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高铁出城第一站对比：大城市的聚集与辐射效应
北上广高铁出城第一站对比：大城市的聚集与辐射效应
【本文为“反做空研究中心”约稿，我对北上广三个一线城市高铁出城第一站进行了对比，发现了南北的差异。】大城市既有聚集效应，也有辐射效应，而作为首都北京，由于国家政商资源集中，长期以来聚集效应远大于辐射效应，相比上海、广州，作为首都的北京辐射作用到底如何呢？或许我们可以从高铁前一站城市的发展情况来管窥一二，也透析京津冀一体化为何成为国家战略？目前北京开通的高铁线路包括京沪线、京广线，离北京最近的一站分别是廊坊、涿州；上海开通高铁线路包括京沪线和沪昆线，离上海最近的一站分别是昆山、嘉兴；广州开通高铁线路包括京广线和广深线，离广州最近的一站分别是清远和东莞。其中，昆山和涿州是县级市，其他是地级市。我选取了5个指标对这六个城市进行比较，包括：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固定投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可支配收入。几个指标照顾了地区、政府、居民的收入状况，以及固定投资的意愿，比较时间为2011年至2015年。图一：昆山市宏观经济数据库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现出不同城市对政务信息公开投入的差异。目前，全国地级市都有统计公报、统计分析等数据发布，所以几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收集都相对容易。而做得最好的是县级市昆山市，昆山市有一个统计数据查询系统，可以查询到昆山的各类统计数据，而且没有权限限制，可一次性做多年多项的综合查询，使用极为方便。而最难查到的是涿州市的统计数据，没有统计公报发布，连政府工作报告都搜索不全，好在国家图书馆藏有年的《保定市经济社会统计年鉴》，虽然缺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但还好不影响要做的比较。图二：国家图书馆藏《保定市经济社会统计年鉴》从经济总量指标来看，东莞都是最强的，其位于广州、深圳中间的区位优势，在经济表现中充分反映出来。其地区生产总值在六地中保持第一（与县级市涿州、昆山无可比性），但是其固定投资占生产总值的比却是六地中最少的，平均占比只在23%，并且东莞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13年后增幅放缓，说明东莞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基建、房地产的依赖程度已经较低，可以说其经济结构已经以第三产业为主。其次是昆山，这个长期占据中国百强县榜首位置的县，经济总量超过了众多地级市，包括我们对比中的廊坊、清远两市。而且其固定资产投资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很低，略比东莞高一点，而且固定投资总额在2014年后呈现下降趋势。图三：六市地区生产总值图四：六市固定资产投资图五：六市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图六：六市财政收入图七：六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图八：六市农民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占生产总值最高的两个城市是北京周边的廊坊和涿州，其中廊坊市的固定投资额在2014年占到了2015年的91%。可见京津冀目前的经济增长活力主要还是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产业机构特别是服务业，占比不高。根据廊坊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在2011年至2015年间，三次产业比例由11.6:53.6:34.8调整优化为8.6:44.3:47.1。而东莞在2015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3：46.3：53.4。在居民收入方面，东莞和昆山依然是佼佼者，东莞在2014、15年的居民收入有所下降，是由于广东省自2014年起正式启动分市县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工作，导致统计范围、口径和方法不同，故与原数据不可比。而昆山的农民可支配收入常年位居第一，而且农民可支配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昆山长期高于75%，而第二位的东莞占比只在59%，可见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最小的，足见其发展的均衡性。而廊坊市农民收入只达到城市居民收入的40%，差距依然十分巨大。城市传统支柱产业新兴支柱产业廊坊市农畜产品及加工、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印刷包装、新型建材、房地产等电子信息产业、高端制造业嘉兴市汽车零部件、光机电、太阳能光伏、光热、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皮革箱包、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物联网、新一代电子信息、海洋经济、现代物流。东莞市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设备、纺织服装鞋帽、食品饮料加工、造纸及纸制品、玩具及文体用品、家具制造、化工制造、包装印刷金融业、物联网、文化创意、智能制造从这几个指标来看同为一线城市，北京周边与南方的一线城市周边城市相比有着巨大差距，从产业布局上看，除了鲜明的传统地区差异以外，在产业升级上，南方城市也凭借良好的产业基础，走在前列。为什么在直观上，北上广周边差距会如此大，这或许也是京津冀需要协同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京沪地区就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早是由地理和气候差异造成的。江浙沪地区的繁荣从清朝特别是晚清开始，这得益于江南水乡的水网密布，降低了经贸交易的成本，加上江南气候宜人，农闲时节有大把时间忙于农桑加工和贸易。而京畿地区虽然过去也有运河水系，但基本服务官方较多，而且水系密度不及江浙。加之北方农闲时节天气寒冷，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做的，民间的加工和贸易往来很少，没有发展出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以外的手工业。这一点长期下来，就形成了不同地区人们经商、贸易意识的差距。所以，晚清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最早发展在江浙地区，改革开放后，“南方人”也是最先意识到机遇，并努力以自己力量来实现的。在这个大进程中，北京长期是中国的行政中心，特别是建国后，行政资源大量集中于北京中心，改革开放后可以说全国的行政资源基本上集中在三环以内。而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行政与市场之间的权衡与博弈，在行政不断向市场让渡权力的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底色，也使得资源向三环内集中聚焦，很难出现外溢效应。而在上海、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虽然也有行政力量，但却不是核心力量，相比北京，这里更容易靠市场机遇、靠个人意识和团队努力，来找到发展价值。经济个体是这里的核心，一切经济个体都追求效益，因此，城中心的经营成本上升了，我又要依靠这座城市发展，怎么办？我就到城边上发展，交通方便了，我就到周边发展，外溢效应渐次显现，也越来越明显。