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九年了（三）——军校生活
临走前，余导送我两本书，我们说着惜惜相别的话，火车要开时，他对我说：“二十年后，我送儿子到你手下当兵。”我说：“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吗？
　　这是我第二次坐火车，第一次是当兵时庄重且崇高，满以为当兵就保家卫国、流血牺牲，结果没牺牲掉，还能去上学。
　　阳光明媚，窗外的景物一一地擦身而过。天蓝蓝的，云白白的，山青青的，水绿绿的。初中语文书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在烈日和暴雨下》，节选自老舍的《骆驼祥子》。几乎整篇文章都是描写烈日和暴雨，我觉得写得很好，但是具体是怎样好法，我却说不出来。老师说这样描写是说明祥子所处的水深火热的环境及他复杂的心情，我才恍然大悟。从此以后，我读文章时，看到与文章不怎么相干的描写，都会留意：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写有什么用意。我此处写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真正用意就是来说明我此刻的心情很好。我不会写诗，要不然也要写点澎湃的句子，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来衬托我心中的喜悦之情。
　　翻开余导送的两本书，一本是《火与冰》，一本是《铁屋中的呐喊》，都是北大才子余杰写的。余杰是谁，当时也不知道。《火与冰》的书面上赫然写着“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大的第二个王小波”。又是李敖，又是王小波，当然令人肃然起敬。读完《火与冰》中的《心灵独白》后，我对余杰产生由衷的敬意，因为我到25岁，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句子，在产生敬意的同时，我还发现他喜欢跟人抬讧，比如诗人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
者的墓志铭”，他就说：“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另一个诗人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他就说：“我想在窗子上/全蒙上帷幔/让所有习惯光明的眼睛/都习惯黑暗”。我们喜欢抬讧，“我们”当然是指我、宋、高、王。还记得高宝和王峥嵘常常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而争得面红耳赤。回忆往事，就如老牛反刍一样，滋味无穷。我正沉浸在回忆中，说不定嘴角上还挂着微笑。耳畔却响起一个声音，是女孩的声音，好像是在跟我说话。我扭头一看，就看到了一个女孩的笑脸。她就是李娜。这就是我和李娜的第一次见面。事后她说，她坐车时间长了，站起来伸个懒腰，却发现后排有个当兵的看书看得笑起来，而且是不怀好意的坏笑，就断定我在看黄色书刊，忍了好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就想给我指点迷津。看了10秒钟我摊在桌上的书，发现内容不黄且没有值得笑的理由，又断定我在看哪个小姑娘，环视了一周，除了她自己，再没有其它漂亮的姑娘，难道是对面的大妈？她再一次地断定我如果不是思想极其肮脏就是痴呆病发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她友好地提醒了我。我不知道她以后将成为我的女朋友，如果知道，肯定会对她客气一点。当时我没好气地说：“干嘛”？如果你的美梦被人惊醒，你正回忆着美好事情被人打断，你肯定也会没好气的。她嘻嘻一笑说：“不干嘛。”我不再理她，继续看书。她忽然“咦”了一声。我扭头又问她干嘛，她说不干嘛。我终于忍不住地问她是不是也在看我手中的小说。她说：“是啊，不行啊？不能看吗？”口气凶凶的。杭州各大影院均放映过韩国故事片《我的野蛮女友》，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为什么“野蛮”会受到欢迎，许多没看过影片的人不理解，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就理解了，而且理解地很透彻，说穿了一文不值，“野蛮”就是“可爱”嘛。当时的李娜就是这样的。不过，如果说李娜“野蛮”，我想她还可以勉强接受；如果说她“可爱”，她是绝对不接受的。她说“可爱”就是不漂亮的意思，说某某人可爱就是说某某人不漂亮，给个安慰奖。
　　火车在金华站停靠，我邻座的大妈下车，她就老实不客气地坐到我旁边。她留着披肩的长发，一袭浅蓝色的连衣裙上缀着几朵小白花，脚上是一双白凉鞋。如果光看这身打扮，给人的印象应该是某大学的学生。可是她凉鞋里露出的十只脚趾的指甲上都画着精美的小花，我一下子不敢确定她的身份。反正是绝对没想到她也是当兵的。脚指甲上也能画画，简直就是艺术，这是我从没看过的。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就些小花似梅非梅似菊非菊。她问好看吗，我“嗯”了一声，随即想到盯着女孩子的脚看，实在是不礼貌。抬头看她，她正朝着我笑。我窘得要命，连忙看书。
　　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去福州卫校,她说她去榕城卫校。——没想到榕城就是福州，榕城卫校就是福州卫校。“我们将是同行了。”我说。
