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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延安整风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
作者：李方祥&&&&&&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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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安整风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的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团结了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整风运动充分发扬民主，党内气氛总体上是健康的、和谐的。
关键词：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曾高度评价了延安整风运动，他指出：“这次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1]（P86）可是，近年来有些人没有正确认识延安整风运动的主流，提出了各种歪曲、丑化延安整风的奇谈怪论。在延安整风运动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廓清一些错误看法，澄清一些被颠倒的重大历史是非问题，这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运动的优良传统作风，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延安整风运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打击异己”的权力斗争
　　近年来个别研究者沿袭西方学者惯用的权力斗争模式来分析延安整风，说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2](Pxiii)改组了党的中央权力机构，从而攫取党的最高权力。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延安整风的事实，毛泽东与王明等人之间的斗争，不是权力之争，而是党内开展的一场思想斗争，是两种不同路线的分歧和斗争。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中央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路线。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12月，党中央又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全面抗战爆发后，洛川会议确立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会上谈及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时强调共产党要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3]（P601-602）此后，他又多次更加尖锐、鲜明地指出：“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4]（P17）他还富有预见性地提醒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5]（P9-10）在党内必须“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6](P391)
　　可是，1937年11月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后，对抗战以来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横加指责，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等错误主张。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他的观点在党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王明的这套理论，当时党内有些领导同志是认识不清的。彭德怀后来在他的自述中说：“在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7]（P225）“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8]（P509）此后，王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期间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观点，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特别是1940年3月，王明再版了他在1931年所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新版序言中说：“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8]（P626）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本“罪恶的小册子”。[9]（P214）1943年10月，刘少奇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回顾和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争论的核心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开始学习抗战后党的路线问题。抗战后党内存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路线，另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就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原因来说，是由于新四军的党的领导人项英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8](P594)皖南事变使毛泽东加深了对苏维埃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认识，并且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深挖其思想根源，即“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11]（P190-191）在毛泽东看来，“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11]（P191）皖南事变暴露出党内一个突出问题：王明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他的错误能够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迷惑不少干部群众以致成为其错误的盲从者和追随者，这反映出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这种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党的事业就可能要遭到更多的、更严重的损失。由上可见，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不是两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是分别代表着正确和错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路线问题不是枝节问题，不是个人权力问题，而是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问题。基于这个战略考虑，毛泽东把整风视作“我党的百年大计”。[4]（P444）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而揭开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认为首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学风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而，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特别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彻底地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在破除主观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我们党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把全党的思想从教条和迷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是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毛泽东尤其重视党员和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陈云对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三次提醒他要学哲学这件事记忆犹新，不仅自己感到“使人开窍”、“终身受用”，[12]（P362）而且“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12]（P285）整风运动的开展，全党认真研究本国的历史和现状，冲破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划清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是非界限，从根本上端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提高了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鉴别能力，从而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二、延安整风运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要整肃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把他们“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2]（P168）能否正确对待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干部，能否团结他们一道工作，是延安整风能否真正取得成效的关键之一。