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曾经军援朝鲜苏-25，最后全都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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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火贸易一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贸易形式，经济因素往往在其中占有很小的份额。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军火贸易带有更明显的政治色彩。冷战最高峰时，苏联每年财政预算的40%花在武器生产和军事援外上。由于1991年解体，苏联赊借给尼加拉瓜、安哥拉和其他“革命政权”的1460亿美元武器和物资完全打了水漂，而80年代末苏联向朝鲜提供苏-25“白嘴鸦”强击机也是此类合同之一。　　先进作战飞机的到来　　　　Su-25原型机，T-8-UB　　1953 年朝鲜半岛停战后，朝鲜人民军依然与美韩联军对峙在“38线”上，大战随时都可能重启。几年积累下的战斗经验使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认定空军是打赢现代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向中国和苏联寻求帮助。到80年代初，朝鲜空军已拥有苏联提供的220架米格-21、30架苏-7BMK、50架伊尔-28，中国提供的19架歼-6、150架歼-5，从这份清单上可以看出，朝鲜最真挚的“血盟之友”中国满足不了朝鲜空军现代化的需求，金日成只能竭力争取苏联的援助。　　1985 年，金日成乘火车访问莫斯科，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获得引进米格-29歼击机、米-24武装直升机和苏-25强击机的许可，这些飞机才刚刚装备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令人称奇的是，金日成最早拿出的求购清单里居然还包括携带远程巡航导弹的图-22M3轰炸机，当然苏联最后婉言拒绝了。然而直到苏联解体，朝鲜也只付清了大约一半的飞机货款。　　1987年末，第一批12架苏-25K和2架苏-25UBK强击机离开第比利斯TAM工厂，尽管每架飞机悬挂4个副油箱，但它们中途还是降落好几次，其中包括奇尔奇克、乌兰巴托和切尔尼戈夫卡，最后降落在距平壤80公里的顺川机场，一些必需的地面物资和设备也随后到达，TAM工厂还派来一个使用维修小队(由于人数刚好是11人，被戏称为“格鲁吉亚足球队”)。到1988年春，朝鲜空军迎来第二支苏-25大队，当年秋又分两批(每批6架)接收了第三个苏 -25大队，它们共同组成第55强击航空兵团。　　苏军精英为朝鲜服务　　　　苏25侧面图　　严格来说，苏联对朝鲜的军事援助还算慷慨，像苏-25K强击机就用更先进的R-862无线电台取代老式R-832电台，它能用两个相互独立的频率工作，减少 被敌人电磁干扰压制的危险。苏-25K还安装了全新的SPO-2敌我识别发射/应答机(IFF)，换掉原来的老式“口令式”应答器。但太过先进的飞机也带来麻烦，由于朝鲜空军长期未接触高新航空技术，再加上“格鲁吉亚足球队”只在朝鲜呆了一个月就回去了，所以朝鲜空军在掌握苏-25的过程中感觉吃力，金日成亲自向戈尔巴乔夫寻求专家帮助。　　苏联国防部和红军干部管理局联合下发第0020号命令，挑选空军各专业精英前往朝鲜服务。这里面还 有一个小故事，朝鲜在引进苏-25的过程中从没忘记省钱，朝方再三压缩苏联代表团成员数量，力求让最少的人做最多的事情，他们可不愿多掏一份路费和口粮， 为此原定14人的苏联专家组只剩下8人，他们都是在某一技术领域绝对权威或非常具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日，从苏联前线战术空军 (VVS)独立第80、90、206强击航空兵团的8名飞行员和工程师来到朝鲜，他们被编入朝鲜空军，并成立一个教学组，组长为布鲁什科中校，副组长是卡 拉什尼科夫少校，后者是发动机方面的专家。对所有团员来说，这并非是首次出国服务，许多人曾去过非洲和近东，而且都到过阿富汗前线，卡拉什尼科夫少校曾任 驻阿苏军独立第378强击航空兵团的工程师，而布鲁什科中校则是两枚红星奖章获得者，许多赴阿富汗参战的苏联飞行员都是他的门生。　　根据苏朝协议条款，苏联专家每月能获得120美元和800朝元(当时约合750卢布)的报酬，几乎是国内收入的两倍多，这让大家都很诧异，因为苏联报纸多年来把朝鲜描绘成负担沉重的贫穷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苏联提供财政补贴。苏联专家与朝鲜军人相处还算融洽，朝鲜军人对苏联专家十分客气，对年长和年轻的教官分得非常清楚，他们对职务和辈份非常重视。