改革需要过程，到了现阶段，行政权力与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清晰，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北京就具备了发生强大外溢效应的客观条件，因为行政在经济中的作用弱化了。这时候，京津冀的问题就是一个地区间行政权力协调问题，这个地方聚焦了两个直辖市，相互之间的角力长期存在，无形中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廊坊的燕郊地区为何能较快发展起来，这个地方距离北京三环比京郊的大兴、通州、房山都远，唯一独特的是它是夹在京津两地之间的，属于河北省的“飞地”，是行政角力最弱的地方，这一点很值得玩味。所以，中央把京津冀战略定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要打破的就是过去没有一体、没有协同的局面，核心是让北京愉快地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产业、割让利益，疏散人流，缓解拥堵。让河北愉快地关闭污染企业，接受产业迁移，实现地区产业升级。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这个过程也能自然发生，毕竟交通条件已经极大改善了，但时间会很长。在宏观经济进入L型之时，适度进行政策扶持、产业引导，加快北京经济外溢的过程，能推动京津冀地区产业升级，变首都聚集效应为溢出效应，这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机遇。因此，虽然目前看京津冀规划发展中有一些强撸的地方，而且强撸后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或许二十年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会感激这一进程。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百家号 最近更新：
简介: 聚焦A股，不做韭菜、只为趋势而动。
作者最新文章大城市收入差距大为什么人们还向大城市集聚？_凤凰财经
大城市收入差距大为什么人们还向大城市集聚？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文/陆铭 摘自作者《大国大城》一书，2016年7月世纪文景出版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跨地区移民进入城市，相对于原来的老家，他们可能收入更高了，但相对于既有的城市居民，移民群体中却有不少人都属于低收入者。看中国大城市的问题，要有国际视野。大城市由于其经济结构和在一个国家中作为人才聚集地的特殊性，其收入差距的水平通常也较高，这是全球普遍现象。 从中国自身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扩大，而且其扩大的速度也快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全国总体上的收入差距。同时，由于城市人口密度较高，日益扩大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将给城市的和谐发展带来的风险不可小视。 大城市通常是一个国家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产业必须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人才充分流动的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趋于&白热化&，为了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就需要支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报酬。换句话来说，对于高端人才，其收入将率先&与国际接轨&。 而在另一端，低技能的劳动力也往大城市集聚，这是有客观经济规律的。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越是劳动生产率高的地方，越需要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服务支持，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支付能力购买各种消费型的服务，产生大量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高技能劳动者越是在大城市集聚，越是创造大量低技能劳动者的岗位。 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相对来说，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多地集中在、贸易、咨询这样的生产型服务业里。在我们掌握的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里，如果将劳动者所在区分为体力型服务业、制造业和脑力型服务业的话，在更多用脑的专业服务业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而在制造业里，这个数据是11年，体力型服务业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8年。 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恰恰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带动了对于劳动者的需求，总体上来说，更大的城市中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 在美国，高技能劳动者当中收入的分化更为严重，有的成了比尔&盖茨，有的则是一般白领。同样是在受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当中，他们从事的岗位类型差异远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即使同样是在金融行业，投资银行的白领和银行里普通职员的收入差距也非常大。这样，在高技能劳动者集聚的大城市，高技能者之间的收入分化也将带动城市整体的收入差距。相比之下，在较低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之间，他们所从事的岗位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大。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共同向大城市集聚，再加上高技能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巨大，使得美国大城市的收入差距高于中小城市，而且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得更快。 城市规模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也存在。根据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总体上来说，越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中国的问题和美国还不一样，中国大城市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因为吸收了大量外来来人口。在教育程度方面，主要还不是因为高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大，恰恰相反，较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在当前中国发展的阶段之下，大学生的创业并不普遍，而低教育水平的人却创业活跃，这就拉开了较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带动了城市总体的收入差距。