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民国时期各地军校汇总
民国时期各地军校汇总
军事院校名称 所在地
北京宪兵学校 直隶京师
天津北洋武备学堂 直隶天津
湖南陆军小学堂 湖南长沙
武昌陆军中学堂及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 武昌/清河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 京师清河
保定陆军讲武学堂 直隶保定
云南陆军讲武学堂 云南省昆明
云南陆军讲武学堂韶关分校 广东省韶关
中山军事政治学校 陕西西安
湖南陆军讲武堂与湖南陆军干部学校 湖南长沙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
广东省广州
新疆陆军军官学校 新疆惠远
东北陆军讲武学堂 东北奉天
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 直隶北京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广州长洲岛
陆军工兵学校 江苏南京
陆军化学兵学校 江苏南京
陆军通信兵学校 江苏南京
陆军辎重兵学校 江苏南京
军医学校 江苏南京
峨眉训练团 四川峨眉山
海军军官学校 上海
汉阳兵工学校 湖北汉阳
南京炮兵学校 南京汤山
骑兵学校 甘肃天水
中央陆地测量学校 江苏南京
中央航校 杭州笕桥
空军军士学校 四川成都
空军机械学校 江西南昌
空军幼年学校 四川都江堰
防空学校 江苏南京
广西航空学校 广西柳州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及分校 川陕延安
国民政府组织的各地特别训练班 全国各地
国防医学院 江苏南京
国立政治大学 江苏南京
中央警官学校 江苏南京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 湖南衡阳
军统临澧特训班 湖南临澧
中央训练团 四川重庆
中央训练团东北分团 辽宁沈阳
辽宁省训练团 辽宁沈阳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 四川綦江
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学校 江苏南京
国民政府军事情报训练机构 全国各地
国民政府情报控制训练机构 全国各地
云干班 湖南、江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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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宪兵学校的回忆
前清末叶的中国军队都是巡防营和绿营，其军风纪之坏不可胜言，时有军民冲突之事发生。光绪三十二年在天津塘沽办了一个陆军警察学堂，这个学堂里的学生都是由各省挑送，为数约60余名，毕业后派回本省担任维持军队的军风纪。这个学堂只办过一期。到了辛亥年即1911年冬季即被撤销，陆军部另在北京办了一个宪兵学校，将来所有陆海空部队外出军人的军风纪事务都由宪兵维持和纠正．所以宪兵学校四个字前面不必冠以陆海空的字样。
宪兵学校设立在北京东四牌楼四条胡同。学校的学员队名额70余人，由陆军部分配各省名额，例如四川、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广东、云南、陕西、辽宁等省可保送3名至5名，浙江、安徽、吉林、黑龙江、贵州、广西、山西、甘肃等省只能保送2名到3名。我是这年由安徽保送到校，同去者还有何之铭。新疆、青海两省当时没有保送。校里另有军士队的组织，约有80人，这是由驻京、热、察、绥各部队在军士中挑选保送而来。
学员与军士两队共有150多人。学校有马100匹，马厩在安定门外。学员队的学科有治安警察法、行政执行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法学通论、违警律、平时国际公法、战时国际公法、骑兵操典、步兵操典、侦探学、心理学、日语、英文等。术科有马术、步操、刺枪、劈剑、摔跤、捕绳术等。军士队则侧重于各种术科，学科比较少。两队的术科教官均系专任；学科的教官十九都是兼职，多从陆军部职员和大理院推事之中及司法机关聘请担任。学员队毕业期限规定为两年，军士队一年。
我记得到毕业前两个月的时候，校长殷学潢叫我们站队听讲话。他说，从下星期一开始，大家日常谈话一律用日语，以资练习，而备出校应用云云。我极愚笨，但也只好勉强应命，否则不能过关。我还记得校里有三个日本教官，内有一个名叫片桐次郎，他的劈刺摔跤很好，在北京极负盛誉。他同殷校长很要好，殷校长跟他学习摔跤，颇有所得。在北京的日本商人由他介绍而与殷校长往来的很多，有人说殷校长是个日本通，洵不虚传。殷学潢究竟是什么人物呢?他的内弟王锡祥也在本校肄业，他是湖北省保送到校的，与我同队并同寝室。他同我无事闲谈过，说殷学潢是科举时代的一个举人，张之洞主鄂政时，把殷学潢保送到日本留学。殷从振武及宪兵学校毕业后，与袁世凯的三儿子袁悲巷结为莫逆之交，时值北京成立宪兵学校，他这个校长是袁悲巷替他活动得来的。
宪兵学校开办的第二年即1912年的6月中旬，库伦当局宣告独立，陆军部有令到校，命令殷校长将校里所有员生组成一个北伐别动队，以袁悲巷为别动队大队长，以殷学潢为副大队长，组织成立具报后，协同北伐军整装待命一致行动云云。殷学潢与袁悲巷接到部令之后立即照令而行。袁悲巷是公子阔少，他不过是想出一个风头罢了，殷学潢则求之不得，得此机会卖点力气，将来可以接近袁世凯，随时有转上政治舞台之可能。所以他当时兴高彩烈地鼓着劲头干。不意事与愿违，库伦当局忽与北京当局联系(其内幕不得而知)，北伐军并未开动，库伦就自动地取消独立。这是同年8月初的事情。殷学潢春梦一场，只得把员生们恢复建制。
1931年殷学潢在南京中央军校当教官，我于是年三、四月间到南京去，一天路上碰见他，看他那种憔悴样子与前大不相同。人事之消长变化不可想象。l7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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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洋武备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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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之位置和架构
北洋武备学堂(简称老武备)在天津白河下游东岸，大直沽以北，唐家口子以南。对河西岸附近为海大道及英国租界紫竹林码头，轮舶往来，帆樯如林，码头百货堆积如山，地位非常重要。
老武备在东岸辟地1000余亩，拨天津练军营兵丁一营，修筑方型大土城以围之。土城墙上，筑有通道和女墙以为护墙。临白河一面之南北两城角处，并筑炮台两座，台内地下凿空为贮存弹药之地下室。城墙外面围以壕堑引水形成护城河，并在河边遍植杨柳。城之西面，临河开一营门；北面对唐家口子也开一营门，均设吊桥。城内中央为堂址，建旧式瓦房500间。北面有演武厅，东面有弹药军械库和轻汽球房及马厩，南面为职员住宅。东南隅开大水池，引白河水流人为练习架设军用桥梁之用。池之中心有一小岛，上植花木，以为全体人员游憩之地。池西留有一座民间庙宇(五圣庙，内有僧众)。堂址西面宽阔草地为大操场。
全堂正门西向，六扇大门，门上绘有“神荼郁垒”彩色立像，一如旧式衙署。堂内六进，分六大部分。大门内左为卫队房，右为号令房、号房(传达)、杂物库房；第二进为办公室及大堂；三进为讲堂、中德教习室、仪器室；四进为饭厅，大、小厨房，剃头房，浴室；五进为学生宿舍和自习室；最后为步枪暂存室及修械室。堂之四隅均有厕所。
堂外大部分为大操场所占，放眼一观，非常开阔。堂之四围亦皆植树。土城外以东附近辟有打靶场，为学生实弹射击练习之所。土城北距老龙头(老火车站)5里，东距东局子(北洋机器局)8里，东北距北洋水师学堂也约8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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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之组织
老武备设总办一人：首任杨某。继任联芳(春卿)在任13年，是留法学生，以外交官、候补道调任，汉军旗人。会办一人：首任荫昌(午楼)，蒙古族人，留德学生，以外交官、府班调任。继任那晋(希侯)，旗人，军机大臣那桐的胞弟。监督一人：史悠祥(季之)，江苏溧阳人，以州班调用，掌教务。提调一人：周传经(殿臣)，江苏武进人，以府班调用，掌庶务。总教习一人：崔曝(少和)，江苏吴县人，以府班调用，掌中文课程。教习9人：廷奎(立斋)，旗人，旧学；孙小槎(星舟)，浙江松江人，旧学；吴晓山(亮如)，浙江萧山人，德文；德海(春涛)，旗人，同文馆学生，德文；景放(叙堂)，旗人，普通学；刘玉山(晓峰)，合肥人，管理汽球，兼教习；金大廷(子元)，上海人，军医，基督徒，兼教习；王光明(耀庭)天津人，管理弹药、军械，兼教习；李玉田(子丰)，天津人，绘图，兼教习。洋教习4人：司密特、艾德、奇开芬、弗兰克(均德国军事专家)。