朝鲜军人从来不谈政治，不说一句关于朝鲜领导人的坏话，更不对苏联政府的作法做出任何评价，朝鲜翻译的嘴封得更紧，他们总是有选择地翻译，不把朝鲜学员的牢骚声传到苏联专家的耳朵里。　　“脑力会战”　　　　涂上卡通鸭子形象的苏-25　　最初在接收苏-25之后， 朝鲜人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掌握这种新机型的操控技能，可惜一直也弄不明白，最终不得不求助于苏联。接收苏-25飞机的朝鲜团长曾在苏联克拉斯诺达尔航 空学校进修过，但回国后他只驾驶过两种机型，对于新一代的苏-25根本没见过。朝方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于是苏联专家到达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了。　　TAM 工厂方面并没有印刷专门的苏-25朝语说明书，而负责配合苏联专家工作的朝鲜翻译对于飞机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每次，专家 在对一个部件进行讲解时，会有20~30个朝军学员围拢在旁边，翻译会认真地记下每句话，然后和学员们一起讨论到很晚，直到弄懂每一个细节为止。夜里，那 些写字好的学员会将白天的学习笔记和交流成果认真地抄下来，第二天将交给其他学员检查和复习。学员们通过这种“脑力会战”刻苦钻研着苏-25。　　这 些朝鲜学员非常爱学习，对什么问题都寻根究底，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知识的机会。在讲课时，他们会一直围在教官身边，认真地记录、画图、观察部件。惟一遗 憾的是，朝鲜学员掌握的基础知识不足，许多技术和飞行方面的理论知识他们都没学过(苏联工程师普遍认为他们的教育水平只够满足米格-15飞机的操作)，所 以最终他们只能学到一些简单的应用知识和技术，更深入的东西他们无法理解。　　有着充足的劳动力就可以让许多工作变得很简单。朝军为每架 苏-25强击机配属7~8名机械师，他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保障好飞机。在每次检查和考核过程中，他们都能出色完成任务。朝军经常召开军人大会，讨论各种问 题，届时士兵和军官都可以发言，讲述自己的见解，气氛非常民主。　　但面对各方封锁和自然灾害，再好的民主集中制也不能解决朝军贫困的状 况，飞行员和机械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很艰苦，却从来没有人就此产生过疑问。朝鲜机械师都配发深蓝色的工作服，但很多人不舍得穿，特别是在实践课当中，他们 总是穿着旧的、缝补过多次的旧军装。相对于机械师来说，飞行员的生活相对“奢侈”些，他们不仅配发淡绿色的漂亮飞行服，还有营养相对丰富的口粮，为了给他 们补充体力，每天的餐桌上都会有免费的白酒。　　厉行节约到每个环节　　　　迫降成功的苏-25　　朝军在各个方面力行节约。为节省宝贵的航空煤油，飞机从机库进入跑道时都不发动，而是用卡车甚至畜力车将其拖拽过去。而当飞机降落后，飞行员立即关闭发动机，在滑行结束后用同样的方法拖到停机坪或机库里。　　朝 军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战术飞行演习，主要以团为单位举行。演习过程中，朝军苏-25强击机要对靶场上的目标进行轰炸，这个靶场设在黄海(朝鲜称西海)的一 个岛上。为应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朝军的航空炸弹储备还是非常充足的，不过这些炸弹大部分都是朝鲜战争前后制造的，全是M46型老式炸弹，根本不能挂到 苏-25上。幸好，苏军教官中有一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军官，他在那里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于是他让朝鲜工程师们用锉刀将炸弹上的第三个挂钩轻轻锉掉，这样 就能挂在苏-25机翼下了。　　朝军飞行员每年的飞行时间只有约45~55小时，他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飞行机会，训练时特别刻苦，这使 他们的驾驶水平进步得非常快，因此也得到苏军教官的赞许。但苏-25在设计上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它的机翼非常大，而起落架和底盘却相对较小，当飞机以一定 速度接近地面时，空气会给机翼很大压力，当压力不平衡时就会使飞机倾斜或摆动，而此时发动机基本处于待关闭状态，方向舵没有足够的动力控制住飞机。这一问 题对经验老道的苏联飞行员尚且难以解决，对刚刚接触苏-25的朝鲜飞行员来说就更加头疼了。在刚刚接收苏-25的半年之内，朝鲜就因此损失两架，其中一架 万幸被修好，而另一架则完全失去修理的价值。