　　不知怎么地，我们聊起当兵的话题。有人说，“当兵的个个会吹牛”，这话我起先是不同意的。我对自己的评价一直是“优秀的听众，拙劣的说客”。可是与李娜的第一次偶然相逢，我惊诧地发现我还是挺能说的。
　　我吹嘘着当兵的历史，告诉她部队的一些趣闻，编造着英雄故事，讲着讲着，差点把自己感动。她听得很专心偶尔也撇撇嘴说：“不见得吧。”“怎么不见得呢？”又连忙举例自圆其说，把自己也客串到故事中去。还告诉她部队的领导叫做“首长”不叫“长官”、营长比连长大，连长比排长大。有时想想她也是当兵的，就非常地不好意思，在当兵的面前吹牛，就像推销珠宝的碰到了珠宝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话用在当时最合适。不知不觉中，火车已到了福州的郊外。我帮她整理好行李，将《火与冰》递给她，装作深沉地说：“谢谢你作为一个忠实的观众，陪同我一起度过这段原本以为漫长的时间，送本书给你吧。”她接过书，笑着说：“在原本以为漫长的这段时间中，谢谢你为我作了一场生动的演讲，我该送什么给你呢？”我挠挠头，还没说话。她说：“等我看完，还你，好吗？”“等你看完还我，到哪里还？”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说，“好的，一言为定。”目送她下车后，感到恍然若失。我一直欣赏萍水相逢君子之交这种洒脱，当时却后悔没有问她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怏怏地下车，浏览了福州的市容，顺便吃了两只豆沙包子，才来到福州卫校。在学员三队门前，迎面走来一个女兵冲着我“嗨”了一声，却是火车上相遇，后悔没问姓名的女孩，女孩穿上军装显得英姿飒爽。
　　“没想到吧？福州真是太小了……我是在杭州当的兵……听你吹牛真带劲……没穿军装……好不容易出来,穿什么军装……噢，我是文工团的，所以留长发呀……我叫李娜……”
　　新生入校，照例要大扫除，军校称之为“整理内务”。整理就整理吧，当兵的谁不一天整理个三五回。可是在当天晚上却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据说由十名女生组成的学员三队四班齐心协力将宿舍内外打扫得清清爽爽亮亮堂堂。累乎哉？不累也——这是假话。熄灯时分，众女生并没有组成一台或几台戏，早早入睡，并不是为了梦见高中时代的白马王子，劳累使之然也。睡到十分香甜处，忽然有怪声迭起，众女生一掀而起，让人不由地感叹：在任何环境下，女同志的警惕性就是高，如果换作男生
，必定是“任凭鬼狼嚎，只顾睡觉忙。”众女生坐在床头，心头鹿鹿，彼此交换了一下紧张的表情。班长还算见过世面，强自镇定，手扪胸口，口中喃喃有声，说的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像念咒语。可是敲门鬼音并不以班长的意志为转移，反而愈演愈烈。众女生花容失色，敛十双眼神，集廿只耳力，终于分辩出怪音源于书橱。班长率众女生悄然逼近，脸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凛然神色，胸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豪情，手成鹰爪之形，指运擒拿之力，猛拉橱门，十只手电如探灯齐射，声源现形——一只青蛙。众女生如释重负，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又暗自惭愧：军校女生本应豪情万丈，怎能像小儿女一样惺惺作态。这一切都是青蛙惹的祸，誓与青蛙不共戴天。还相互发誓不能告诉臭男生。哪知第二天，全队的“臭男生”都知道了这件事，就取笑女生，笑女生蛙胆不如。女生气得没有办法，相互责怪。终于有一天，一只青蛙坐井观天久了，也想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不曾想到刚出井口，就遭到几个穿军装的女人类围追堵截，只好感叹世风不古，又跳进井里观天去了。女生们好像中了大奖一样，边跳边唱，歌词曰：“女生怕蛙，这是谣传，一只青蛙，有啥好怕……”四班长姓李名娜。在军校的第一星期，我写下了这篇文章，命名为《军校第一天》，在《海峡都市报》上发表了。四班女生看了没说什么，倒是对面二队护理班的女生看后义愤填膺，气势汹汹地跑过来责问我：“曾明，你如此编排、诋毁我们女生，倒底有何居心？”当时李娜正在旁边，掏出一块巧克力给这个女生：“你就不要再问了，好不好？”李娜让不提这件事，是因为我已经给她们挣了面子。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的：当青蛙发出声音的时候，大部分女生吓得叫起来，用被子蒙着头嗦嗦发抖，小部分靠近门的想夺门而逃，就是腿发软迈不开步，还是李娜硬着头皮，拿了一把扫帚猛敲橱门，青蛙是主动从门缝里跳出来的，而不是被她们抓住的。即便她们已经知道了是青蛙，愣是没有抓，将青蛙一路赶走，像送灶王爷一样。现在将事实公诸于众，我想李娜及四班的全体女生应该不会见怪，因为我们可以借此回忆当年的美好日子，那段日子一去已不再复返了。
　　学员三队排房的左前方，有几棵大榕树。据说树龄已愈古稀，仍然枝繁叶茂，看来再活几十年是不成问题的。长长的茎须垂挂下来，仿佛是老人的胡须，既可以挡风，又可以遮阳。树下有几张石桌石凳，是早晨自习的好地方，也是节假日打牌的好地方。
　　打牌是部队重要的娱乐项目之一。老连队的副连长是此道高手，我跟随他一年多，耳闻目睹，也成了高手。在军校打牌，一般是打“80分”，俩对俩。睡在我上铺的同学杨歌，是我的最佳搭档，我俩出手，几乎无敌于全队。学员队林队长知道了我俩的厉害，经常和学员四队的钟队长找我俩“切磋”，总是输得抬不起头来。