另任大厨房王顺，管理学生膳食(炊事员30人)；小厨房苏立成，管理职员膳食(炊事员10人)；号令长刘良材，掌吹号(号兵10人)；卫队长，卫队50人；号房(传达)10人。
& 学生平均额数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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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之经费
& 老武备常年经费15万两，但军装费用在外。
总办每月120两，会办每月100两，监督每月80两，提调每月80两，总教每月80两，教习每月40至60两，洋教习每月300至350两，助教每月30至40两，其他每月25至30两，学生每月津贴2至3两。
每3年由总办择优保举晋升，加薪人数不等，学生则津贴升级；德国教习不再加薪，但有年节馈赠和宴请以酬之。学生年终考试，优秀者给奖、升班，拔选学长和助教，三至五年毕业，分充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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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之编制和课程
全体学生编为4个大队，每队3大排，每大排3小排。每大队126人，每大排42人，每小排14人。每大队各有大队长1人、副大队长1人，每大排有大排长1人，每小排有小排长1人。学生518人，共编为步、马、炮、工、辎5科，每科100人。余18人学习汽球及修械。外置总队长1人，管辖4个大队，由监督兼任。
& 军事课程
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图上战术、战略学、孙子兵法、管子兵法、沟垒学、弹道学、军制学、野外勤务、步兵操典、汽球学等。
普通课国文、算术、几何、三角、代数、地理、中外历史、政治学、格致等。
年龄在18至25岁，粗通文理即可。家庭出身不拘，但凡考取学生均要有保证人(由军营保送者例外)。
& 附设的幼年铁路学堂
老武备在总办联芳接办后，又成立一幼年铁路学堂，附设在老武备内(在堂内西北隅另辟一院)。招20岁以下的聪颖子弟百人深造之，课程以行军铁路之筑造为主课，以普通学为附课。但均须学习德文，以为留德之预备。条件以身体健壮、五官清整为准，不计身长，5年毕业，可升入老武备或留德，其待遇与老武备同。幼年铁路学堂经费另支，德国教习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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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之其他
采用德国克虏伯钢厂出品的六生陆炮6门，老毛瑟独发步枪500支，六轮手枪50把，马刀100把，指挥刀50把。系留汽球亦购自德国。
以后北洋机器局(天津东局子)亦能造毛瑟枪，弹头系铅丸，弹内用黑色火药；亦可造六生口径山炮，钢弹头，用棉花炸药。
军装一律中国制，夏黄卡其布、草帽、镀金铜帽章、铜钮、铜皮带扣、黄皮弹盒；冬黑呢衣裤、呢帽、黑羽缎高腰靴、黄皮背包、发辫垂在背包下面。
& 每日上午半天，无论何科，均须进操场加入步操练习，一律由德国教习发口令(用华语)。
那时所有中国各机关均无休息日，惟年假延长达一个月之久。老武备则为之破例，由于洋人须作礼拜，4个德国教习每逢星期日自动的不来。为了迁就，只好也休息。礼拜日这天，老武备职员、生徒们，大都过河逛紫竹林(英租界)。当时租界内已有煤气路灯，但无沥青马路只有石子路。
每月用大型吹风机(4人推转)吹风入汽球内，约吹一小时，使球充满空气检验其是否漏，以便即时修补；每年一次以机器将氢气灌入。一经灌足，球体立升，必须将球体覆罩大网，网之下端边缘系沙囊多只，不使球体上升。升时除去沙囊，自然扶摇升起。球下悬挂一大竹斗，斗内可坐5人。球上挂有旗帜数十面。球升时自下仰视有若足球大小，即不再升。在空中起码经24小时方行降落。l7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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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陆军小学堂
1905年，湖南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奉令停办，即就该堂长沙小吴门外教场坪原址开办陆军小学堂，仍以武备学堂总办俞明颐为陆军小学堂总办。俞字寿丞，浙江人，留日学生，湖南试用道。俞于1908年去职，由善化县人候补道汤鲁藩继任。最后一任总办是广西人张鸿年。辛亥革命后，学堂改称学校，总办改为校长，继任者刘鸿连、戴凤翔。总办之下设监督、提调各一人。监督协助总办，掌理全堂一切事务。先后任监督者有陈其采、谢西园、李云龙等人。提调管理堂内总务。先后任提调者有东日路、王东庐、夏国桢等人。总办办公室还设有文案(秘书)、图书管理员等。学生按个子高矮分甲、乙、丙、丁编组班队，设学长多人负管带学生之责。第一期学长6人，有杨传清、曾君典、项致庄、范介标、易勖谷、李觐荣等。此后陆续有所增改，任学长者有王钺及胡某等人。除胡某一人为陆军速成学堂出身外，其余均系弁目学堂出身。他们除管理学生内务外，还担负集队教操等任务。
学生来源，按部章规定，是招收15岁至18岁之高小毕业生。每期学生数目按各省各县人口分配。例如湖南每期招收正额学生90名，备取30名，按全省
63个州县分配，每县至少1名。经办官员为了他们自己的某种便利，还设有附学生10名。正取生出缺，由备取生递补，备取生补完了，由附学生递补。1905
年湖南陆小成立之始，长沙府属各县还没有高小毕业生可招，偏远各县甚至还没有开办一所小学，无法按部章招生，只得由省变通办理，招收一些稍有文化的青年。但当时风气闭塞，人们认为进洋学堂，准备打仗卖命，一去不得回来，顽固守旧的家长们不愿子弟进这样的学堂，当然也有些比较开通或者家境清贫无力自费培养子弟的人家率先怂恿子弟报考。于是这些子弟随便经人介绍测验，就被招收入学。不足之额即在省会附近各县招收，或由当时的新军士兵中选拔保送。例如贺耀组、詹振黄等就是由湖南陆军第二十五混成协在士兵中选送的。因此，第一期根本没有设置备取生，更无附学生之必要。年龄也没有限制，有近30岁者。从第二期起，报考的人就踊跃起来了，按配额在各县招收足额，并且有了备取生和附学生。到了1907年我亲身参加的第三期就出现了钻营取巧、买卖顶替、夤缘贿赂，讲私交，凭情面，无奇不有。因此对学生的管理考试非常严格认真。月考、期考、年终考试均分优、上、中、下、劣5等。劣等或操行不好者，立即开缺。平日犯错误者则予记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开缺。当局利用这种办法，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钳制了学生的思想行动，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1906年，我与胞兄李家兴同时报考第二期。他录取了；我因年小体弱(未满15岁，高小未毕业)，检查体格时，即被淘汰。1907年第三期招生，我迫于家贫，不能继续升学，再度报考，仍以体弱被淘汰，不能参加笔试。我的父亲当时是个店员，找不到什么脚路。适遇一个国文教员张佩衡，他同陆小当局有些瓜葛。他说，有一个华容县考生张耀华体格检查合格，因故不愿再考，可以让给你的儿子去考。我父亲欣然答应，我就以长沙县人顶替华容县张耀华的名字参加了笔试。各场尚属顺利。最后一场考国文，题目是《知耻近乎勇》。恰巧这个论题我已做过，并经一个廪生老师改过，记得烂熟，一挥而就，首先交卷。总办汤鲁藩见我交第一卷，看了一下，问我哪县人。我只得轻声答是华容县人。他微笑道：“华容县有这么一个文理通顺的人，很好。”汤是善化人，善化与长沙邻县(辛亥革命后，合并为长沙县)，口音完全相同，而长沙与华容口音则相差很远。汤竞听不出我的口音，可见其官僚糊涂。越日榜发，我竟以张耀华的名字，名列第三。后来父亲才告诉我，张佩衡侦知华容县无人报考，他就商通陆军小学内部人员，捏报了一个张耀华的名字，找一个适龄青年，混过体格检查一关，就有了一个名额可待价而沽。恰遇我父亲以我事相商，他答应帮忙，但说明如果录取，要送张耀华光洋100元。榜发后，我父亲只得忍痛向店主(我的姑丈)借100元送给了张佩衡。我费了如许周折才进了学堂，兢兢业业，惟恐露出马脚，体念父兄艰难，更加努力发奋，一直名列前三名。入堂后，偶然同一个长沙同学交谈，问他姓氏，他刚说出一个“彭”字，立即面红耳赤，慌忙改口道：“我叫柳大焯。”我连忙安慰他说：“不要紧，我也不姓张。”他才告诉我，他本名彭世煊，顶柳大焯的名字考进来的。还有一个同学黄谊本，就是后来蒋介石的亲信、赫赫有名的常败将军刘峙，原籍江西吉安，随母下堂，嫁到湖南衡阳一个姓黄的总兵，以此用黄谊本的名字夤缘进了陆小。像这样张冠李戴之事，恐当不止此。同学少年天真，不去吹毛求疵；当局官僚，初时未能察觉，日后知道，认真处理，又恐累及自己官声，不如装作糊涂。因此，我以张耀华的名字整整混了3年。到毕业时，才借口“归宗返籍”，呈请归复李姓，仍名耀华。柳大焯、黄谊本也趁此改为彭世煊、刘峙了。至于真正有钱有势的人更有许多办法将子弟亲戚送入学堂，或作为备取、附学，逐步侵占正额。如汤鲁藩总办之孙汤某、候补道苏某之子江苏籍的苏模、衡阳籍总兵黄某之寄子黄谊本
