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元帅居然是半个白族人
&&&&10月14日，晚报A2/06版报道了《百年老宅翻修翻出红军五角大碗》后，迪庆香格里拉金江镇有人指出，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到目前为止，桑植境内还有7个白族民族乡。据此，有人就确信，贺龙元帅的祖上，正是从云南迁往湖南的白族，而现有的资料记载，贺龙的母亲，正是白族，而父亲则是汉族，而全国只有云南才有白族。这么说来，贺龙是半个白族人。&&&&白族人迁徙湖南追溯至元初&&&&多年以来国内专家对湖南桑植的民家人的迁徙线路提出过众多的话题，还为这支白族的迁徙提供了历史典籍的依据。有调查组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后确认，桑植民家人是白族。桑植县曾以文件形式向州、省、中央逐级呈报《关于桑植民家人应定为白族的请求报告》。日，湖南省政府正式下文确认。同年9月，桑植县洪家关等7个白族乡成立。目前，桑植白族人口从700多年前的800多人，已发展到了11万人。&&&&桑植县白族学会常务副会长谷利民讲了一个大时代民族迁徙的传奇故事。&&&&宋末元初，为彻底消灭南宋，忽必烈统帅20万蒙古大军，经晋、陕、川至滇，攻下大理王国国都，准备向东北进发包抄南宋王朝。1258年，忽必烈组建了一支由灭亡后的大理国子弟“白子”组成的军队，即历史上著名的“寸白军”，由大理亡国国王叔父段福统领，随兀良合台的蒙古军北上东征，最终完成了对南宋的合围。&&&&蒙哥战死，忽必烈去鄂就任蒙古汗位之前，就地解散寸白军，大部分寸白军冲破险阻，回到大理故乡，但少数散兵游勇流落到了赣西一带。而贺龙母亲的祖上，正是这些白族子弟的后代。&&&&民族印记渐行渐远&&&&其实在1937年，桑植白族与他的故乡大理曾有过一次交集。那一年，云南大理籍的国民党军需官杨育佑押运物资经过湘西北的桑植县，竟然在这个非常封闭的山区听到了家乡熟悉的“民家腔”，有人用白语招呼他到家里“喝汤”（吃饭）。这个故事证明，至少在上世纪30年代，桑植白族还有人在使用白语进行日常交流。&&&&但是短短几十年，历史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带走人类的许多文化遗产，桑植白族也和他们和睦相处的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相互改变。桑植县在去年再次成立了白族学会，试图通过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挽留一些民族的遗存。如果不是遗留的族谱，以及至今矗立在洪家关白族乡海龙坪村那座百年历史的王氏祠堂，没有人知道这里还有浓郁的大理建筑风格。&&&&现在，行走在桑植的白族乡，过客是无法感受到白族风情的。唯一留存的只有打花棍、仗鼓舞等，可每每外面考察的人到来，年近八旬的谷中海和另外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仍然是对打花棍的主角。本报记者&&史效轩
原标题 [贺龙元帅居然是半个白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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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版权所有贺龙与西藏的和平解放&|&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施俊伟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9月，贺龙（左三）亲自到一线检查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10月26日解放军进军拉萨时，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向张国华敬献哈达。&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年夏，解放军进军西藏，在太昭地方翻越泥巴山。&
　　3月22日是贺龙诞生116年纪念日。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龙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精力，体现出非凡的才智。他作为决策者参加并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具体工作，为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为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问计寻策，准备进军西藏
　　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1月23日，毛泽东提出&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构想。尽管在红军长征过藏族聚居区时，贺龙曾率军顺利通过藏族聚居区，但对那里的了解非常有限。而这次是要指挥千军万马进西藏，并尽可能地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要担此重任，前提就是对西藏和藏族有深刻的了解。接到党中央解放大西南和经营西藏的指示后，贺龙开始主动拜访藏学专家，为进军西藏问计寻策。
　　进驻成都后，贺龙经朋友露琳介绍，到华西协和大学拜访了知名藏学专家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李安宅夫妇向贺龙介绍了西藏的发展历史和藏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情况，以及佛教的大乘、小乘、显宗、密宗各教派在西藏各地区的地位、影响和分布情况，并向贺龙推荐了地理专家、地方志学者任乃强教授和其他熟悉西藏情况的学者、高僧等。
　　第二天下午，贺龙派副参谋长李夫克用车把任乃强接到他的办公地。对西藏颇有研究的任乃强向贺龙介绍了藏军的军制、优势和通常的布局，还就进军西藏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西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观点是&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任乃强还将自己即将完成的花费20年心血、由20部分拼接绘制而成的西藏地图交给了贺龙。其中没画完的两部分，由贺龙派人协助完成。这份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完成后，贺龙指示立即付印，尽快发给进藏部队。在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强的引荐下，贺龙又和一些通晓藏族文化的高僧、学者座谈，进一步了解西藏情况。
　　日，贺龙邀王维舟、廖志高等与曾任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进行了一次长谈，中心议题就是康藏问题。贺龙十分坦诚地说：&你对西藏的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向你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也出一出主意。&刘文辉提出：&要解决西藏问题必须依靠藏族上层。藏族上层不光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地位高，而且大多是宗教领袖，对藏族群众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把藏族上层争取过来，其他问题就都好解决了。&