　　学员与学员打牌，一般都以午餐中的大排为赌注，或者是方便面、火腿肠，可以拖欠，可以累计。——没有一点小刺激，谁来啊。因而，经常是周末一到，杨歌说去赚几块大排吧，我总是欣然前往。一方面，可以找回失落一周的自信；另一方面，可以省几块买大排的钱。后者尤其重要。在老连队，根本没有钱很重要这个意识，因为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没地方花（当然也没钱），偶尔喝点小啤酒吃点花生米，也大都是王峥嵘付帐。军校毕竟不同于老连队，学校离闹市区仅有三站路。节假日总要逛逛街看看风景吧？一分钱不花也没什么，问题是遇到女同学怎么办？一杯饮料总要请的吧？如果是在饭店遇上，肯定要一起吃，饭钱总不能让女生付吧？一起返校，总不能只买一张车票吧？鉴于以止几点，我俩几乎不放弃任何可以赚大排的牌局。
　　这个星期天，风和日丽，杨歌请假外出，也不知会遇上哪个女生。我趴在宿舍楼的栏杆上，看到榕树下有两桌牌局已经开始。我突然想，节假日不能只是打牌，应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常是我俩手下败将的陈鹏和汤洁伟从旁经过，对我说：“打牌去？”我说“滚”。
　　“怎么？不敢打了？”
　　“滚。”
　　“杨歌不在，就不敢打了吧？”
　　“滚。”
　　连说了三个“滚”字，体内浊气仿佛真的滚滚而出，顿时神清气爽。也就想出了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我要写信。严格地说我要写情书。具体地说我要给李娜写情书。其实在火车上，我就被李娜的一举一动深深地吸引了，当时还幻想着，一年之后我们又在火车上相遇了，她成了我的女朋友。我被自己的大胆幻想逗笑了：萍水相逢，有缘无份。然而在学员队门前看到穿着军装的李娜时，与她交友的念头又一次地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头。
　　丁志伟说我是“花痴”，看到漂亮的女孩就想爱。其实不是的，我对李娜的第一感觉是，她很像尹。丁志伟将两人照片比较了一下说，不像。我说，有没有一点点相似。他说一点也不像。后来我也认为一点也不像，这是后话。这里提到的丁志伟是我军校中最好的朋友。他是学员队的文书，对李娜班里的一个女生也是一见钟情，这个女生姓宋名琪。于是他就对宋词发生了兴趣，将《宋词三百首》中的那首《玉楼春
春景》背得滚瓜烂熟，因为词的作者宋祁与他心怡的女孩的名字发音相同。如果这事被宋朝的宋老先生听到，肯定非要再死一次不可。一段时间过后，我问他进展怎样，他说，静观其（琪）变；我问他怎样进展，他说，尾（伟）随其（琪）后。丁志伟有很多这样的成语，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宋琪是否知道有丁志伟这么一个人还有待于调查。丁志伟说，作为一个军人，面对碉堡，有机会进攻，固然要上；没机会，也要创造机会上。能否成功是一回事，有没有去进攻是另一回事。他这话说得颇有豪情，反正我是被这话给打动了。
　　现在言归正传，我要给李娜写情书。
　　在写之前，我是很想“说”的，连“说词”也想好了。要学电影中的绅士模样，彬彬有礼地对她说：“我们交个朋友，好吗？”说“好吗”时要语音温柔，盯着她的眼睛。暗地里练习了好几次，颇为顺畅，可就是不敢尝试。我知道自己，一激动，一紧张，普通话就自然而然地夹着家乡的泥土味，哪有说土话的绅士呢？还是“写”吧。
　　我像专业作家一样，面前摊开一叠稿纸，手上夹着一根香烟，任烟雾缭绕，就是不吸一口。刚写了“李娜”的名字，还在想要不要加点后缀，就感觉身后有人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我若无其事地在“李娜”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娜”字。我是希望身后的人看到我在给一个叫做“李娜娜”的人写信，而不是四班长李娜。哪知身后的人不吃这一套，唐晓俊拍拍我的肩膀说：“搞啥
，李娜就李娜。搞得玄玄乎乎的。”他坐到了桌子上，从我手里取过香烟，猛吸一口，吐了几个漂亮的烟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曾兄，眼光不错。窈窕淑女，小人好逑。有什么鲜花啦，纸条啦，兄弟我可以代劳，绝对不收劳务费。”唐晓俊是干部子弟，不用当兵，是直接从高中考取的，比我们小三四岁，经常以小弟弟的身份向我们这些当过兵的大哥请教一些问题。
　　我一听他说可以代劳就问他：“你跟李娜很熟？”
　　“也不是很熟，只是天天见面而已。”
　　“天天见面？”我妒忌得肠子都要发青了。
　　“是啊，每天集合，我都能看到她的正面侧面斜面背面。”
　　“去你妈的。”我松了一口气，“说真的。”
　　唐朝晓俊向我伸出手，“给我两块钱，就告诉你。”
　　我给了他两块钱。
　　他说他和李娜的一个好朋友很熟，而且是老乡。
　　“张南？她老家是浙江的，你他妈的是江苏的，怎么是老乡。”
　　“关你屁事，我愿意和她是老乡，江浙一家嘛。”
　　就这样，我给李娜的第一封情书由唐晓俊再由张南转交的。信中的内容是这样的：
　　李娜：
　　一个美丽的名字。美丽的人终该有美丽的名字与之对应的。初次听到，以为是“讷”，想来是取之于“君敏于行，讷于言”，想必慧质其中，其实又何止是慧质其中？江南女儿的钟灵秀气，悉堆眼角；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全在眉梢。
　　这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完全约束不了多事的年龄，想跟你交个朋友，可以吗？
　　如果你想知道 我是谁
　　那么请你 请你留意
　　留意身边 注意你的人
　　之所以说是“第一封情书”，我当时想光凭一封信就能打动女孩子的心就能交到女朋友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写信，看对方也就是李娜怎样回信，再进行第二步，哪知第一步就失算，我满以为给她写三封，至少回一封吧，哪怕是出于礼貌吧，结果最终写了十五封信，她是一封也没回。这是后话。