(即刘峙)，都是这样入学的。安化籍的梁应乾是假其族兄梁应乾高小文凭考进去的，结果安化一直有两个梁应乾。所谓各县名额按人口分配，也是瞒上欺下的。例如：邵阳一县按例录取了谢焘、刘璧如两人，但额外又录取了魏云、魏彪、魏钧3人。原来他们都是刚刚卸任的两江总督魏光焘的子弟。
陆小修学期限3年，课程比普通初中科目较多，程度较高。大致分学、术两科。术科以班、排教练为主，劈刺、器械体操为辅。毕业前一年间，则注重野外演习。学科方面，关于军事者，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劈刺教范、筑垒教范、体操教范、军队内务、阵中勤务令、野外勤务令、战术学、测绘学等；普通学科方面，有国文，英、日、德、法文任选一种，还有修身、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生理卫生、力学、代数、三角、几何等。各省陆小课程都是如此，但广东、福建两省方言特殊，为便于学生日后升学，另设一科“北京语言”，当时叫做“官话”。
当时的新军干部教育主要是仿效日本，教员教官留学日本者最多，陆军部参与教育规划的人都是留日学生。因此，从陆小、陆中到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几乎全是日式翻版，以陆军小学比之日本的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学比之日本的中央幼年学校，军官学校比之日本的士官学校，内容虽或不同，形式则亦步亦趋。我们在陆小的典范令、战术学和很多军事学科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枪炮也是日本陈旧废弃的“村田式”，教练方式和一切规章制度，无不模仿日本。但陆小遍设各省，尚未能聘用大批日籍教官。湖南陆小第一任总办俞明颐以无关重要的生理卫生一课。聘请日本人佐久间(当时的长沙同仁医院院长)担任，他根本不会讲中国话，还须另聘翻译。聘书一下，他不辞职，你就不便退聘。若干年间，等于请来一个外国间谍坐在我们的军事教育机关，以国家机密，拱手奉献。同学均深怀耻恨，但不敢言。其它军事学科有专任教员，由江南将弁学堂出身的杨宏图、日本振武学校出身的胥大诚担任。普通学科除国文、修身专聘举人、秀才担任外，数、理、化各科因师资缺乏，均系聘请其它中学教员兼任。
至于精神教育主旨，一句话就是要求“臣事君以忠”，“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子孙罔替，万世不休”。总办们所谓爱国图强，也不过是保皇雪耻。总办汤鲁藩经常宣扬他的一副对联：“果能奋发为雄，将相何曾有种?苟不因循自误，富贵未必在天!”鼓励学生以毕业前途寄托于奴事清廷。慈禧太后死去时，总办亲率全堂师生缟素举哀，行三跪九叩大礼。总办如丧考妣，竟至放声大哭。我们学生则是闷在肚里发笑。
学堂当局一面对学生灌输忠君愚民思想，一面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更以物质待遇来钳制学生。除衣着由公家发给外，每人每月生活费纹银4两5钱。第一、二期每人伙食费3两5钱，余数提作奖金，月考中名列优等者奖2两4钱、上等2两、中等1两6钱，下等不给，劣等立即开缺。第三期除伙食费外，每人月给零用1
两，另由伙食剩余或开缺记过扣除之数拨作奖金，奖给前5名(有时也奖到前10名)，每名制钱1串500文，至多2串。总办汤鲁藩在抚署前辕门上街开设钱铺，全堂所有经费均存该店生息图利，学生应得津贴奖金，均系发给该店期票。学生待遇虽并非丰厚，少数富裕子弟固不在意，而绝大多数贫寒同学则视为金饭碗，兢兢业业，唯恐有失，不敢违章犯例。然而当时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反清革命气氛弥漫全国，青年学生更易受影响。无论学堂当局如何禁锢钳制，学生终能接触进步书籍，一经到手，即秘密传播，不胫而走。《猛回头》一书大大唤醒了人们的革命观念。1906年，禹之谟、宁调元等号召长沙学生，不顾当局阻挠，追悼公葬革命烈士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陆小学生大部分都参加了。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的革命人士经常与同学往来，陈作新(辛亥起义时，一度任湖南副都督)曾亲到学堂与同学联系，在同学问撒播了革命的种子。辛亥武昌起义后，湖南陆小同学绝大部分参加了湖南的起义。
湖南陆小一共办了5期，毕业及在校学生共400余人。辛亥革命后，1912年4月，由南京留守黄兴饬令南方各省停办陆小，将在校学生送入南京入伍生队，湖南陆小同时宣告结束。l7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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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陆军中学堂及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
1910年冬我从湖南陆军小学堂毕业。1911年初秋转到武昌，升入陆军部驻鄂陆军第三中学堂。入学时仍须经过测验，体格不合、成绩较差者转送军需、军医、马医等学堂。陆军第三中学堂设在武昌南湖，建筑宏伟，可容1000余人。总办为李钟岳，监督为苑尚品。学术科目与陆小大致相同，程度较深，普通学科相当于普通高中程度。但编组则与小学不同，按学生选修英、日、德、法文，分别编队。我们入学时，第一期已经毕业，经过半年入伍，升人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去了，个别的选送日本士官学校。湘籍学生贺耀组、詹振黄两人在陆中肄业时，就被选送日本留学。第二期连同我们第三期共1000余人，来自鄂、湘、川、黔、滇、粤、桂等省。当时，革命气氛浓厚，同盟会革命党几乎半公开地在堂内活动，在武汉的革命党人蒋翊武、孙武等人时常与同学联络进行革命宣传，并通过桂阳籍同学雷洪介绍一些同学加入同盟会。尽管学堂当局比陆小防范钳制更严，亦无法阻禁，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自动剪除辫发，表示对清廷示威，当局亦无可如何。在此山雨欲来的前夕，同学积极参加活动者甚多，心存恐惧观望者亦有之，大都不能安心向学。武昌起义爆发，陆中同学同时起事，大呼革命，吓得总办、监督以及所有教职员、队长、排长闻风逃匿。同学们由雷洪领队，撕白被单裹脚为号，黎明攻人武昌保安门，夺取楚望台军火库，补充弹械后，进至汉阳门城墙上，与其它起义部队会合。全堂同学除少数官僚子弟及胆小怕事者逃匿不见外，参加起义者尚有700余人。不久清军反攻，有些同学走散了，大多数仍坚持革命。一部分从湖南陆小来的同学被派回湖南策动起义，我也回湖南去了。
1912年初，孙中山先生辞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实施学制改革，通令全国文武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原设的4所陆军中学堂撤销，在北京清河镇设立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派商德全为校长。这所预备学校规定修学期限两年，课程程度与原陆军中学堂一样，学生来源也就是原4所陆军中学堂的学生。辛亥起义后，南北对峙时期，黄兴在南京组织北伐义勇军。我从武昌回湘不久，即赶往南京参加义勇军。和议告成后，我们于1912年秋被送往第一预备学校继续升学。
1912年4月，南京留守黄兴通令南方各省陆小停办，所有学生全部送人南京入伍生队受训。湖南陆小四、五期学生160多人由校长戴凤翔带到南京，编人入伍生队(队长沈静)，后来也陆续转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其中有体格不合者约30人则送入南京复城桥之军需学校。
& 我在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
清廷曾在北京特设陆军贵胄学堂，专事招收王公贵族子弟。辛亥革命后，贵胄学堂停办，袁世凯决定把这些王族学生也编入陆军预备学校第一期肄业。全体同学闻讯，愤慨不已，提出反对，未被采纳。某日上午9时后，正是学生上课，贵胄学生来了，悄悄地进入东北角校舍，外面有许多连排长巡视警戒。同学中有一人高声大呼：“贵胄学生来了!”全校同学登时罢课，从教室里跑出来，纷纷拾起石头砖块，一拥而上，赶走了警戒人员，打碎门窗玻璃，冲进他们的校舍，吓得那些贵族公子哥儿抱头鼠窜。校长商德全亲自赶来弹压，在大门口一手抓住了一个同学，同学们蜂拥而上包围喊打。被抓的同学趁势挣脱，指着商的鼻子大骂：“你这商麻子，清廷的走狗!”越3日，陆军部派军学司司长魏宗瀚到校查办，宣布开除他们认为是首要分子的同学刘璧如、萧式等6人，贵胄学生仍照原定办法入学。同学大哗，自动解散，分住在北京的各省、各县会馆、邑馆，同时选出代表熊式辉、陶峙岳等6人向陆军部提出抗议，请求收回成命，不得开除同学，反对贵胄学生同我们同学；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及南京留守黄兴、教育部长蔡元培等给予支援。同学们自动解散1个月，几经抗议，陆军部长段祺瑞仍执拗不改。经孙、黄等革命元勋及南方各省呼吁，才派出代表与学生代表协商，提出解决办法：
