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120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需要多少人？俄国人说：几百个就够了！
俄罗斯联邦如今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区区1.4亿的人口却拥有这一千七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还是在苏联崩溃，中亚东欧高加索分离出十多个国家后情况。而领土面积排名第二、第三的加拿大和中国分别是998万、96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面积竟然仅仅略逊于加拿大和中国的总和！（图1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地理主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乌拉尔山脉以东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地区和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欧洲部分。
西伯利亚西起乌拉尔山脉，东临太平洋，北滨北冰洋，西南抵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山地，面积高达一千两百万平方公里。如此辽阔的疆土，俄国人对西伯利亚的吞并过程却是出奇的轻松，只用了短短五十年，俄国人的旗帜便从乌拉尔山插到了数千里之外的太平洋。
如今的庞然大物般的俄国最初只是一个莫斯科城附近臣服于蒙古金帐汗国的小公国。蒙古人在征服东欧后就地建立了钦察汗国，统治着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广阔的东欧平原。（图2 金帐汗国与莫斯科大公国形势图）
最初莫斯科公国力量弱小，但是随着不断地扩张，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独立后的俄罗斯开始在强国林立的恶劣地缘形势下来开始了凶悍扩张。而东边的西伯利亚也沦为了俄国人的饕餮盛宴。
让我们回顾一下，俄国人吞并西伯利亚的过程。
一、吞并喀山汗国
喀山汗国本是金帐汗国的一部分，随着金帐汗国的衰落，辽阔的统治区域开始分崩离析，随后形成了许多新的汗国，喀山就是其中之一。喀山与莫斯科公国纷争不断，刚开始互有胜负，但是随着莫斯科的崛起，喀山汗国的处境愈发危险，1552年伊凡四世亲率15万大军，携大炮 150门，进攻喀山，最终喀山汗国灭亡。四年后，同属于金帐汗国体系的阿斯特拉罕汗国也被灭国，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迈出了一大步。（图3 1560年的俄罗斯帝国）
二、灭掉西伯利亚汗国
俄国吞并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进而入侵西伯利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位于乌拉尔山以东的鄂毕河中游，是西西伯利亚的统治着，也是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一个面积辽阔的大汗国，人口约有二十万。刚开始，摄于俄罗斯的强大，汗国臣服于俄罗斯，但了解到俄国人的野心后，西伯利亚汗国与之决裂。
1579年俄国沙皇命特罗加诺夫家族，招募了一支以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为首领的哥萨克队伍。日，叶尔马克率840人，开始了对西伯利亚汗国的征服。由于俄国人拥有大量的火枪，落后的蒙古人难以抵抗，仅仅一年后的1582年11月，叶尔马克便占领了蒙古人的首都。库楚姆汗一直在其它地区与哥萨克兵周旋，尽管当地人民抗争了17年但最终依旧没能摆脱灭亡的命运。一个人数达二十万的汗国竟被800名俄国人侵占，原因在于蒙古人的技术落后，还有就是汗国内部一盘散沙，使得哥萨克能将其各个击破。随着西伯利亚汗国的灭亡，俄国人成为了西西伯利亚和鄂毕河流域的统治者。（图4 西伯利亚汗国）
三、鲸吞贝加尔湖、旗帜插到了太平洋
俄罗斯人对西伯利亚的扩张，主要动力并不是对土地的渴望，而是皮毛贸易的巨额利润带来的巨大诱惑。大量的俄国冒险者为了获取皮毛、获取利益，前仆后继的涌向了东方。
随着西伯利亚汗国的灭亡，俄罗斯人进一步吞并了鄂毕河上游， 至17世纪初占领了整个鄂毕河流域。随后，分南北两路开始入侵叶尼塞河流域。 从17世纪初开始，俄殖民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吞并叶尼塞河流域并建立了图鲁汉斯克、叶尼塞斯克、库兹涅斯克等重要城堡，巩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同时又为进一步东扩奠定基础。
从被征服者那里，俄国人接触到了一些有关勒拿河的信息。17世纪20年代，俄军分南北两路进军勒拿河流域，北路从图鲁汉斯克沿叶尼塞河支流下通古斯河，上溯进入勒拿河支流地 区，南路从叶尼塞斯克经库塔河进入勒拿河流域，并在勒拿河中游建雅库斯科城堡， 设督军府直接隶属于莫斯科，17 世纪 30 年代末，已基本占领了勒拿河流域。在接下来俄军的东进过程中，布里亚特人骁勇善战，不断袭扰俄国人。俄国人集结兵力在南部粉碎了当地布里亚特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推进到贝加尔湖，在 这里建立了伊尔库茨克等许多城堡，在东部于1639 年推进到鄂霍次克海沿岸，抵达太平洋西 岸，建立了鄂霍茨克城，从1581年到1639年的区区58年间，俄国势力由亚欧分界线的乌拉尔山一路“开拓”到了太平洋！ 17 世纪70年代末，俄国人更是吞并了整个贝加尔湖地区！中国的第一大湖就这样，我们数千年来的“北海”就这样与我们失之交臂。（图5 贝加尔湖）
五、侵占楚科奇、堪察加半岛
由于西伯利亚东北方向楚科奇人的英勇反抗，俄国人一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才吞并楚科奇，在这一过程中，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也被俄国吞下。
六、吞并中国外东北
1643年（明崇祯16年）夏，沙俄波雅科夫率兵132 人，越过外兴安岭，首次染指清政权统治范围。这个时候满清与明朝正在激烈对峙中。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利用这一时机，多尔衮率领满清主力入关，争夺中原，东北地区顿时实力空虚。俄国人不断入侵黑龙江流域。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着手处理东北问题，通过两次交战，俄国人最终议和。由于当时准格尔部落给清朝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康熙最终妥协，将外兴安岭以北和贝加尔湖以东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了俄罗斯。（图6 18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
