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14:30:27 &唐律疏议V
有些打着“历史真相”旗号的人，爱提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曾对中国进行过一段时间的武器禁运，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段时期的武器禁运一定给国民党军队的行动造成了困难，并进而想当然地认为同期中共一定得到了苏联大量的武器供应，再进一步想当然地认为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是共产党得到的更充足。可惜的是，这种“国民党内战失败是因为外援武器弹药不足”的说法，因为过于厚颜无耻，无视基本事实，恐怕就连国民党自己的官方资料都不敢苟同。一、形同虚设的“禁运”既然提到了那次禁运，就先解释一下这个禁运是怎么回事。1946年因为国民党开始大规模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正式爆发第二次内战，即解放战争。美国为了表示对国民党的战争行为的不满，1946年7月起宣布禁止船只运输武器弹药到中国。这个禁令在1946年10月被部分解除，并在1947年5月被正式取消，前后共十个月。(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13章。)这就是所谓美国对国民党的十个月武器禁运。但是，这个禁令的执行效果，是得打个问号的。因为这个禁令只是说不能把武器运进中国，没说不能把已经在中国的武器送给国民党吧?于是美军就干起了将在华物资大规模转交给国民党的行动。日，美国又赠蒋介石二百七十一艘舰艇。在禁运已经开始后的8月31日，美国又将八亿美元“剩余物资”以二折低价卖给国民党。(见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第九章第一节)。“当美国陆战队在1947年4月到9月间从华北撤退时，他们“丢弃”了6，500吨弹药武器及其他军用物资给国民党。……(1947年)6月间，美国又将130，000，000发剩余的步枪子弹以原收购价的10%售给国民党政府。”([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393页)所以说，这个所谓的禁运其实是形同虚设的。它丝毫也没有妨碍国民党继续从美军手里得到武器装备。这种名存实亡的禁运都能饿着国民党，国民党的嘴得有多壮?二、国民党败于外援不足吗？首先，学者们有不同意见。【“1949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否同中共从苏联人那里得钱多少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逻辑上也无法使人信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共发展最成功的一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同其他时期相比，恰恰这个时期是莫斯科对中共援助最少的时候。”】——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七章第一节有意思的是，国民党自己的资料完全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事实上，《追述》(指国民党官方出版的六卷本专题研究《剿匪重要战役追诉与检讨》)并没有提及装备的缺乏，没有把它作为到1949年初为止的任何反共战役的一个因素，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准备防守扬子江，阻止共产党渡过去。”】——[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4月版，8月第二次印刷，204页。【“(国民党的)国防部明确地肯定，弹药和武器的短缺不是军事崩溃的原因。1950年，在一份标有“绝密”等级的文件中，国防部谈论了美国援助的丰富：39个师完全装备了美式武器，其它许多师得到了剩余的美国供给品。那么，问题就不是缺少美国援助，国防部报告的结论是“我们从未听说我们近年来的军事失利是缺少军火或其它供给品不足的结果。我们对剿匪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解不当，我们士气不足，我们的政府、经济和计划完全不能向剿匪的战争努力提供密切的支持。这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4月版，8月第二次印刷，205页。敲黑板，国民党自己的官方报告明确无误地表示了：“我们从未听说我们近年来的军事失利是缺少军火或其它供给品不足的结果。”美国方面则表示，他们真的没怎么发现苏联给共军提供援助的证据。“马歇尔将军在1949年10月讨论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上，追溯他对中国局势的想法时说：【当谈到到底有无苏联援助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搞到这方面的证据..。比任何其它事情更令我担心的是：看起来很明显，苏联人..在他们的[对华]态度上..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我的理解是：他们正准备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在那里他们可以表现得洁白无瑕，而我们手上则沾满了泥污。”】——[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320页那所谓苏联援助了中共的谣言从何而来的呢?