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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650091）
内容提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地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地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地削弱。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几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是中国的国耻。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样的国耻也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也要牢记。我们要牢记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历史，要牢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要牢记这段历史的惨痛教训。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处于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时期，那些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助日为虐、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民族败类的卖国罪行。记住那些民族败类、汉奸的卖国罪恶历史，一方面有利于全面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防止将来中国再次遭到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侵略，防止将来中国如果遭到侵略的时候，会有太多的汉奸卖国贼。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汉奸实在是太多了。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企图侵略中国的势力，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势力。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汉奸傀儡卖国政权 国耻
在抗日战争时期（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地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地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地削弱。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与抗日战争以前的民国的统一程度相比是大大降低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几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是中国的国耻。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样的国耻也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也要牢记。
1、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扶植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1932年3月成立，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任“执政”，年号“大同”，改用新五色“国旗”，以长春为“首都”。在伪满洲国成立一个月后，即1932年4月，除军政部和军队中的日人外，仅在伪中央政府中就有日本人职员两百多人。在大部分局科中，都有日本人的顾问、参事和秘书。监察局中的重要职位都为日本人所占据。最后，伪“执政”左右的最重要的大部分官吏，包括宫务局长和“执政”近卫队指挥官在内，都是日本人，连“执政”也由关东军所任命的吉冈中将来加以“监视”。总之，关于政府公共事务，纵然中国人在名义上是长官，而主要的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权力却掌握在顾问、参议、监察官、秘书等次级的日本官吏的手中。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溥仪以换文的形式与日本侵略者签署了了一份出卖东北主权的密约。密约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请”日本管理，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伪满洲国的铁路、海湾、水路、空路等均“委请”日本管理；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施，由伪满洲国负责供应；日本人可以充任伪满官吏，其“保荐”和“解职”均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日本有权开放矿山等资源；日本有权向伪满洲国移民等。从这个卖国密约可以看出，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组织人事大权均被日本人控制，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伪满洲国包括当时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热河是1933年3月被日军武装侵占后并入的），其存在时间近14年，直到1945年8月才灭亡。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实行所谓“治安强化”的恐怖主义统治，实行“三光政策”，不断制造“无人区”，不断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日，日军在辽宁省抚顺平顶山，枪杀四百多户居民，共3000余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三千万中国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以溥仪为首的卖国贼的剥削、奴役和迫害。
2、汪伪国民政府
汪伪国民政府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于日在南京成立。当天，汪精卫等汉奸头目沐猴而
冠，粉墨登场。汪精卫任这个伪政权的代主席（1940年11月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在宣誓就职典礼上，汪精卫宣读了所谓《还都宣言》。《宣言》宣称：“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 ，为中央政治会议所郑重决议，国民政府当坚决执行之。所谓实现和平，在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①汪精卫的所谓“实现和平”，就是实现在日军占领下当亡国奴的“和平” 。陈公博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怎样做近代国家的国民》的广播讲话，大肆鼓吹所谓“和平”：“现在中日是宣告和平了，这次和平，不是单方的，是双方的，大家都瞭然于中日两国的前途，东亚的大局，世界的趋势，知道东亚和平的责任，决不是一方所能单独担负的，必得双方共同努力的。因此两国之士提倡于前，两国人民，景从于后，才有今日和平的实现。所以，我们同胞们，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是患难的兄弟。我们要认识中日既是朋友和兄弟，我们应该站起来，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平等的，中国国家是和日本国家一样独立自由的。”②汪精卫、陈公博等所鼓吹的“和平”，是假和平，真投降，真卖国。汪伪政权统治的地区，包括以宁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武汉地区、广州地区以及后来的淮海地区。汪伪政权成立之后，即以中国中央政府名义，参加德、意、日三国法西斯侵略者同盟，并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施政纲领，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等一系列卖国条约。1941年春，汪伪政权卖力配合日军对苏、浙、皖三省沦陷区的“清乡”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掠夺中国的战略资源，推行奴化教育，并组织伪军协同日军进攻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又追随日本对英美宣战，要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共生共死”。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后，汪伪政权也随之灭亡。
3、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年7月下旬，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两地分别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同年12月，日本侵略者为统一华北各地的伪政权，将平津两地的“维持会”与1935年成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于12月14日（即日军攻占有南京的第二天），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伪政权以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北京为“首都”，控制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沦陷区和平、津两市。这个傀儡政权建立后，在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帮助日本侵略者进行经济掠夺等方面进行了很多罪恶活动，大肆出卖中国主权和国家民族利益。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出笼后，华北各地的大小“治安维持会”渐次归并到它的卖国阵营之内。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先与之合并，冀东二十二县编入河北省内，济南、青岛两地的“维持会”，“冀南地区治安联合维持会”和“山西省自治政府”也相继与其同流合污。其地方机构，除了省、县、市、特别市等名称外，在省与县之间恢复了清代“道”级行政制。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建立后，“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归属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这个卖国的傀儡政权才灭亡。
