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团长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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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团长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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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团长的马&&&&
上官团长的马　　
作者:莫言　　　　1976年3月，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后勤处的马车班。马车班只有两个兵：班长和我。班长管着我，我管着三匹马。　　　　三匹马一匹黄，一匹红，一匹黑。黄马和红马年轻力壮，每天早晨，它们和班长一起，将一车粪干从团部大院运到农场，晚上再把农场生产的蔬菜拉到团部食堂。　　　　黑马是匹双目失明的老马，班长和红、黄两匹马走后，我就把它拉到院子里晒太阳。黑马臀部有一个烙印，模模糊糊的，像数字“13”。它的右耳上有一个豁口，臀部和大腿上有几圈比鞋底还硬的老茧。它的眼睛虽然瞎了，但依然蓝汪汪的，好似两潭深水。　　　　第二年，班长复员了。团部与农场之间的运输也由汽车代替。红、黄两匹马处理给了团部旁边的丁家大队。黑马又老又瞎，一时找不到买主。后勤处的领导跟我谈话，让我到团部食堂做饭，等处理了黑马就去报到。就在这时，父亲到部队看我来了。　　　　那天，我给黑马刷着毛，父亲站在我身后，絮絮叨叨地说着村里的事。父亲突然不说话了。我抬头看到，他的眼里放出了光彩。他把我推到一边，抚摸着黑马臀部上那个模糊的烙印。然后，他又转到马前，托起黑马低垂着的豁耳朵。我看到父亲双手颤抖。我听到父亲激动地喊：“这是上官团长的马！”父亲拍着黑马的额头，问：“马，你还认识我吧？我遛过你，我饮过你，我喂过你……”　　　　父亲说，1948年，解放军九纵十三团驻扎在我们村，团部就设在我家厢房里。团长姓上官，是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上官团长高挑个儿，走起路来像小旋风，说话嘎嘣脆，见了百姓不笑就不说话，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那时，我大哥刚1岁，长得挺招人喜欢，上官团长一见他，就对我娘说：“大嫂，把这个孩子送给我做儿子吧！”娘就把我大哥往他怀里一送，说：“给！”他就把我大哥接过去，举起来，举起来……　　　　黑马那时还是匹小马。5月里，团长骑马去看地形，中了冷枪，当场就牺牲了……小马把他驮回来，浑身是血，耳朵也被打豁了……　　　　“孩子，”父亲眼泪汪汪地说，“去求求你们领导，把上官团长的马卖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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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上海王”柯庆施是个什么样的人?
来源：综合
作者：马达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
　　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年的七八年间，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紧跟毛泽东
　　柯庆施到上海后，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主要是1957 年底到1958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毛要胡乔木、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浙江陈冰和上海张春桥也一起参加，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报告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它是依据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起草的。报告概括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特别是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更切合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全国大跃进的心思。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柯庆施对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
　　1957 年3 月20日，我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晌，柯庆施“左”的思想也膨胀起来。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
　　那时我在《解放》杂志，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没有铁如何炼钢?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
　　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讲条件，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夸风，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结果是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
　　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读过简易师范，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有一些见识，但对于搞工业、办经济却不在行。在“大跃进”那个年代，他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推动一切，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种“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领导人。
　　一言堂
　　由于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在当时党政体制下，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往往一锤定音，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柯为了显示“第一书记”的重要性，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
　　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闵行区是大工业区，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货运繁忙，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占用了一些农田，这本来是必需的，无可非议的。不料，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评说，你们要不要吃饭了，占用了农田，天上会掉下粮食吗?马路造得如此之宽，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实际上是整陈丕显。现在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条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宽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七千人大会)，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在讨论刘少奇报告时，都相继开会，由主要领导人带头检讨，可柯庆施知道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的报告，他迟迟不表态，也不肯检讨。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送给柯看。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