朝鲜军人非常心痛，他们将损坏的苏-25重新粉刷一遍，安装在一个底座上，做成一个纪念碑。大家戏称，修建这 座纪念碑是为了提醒人们牢记——这架飞机是如何损坏的。　　苏-25强击机上的先进瞄准和导航设备到了朝鲜却不能使用，因为朝鲜机场没有 照明灯等配套设备，飞行员降落时还是像以前一样，完全依靠膝盖上的飞行地图。他们更不会使用计算机和“枫树-PS”激光瞄准系统。但朝鲜军人对苏-25上面的先进武器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Kh-29导弹情有独衷，这是一种激光/电视复合制导的空对面导弹，具有命中率高和威力大等特点。　　保密伪装非常到位　　　　又一架迫降成功的苏-25　　朝 鲜经常举行各种演习，而空军在演习中必须是最先进的部队。由于吸取了朝鲜战争的经验，朝鲜军方非常重视空军发展，并对机场进行大规模改造，以满足大量航空 兵机动部署。朝军大部分机场都修建在三八线附近，机场跑道大多宽15~20米，长2000米。由于缺少水泥，朝军没有足够多的掩体保护飞机，于是他们就采 用疏散和伪装的办法。　　朝军伪装手段堪称世界一流，他们在各种大小森林中修建多个假机场，上面停放飞机模型，有的就是用一张迷彩网披在 几十根柱子或树干上，如果不拆开迷彩网的话，就算走到跟前，也不会怀疑那是一架真飞机。朝军还把老旧的苏-7BMK歼击轰炸机伪装成先进的苏-25，而后者却停放在不远处的山洞里，洞口用和山体一样的迷彩网覆盖着。在20米宽的山洞内，可以容纳一个航空兵团的战机，加油车和保障车可以自由进出。在山洞内， 苏-25战机可完成所有战备，打开洞门后就可直接升空作战。朝军的伪装术如此高明，以致苏联专家在很长时间后才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往往机场和跑道旁边是玉 米地，不远处就隐藏着防空阵地。　　世界变化快　　　　出现在巴黎航展上的 Su-25KM　　为奖励苏联专家组的辛勤工作，朝军高层在1989年安排了一些高层次 的聚会，苏联专家受到最高领袖金日成的接见，这对于朝鲜民众来说是无上光荣。在一次聚会中，整个大厅里笼罩着庄严气氛，当金日成出现时，大厅里顿时一片沸腾，人们跳跃着，喊叫着，奋力向前挤，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种情感和信仰绝非假装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情感和信仰的话，长期处于西方封锁状态下的国家怎么坚持下去呢?　　尽管苏朝两国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合同，但从1989年6月起，苏联军官就开始陆续回国。此时，朝鲜军人基本掌 握了苏-25的各项知识，没必要再受合同的束缚。一年后，整个专家组全部撤走，他们在朝鲜获得了真正的尊重，分别时，朝鲜军人送给他们礼物，隔着车窗长时间的握手，依依不舍。　　此后，苏朝之间的军事合作基本停止了，朝鲜方面对苏联的先进武器也没有太强的好奇心了。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与韩国建立军事合作关系以及金日成去世，让朝鲜感到俄罗斯已不再是以前的兄弟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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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圣诞节
十月革命后，苏联取消了圣诞节的正式节日地位，但民间却一直保持着过圣诞的传统。在1990年的变革之风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当局恢复了作为国家法定正式节日的圣诞节。就在这个圣诞节前后，在波兰访学的中国学者金雁来到当时的苏联参观，记录下她在列宁格勒见到的一切。一年后，1991年的圣诞节当天，苏联宣布解体。文/金雁日晚我们抵达莫斯科，在乘车往普希金语言学院的途中，经过红场时就看到了政局动荡的标志：几辆汽车被掀翻在红场上燃烧着。显然，这里刚刚有过街头冲突。到了普希金语言学院，我在熟人住处看到的第一份报纸便是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的《民主俄罗斯报》（据说该报当时发行100万份），头版通栏两幅形成对照的大照片，一边是集会的人群举着打了叉的列宁画像，上面写着“打倒列宁主义”；另一边是叶利钦兴高采烈地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横幅下，横幅上的字迹不清。照片下是一行文字说明：“日，在哪一条街上是节日？”莫斯科的气氛就此可见一斑。普希金语言学院性质类似于波兰的罗兹大学语言学院和我国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是主要面向外国人的本国语言学府。