4、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继伪临时政府之后，由日本“华中派遣军”于1938年3月在南京扶植成立的一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伪维新政府是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华中派遣军”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它的所有“政务”，是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的；它全力控制所辖沦陷区的经济，以贯彻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为了麻痹人民的思想，伪维新政府宣传局与日本情报机关合作，控制舆论、文化机关，建立“中华联合通讯社”，作为宣传奴化理论的喉舌。这个伪政权的宗旨是：“反对共产主义，绝对否认国民政府，保持对日本的密切提携。”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之际，伪维新政府并入汪伪政权。
5、伪察南自治政府
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察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建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之组织，设政务委员若干人，由其中推举二人为最高委员，任行政上之首领。其下设总务处及民生、财政、保安、民政四厅。处设处长，厅设厅长。日人于其各级官署皆派有顾问，以总揽行政上之大权。在四个厅长中，民生、保安两个厅长均为日本人。杜运宇、于品卿任最高委员，于品卿任该伪政府主席。这个伪政权受日军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叶冈安直及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直接控制，以张家口为“首府”，管辖察哈尔南部10个县，人口约200万。1939年9月，并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6、伪晋北自治政府
日，日军攻占大同。10月15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山西省大同建立，夏恭任“自治政府主席”。夏恭是清朝举人，年已七十多岁。日本人前岛升担任最高顾问，总揽一切政事，为伪晋北自治政府之太上皇。该伪政权统治晋北长城以内的13个县，150万人口。1939年9月，并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所标榜之施政纲领为“日察如一，铲除我爱，民族协和，民生向上”。伪察南自治政府则为“感谢皇军，铲除红匪，发扬道义，建筑乐土”。 虽各区区十六字，其卖国反共性质，已非常明显。
7、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该伪政权是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蒙奸傀儡卖国政权，日在绥远省厚和浩特（今呼和浩特）成立。经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指定，云端旺楚克（云王）任伪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任副主席，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日人宇山兵士为政府最高顾问（宇山兵士1939年6月调回“满洲国”，以泉名英继任），高场藏捐为蒙古军最高顾问。日本侵略者在平绥沿线屯驻大军，在各地遍设警察机构和特务机关，实行残酷的军事特务统治并肆行经济掠夺。内蒙古地区的铁、煤、云母、盐等矿产品，皮毛等畜产品和粮食皆为日本侵略者所垄断和掠夺。&#年4月云王病死，德王继任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升任副主席。该伪政权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但用阳历），以归绥为“首都”，共辖五盟二市，人口约270万，其中蒙古族约26万。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该伪政权被裁撤。
8、伪蒙疆联合委员会
1937年9月、10月间，日伪在察南、晋北、蒙古相继成立了三个伪政权。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这三个伪政权的控制，日本军部指使伪察南自治政府代表于品卿，伪晋北自治政府代表夏恭、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代表卓特巴扎布，于日在张家口达成了所谓“共同防共、民族协和和民生向上”的协议，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该会是上述三个伪政权的上级机关，可以对下发号施令。日，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9、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又称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经日本军部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今井章二的精心策划，日，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演变而来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布成立。根据日本军部内定，采用推举形式，由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以张家口为“首都”，用成吉思汗年号，挂蒙古旗，其旗颜色由黄、蓝、白、赤四色组成，黄色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古族，白色象征回族，赤色象征日本。赤色宽横条居中，上下各三窄条为黄、蓝、白，意为以日本为中心。由此也可见其卖国傀儡的特征和本质。该伪政府成立后，原察南、晋北两个伪自治政府改为直隶伪政权政务院的两个厅；原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的五个盟也直隶伪政务院；除设立“政务院”外，还设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各厅、盟、市、旗的长官安排，采用蒙汉分治；日本人除任顾问外，还任部长、次长、局长、处长等职，或以参事官等名义，操纵伪政府的实权。同时在伪政府之上，设立日本帝国政府兴亚院联络部，日本军部兵团司令官莲治藩和兴亚院联络部长酒井隆，成为高居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之上的太上皇，德王只不过是他们导演之下的傀儡，一切都得听命于主人的意志。
1940年3月，该伪政权名义归属汪伪政权领导。1941年8月，日本侵略
者将“蒙疆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同时又将其人事作了大幅度调整。掌握军权的李守信被升为有名无实的“副主席”，大批日本人从幕后走到前台，出任
各级要职。德王和李守信与蒋介石秘密联络一事败露后，日本侵略者对此二人更不放心，伪军一切活动都由日军直接指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该伪政
权亦随之瓦解了。
10、伪上海特别市政府
1937年10月，汉奸苏锡文在日军特务部的指示下由北平潜往上海，进行组织伪政权的活动。日，汉奸苏锡文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在上海浦东成立了“大道市政府”，苏锡文任临时市长，挂绘有太极图的杏黄旗。日，经日本侵略者同意，改“上海大道市政府”为“上海市政督办”，苏锡文任上海市政督办，改悬五色旗。同年10月16日由浦东迁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原址，改称“上海特别市政府”，傅宗耀任市长。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傅宗耀仍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0月9日，傅宗耀死后，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由陈公博、周佛海先后继任。日本投降后，随汪伪政权的灭亡而灭亡。
11、伪广东省政府
伪广东省政府是日军侵占广州后建立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日军侵占广州后，加紧扶植汉奸，建立伪组织和伪政权。日，在日军策划和扶植下，成立了伪广东“治安维持会”，由汉奸彭东原任会长，吕春荣任副会长。日，彭东原宣布撤销维持会，并于20日成立伪广州市公署，自任市长。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伪广东省政府组成人员。伪广东省政府主席由陈公博兼任，陈耀祖代理（兼任建设厅长和保安司令）。5月10日，伪广东省政府和伪广州市政府举行了成立典礼。&#年8月，日本投降，该伪政权亦随之灭亡。