　　贺龙在初步了解康藏地区的特殊区情、把握藏族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撰写了《康藏情况报告》。报告指出了经川西进藏通常所走的3条线，并指出不论走哪条线，均需将甘孜作为补给线；分析了藏军情况，并指出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不宜过多，但必须装备精良；指出了康藏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分析了康藏教派关系和国民党在康藏地区统治失败的原因，对宗教政策提出了建议。
　　为了进一步使党中央、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对西藏及四川藏区各方面情况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贺龙亲自安排筹组了西藏问题研究室。
　　日，西藏问题研究室（3月改称&十八军研究室&）成立，第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兼任研究室主任，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刘立千、祝维汉、傅斯仲等一批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教授共20余人(后发展到40多人)，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投入了工作。研究室成立短短两个多月，就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注意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进军守则》、《藏人的风俗和禁忌》、《清廷对西藏用兵的研究》等资料，又编写了进军口号、对藏军的简单喊话材料、一套藏文课本和供进军西藏部队战士学习的教材，还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翻译成藏文。根据贺龙的指示和安排，西藏问题研究室将藏族的风俗习惯、民间文学、艺术，藏传佛教的教义，西藏的哲学、医学、建筑学，历代汉藏关系及近代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等整理汇编成资料，使进军西藏的指战员在短时间内对西藏各方面都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藏文课本和战士教材等被迅速下发到进藏部队的干部战士手中，进藏部队形成了学习藏语和了解藏族民风民俗的热潮。而在其后的进军过程中，广大官兵也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指挥昌都战役，以打促和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结合国内外形势和西藏地方的实际，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方针。日，毛泽东在苏联给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电报中，确定将&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接到指示后，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立即研究进藏部队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动员，同时就和平解放西藏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朱德总司令说：&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军事手段在势不得已时才能加以使用。&2月5日，中央批复西南局的电报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据此，党中央、西南局和进藏部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争取西藏政府派出代表前来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包括广播电台播出藏语节目敦促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派谈判代表；由中国驻印度使馆与在印之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联系；由青海省派出藏族上层人士劝和团赴藏；由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在四川藏区向藏军、地方官员捎信、捎话；派出白利寺格达活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西藏地方政府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促其与中央和谈等等。
　　然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鼓动下，西藏地方政府一再拖延，迟迟不派谈判代表，并扣留了青海省劝和团，杀害了赤诚劝和的爱国活佛格达，同时将西藏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代本（西藏地方武装建制，一个代本相当于一个团）加以扩充，每个代本扩大为一个加强团，将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又从外国购进大批军火，加强代本的武器装备，每个代本都配备了美国电台，还请来英国教官。西藏地方政府关死了和平谈判的大门，迫于无奈，人民解放军只好决定发动昌都战役。
　　1950年1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决定第五兵团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由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并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2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等人在重庆会合后，很快即召开了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详细讨论、研究进藏的各种问题。贺龙认为，对进藏部队的供应是长期的，供应线不能中断。在他的建议下，西南军区决定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任命第十八军副军长昌炳贵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后勤政治部副主任卢南樵为政治委员，负责支援进藏工作。