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落，俄国人通过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获取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图7 十九世纪被掠夺疆土）
从俄国吞并西伯利亚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俄国对西伯利亚的侵占几乎称得上鲸吞！而且竟然往往只是区区几百人的军事团体，反观当时的中国，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是完全的不作为！(图8 俄罗斯帝国的疆域扩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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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的真相
这是一篇中国留德学生（Heran）的著述。
是我从德国“萍聚社区”搜寻关于“德国之声”解除华人记者张丹红职务事件时无意中淘到的。
转录过来，与大家一起学习。希望能够像作者希望的那样，“希望大家遇到外国人问的时候可以有理有据义正言辞的维护祖国的尊严！”
以下是原贴内容。由于无法收藏，并且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原贴被极度标榜民主的德国人给封掉，所以直接粘贴了过来，有些地方略有排版改动。
我要为西藏问题的真相盖座楼5
引用:原帖由 ReggieJ 于
12:43 发表
有人数么？
西藏流亡政府称：目前流亡海外的藏人及其后代总共有12万人。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以后（第一帖）
&&&毛泽东1976年逝世，随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执掌权力。这些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文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并给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大业中的两大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带来了新的机会。
&1978年，中国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单方面的姿态，例如释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可以探望国外的亲属，给一些流亡藏人签发探望西藏的签证。这些行动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对外”策略：试图劝说达赖喇嘛及其跟随者返回中国，解决西藏问题。
&1978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定居香港，能说流利中文)在香港进行了非正式谈判；双方都表达了在西藏问题上和解的兴趣。随后，1979年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告诉他，除了完全独立，其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他还说，达赖喇嘛可以派遣参观团于年访问西藏，实地观察当地情况。显然北京相信代表团会被西藏自1959年之后的进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国家的团结所折服。中国同时觉得，经过了20年的流亡生涯，达赖喇嘛会更迫切地安于在中国做一个新的、更“自由”的领导。
&&&达赖喇嘛于是派遣了三个参观团访问中国，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汉人任荣，向北京报告说，西藏的政治局势很好，藏人团结在党和祖国周围。但是，一个参观团，包括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哥哥，访问青海省的藏区时，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于是和拉萨的任荣联系，问他如果参观团按计划访问拉萨会发生什么事情。据说任回答说，比起安多的农牧民，拉萨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更成熟，他们强烈支持共产党；拉萨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西藏当地官员对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区的政府甚至在参观团抵达前召集居委会，告诫当地的西藏“群众”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对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因为代表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
&&&然而当参观团到达拉萨时，拉萨群众却给了参观团比青海更盛大的欢迎。成千上万的拉萨人包围了参观团：很多人哭着喊着，其他人献上哈达，争相去触摸达赖喇嘛的哥哥，少数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义口号，例如，“西藏独立”和“汉人，滚回去”。任荣，以其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改革无情而著名，无法掩盖这次惨败，以及他对藏民群众情绪的一无所知。
&&&此外，这些访问让流亡藏人增强了信心：他们看到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差，宗教和经院制度几乎被全毁了。他们还发现，尽管藏人群众经历了二十年的共产党宣传，但仍然虔诚地信奉达赖，认为他是藏人的领袖。这让流亡藏人们坚信：西藏应该按照藏族的价值标准，由藏人统治。在流亡藏人的国际支持的历史低潮期，增强了他们独立的信心。
&&&北京的对外政策（与达赖对话）伴随着新的对内政策：北京试图通过改善西藏的经济状况，以及满足西藏人的民族感情来解决西藏问题。