现在这里中国人很多，绝大部分是前来进修的俄语教师和翻译。与我们这些在罗兹学波语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无须转换语种，而多数人原来俄语就很好，所以都不怎么安心上课，常一批批地出去周游东欧。苏联的车票极便宜，周游东欧的往返票只要120卢布。而从国内带来一件皮夹克在这里就能卖到3000卢布，真是何乐而不为？在普希金语言学院住了两天，就住不下去了。因为这里作为“涉外单位”，按旧体制的传统，门禁极严。把门的是克格勃人员，每次都左右盘问，非得要熟人亲自到大门来接才能进去。我于是转到了列宁 共 青 团中央团校的另一朋友处。中央团校在“改革”中已经变成了一所“中性”的青年学校。各党各派的青年会议、青年干部短训班，都可以在这里开。我去的那天，正好有个类似沙 皇时代的童子军那样的组织在那里召开会议。 作者在列宁格勒。动荡前一年的苏联什么样？晚上打开电视，里面正播放苏联电视台每星期六晚举办的一个时间颇长的问答节目。内容是由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与其他方面的专家，当场回答各阶层人民就当前经济与社会状况提出的问题，或者反过来由人民回答学者们的各种提问，犹如现场民意测验。还有现场录制的各种不同意见的街头辩论。问答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有的带有较强的理论性，有的则近乎戏谑或政治幽默。例如问一位街头的老太太，她认为自己应拿多少工资才令人满意？老太太回答：“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多才比较满意。”问一位青年人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打算干些什么？答曰：“当流氓、无赖。”苏联当时在政治上有点像二月革命以后，党派林立，报纸刊物繁多，言论高度“自由”，什么东西都允许公开。我在街上就好几次看见卖沙皇“圣像”的。我到苏联前不久，在十月革命73周年的游行队伍中，举列宁像的和举沙皇像的均有，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与“自由派”人士大唱对台戏。漫画、政治笑话满天飞，我第一次见到时，为之瞠目结舌，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在地铁车厢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乘客都拿着各种小报，边乘车边阅读。小报上经常出现什么“加加林死亡之谜”“从未公开的档案”“十月革命的真相”“列宁的情妇”等题目。漫画就更加不成体统了，什么严肃的政治问题都用夸张、丑化的形式来表现。然而在另一方面，苏联的清规戒律又似乎很多，有些甚至相当严。有人说当时的苏联有三多：警察、军人与便衣多，小报、刊物多，喜欢读报、热衷于辩论、关心国事者多。这话不假。与波兰平时难得见到警察、甚至连交通警也很少的状况相反，苏联则民警、克格勃人员与军人随处可见。一些场合的盘查十分严厉，我前面说的普希金语言学院就是一例。一次我去那里找人，恰巧据说那里有亚洲人贩毒，我出来时就被守门警察扣下了，并遭到严厉的盘问，直到熟人闻讯赶来解围才得脱身。据说苏联现在反对派的集会、演讲活动都有大批克格勃便衣严密监视，虽然一般不加干预，但谁干了些什么、谁讲了些什么，都是记录在案的。所以不少人都担心一旦政治气候变化，他们将被追究。尤其是在敏感场合露面的外国人，很容易被注意。不止一个中国进修人员对我说过，他们到冬宫广场（列宁格勒）或阿尔巴特街（莫斯科）听了几次反对派的演讲，就被盯梢了。有个进修人员还说，他有一次对集会的反对派人群拍了几张照，离开时在一巷口就被便衣拉住，强行把底片曝了光。因此他们都告诫我不要去凑热闹，更不要带相机去。我于是谨记忠告，几次在广场上见到集会都是一路走过，不敢逗留。根据我得到的印象，苏联警方对外国人的态度一般都较差，而在外国人中对我们中国人又比对欧美人更为严厉，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他们是担心外部势力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那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西方人对此的兴趣要大得多，而我国从来是支持苏联稳定的吗？抑或另有缘故？此外还实行对私人信件进行检查的制度，尤其是国际信件，据说都要经克格勃的高技术检查手段来“处理”。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苏联寄信到中国，要比从大多数欧美国家都慢得多。在莫斯科向国内发一封信，要过一个月才能寄达，而距离更远、交通联系更少的波兰省会城市罗兹，寄往中国的信反而只需12—15天就到了。在苏联的图书馆、档案馆看书、收集资料，乃至像集邮这种小事，也有种种限制。