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篇文章
在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会议提出了6个“必须”，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指明了方向。（5月16日新华网）
中等收入群体中的关键词为“中等”，《现代汉语词典》可将其解释为：“等级介于上等、下等之间或高等、初等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收入在整个社会处于中等位置的群体，通俗点说，他们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要知道，任何社会的长治久安都离不开强大中产的支撑。中等收入群体无论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社会文化层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国民中所占的比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状态。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已然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大趋势。
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
其实，我国在2013年就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形”分配结构逐步形成。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存在诸多的重点和难点。
当前，在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却在不断加大。房价、物价上涨、子女上学难、老人看病贵、社保不健全等等，中等收入群体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有限，而面对生活成本的不断增加，不要说是扩大，恐怕一部分中等收入者还将有可能掉入低收入群体。
面对经济新常态，要做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篇文章，不仅政府有责任，中等收入者要给力，全社会也应引起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6个“必须”，抓紧抓好落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各项工作要求。
对中等收入群体而言，首先要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规划、合理消费。中等收入群体自身收入的增加、买房、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问题可以通过合理的人生规划部分得到解决。对于超出当下消费能力的消费欲望要合理控制。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把握机遇，使收入有所增长等。对政府而言，应该采取具体措施，主要在是“减负”和“增收”两个方面下功夫。应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改革等来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存压力，给与其更多的增收、减负的空间等等。
总而言之，当前我们要做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篇文章，不仅要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唯有如此，才能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李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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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的社会需要怎样的文化
作者：舒惠国 孙家驹
　　在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文化需要有一个去魅和复魅的过程。没有去魅，历史文化就成了越背越重的包袱；没有复魅，人类就难以去接近真理的全貌
　　文|舒惠国 孙家驹
　　一个社会在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对健康和文化的需求会趋强，这时的文化产业和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物质消费品产业成长空间会日益增大，但这类产业的健康成长，需要有一个文化的去魅和复魅过程。
　　文化之魅
　　人类是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产物，既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又生活在文化世界中，既消费物质，又消费文化，而且消费物质还往往要对物质赋予文化的内涵。许多商家开发产品、经营景点，并不会只停留于它的物理性质介绍，还会“发掘”它的“文化内涵”，即不会停留于介绍此山有多高，此水有多清，此物由什么构成和效用，还要渲染有某些高人在此隐居，某些名人在此留连，多少明星追捧此物等等。
　　最难选择的是文化产品和文化内涵模糊的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如文物、古董、名人字画、名人遗物等。文化内涵模糊的物质产品是指对某种产品赋予难以准确辨识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效用的物质消费品。文化产品满足的是人们的精神需求，文化内涵模糊的物质产品要满足的是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但人们却又不能辨识这两种需求是否真的被满足，人们陷入了文化之魅。
　　在买方市场中，要吸引投资者和消费者，需要打出一些优势牌，如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环境优势、文化优势、区位优势、成本优势等等，但除文化外其他优势大多是硬优势，是可以量化和计算的，编造不出来。文化牌既重要又比较好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投资和消费的背后都有文化和心理因素在起重要作用；之所以比较好打，是因为文化具有模糊性，难以量化和计算，而且越古越模糊，越古越神秘，于是就有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组合，这种组合如相得益彰，自然很好，但由于“利”
字挂帅，文化往往成了被“利”任意驱策的工具，唱出来的戏也就只能是滑稽剧。
　　科学去魅