&&&1980年5月，党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前所未有的亲自来到西藏进行调查，以此决定西藏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否需要修改。他们的所见所闻显然令人失望，发现事实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差。胡公开宣布在西藏进行宽松的六条改革，其中一些观点非常突出：
&&& (1)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力……在统一领导下的自主权不能被废除。有必要充分地、独立地行使这一权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况，以及不利国家团结、发展生产的东西要摒弃或修改。自治区应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自主权，可以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放弃某些法律法规，保护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
&&&(2)……和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较低。这一情况显示，西藏人民的负担必须大幅减轻。接下来几年内，对西藏人民实行免税、免征购……取消各种捐税。不得征用群众做无偿劳动。农牧民的产出必须以协商价格购买或进行物物交换，满足双方需要；取消他们的征购配额……
&&&(3)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西藏采取特殊的、适合西藏情况的灵活政策，包括农业、畜牧业、金融业、商业、手工业和通讯业，以期加快西藏经济发展速度……
&&&(4)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教文化事业。藏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藏族文化举世闻名，包括佛教，音乐、舞蹈，以及医药和戏剧；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和发扬藏族文化。所有忽视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绩。
西藏的教育事业进步不够。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我们要努力在西藏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部分文化失传，寺庙中的佛教经典被毁，我们要尽力保护、整理和研究它们。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学会说、写藏语。这是必须的，否则他们就会脱离群众。爱护少数民族群众决不是空谈。我们要最终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
&&&(5)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要极大地加强藏汉族干部的亲密团结。……未来两到三年内，西藏自治区政府职能部门的全职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这样的公开言论令人瞩目，据说比起秘密报告和胡耀邦对党内干部的讲演，这还算温和的；在内部讲演中，胡将中国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钱扔进了拉萨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泽东50年代的更加注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两个主要部分：
(1)民族方面——鼓励复兴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语，用藏人干部代替大批汉人干部，从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区更加藏族化；
(2)经济方面——暂时免去税收和“低于市场价”的征购，发展基础建设，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愿意想50年代那样，允许一个分离的，非共产党领导的拉萨政府存在。这就是胡耀邦指的“在统一领导下”。尽管藏族文化、语言和民族性要增强，工作在西藏的汉人要求学习藏语；但是藏人必须通过藏族共产党干部，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实施自治。从北京的角度看，和解意味着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
&新政策试图矫正文革时期对藏人犯的错，赢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变化也试图回应海外的批评，同时告诉西藏的藏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都不仅仅是宣传。中国政府在1980年后紧接着的这段时期实施了胡的政策的若干方面。整个西藏个人宗教活动大范围复苏，（在一些限制条件下）庙宇重新开放，新的儿童僧人涌进这些寺庙，传统得以复兴。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筑上用藏文标志，公共机构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时使用藏语，藏族干部的人数增加，制定计划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汉族干部离开。不仅欢迎流亡藏人回来访问，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国探访他们的亲戚。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二帖）
随着对内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时继续其对外政策，和达赖喇嘛接触。1979年－1981年期间，双方的非正式会谈继续。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讨论了西藏问题。在这次会见中，胡提出和达赖喇嘛和解的五点方针：
中国已经走上新的时期，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达赖喇嘛应该相信这一点。