　　讨论时，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我发扬民主不够”，十分恼火，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狠狠地批评我：“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民主?”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柯为这一句话，指桑骂槐，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真是霸气十足。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什么也未检讨出来，连“发扬民主不够”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
　　有一次，我为柯庆施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会议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要开的，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讲话稿我改了几遍，柯认为满意，可是，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他突然发火了，而且火气很旺，说：“马达，你看过主席批示的电报吗?你知道开这个会是谁讲话吗? 你说，你说&&”
　　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气批了二十来分钟，我坐立不安，浑身冒汗，等我冷静下来，把讲话稿拿过来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来讲话稿开头，只写了他是市委第一书记，未写政治局委员，因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的，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这时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
　　这里我要插一段故事。柯庆施在党员干部大会上，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有些干部跳舞。当时一些机关每个周末组织一次跳交谊舞的晚会，是休闲娱乐性质。柯在大会上批评说，有些干部做工作没有心思，热衷于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指示市委机关今后不准跳舞。许多干部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我的确没有看到过柯在市委机关跳舞。
　　可是，一次毛泽东来上海，准备住两三天，柯连声关照市委办公厅要组织舞会。文化俱乐部( 现为花园饭店)有较好的舞池，由办公厅通知，派汽车把戏剧学校、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接来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泽东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个个投入他的怀抱。而令我惊讶的是，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
　　在市委机关，有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部长喜欢历朝字画，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并选购一点，这件事被柯庆施知道了，在市委常委会上，他多次进行批评，说有的领导同志不去基层调查研究，却去淘古董，你们要风流，这是玩物丧志呀。对于这种任意上纲的批评，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讶。
　　柯庆施对报纸抓得很紧，他是认真贯彻毛泽东“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报纸”指示的。不过，他所谓的抓，主要是批评，而且习惯于上纲上线的批评。那时《解放日报》的正副总编辑听到柯庆施要找他们谈话，都十分紧张，无事不敢走进他的办公室和家门，柯反而责怪他们：我家门口有棍子吗?你们为什么怕到我这里来?
　　当时中东战争正在进行，《解放日报》国际版一条新闻的标题标得客观了一些，这本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今后注意就是了。由于当时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了国际形势问题，柯马上拿这个例子来批评，说这是你们站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是有没有阶级斗争观念问题。
　　又有一次，《文汇报》学术版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的文章，说社会主义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分配不当也会造成社会不公。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可是柯庆施看了十分恼火，要我把《文汇报》总编辑找来责问：你们发表沈志远的文章是什么意思?他是民盟，是党外人士，难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还要他们党外人士来解释吗?我在场听了柯的话，感到不可理解，一个人头脑被“左”的思想堵塞了，连是非也不讲了。
　　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柯庆施完全是按毛泽东那套“左”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柯庆施搞一言堂，爱整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党内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尽管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但这种错误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只表现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而对这种错误的清算，不能只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而要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纠正错误及其影响，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去解决。
　　有政治头脑，勤恳工作，律己清廉
　　柯庆施在领导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线的错误，但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上，也有一些应该肯定的地方。在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到，柯庆施虽身处高位，但并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人，他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善于遇事作分析，尽管受“左”的思想体系的羁绊，但和庸庸碌碌、忙于事务的人不能相比。