抗战时期存在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并非只有上述11个，例如还有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伪河北省政府、伪山西省公署等。上述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以华治华”、政治诱降、分裂中国的恶毒政策的产物。那些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大小汉奸卖国贼们，往往为了一己或一集团的私利，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出卖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主权。一些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不甘心他们失去的王朝贵族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扶植和利用下，走上了分裂国家的卖国道路。溥仪就是这伙卖
国贼的代表。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些人，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以牺牲和出卖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来作为权利斗争的筹码。汪精卫是这伙人的典型代表。汪精卫其人领袖欲、权力欲极强，不甘居于蒋介石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引诱下就叛国投敌，认贼作父，当了汉奸傀儡卖国贼。抗战时期当汉奸卖国贼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极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钱和物质等享乐。极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钱和物质等享乐，是他们当汉奸卖国贼的主要思想基础。具有这样思想观念的人，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的时期，往往不会考虑国家民族的大义和气节，再加上其他诱因，最容易去当汉奸卖国贼。抗战时期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分裂了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也说明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国家的分裂，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造成的。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侵略者不投降，这些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就会继续存在，中国的分裂局面也不会结束。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日本侵华是国耻，汉奸政权也是国耻。这些国耻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公共记忆。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公共记忆，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
只有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才能时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要牢记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悲壮历史，要牢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要牢记这段历史的惨痛教训。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处于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时期，那些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助日为虐、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民族败类的卖国罪行。记住那些民族败类、汉奸的卖国罪恶历史，有利于全面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防止将来中国再次遭到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侵略，防止将来中国如果遭到侵略的时候，会有太多的汉奸卖国贼。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汉奸实在是太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战前的绥靖主义姑息纵容了欧洲的法西斯和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爆发。在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绥靖主义。这种绥靖主义帮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忙。汪精卫等人在抗战爆发后则完全投降了日本侵略者，当了汉奸，还建立了汉奸傀儡政权，成了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帮凶。惨痛的历史教训说明，落后会挨打，软弱也会挨打。对邪恶的、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对过分乞求和平的绥靖主义同样要反对。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企图侵略中国的势力，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势力。中国不能为了经济上的小利而牺牲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能对日本的新军国主义采取绥靖主义的姑息纵容政策。
我国必须大力切实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和反侵略战争的能力。对于国防和军事落后的国家来说，和平只能是一种奢望和幻想，或者是一种被动的赐予，一种一厢情愿。没有强大武力作后盾的和平是不可靠的。这样的“和平”越“和平”越可怕。这样的“和平”是“和平泡沫”，总有一天要破灭。中国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国富军强，才能避免挨打的悲惨命运，才能保持和平与发展的局面。
中国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国富军强，才能避免挨打的悲惨命运，才能保持和平与发展的局面。落后就会挨打，唯发展才有出路！高一历史必修一 16课 抗日战争教案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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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历史事件
南京大屠杀
（日军侵华历史事件）
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指年中国期间[1]
，中华民国在中失利、首都于日沦陷后，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央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2]
战后，中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3]
日是首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出席仪式。[4]
日，《》正式列入《》。[5]
日前，加拿大马尼托巴省议会二读一致通过把每年１２月１３日设为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议案。马尼托巴省成为继安大略省之后，二读通过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议案的第二个加拿大省份。
南京大屠杀背景
南京大屠杀淞沪会战失利
1937年后，日本展开对中国全面大
淞沪会战失利
规模侵略。同年年8月13日~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战役初期，于上海久攻不下，但日军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在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严峻形势，战局急转直下。
日下令全线撤退，四天后失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被日本占领后，日军趁势分三路急向南京进犯。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以西仅300余公里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随着日军轰炸机的大范围轰炸，撤退演变为大溃败，虽然锡澄线上的对阻击日军海军逆江而上进犯内地有重要意义，但南部无锡的快速陷落使锡澄国防线基本没有发挥作用，使北路日军主力一路顺利到达南京。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由于从上海的撤退组织的极其混乱，中国军队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
南京大屠杀南京保卫战
中国统帅部此时深感事态严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开会讨论防御的问题。会议上多数将领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而南京在军事上无法防御，建议仅仅作象征性的抵抗，只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国家首都、孙中山陵寝所在，以及国际观瞻和掩护部队后撤等理由，主张固守南京。中国最高统帅期望保卫首都的作战对的外交调停有利，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的军事介入。出于内政和外交上的考虑，蒋介石最终采纳了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个月，于11月26日任命唐（阶级上将）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副司令长则为及。[6]