我既吃了研究苏联这碗饭，到苏联一趟总免不了要跑跑图书馆与档案馆。然而遇到的诸多限制，是来华查阅资料的洋学者以及我在波兰各大图书馆所从未领教过的——当然，我所指的是不涉及敏感领域的情况下。查阅手续烦琐倒还罢了，复印是完全不可能的，仿佛他们馆藏的所有书籍都是珍善秘本或敏感文件一般。苏联的图书馆，包括闻名世界的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和列宁格勒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图书馆在内，都很少提供复印服务，街上也没有我国城市中近年来随处可见的复印店。我初时殊不可解：虽说苏联民用电器技术落后早有耳闻，总不至于连国家图书馆都装不上复印机吧？后来才知道，主要是政策对于图书复印有种种清规戒律所致。苏联海关对出入境所携物品，包括印刷品在内的限制规定烦琐得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有的规定使人啼笑皆非，不准带苏联纪念邮票出境便是一例（然而对外国人在苏联邮品店购买邮票倒没有任何限制）。苏联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现实不满，对戈尔巴乔夫意见很大。不满者有“左”的、“右”的、亦“左”亦“右”的，乃至无所谓“左”“右”的泛泛的牢骚，有的骂戈氏离经叛道，有的嫌戈氏抱残守缺。不过我所接触的苏联人都认为目前没有人能取代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事情现在谁执政也很难搞好，至少是短期内很难搞好。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党代会、人大、苏维埃会议的发言者都纷纷激烈指责戈氏，而发言之后他们又纷纷投戈氏的票。就我在学校里、市场上与一些苏联人交谈所知，多数群众对“民主化”还是肯定的，即使不同意“民主派”观点的人，也认为应该给予他们发表、宣传这些观点的权利。但对于经济问题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多数人都指责戈氏说的多做的少，经济改革没有成效，但同时他们对私人行业和个体商贩的厌恶、鄙视心理也十分明显，对物价上涨更是反应强烈。但他们似乎也无可奈何地意识到“经济改革”势必会带来这些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一位苏联记者尤拉对我说：人们对经济形势会变得更坏已有了心理准备，不少家庭都囤积了几年也用不完的消费品。看来，苏联人已经在做“度荒”的打算了。苏联究竟何去何从，人们现在普遍没有底，但我相信，苏联人民、党和政府总会找到一条适合他们国情的出路的。列宁格勒的圣诞节列宁格勒这扇彼得大帝打开的“北方之窗”果然是北风凛冽，到处银装素裹。站在涅瓦河大桥上，从芬兰湾吹来的寒风灌进我穿的厚厚的羽绒服中，真是冰冷彻骨。港口早已开始“冬眠”。涅瓦河封冻的河面上有各种车辆碾过的道道轮辙，也不知结了多厚的冰。但是市里主要街道打扫得非常干净，看不到一点积雪。这里的岁末已近乎“永夜”，下午2点天已全黑。“圣诞之夜”在这里简直就是圣诞节的另一说法，因为几乎没有圣诞之昼。俄国东正教的圣诞节比波兰天主教的圣诞节要晚13天，我来时这里尚未放圣诞假，但大街小巷已是一派节日气氛。装饰华丽的圣诞树随处可见，涅瓦大街两旁的建筑物挂满了彩灯，或者装上了庆祝节日的霓虹灯，还不时有灯串组成的“新年快乐”“恭贺圣诞”等横幅凌空飞跨大街。但由于气候寒冷，又是漫漫长夜，五彩缤纷的大街上并没有多少行人。十月革命后，苏联取消了圣诞节的正式节日地位，但民间却一直保持着过圣诞的传统。在1990年的变革之风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当局恢复了作为国家法定正式节日的圣诞节。因此今年便是苏联人第一次正式地过圣诞，使这个节日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看得出，列宁格勒市政当局为使市民过好这个节日是煞费苦心的，不但精心布置了市容，还组织了按苏联的标准来说是相当丰富的市场供应，价格仍然是低得出奇的“官价”。当然，许多紧俏商品仍然是定量、限制供应的。作为当年彼得打开的一扇通往西方的窗口，列宁格勒从传统到现代、从市容到社会心理、从知识界的学术风格到老百姓的价值观念，都比较开放、欧化与好变。从沙俄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沙俄的圣彼得堡大学）的学风都迥然有别于莫斯科大学，有如我国学术界所谓的“海派”与“京派”之差。列宁格勒的城市建筑明显地比莫斯科更富于西方色彩，古典与新古典式、哥特式、巴洛克式与洛科科式建筑很多，而拜占庭风格的斯拉夫建筑则比莫斯科少。在沙俄时代，彼得堡就是各种“异端”思想滥觞之地。十月革命这样的剧变，在彼得格勒只花了一夜工夫，死了六个人，而在莫斯科则打了整八天，伤亡上千人。