去找到一些案例说明，某些国企如何通过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效率，并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这却未必表示这种模式能有效地推广至现有大部分国企改革中去，并成为国企改革的最终模式。相反，如果方向走错，尤其是在一些具有行政性垄断性质的行业引入少数民营股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很可能成为一些国企回避反垄断改革的挡箭牌。
　　进一步来看，即使是前述&混合经济&模式，最近几十年来在那些曾大行其道的发达经济体中也逐步式微。在这些自然垄断行业与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各国国企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预算软约束、所有者缺位、成本过高、效率低下，创新不足的问题。因此，进入1980年代之后，伴随着这些传统自然垄断行业的技术创新，在这些行业引入竞争已逐步成为可能。那些传统上被认为由国企来经营更符合社会目标的部门也逐步开始了民营化、放松行业进入管制、以及通过再管制来强化竞争的过程。
　　从国际经验来看，随技术进步，在那些原来被认为有自然垄断及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业，如电信、电网、交通、地方公用事业等，各国已逐步发展出一套被证明为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与监管机制，让民企进入后也可逐步建立有效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具体而言，一些技术进步带来了企业固定资本投入的大幅度降低，从而让行业竞争成为可能，比如互联网通讯对移动乃至固话的竞争；另一些技术进步则开始进行行业的自然垄断环节与非自然垄断环节之间的业务分割，比如移动铁塔与移动通讯服务之间、铁路路网建设与客货运输服务之间、电网建设与输配电服务之间；然后在分割出来的非垄断业务环节可以直接引入民企参与的市场化竞争；甚至在那些自然垄断环节，如城市公用事业的基础建设部分、移动基站乃至电网基础设施建设部分，也完全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等方式来引入竞争，最终实现效率的提升。
　　现代经济学的一些重大学术研究突破，也为在这些传统自然垄断部门引入民企投资、强化竞争、抑制垄断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尔教授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创建了对这些行业实施激励性管制的一般分析框架。相比于基于服务成本定价的传统管制方法，梯若尔教授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让政府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对被管制企业提供更有效的激励。
　　一个例子是在公用事业行业，监管机构可以让企业在成本附加（cost-plus）和固定价格（fixed-price）两种监管与补贴合同之间进行自由选择。此时，高效率企业通常会选择固定价格型补贴，这是因为它更有能力降低成本，从而可以在固定补贴合同下获利；而低效率企业则通常会选择成本附加型的补贴，即在企业自身成本基础上政府再给一定补贴才能获利。而一旦监管机构借这种机制设计掌握了企业效率信息后，就可以制订针对性的监管政策，最后将合同签给高效率的企业。目前，欧盟竞争委员会等机构已经开始采用这些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来推动相关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总体来看，全球范围各个行业的新技术突破、以及各国为应对这些突破而推动的各种制度与理论创新，让那些传统上被认为难以竞争、所以由国企来运营更好的行业或业务环节，都开始引入了民企竞争。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在电信、电力、铁路、煤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产业掀起的&管制改革&浪潮。 目前，放松管制、引入竞争、产权私有，从垄断走向竞争已成为全球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趋势。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甚至还出现了管制机构被新进入的私营企业所捕获的情况，都值得中国在未来国企改革中充分学习和借鉴。
　　&混合所有制&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
　　反观中国目前一些具有行政性垄断地位的央企所推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与相关行业领域的国际技术革新与制度变革大潮南辕北辙，而且还与中国产业升级、持续经济增长，乃至于社会大众对这些产业的期待相距甚远。
　　在石油、石化、电信、交通、电网领域，乃至于在医疗、教育产业中的非公益性部分，如果&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只是在其中一些非关键业务环节、甚至在关键业务环节引入少数私有股权，那么就基本不能达到打破垄断、强化竞争、增加就业的目的，更无法让国企改革在带动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实际上，在上述行业的改革中，必须能真正引入民营经济作为直接参与竞争的主体，同时也要建立有效的反垄断监管框架。这不仅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并最终迈入发达经济体的关键性改革，也是降低政府既有债务与金融体系风险、补充社保账户潜在缺口的关键性改革，甚至还是解决大批大学生就业、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性改革。
　　顺便说一句，中国目前出现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的根本原因， 并不主要在于中国大学生的供给过剩，而恰恰是因为能解决这些大学生就业的高端服务业、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严重受限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性垄断。
　　国企改革方案的主导权配置
　　总体来看，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国企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央企的五朵金花&&电力、铁路、电信、石油、电网改革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此外，还存在着诸如努力多年也没有造好自主车的各大国有汽车企业，重复建设和亏损严重的国有钢铁企业，以及一些在竞争领域里依靠多元化交叉补贴生存的一些国企。国企改革的缓慢进展表明，因重大利益交织与意识形态束缚，改革的阻力很大。
　　据媒体报道，2014年10月国务院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负责落实国企改革的工作部署，并统筹研究和协调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但由于利益胶着，加上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相关机构仍未达成共识。至今为止，中央层面的改革总文件尚未出台。