2. 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应该开诚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我们不要再纠缠了。
中央政府真诚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们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他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
5.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
&&&达赖喇嘛及其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议上如何回应中国。中国的五点方针尽管提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来说，甚至考虑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难。二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立场强硬，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权力，而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或者一点诚实的野蛮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如果突然显示出愿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治下，仅此一条就能轻易破坏达赖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流亡藏人中的形象，降低其支持率。
&&&流亡领袖同时也担心，历史是否会认为他们是叛徒，永远放弃了西藏的独立权利。这是个富含感情的话题，难以以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和现实政治的方式来进行理性分析。西藏谈判团的一个成员回忆到：他发现自己很难对中国谈判对手笑一笑，握个手。突然之间，西藏问题已超越了国际竞技场上的“表述”之战——达赖喇嘛及其官员手握流亡藏人的命运，他们不得不谨慎衡量他们的决定对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潜在影响。
&&&令问题更复杂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来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诺重建一个“大西藏“，这是上一个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标（就在在年的西姆拉谈判中），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是这对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大量流亡藏人来自那些藏区。自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努力将不同地区的藏民团结到一个社区中，同时也将重建”大西藏“作为基本政治目标。
然而，大西藏的目标完全无视政治现实。西藏已有一个多世纪未统治这些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大片地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回族），很难想象北京会将这么大一块地方拱手让出。但是，如果达赖决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标，则会失信于流亡的东藏人。和放弃独立一样，这也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一旦外界得知达赖喇嘛愿意考虑此事，无疑会永久破坏流亡藏人的团结。
&除了以上限制和解的条件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流亡领袖们的观点。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感觉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派出的参观团的访问显示：西藏的大多数人民仍然拥护达赖喇嘛，因此他们觉得在谈判桌上有一个强有力的筹码——藏人的忠诚。因此，尽管中国有强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支持缺缺，他们仍感到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点多少有点简单化和天真，但是对1982年的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而言，这已足够支持他们保持强硬态度，不进行任何妥协，甚至有压力认为不要与北京在谈判上谈判达成任何共识。他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
&最后，达赖的代表团提出：和谈讨论不涉及达赖喇嘛回归的具体问题。对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流亡藏人代表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说法：如果中国愿意让台湾“一国两制”，西藏期望更多。
&达赖的态度令北京感到失望。他们本希望流亡政府准备好以友好坦率的态度来讨论他们回归的细节问题，但流亡藏人并未打算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西藏。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一无所获，相反，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会谈之后，流亡领袖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和在西藏违反人权，这样的攻击往往超越了实际情况反应的事实。例如，指控中国进行种族灭绝。
引用:原帖由 eisenstange 于
10:43 发表
有个小问题，不知道楼主能否给出一下新中国时期的帖子的引用，等我有空也去看看瞧。
基本观点是用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Lam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97.