根据坚守南京的决策，中国统帅部在12月初日军接近南京城之前共调集了约13个师又15个团共10万余人（一说约15万人）的部队保卫南京。这些部队中有很多单位刚刚经历了在上海的苦战和之后的大溃退，人员严重缺编且士气相当低落，而新补充的数万士兵大多没有完成训练。唐生智多次公开表示誓与南京城共存亡，对蒋介石则承诺没有命令决不撤退。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态度。他下令各部队把控制的船只交给司令部，又将下关至的两艘渡轮撤往武汉，还命令第36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发表《国民政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
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逃离了南京。在6月有101.5万城乡居民的南京市，到了12月初的常住人口据估计还有46.8万至56.8万人，这还不包括军人和从前方逃亡到南京的难民。 22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侨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设立一个给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区。29日，南京市市长宣布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为安全区提供粮食、资金和警察。唐生智还承诺将部队撤出安全区。日，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政府模棱两可的回复，随即开始了安全区的工作。
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同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南京保卫战开始。
日，江阴防线失守主力和第二舰队在中日中被全数击沉，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唯一一道拱卫京畿的水上屏障失守。
日日军发起总攻，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突围、撤退命令，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此瓦解。
南京大屠杀日军进攻南京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
日军羽田部队在黄浦江口残杀中国军俘虏
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苦战三个月，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决策层在是否直接进攻南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为顾虑苏联在北方的军事威胁，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因此，11月7日东京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临时编组为的时候，将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一线（即“制令线”）以东。而日军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南京：15日，的第10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队溃退“独断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击”；22日，方面军司令官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11月下旬，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全面越过“制令线”，分别沿着太湖的南、北两侧开始向常州、湖州进攻。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24日东京废除了“制令线”，并在12月1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就把辎重部队远远抛在身后，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了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日军在抢劫中通常伴随着奸淫妇女的暴行，为了掩盖自己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日军除了杀死受害人，还经常放火烧毁整个村庄。
南京大屠杀南京沦陷
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
。11日晚，通过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图整理而期反攻”。1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突入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88师师长擅自带部分部队向下关逃跑，虽被第36师师长劝阻返回，但已经造成城内混乱。下午，唐生智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师掩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从下关渡江以外，其他部队都要从正面突围，但唐生智担心属于中央军嫡系在突围中损失太大，又口头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使中国军队的撤退更加混乱。会议结束后，只有属于粤系的第66军和第83军在军长和带领下向正面突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突破日军包围，第159师代师长战死。其他部队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这些部队听说长官退往，以为江边已经做好了撤退准备，于是放弃阵地涌向下关一带。负责封锁的第36师没有接到允许部队撤退的命令，和从城内退往下关的部队发生冲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12日晚，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74军一部约5000人以及第36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88师一部和第156师在下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逃到下关的中国守军已经失去建制，成为混乱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过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大部分未能过江或者突围的中国士兵流散在南京街头，不少人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南京大屠杀。[8]
南京大屠杀经过
南京大屠杀轰炸
日军早在攻入南京之前就开始对南京周边地区的狂轰滥炸。1937年11月，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站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更广义的南京大屠杀的起始日期。这一天，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所属第2联合航空队（日刚刚从大连转场到新落成的上海公大机场）对南京市区进行“无差别级”轰炸。上午8时15分，警报声大作，江阴要塞瞭望台报告：大批敌机正自下游向江阴飞来！海军各舰炮手均各就各位。几分钟后，只见一个由33架敌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在3000米高度向西南飞去。
这天正是著名的“9·19空战”日，敌机被我空军第四大队击落4架，击伤1架。中国空军后来的传奇人物自此一战成名。 9时20分左右，警报声又起，海军见1小时前西飞的敌机群正杂乱无章错落地返航，料定必是被我空军击败，便以排炮“欢送”。敌机惊魂未定，无心恋战，未发一枪，未掷一弹，均高速向东逃窜。下午2时30分，又传来警报声，见敌机28架，又在南京被中国空军击溃。这次，该机群未敢沿江飞行，绕开中国高射炮火有效射程返航。[6]
南京大屠杀屠杀
大规模集体屠杀
南京大屠杀主要场所图
进城兵力约50000人，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模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人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夜，解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
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南京大屠杀“百人斩”铁证
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南京大屠杀强奸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行为。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
南京大屠杀文化掠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参与部队
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队部队名称最高指挥官司令官：陆军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中将第3师团先遣队连队长：陆军大佐第9师团：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第16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山田支队（第13师团的一部分）歩兵第103旅团长：陆军少将山田栴二第10军 -司令官：陆军中将第6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第18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第114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国崎支队（第5师团歩兵第9旅团）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