　　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昌明的现代，为何有许多人相信有操控万物的冥冥之神、知命通灵的奇方异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养生长寿的仙家秘籍、千里降雨的神奇气功、穿墙透物的特异功能？为何有许多人好古成癖、唯古是信、越古越好、迷信盛行？这与我们的文化发展进程有很大关系。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认为，西方文化走过了一个从神秘到去魅的过程，现代文明诞生于机械学与机械精神的结合。在古代文化中，自然是一种模糊而神秘的东西，充满了各种神明和精灵，人们不能得到他们所企望的东西，需要有奇迹出现，或者通过重建与自然联系的巫术、咒语、法术、祷告去创造奇迹。因而古代文化充满着巫魅色彩。欧洲文艺复兴开启了一个文化去魅过程，它使自然摆脱了充斥善恶神魔的泛灵论、比照人的形象看待一切的拟人论，从而消除了世界神秘荒诞的氛围。机械哲学以数学代替逻辑去描述运动的法则，解释物质力量的作用，预言大量可观察的现象并将它们缩减为单一的机械系统。学者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排除理性与激情之间的任何接触，表现出一种沉着冷静、讲究方法的精神，决不会轻信灵魂的虚构或者星相的感应。科学的去魅把一切都交给了寻求真理的理性，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方文化经过持续几百年的去魅过程，使理性和科学得以高扬，基督教的神学世界观、真理的裁判人、知识的垄断者地位都被科学所取代。这种巨变使西方科技的发展后来居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文化也有过一个漫长的巫魅时代，在战国时期虽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洗礼，但自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与佛道宗教文化相互激荡的汇流文化，儒家创始人孔子避谈神鬼，但并未弃绝它，孔子总体上是个去魅、谨慎、保守的思想家，他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自然和哲学，是在乱世中恢复伦理秩序，他“述而不作”，但也会适时而变。儒家在后来的发展中还深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
　　老子创立的道家哲学是世界最早的哲学，他把人类、社会、天地统纳于自然辩证运行的规律中，高扬自然法则，认为技术、智慧不过是一个陷阱，但老子哲学对世俗而言超然而虚玄，从而留下了神秘空间。道教把民间的原始宗教用道家理论改造成体系化的宗教理论和实践，演绎出了一套神鬼世界和羽化成仙的方术。佛教是一个彻底否定世俗世界的宗教，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假象的、苦难的世界，人只有放弃对经验世界的执着，进入物我两忘的超验世界，才能达到一个一尘不染的涅境界。这种三教汇流的文化，既有保守性，又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既有理性，又有神秘性，同时它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但这种文化不利于科学技术发展，它导致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陷入了一场长达百年的外侵内乱浩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学习西方技术，引进西方学术，同时进行自身文化的反省与批判，但这种反省与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儒家思想，影响所及也主要是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对广大农民、工人和社会底层影响很小，对道教佛教偶有形式上触动，但时间很短。
　　西方文化去魅经历了几百年的科技发展和教育普及过程，与之相比，我们的文化去魅时间相对较短，教育也相对落后，文化去魅远未完成。
　　去魅与复魅
　　西方文化在去魅的过程中坚决而傲慢地排除了所有用传统方法所获得的成果，把这些全都视为谎言、迷信、荒诞不经和似是而非的东西，认为它们都属原始阶段的认识，己经彻底过时，或者干脆当成垃圾抛弃。科学技术把人这个曾经的自然奴仆，变成了自然的征服者和主人，从而走上了极端，导致了自然的衰竭，使人类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莫斯科维奇认为，科学无疑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但同时也使我们变得贫乏，因为它把世界完全抽象化为数字、原子，使我们远离理性也无法接近自然，使现代文明丧失了明智。科学在把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把自然置于人类的统治下，现在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解放自然，还自然之魅。
　　自然复魅是要进行知识的统合。当物理学发现波粒二象性时，“真理不可能违背真理”的著名法则的局限性就显露出来，真理需要知识的互补。科学只关注一般，而我们这些不同的个体则都是具体且特殊的，常识、日常语言、民间文化、艺术等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对文化的去魅、复魅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阶段，不充分认识科学对文化去魅的意义，我们的认识就可能出现常识性错误。
　　正确地对待历史文化对人类的生存和进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般意义在于：没有去魅，认识和实践就都不会发展，历史文化就成了越背越重的包袱；没有复魅，就没有科学与历史文化积极成果的统合，人类就难以去接近真理的全貌。其特殊意义在于：我们今天需要同时肩负起去魅与复魅的双重历史任务，因为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有强大的生态文化支撑，如果没有去魅而复魅，就很容易滑向古老巫魅文化的复活，滑向文化退行而不是文化进化；如果只有去魅而没有复魅，就会在“科学万能”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直至物种大灭绝之火烧向人类自身。生态文化只能是去魅复魅的产物，只能是以生态科学为基础，同时广泛吸取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营养的统合文化。
　　（作者舒惠国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原江西省委书记）
　　／专栏
　　官场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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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社会环境