马歇尔将军道出真相……【“在1949年10月国务院召集的讨论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上，马歇尔将军在一次非正式评论中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确：“在整个华北、长江流域及满洲，我有相当多的手下人。我总是认为我得到的情报要比最高统帅的正确得多。他一再地受到蒙骗，因为如果他的部下被不光彩地击退，那个家伙总要替自己辩解。他总是说跟多少俄国兵和坦克打了一场大仗。除了没有说俄国伞兵外，差不多什么都有了。而我的人报告说，只不过是一场巡逻遭遇。这类事是常有的。我总是企图寻找关于苏联影响或援助的一些真凭实据。除掉我们称之为精神上的影响或类似者外，我未能找到任何真凭实据。”】——美国对华政策圆桌会议抄本，转引自《太平洋关系学会》，第页。以上引语在第1653页，转引自[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535页。除了马歇尔将军以外，当年和国民党打交道的美国官员异口同声地表示：国民党不是败于缺乏装备。【“巴尔将军(美国对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在日报告说：“自我到任以后，没有一仗是由于缺乏军火装备而被打败的。按我的看法：他们的(国民党的)军事败绩完全是由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及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了战斗意志的彻底丧失。”有可能也像贝吉海军上将说的那样，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后备军用品而妨碍了国民党人制定攻势作战的计划。但即使这是国民党政府垮台的理由之一，对于世界上最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之一来说，也是个相对次要的因素。当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被问到他认为什么是中国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时，魏德迈回答说：“先生，我在军事上的看法是：缺乏意志。主要是缺乏意志，而不是缺乏装备。””】——[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419页。事实上，无论中共、美国乃至国民党自己，都未把外援不足视为解放战争败给共产党的原因。真不知今天的某些人哪来的勇气，敢来翻这个案?三、抗战后共军和国军获得物资数量比较不是说共军获胜是因为得到的外部物资更多吗?那我们就来比比看，抗战胜利后，国军和共军到底谁获得的物资更多。下面可能会有比较多枯燥的数字，没耐心的读者请直接跳到后面的结论部分(材料部分标灰色，结论部分字体颜色与正文相同)。有耐心的可以对照一下这些数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获取外国物资有两个方向。一是接收投降日军的武器物资，二是接收来自美国的武器物资。下面就展示一下资料来源(主要是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接收日军装备：国民党共接受投降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主要火炮12446门，步枪机枪子弹余发，手枪子弹2035000余发，各种炮弹共2070000余颗，炸弹6000吨，战车(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特种车15785辆，各种飞机1068架(其中可用者291架，待修626架，不堪用151架)，飞机用油1万余吨，舰艇船舶1400艘，共54600余吨，其中军舰19艘(90至1100吨，仅三艘可出海)，驱逐舰(驱潜艇)7艘(每艘约百吨，6艘可用)，鱼雷快艇6艘(15至25吨各三艘，均可用)，小型潜艇3艘(50吨内两艘可用)，小炮艇200艘(每艘8至25吨，大部不堪用)，马匹74159匹。——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九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二一三、二一四页陈诚回忆录中的数字(接收日军装备，和何应钦的几乎一样，但不如何应钦详细)“收缴物资范围，凡日军所有作战使用之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车船、骡马及兵站、仓库、医院、随军修械厂所等，一切军用物资、文书、图籍以及日军整备作战之固定军事机关、学校、工厂、仓库、医院、兵营、场站、码头、要塞、工事等之建筑及其所存之机械，武器、弹药、器材、车辆、船舶、马匹、粮服、装具设备、文件、图籍等项，均视为收缴范围。其种类之繁多，数量之庞大，无法备述，择要言之：一、属于轻兵器之各种枪类：八十三万七千余枝。二、属于重兵器之各种炮类：一万二千余门。三、各式通信机：四万一千余部。四、各种车辆：三万二千余辆。(内有战车四百余辆)五、各种船舶：约一千只。(约一万二千吨)六、冬衣裤：九百余万件又千余捆。七、夏衣裤：四千三百余万件又二千余捆。八、其它军衣、外套、雨衣等两百余万件。九、各种粮食干粮等一亿余公斤。十、各种工厂：交通通信类二十单位，兵工类十四单位，被服粮秣类五十七单位，卫生及兽医器材类十四单位。十一、飞机：一千余架。(可用者约三百架)十二、马骡：约二十一万余匹，除老弱不堪军役及损伤外，堪用者约十万匹。这样大量的物资，突如其来的交给我们接收、保管并分发利用，实在是一件破天荒的事。”