南京大屠杀计算方法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算法一：日设定的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它方式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而日本战犯太田寿男的供词中清楚记述：日军在进行凶残的大屠杀的同时，为了掩盖其罪行，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迫不及待地对横陈城郊的遇难者尸体毁尸灭迹，被处理的尸体总数达15万多具，将这两个数字相加，所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5万；
算法二：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
算法三：根据埋尸记录：慈善团体埋尸18.5万，日军埋尸、毁尸15万，伪政府和个人埋尸4万。将这三方面的数字相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7万。
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录
日的上海《》第二版，标题是《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 惨死同胞约三十万》，原文如下：
（1）山本部
南京大屠杀珍贵视频资料
队集体屠杀二百人；
（2）部队任意屠杀三人。
（3）中岛部队集体屠杀二十六万三千八百三十三人，任意屠杀三百六十六人，暗杀一百八十九人，伤害二十人，强奸五人，拒奸致死八人，抢劫勒索三二人，烧死一百七十八人，强制服役三人。
（4）部队集体屠杀一千六百人，任意杀害二人，勒索二人，烧死二人。
（5）任意杀害三人，勒索二人，烧死二人。
（6）西部部队杀害四人，伤害二人，勒索一人，烧死三人。
（7）畑中部队集体屠杀五百人，暗杀一人，烧死二人。
（8）特务机关任意屠杀三人，暗杀一人，烧死二人。
（9）特务机关任意屠杀三人，暗杀一人，烧死一人，
（10）金条部队任意屠杀二人，烧死一人。
（11）日空军炸死六人。
（12）日海军任意屠杀十人，暗杀二人，烧死一人，轰炸死五人。
（13）横口部队任意屠杀一人。
（14）登一六二九部队毙死二人，强制服役一人。
（15）箕浦部队集体屠杀三十八人，伤害一人。
（16）山田部队任意屠杀二人。
（17）后藤部队酷刑二人，火毁一人。
（18）一六二五部队任意屠杀一人，暗杀一人，烧死二人。
（19）多摩部队有以俘虏作实验材料罪证。
（20）大熊部队任意杀害三人。
（21）冢部部队烧死一人。
（22）（缺）。[合计]集体屠杀29万4921人，任意屠杀403人，暗杀203人，酷刑42人。虏役41人，强奸14人，轮奸5人，强奸致死8人，强盗30人，勒索5人，烧死196人，轰炸死14人，强征服役8人，共29万5890人。敌商敌儒之各种罪行尚不在内。调查委员会并分函各社团扩大宣传，再鼓励人民赶快举发。[11]
南京大屠杀遗属登记
2014年9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登记”阶段性成果。已征集登记1513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内外的272个家庭，年龄最大90岁，最小只有3岁。纪念馆呼吁希望更多遗属前去登记。[12]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12月，在世的幸存者仅剩100多人。[12]
已有272个家庭共计1513名死难者遗属登记，采集了175名的签名和手印。[12]
南京大屠杀史实证据
南京大屠杀收尸记录
紫金山脚下的一处日军屠杀场所
据统计，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万余具。另有中国平民芮芳缘、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此外，日军支持的对尸体也进行了掩埋。如伪下关区公所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公所在城东南一带收埋尸体1,233具；南京市政公署命伪卫生局于1939年1月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一带遗骨3,000具，葬于之东，立“无主孤魂碑”记录埋尸经过。
南京沦陷前，日军曾在、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屠杀平民。有日本部分历史学家曾经怀疑中方声称的三十万被杀平民，实际上包括了这批南京以外被杀的华东人口。而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若被杀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总数可能高达一百万人。
根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兴祖（教授）的研究认为死亡30万人以上。
在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电中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
南京大屠杀非交战国证据
《画刊周报》记载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印有222名“历史的脚印”的铜版路，路长40米、宽1.6米。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200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约翰·马吉在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南京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并在美国《》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救助中国难民时，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杀人暴行：“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
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人证
，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
日军在安全区将青壮年当“残败兵”强行拉出
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影像资料。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审讯期间逝世。
，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陈光秀，在南京，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强奸。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南京大屠杀日方佐证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日军第16师团长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日，日本外相在电文中称：“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译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日军第16师团老兵的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15-16]
南京大屠杀再添屠城铁证
日军旗帜记录南京屠城史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再次获赠200多件（套）文物史料及书画作品。其中，侵华日军十六师团一面载有侵占南京并进行屠杀的国旗、建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慰安所照片、目击南京大屠杀的老兵遗信、带血军刀等文物史料，为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再添新的。据悉，迄今为止，纪念馆在全世界已征集各类藏品15万余件，其中文物达2.5万余件，已有3300多件文物展出。
铁证1：日军军旗
军旗上写着“南京扫荡战”
哈尔滨市民张广胜昨天捐赠了5件珍贵文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南京入城日本旗。旗上详细记录了他从日本到中国参加侵华战争，从天津塘沽港登陆作战开始，由上海进攻南京，然后参加台儿庄会战，经过几千公里，历时二年的侵略经历。旗子最正中的显著位置，用毛笔楷书写的“南京入城”四个大字，旁边注“南京城内扫荡战参加”字样，标注确切的时间为“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日。
旗子上密密麻麻但清晰可辨的文字不光记载了日军在侵占南京并入城的时间，还包括日军占领各城市及入城时间，、、、等地的占领时间都在上面，与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之一十六师团的侵华路线一致。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认为，这面旗子上书写的“南京城内战”中的“扫荡战”，在日文中就有清除和杀戮的意思，可以说，这是日军侵略中国并在南京进行屠杀的直接证物。”
铁证2：慰安所照片
日本友人捐赠 有力回击日谬论
日本友好僧人一户彰晃捐赠的一批文物，主要涉及侵华日军在慰安妇这一领域的罪行，包括两盒军用的高仿品，以及两张慰安所的照片：一张拍摄于北京，一张拍摄于南京。拍摄于南京的这张标注为“兵站御指定将校慰安所”。
这张照片由日本冈山一家媒体在2007年披露，照片正中是一家叫“清富士楼”慰安所的大门，从大门望去里面似乎是一座庭院，青砖瓦顶石灰墙，典型的传统民国民居建筑。这张照片是由侵华日军南京兵站的一名卫生伍长坂本多喜二拍摄的，拍摄时间是在1938年1月。
铁证3：老兵家书
详细描写日军屠城暴行 搜集者屡受右翼恐吓