& 一、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
& 二、贵胄学生另外授教，比我们推迟半年毕业；
& 三、学生出校住京1个月所费伙食，由部发给每人大洋8元。
风波既息，全体学生回校。这一事件虽然耽误了1个多月的学习时间，却充分反映了同学们的革命情绪和团结精神。
第二件事是部分学生参加癸丑革命。袁世凯篡窃国柄以后，事事倒行逆施，暗杀宋教仁，残酷镇压革命，激起李烈钧等于1913年7月在九江举兵讨袁。时逢暑假，同学们多有赶往参加者，南方人为多，广西籍同学李勖式且壮烈牺牲。不少同学因参加此次革命未得及时返校。这个历史上的癸丑革命不过昙花一现，旋即被袁世凯镇压下去。
预备学校原为收容前清各陆军中学堂学生而设，规定学习两年，升入军官学校。但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局势混乱，第一期报到者仅一千几百人，癸丑革命后，又少了一些人。经过上述两次事件，学习也并未延期。两年后毕业，按部章规定，由学生填报志愿，在步、骑、炮、工、辎各兵种中任选一种，然后根据名额，参照各人志愿，分送近畿和济南新民屯各师旅团入伍6个月。每连分配4至6人，完全与士兵同寝食，同训练，同作业。但也有一些部队对入伍生格外予以优待。我和许多志愿学步兵的同学分在北京北苑卢永祥之第十师入伍，我与其他5个同学分在该师第三十八团二营八连。除与士兵一同操练劳作警卫外，连长为我们另辟住室，伙食与连排长一样。半年之久，只于检阅时远远望见过师旅长一次，团长马鸿烈也只在操场见过一次，营长李某曾来同我们打过交道。6个月入伍期满，即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报到，按已定的志愿编人连队了。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
清朝末叶，内忧外患，国势日衰，外族乘机入侵，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尤其是继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国内外货倾销，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人民更加贫困不堪。因而，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士大夫和富有民族感的志士仁人，纷纷奋起图谋挽救，变法维新，推行新政，建议清政府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同时振军备，兴建新军。于是一些仿德国、日本军制的军事学校，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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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创办的各级军事学校简介
& 清朝末年由清政府陆军部军咨处创办的各级军事学校，有以下几所：
& 将弁学堂（武备学堂、速成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军咨处招考一批年轻体壮的秀才。童生等，并选派一些满族子弟，在直隶省滦县开平镇开办将弃学堂。
将弁学堂学制为一年。该学堂只办了一期，以后改称为武备学堂。两年后，又将武备学堂改称为陆军速成学堂，学制改为一年半。武备学堂和陆军速成学堂都各办了两期。
& 陆军小学校
光绪二十九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军咨处在全国各省先后开办了陆军小学堂。不久，将“堂”字改为“校”字。陆军小学校在本省内招考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身体健壮、年15岁至16岁的青少年，学制三年。学习课程分为学科和军事科两类，以学科为主，同时进行军事训练。学科计有：国文（语文）、史地、修身、数学、代数、物理以及外国语（分英、日、俄、德语）。
& 军事科计有：步兵操典、各种典范令等。
军事训练：入校初期，每日进行两小时徒手训练与体操。武术等；一年后进行持枪训练以及刺枪、掷手榴弹、器械体操等；从第三学期开始逐渐进行班、排、连训练以及班、排野外演习。
& 陆军小学三年毕业后，直接升入陆军预备学校。
& 陆军中学堂（陆军预备学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军咨处招考一批报了名而未参加科举考试的身强体健的考生和一部分中学堂学生，在全国开办了四所陆军中学堂。不久，将“堂”字改为“校”字，后又改称为陆军预备学校。
& 第一陆军预备学校设在直隶省昌平县清河镇；
& 第二陆军预备学校设在湖北省武昌城；
& 第三陆军预备学校设在广东省广州城；
& 第四陆军预备学校设在江苏省南京城。
陆军预备学校的学习课程，分学科和军事科。学制为两年，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当兵六个月，入伍期满，直接升入陆军军官学校。
& 陆军军官学校
光绪三十四年（1908），陆军速成学校改称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直隶省保定府东门外。
全国四所陆军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分到各师部队当兵，进行六个月的锻炼，然后升入陆军军官学校，按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种分别进行学习。
陆军军官学校学制为一年半。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师、旅做见习军官六个月，期满后充任尉级军官。
陆军军官学校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创到民国十二年（1923）先后共办了九期。为了和后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相区别，一般就把设在保定的陆军军官学校称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以上陆军小学、陆军预备学校、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费用，完全公费。除伙食外，每人每月还发有零用钱。冬夏两季还发给服装被褥。除河北省（直隶省）的学生外，其他各省籍的学生还能领到本省政府的补助津贴，5元至15元不等，例如湖南、福建两省的学生，每月每人就可领到15元的补助金。
各级军事学校每年放寒暑假各一次，寒假为三个星期，暑假为一个月。家在边远省不愿回家度假的学生，准许留校，伙食照常供给，但外出仍要请假。私自外出，如被查获要罚禁闭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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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清河陆军预备学校第四期
& 1．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概貌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直隶省昌平县清河镇西约六华里处建校，于光绪二十九年建成。
全校共建有高度相同、宽长不等的两层楼房二十余幢和砖瓦平房约百间。学校大门坐北向南，大门东西两侧建有长约10米、宽约15米的单间两层教职工宿舍楼；在距教职工宿舍楼两侧约20米外，东侧建有军械库、被服库、粮库，西侧建有教职工伙房、浴池、理发室等。学校大门正北面约对米处建有宫殿式的校长和教育长的办公室、会议厅、客厅与宿舍。
在校长办公室、会议厅北面东西两侧，建有南北方向长约25米、宽约30米的学生宿舍和讲堂各六幢，楼上为讲堂，楼下为宿舍，每幢楼之间有长约10米、宽约6米的走廊。在学生宿舍楼的北面正当中筑有向南戏台式讲话台，讲台上建有休息室六间。在讲台西侧开有通大操场的大门，东侧建有医院和病房。各连的食堂修建在各连外侧。
学校东西两面和北面筑有高围墙。西围墙外是大操场，操场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宽约2500米。操场北端为器械体操场，骑术教练场等等。学校周围种植有双行杨树和柳树。在学校大门外是通往清河镇和清华园的马路。