——《陈诚先生回忆录》第1部“抗战”第6章“胜利到来”第2节“复员与接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的美军物资：“自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一月开始，至同年五月中旬工作完成，兹将各类物资数量及分配使用情形略述如后：一、军械弹药：各种枪二十三万九千余枝、各种炮一千余门、各种炮弹三百余万发、各种枪弹一亿四千二百余万发，约计军械共为一千三百余吨、弹药共为二万六千四百余吨，均陆续配发各部队使用。二、通信器材：各种有线无线电报、电话机两万余部，约计共达三千九百余吨。三、工程器材：重工兵机械筑路部分约三千九百余吨，其在云南地区者，装备十八个工兵团，其在贵阳、芷江、柳州地区者，装备十九个工兵团。我国工兵无使用此项机械之经验，由昆明后勤部特设筑路机械训练班，分期抽调各工兵团干部先施以必要训练，以便接收使用。渡河器材部分约六百九十余吨，除在云南省者以一部装备工兵十五团外，其余均装备工兵第二团。一部分重架桥材料，则移交交通部使用。测量器材部分约六十吨，留备测量地形之用。电气器材部分约三百余吨，留备装配照明之用。水工器材部分约百余吨，包括水电厂五所：在贵阳者三所、在芷江者一所，均拨交贵州省政府应用;在柳州者一所，拨交广西省政府应用。一般工兵器材部分约九百吨，除按编制装备工兵第二、十五、十八、十九团外，余存库备用。建筑材料部分约三千二百余吨，分别拨交云南铁路管理处及黔、桂两省府使用。以上七类工程器材共约一万余吨。四、卫生器材：各种药品、敷料、各式医疗器材、医院及野战用具，医笈及药囊等共约一千五百余吨，除存昆筑之盘尼西林，提早配发各地公立医院应用，以免失效外，其余均配发各部队。五、交辎器材：各种车辆一万五千余部，分别装配十五个辎汽兵团，另四个战车营及阿尔发部队每军部卡车五部、吉甫车一部;汽油及附属油四百六十余万加仑，清点时缺少极巨，原因甚为复杂，有因油管渗漏者，有因监护不周被人窃去者，有因油池底层储水量多寡不等难于精确估计者。此项油料即用于输运美资，全部用尽;配件五千九百余吨，经常配发各汽车部队及各级修理厂使用;修理工厂二十二所，均经调整仍在原地工作。以上器材共计二万九千八百余吨。六、服装：包括哔叽呢军衣裤、卡其布军衣裤、各式大衣、蚊帐、特种服装等，共约五千四百余吨，均经配发各机关部队学校应用。七、给养：各种罐头、口粮、维他命丸等约六千二百余吨，均经陆续配发各部队。八、其它：包括打字机、纸张、文具、娱乐器具等约四百余吨，均经配发各军事机关。以上各类物资共计九万余吨，原分布于昆明、沾益、开远、云南驿、保山、陆良、罗平、贵阳、芷江、柳州、南宁、百色等地，经接收清点后，先集中移运昆、沾、筑、柳、芷、穗等地保管，然后再统筹运用，一般经过情形，大致尚称良好。”】——《陈诚先生回忆录》第1部“抗战”第6章“胜利到来”第2节“复员与接收”注意以上关于国民党军接收美军物资的数据，还只是1946年1月到5月，也就是禁运之前。禁运期间和禁运之后国民党接收的物资(比如前文所说的1947年5月到9月期间美军赠送给国民党军的6500吨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之类)还没有算在内!但是因为缺乏详细数据，所以此处只好先不算在内了。那么共军得到的外部物资是多少呢?共产党自身没有详细数据。故此处借用其他方面的数据作为旁证。陈诚回忆录中的数字【“俄军在东北掳获日本战俘五十九万四千名、飞机九百二十五架、坦克车三百六十九辆、装甲车三十五辆、野炮一千二百二十六门、机枪四千八百三十六挺、步枪三十万枝、无线电机一百三十三座、汽车二千三百辆、拖车一百二十五辆、骡马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七匹。此外尚有日军缴出的补给站与仓库存储：野炮一千四百三十六门、机枪八千九百八十九挺、掷弹筒一万一千零五十二具、卡车三千零七十八辆、马十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补给车二万一千零八十四辆、特种车八百一十五辆、指挥车二百八十七辆。以上各种武器装备，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即扫数供给了共军。”】——《陈诚先生回忆录》第六章“胜利到来”第一节“受降”好，我们现在以最保守的方式估计——尽管陈诚说“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我们还是假设上述物资全都给了共军;而至于国军获得的美军物资，1947年5月以后的因为缺少详细数据，我们就姑且不算好了。换句话说，这里算国军获得物资数量时，我们尽量少算；算共军获得物资数量时，我们尽量多算。这总给了国民党(以及国粉)最大的面子了吧?无话可说了吧?好，就在这种最保守的统计下，综合上述数据，仍然可以得出结论：抗战结束后，国军获枪支100万以上，炮1万门以上；共军获枪支30万左右，炮当在2000以下——国民党所获远远超过共产党！至于其他坦克飞机等重装备，因共产党军队就算有了也因缺乏技术人才而不能用，只有国军接收的能用。更不用说这里还没有计算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所获得的外援物资。所以无论数字多少，比较起来都更加凸显国军所获的巨大优势。本部分综合结论：根据国民党自己的资料，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接收的外部物资远远超过共产党接收的外部物资（枪支3倍以上，火炮5倍以上）！国民党还有什么面目去将失败归咎于自己得到的武器外援不足?四、总结论综上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当年的国民党自己，都不认为国军和共军作战时缺武器，更不用说把这视为败给共产党的原因。另外，结合来自国民党自身公布的数据也能看出，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之前和之中所接收的外国武器物资，都要远远超过共产党所获得的部分。