Goldstein, Melvyn
C.是美国人，在西藏生活了12年，会说藏语（但不会汉语）。此人对西藏的研究比较透彻，深入，中立。我的帖子基本上是用他的观点。这个人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叫《雪狮与龙：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他还无偿的把他的书公布在网上，大家可以免费阅读。
下面的图片是这本书的封面；下面是这本书的网址：
但是他的书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讲得很详细，比如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他只是一笔带过，也没有讲麦克马洪线的问题。我在写帖子的时候自己也查资料加了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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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三帖）
&尽管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但也不愿切断和达赖喇嘛的谈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国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谈上，藏人带来了准备好的谈判方案。他们声明，达赖喇嘛拒绝中国的五点方针。他们自己的具体建议包括：“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全面内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这样的表态，显然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北京无意讨论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们期望提高西藏的稳定与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让渡给流亡的“敌人”去搞乱西藏，更不用说还要控制大西藏。一方面，达赖及流亡领袖们误判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和北京愿意达成协议的限度；另一方面，他们只是不想接受任何让步。中国的不妥协态度令他们既生气又失望，从感情上也无法相信他们能够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和拉萨的建议不了了之。
&中国则继续推行其对内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西藏加强了胡耀邦所说的自治状况。在这一状况下，大部分官员应该是藏人，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是藏语。此外，新任的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彝族），意味着下一任党委书记可能是第一位藏族党委书记。伍精华随即做出姿态，表现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节日穿着藏装。他还创造一种气氛，支持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看来，拉萨处在一种有希望的气氛中。
&然而中国仍然要承认，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论和集会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国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个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发展繁荣，已经跨了很大的一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华人”签证访问西藏，大部分到国外探访亲属的藏人也回国了。
&达赖和流亡领袖于是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很清楚，北京无意让西藏享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独立。他们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种成功感之中，感觉其改革很可能会赢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们的胃。在拉萨和农村地区，公社被解散了，物质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同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国际声望不断增加，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其与北京的战略关系。因此，流亡政府面临着真实威胁，其在西藏问题中的角色可能被边缘化。
达赖及流亡领袖于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起新的政治攻势——这是他们的“国际游说运动。”一方面，他们寻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经济手段，来给北京带来压力迫使北京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给西藏的藏人以希望。85年后，达赖喇嘛越来越多获得西方支持来解决西藏问题，实质上，想把藏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胃转向他们的民族心。
在达赖的“国际游说运动”中，美国政府是这场新的攻势的中心。美国在藏人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给他们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当美国放弃围堵中国，转而采取缓和政策时，对西藏的直接援助结束了。西藏问题即使从边缘上都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上文说过）。
&现在流亡政府的新攻势，对准了美国外交策略的软肋——国会，寻求重新获得美国的积极支持。这一策略的关键创新是，第一次由达赖喇嘛将流亡藏人的政治讯息带到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政府论坛上。此前，他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旅行和讲演。在西方支持者、捐赠者、美国众议院同情者和国会助理的帮助下，他们发起了一场为流亡藏人的事业赢得美国支持的运动。本质上，此运动重新定义了西藏问题的意义，从国家利益的政治转向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对自由和人权的意识形态的承诺。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动力：引导美国去支持西藏，因为这是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的正义事业。
&&&1987年，运动获得了几个主要突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第一次发表其政治演讲。这是一次精心准备、措词强硬的讲话，他谈到，西藏在中国入侵时是完全独立的。达赖喇嘛将这次入侵称为中国对他的国家的非法占领。特别的，他说，“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过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这次演讲也提出严重的人权侵犯指控，两次指控中国对西藏人民进行“大屠杀”。
&&&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谴责西藏的人权侵犯，指示总统表达对西藏的同情，敦促中国和达赖喇嘛进行建设性谈判。
虽然国会的议案比起早已放弃的1960年克里斯蒂安&赫脱的立场要弱得多，而且仅是“国会的认识”，但是达赖仍将其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以此为起点，国会将驱动建立新的美国对藏外交政策，积极寻求西藏问题以对达赖喇嘛有利的方式解决。于是，从此以后，美国再次活跃在西藏问题之中，尽管是通过国会而不是国务院或行政分支。
达赖在国际政坛上频频露脸，活跃于各个国家演讲中国的“暴行”，得到广大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成功地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达赖在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比起40年前那个不会说英语，也不懂得西方政治的达赖，真让人感叹如今的达赖竟如此懂得玩弄和利用西方政治为自己服务！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00:36 编辑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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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Arterix 于
01:46 发表
。。。。。。
主动放弃诺贝尔奖的人有：