& 随着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未来，对于想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国城市来说，统计城市的收入差距将是一项必要的基础工作。届时，收入差距的统计范围必定覆盖到所有常住人口，也必定要包括生活在特大城市的非本市户籍人口，甚至有必要包括外籍人士。这样统计出的收入差距可能会是比较高的值，政府要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特别要提醒一下，仅关注本地户籍人口的收入差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 在大城市收入差距扩大几乎成为定局的条件下，不应该简单地干预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通过政策干预来直接调控收入差距要非常谨慎。与直接干预收入相比，更长效的政策是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居民的实际福利差距，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这就意味着，如果未来城市要着眼于缩小常住人口的收入差距，那么，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势必以常住人口为对象。如果仍然将政策目标仅限于户籍人口，那么，在户籍人口内部缩小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政策却可能带来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更大的差距。这种与户籍相关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具有&起点不公平&的性质，反而不利于增进社会和谐。 现实的情况下，外来人口相对聚集的地方恰恰是公共服务资源与人口数量矛盾相对更大的郊区。以上海为例，最近的一项统计显示，现在上海50.4%的80后外来人员分布在近郊区，30.9%分布在远郊区，两者合计81.3%，仅18.7%分布在中心城区；这些人群又主要分布在浦东、松江和闵行这三个区，三区合计占49.7%，接近一半。随着上海市中心人口向城郊迁移，以及外来常住人口也更多集中于城郊地区，公共服务布局与人口布局不匹配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应尽早得到政策关注。 在大城市，如果均等化政策以常住人口为目标，那么，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匀问题将更为突出。以上海市的普通中学情况为例，数据显示，在2011年，无论是看常住人口的人均普通中学数量，还是看人均教职员工数或人均教师数，上海市各区（县）的中学发展非常不平衡，人均指标排名前两位的静安区和黄浦区是排名后两位的松江区和青浦区的2-3倍。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是大势所趋，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公共服务要覆盖常住人口。如果不认清这个大势，不尽早对教育的空间布局调整采取前瞻性的政策，等到未来有更多外来常住人口要在本地获取中小学教育的时候，城郊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问题势必突出，不利于居民享受相对平等的教育资源获取权。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预期年化利率
凤凰点评：凤凰集团旗下公司，轻松理财。
凤凰点评：业绩长期领先，投资尖端行业。
凤凰点评：进可攻退可守，抗跌性能尤佳。
同系近一年收益
凤凰点评：震荡市场首选，防御性能极佳且收益喜人，老总私人追加百万。
凤凰财经官方微信
播放数：1867826
播放数：1443947
播放数：497040
播放数：5808920我的位置：
大转折，中国城市原来有这六大发展趋势！
来源:上观新闻&&作者:胡俊凯
中国的城镇化在提速急行20余年后，正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
中国的城镇化在提速急行20余年后，正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由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这一时期城市发展出现的众多表象，汇合成蔚为壮观的六大趋势。
这六大趋势包括：人口和经济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未来能走多远取决于城市创新能力、有均衡发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重视绿色发展的城市更具魅力、以文化充实城市内涵渐成新趋势。
专家们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城市综合发展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国内城市间发展失衡严重，即使是引领着中国经济前行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也还存在相当差距。当然，这也将成为中国城市和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所在。
人口和经济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群，以巨大的开放空间和发展能量引爆了大规模人口流动。
在中国地级及以上的295个城市中，有116个城市常住人口规模超过户籍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数量分别达到987.3万、818.6万和745.7万，为人口流入规模最大的三个城市。与此同时，有179个城市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其中重庆、周口、商丘三个城市外流人口数量分别达到383.8万、356.4万和345万，为人口流出规模最大的三个城市。
“这组数据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口流动规模的剧烈性，同时也意味着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城市。”周牧之教授在接受《瞭望》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人口流入图
而流动人口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动向更加明显。
珠三角城市群（9城市）：常住人口为5763.4万人，占全国城市（地级市及以上，共295个，下同）总常住人口的4.5%；
长三角城市群（26城市）：常住人口为15048.1万人，占11.8%；
京津冀城市群（10城市）：常住人口为8947.4万人，占7.0%。