所以结论很明显：1、依据国民党自己的官方资料，国民党在和共产党的战争中不曾有过武器短缺——所谓武器禁运导致国民党因缺武器而失败的说法不攻自破;2、无论怎么算，国民党收到的外援，都比共产党收到的多，所以把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外援不足，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解释。那为什么有人还要坚持往那个方向去解释呢?因为他们想千方百计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国民党的失败是民心丧尽、众叛亲离;而这又是因为国民党自身严重的腐败无能、朽木不可雕、烂泥扶不上墙。对此，只送他们一句话：【“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十四章“抗日战争和内战年”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为您推荐：
扫描到手机历史揭密：颠覆国民党政权的美国阴谋
　　 转载：历史揭密：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国际阴谋
  ( 11:19:21)转载
       感叹：一、一个弱国，即使是大国，即使是二战的战胜国，仍然避免不了被美苏两大国任意摆布的悲惨命运。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西方世界谁都没有认识到红色革命的邪恶，而且当时西方世界意识形态主流已经左倾。
      【一个面对世界大战策源地、首当其冲并奋勇抵抗的国家，一个领导反法西斯战争而坚持最久的政府，一切都是超极限的，机体残缺，几度虚脱！然而这样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却被其三大盟国所暗算！本来，处于战争状态的政府有责任做到像《孙子兵法》所要求的“令民与上同意（上下一致）”，但国民党竟也容纳多党派多媒体，并忍受其明枪暗箭和里通外国，特别是，它容纳一个有武装的反对党，这一点就连“最民主”的美国也做不到！如果美国能做到，它就不会打南北战争了！但是，美国却硬是要把它自己都不能接受的政治模式强加于中国—&#年秋，一个以南北战争期间南部邦联的军歌“Dixie”命名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到了延安！】
      世事如棋，一着换来千古业；浮云若水，几时阅尽百年歌。
      英雄无泪，千秋谁罪，佳人弹唱不为兴亡累。
      ○前言：尼采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毛泽东说：“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社会越是进步，历史越是多变；烟海没真迹，云雾迷学子，史家到死不闻道也！老子曰：“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本文涉猎“派性极强、现象极乱”之现代史，而述一家之说，或被笑为奇谈怪论，但它确能颠覆常识。笔者久治此悬案，遍阅解密之资料，成书稿而后束之高阁，待时而发；今拿出其中的片断，来以文会友，以就教同仁。
      ●导论：在西方主导的一体化或全球化之时代，外因也就是内因，而霸权国家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要把每一个有潜力的民族，置于内战分裂之深渊，而无所不用其极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分别利用苏联和中国对其战略对手（轴心国）进行腹背打击，来形成两面夹攻之阵势，旨在为它称霸世界扫清障碍；末了，美苏英三国撇开国民党中国（四强之一），而在尽量保证英国的利益的前提下，由美苏两强来分割世界：苏联被允许在东欧和东亚扩张共产主义，美国控制两大洋，加上西欧及东亚海域。那么，对于久战力尽、但志在富国强兵、科技立国和海洋立国的中华民国，它们又是如何处置呢？特别是因为国民党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儒家大同诸方面均与三强相克，从而构成极大的潜在威胁，它们岂能容忍！弱国无外交，蒋介石政权沦为牺牲品而已！即使是在“中国崛起”的今天，中华民族依旧承受着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内忧外患随其现代化而同步升级！读史可以明志也！
  一、史家为史不公
  ◇◇抗日战争结束之际，美国既帮助国民党运兵（北运受降），又帮助共产党运将（赴根据地）。再者，在国民党军队首战告捷之际，马歇尔拯救了林彪，而让后者重整旗鼓。第三，在苏联红军装备中国共产党的前后，美国却对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华民国不给援助，并实行武器禁运，而使其劲旅陷于瘫痪或半瘫痪，只能防御而不敢进攻。第四，到1949年，国民党虽然是“兵败如山倒”，但仍踞南国之半，拥兵百万；它指望激励士气而负隅顽抗、补充军械而卷土重来。然而当此关头，美国却落井下石地发表了《白皮书》，提前宣判国民党的死亡，而从精神上对它进行最后一击。“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最能形容紧接着所发生的事：不战而降者有之，解甲四散者有之，仓皇浮海者有之——这竟是几年前的“大国之师”！（1945年国民党军队之西南反攻和缅甸鏖战，令美国军事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武器供应充足的条件下，它属于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这是和中国能够晋升为“四强”相匹配的）。因此，历史学家断言美国“扶蒋反共”，为史不公也。 