　　通过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及促和工作的失败，贺龙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打下昌都，就解决了进军西藏的关键问题；歼灭藏军主力，也就打掉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搞分裂活动的基础。在与邓小平经过多日反复研究后，贺龙决定集中一部分兵力于昌都一线。在调动好军队并大体制定作战方案后，贺龙与邓小平联名致电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了发起昌都战役的具体安排：以第十八军之一部、青海骑兵支队和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共6个团的兵力，攻击据守昌都藏军的7个代本。毛泽东批准了昌都战役计划。经过进一步部署，贺龙与邓小平在8月下旬联名下达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十八军主力应于9月上旬在甘孜、玉隆、邓柯之线集结完毕，9月中旬由该线发起进攻，争取于10月10日前后占领昌都。针对藏军的部署，贺龙的基本作战方针是：集中兵力，包围藏军，主要歼灭其主力。军事计划是：先对昌都实行战役包围，切断敌军之外援，不使敌军逃脱，然后聚歼敌军。
　　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10月21日，贺龙、邓小平电示第十八军：&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美英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
　　和平进军，解放军在拉萨站稳脚跟
　　在贺龙的亲自指导下，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打掉了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依靠，也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使西藏地方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震动和混乱，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与刘伯承、邓小平联名发布了《进军西藏布告》，公布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一贯主张，同时将以前拟定的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条方针&公之于众。
　　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经过23天的艰难商谈，双方于5月21日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5月23日，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签字仪式，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人民解放军将进军西藏。5月25日，毛泽东签发了《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指示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西藏腹地进军。
　　此时，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特别要求部队要注意宗教和民族问题，要依靠西藏广大民众，也要团结西藏上层。贺龙的想法和毛泽东是一致的。经贺龙推荐，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为使张经武等中央代表团成员以最快的速度到拉萨任职，稳住西藏局势，贺龙要求张经武不能从陆地走，一定要从海上走。按照这个意见，张经武等人从海上绕道亚东，前往拉萨。同时，贺龙命张国华、谭冠三率部队分数路向拉萨进军；西北军区也先后派出两支部队，一支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支部队从新疆南部向阿里前进。不久，贺龙与邓小平联合下达命令：第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由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人员组成的先遣支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7月25日由昌都前往拉萨；第十八军主力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贺龙认为，解放军大部队及时到达拉萨是打击分裂主义分子的关键，他于是要求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先遣支队108人马上出发。
　　鉴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图谋破坏&十七条协议&的行径，贺龙同时提出解放军大部队也必须立即出发进驻拉萨。日，解放军先遣支队到达拉萨。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带领的主力部队到达拉萨。毛泽东在给贺龙及已经率部进入拉萨的张国华、谭冠三的电报中指示：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十七条协议&，对于反动派的挑衅，采取&不打第一枪&的方针，后发制人，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贺龙得此电报后，又向张、谭二人提出了一些落实毛泽东指示的具体意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贺龙的部署，解放军很快就在拉萨站稳了脚跟。
　　基于西藏特殊的历史、现实，贺龙指示驻拉萨部队，既要紧紧依靠当地广大群众，又要积极做好争取西藏上层的工作。西藏地域广大，情况复杂，且中央决定暂时不改编藏军。在此情况下，贺龙考虑到原来进驻拉萨的兵力远远不够，必须向西藏增派部队。他再次电告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想法。中央军委很快作出决定，向西藏增派部队。日，从青海出发的西北军区独立支队进驻拉萨，与第十八军胜利会师，驻藏部队军事力量大大加强。1952年7月，入藏各部队全部进驻预定地区，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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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女贺金莲。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特地派人寻找贺龙的家眷。12月间，终于将贺龙贺金莲接到了上海。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无暇照顾女儿，故而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后来，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不久，机关被国民党坏，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最终死于狱中。图为：贺龙元帅。毛泽东曾经称赞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在这里我们盘点一下这位元帅的几次传奇婚姻和他的子女们。贺龙与原配妻子徐月姑1910年春，贺龙奉父母之命，与比他大7岁的童养媳徐月姑结婚，并生下长女贺金莲。1918年春，贺龙任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6月，徐月姑病逝。图为：贺龙元帅