　　信尾是一首小诗（我当它是诗），一方面，想让李娜新奇一下；另一方面，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深怕她不由分说地将信交到队长手里，那样我就希哈一只（死蟹一只——宁波话）。
　　其实这封信还应该加上一个注解，不过这个注解不是给李娜看的，而是给读者看的。信中的“讷”字在写这封信之前，我一直是读“na”，在军校的第一个暑假，她告诉我应该读“ne”。我给读者作了这个注解，是想告诉读者现在我已经能正确读这个字了，深怕你们不知道，认为我没水平，不再往下面看了，之所以仍然保留这个错误，是因为当时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学员三队这年招收了160名新学员，80名男生在放射班，80名女生在护理班，男女各半，符合“女人也是半边天”的说法，就连队干也是平分秋色，队长姓林是男少校，教导员姓陈是女上尉。三队的各方面工作在学员大队名列前茅，这让清一色男生的四队和清一色女生的二队羡慕不已。他们认为“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是三队取得好成绩的首要条件。
　　放射班和护理班的教室在同一幢教学楼上，放射班在三楼，护理班在二楼。一下课，我总喜欢趴在栏杆上，伸长脖子，俯视着二楼：看不到李娜出来
，心情就如粗布衣裳，毛毛燥燥，很不舒服；看到她出来，粗布衣裳就像被电熨斗熨过一样，服服帖帖的。只是有时忍不住想说，妈的，这家伙怎么还不回信。
　　三天过去了，队里没有什么反应，看来她没将信交给队长，要交早应交了，那么该是后者了？也就是她应该留意注意她的人了。可也不像。李娜走路的姿势，依然是目不旁视。
　　我就问唐晓俊，信倒底有没有送到，他肯定了几次之后，也没把握了，又去问张南。张南反溃过来的话是，“信保证已送到，李娜有没有看就不知道了。”
　　其实在写第一封信之前，我跟李娜的交谈还是挺随便的，也互相开玩笑经常交流一下天气情况。只是写信之后，仿佛心怀鬼胎，看到她，往往要躲开。
　　如果这封信不是我写的，是唐晓俊写的，我就可以直接跟李娜说：“信看好了没有？赶快回啊。”
　　可是这封信偏偏是我写的，在等待李娜回信的同时，我真想化身为写信前的我，对李娜说：“有什么好考虑的？快给曾明回信啊。”这样一来，她肯定糊涂了，回信给谁呀？我肯定也糊涂了，我是谁？
　　其实再多的假设也没用——李娜就是没有回信。
　　有时，我也在想，我凭什么追求李娜呢？我就为自己列举优点，可是每一项自认为的优点都经不起推敲，都拿不上台面。我只好为自己开脱——爱情是不需要理由的。可是，这算是爱情吗？——又经不起推敲。不过，世上能有几件事经得起推敲的？我翻出镜子端详着自已：单眼皮、短鼻梁、厚嘴唇。可恨的是厚嘴唇上还出现了一颗小痘痘，痘痘还未丰满，有要长成的趋势。“你小子也来捣乱。”我不管它是否属于危险三角区，就将它当作阻碍追求李娜的拌脚石，狠狠地挤压它，先灭之而后快。我向来是不大注重自己的相貌的，在我看来，漂亮的女生可以欣赏，而漂亮的男人总给人多多少少有点油头粉面之嫌。当然，能漂亮一点也好。“就凭这种相貌追求李娜，是不是对美的亵渎呢？”我问自己。“不会的，要不然在火车上的交谈怎么会那么融洽呢。”我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理由。
　　如果我起先知道我写了十五封信，她是一封信也没回，那么我也不会再写第二封第三封——问题是没人告诉我，当然除了李娜也不可能有人能告诉我——李娜又不肯告诉我，所以，我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有一次，与李娜在过道中相遇不好回避，就硬着头皮跟她打招呼，她倒是表情很自然地跟我聊起最近情况。我恍然大悟：或许她想回信，只是不知该回给谁呢。于是在第四封信的一开头，我就写着：我是曾明……在后来暑假的厦门之行中，李娜告诉我，一开始就知道是我了。“就你那破字，就你那鬼鬼祟祟贼样，瞎子也看得出来。念叨咱们也算是朋友了，告诉队长干嘛？既然知道是你，我又何必去注意别人呢？”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个时髦的理解，那就是：当你乘坐某一交通工具，比如是车，车速达到光速时，你就可以回到从前——我对这种理解充满着由衷地向往：有朝一日，真的回到了从前，我要好好地点拨一下自己，不要犯那么多的错误、少走一点弯路、教训一下从前揍过我的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这些想法非常地有趣，想着想着，我总是忍不住要笑起来，仿佛看到十几年前，那个揍我的高年级学生突然莫明其妙地摔倒在地。如果真的回到了从前，刚才的想法就不对了。如果从前的我经过“拨乱反正”，长到现在，那么，现在的我处于什么位置呢？岂不成了孤魂野鬼了？所以，即便回到了从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只能看，不能说，更不能做小动作，就如幕后观众看前台演员表演，不同的是这回观众和演员都是自己。当然，我也可以这样理解：我所坐的车既然可以回到从前，那么，我倒车或是往后开，当车速达到或超过光速，我就走进了未来。那样，我就可以听到李娜上述的一番话，也就没必要为了她是否回信搞得焦头烂额。因为她迟早会成为我的女朋友；如果还能再往后倒一点，我也没必要为李娜成为我的女朋友欣喜若狂，因为我们最终的最终还是分手了。