曾向纪念馆多次捐赠文物史料的日本友人大东仁带来6件文物史料：日版《东京朝日新闻》关于南京沦陷的报道；反映南京沦陷时日本靖国神社和日军在南京情况的《祝贺攻陷南京的靖国神社明信片》、《攻陷南京的明信片》；记载1940年居住在南京的日本石川县出生者名录《南京石川县人会名簿》；介绍日军侵略南京的电影《南京》等。朱成山说，这部电影《南京》反映了1937年日军入城及日军攻占南京后城内的情况，由日本于1937年拍摄、1938年编辑，是日本对国民进行虚假、欺骗宣传的电影，此次捐赠的《南京》电影宣传单，在纪念馆史料收藏上还是第一次。
据了解，为了帮助纪念馆搜集文物史料，大东仁先生饱受日本右翼势力恐吓，但依旧，至今已为纪念馆收集到1200多件文物史料[17]
南京大屠杀史实报道
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日军“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野田岩两名军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带进行杀人比赛的消息。
日，《》记者蒂·德丁发自南京的首篇报道。
日，上海英文报纸报导侵华日军在南京集体大屠杀中说：“城内无辜居民的尸体铺满了街道。靠江边的城门口，尸体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车和载重汽车来来往往在尸体上面走过”。
《画刊周报》（日出版）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原件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85年4月、1988年6月，德丁先生曾两次访问南京，并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8]
由国家档案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在这些日本战犯中，佐佐木到一是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旅团长，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1937年12月，佐佐木到一率部进行了南京大屠杀，直至1938年1月，其所在部队是南京大屠杀中罪恶最大、最凶残的部队之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佐佐木到一被苏军逮捕，后移交给中国政府。[19]
南京大屠杀责任认定
3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肆意杀人强奸
随军记者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
几乎没有。”另有《》社的记者铃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竞赛”作证明时说：“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105和106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150人为止。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冢越说，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106个中国人。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21世纪初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军事训练残暴
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的自负感。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使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轻视。30年代，日本以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20]
南京大屠杀责任认定结果
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20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1932年祸首之一，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1948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于1938年4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
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参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 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 大问题绝不能作主。
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的叔父，于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于12月5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 。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责任。” [21]
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 中岛师团长在其日的日记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据知仅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22]
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12月14日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14000余名。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
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延至19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其军司令官是日军，支持1936年“二二六”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1879年——1945年）。他在杭州湾登陆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项：“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如果发现这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23]
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中将为中国军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他本人就是罪魁。
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刀杀人，他本人强奸十余人。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立即屠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等七人被处。
松井于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南京沦陷第三日（12月15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24]
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揭。
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25]
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翌年2月26日，裕仁亲自召见、朝香宫及，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26]
南京大屠杀真正元凶
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皇叔”，是南京大屠杀真正的罪魁祸首。早在1926年12月裕仁登基前，朝香宫兄弟三人就成为裕仁组织的好战小集团的骨干分子。长兄东久迩宫常驻伦敦，二兄北白川与朝香宫常驻巴黎，定期向裕仁报告英、法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反应。后朝香宫与北白川驾车时发生车祸，北白川当场撞死，朝香宫一条腿粉碎性骨折。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因朝香宫吁请天皇裕仁赦免政变军官，被裕仁认为危急时刻态度不当，将他从皇室成员名单中剔除，好战的朝香宫从此失宠。
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此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结核病发作，卧床而不能主持军务。次日，日本大本营任命朝香宫以陆军中将衔接替松井职务。5日，朝香宫抵达南京前线司令部，立即听取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的战况报告，尤其听中岛今朝吾谈到中国军队经过最初接触谈判后没有投降意愿时，责令部下尽快攻陷南京。在12日南京沦陷前，朝香宫即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亲自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均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但命令的内容却简单而明了：“杀掉全部俘虏！”由于有朝香宫十分明确的命令，日军在南京大开杀戒。
中岛今朝吾所部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俘虏中国士兵14777名，全部被惨无人道地“处理”，这个数字是日本记者的统计，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57400余人，这个数字除了教导总队等战俘18000余人，还包括了从南京城里逃出聚于幕府山西南的平民四万余人。随后柳川平助及其日本9个师团也开始在各地屠杀。朝香宫又委任中岛为南京市区警备司令，在城内大肆屠杀。