& 2．教学与生活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至民国九年（1920），先后共办了四期。第一、第二、第三期时的校名尚为第一陆军预备学校。入校学生都毕业于直隶、山西、东北三省等地的陆军小学校。从第四期始改称为清河陆军预备学校。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第四期入校的学生来自各个方面，有的是武昌、广州、南京陆军预备学校的学生，因参加辛亥革命未毕业的；有的是陆军预备学校毕业了，但未能升入陆军军官学校的；一部分是总统冯国库在南京成立的学兵营的学生；另一部分是中学、大学学生。经过考试，共录取学生1200名。我是1918年从中学考入该校第四期的。我们入校后编为八个连。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第四期的校长是毛继承，教育长是钱选青。近一年后，毛继承因病辞职，校长职务由钱选青升任。第一连连长金忠善（回族），第二连连长徐士铨，第三连连长徐某，第四连连长李再兴，第五连连长史长兴，第六连连长赵某，第七连连长岑昌（满族），第八连连长张世延。
学校设学科和军事科，同时进行军事训练。学科计有：国文、中外历史、中外地理、代数、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绘图、外国语（分英、日、德、俄语）等。军事科计有：步兵操典、各种典范今、内务条例。军事训练计有：徒手与持枪单人训练和班排训练、武术、马术、刺枪、器械体操、野外演习以及实弹射击等。
学生费用完全公费。除供给伙食外，每年每人还发衬衣。单军衣各两套，棉军衣一套，单鞋两双，棉鞋一双，另外还发有外出单军衣一套，呢子军衣一套，呢子大衣一件，皮背心一件和皮鞋一双。此外，每月每人还发现金二元做为零用。当时北京物价低廉，一部分学生的零用钱尚有剩余，但少数大官的子弟，每星期日放假后，早饭不吃便急急忙忙骑上出租毛驴，加鞭快跑到北京城里大吃大喝，十分荒唐。
& 3．参加五四运动被遏制
1919年由北京各校爱国青年发动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强烈地感染了清河陆军预备学校第四期大部分同学。他们积极响应和支持“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爱国行动。由于陆军预备学校是军事学校，学校当局控制严，不便公开集会，各连同学就私自串联。因与清华大学相距较近，同学们常常借比赛足球的机会或利用访问亲友之便，与清华大学学生会联系。1919年6月初，军校同学得知北京各高等学校和部分中学学生将于6月某日在长安街集合，到总统府请愿，要求维护国家主权，抗外寇，惩办卖国贼，于是各连秘密串联，准备参加。但因保密不严，被校长钱选青得知。他立即报告了陆军部，陆军部派来步兵一营驻扎在学校四周监视，如果学生擅自集队出校，即施行镇压（这是被派来镇压的营长赵秉钧告诉我的，赵与先父是世交）。在此同时钱选青则借口不久将举行毕业考试，下令从6月上旬起，星期日不放假，并一律不准事假。在这种情况下，军校同学的爱国行动乃被镇压遏制。
& 4．毕业后的情况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第四期学制为两年，我们于1920年秋毕业。毕业后大部分学生分配到段祺瑞新成立的四个边防所里当兵，原定充当两个月的正兵，两个月的副目（下士副班长），两个月的正目（中士班长），入伍期满后，直接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骑、炮、工、辎各专科学习。在我们入伍期间，直皖战争爆发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被迫停办。正在边防各师当兵的同学们被遣散回原籍等候召集。1921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恢复，清河陆军预备学校第四期的同学，才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学习。
1923年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学员毕业。至此，中国的旧的各级军事学校的历史，也就随之结束了。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期校史
陆军军官学校设在保定东关外，后来通称保定军校。校舍为一大片平房，操场之大，好像是“平沙无垠，迥不见人”。校长时为曲同丰。我们从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结业后，入伍半年，1914年升入这个军官学校，按志愿编为12个连，计步兵6个连，骑、炮兵各2个连，工、辎兵各1个连。步兵连仍按学生选修外国文种编组。例如，我选修英文，就与学英文的同学编入步兵第一连。不足一连者只好混合编组。我们入校时，第一期已经毕业，我们算是第二期。除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结业学员外，陆军部通告：凡陆军中学各期学生因参加癸丑革命或远道未能及时升学者，均可来军官学校报到，并人第二期。如湖南同学刘兴为武昌陆中第一期毕业生，戴岳及我的胞兄李家兴系陆中第二期毕业生，均编入我们这一期。第二期同学有1400多人。以后，因政局动荡，学生来源不足，不能按计划逐年招生，我们第二期修业两年期满毕业时，才筹办第三期，除照例由陆军预备学校升送外，南京的入伍生队也完全升送军官学校。之后，陆续办到第九期。招生办法时有变迁，学生基础教育程度参差，年龄不一，且有由私人保送者。
陆军军官学校完全是军事教育，除外国文不设普通科学课程，步、骑、炮、工、辎5个兵种各设科长1人。学步科的也要分配部分时间学习一点其它各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术科知识，其他兵种也是如此。修学期限两年，后半年专作野外战斗指挥及各兵种联合演习等活动。蒋方震担任校长期间，教学内容多采用德国教材。蒋以所志不行，愤而自杀，虽未致死，竞辞职而去，继任者为段祺瑞派的曲同丰(以后为王汝贤)，学科教育仿效日本，精神教育则一贯以忠君报国为中心。开学典礼时，曲同丰率领全体师生向大总统(袁世凯)像行三鞠躬礼，同学向校长及师长一鞠躬，同学互致一鞠躬，随即按照袁世凯所颁誓言，举手发誓。誓言中有“服从命令，尽忠报国，如违誓言，天诛法谴”等句，还要求读得烂熟，以备随时朗诵。
学习期间，学生待遇也同陆小、陆中及预备学校一样，完全公费，除按季节发给衣着、呢制服等外，伙食也很丰盛，终年不吃粗粮。另外，每人每月发给零用津贴光洋2元，贫寒出身的同学平日节省，作为寒暑假回乡省亲的旅费，尚有裕余。
保定军校是当时全国性的惟一正规军官学校，按照原来规划，学生毕业后，本应由陆军部统一分发各省部队见习3个月后以初级军官任用。但自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始终未形成统一局面，袁世凯虽处心积虑，意图利用军官学校学生作为他的新军干部和政治资本，但其所属北洋军阀各自形成系统，惟恐新生力量插足。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分发下去后，或被勉强接受，或则托词拒绝，中央分发的命令实际等于空文。同学惟有各找私人关系，自辟门径。至于南方各省完全处于割据局面，对北京命令，视若罔闻，军官学校学生分发下去后，更全靠自己钻营出路。我们第二期毕业时，正值袁世凯政权濒于风雨飘摇之际，更加管不到我们，只令各回原籍，自谋出路。但也有些地方军阀趁机收买，为他们自己植党营私。如袁世凯派其心腹陈宦出任四川督军，即带去大批军校第一期学生。也有不少同学先后投入孙中山麾下，参加革命。有些同学回到原籍，不能安身，又辗转投向别处。如广西都督陆荣廷原系绿林出身，根本不许军校学生插足，他们许多人就跑到湖南。湖南督军谭延剀本来没有基本部队，于是容纳了不少军校学生，一经任用，就当连长、营长。如第一期毕业同学唐生智当了督署的卫队营长，其下4个连长是保定第二期同学李品仙、刘兴、李家兴、梁励如，并以同学友好关系，不断引用了许多外省的保定军校学生，如河北的门炳岳、江西的危宿钟、安徽的王东原，尤以广西同学为最多，如廖磊、叶琪等人是其最著者。至于后来毕业的湖南籍同学更多出其门下。我毕业后回到湖南，因病闲居了大半年，为家贫所迫不得不找一瓜葛关系，当了财政厅的办事员，后来转入军阀队伍，1923年才随谭延阎归入孙中山麾下。
云南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军事院校，开办于1909年。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洋讲武堂（天津）和创办于1908年的东北讲武堂（奉天）并称三大讲武堂。
??当时，晚清编练新军，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新军编练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统一的规定：