　　写了四封信之后，李娜仍是没回信，我也就心灰了。当时正是骑虎难下，实在是不想写第五封；可是，万一再写一封，她回信了呢？尽管希望是渺茫的，毕竟还是有的。我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也是：持之以恒，坚持就是胜利。所以第五封还是写了。也就是在第五封后，信的内容不再涉及对她的爱慕之情，而是我对部队社会以及人生的某些看法。有些想法是我心头最细腻之处，和丁志伟唐晓俊讲不出口，反而觉得跟不回信的李娜讲才是最适合的。因为其中的有些看法无须认同，只要能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如果李娜这时候回信，我反而不好意思。因此，信写到第十五封时，我根本上没想她回信。这十五封信都是由唐晓俊再由张南转交的。两人也就见缝插针地谈起了感情，一直谈到2002年的国庆节，不谈了，因为想到了结婚。结婚时，唐晓俊刚满25岁，不大符合部队提倡的晚婚年龄。问他为什么这么急，他说了一大套，又是什么“一不小心”，又是什么“枪走火”，又是什么“命中”的话，搞不清楚。尽管我和李娜发展成为男女朋友，最终还分手了，但是在此过程中成就了另外的一对，我自己认为还是功德无量的。
　　唐晓俊对李娜的不合作态度深为不满，本想亲自质问她，又怕她说“你是谁”而下不了台，于是派张南跟李娜“讨个说法”；张南起先以为李娜肯定会回信的，因而坦然地收受我们的贿赂，发现李娜居然是如此地“不合作”，感到有辱使命，就拍着胸脯对唐晓俊保证，今晚一定给你交代。
　　那天晚上，星稀月明，我和唐晓俊在队前的榕树下，说着不着边际的话。当时队里明确规定禁止吸烟，我俩就着一根烟，你一口，我一口。忽然他说要撒泡尿，还说，你慢点抽，最后一口留给我。我说不行。等了一会儿，唐晓俊还是没来，我就让烟慢慢地烧着。一会儿，队里跑出一个人直奔榕树而来，看身形却是李娜。我想不到她会来，就踩灭烟头，准备离开；她叫了起来：“不准走，人赃俱获。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尽管月明星稀，从小树林外往里面看，还是看不清楚的。我相信李娜不知道抽烟的是我。等她走近小树林，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念我初犯，请多多包含。”李娜果然不知是我，“啊”的一声，连忙说：“队长说小树林中有人在抽烟，叫我过来看看，你慢慢抽吧，我去回报了。”仿佛是她在抽烟被人抓住，急于脱身似的。
　　我说：“坐坐好吗？”她就坐了下来，搅着手指，问我：“你也抽烟？”我说：“是啊，动作这么样？”她说：“还好，还好。”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周围也是寂静地很，平素叫得很欢的蟋蟀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听到心脏“砰砰”地响着。李娜也一声不响地坐着，好像等待着我发言。我干咳了两声，说：“嗯......那些信，措辞不当吗？为什么不回信？”说了这两句，我仿佛是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她“哼”了一声，说：“你不认为我们一直是朋友吗？”“是的，是的。”我又窘住了，好一会儿，才问她，“既然是朋友，为什么不回信呢？”这回窘住的是她了，她抬起头，看看我，又低下头，捡起桌上的一片落叶，慢慢地扯着，说：“我不高兴。”
　　她的嘴角一撇，令我心神一荡，我冲口说：“做我女朋友好吗？”话说出口，我才想到我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但话已出口，只好硬着头皮加了一句说：“怎么？不行吗？”要是以我往常的口气，我肯定还会再加上一名“不行就算了”算是自我解嘲，这回我是硬生生地吞下这句话。她当时是“啊”了一声，显得不知所措，她当然也不会想到我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的话。
　　她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为什么？给我一个理由先。”我渐渐地轻松起来。
　　“我有男朋友了。”
　　“朱建春吗？听说你们已经分手了。”
　　李娜“哼”了一声，站起身就走。我拉住她的手，一同坐到石凳上，话又变得吞吞吐吐：“我知道你和朱建春已经结束了……如果不是……不是这样，我也不至于……也不至于……我知道你刚失败过，给我一个机会，好吗？”李娜没有说话，静静地坐着，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她的眼睛亮闪闪的——抽回她的手，慢吞吞地说：“我们不谈这个，好吗？”没想到，等了半天，等到的是这样温吞水的回答，心中酸酸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说完才发现嗓音嘶哑，不敢再看她，站起身就走。
　　“就凭几封信，就可以追女孩子吗？”李娜在我身后说。
　　“你说什么？”我忍住巨大的喜悦，问她。
　　“没说什么。”李娜昂起头。
　　我当然听清楚了李娜说了什么，当然也知道这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样，猛地跳起来，扯了一大把榕树的茎须。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她这天的日记，日记里有这样的话：我知道我自己说了什么，也知道这样说，对曾明意味着什么。这应该是“偶然地冲动”，可是仔细想想，我还是倾向于“偶然地冲动”其实就是“必然的蓄积”。我相信缘份，火车上相逢，就是缘份；在与建春分手的日子中，他及时地闯进来，那些信给了我诸多温馨的慰藉；更主要的是，那天晚上，那家伙火热的眼光，让我忍不住想说。爱情常常如敲门的陌生人，我们不要学老太太躲在门后透过猫眼偷窥也不要学小孩子从窗子探出脑袋问是谁，而是要大大方方地打开门，说，进来吧。爱情是最难以捉摸的，可遇不不可求的，常常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悄悄降临。