1946年2月，中国国防部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根据证据，判定被屠杀人数为30万人，故此对直接当事人谷寿夫等四人判处死刑。1948年，远东军事法庭以当时能够确认的证据判定被屠杀人数不少于20万，其中裁定：“日方占领南京市的两三天里，至少导致12000名中国非武装青少年死亡”、“在实施占领的最初六周内，在南京及其周边遭到杀害的老百姓和俘虏总人数，据认为在20万人以上”。因而不仅判处松井死刑，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被认定承担责任而被判处死刑。
日本著名学者藤原彰、小野贤二等经过研究认定被屠杀人数为15万至20万，南京大屠杀在朝香宫的命令下，自1937年12月集体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2月的小股屠杀，时间长达三个月！据中国南京军事法庭调查表明：共有19万人死于日军28宗集体屠杀，15万人死于858小股和零星屠杀！这历史上最残忍的血腥屠杀，完全出于朝香宫的一道命令，他是南京大屠杀真正的元凶和首犯。而且，后来的档案证实，朝香宫不仅下令屠杀战俘，“有444宗谋杀、集体屠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被证明与朝香宫有关。
事实证明，裕仁对南京大屠杀是不反对的，相反，还对日军中参与屠杀的高级将领予以嘉勉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右翼和一些官方人士掀起一股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和篡改日本侵华罪行的逆流。日，日本《产经新闻》头版头条文章居然胡说《大屠杀是蒋介石的虚构》。国际上对南京大屠杀惨情一直不断补充证据，追查责任。但却往往忽略了日本天皇裕仁及其皇室成员发动二战的罪责，特别是发动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中国对于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有停止过史料的搜集，200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8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007年12月又出版29至55卷近3千万字的史料。
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日本右翼为其开脱时所说的那样是“被动”，他是日本三军的最高统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出席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发布一系列命令，这已被无数铁一般的史料所证明。他于日，亲自在皇宫召见松井石根，任命他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在松井石根率部西进南京时，“裕仁在皇宫里建立了他的帝国最高指挥部来监视所有重要战场。这个指挥部，政治家们，甚至首相也都是被排斥在外的”。[27]
为了更加紧控制军队的动作，裕仁又速派朝香宫接替松井为上海派遣军司令。裕仁对南京大屠杀非常了解，1938年1月，裕仁的表弟、驻德国代表贺阳宫邦宪访问南京，归来向裕仁报告南京惨状，裕仁无动于衷。他的胞弟三笠宫崇仁亲自向他报告南京日军暴行，他亦并未予以干预和制止。
日，朝香宫回国复命,裕仁就在皇宫接见并对他的屠城“战绩”大加赞赏，特赐雕有日本皇室菊花纹徽的银质花瓶一对，以示褒奖且因“战绩”恢复朝香宫的皇室身份。他的军衔也因屠杀“有功”而被晋升为大将。在此之前，裕仁闻听朝香宫率军攻陷南京，曾向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也是他叔父的闲院宫亲王谈到，对朝香宫在南京的行动异常满意。闲院宫据此向朝香宫发出贺电：“战绩卓著，史无前例”。此后，朝香宫与裕仁的关系更加密切，经常会晤，也一同打高尔夫球。2月26日，裕仁同时接见了南京屠城的两个元凶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对他们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也各赠一对皇家菊花纹徽银瓶以示褒奖（其实，松井于日到19日只在南京住了三天，而大部分时间直接在南京指挥屠杀的则是朝香宫）。
朝香宫及裕仁等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得到了麦克阿瑟的庇护。
日本投降后，为逃避审判，裕仁首先将原来委以重要军职的皇室成员调离军职，并与麦克阿瑟会晤后，最终获得美国政府“不得审判天皇及皇室成员”的承诺。南京大屠杀的首犯朝香宫最终得以逃脱极刑，逍遥法外，终日以高尔夫球自娱，以94岁高龄于日死去。[28]
日，日军占领南京，随之而来的是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的灾难，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侵略东北期间，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并侵占绥远的目的，策划了德王成立伪“蒙军政府”事件，但因中国军队部发动绥远抗战，德王失败。武藤章参与了的全部过程，并出面善后，指挥德王后撤以保存实力。1937年，武藤章调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课长，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建立兵站、组织兵员等。
是“扩大派”主要成员，坚决主张立即扩大侵华战争，不仅向华北，同时向青岛和上海出兵。最后，武藤章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的侵略战火很快在中国大地蔓延。武藤章也因提出扩大侵华战争计划，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天皇。
武藤章不仅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成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先锋。“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于是，武藤章又提出派兵在杭州湾登陆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后，日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得逞。因献策有功，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就任新职后，又提出立即进攻南京的建议。日，日本大本营采纳了他的建议后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29]
南京大屠杀发现真相
中国军队将领视察前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档案时发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民政府即公开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分别派人赴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及日本东京，全方位开展了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动。其中，1938年初春秘密派遣人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是二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在敌国首都宣传的范例。这不仅仅是将一段被埋没的历史事实披露于世，而且有力驳斥了所叫嚣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当时从未听说过中国国民党政府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说法”等谬论。
在整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卷宗时发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处长1938年4月致蒋介石的一封密呈，密呈中称：“国际宣传处”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将国际宣传处嘱其秘密携去之英日文宣传品广为递送。此中有甚多外人叙述日军
暴行之文件，更携有外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约东京各使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士绅作数次演映等等。
之后又发现了一份《三名外国友人日本之行报告》的英文档案，虽然与《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不是同一案卷，但两相对照，内容竟相谋合。通过这个案卷，了解到，“国际宣传处”因为工作需要，一般派外籍人士开展工作，这次秘密赴日宣传工作的就是4位外国人，其中有3位是日本人，由于当时仍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同时这又是一次秘密行动，所以他们都没有留下姓名、身份、甚至性别。另外一位外国人，我们在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在1月18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将约翰·马吉摄制的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送到上海柯达公司冲洗，赶制了四套拷贝，然后在上海美国社区的教堂中放映。“调查委员会（英国）的莫瑞尔·莱斯特（小姐）碰巧看到了一场放映，她认为如果日本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胶卷，他们将会着手停止敌对几个星期后，她报告说她已经
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徒领袖放映。”从时间上看，莱斯特小姐的义举与3位日本友人赴日是一致的，应为同一行动。
这两宗案卷的发现表明，中国政府当时派员赴日本东京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不仅是一次在敌对国首都揭露真相的行动，还是一次受害国政府和人民对日军暴行的一次近距离的最直接的抗议和呼吁。