　　应该说，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肯定有利于跳出部门视角与摆脱本位主义，是未来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良好起点。有理由期待，国资改革领导小组会超越以前的一些只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却不利于社会财富最大化、不利于增长与就业，甚至强化央企行政性垄断、破坏全社会利益的改革；更有理由期待，由更高层级统领的国企改革，能杜绝曾经出现的、本应该作为&被改革对象&的垄断性国企自提改革方案，结果是很容易做成表面文章、甚至滑向自利式行动的情况。
　　由于在国企改革最终目标设定这个主要问题上，决策层内部、决策层与学术界之间、乃至学术界内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共识。加上大批国企在不同行业分布，并为不同级别政府所有，这里很难给出非常具体的改革方案。本文不可能、也无意为国企改革提供具体的可操作方案，只是提出在国企改革整体方案设计上，政府应特别注意处理好几个关键问题。
　　地方债务化解与竞争性行业地方国企完全退出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类国企的财务风险化解，实际上也就是地方债务的化解，应与地方政府其他类国企改革及相应的资产变现、国企逐步全面退出竞争性部门的改革结合起来。随着当前城市房地产市场下行，未来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下降，乃至于出让金水平绝对下降的情况都可能出现，投融资平台类国企用于抵押的土地价值难以覆盖其对应贷款的可能性日益加大。
　　对未来经济进一步下行可能带来的地方预算内、外收入大幅度下降，未来各类公共服务、社保支出刚性增加，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缺口，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着手处置手上的各类国有企业资产，为未来的偿债和补缺做准备。
　　为此，中央政府应该为地方国企改革制定一个原则性的指导方针：即在全面摸清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明确那些仍存留在竞争性行业（包括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地方国企应该逐步完全退出，而相关资产处置后的变现收入应该优先偿还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地方存量债务，而不能用于进一步铺摊子的资本建设乃至地方经常性支出。中央更应该制定出原则性的政策，一方面要防止出现因措施不到位而导致的国资流失，另一方面又让地方政府解除不应有的顾虑，推动地方国企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但最终完全地撤出。这显然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平衡。
　　目前中国超过10万家的地方国企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投融资平台类国企大约上万家。第二类是一般竞争性行业国企，第三类是地方公用事业部门国企。我认为，地方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应明确为：第一、逐步实现竞争性行业国企的完全民营化和资本变现，为地方投融资平台类国企相关债务的偿还、为地方社保与公共服务资金的充实创造条件；其次，在那些传统上有自然垄断特性、但现已可以引入竞争的地方公用事业领域，切实引入民资并加强竞争，全面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
　　关于地方政府是否应该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实现国企完全的退出，必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之所以我认为要把目标设定为最终完全退出，一方面是让利于民，推动社会资本投入到有回报的实业部门，而不是到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去继续吹大泡沫，甚至直接流出国门；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国资变现去偿还地方债务并补齐投融资平台类国企可能带来的巨大坏账，甚至用于提升公共服务，补齐社保支出的潜在缺口。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地方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对竞争性行业仍存在的那些国企，逐步吸收私营股权进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是实现上述&最终完全退出&目标的一种过渡形式，而不应该是最终形式。
　　现代经济学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那些竞争性较强的行业，混合所有制，尤其是国企和民企相互长期参股，可能带来的问题要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尤其是国有股权的委托代理机制问题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要处理好难度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达经济体在竞争性行业基本没有国有、民营相互参股、更鲜见纯国企的根本原因所在。
　　为什么&混合所有制&可能是地方竞争性国企改革的一种过渡形式呢？ 这里希望强调，如果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国有股权的完全退出，对这些行业的国企而言，即使最开始只引入少数私人股权，甚至引入高管和员工持股，也会有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效益，乃至偿还企业的银行贷款。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随企业经营效率提升后，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就会更明晰。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入股的民营企业或持股高管、员工而言，则都有助于降低交易风险，并为未来完全的民营化创造条件。处理得好，也有助于防止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当然，前提是国有股的退出过程要保持公开、透明，要引入市场化竞争。
　　切实放开准入并打破央企的行政性垄断
　　对于那些难度更大、利益更集中的行政垄断性央企，改革目标则应该明确为逐步打破垄断、增加竞争，最终降低全社会的运营成本、拉动经济增长与就业、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因此，未来的改革应逐步切实剥离与主业无关的各种辅业，切断普遍存在的低效率交叉补贴。更重要的，是在每个部门、行业都进行更为充分的政策改革研究储备：要充分借鉴国际相关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该行业历史与现实，委托多个独立专家团队来提出备择性的改革方案。在此基础上，还要展开多层次、多轮回的改革政策讨论与实施方案辩论。在这些讨论与辩论中，有必要引入改革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各相关部委、消费者、被改革对象自身。不仅要通过相对公开的讨论、辩论给被改革对象施加改革的压力，而且也要想方设法建立可信的补偿机制去减少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
　　显然，这些以央企为主体的行政性垄断行业国企改革，所涉及资产非常庞大，企业子公司、孙公司更是数量众多，改革光是在技术经济问题上就会非常复杂，加上各个行业都有不同的技术经济特点，有效的改革方案也必然因行业不同而存在重大差别。更毋庸讳言的是，这些垄断性央企的改革，在不同主体利益方面如何实现平衡、以及改革所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影响等方面，都非常微妙。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央企改革要取得成功，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智慧，更需要强大的政治智慧。