　　在此之前，李娜给我的感觉很多都是大咧咧的，从来就没有想到她会写文章，而且文采还不错，这也是在以后的交往过程中慢慢发现的。毕业实习时，她在上海某医院，我去看她，她正躺在床上看一本外国翻译小说，我一向认为外国小说比中国小说难看，不要说文采，就是语句也不是很通顺。可是就是这本非常难看的书，也让李娜看得抬不起头来，书上还条条扛扛的，就差批注了，这说明李娜写这篇日记的文字组织能力不是“偶然地冲动”而是“必然地蓄积”。这篇日记确实是有文采的，尤其那句对爱情的描写，我个人认为可以和任何一位爱情专家相篦美。接下来，在军校的每一天，我的心情都是灿灿烂烂的。早晨自习时，李娜的笑容逗留在书本中；中午，她的身影就在饭桌旁；晚上睡觉时，她又必定出现在假想的会晤中。就连不小心摔了一跤，也不感到疼，因为所有的感觉都被她牵引着。寒暑假中，我俩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华东六省一市。
　　我曾经以《军校的日子中，有你》为题，记述了我和李娜在军校的爱情故事，并且发表在一个发行量比较大的杂志上。有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都问我，这是真的吗？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问，如果我所述故事的地点不是在军校而是在普通高校中，我想他们也没有这么大的兴趣。确实在开学的不久，队长就不止一次地强调：军校严禁谈恋爱！作为每个都是从部队出来的学员当然知道：在部队，男女关系始终是一条高压线。所以，我想他们问的真正目的是：我和李娜怎么会如此“嚣张”，不顾军纪校纪队纪。其实，我和李娜在这方面一点也不嚣张，我对她最亲热的动作就是摸摸她的头发捏捏她的鼻子。这个回答，他们应该不满意，我也不满意。
　　我将当时接触的情况公布如下——我跟李娜说了，她也不介意——她说，发生过的事就没必要回避：学校足球场的正前方矗立着白求恩石像，边上树立着六个2.0X2.0米的石碑，分别写着“团结、奋进、进取”六个大字，这是我们的校训，也是我们约会的地点。每天早上，我都怀着朝圣的心情，将双汇火腿肠的红色包装塞在白求恩底座的石缝里，这样李娜就会知道：如果是横着塞的，那么我们晚上约会地点就在“结”字后；如果是竖着塞的，那就在“奋”字后；如果是斜的，那就在“取”字后。红色的包装，白色的底座，非常显眼，李娜无须走近，远远的就可以看到，而且废弃的火腿肠包装被塞在石缝中，除了李娜，谁也不会注意。可是有一天晚上，我等了两三个小时，李娜也没来，就去看白求恩，结果红包装不在了，可能被清洁工看到了，并将它挖了出来。由此，我发觉这样不是很保险，就和李娜商讨了一个确实可行的方案，方案就是每周一三五在“结”字后，二四六在“取”字后，星期日自由活动。我现在感到很奇怪的是：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而且是重复再重复，听了就是不烦。每天晚自习后，我俩就像特务接头似的，又像是要完成什么神圣使命似的，准时在“结”或“取”字后集合；有时晚自习下课晚了，彼此匆匆打个招呼就各自往宿舍跑。
　　如果说这段交往没有被队长教导员发现，那么队长教导员肯定是不称职的。当然，我宁愿他们不称职。终于有一天，队长教导员分别找我俩谈话，队长说了一大套，可以总结为三句：第一句是“站好”；第二句是“你小子他妈的眼光不错嘛，嗯？”；第三句是“你小子如果犯事，我饶不了你”。我心里在想：那么我俩现在还不算犯事，怎样才算犯事呢？在这件事上，队长前后找了我三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严厉了，可能他认为我俩犯事了，勒令我俩停止，根本没有让我俩解释的余地，我当然不怨队长，因为他正执行制度。我当然也不能怨制度，因为我毕竟还是军人。只好怨上帝吧，我说：“上帝孤独久了，难免染上了心理变态，既创造了生命，又制造了死亡，不懂爱情，因而诋毁爱情，规定军校不准谈恋爱。”后来，我也原谅了上帝，他活得也不容易啊。第三次，队长找我谈话，是在我们毕业前昔，也是他转业前昔。他请我们骨干吃饭，饭后，他问我跟李娜关系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你小子有前途。队长转业前升为副团职中校，结婚九年，与家属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年，他身材高大，嗓音浑厚，曾是我队女生心中的偶像，也不清楚他知不知道，现在老家的工商银行里某部门当主任。此时此刻，我很怀念他，不仅怀念他对我的种种照顾，还怀念他打牌的臭水平，上文提到的经常被我和杨歌打得落花流水的两个队长中，就有他。
　　 水满则溢，月圆则亏。有时坐下来静静地想想，我和李娜故事的最终结束，可以用这几个字来形容。
　　可惜，与李娜的情感交往不是军校生活的全部。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段交往占据了全部的军校生活，反而要乱套了。学校毕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当兵前，我根本就没想到要当兵；当兵后，也根本没想到会上军校。其实高考落榜后，我就没想过还能走进课堂。因而，在军校的第二个星期一，我领回了一大撂教科书后，兴奋异常，暗暗发誓：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部队的培养。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浏览了所有的书，并且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研究了《外科学》上的《生殖系统篇》，研究后颇有心得，知道了男性有个部位叫做前列腺，形状成倒着的栗子；女性有个部位称为附件，如果在此之前，谁问我女性的附件指什么，我会毫不犹豫说成戒指、耳环、项链等。起先我还能认真听课记笔记，渐渐地就对医学失去了兴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学好了，又能怎么样”这句话。每当我看到老教授们自己提着煤气罐上七楼的时候；每当我看着他们骑着破单车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每当教师节过后，我都忍不住想起这句话。虽然我对医学失去了兴趣，但是对教给我们医学知识的那些教员们却怀着由衷的敬意。