  §附歷史照片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的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1945年12月－47年1月）。蒋介石事后对此很后悔，国民党认为在整个“调停”的过程中，马歇尔只听信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实质上，马歇尔的此次行动，乃忠实地捍卫美国利益——贯彻“雅尔塔精神”，亦即以保证共产主义向东亚的扩张，来换取斯大林止步于西欧（不支持西欧共产党）。换言之，“马歇尔调停”是为“马歇尔计划”（拯救西欧）铺路。说到底就是，美苏两强以牺牲国民党中国而达成妥协，从而把彼此间的冲突限制在冷战的范围内，以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之爆发。
  二、美国是怎样颠覆国民党政权的？ 
  ◇◇陈纳德、魏德迈两位将军以及赫尔利大使，揭露并抨击美国年的对华政策，是“活生生地把中国民族主义政府扼杀了”！赫尔利特别指出：美英等国的在华外交、军事和新闻机构与人员，大抵都是在阴谋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在1944年，英美两国卷入了推翻和暗杀蒋介石的未遂行动——笔者）。现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美国是怎样颠覆国民党政府的： 
  第一、美国人的“延安经验”（Americans "Yenan experience"）
      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年代在中国工作，他当时说过两句话，在美国影响很大：一是“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一是“延安在遠方閃耀著光芒。”（當時延安正搞“搶救運動”，這按西方標準，应该是“人權災難”）。1944年10月，在罗斯福总统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同意让美國的“Dixie观察团”赴延安。该团的顛覆意图甚明，其负责人向欢迎他们的共产党人宣称：“国民党政府已经死亡！”。紧接着，他们制定了一整套改变中國現狀的軍政计划，那就是：在日軍大舉南下之际，“美援”转向中国共产党，而让国民党军队被困灭於南疆；再乘北方空虛；由共产党军队配合美軍登陸（“亚洲的诺曼底”），與进入滿洲之苏联红军相呼应，並乘势向全国进军，从而置国民党于无立锥之地。然而，就在“Dixie计划”（包括提议邀请毛泽东访美）报批华盛顿之前，其电文被赫爾利大使接获了；他怒請华盛顿召回“顛覆者”（美国在华外交官），勿乱中国战区（国民党还牵制着百万日军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的两名高级官员艾奇逊（George Atcheson）和文生特（John Vincent）提议“运用美国的影响力来促使中国统一，但不一定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但是，羅斯福总统慎于国会，颇感棘手，便按照赫尔利的要求去做了。不过，总统当时说了一句气话，却一语道破天机——“隨他去吧！战争尚在进行；待我和斯大林事后再更正！”羅斯福早有良策：直接顛覆不智，待机而动；借刀杀人為上，外交先行。所以，他一方面假装亲近蒋介石，圓其“大国梦”，要他配合盟軍，牺牲殆尽；一方面再来诱惑斯大林，願其“黃俄化”，让它反日制华，钳制東亞（此时斯大林因其与日本有约在先，正愁出師無名）。 
  第二、罗斯福的“一片苦心”（Roosevelt’’s "a painstakingly"）
      总统开展秘密外交，诱使俄罗斯重返东方（后者在1904－05年被日本打退）。于是美苏英三强首脑之会晤，并于1945年初订立《雅尔塔密约》，来把苏联红军引向中国，名义上是打日本，实际上则让国际共产主义（中苏蒙朝等）在满洲会师，以改变中国的政局。赫尔利说：“《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蓝皮书。”虽然先前蒋介石曾告诫美国，若让苏俄挥师向东，其对中美两国的祸害绝不亚于日本；但美国却偏偏要对这干——美国另有两点打算：A.祸水东引，即让共产主义东移，以拯救西欧资本主义（以免斯大林接应战后初期的西欧共产主义之热潮）B.借刀杀人，即以改变东亚的“力量均势”，来否定国民党中国之初步崛起及其“四强”之法定资格（唯恐中国取代日本的地位，并以更大的富国强兵来挑战美国的亚太霸权）。早在192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已准确地预测这一结局，他说：“尽管苏俄布尔什维克会像美国那样地标榜‘解放人类’，但实际上它比沙皇帝国主义更精明能干，更富有扩张性。……因此，俄罗斯之重返亚洲、侵占蒙满，不是不可能的。届时，它控制了满洲，也就能决定性地影响北京（后改‘北平’——引者）。凡此，只有在日本和美英两国交战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 
  附上《雅尔塔密约》书面内容（而罗斯福与斯大林两人“君子协定”，则始终秘而不宣）：
  A.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對日作戰，而苏联必须获得如下之补偿；
  B.重申外蒙古脱离中国，即所谓“保持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
  C.苏联灰復1904年日俄战争前之沙皇帝國在滿洲之特權（a.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保持优先权，b.旅顺军港租给苏联，c.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