南京大屠杀申报世遗
2014年2月，南京市下发通知明确“”申报，申遗工作由市工作办公室总负责，由市档案局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牵头。同时，南京市档案馆首次向媒体公开了一批珍贵档案，这批档案形成于1937年至1947年，共183卷，详细记载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罪恶事实和日军侵占南京期间犯下的大量罪行。
183卷档案分为大屠杀暴行、掩埋尸体、市民呈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慰安所等方面，都是民国南京市政府留下来的。大部分为原始件，为“孤本”、“珍本”，不仅具有独特性，而且具有稀有性。
“”又称“世界记忆工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延伸，旨在抢救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中国已有7项文献遗产入选《》[3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已经收到了中国将日本强征和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世界记忆”计划)的申请。[32]
号到6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在阿布扎比召开会议，审议南京大屠杀申遗。此次申遗提交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资料还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京字第一号证据”的16幅日军暴行的照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女士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珍藏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原始胶片及摄影机。此次申遗是对日本企图对“神风特攻队”申遗的有力回击，无论是否成功，都表明了中国在维护历史真相上的坚定立场。[33]
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在总共47个入选项目中，中国申报的档案榜上有名，但另一份慰安妇档案遗憾落选。
至此，在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346份文献和文献集合中，来自中国的已达到10份。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显示，中国提交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共分三部分，分别包括1937年至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期间大肆杀戮中国军民和平民的档案；1945年至1947年，对日本战犯调查和审判的档案；以及1952年至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提供的文件。[34]
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
南京大屠杀纪念节日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的决定草案。[35]
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中国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4]
日，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正审议将每年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法案。报道称，虽然当地的日本文化会馆发起反对法案的签名征集活动，但由于该省华人众多，且不断有省议员赞成，预计法案通过可能性很大。[36]
日，加拿大马尼托巴省议会通过把每年12月13日设为该省“”的议案。[37]
南京大屠杀具体活动
为了更好地让后人记忆史实，遗憾的是，在80年代以前，我国的传媒常常忽略了南京大屠杀，《新华日报》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有30多篇南京屠杀的报道，之后就直到1982年提才又有相关报道。（《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记忆中的消失》）
为了纪念这场震惊世界的惨案，1985年，南京人民在当年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现场遗
址之一的江东门建立了一座，并在展厅陈列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图表、照片和实物，揭示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杀、烧、淫、掠的种种。此外，还在其他屠杀现场如、草鞋峡、中山码头、汉中门等遗址及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中华门外等处，建立了15块纪念碑。
日上午10点，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南京城上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省市的各界代表，驻宁部队代表，以及专程来宁的外国友好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行“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暨纪念馆扩建工程竣工仪式”。[38]
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4]
日，7时整。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举办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进行升国旗和降半旗仪式。纪念馆广场中央巨大黑色“灾难墙”墙上，映衬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白字。中国第二次以国之名义祭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同胞。[39]
南京大屠杀评价
南京大屠杀日本
“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一切都是正常的战争伤亡。”这是多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辩解之词。
2014年12月，日本政府曾通过外交渠道表示：“这不符合日本的见解。具体的受害者人数难以认定。”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解释称，这一交涉“可以被理解为(日方)实际上对中国提出的‘抗议’”。[40]
日，针对中方去年12月13日在国家公祭仪式上称1937年南京大屠杀导致“30万同胞惨遭杀戮”一事，日本政府当月向中方“提出交涉”，表示这一人数“不妥当”。此事此前并未对外公开。[40]
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称：“有必要坚持立场，但反驳过度容易给欧美社会带来‘不反省历史’的印象”。[40]
日军投降后遭苏军屠杀，幸存者称是南京大屠杀报应。（回忆遭遇苏军屠杀的经历时）南部后面说的话在日本现在这一代人中很少能听到了，他说：“我去过南京的纪念馆，这是因果。”[41]
南京大屠杀美国
已故的美核袭广岛领航员西奥多·范·科克少校评论：“日军在巴丹死亡行军、南京大屠杀和偷袭珍珠港时何曾考虑过道德？”[42]
南京大屠杀中国
事实上，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重申，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定论。[40]
日本国内极少数人试图抹杀、掩盖、歪曲这段历史，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与日本领导人开历史倒车的错误行径一脉相承，应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中方严肃敦促日方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40]
．新华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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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引用日期]
．政府网[引用日期]
徐志民．《南京沦陷八年史》(增订版,上、下卷)：《抗日战争研究》，2013(3)
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5），1984年8月份《偕行》杂志
《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1984年12月。
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
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于1990年5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
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
．网易新闻．[引用日期]
《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283页。
．新华网（来源：北京日报）．[引用日期]
．永不忘却-南京大屠杀史实（新浪）．[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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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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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