三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占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总数的23.4%。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对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较分析得出，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前30位排名中，有17席是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其中上海、北京、深圳、东莞、天津、广州、苏州、佛山等前8位的城市均属三大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已经分别接纳了2569.9万、59.4万人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总计超过6千万人口的净流入。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专家组成员、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将城市人口的流入与流出比喻为山峰和峡谷，他描绘说：“有耀眼的山峰，更有沉陷的峡谷。而且，耀眼的山峰更加耀眼、沉陷的峡谷继续沉陷不一定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不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伴随着人口向大城市群的大迁移，中国经济也出现向城市群、特别是三大城市群聚集的动向。
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珠三角城市群GDP规模已达5.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长三角城市群达12.7万亿元，京津冀城市群为6.1万亿元，这三大城市群合计创造了全国36.2%的GDP。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
中国出现的这一趋势与世界城镇化大趋势合拍。
据周牧之教授介绍，2015年全球城镇化率上升到54%，城市人口达到39.6亿人。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攀升至60%，城市人口将达约51亿人。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将达到85.4%，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也将上升到63.4%。
不独如此，世界城镇化进程中的大城市群化趋势也愈演愈烈。周牧之指出，大城市群是指以超大城市为中心，通过高速交通网将复数城市连接成一体的城市连绵地带。大城市群具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众多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是国际交易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目前全球已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群有以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和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大城市群。
日本太平洋城市群包含了东京大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近畿都市圈为主构成的城市连绵带，有东京、横滨、川崎、琦玉、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户8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型城市和众多中小城市，人口规模达到7547万，占日本全国人口的60%，以21.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日本66%的GDP和62.4%的制造业附加价值。
在中国，人口和经济向大城市群集聚，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分化。张仲梁指出，城市发展分化的背后，是资源配置、人口移动和经济增长的分化。“以前是大家都在路上，虽然有的是跑，有的是走，但现在则是有的继续在跑，有的继续在走，有的则已经停下来不走了。”他说。
周牧之进一步指出，城市规模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水准和管理组织水平的提高，集聚对提升经济效率、丰富城市生活的效益越来越明显。同时，作为集聚的负面效应，不仅有可能引发大城市病，在宏观上产业和人口的过度集中也会引起以地区差距为代表的国土不均衡发展等问题。
而这，正是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城市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三大城市群迅猛发展的缘由，要归因于持续30多年的对外开放，以及由开放带来的大交流。张仲梁所形容的“停下来不走”的城市，则大多有着开放度仍然不高，与外界交流不畅的弱点。
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排列的前20名城市中，5个经济特区和第一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9个位列其中，即上海、深圳、广州、天津、宁波、青岛、厦门、大连、福州。三大城市群中，有11个在前20名，其中珠三角3个、长三角6个、京津冀2个。这些综合发展名列前茅的城市，无一不具有持续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实现大交流、大融合、大交易的特点。
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供的数据分析：
在商务环境方面，在全国排名前12位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了10席，分别是京津冀的北京（第1）、天津（第7），长三角的上海（第2）、杭州（第6）、南京（第9）、宁波（第11）、苏州（第12）,珠三角的广州（第3）、深圳（第4）、东莞（第10）。另两席为西南的开放重镇重庆（第5）和成都（第8）所据。
在开放度方面，在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有15席。其中上海、北京、深圳分据第1、第2和第3位。
在交流方面，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有10席，其中长三角有6席，京津冀占2席，珠三角占2席，上海、北京、深圳分别为第1、第2和第3。
三大城市群引领着中国的开放经济、交流经济，承担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任。
作为对外开放重要指标的利用外资方面，珠三角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城市的8.9%；长三角占23.5%；京津冀占11.9%。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4.3%。
三大城市群的工业外资企业比重，珠三角为27.6%，长三角为25.1%，京津冀为18.6%，均远高于全国295所城市14.4%的平均水平。
在出口方面，据海关统计的货物出口额，珠三角城市群为全国城市出口总额的23.7%；长三角占44%；京津冀占5.5%。三大城市群合计创造了全国城市出口总额的73.2%。
▲城市货物出口额示意图
在三大城市群举办的国际会议数，合计更是占到全国城市的80.2%。