  D.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和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
  E.在《雅尔塔密约》公佈之時，強迫中國接受之；必要時，三強採取一致行動（為此，他們假裝在文件中認可蒋介石政權。如後者就範，三強對華之所為，乃名正言順；它們成了“解放者”，而非同以往之帝国主义列強）。
  除此之外，还须说明：该条约默认了两点：苏联红军可以：A.把中国东北的工业体系当作它的“战利品”拆运回国；B.用苏联和日本之军火来装备中国共产党（包括美式武器，因为苏军的这次入侵是由美国花钱和装备的）。 
      仅就美苏两霸首次妥协这一点来说，A.罗斯福是“丢卒保车”——以牺牲蒋介石政权来确保西欧，即以允许共产主义“祸水东流”，来换取苏联不支持西欧共产党。B.斯大林是“知难行易”——共产主义之西进，必将极大冒险；而向东扩张则是适逢其会而顺水推舟。结果两霸既是各得其所，又避免“热战”——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美国是一举两得：A.如前所述“借刀杀人”来扼杀中国民族主义，B.用一张“空头支票”来换得西欧之安全，因为它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长期就范于莫斯科的。当时斯大林也似乎感觉到他所得到的果实，可能是苦果乃至是苏联的隐患；因为他知道“延安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的“初恋”，也知道直到1949年双方还是藕断丝连（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滞留南京，和中国共产党邀请司徒雷顿大使北上）。所以斯大林设计了朝鲜战争，让新中国与美国正面冲突；但是，在斯大林死后的二十年，他的担忧则成为事实，即中美结盟。这些都是后话，需专文详论，兹不赘述。 
  第三、马歇尔的“来华使命”（Marshall’’s "China Mission"）
      1946年美国派马歇尔来华，与其说是调停弭兵，以避免国共内战之爆发；不如说是贯彻落实“雅尔塔精神”，以确保让共产主义向东扩张，来换取西欧资本主义的完好无损(这就是当时的美苏妥协，从而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与其说是贯彻落实“雅尔塔精神”，不如说是用中国作诱饵，来把斯大林的兴趣和精力吸引到东亚。因此，马歇尔在“调停”期间（1946－47年），实际上做了三件事：A.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和停止财经援助，使之陷于绝境；B.在军事上捆绑国民党，使之被动挨打；C.在舆论上打压它，使之被民主与进步的潮流所唾弃。以下就来具体谈一谈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所作所为，分为五点： 
      （1）延安通讯。1944年下半年，史迪威将军和美国情报机构（OSS）开始帮助延安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力量的通信网络。从而大量的通讯器材被空运到延安，再被分配到各地共产党部队中。据记载，到日为止，已完成输送的轻型发报机及部件是14,000磅，其余的50,000磅在以后的两三个月内陆续运到。仅就军事行动而言，情报和通讯为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几乎起到了一半的作用。（所以论者每每称其至关重要。但从事变之总体而言，这仅是众因缘之一环）。
      （2）空运毛将。从罗斯福逝世到日本投降的几个月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混沌期”，在中国的两派美国人各行其是。魏德迈将军组织“最大空运”，输送国民党军队进驻各大城市，受降与接管；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几乎全部战将则也都乘坐美国飞机离开延安，他们比国民党提前到达各战略要冲（若非美机专运，共产党将领必晚到两个月。另，苏联阻挡国民党进东北，使之陷于战略被动）。美国帮助共产党运送将领的作用，完全抵销了其帮助国民党运送几十万军队（因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早已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阵势）。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说：这是“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历史研究》（北京），1995年第4期89）应当指出，延安的如此空运并非一两次，而是许多次；例如贺龙说：“现在我们能坐美国飞机到处跑，延安的书报由美国的飞机往各地运送。”
       （3）阻止追击。月间，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四平打败林彪部队，并乘胜追击，当孙立人部已接近哈尔滨，眼看就要全歼林彪部队、拿下整个东北之时，马歇尔却蛮横干扰，迫使蒋介石下了停战令，并把白崇禧调离战场。林彪部队得到喘息，很快获得新装备而重整旗鼓，但国军则士气丧失，一蹶不振。这是蒋介石一生最后悔的事之一。白崇禧之子、文学家白先勇著《父亲的憾恨》一文（载于台湾《当代》杂志）说：在马歇尔压力下，下停战令而非追击令，实为蒋氏后半生所有错误中的最大错误，“四平一战乃国共成败之枢纽。”