　　他们是杭章禄教授、李芳华教授、顾裕民教授……我想，他们应该不会记得我，一般说来，老师们只记得好学生和差学生，我呢，只是介于两者之间，而且我一无所长，根本没有值得让老师们注意的地方；唯一能吸引他们注意的是我上课偶尔打打瞌睡，可是教授们都是大漠风沙型的，不在乎少一个人听讲，即使看到了，也懒得叫我。
　　这里提一下杭章禄教授。他是福建一带放射医学的权威之一，教我们放射学基础。不过此老一点也没有权威的派头，夏天总是一身老头衫大短裤再加一双露出脚趾的凉鞋，跟乡下老农没什么两样。矮矮胖胖的。因为极其聪明所以头发不多，不多的头发已成花白色，顺从地贴在硕大的脑袋上。他总是笑容满面且小腹微凸，我们在背后称他为“佛祖”。他每次给我们上课前，必定先讲一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因为他而发生的。他去过不少国家，就经常说“我在美国时怎样怎样，我在法国时怎样怎样”。上他的课，就像遨游了一趟世界。他经常含蓄地表现自己。因为是权威，所以饭局较多。他就将拒绝别人邀请的话告诉给我们，“什么鱼翅？不去不去，我就喜欢白菜豆腐。”“怎么又吃甲鱼，吃多了都能爬了。”在放射基础的复习课上，我们求他给我们划划重点。他一本正经地说，他本人非常愿意，同学们考得好他当教员的也很有面子——可是教务部不让透露，不好意思。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们也就算了。有同学低声说，这可不是他的一贯作风，佛祖应该与人为善啊。果然佛祖见我们闷声不吭忍不住说学校不让划重点，可是没说不让划非重点的地方，不知你们想不想——我们热烈的掌声打断他后面的话。
　　李芳华教授是教我们《人体解剖学》的。军校中的第一堂课就是他上的。走进教室，先在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回头对我们说：“这是我的名字，李—芳—华，像不像小姑娘的名字。”李教授年届七十，依然精神矍铄，个子很高，腰板很直。平常总是提前五分钟进课堂，最后一堂却迟到了。当时已是冬季，他的右脚缠着纱布趿着拖鞋，蹒跚地走进教室，连声说抱歉。下课前解释说上课前不小心摔了一跤去医务室包扎了一下。他笑着说，这可是晚节不保啊，耽误了大家时间，还请大家多多原谅啊。有几个女同学当场就哭出声来，我们在区队长的口令下齐齐地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最神奇的莫过于顾裕民教授，他教我们《内科学》。给我们上课时从来不带书本，往往一进教室就让我们把课本翻到多少页。他对课本的熟悉犹如对自己的掌纹一样。“请大家翻到XX页，这里提到——”有时甚至让我们看XX行。他能叫出班里所有同学的名字，我们的籍贯他都清清楚楚。我们认为他不应该当教员应该当个情报员，有些同学我毕业前也没将人和姓名对应起来。
　　印象深的还有教检验的卓教员和教英语的黄教员，她们都系女性。卓教员是我们所有任教教职员中最漂亮的一个，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声音非常清脆。她的课吸引了我们班所有的视觉和听觉，尤其是男生的，最喜欢打瞌睡的也忍住了困意，如曾明唐晓俊之流，目不交睫地盯着卓教员看，总是要让卓教员脸红为止，倒不是我们无聊，只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已；黄教员则是小鸟依人型的，个子小小的，眼睛小小的，连声音也是小小的，大学刚毕业不久，年龄还比我小一岁。她很爱笑，笑起来时两只眼睛就成了一道缝，还爱讲故事，往往是我们还没听明白，她自己已笑得喘不过气来。记得第一天走进课堂，她满口的外国话，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我们都听蒙了。还好十几分钟之后，讲起普通话，解释了那一堆外国话，大致意思是：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认识你们，希望你们能把我当成你们的朋友。我们果然把她当成了好朋友，课后经常找她聊天，还处处张罗着帮她找对象。现在我们毕业都快三年了，想来她早已找好了对象，说不定小孩都生出来了。时间过得真快！想想自己，当兵都第九年了。