“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护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经向清廷奏准，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校址设在昆明原明朝沐国公练兵处，占地７万余平方米。1909年（宣统元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高尔登为首任总办（校长）。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讲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任教。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邻省甚至邻国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来昆明报考求学。据不完全统计，从第十一期至第十七期，朝鲜、越南来留学的青年达200余名。
??1930年，龙云在讲武学校成立滇军教导团，龙自兼团长，除步、骑、炮、工四兵科外，增设宪兵、经理、交通三个区队以培养专业军官。教导团共办三期。至此，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学校共办22期，包括校内举办的各种培训队、班，共培养各类军官、军士约9000人。
??1938年，该校按黄埔军校系列，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黄埔军校的9个分校，均由蒋介石兼校长，具体实行主任负责制，昆明分校由龙云兼主任。依照黄埔军校系列定为黄埔第十一、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期，培训各类学员近8000人。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9月，第五分校奉令停办。
??云南讲武堂走出了两位元帅，二十几位上将；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出自这里。从这里先后走出数百名将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有数十人，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中较著名的有：
& 教官和官佐：
??李根源（上将，陕西省省长，粤滇军总司令）
??顾品珍（上将，滇军总司令，云南督军，云南省省长）
??唐继尧（上将，云南督军兼省长，靖国军总司令，建国联军总司令）
??李烈钧（上将，江西都督，护法军政府总参谋长）
??张开儒（上将，滇军总司令，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罗佩金（上将，护理四川督军，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刘存厚（上将，四川督军，四川陆军检阅使）
??赵又新（上将，川滇黔靖国军第二军总司令）
??杨杰（上将，陆军大学校长，代理参谋总长）毕业生：
??朱德（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叶剑英（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崔庸键（次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
??武元甲（大将，越南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朱培德（一级上将，参谋总长，代训练总监）
??金汉鼎（上将，代理滇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
??范石生（上将，滇军第二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
??胡瑛（上将，云南戒严司令部司令）
??盛世才（上将，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赖心辉（上将，四川边防军总指挥，四川省省长，第二十二军军长）
??龙云（二级上将，陆军副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卢汉（上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
&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光辉的历史，朱德称之为“中国革命的熔炉”。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在翠湖公园西畔。讲武堂始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8月，原系清朝培训新式陆军军官的学校，共办了19期，科目有步、骑、炮、工4科，1928年结束。
学校教员多数从日本士兵学校毕业，其中有一部分教官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这使讲武堂成为当时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而滇军的成长，也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分不开。
　　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讲武学校；30年代末，改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50年代初，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步兵学校。今主体建筑整修一新，被列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讲武堂主体建筑，为“走马串过楼”式的二层砖木建筑，基本呈正方形四合院样式。东楼长118.4米，西楼长119.6米，南楼长116.7米，北楼长
116.8米；东西楼宽10米，南北楼宽7米，四楼高12－15米。西楼为教室，东楼为办公室，南北楼为学生宿舍。四楼对称相接，浑然一体，四角有拱形门洞可出入。
　　讲武堂从开办至1928年20年间，为我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所毕业学员4000多人，有南洋华侨青年，朝鲜和越南等国青年，均系护国、靖国战争之后，慕名远道而来的求学者。
　　毕业生中，涌现了一些著名的革命将领，第3期特别班的朱德、第12期的叶剑英还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此外还有第17期的周保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吉林省政府主席)、第18期的崔庸健(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长)、第18期的曾泽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曾任国民党军队上将的则有特别班的范石生、唐淮源、朱培德、金汉鼎，第4期的龙云、卢汉，第14期的王甲本等。其中唐淮源、王甲本率部抗日，英勇牺牲；范石生掩护革命，功不可没；曾泽生长春起义、卢汉昆明起义、赵锡光新疆起义，都建立了历史功绩。
　　抗战胜利之后，卢汉率滇军开赴越南河内接受越北地区日军投降，为中国抗战之唯一出境受降者，为中华民族增光添彩。同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陆续又参加了黄埔军校的高级班接受更高等级的军事教育，一些学生还成为了黄埔军校的区队长，如：曾泽生、
卢浚泉等。
[size=4云南陆军讲武学堂韶关分校
& 韶關分校只辦兩期，較具知名度的畢業生列舉如下 :
& 第一期(1919 年畢業 )347 人：謝崇綺、余韶、戴鼎甲、李明瑞、林賢察。
& 第二期(1920 年畢業 )512
人：許權中、陳奇涵、文之煒、盛世才、童陸生、介占鰲、周體仁、盛逢堯、王居敬、熊綬雲、楊文璉、賈自溫、鄧志才、鍾毅、趙錫光。
& 郭松齡是教官，國共兩黨的人才皆有，真是一所不太出名的軍校。
中山军事政治学校
提起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在祖国万岁帮助下创办的黄埔军校，那是声名显赫，家喻户晓，但提起“第二黄埔”－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知道的人却不多，对邓小平主办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历史更是知者甚少。
1926年9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职，接受国共合作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树起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旗帜。接着，他在刘伯坚、邓小平等祖国万岁人的帮助下着手改编整顿军队，在全军范围内建立了以祖国万岁员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军成为一支与祖国万岁积极合作的革命武装。