贺龙的五任妻子和子女今何在？
长女贺金莲。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特地派人寻找贺龙的家眷。12月间，终于将贺龙贺金莲接到了上海。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无暇照顾女儿，故而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后来，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不久，机关被国民党坏，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最终死于狱中。图为：贺龙元帅。
第二任妻子向元姑。1920年9月，贺龙任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团长。这年，贺龙父亲被土匪截杀，弟弟被蒸死，族里按照桑植风俗，要在丧事期间给贺龙续娶，以期生子，谓之“丧婚”。1920年，贺龙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据说这次结婚，贺龙并未参加，由贺龙未出嫁的小妹贺绒姑抱着大公鸡，与新娘拜了天地。1927年12月间，周恩来派人将贺龙夫人向元姑接到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向元姑回到桑植，第二年，在家乡病故。图为：贺龙元帅。　　作者简介：贺捷生，1935年11月出生，湖南省桑植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原部长，少将军衔。　　每当走过天安门，看到广场上那面迎风飘展的五星红旗，我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都要深情地仰望，就像远归的游子看见久别的母亲。一逢重大节日，电视上总要播出这样的画面：国旗班的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护卫着国旗来到广场上的升旗台，然后升旗兵将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唰&地展开，于是国旗伴着国歌的乐曲冉冉升起。每当这时，我的双眼时常泛起晶莹的泪花。
　　同样，不论是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还是在奥运会赛场，在中国人出席的所有国际场合，但凡看到那面闪耀着五星的旗帜飘扬，我的胸中总伴有一种热血贲张的自豪和荣耀。
　　国旗，那是国家的象征，是我们国民精神的图腾啊！
　　在孩子们的歌声里，对于国旗，常常是这样表述的：&五星红旗，她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然而，对孩子们来说，那毕竟是老师为他们讲述的年代久远的故事。而对当今的青年作家来说，国旗也常常被用多种诗一样的语言来描写。然而，当年用生命和鲜血为五星红旗着色的先辈，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毕竟是停留在他们从书本上读来的遥远的历史。作为一个老兵，我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路走来，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新旧两个社会的沧桑之变，对于国旗，我有一种深切的别样感受。在我看来，它是几代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赢来的国家荣誉，是一种理想和精神。那些常被娃娃们用稚嫩的童声诵唱和赞美的英雄和烈士，在我的眼里， 他们是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所以，每当我看到国旗，就像看到一队又一队傲然挺胸的英烈们向我们迎面走来。我从国旗的鲜红的颜色里，看到的是千千万万烈士的英勇壮举，读到的是先辈们理想精神的光芒。
　　我第一次看见五星红旗，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天安门广场上。
　　那天，我正在北京治病，因为和当时的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比较熟悉，所以被特殊&照顾&在广场上观看国庆阅兵。自然，这是人生的一大幸事。这是许多南征北战的战士梦寐以求的事，虽然我也经历了长征，但是能和这些从炮火中走来的英雄们一起见证新中国成立的庄严庆典，是一生的莫大荣耀。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没有今天这样气派豪华，那时的广场四周也没有今天这么多庄严的建筑，那时人们的服装更没有像今天这样艳丽多彩，然而，那面第一次飘展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鲜艳旗帜，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当毛主席按动电钮将这面旗帜升起时，天安门广场顿时变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正是这面旗帜，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撒满欢乐的歌声。也正是这面旗帜，牵出了亿万华夏儿女喜悦的泪水。一面旗帜，标志着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一面旗帜，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一面旗帜，开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也就是那天晚上的焰火晚会上，作为孩子，我挤进了父亲贺龙去天安门观看焰火的汽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晚上，是新中国成立的焰火晚会，等待观看焰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几乎所有的开国元勋们，他们都在城楼上围席而坐，一边喝茶，一边谈笑风生。记得父亲特意把我带到毛泽东主席面前，他对毛主席说：&主席啊，这就是您在延安亲自关心过的我那个娃娃啊！&毛主席一双大手亲切地把我揽在面前，他幽默而风趣地摸着我的脑袋说：&哎呀，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都长成一个大姑娘了嘛！&