　　我们这一届的放射班共招收了90个学生，也就是说我有89个同班同学。这里就简单地提一提同寝室的几位吧：我们的寝室非常大，可以容纳12个人的衣食住行，前面提到杨歌唐晓俊陈鹏汤洁伟就是这个班的。另外还有李庆锋刘伟张桂发伊国静肖英佩夏勤义裴刚。李庆锋是室长，我们一般叫他“阿牛”或“牛哥”，因为他壮得跟牛一样，浑身肌肉非常发达，夏天时，经常只穿一条三角裤在寝室里逛来逛去，还不时将肌肉凸现，问我：“与阿诺.斯瓦辛格有没有一点相似？”所以有时我们也叫他“阿诺”，他不怎么会打篮球，但是每逢比赛他必定在场，他在哪一方，哪一方就会胜，谁敢和他撞？他“牛”的另一个原因，是学习成绩非常好，因此他给人的印象是“四肢发达，头脑不简单”。刘伟是闽南人，普通话很不标准，“猫”和“苗”老是分不清，打饭时硬是让师傅让打点大蒜“猫”给他，师傅给搞懵了，还好有我在旁边，要不师傅说不准就逮只猫放他碗里。他有一个外号很特别，跟一种药品名相同，叫做“伟哥”，起先他很反对，后来叫的人多了，无可奈何，便自称“伟哥”。也就是前几天，还发了一个短消息给我，说什么：好朋友像内裤，就算你大起大落，他永远包含着你；非常好的朋友像避孕套，永远为你的安全着想；更要好的朋友像伟哥，当你抬不起头时，他给予你力量——朋友，感受到了我的力量了吗？他在军校中是个“独行侠”，不善与人交往，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我是他较少的朋友之一。问他近况如何，他说，“经过两年多的炼狱生活，变了很多，懂得了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不过对于你老同学，我还是从前的我，有空过来坐坐，我请客。”我感动不已，恨不得立马赶过去一醉方休。张桂发是莆田人，异常地瘦，身高1米65，体重只有50公斤，而且还异常地黑，关于他的黑有个精典的笑话：有一天晚上，他站在小树林旁，也不知在摆什么造型，楼上护理班有个近视眼的女生大叫，天黑了，收衣服了，谁的衬衫挂在小树林里。起先只有我和唐晓俊叫他埃塞俄比亚难民，简称“比亚”，久而久之，大家都跟着叫起来了。不过此“比亚”与彼“比亚”不同，此“比亚”温饱之余，喜欢赤身裸体地做几个俯卧撑，据他说是体能锻炼，我看更像卖弄那条“三枪牌”小短裤。他经常说“喂”字，声音悠长且港味十足。当时我们寝室中人手一只收音机，我们总是调到同一个频道听同一个节目，每当晚上9：00熄灯前，收音机里就有一阵电话铃响，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喂”起来叫张桂发接电话，起先他扭扭捏捏的，还生气地说，不睬你们了，后来就落落大方地接电话：“你好，我是比亚，你是谁呀”，我们就在笑声熄灯。伊国静和肖英佩都擅长书法，基本上每个中午，伊国静都会在水泥地板上练字，这样既省纸又省墨汁，就是笔毛脱得厉害，一只笔用不着两周就报销了。肖的书法则是家传，父亲是搞石刻的，他十岁就开始练毛笔书法，上小学就得过书法大奖。有此二人在，全校的黑板报比赛的金牌当然如囊中取物。夏勤义是浙江嘉兴人，有着江南人的温柔与细腻，擅长缝被子。我们有时偷懒，正好也想跟楼上女生套近乎，洗完被子后假装不会缝，买来一堆零食，准备好几个不荦的笑话，就等女生下楼；他倒好，一声不吭地缝了所有的被子——我们还不感谢他。渐渐地，他的名声在外，连女生也要他缝，我们一方面后悔妈没给我们生就一双巧手，一方面又屁颠屁颠地想给他当助手。裴刚是诗人，平时喜欢写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还擅长给别人写情书，据说他在中学时代就是此道高手，洋洋洒洒，一写就是两三千字，不过军校中，情书没有多大市场，有的石沉大海有的给退了回来，他就长叹：世道变了，世道变了。有回他独自抽着烟呆呆地坐在桌旁，一幅深沉的样子，大概是写情书写得麻木了，我就跟他说，别他妈的作孽了，专骗未成年少女。他抬头说，不知总理能不能处理好这次金融危机？我们活得有什么意思？也这么大的人了，还不能跟总理分担分担。应该说这些同志还算是好同志，只是男人的通病都沾了那么一点，马虎、邋遢、还有那么一点点好色。
　　转眼已是军校第二年了。这一年，学员三队又招了一批新生，是药学专业。这个班的男生不怎么样，倒有几个女生能歌善舞。快到中秋节了，队长将我平时能组织活动的那点小能耐放大为专长，命令我在中秋前一定要组织一台像样的晚会，组织好呢就既往不咎，组织不好呢就哼哼。我心里发虚，不知我有何咎，也不知“哼哼”是什么意思，当然更不敢问他。组织晚会自然先要物色演员，我就有义务对全队的女生逐一调查。一时我成了三队的明星人物。同寝室的一帮人态度暧昧地拍拍我肩膀问我又去楼上干嘛，我说去物色演员，他们就大笑起来说“不打自招，果然是去物色”；李娜则敲敲我的脑袋一言不发以示警告。中秋晚会的演出非常成功，吸引了校领导及学员大队领导的关注，尤其是刘佳高原朱敏夏菲四人合演的印度舞将晚会推向高潮，场外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平添了眩目的色彩。几天后学校组织了图片展，展出的优秀图片中几乎有一半是我们晚会上的。我也有一份作品入选，照片上的这四个女孩站在学校新建的现代化饭厅前笑容灿烂。应该说这张照片无论从拍摄的角度洗印的效果还是所表现的主题上看都能算的上是优秀的，再加上前几天四人带上明星效应，我想进前三名是没有问题的。问题还是出现了。众所周知，好的作品应该有好的名字。我就叫全寝室的人都来献计献策，有的说“军中姐妹”，有的说“天外飞仙”，还有的说“不如叫做四人帮”，大家七嘴八舌定不下来。这时张桂发从外面进来，哼着小曲嘴里还叼着一根牙签说：“最近伙食比较不错，要是埃塞俄比亚的难民——”杨歌和唐晓俊几乎同时说“伙食比较好”。我想这四位平时活泼可爱，况且跟她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幽她们一默，也无伤大雅。结果这个想法大错特错。当晚四人找到我，冷嘲热讽，酸言辣语，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下不了台。
　　李娜说：“女人就是女人，不论十六岁还是六十岁，有两样是千万提不得的，那就是身材和年龄。”
　　林队长经常教育我们：“走路摔跤是常有的事，关健是摔倒后能爬起来，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再摔一次。”
　　——这些话，我铭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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