1927年2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号称“第二黄埔”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了。祖国万岁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并担任过教育长)。
中山军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营、连、排初级军官，以及我党选送的革命青年。中山军校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军总部，实际上是由祖国万岁掌握与直接领导的。党校开设《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新三民主义》等多门政治理论课。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学生上课，对广大青年军官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邓小平主办的中山军校影响下，在祖国万岁人的帮助下，当时西北地区一度出现了“军校热”。国民军在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城市先后开办了16所军事学校，培训了8000名各类军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和工农运动的重要骨干。1925年李大钊提出在国民军军队里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冯玉祥批准李大钊建议方案后，委托李大钊负责领导政治工作。从此以后，党从北方区委、黄埔军校、上海党中央以及苏联留学生中，派出刘伯坚、邓小平等二三百名祖国万岁员，陆续到国民军中开创政治工作，并且担任各路军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邓小平担任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并曾担任该校教育长。此外，还有许多同志担任了中山学院及其他学校与部队的领导工作。
日，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与中国祖国万岁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人帮助下，在五原宣誓就国民联军总司令职。五原誓师是冯玉祥一生中的光辉篇章。从此，在邓小平等祖国万岁人的直接帮助与组织指导下，冯玉祥着手改编、整顿军队，在全军范围建立健全了以祖国万岁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军走了上新生的道路，成为一支具有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纲领、与祖国万岁积极合作的革命武装，同广州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南北呼应，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东征南伐。
自五原誓师后，祖国万岁人在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与李大钊领导下，一面积极开创国民军各部队政治工作，一面大办学校培养军政骨干。1927年2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号称“第二黄埔”、“西北黄埔”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了。祖国万岁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并担任过教育长），高文敏（克林）为中共支部书记。这所中山军政学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由祖国万岁掌握与直接领导的。中山军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营、连、排初级军官以及由祖国万岁选送的革命青年，对广大青年军官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创办中山军校的同时，还在西安开办了以祖国万岁员刘含初为院长的中山学院，邓小平、刘伯坚等祖国万岁人经常应邀到校授课或作报告。
在开创部队政治工作与创办军政学校的同时，中国祖国万岁也开始进行直接掌握军队的工作。1927年1月冯玉祥进驻西安后，国民联军中有一个由邓小平、史可轩、许权中领导创建、并为中国祖国万岁直接掌握的正规旅。这个正规旅的主要领导人有：曾担任国民二军郑州警备司令、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长的祖国万岁员史可轩，中山军校我党组织负责人高文敏（克林），中山军校总队长、祖国万岁员许权中，并由许权中担任该旅旅长。形成这个正规旅组织基础的中山军校的军官学员和国民党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骨干分子，绝大多数都是祖国万岁员和共青团员。
湖南陆军讲武堂、湖南陆军干部学校与民国期间湖南军事发展
进人民国以来，战争连年不断。湖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历次国内战争中都是重要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又是“大后方”的前沿。因此，湖南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出于加强军事力量的考虑，民国以来的各个时期，长沙都创办了军事学校。长沙的军事教育在清末兴起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民国初年谭延阎第二次督湘时，为了培训湘军初级军官，于1917年5月在原湖南陆军小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陆军讲武堂。当时正在宁乡驻省中学读书的刘少奇也参加了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并被录取。但不久因为南北战争爆发，讲武堂于翌年3月被张敬尧下令解散。到1922年夏，时任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又决定恢复讲武堂。他任命张华辅为堂长，招收湘军营以下从少尉到少校的现役军官入堂学习。这年8月，讲武堂举行了招生考试，共录取360余名学生。被录取者马上就可以住校，但开学时间一再推迟，到l1月才正式开学。
讲武堂开设的课程有军事学上称为四大教程的战术、地形、筑城和兵器；其他课程还有操典、野外条令、射击教范、内务条令、军制学、马术和山野炮战术等；另外还有称为“精神讲话”的思想教育课。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大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也有少数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习期限原定为半年，但因为讲武堂的教材是根据保定军校三年制教材编写的，教材量大，教学时间也一再延长，直到1928年8月第一期才毕业。这期讲武堂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如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王劲修、周希洪、龙辑五、唐生明以及张辉瓒等都在湖南讲武堂毕业或肄业。其中彭德怀(原名彭德华)入堂学习前因派人秘密杀死了恶霸地主欧盛钦，被人告发遭到逮捕。后逃脱，离开湘军回到家乡。陆军小学堂招生时，他在部队的朋友黄公略和李灿为他报了名，其团长和团附也为他在团部安排了一个少尉排长的候差。他便于8月到长沙参加了考试。因文化程度较低，为了能跟上班，他考取后就住进了学堂，自己补习文化。正式开学后，他编入第一教授班，黄公略编入第四教授班。彭德怀学习认真刻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操练也很认真，遵守纪律，做事踏实，经常受到教官的表扬。