　　我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一句玩笑话。毛主席称我为&大英雄&，是十几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是1937年在延安时，有一天母亲蹇先任因事去见毛主席，因当时我太小没人照看，也一起被带了去。别看我小，可当时延安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是在父辈的怀抱里走完了万里长征的，所以毛主席一见面就摸着我的脸蛋开玩笑说：&你可是咱们红军的大英雄啊！&记得母亲拍着我的后背回答：&什么大英雄啊！是一个想甩也甩不掉的包袱嘛。&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毛主席还如此清晰地记得他在延安时叫我的小绰号。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毛主席用一双父辈温暖的大手拉着我的小手说了好多，尽管他湖南话很重，但有几句话却让我永远铭记：&孩子，这些年你受了不少苦啊！现在回来了，回来就好了，你看新中国成立了！人民已经当家做主了，国家今后就要靠你们这些娃娃来建设啊！你们现在呢，就是要好好读书，多学知识，长大了好为新中国争光，也为国旗争光啊！&说着，毛主席用手指了指那面在国庆之夜的灯火中迎风飘扬的旗帜。此刻，五星红旗在灿烂灯火的映照下，像夜空中一朵最艳的红花。
　　为国旗争光，或许是毛主席作为父辈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却让我永久地记在了心里，它成为青年时代我的一个人生路标，激励着我发奋努力、自立自强，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懈进取。自然，这句话，也常常引发我的另一种情感，那便是对无数为了这面旗帜而献身的先辈的缅怀和追忆。为了这面旗帜，他们倾洒了热血和生命。比起千千万万先烈来，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无论怎样，我们毕竟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毕竟看到了五星红旗，而那些为创建新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先驱们，他们甚至连国旗什么颜色什么图案也不曾知道，他们先后牺牲在为了这面旗帜而战斗的征程里。在他们的憧憬里，他们只知道，那肯定会是一面十分鲜艳的旗帜，因为她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
　　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每次在看歌剧《江姐》时，当看到江姐和难友们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在敌人的监狱里苦心构想国旗颜色和图案的时候，我都特别激动。我知道，江姐他们牺牲在新中国黎明的前夜，与他们英勇就义的枪声相伴的，是远方的北京传来的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在已经见到曙光的时刻，他们慷慨就义却义无反顾，在他们的心中，永远飘扬着他们至死都憧憬着的那面旗帜。
　　就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这样一个举国同庆的日子，我再也无法抑制对于为了创建新中国而献出了生命的英烈们的怀念之情，于是不顾自己已74岁高龄，冒着酷暑炎热回到了我的故乡湖南桑植县。这是一片烈士鲜血浸染过的土地，更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在故乡的那些日子里，我重访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牺牲地，凭吊了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园，站在桑植县那座刻有烈士英名的最大的纪念碑前，我久久地没有离去。这座纪念碑，是刻有桑植烈士英名最全的纪念碑。烈士的遗骨，遍布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间，如今，在故乡的土地上，他们只留下了刻在石碑上的名字。即使如此，还有许多烈士未能留名，因为他们在牺牲时竟然连名字也未曾留下。桑植的孩子们，在课堂上念着烈士的名字，听着他们的事迹时，似乎离他们十分遥远，只有当面对这座昂天耸立的纪念碑时，我们才能感受到在这片秀丽的山水间，曾经走出过那么多气壮山河的英雄，才能感受到他们的英魂存在。
　　循着那些字体只有蚕豆大小的密密麻麻的名单一路找下去，我突然发现，这串长长的名单中，有我的父兄长辈，有我的至爱亲朋，但更多的是那些跟着贺龙离别故土的普通士兵，为了一面他们憧憬中的理想旗帜，他们先后牺牲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解放的各个战场上。站在碑前，我浮想联翩，我想有一天，在全国所有的烈士纪念碑前，都该竖起一根旗杆，升起一面国旗，让这些为理想和正义而献身的英雄们，每天都能看着他们用青春和生命织就的旗帜在面前冉冉升起。
　　循着一个长长的石刻的名单，我慢慢寻找，我找到了我的叔叔贺文掌的名字。大革命年代，他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我父亲贺龙送5万大洋便可放人，送信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我15岁的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循着名单我继续慢慢寻找，找到了我的姑姑贺满姑，这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五月的一次作战中，贺满姑被敌人包围。弹尽粮绝时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年仅30岁的女红军用了极刑，我的姑姑被敌人五马分尸惨烈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循着名单，我又找到了我的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她们俩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她们的牺牲同样英勇悲壮。继续寻找，我发现了我的堂哥贺桂如，他牺牲之壮烈，至今还在湘西父老间流传着。我已经无法再卒读这串长长的名单，也无法再回望那些悲壮的细节，此刻，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因为他们牺牲之惨烈，敌人使用手段之残忍，即使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老人，也需要承受心灵的巨大震颤。