周牧之教授分析说，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供应链不仅谋求生产的低成本，还追求物质、库存和时间的低成本。因此，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和灵活快速的应对体制。三大城市群兴建的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铁等，为全球供应链在中国高效率运转营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三大城市群的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3.6%；国际机场的货邮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67.8%；国际集装箱港集装箱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68.5%；高铁车次数量占全国城市的48.7%。
未来能走多远取决于城市创新能力
“中国大城市群的形成是顺应信息革命下全球制造业重新整合要求的产物。但在中国获得巨大工业生产力之际，世界却出现了全球性工业产品持续贬值、知识产品价值飙升的局面。”周牧之教授说。在这种背景下，创新能力的强与弱，知识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左右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未来。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正不断提升，为知识经济发展提供着重要支撑。
2012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在今天中国的专利授权量中，三大城市群合计贡献了58.9%，其中珠三角占全国的14.2%；长三角占33.5%；京津冀占11.2%。这三大城市群也是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区，R&D人数占全国将近一半，为49.6%，其中珠三角为全国的12.5%，长三角为24.7%，京津冀为12.3%。体现优质企业数量的上市企业数方面，珠三角占全国的13.7%；长三角占29.3%；京津冀占12%。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55%。
周牧之教授分析说，提高知识经济接触效应的最佳途径是促使具有各种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实现便捷、高速的相互交流和知识创新。作为拥有巨大人口和与世界交往大平台的大城市群，正是实现接触的多样性、意外性和便捷性的理想空间。他认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交流经济平台的大城市群，不但需要建设支撑知识经济、交易经济的物理性功能，还需要兼备能够容纳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人们的宽容性和多样性。
有均衡发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城市发展的空间均衡理念和原则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一大趋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首席专家杨伟民认为，空间均衡就是在一定空间单元内，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均衡。确立空间均衡的理念和原则，对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推进绿色城镇化，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发展排列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深圳。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排名前20名
位列榜首的北京市，经济排名为第2，社会排名第1，环境排名则屈居第23位。被环境拖了大后腿的北京仍能排在第1，除了得益于经济体量大、品质较优之外，更得益于其在社会大项指标表现远超其他城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其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的数量非其它城市可比拟，导致其在生活品质、传承与交流两个中项排名中都位列全国之首。
上海虽为亚军，实与北京不相上下。其经济排名为全国第1位，社会排名第2位，环境排名第5位（环境大项中的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两个中项则排在全国城市的第64和第24位）。上海经济和环境大项的排名都超过北京而屈居次席，原因在于与北京相比，上海在传承与交流方面有相当的差距，在生活品质方面也排在北京之后。
深圳后来居上，超过广州而成为全国城市发展综合排名的季军，改“北上广”为“北上深”。其经济和社会大项分别居于第3位和第11位，而环境大项位列第1位，其中贡献最大的空间结构中项排名第3位，其次是环境质量中项排名位列第10位。
综合排名紧接深圳位居第4位的广州，经济、社会、环境大项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第11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排位靠前城市的“空间”固然是相对“均衡”的，但“空间失衡”问题在大部分城市中仍普通存在，有的还很严重。即使是排列靠前城市，也还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空间失衡问题。如北京的环境排名就比较靠后，而作为新兴城市的深圳，其社会大项中的“社会治理”指标，在295个城市中只排第113位。
杨伟民指出，部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当地的人口规模以及为提高生活水平进行的经济开发超出了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空间失衡了。若一味强调就地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就挡不住这类区域根据“发展权”进行的经济开发，也就无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
可以说，实现“空间均衡”的发展，既是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潮流，又是中国城市未来发展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
重视绿色发展的城市更具魅力
发展追求与环境制约的矛盾已经困扰了中国几十年，至今未能有效破解。《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为本的观念正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绿色指标，这些指标构成了循环发展的基础，如环境努力、资源效率、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城市设施等。周牧之教授说，与单纯鼓励“硬”的指标，如GDP、铁路、公路、楼宇建设的指标不同，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倡导的是发展品质。其追求的“绿色”不是狭义的环境因素，而是突出绿色发展的广义概念，背后包含着经济品质、空间结构、生活品质和人文社会等深层内容。