　　国企改革的配套改革必须并举
　　国企改革必须与反垄断改革、价格改革，国资改革、乃至社保、财政体制改革相互配套，并放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同时推动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来推动。首先要降低和清理那些有一定行政性垄断性质国企所在行业仍然存在的各类进入管制，切实强化反垄断管制机构的权威与独立性，防止管制机构为被管制对象俘获；其次，对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等服务价格的确定，在引入竞争机制的基础上更多交给市场去决定；第三，政府即使要保留一定的国资股权，也不代表要通过保护国企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国资应该以获得市场化回报为目标，不应追求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明确一定时期内保留国有资本，最终是为了获得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来充实包括社保在内的公共财政。
　　最后，在确定中央国企改革的总体目标确定并出台改革的整体方案之前，央企层面的任何改革动作都应特别慎重，尤其对那些可能强化垄断的央企整合与并购举措更应有所制约，以免改革不仅没有增加竞争，却反而强化了垄断，结果是尾大不掉，甚至未来还不得不推倒重来。比如，最近南车与北车合并所引起的巨大争议，就是一例。
　　本部分用了较大篇幅从理论上考察中国国企改革的历史，并介绍了国企改革的相关国际经验，旨在说明以下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直接办国企，哪怕是只持有部分股权但介入企业的战略与经营决策，一般而言并不利于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扮演正确角色，也不利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之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地方竞争性行业国企的完全退出，强调垄断性央企和地方公用事业类国企改革必须在强化竞争的前提下放开准入，主要还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潜在风险。在经济下行期刚开始时，推动这些改革措施可以有效拉动增长，同时实现国有资产在较高价位上的变现，从而有利于稳固金融体系和充实公共财政。一旦改革动作迟缓，就可能反而加快经济下行速度，那样国企改革的正面效应就可能大打折扣。
　　国企改革是中国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绕不过去、也一直没有绕过去的坎。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后，这个攻坚战还在进行。改革没有灵丹妙药，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密切结合经济形势选择好改革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有策略地推进，是国企改革，乃至所有改革成功的前提。在中国经济与金融风险日益加大的今天，更应未雨绸缪，加快行动。特别是垄断性央企的改革，难度和意义都特别重大、即使达成了改革目标的共识，从开始准备到改革实施。到最后拉动经济增长与就业，都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决策者更应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让国企改革能在中国整体经济与金融风险全面暴露之前就得到全面推动。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包括国企、民企企业家在内的全社会以更坚定的信心，并成为改革的强大支持力量。
英国CEO薪酬与业绩关联不大
英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CFA UK)和兰卡斯特管理学院(Lancaster Business School)日前在分析了2003年至2013年10年间富时100成分股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的薪酬情况之后发现，决定高管薪酬的主要因素仍是一些简单化的业绩衡量尺度，这些尺度与公司价值的长期推动因素系不大。
　　数据显示，公司着重向股东强调的关键业绩指标，与用来激励和回报高管的衡量标准之间基本没有联系。
　　&（围绕高管薪酬的）讨论主要关注奖金的多少，&投资专业人士协会CFA UK的女主席纳塔莉&温特福斯特(Natalie WinterFrost)表示。&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衡量业绩，以及如何相应地激励业绩。&
　　该研究报告发现，无论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业绩衡量尺度，首席执行官们的薪酬与公司业绩的关联度都很低。
　　&很大一部分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似乎与任期内的价值创造没有关联，&报告作者拉尔斯&黑尔格&哈斯(Lars Helge Hass)、Jiancheng Liu、Steven Young和Zhifang Zhang表示。
　　相对简单化的业绩衡量尺度（如每股盈利和股东总回报），仍然主导着衡量高管们任期业绩的尺度。很少有哪家公司采用了将业绩与资金成本对照的以价值为本的衡量尺度。
　　例如，每股盈利可通过并购活动得到提振，此类操作未必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该报告表示，过于依赖此类高管业绩衡量尺度的危险早已得到充分总结，这些危险包括：&投资短视、盈利操纵、过度冒险和公司文化受到威胁&。
　　必须提高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长期业绩之间的关联度，这是2012年约翰&凯（John Kay，FT专栏作家）教授对英国股市和长远决策进行评估之后提出的建议之一。
　　&当前薪酬政策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尽管我们的报告强调薪酬实践已有所改进，但未来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温特福斯特表示。
发改委规范生物质发电项目
&&&&发改委近日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生物质发电项目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鼓励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提高生物质资源利用效率，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严禁掺烧化石能源。
　　《通知》要求，一是鼓励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提高生物质资源利用效率。具备技术经济可行性条件的新建生物质发电项目，应实行热电联产；鼓励已建成运行的生物质发电项目根据热力市场和技术经济可行性条件，实行热电联产改造。