　　上世纪六十年代，记得父亲和我谈起我们家庭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宗室亲朋时曾说，从北伐战争到全国解放，我们贺氏家族连同沾亲带故的亲戚，可能有一两千人，将来有一天，应该给这些烈士编一本名册，好让后人记住他们。五年以前，我和我的女儿贺来毅决心完成父亲的这一心愿。女儿自费走遍了湘西，访问了全国许多地方，终于整理出一部题为《永远的祭奠》的贺氏宗亲的英烈名单。我们发现，从大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贺氏家族及其沾亲带故的亲戚们，英勇献身的烈士就多达2050人，这还是一个至今看来仍有遗漏的数字。我们是含着眼泪把它整理成书的，每一个烈士，都有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为了表示对先辈的崇敬和祭奠，我的女儿不要国家一分钱，自费将其出版。在她看来，如果不这样做，便无法表达对先辈的缅怀之情。在这部精装图书的外面，我们特意用五星红旗做成美丽的外封，庄重典雅之外，更代表着我们这些后辈对英烈先辈的深情祭奠。那是一面他们未曾看到的旗帜，那又是他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那面旗帜里织进了他们对未来的无限向往，织进了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忠诚。我想我们的事业如今强大了，我们的国家发展了，我们切切不可忘记的，是这些开国的英烈们。因为他们的牺牲和付出，才有了我们的今天。我突然想到，当我们面对那面飘扬的五星红旗注目敬礼时，那是对一代先烈的最崇高的敬意，那是在对历史作深情回望啊！
　　仰望国旗，我们是在仰望一种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百折不挠，就在于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便是对自由平等和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渴望。
　　仰望国旗，就是在仰望先辈英烈。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屡屡战胜无数的内忧外患，一步一步走向辉煌，就在于我们的民族历来都有一批高扬理想旗帜的志士仁人，他们舍生忘死，为人民利益甘洒热血，他们在一脉相承地传递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仰望国旗，就是在仰望未来，未来是美好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需要我们去为之努力为之奋斗，无论是一个人对事业理想的追求，还是一个民族对实现伟大复兴的期待，都概莫能外。
　　仰望国旗，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肩上的使命和责任。在国庆六十周年之际，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对国旗，再一次致以最最深情的仰望。眷恋这片大地
中巴车在雨中向富平县城边的陶艺村驶去。山冈上树木葱茏，烟雨迷离，如同披着一条硕大的若隐若现的纱巾。公路两边种着的油菜正在结籽，沉甸甸的，一阵阵湿漉漉的风吹过来，苍郁而沉静的枝干在轻轻摇晃。啊，童年的记忆是早没有了，被时间磨灭了，印象中大西北的那种苍凉的黄，踏地起尘的黄，也不见踪影。扑面而来的是广阔的绿，深沉的绿，浓得化不开的绿。
两年前，回到阔别74年的陕西富平县庄里镇，看了我不足两岁时跌跌撞撞进出的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即后来的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又看了镇中心他曾读过书的立诚中学，紧接着赶去瞻仰他长眠的墓地。
他是党内大名鼎鼎的青年才俊，早在延安时期就大名鼎鼎，经常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困下，南方的革命根据几乎丧失殆尽，唯有他参与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其实就是往他参与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去的，从此才有了新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那片黄土地，在路边的大树上、村落的墙壁上，到处看见张贴着历经风吹雨打的署名“主席习仲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心里想，这个习仲勋，职位如此高，威名如此响，肯定是个年岁不小的革命者。听到陕甘也受到“左”倾路线祸害，刘志丹和习仲勋正被肃反队关押，马上要人头落地，毛泽东大吃一惊，火速传令刀下留人。到了瓦窑堡，面识这个22岁刚刚被释放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十分惊讶，说：“这么年轻！”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的从容和练达，他在政治、军事和纷繁的群众工作中显露出来的领袖才干，他对党中央各项战略决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他在战争形势下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给毛泽东带来一次次惊喜。有一次，毛泽东当面夸奖他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还有一次，毛泽东对部下评价他的工作能力，用了“炉火纯青”这个词。在遴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2年，习仲勋从中共西北局书记的任上奉调进京，毛泽东又对他在中宣部兼任副部长的老秘书胡乔木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回到庄里镇，我之所以想起这位当年以年轻著称的老革命家，把瞻仰他读过书的立诚中学，拜谒他长眠的墓地，当成我预定的行程，不仅因为他多次受到毛主席赞赏，也不仅因为他就出生在离庄里镇只有25里的淡村镇中合村，还因为他曾是我父亲贺龙的老搭档，两个人在两年多的战争岁月中，互相仰慕，休戚与共，至今仍让我们惊奇和向往。虽然他比我父亲小17岁，但同样是我的父辈。
我父亲和习仲勋第一次见面，是在关中腹地的泾阳县云阳镇。那是1937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部署，我父亲率领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驻扎在富平县庄里镇，等待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当时红军前总在云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有关事宜。会议决定由关中选派一批兵员补充一二○师，直接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会后，关中特委一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调问题，专程到庄里镇来拜会即将出任一二○师师长的我父亲。我父亲对关中特委的热情周到，对那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的谦逊和诚恳，印象深刻，一再对他表示感谢。那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说，贺总，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富平人。你们驻扎在庄里镇上的立诚中学，是我读过书的母校，而且我就是在这所学校参加共青团，投身革命的。现在你们就要从这里出发去打鬼子了，我们组织人民群众支持自己的队伍，还不应该吗？