十月革命后，列宁格勒也以出“反对派”闻名，从20世纪20年代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到40年代末的“列宁格勒案件”，就连先后在这里主持工作的叶夫多基莫夫、基洛夫、丘多夫、库兹涅佐夫以及可能还有日丹诺夫大都未能善终。那个圣诞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宣传意义，因此各派 势力也利用节前加强了活动。这几天冬宫广场上常有支持叶利钦的演讲，而《列宁格勒真理报》则经常刊登列宁主义者的反击文章。东正教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组织也各有活动。最近成立的一个“贵族协会”竟主张要恢复罗曼诺夫王朝，在圣诞节前他们把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所有沙皇的像都大幅地彩印出来，在列宁格勒许多大商店公开出售。但据我所见，购买者并不多。我所交谈过的列宁格勒人也没有赞同回到沙皇时代去的，但不满现状、人心思变的情况则与莫斯科差不多。然而尽管如此，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都见到沙皇像这一点仍然在我心中投下了阴影。我感到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积淀着某种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深层心理，如果旧的权威一旦崩溃而社会又不能以理性的方式组织起来，那么人民在厌烦了无休止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之后，就可能出现新的铁腕人物出来收拾残局，从而导致新的（可能是反共的）专制的危险。我们中国人过去常常骂“苏修新沙皇”，但如果“新沙皇”消失后，混乱一阵的结果只是回到了老沙皇的时代或罗曼诺夫王朝的时代，那真是历史的讽刺、俄国人民的悲剧了！在列宁格勒跟一些苏联人交谈，感到他们对政局的态度似乎比莫斯科人豁达。无论持什么观点的人，当时都认为政治危机时期已暂时度过，现在要看经济改革方案（他们对此褒贬不一）的结果如何了。但我离开苏联不久，就发生了立陶宛流血冲突。看来列宁格勒人还是太乐观了一点。感谢上帝给天主教的基督和东正教的基督安排了不同的诞辰，使我在波兰人关门过节之际能在苏联随心畅游。在列宁格勒我游览了喀山大教堂、彼得保罗要塞、冬宫博物馆，还登上了阿芙乐尔巡洋舰。暮色苍茫之中，“阿芙乐尔”巡洋舰那伟岸的钢铁躯体衬在白雪皑皑的涅瓦河冰面上，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阿芙乐尔——司晨女神，从什么时候起你已与黄昏为伴？站在军舰上凭栏远眺，不由得感慨万分。据说列宁格勒已经有人提出要把这艘军舰送去回炉，不知下次有机会再来列宁格勒的话，还能不能再睹它的雄姿？我想，军舰可以毁掉，历史却是不能毁掉的。73年的岁月，几千万人的鲜血，难道仅仅是一场梦吗？列宁格勒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冬宫博物馆。这座1852年建立的博物馆以沙皇宫廷收藏品为基础，十月革命后又大为扩充，把著名的冬宫也包括其中。长200米、宽160米、占地900公亩的冬宫，如今只是这个博物馆的五座大厦之一，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馆内展品真有气吞今古、包举宇内的气概，从古代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艺术珍品、钱币、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镶嵌画，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西欧的油画、雕塑等，无所不有。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拉斐尔、伦勃朗、莫奈、雷诺阿、弗里德里赫等世界艺术大师的绘画真品，为之激动不已。这里的展品之丰富，几天也看不完。更令人赞叹的是，这样一座超级艺术宝库，竟然只售两卢布门票，而列宁格勒乃至苏联各地的许多博物馆与古建筑，竟供游人 免 费 参观。我想这说明：一、那时候“商品经济大潮”还未来到苏联，“一切向钱看”之习气尚未沾染这块净土。或许他们认为有价的门票会玷污、贬低了这些无价的艺术珍宝。二、为游人提供种种无偿的、方便的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征服力量的体现。这种无保留的、充分的展示，会使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感想。（本文摘自金雁作品《东欧札记》，有删减，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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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媒体：25年后看苏联解体 人们看到什么