　　二是加强规划指导，合理布局项目。国家或省级规划是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的依据。新建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应纳入规划，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应符合国家或省级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三是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严禁掺烧化石能源。已投产和新建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严禁掺烧煤炭等化石能源。加强对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运行的监督，依据职责分工，能源、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掺烧煤炭等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收回骗取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并依据情节轻重处以罚款、取消补贴、追究项目法人法律责任等处罚。
　　四是规范项目管理。农林生物质发电非供热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国家能源局大力推进能源体制机制创新
&&&&12月25日至26日，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在会上作了题为&适应新常态落实新举措努力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报告。
　　徐绍史指出，全国能源系统要深化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深刻把握新常态下能源发展特征、规律，主动适应，积极应对机遇和挑战，加快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努力开创能源科学发展新局面。
　　一要深刻认识新常态下能源工作的新要求。认清发展形势，抓住有利时机，加快调整结构，深化能源改革，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提升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二要科学编制能源发展规划。能源规划必须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充分反映新常态下能源发展趋势，体现&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的总体要求和改革创新精神，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统一思想。三要大力实施能源结构调整。加快发展低碳清洁能源，深入实施传统能源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改造，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挖掘潜力，推动能源发展从高消耗、高污染和粗放增长方式向高效、清洁和集约增长方式转变，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化水平。四要不失时机推进能源改革。超前谋划改革思路，认真研究制定或落实改革方案，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增强改革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五要强化能源行业管理。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创新能源管理方式，强化监管、提升管理水平；完善行业运行监测及信息统计机制，加强能源预测预警和安全保障。
　　徐绍史强调，能源工作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能源转型发展任务艰巨，全国能源系统要切实转变思路，创新工作方法。统一思想，将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做到观念上适应，认识上到位，方法上对路；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和职能转变，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强化政治意识、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多深入基层、多调查研究、多听取批评建议、多帮助地方和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廉政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到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坚持&一岗双责&和&两手抓&，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扎实工作，奋发有为，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能源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吴新雄强调，2015年能源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节约、清洁、安全&的能源战略方针，大力推进能源生产革命、能源消费革命、能源技术革命和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适应新常态，落实新举措，着力推动能源转型升级，努力构建安全、稳定、多元、清洁的现代能源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为此，要重点做好七方面工作。
　　一是切实抓好能源中长期战略规划。体现前瞻性、战略性、配套性、操作性的统一，突出战略与战术、长远与当前、整体与行业、国家与地方的统筹协调，重点抓好研究确定2030年能源总量和结构目标，&十三五&规划大纲编制，煤炭、电力、油气、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专项规划编制，&十二五&能源规划执行情况评估等四项工作。
　　二是大力推进能源消费革命，着力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减排水平。继续深入推进煤电节能减排升级改造，大力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切实抓好典型示范带动，大力支持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新城镇、新能源、新生活&示范县创建工作，充分发挥煤电节能减排升级改造示范基地和示范电站的示范带动作用。科学论证，认真抓好煤制油、煤制气示范工程建设。配合有关部门，努力提高全社会能源使用效率。
　　三是大力推进能源供给革命，优化能源结构，构建多轮驱动、全面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坚持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积极发展水电，安全发展核电，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重、集中送出与就地消纳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扎实推进地热能、生物质能发展。按照常规非常规并举、陆上海上并重的方针，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提高石油、天然气生产能力。按照&统筹规划、科学布局、集约开发、绿色开采、高效转化、清洁利用&的方针，加强管理，扶优限劣，推动煤炭健康发展。
　　四是大力推进能源技术革命，着力提升能源科技水平和竞争力。坚持以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重大项目攻关为重点，产学研相结合，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