1958年，俄罗斯人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1964年，法国人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1976年，越南人黎德寿（L& Ðức Thọ）拒绝诺贝尔和平奖。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四帖：87-89年拉萨发生的四次骚乱及其原因）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的建议。他们开始沿着内转经道（bogor）前进，这是一条主要的转经道（环绕神圣的拉萨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场。几圈后，警察还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沿着一条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进。他们在那儿被捕。
&&&第一次骚乱：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队二三十个僧人在拉萨示威，表达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对先前示威者的支持，并要求释放他们。警察马上把他们监管起来，开始殴打他们。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总部外面，要求释放这些僧人；不久以后，示威升级为全面骚乱。最后，人们放火焚烧了警察局，一些车辆和商铺，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开火，大概有六到二十个藏人并打死。
&事后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态：1988年初，10世班禅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权做出一些让步，试图平息那些僧人，让1988年2月的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顺利进行。计划是，如果僧人们参加祈祷大法会，并在以后关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将给僧人们切实的财政补偿，放松限制。日西藏政府释放了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态，而仅羁押了15名僧人。接下来，在哲蚌寺的大会上，班禅喇嘛告诉僧人们，政府将拨款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币两百万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骚乱：
&&&日，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的最后一天，&
&当喇嘛们举着弥勒菩萨(Maitreya)塑像的仪式完成时，一个僧人向坐在典礼上的一排官员叫嚷，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一名僧人。一个藏人干部叫他闭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驳说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就这样，正当所有人认为法会平安无事的度过时，局势失控，潜伏的愤怒酿成了拉萨的第二次骚乱。
&&&第三次骚乱：1988年12月僧人在国际人权日上的示威爆发了拉萨第三次骚乱。
&&&第四次骚乱：日，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民族示威，酿成第四次骚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意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了强硬手段控制局势，在西藏宣布戒严。
& 骚乱之因：
为什么在中国采取其缓和、照顾敏感民族情绪的改良政策之时，会发生这一系列骚乱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1。示威部分上是被达赖及其流亡领袖鼓动的。僧人们的示威是为了对抗中国在拉萨的批判宣传，并展示对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的支持。至此，僧人们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响藏人态度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用中国政府制度的框架来理解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力，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它决定。
因此拉萨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代表了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萨的普通藏人相信，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的发言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他们眼中是世界头号军事强权——将很快强迫中国“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过短波电台传播，在决定藏人特别是拉萨人的态度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 3。文革10年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毁灭性破坏。&
4。参与这四次骚乱的藏人多为59年废除农奴制后出生的藏人。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农奴的悲惨生活，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没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们却从记事时候起就经历文化大革命，亲眼所见中国政府对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残。到80年代末期，这一代人正是3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的经历正逢这个热血澎湃的年龄段，让他们成为了骚乱的主力军。
5。中国政府坚持迅速发展西藏经济，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自1984年以来，汉族和回族大量涌入西藏。
&而这一过程的开始，并不象达赖指控的“汉族人口大迁移”那样——是一个中国精心策划的方案，想用汉族“殖民居民”来“淹没”西藏。而是政府意图迅速发展西藏经济的结果。这些发展项目支付的大笔资金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连锁反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建筑工人，其存在又创造了对新的中国餐馆、商店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实际上1984年西藏党委曾试图禁止青海的汉人和回人进入西藏。但是西藏对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现实需求使得禁令无法执行。汉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给临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图的信息；这一信息每年又带来了更多的汉人和回人。今天，连汉族乞丐都到拉萨来找生意。拉萨的大部分藏人对这些情况感到不满：汉人逐渐控制了当地经济，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工作机会。藏人想要经济发展，但却不想以拉萨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构成的变化为代价。
&&&自从1951年“解放”以来，文革的伤害让当地藏人感觉痛苦和愤怒；加速的经济发展项目更加加剧了藏人的这种感觉，也破坏了藏人对改革正面影响的态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问题上——西藏有太多的汉人，他们谋取了太多利益。这种局势反过来又加强了藏人的无力感，以及对汉人主导的权力滥用的反感。
6。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愿意给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自邓小平上台后，佛教迎来了新的复兴，很多一度繁荣的寺庙，例如哲蚌寺，也恢复了其作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总数。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众：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践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却需要得到异族中国价值系统的允许。而在北京看来，这些限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寺庙是激进民族主义和藏
独活跃分子的温床。让那些寺庙的规模和财富增长，只会增强那些致力于挑战中国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这种气氛中，藏人伟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点燃怒火的催化剂。
总之，究其骚乱爆发的原因，本质上是藏人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发。这不是拒绝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对1959年以来，藏人被强权毁坏文化的意外反应。当藏人看见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僧人，他们的民族热情爆发了。他们不是针对贫穷的物质条件，而是发泄对过去的不公正和对现在的不满。