是的，那位关中特委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就是习仲勋。和毛泽东第一次见他一样，我父亲当时感到他是这般平实，这般沉稳，不禁在心里惊叹：难怪毛主席这么看重他，赏识他，年轻有为啊！从庄里镇回去后，关中特委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层层动员，精心选拔，抽调了500名优秀战士，编成一个补充团，由特委宣传部长郭炳坤带队，开到庄里镇向我父亲报到。望着这支士气高涨、差不多清一色由西北汉子组成的队伍，父亲大喜过望，一个个捶着他们的肩膀说，你们的习书记真是慷慨啊，给我送来了真正的子弟兵。
几十年后，父亲已不在人世，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撰文回顾那段历史时说：“那时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民军领袖、南昌起义军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统帅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是在红二方面军总部，关向应、甘泗淇等同志当时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的相处，贺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值得大家学习。”
习仲勋上述有段时间同我父亲贺龙“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是指1947年7月到1949年10月我父亲离开西北挥兵进军大西南那段日子。在这之前，他用了12年，从陕北的一个群众领袖成长为党和军队领袖集团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他担任由彭德怀任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兵团政委，协助比自己年长15岁的彭总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至此，扭转了整个西北的战局，开始转入内线反攻。日至23日，鉴于战争形势突飞猛进，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我父亲贺龙统帅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我父亲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中央做此决定，说穿了，是此后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我父亲贺龙统管后方，这样前方与后方便达成纵深一体化了。前提是，我父亲必须把他从湘鄂西带来的部队交给彭德怀指挥，由战场指挥官改为粮草官；习仲勋也要撤出战场，回到后方与我父亲同甘共苦。但在党的决议面前，我父亲和习仲勋都毫无怨言，毅然赴命，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empirenews.page--]
在以后的三年头两年多时间里，我父亲和习仲勋风雨兼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反复在黄河两岸奔波。从边区向四周蔓延的战争，就像一棵大树，把无数条根须伸向后方：抬担架，救伤员，修筑工事，筹措粮草，运输各种军需物资，肃清奸细，动员参军，接受和改造俘虏……哪方面都不能耽误。前线和中央机关向后方要人，要粮食，要子弹，一个命令下来，第二天顶多第三天就要送到。但是，在极短的时间里，我父亲和习仲勋运用驾轻就熟的指挥艺术，迅速组织了两万名游击队和十万民兵，像天罗地网般撒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拔敌据点，伏敌车队，夺敌给养，缉查敌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边区遭受连年大旱，农业歉收，财政经济困难，动员群众发展生产也不能延误，可青壮年都上前线了，劳动力奇缺，那就精兵简政，紧缩开支，把从机关和学校挤出来的人员全部调来种地。特别是为前方筹集粮草，输送军事物资，雷打不动，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六万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两万人，每月需要粮食一万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父亲和习仲勋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催粮、运粮。
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精力投向历史上著名的土改纠偏。因为新年就将到来，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土地是群众的命根子、战争的命脉，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来年的春种秋收将受到影响，而且任由“左”的风潮蔓向全国，势必让后方大乱，断送前方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正好习仲勋在陕北土生土长，又最早在这里领导革命，熟悉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早在中央小河会议期间，他就注意到了边区土改中出现的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乱斗乱打的错误做法，指出此种偏向必须纠正。
1947年12月下旬，我父亲和习仲勋一起去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陕甘宁晋绥边区的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特别提醒不能让土改过火的倾向发展下去，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会议结束时，新的一年已到来，习仲勋和我父亲兵分两路，我父亲回联防军司令部主持工作，习仲勋率领工作组直接插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土地改革，从绥德地委开始着手纠偏。1月4日，在杨家沟中央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即致信西北局并转党中央，汇报绥德各县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立刻给我父亲和习仲勋及西北局发来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三天，没日没夜地找各级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土地改革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他在子洲县整整待了九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九天。九天下来，看到“左”的偏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1月19日，习仲勋奋笔疾书，再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工作刻不容缓。