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时，过分纠缠于个人的责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而没有从思想上彻底弄清楚错误的性质，结果“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5](P93)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十分注意总结历次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从维护党的团结以及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帮助犯错误的干部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从而团结他们继续为党工作、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1941年9月1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拉开了高级干部整风的序幕，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时，还明确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5]（P375）所谓“把人留下来”、“健全地保留下来”，就是我们党在延安整风中所坚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形象表述，对待曾经犯过错误的干部，“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13]（P93）是否对革命事业有利，对党的团结有利，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反复强调的一个根本原则，正如他所说的，“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13]（P94）整风运动，实际上是在党内用整风的形式开展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当延安整风向纵深发展，一些同志在历史上的错误被揪住不放而无法过关时，毛泽东在1943年9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整风必须团结犯错误的干部问题。他说：“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对犯错误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11](P2850)
　　对于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毛泽东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在促使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之后，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应该说，毛泽东并没有在整风中揪住犯错误的同志不放，他对犯错误的同志，心胸是宽阔的、包容的。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受到严厉批评后压力很大、思想负担很重，毛泽东总是耐心地宽慰他们，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曾在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在受到严厉批评后，刚开始有些接受不了，感到似乎是要算老账了，因而思想上有点想不通，心情也很不好，甚至做了被关入狱的准备。毛泽东知道博古的思想波动后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14]（P415）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关心和宽慰，博古的心绪开始平静下来，认真反思和严格解剖自己，对过去的错误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延安整风后召开的党的七大，在正式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落选了，毛泽东得悉后十分吃惊，为了增进代表们对王稼祥的全面了解，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王稼祥在历史上不为人所知的功劳作了详细的介绍，建议代表们选举王稼祥为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对犯过错误并改正的干部的态度是信任的，重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后来王稼祥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王稼祥去找毛泽东陈说自己在30年代犯过教条主义错误，不适当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毛泽东极力挽留说：“你为什么不能担当书记处的书记呢？早就该当了，你为党做的贡献还少吗？不要谦让了！”[15](P190-191)
　　整风运动深入开展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确点名批评王明，并把他作为整风的主要对象。为什么呢？最主要的还得从王明自身找原因。对于王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采取了与人为善的、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王明能够认识和改正错误。当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的报告做了“我都同意”的表态后，毛泽东采取了宽容的立场，提出既然王明已经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就不要太过于计较他“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同时，毛泽东还客观地肯定“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8]（P509）即使是在全党整风开展后，毛泽东对王明仍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据党的七大代表薄一波回忆，党的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提议要把几位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包括当时的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选举那天，代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不走，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票快唱完了，王明的票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起身走了。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16]（P29-30）从此处不仅可见毛泽东的心胸和气量，而且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怎样从党的事业出发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可是就王明个人来说，他不但没有真正认识错误，甚至采取了阳奉阴违、挑拨离间的卑劣手法。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有一次张闻天与她一起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明。王明趁机挑拨离间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张闻天。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毛泽东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王明的夫人孟庆树也在旁边帮腔。而张闻天听了王明这番话，不为其所动，没有附和，并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17](P137)
　　与王明这种态度相比较，博古、洛甫等同志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是诚恳的、认真的。张闻天对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左”倾错误从来不隐瞒、不掩饰，是光明磊落的，多次主动公开检讨和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在1937年5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就主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主要错误。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肃批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明确提出党内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之后，张闻天当天就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并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表示对于错误，“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癞痢头给人家看。”[17]（P129）这次会后，张闻天还专心致志地研究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而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对毛泽东更加心悦诚服了。张闻天不仅在认识上对错误做了深刻检讨和解剖，而且还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为此他主动请求带领一个调查团下基层，做了1年多的调查研究。刘英在回忆录中说，张闻天同王明不同，他自觉接受批评，态度是很谦虚、很诚恳的。“依我看，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张闻天，都是从对党、对革命、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来对待历史上的是非和总结经验教训。”[17]（P127）事实上也是如此，在1945年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在关于选举方针的讲话中，强调了应该从大局出发，选举那些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13]（P360）在毛泽东的努力下，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一批曾经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进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王明在七大后，中央分配他负责政策研究、起草法律和参加土地改革等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等领导职务。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受到了犯错误同志的拥护和欢迎。这一点，李立三有其切身体会。