      （4）武器禁运。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三令五申不准国民党把美国武器用于打内战。据孙元良将军回忆说，八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师空运北上后，只能得到仅供训练的弹药，不得已尽量采取守势。美国很快就实行了全面禁运，各部队奇缺军火。虽然在1948年一度解禁，但交货的时间与品种皆不兑现，这批姗姗来迟的军火，其中能用的很少。“华北剿总”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降的主因。” 
      （5）宣布死亡。1949年春夏之交，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危难之秋。然而此时它在东南、西南数省尚有重兵，准备重整旗鼓，负隅顽抗，以期东山再起。但就在如此关头，美国发表了宣判国民党政权最后死亡的《白皮书》，这被国民党人指为“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杰作，对于其军心士气的至重打击，是可想而知的。那以后的国民党军队，很少用力抵抗，多是不战而降！颠簸迁徙中的国民党政府评论《白皮书》，音声颤抖而语无伦次：“若美國以白皮書爲中美友好結局的一個檔，則在我們節節失敗的過程中，予我們精神上以極大的打擊，這白皮書對我們中國等於落井下石。我認爲美國不應該以落井下石的意義，結束中美關係。”
  三、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其失败的原因 
      第一、先来看国民党是怎样评论国际因素的 
      ◇◇1996年（民国八十五年）10月28日的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就上述国共内战之历史悬案，列举了六项国际阴谋，即：“在抗战的最后两年，更是同盟国几项丑恶行为的见证。是那几项呢？……是美英苏签订《雅尔塔密约》出卖中国；是美国国务院内的位居要津的几名共谍，千方百计的颠覆我们政府；是美国将领史迪威在华之骄狂妄为，并公然制造第三势力（促进中国的民主党派和自由主义者参加统一战线——引者）；是美国的亲共分子干预中国内政，强力导演一幕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并组织联合政府之事宜；是英、法、荷企图重新保有其在远东的殖民地，而在中国境内进行间谍破坏；是苏联在日本败亡的前三天突然对日宣战，乘机掠夺东北资产，并拒绝国军进入东北接管……等等无耻行径。每一桩丑行都击中我们的要害（“我们”、“我”均指国民党，下同——引者）。”另外，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这样批评美国：“美国强以其政治文化模式，迫我与中共和谈。……并以联合政府之双方组成，作为援助中国之先决条件。……马歇尔之调停……既不理解中国国情，复受中共及同路人之蛊惑与愚弄，……以致国军失去多次掌握主动之机会。……马歇尔建议美政府停止对国军之军援，拒付预定贷予中国之借款五亿美元；而对中国共产党破坏停战之行为，对于苏俄装备中国共产党之做法，均不闻不问。自美政府于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起宣布断绝一切对华援助，八月复禁售剩余军火予我，正值敌我战事进入决战之际，予我民心士气以严重之打击。当时国军数量虽仍占优势，然补给缺乏，影响士气，以致国军经常不战而退。” 
       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学术机构，至今未能从中西文化冲突之高度和美国霸权之全局，来探讨“盟邦”为什么要陷害蒋介石及其大陆政权，它只是批评美国的错误决策和左倾干扰。国民党不知道、也不敢相信美国的这两手：A.“丢卒保车”——以牺牲蒋介石政权来向斯大林换取西欧及希腊等国的非共产化；B.“借刀杀人”——用苏联和中国等国际共产主义来扼杀中国民族主义（脱颖而出的中华民国）。然而，在华人世界的历史学家之中，唯有晚年居住台湾的国史大师钱穆看得清楚，说中要害。钱穆说：“抑且在当时之西方人，終亦以中國之共产化不失为西化之一端，乃从旁赞助，美國人即為其最显著之一例。苏俄势力自西方再度东侵，外蒙古自主独立，关外三省及朝鮮半島之北部，全归苏俄势力范围，此皆出美國人之主張。……美國人不惜用大力引进苏俄，使得重返东方，史迹鮮明，尽人可知。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以民族血統之更大分別言，实为一小分別。此以近代美國人心理言，已有显证。”德国明斯特大学的怀恩博格教授在其所著《中华民国的外交对策》一文中，这样写道：“就意识方面而言，西方的国际主义者（有些是资本主义者，其他的则是赞同共产党的自由派人士）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一向在知性方面有关联性，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痛恨是共通的。他们认为，爱国主义、国家尊严和对于祖国的热爱都是政治思想错误的表现方式，应该被彻底铲除。资本主义者和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一向视共产党为民主的相关子弟。有时候这些共产党员可能成为顽劣子弟，尤其是在他们对人权方面犯下罪行，不过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西方的国际主义者总是支持共产党来对抗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主张民族主义对于他们的世界性政策及泛宇宙权力是最大的妨碍。”（“欧洲中山学会&#年年会） 
  第二、再来分析国民党自身的问题 