《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沈瑞英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从社会发展考量，“中等收入群体”（也称为“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体力量，而且其形成及成长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走向的关键性因素。新近出版的《转型期中国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问题研究》一书，以全新的视角对当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其与社会秩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讨，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从2005年起，本书作者就开始对中产阶层与社会秩序关系进行研究，近年来发表了《矛盾与变量：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研究》、《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质疑》、《中产阶级社会并非天然稳定》、《“自在”或“自为”中产阶级与阶级意识》等成果；作者善于“问题导向”，以深入社会现实的创新研究，以期推动政策、制度与机制的建构和安排。这部著作是在对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关系研究基础上，对我国中产阶层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中，这部著作以“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来研究中产阶层，可称嚆矢。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　　其一，转型社会利益主体多维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行为复杂化的中产阶层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从历史纵向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中产阶层已完全不同于以往由政策导向而形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概念，是一个新兴的阶层；从社会横向而论，界定其与各阶层之间关系的依据已不再是政治划线抑或意识形态，而主要是职业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的差别。相比较西方中产阶级来看，其是一种不同制度文化与体制背景下社会转型的产物，多元性、矛盾性与复杂性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对当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分析，把握住了中产阶层具有源于国情及制度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个性特征：即缺乏群体意识、对体制具有依附性、地区性差异较大、消费文化欠成熟；既未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又在内部结构上显示异质性，并体现出职业、身份的非稳定性。　　其二，当前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发育、成长出现“亚健康”病态状况（可称为“中产病”）。这主要表现在“中产阶层的地盘”的社会中介组织混乱、“体制内阶层”腐败怪象等问题。比如，有“中产阶级孵化器”之称的高校，在某些地方存在着办学浮躁、政学不分、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术腐败等乱象，凸显出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大学理性秩序紊乱与道德规范失衡等现象。有的高校中某些大学教授、教师的权利与尊严，存在着被等级化、行政化和官僚化的问题。因此，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一种主要力量，必然会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同时，这也是中产阶层成为转型期社会负面效应“替罪羊”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中产阶层“亚健康”将会导致社会“亚稳定”。作者提出，中产阶层的有些人在制度环境变量下，有可能成为社会上层的挡箭牌，是社会上、下层夹缝中的“三夹板”，是卷进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流险滩和风口浪尖上脆弱、敏感的社会群体。这一阶层的“亚健康”对社会道德状况、政府公信力、社会心理承受力等方面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社会“亚稳定”隐患。同时，倒丁字形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结构紧张等问题，有可能使得“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实现受到影响。　　从社会现实与发展考量，中产阶层的社会作用与力量的发挥，不仅要取决于自身内涵发展，而且要取得同社会其他各阶层和国家的良性互动；中产阶层是具有市场能力和知识技能的，但是成熟的现代社会需要制度扶持与规范；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更需要制度生态环境的培育和引导，需要在不断创新的制度文化中提炼内涵、升华价值和熔铸精神。当前，我国中产阶层存在的“中产病”，以及在社会矛盾中的冲突与变数，不仅促使执政党与政府直面矛盾、冲突与隐患，而且也使我们高度关注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社会生态系统。为此，作者提出应重视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并提出了三个思路。一是对中产阶层的扶持、培育与发展必须统筹谋划、必须有整体性思维的“顶层设计”、“顶层推动”和“高端发展思路”。二是以制度建设对地方政府进行权力制约与监督，对地方利益和地方基层政府竞争秩序加以治理。三是以“制度包容性”，发展社会组织，构建政府主导、“政社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为重点的多元参与、“合作共强”的社会管理模式，从制度上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和释放社会活力。这不仅是赋予中产阶层应有的权利与尊严，而且是重塑社会价值观和健全与完善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战略。这些理论探讨对推动当前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鲁迅先生曾言：“在未有天才之前，须有培养天才的土壤。”同样，中产阶层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主体力量，要健康、成熟地发展，必须高度关注其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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