他曾吐露出心声：他在担任中央负责人时曾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对待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而当他作为“立三路线”的代表遭到批判、离开领导岗位后，决心重新学习、重头做起的时候，米夫、王明却把这个办法作在他的身上，使他吃尽苦头。犯错误的时间不到半年，在苏联的检讨却没完没了，把他搞得像小媳妇一样，不敢多说半句话，不能多走半步路。他们实际上是要置人于死地。[18]（P373）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李立三对“左”的组织路线自然有了切肤之痛，“党和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相对照，使他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他对自己所犯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更加痛悔，重新激起了极大的革命热情。”[18]（P361）正是由于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全党在大是大非面前既不丧失原则、不敷衍了事，又不损害犯错误的同志，并团结他们共同工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正如经历过整风运动的徐向前元帅所说，延安整风“为无产阶级政党解决路线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表现了我们党的伟大气魄和自信力。历史证明，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党的教育下，绝大多数能够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做出有益的贡献”。[19]（P519）可以说，如果延安整风不贯彻这一方针，党的七大就不可能形成团结统一的大好形势。今天，在思想文化日益多样化的环境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仍然没有过时，对于我们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延安整风运动是民主的、和谐的，而不是“互相猜疑和防范”
　　近年出现了个别抹黑延安整风的观点，他们通过主观臆测、无中生有等手法，把整风运动期间的毛泽东刻画成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家，是利用刘少奇、王稼祥等人打击、整肃党内的国际派，“即使党内仍有意见，在毛的权势下，也只得噤口”[2]（P177）等。
　　首先，从整风的酝酿和发动来看，延安整风不是毛泽东搞突然袭击，而是在经过党内民主讨论、统一了中央领导思想、集体研究决定后逐步开展的。
　　从1940年底起，毛泽东开始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他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并非只是军事上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实际上是主观主义及其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但是党内高级干部对此认识上却并不统一。有的认为，在苏维埃运动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20]（P62）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这个文件。会上仍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认为只是策略错误。“这种认识分歧引起了政治局内一次激烈的争论。”[20](P63)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11]（P190）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凯丰、博古、邓发、陈云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会。毛泽东系统地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并深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以及在遵义会议后的遗毒。王稼祥还为会议提供了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十六个研究题目，其中包括四中全会的历史评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个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题。这次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共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特别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同志还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这次会议中央高层虽然在如何评价六届四中全会问题上还存在认识上的差距，但是大多数与会者对1932年至1935年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这就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整风解决了认识上的前提。
　　其次，在整风中，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正确的意见生硬地强加给其他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而是耐心地等待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改正错误的充分时间。
　　学习是延安整风最主要的形式，最能体现整风期间党内民主、和谐的氛围。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希望他们通过学习党的历史，能够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有必要也必须研究党的历史，“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5]（P399）为此，毛泽东在当时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做了两件事。一是亲自主持编辑“党书”即《六大以来》。“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从四中全会开始产生了党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据当时协助毛泽东做文献编辑工作的胡乔木回忆：“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泽东也在1943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开1941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4]（P469）毛泽东做的另一件事情是组织起草历史决议。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负责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参与了讨论，张闻天还动手修改决议。起草决议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发扬党内民主，学习党的历史，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的过程。
　　再次，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没有搞阴谋诡计和拉帮结派，而是光明正大的。
　　近年个别研究延安整风的著作把整风运动期间的毛泽东丑化为一个疑心重、心胸狭隘的品质恶劣的小人，这完全是一种恶毒的诬蔑。毛泽东在处理同志关系态度时是诚恳的、友善的，对同志是信任的。尤其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虽然毛泽东有时在批评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时是尖锐的，但是，总体上毛泽东还是能够注意到别人的感受，特别是考虑是否有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在整风运动期间，参加的同志做到了畅所欲言，甚至可以议论毛泽东，并不存在毛泽东压制不同声音的问题。康克清在回忆录中讲述了整风运动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她在中央党校二部参加整风运动，学习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动员报告。在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毛泽东是否也有主观主义？”这个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反对这个提法，认为现在的党中央的领导是历来领导中最正确的、最成熟的；有的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会影响领导威信和对领导的信任；还有的认为这次整风的目的是清算第三次“左”倾错误，不应当转移目标，等等。也有少数人坚持必须弄清楚这个问题，否则怎能谈得上自觉的信任和拥护；有的认为整风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要说的话全说出来。后来，党校二部的领导张鼎丞说，评价毛泽东有没有主观主义，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可以从他的革命实践去看，从他的许多讲话和著作中去看。如果找出他的主观主义，就是有；如果找不出来，就是没有。[21](P303-304)
　　总的说，延安整风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是深得人心的，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许多亲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同志，普遍认为收获是巨大的，对个人的成长影响深远，有的同志把这段经历形象地比喻为“一次脱胎换骨的思想革命运动”。[22]老革命家李维汉对整风运动饱含深情，他指出：“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23](P479)
　　延安整风已经过去了70载，这一伟大的运动不仅对我们党有着重大意义，对全国人民也有巨大的影响。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4]（P812）历史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延安整风运动的魅力，整风的伟大精神和宝贵经验将永远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笔珍贵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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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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