      经过美苏英三强的“君子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国际形势为之大变：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了东西方之时潮。中国民族主义从而也就丧失其“安身立命”之依据——国民党政权首先被拒于“大国俱乐部”（四强或战胜国）之门外，紧接着被作为亚非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罪魁祸首”而被牺牲掉（中国名义上还保留者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还能做什么呢？只是垂死挣扎、拼命抗拒而已！起先，国民党危难受命，逆流而上，不仅要保国保钟而救亡图存，还得继绝兴亡而捍卫道统（孙中山视之为中华命脉）；结果它做前者而大获成功，但为后者却身败名裂。国民党未能适应五四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文明逆变），从而驾驭洪水猛兽（万民），使之变成铁板一块的战斗团体；这就是说，国民党既不能挟广土众民而外抗强霸，又不能绝祸因乱源而内清时局；何况战后初期，中国民生总崩溃、天灾人祸大爆发呢（此由一百多年来由外患内忧所造成，而归罪于一个危难受命而功倾国史之政府，实在史不公平）！再用中国古人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来说明国民党失败的原因：A.天时是“西风压倒东风”，故保守的民族主义让位于进步的共产主义；B.地利是苏联已插足中国，并扼住其要害，从而国际共产主义会师；C.人和是国民党无暇以发展经济来吸收过剩人口，故万民被卷入共产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总而言之，国民党以其不充分具有民族幸存所要求的抗争力、组织力、动员力和有效性，而被时代潮流所淘汰。让我们更进一步分析国民党的自身弱点，如下五点： 
      （1）士气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国民党囿于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故相对保守，故未能迎合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之激进狂潮。因此，国民党缺少“精神振奋剂”。在其民族主义一鼓作气于北伐、继而被发挥至极于抗战之后，然后便衰竭下来。国民党无法再接再厉而激励军民，来应对一场新的战争。抗战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已是强弩之末：其国军将领骄傲轻敌，广大士兵疲惫厌战，中下军官都想结婚安家。 
      （2）兵源问题。由于唯恐对中华文化与文明之伤害太大，国民党不愿积极推动五四以来之“社会转型”；其对国民党的负面影响有两：A.社会尚未形成战斗序列，它限制了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力与动员力；B.国民党无力驾驭时代潮流（洪水猛兽），也就没有群众基础，反而其自身陷于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由于远未完成向“现代社会”（军国社会）的转型，所以中华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动员率远低于别的参战国（中国：0.4%，日本：1.3%，英国：1.4%，美国：2.4%，苏联：3.0%，德国：3.8%）。国民党一直苦于兵源不足，随着其对广大乡村的失控，该问题变得极为严重，抓壮丁也无济于事。实际上，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只在内战之初占优势，很快便逆转。宣传上说是&#万”，实则减半。 
      （3）军火问题。因为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和本土文化特色的国民党，为西方列强所嫉恨；所以，国民党的武器供应没有保障。国民党在受降时很少得到日本武器（日军多提前销毁），而大军火库则被苏军占有。抗战中装备起来的“美械师”却因弹药燃料之短缺，而陷于半瘫痪的状态。英国拒卖军火，美国实行武器禁运，而后方的兵工厂又屡遭破坏。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则能获得苏联提供的日、美、苏、德和捷克等国的先进武器，加上拥有牢靠的军工基地（苏联特管区的大连兵工厂最大）。在火力方面，国军是绝对占下风的。 
      （4）情报问题。由上述组织、精神和国际邦交三方面的劣势，国民党的情报几乎全被对手所掌握，美英苏三国的情报网也都向中国共产党送情报（另，马歇尔在其座机里曾捡到周恩来的密件，他完璧归赵，而不交给国民党）。几乎每一次战役都是输在情报上。国民党在组织上还很传统，太重情谊，故易于被渗透；在精神上缺乏信念，故其人易被进步的思想所打动。 
      （5）国家问题。首先要说的是：抗战初期，国军基于战略上的考虑，炸黄河、烧城市、毁工厂，凡此之负面影响既大且久；对于这些，国民党政府不承担责任，谁来承担？抗战刚结束，国民党要将大后方的政府机构、工厂和难民以及学校和文物，迁回沿海地区，要在沦陷区重建政治、经济秩序。再说国共内战，比之革命力量，政权一方的社会包袱尤大。国军有100多万的后勤人员，而对方则不需要（共产党随处都能获支持）。战后初期，国家残破，灾害并发，灾民如潮，政府实在不堪承受。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国民党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来遣返数百位万日本人回国（除了供给粮食原料以外，还动用了占全国70％的航船），这无疑也会妨碍国民党的军事行动。 
湖北人，天涯知名写手…
王大麻子近期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