&拉萨的藏人的态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不满和沮丧；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钻研的眼光看，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新的成功给他们提供了除了中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现实选择——他们希望，有了达赖喇嘛的工作和美国的力量，独立彷佛就在眼前。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五帖：达赖与中国政府的较量）
&&&来自美国国会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发生的示威和骚乱，令流亡藏人们下结论：他们认为积聚了需要的关键力量，可以给北京施压以达到他们政治自治的目标。
&&&1988年4月，中国宣布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放弃独立目标，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in
France)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此做出回应。这标志着他对返回西藏的条件的第一次公开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区和政治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统一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的事务。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机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医院，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达赖喇嘛表明他已准备好和中国就此建议进行谈判，并宣布其谈判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荷兰籍法律顾问。
&斯特拉斯堡建议不寻求完全独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说它呼吁给西藏新的地位，还不如说它支持回到清朝统治下的自治权。达赖喇嘛可以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应对西藏事务基本没什么权力。因为这份建议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会谈中就已提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而言没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宣布：独立是个不现实的目标；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完全自治，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勇敢的建议，这份建议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内掀起了波澜，很多人批评它是背叛。
&&&这份建议同时是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复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份建议把北京放在了一个困难的位置。显然，拒绝这份建议会显得北京不讲道理，同时也提升了达赖喇嘛一个政治家的国际声望——为了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愿意做出妥协。
&&&起初，斯特拉斯堡讲话将北京陷入混乱。从基本面上看，中国领导层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妥协方案——达赖不提独立而改为完全自治，但是这种自治比独立少多少？北京的强硬派认为这只不过是达赖耍的政治手段，玩的文字游戏。但是同时，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至少要给外部一种愿意讨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印象，因为它没有要求独立。最后，在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的信号之后，强硬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斯特拉斯堡建议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隐蔽方式而被拒绝。
回顾一下历史，不说中国怎么可能允许成立一个大西藏，单说在中国当时的内部局势下，北京怎么可能让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达兰萨拉在谈判队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顾问，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国，让后者认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终谈判没有进行。
&在此局势不断恶化形成僵局之时，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于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给双方带来一个和解的机会。
&&&中国方面希望打破和达赖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班禅喇嘛的葬礼，想借此机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非正式地讨论政治局势。中国方面相信达赖喇嘛比他的那些顾问们更缓和，直接与达赖会面可能会打破僵局。一个例外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达赖喇嘛面前，他可以访问中国，而不用理清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
&&&但是达赖喇嘛和其高官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流亡藏人的强硬派官员们担心，在和中国高层面对面的讨论中，达赖喇嘛可能会接受比他们所想的更多的妥协。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局势显然对他们有利，流亡领袖们劝说达赖喇嘛不去冒这个险，拒绝了邀请，并告诉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已在达兰萨拉（Dharmsāla，是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一个城镇，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和驻地。因此，达兰萨拉时常以“小拉萨“闻名；在中文语境中，达兰萨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来悼念班禅喇嘛。后来很多人回顾起来，认为这是1978年后丧失的最重要的机会
&&&其间，1989年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小的民族主义示威，并在日酿成第四次拉萨骚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认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强硬手段来镇压动荡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戒严。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个大挫折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海内外的藏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胜利——一个间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明：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是一个信号，全世界都在身后支持达赖喇嘛和中国的斗争。最后，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势没有直接联系，藏人一般对所谓的“汉人”事务不感兴趣，但是天安门事件无疑在中国激起了更强硬的政治政策。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内外策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非中国愿意放弃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斯特拉斯堡建议，否则流亡藏人将继续他们的国际游说活动，鼓励更多的西藏内部示威和新的国际谴责。达赖喇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他的国际建议成功地把局势扭转过来，北京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都处于被动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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