来源：环球网
原标题：社评：25年后看苏联解体，人们看到什么
　　12月8日是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前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签署有关苏联解体和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别洛韦日协议》25周年，俄罗斯舆论中出现大量反思与回顾，世界媒体上也出现了很多评论。民调显示，俄罗斯社会对苏联不复存在的普遍感受是有些惋惜，在11个被调查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中，9个国家的多数35岁以上民众认为，今天的日子过得不如苏联时期好。
　　苏联解体是上世纪下半叶最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对它的评价可以有无数个角度，而且几乎在每一个角度上人们的看法也是分裂的。
　　对今天的俄罗斯来说，那场事变怎么评价都是一场地缘政治灾难。俄罗斯的实力与苏联相比大大缩小，它还失去了西部的诸多屏障。在过去的25年中，受到西方的战略挤压是俄最大的地缘政治感受。
　　关于苏联解体是否可以避免，历史学家的回答大多是肯定的。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经历了经济困难，但当时的危机并没有严重到无法度过的程度。那个庞大国家的解体来得相当突然，既出乎苏联人的意料，也让它的对手吃惊。就在解体发生半年多以前，苏联举行了是否保留联盟国家的全民公投，绝大多数人支持保留苏联，因而解体并非汹涌的分离主义民意所致。
　　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苏共组织上的涣散、瓦解和主要领导人的软弱。社会在“换个制度就能解决一切”这个问题上比较天真，全国从上到下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幼稚。今天回头看戈尔巴乔夫写的《改革与新思维》，可谓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苏联和它解体的认识逐渐脱离切身的好恶，政治和历史总结的成分越来越多。苏联成就了两极格局，之后它的崩溃又让美国独步天下，20世纪最突出的烙印就是苏联从崛起到消失所划出的轨迹。
　　中国是受苏联解体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时至今日，我们也从中得到一些重大的收获。中国的北部战略形势因此而改观，中国还从苏联解体中得到了一次振聋发聩的警示教育。这二十几年，我们一直视它为可供自我对照、反省的案例。
　　西方却一直在长饮为苏联解体打开的香槟，苏联解体导致中俄边界从此太平，而西方却开始了北约东扩的嘉年华，直到把莫斯科激怒。西方都彻底“胜利了”，可以舒舒服服地编写下一个“中国崩溃了”，它们自己当然不需要改革了。结果是二十几年后英国脱欧了，意大利有“脱欧元区”之势，如今有重蹈“苏联覆辙”之虑的倒像是欧盟。此外特朗普当选，欧洲右翼崛起，“西方”也有那么点“崩溃”的意思。历史怎么会重复，它押韵的方式常常出其不意。
　　苏联的最大教训是，强大都是表面的，越大的力量越有可能危机四伏，如履薄冰是大国最持久的进行曲。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当年在别洛韦日森林签署拆毁苏联的协议时，根本没想到后来俄、乌、白的命运。换句话说，他们很大程度上没搞明白自己当时做的是什么。
　　苏联是离我们最近的大国崩溃，继续吃透它是中国作为大国远没有穷尽的工作。大国是历史的主要载体，它的兴衰中隐藏着历史规律的诸多密码。中国多解析它们一些，我们就会多一些智慧和视野，以及拆解复杂问题的理解力。
　　最后让我们拉到个体方向。苏联解体只是普通人需要接受的一个现实。年轻人没见过苏联，是无所谓的。经历过苏联的人，大多数需要忍受十几年的国家混乱、衰退或社会萧条。人生有几个十几年？这一损失应当有后来强劲的恢复性社会及个人境遇予以补偿。少数人做到了，但大多数人并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解体是政治带给多数普通老百姓的一场骗局。
(责任编辑：刘盛钱 UN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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