　　他每天一清早就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在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出版的本市各大报和《人民日报》。他白天开会办公，晚上在家看书，批阅人民来信和找人谈话，极少应酬和出外游玩，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等打一种叫“捉猪”“捉羊”的扑克游戏，方法比较简单，可以计分。
　　我的办公室在市委办公楼的隔壁，仅十几步之遥，晚饭后柯每天在宿舍院子里散步，他经常叫秘书把我找去，陪他一起散步，询问我一些问题，比如，“我看到人民来信说猪肉涨价，你到菜市场去看过吗?”“有人反映，市区来往的货车空载约占一半，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个调查?”“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书，哪个版本写得好些?”等等。
　　他从不问吃喝玩乐的事，也不谈与工作不相干的事，边走边谈，思想开放，听得进意见，对话也很自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做戏”的那个人，而是一门心思考虑工作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还原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
　　柯庆施在一些场合，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吹喇叭”，但他冷静下来也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61年初，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需要调整，柯也感到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他既对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标感到有失偏颇，也对有人主张“大跃进”要下马表示坚决反对。
　　这时薄一波送给他一份关于上钢一厂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缺乏分析，列举了一大堆困难和问题，结论也比较悲观。柯看了以后，要我带一个工作组去上钢一厂蹲点调查，反复交待我：情况要摸实，原因要找准。我们深入调查了两个多月，比较全面客观地作了了解。在我们调查期间，他要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三次。这次调查，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我认为柯庆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柯平时也经常下厂，和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一样，看看、听听、说说就走过场了，但也有比别人认真的地方。
　　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柯庆施是有头脑、有主见的，他事先反复酝酿，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领导意图，到大体的思路，到修改定稿，一般没有“朝三暮四&&的事。在市委常委会讨论文件时，对有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不是全包下来，一股脑儿往起草人身上推，而是择善而从。
　　有一次，柯庆施陪毛泽东到上海郊区视察，毛突然发问：“柯老啊，你可知道，为什么叫上海呀?”柯一时语塞。回到办公室，他连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处。一时间到哪里去查啊，我翻了上海县的地方志，并未有详细记载。毛泽东知道后笑着对柯说，上海这个地方原是海滩渔村，既有上海村，也有下海村。后来我又查了有关书籍，果然如此。
　　柯庆施的生活比较简朴，除香烟不离手，偶尔喝几口老酒外，没有什么更多的嗜好。成天开会，找干部谈话，也从不到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除了按规定，他享有一些烟、油、肉等特殊供应外，应该说他是廉洁的，不像有的领导干部讲排场，搞宴请，下乡时大吃大喝。
　　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里谈修改报告的事，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务的干部拎着一只金华大火腿送来，他一进门，柯就问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未等来人的回答，柯声色俱厉地说：“你给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这位干部吓得拔腿就跑。我看在眼里，心想，大家都说，到柯庆施家串门的人很少，大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柯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柯庆施在1965年就勾结&四人帮"，我认为这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文/马达《文汇报》原总编辑) 来源:非常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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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荧屏上疯狂播出、网络上口水不断，《我的团长我的团》在争议中前行。&&&&《士兵突击》原班人马打造的战争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正在江苏卫视等四家卫视播出。编剧兰晓龙14 日接受采访时称，在他眼里，剧中所有人物都是“小丑”。&&&&关于故事　　要了解历史读黄仁宇的书&&&&除了《士兵突击》的拥趸，关注《团长》的很大一批观众是对这部戏的历史背景――中缅边境抗战史感兴趣，想通过观看这部剧，对那段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团长》编剧兰晓龙直言，如果想了解那段历史，可以去看黄仁宇写的相关图书，他创作时就受到了黄仁宇的影响。&&&&兰晓龙说，1942年，我们的远征军在战场上损伤特别大，入缅10万大军，战争结束只剩下不到4万人，很多人都成了炮灰。“我的想法是，能不能从一个底层军官的眼中看待这件事，最后决定写这样一个炮灰团、一群溃兵。”兰晓龙说，除了几个地名，其他都是虚构的，没有真实的人物和战役。不过，虚构不代表闭门造车，“史实占了 60% 的神，形也许一点都不像，也有可能就是很像，因为我和那些老兵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逻辑”。&&&&关于人物　　龙文章是悲凉的小丑&&&&《团长》塑造了一群人物，在兰晓龙眼里，他着力描写了五个角色，分别是孟烦了、龙文章、虞啸卿、迷龙和郝兽医，其中戏眼是孟烦了，戏魂是龙文章。&&&&有观众评价段奕宏演得太过了，兰晓龙不以为然:“这部戏的人物在我眼里全部都是小丑，但都很有社会道德。龙文章身上没有英雄主义，他是一个悲凉的小丑。他所有东西都是虚的，只有虚张声势。”&&&&与《士兵突击》纯男人戏不同，《团长》中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刘威葳饰演的上官戒慈，一个是袁菲饰演的陈小醉。对于这两个女人的出现，观众评价不一。该剧导演康洪雷回应说，《团长》是讲军人，讲百姓，讲天南海北的事，很有可能存在爱情。康洪雷说，这帮人抵抗外敌、保护残破的国家，他们配拥有爱情。&&&&关于台词　　搞笑的多经典的少&&&&除掉还算震撼的战争场面，《团长》绝大部分内容是人物在插科打诨、拌嘴、晒太阳、吃饭，比如追条狗能追半小时，吃个饭晒个太阳又是半集，于是细节和台词成为观众观赏的重点。&&&&在剧中“拉上掉队的，追上那些臭不要脸先跑的”“回家不积极，脑子有问题”“他虽然是牛魔王，但的确是吃草的”等搞笑台词层出不穷。但截至目前，还未出现像《 士兵突击》中“ 不抛弃不放弃”那样的经典台词。对此，康洪雷说，他拍这部剧时，并没有想树多高的一个主题。他认为真正好的电视剧，观众可以从中自己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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