综合发展排名前20位的城市，基本也都是在这些方面表现比较好的城市，如深圳、上海、福州、广州、佛山、厦门、苏州7个城市同时进入了环境排名的前20位，其中深圳和上海进入了前10位，成为兼顾发展与环境的城市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综合排名居第1位的北京，环境排名则跌落出前20名。北京在水土禀赋条件并不好的情况下，在环境大项的49个小项中仍有一些是名列前茅的，如国家环境保护城市指数（第8位），单位GDP能耗（第3位），公共交通路网密度（第1位），轨道交通线路里程（第2位），公共汽车拥有量指数（第2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第3位），燃气普及率（第1位）等。但环保投入财政收入比（第260位）、人均水资源（208位）、空气质量指数（第269位），PM2.5指数（269位）等指标都排列靠后。这里既有自身环保投入不足的原因，也有周边环境污染严重的影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发展前20位的排名，显示有两个“塌陷”的地区：一个是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人口众多的中原地区，一个是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
中原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质量呈“双低”状态。以河南省为例，虽然人口众多，但大多仍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郑州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市，其综合发展排名位列第26，其中表现最好的是社会大项排名，居第13位。经济大项排名第23，在省会城市中也还算比较好的，但其环境大项的排名为第246，其中的环境质量在295个城市中排列第280名。与此相关，郑州历史文化遗存丰富，排在第15位，但国际游客数却只排在第48位。包括商务环境、开放度和创新创业三个小指标的发展活力中项指标，只排在第40位。
东北地区只有沿海城市大连名列综合排名第19位，东北的省会城市则无一进入前20位。与郑州相似，东北各省会城市的社会功能、经济基础也都还是比较好的，例如沈阳的社会和经济大项分别排名第14和第16。“塌陷”首先表现在环境指标上，特别是其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的表现不佳，分别排名第185位和第190位。
值得一提的是，呼伦贝尔市在全国城市环境排名中位居第3位，是整个北方地区唯一进入环境排名前20位的城市。
以资源富饶而著称的东北，经过几十年资源开发，大部分地区已沦为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的“塌陷”地区，资源开发型的东北城市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升级。
杨伟民指出，中国的城市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的理念，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要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绿色指标，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对照检查一下在哪些指标方面有差距，找到城市发展的努力方面。
以文化充实城市内涵渐成新趋势
如果说，在以往20多年提速急行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周牧之教授所形容的“单纯鼓励‘硬’的指标，如GDP、铁路、公路、楼宇建设的指标”，建城、造城、扩城成风的话，在今天的大转折时期，则出现了以文化建设充实城市发展内涵、带动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在这方面，三大城市群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依然走在了前面：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0.7%，其中珠三角为9%，长三角为20.9%，京津冀为10.8%。
博物馆、美术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9.5%，其中珠三角为4.3%，长三角为16.9%；京津冀为8.5%。
影剧院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33.3%，其中珠三角为6.4%，长三角为17.7%，京津冀为9.5%。
体育场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71.6%，珠三角为8%；长三角为占16.3%；京津冀为47.1%。
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6.3%，珠三角为6.1%，长三角为13.5%，京津冀为6.7%。
世界遗产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6.6%，珠三角为1.3%，长三角为11.4%，京津冀为13.9%。
文化建设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仅以旅游业为例，三大城市群入境国外游客数合计占全国城市比重为53.22%，国内游客数合计占全国城市比重为27.28%。
▲入境游客分析图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采用辐射力概念界定城市某一功能为外部所利用的程度。
在文化体育辐射力排名前8位的城市中，有6个属于三大城市群，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分列前3位。
▲文化体育辐射力分析
高等教育辐射力排名的前2位是北京、上海，而在科技辐射力排名的前30位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了18席，前5位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均为三大城市群城市。
▲科技辐射力分析
不重视文化建设、不重视文化传承、不善于处理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关系的城市，只是一具没有灵魂、徒有其表的空壳，是不可能有发展后劲和未来的。这正成为中国诸多城市的共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凭借《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可以对中国城镇化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对中国城市发展提供更明确的努力方向。中国城镇化需要一套标杆和参照系在宏观上可以作为城镇化政策的工具，在微观上可以作为城市规划的抓手，同时还可以作为对政策和规划进行评价的尺度。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为中国城镇化下一轮的转型提供了科学的指标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也对形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挥棒”提供的坚实的学术支持。
（转载自瞭望智库微信号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 编辑邮箱：）
输入您的评论
在@后输入空格完成输入
登录并发表
&&评论内容
登录并发表
没有会员号请
上海辟谣平台
第三届绿色账户微电影大赛
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整合推广平台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
客户端下载
Copyright (C) 上观(沪ICP备号-31 国新网许可证编号:)站长统计
沪公网安备 61号
解放日报新媒体研发中心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