电报列举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在写这份报告时，他的心里非常痛苦。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在这片土地上从事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政权，该打的土豪打过了，该分的田地和浮财分过了。抗战八年，党中央驻扎在延安，中央机关和数万部队的吃喝，都离不开群众的省吃俭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解放战争开始了，战斗部队人数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群众对战争的支援，无不倾其所有。不久前他到绥德、米脂一带征粮，亲眼看到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部队，有的还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来，连夜炒干充当军粮。但边区一些地方的土改却不分青红皂白，搞“查三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把许多勤俭持家的劳动者打成地主富农，如此折腾下去，这怎么得了？像富平县庄里镇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的后人，红二方面军进驻镇子后，不仅拿出了家里的钱财，而且动员全镇的人，一次就为部队筹粮数万斤。现在要“查三代”，把这些人捆起来，当成斗争对象，哪有这样的道理？因此，在电报末尾，他悲伤地写道：“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
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又一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并指示各解放区务必改正“左”的错误。
习仲勋的这次有关土改纠偏的实地调查研究，时间长，沉得深，专注度高，巡视面广，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每到一地，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收到回电后，又把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思考和疑问，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论证，得出答案，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的土改特使和拨乱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党的关注。调查研究归来，他迅速与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政府三方达成共识，决定在陕甘宁和晋绥边区全面展开纠偏。紧接着，习仲勋和我父亲，还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马不停蹄，各自带领工作组奔赴各县纠偏。用我父亲后来的话说，纠偏如救火，他们是“跑着纠”。到这年的4月，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
然而，原本大得人心的一件事，却让一个人怀恨在心，等待秋后算账。他就是在晋绥土改中最早推行“左”的错误的康生。14年后的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利用历史小说《刘志丹》，对习仲勋发动突然袭击，诬陷他勾结小说作者李建彤，阴谋为高岗翻案，当时他年仅49岁。
此后，习仲勋背负16年冤案，不仅被贬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一名副厂长，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蹲了好几年监狱，到1978年才恢复工作，1980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后，中央决定派他去广东“把守南大门”时，已经是个65岁的老人了，虽然中央很快让他接任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增补为中央委员；他也很快在广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但年岁不饶人，他不知不觉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就是在这期间，他在中南海散步时，对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同志说出了那句让他感到欣慰，却让我们感到沉痛和辛酸的话：“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后来，他的儿子习近平也登上了政坛，他又对儿子掏出了肺腑之言：“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2002年，当他以89岁高龄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陕西富平去，把他葬在故乡的青山绿水间。因为作为受到毛泽东称赞的群众领袖，他就是从这片苍凉大地走出来的。他爱这片土地，早想好要回到这片土地上去。[!--empirenews.page--]就像他的命运峰回路转，当我乘车到达陶艺村他长眠的那座小山冈时，雨停了，天上云开雾散，灿烂的阳光照耀一片苍松翠柏。
出现在眼前的墓地只有一个小标准间大，用灰色泛红的大理石覆盖，除此没有任何装饰。墓前有两块小石碑，一块刻着他的生平，一块刻着毛泽东写给他的手书：“习仲勋同志，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让我震撼的是，他那座安放在墓顶的大理石雕像，材质是块不规则的石头，雕刻家按照石头的自然形状，把他雕成坐姿，两只手平放在翘起的大腿上。脸上微笑的表情，就像那块雕刻他的石头，普通，沉稳，锋芒内敛，平静地面对远方的青山绿水和村庄。雕像后面刻着他的夫人齐心阿姨手书的他常说的一句话：“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
走到他的墓前，放下花篮，像抚摸岁月那样抚平两道挽带，我对着他的雕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默默地凝望他从石头里浮凸出来的面影。我说，习仲勋叔叔，贺龙的女儿看你来了，你想念你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位长着两撇小胡子的老搭档吗？我还说，习仲勋叔叔，你还记得当年你来庄里镇看望我父亲时，那个在黄泥地上趴着的小姑娘吗？
我听不见他回答，只看见他在微笑，无言地微笑。我知道他会永远以这个姿势坐下去，永远微笑着看着眼前的这片大地，和在这片大地上生活的人们。因为他在这片大地上诞生和成长，他热爱这片大地，眷恋这片大地，几十年为这片大地的苏醒呼喊和战斗，把生命中最灿烂的年华献给了她。(贺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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