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后，谭(延阎)赵(恒惕)战争爆发，讲武堂被迫停办，此后屡图恢复未果。到1926年冬，在湖南讲武堂旧址上，又开始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又称黄埔军校长沙分校)。1927年2月开始招生，3月正式开学。第一期招收2000人，其中青年学生1200人，编为学生队，学习期限为1年；部队连、排干部800人，编为带职干部队，学习期限为6个月。全校分为步兵、工兵、炮兵和政治四科。同时该校还负责训练长沙市的工人武装。该校隶属于武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校长为当时的国民党左派石陶钧，政治部主任为祖国万岁员夏曦。学校还邀请蔡和森、谭平山、徐特立等祖国万岁员和国民党左派以及苏联顾问来校讲演。该校开设的课程有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学以及“典”、“范”、“令”等；另外还设了三民主义课程。“马日事变”发生后，石陶钧被迫离校，夏曦和教职员、学生中的祖国万岁员转移。学校改设校务委员会。以唐生智任常务委员，政治部被取消，政治课被废除，政治大队改为步兵大队。其时，唐生智还在学校内实行“佛化”，组织全校师生500余人集体“受戒”。1928年春，程潜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学生队并入。1929年，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学校停办，其机构也被撤消。
“马日事变”后不久，湖南形成了何键为首的军事统治集团。何键为了发展自身的势力，很注意培养中下级军官。他从1928年至1937年先后办了第三十五军学生队、教导团、军事干部训练处、湖南军官讲习所、湖南团防训练所、第四路军干部教导大队等6个军事教育单位。1934年，何键将当时他辖下的军事教育单位统一为“湖南陆军干部学校”，自任校长，其军事集团的另一首脑人物刘建绪任副校长。学校设立办公厅和教育、政训、总务等处，下辖军官大队、军士第一、二大队和特种兵大队。同时，何键还将以前所办的各集训队按开办时间先后依次编为湖南陆军干部学校第一到第七期。1937年至1938年又举办一期，前后8期共培训初级军官l.2万人。1937年11月，何键离湘，该校在第八期结业后即告解散。
1937年11月，张治中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为了“实施战时教育”，加强湖南的抗日力量，他除推行“民众训练计划”，对民众普遍实行军事等方面教育外，还于1938年开设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简称长沙军事分校)。该校校址设在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省立第一中学校内。蒋介石兼任校长，张治中兼任教育主任。学校设主任办公室和教育、政训、总务、兵器等科，下辖军官、警官、军士3个大队。该校是专为训练保安团队、地方警察及在乡军官而创办的，学员来源于全省各保安团的连、排、班长，在乡军官和各县警察局长。每期集训3个月。教学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中心，设有三民主义、中国历史、地理、政法知识等课程。第一期学员结业后，武汉沦陷，长沙危急，因此该校第二期迁往湘西沪溪县城继续开办。到1939年春，该校改称为湖南省干部训练团。
抗战初期，国民党还在长沙岳麓山举办了“军官外国语补习学校”，专门培养出国深造的军事人员。国民党第20集团军也在岳麓山开办了战时干部训练班，以训练抗战军事人才。
民国时期长沙军事教育的发展加强了长沙乃至湖南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除何键的湖南陆军干部学校外，其他各个时期的军校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革命战争或民族战争的发展。这些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湖南近现代高级军事将领特别多，应该说与长沙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也是不无关系的。
新疆陆军军官学校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是战略要冲。因此，训练官兵兴办军事学堂一直为当局所关注。新疆的军事学校经历了“武备学堂”、“武备速成学堂兼兵目学营”、“新疆讲武堂”、“新疆陆军军官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第九分校”、“新疆军官训练班”等变迁。兹简述如下。
& 一、辛亥革命前（）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兵部尚书长庚，在惠远设立“武备学堂”，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所军事学校。
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庚又在伊犁开办两年制“武备速成学堂兼兵目学营”，招收学员一百名，学兵三百名。学员结业后充当下级军官，学兵训练后充任军士。
光绪三十三年（1907），联魁任新疆巡抚，在省城迪化开办了三年制的陆军小学堂一所，分甲乙丙三个班，每班招收学生七十名。
& 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在迪化设立“将弁学堂”。
宣统三年（1911），新军协统（旅长）鄂人杨缵绪（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兼管“武备学堂”。
&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伊犁将军志锐为防止革命势力渗入新军，停办“武备学堂”。
& 二、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时期
& 辛亥革命后，新疆巡按使杨增新闭关自守，将“武备学堂”等机构全部撤消。
1926年，杨增新见办学有利，于是在迪化开办“讲武堂”，校址设在迪化城内三角地东南，杨自兼校长。招学生一百余名。
& 杨增新被杀后金树仁主政。
1929年，金下令改“讲武堂”为“新疆陆军军官学校”。并决定1929年为新疆军校第一期，校长金树仁自兼，教育长为魏镇国、陈品修、陈沂、孟克昌等先后担任。军事教官有李国栋、陈忠咸、王祝禹、高晋年等。总队长由刘宪章、贺月华、陶子鸿先后担任。总队下三个中队，第一期招收的学生大都是新中师的毕业生，共有108人。1931年结业。第二期1931年10月开学，招收学员150余名。
日，迪化发生政变，盛世才登台后，于六月间重新开办新疆陆军军官学校，新校址在北门外农林试验场原址，从原有教导团中选拔二百余人，和原第二期未分配学员共二百三十余人。仍定为军校第二期，1936年毕业。
1936年秋，第三期共招收学员五百余人，分步、骑、炮、工、辎五科，编五个中队。1940年毕业。
& 1938年7月，第四期招学员199人，编步、骑两个中队。1941年毕业。
& 1939年秋，第五期招学员200人，仍编步、骑两个中队。1942年毕业。
新疆陆军军官学校自1929年第一期起到1942年止，计十三年，共培训学员一千二百八十五人。1942年3月奉命改组为中央陆军军官学第九分校。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三月二日大元帅大本营宣告成立。十月由时军政部长程潜负责筹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又称“军政部讲武堂”。校址在广州北校场。1924年迁广州南华寺，改名为“援鄂军讲武学校”。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该校改名“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讲武学校”。1926年5月并入黄埔军校。
&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共办三期。
第一期：招考学生四百余名，1924年春补行开学典礼，夏天，孙中山亲监讲武学校校阅，陪同有廖仲凯和大本营的高级将领。十月十日，举行毕业典礼，孙中山亲监主持，颁发毕业证书，并奖给优秀毕业生指挥刀一把。毕业后全体分发到攻鄂军部卫队营见习，担任下级军官及军需、副官、书记等职务。先前有学生邓文仪、桂永清、陈明仁、李默庵等一百四十六名，中途编入黄埔一期学习。
第二期：入校学生八十人，1924年12月开学，1925年冬毕业，全部分发到第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军官佐。抗日战争前不久，在南京中央军校补办登记手续，取得黄埔一期学籍。
第三期：1925年秋招生，共录取二百二十六名。是年冬根椐广州国民政府统一军事政治教育的决定，黄埔军校由原耒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正式宣布），其他各军事学校一律撤消，在校第三期学生，考取黄埔军校第四期约七十人，大部分编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
&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教职员：
& 校 长 程潜（大本营军政部长兼）
& 副校长 张振武、胡兆鹏
& 监 督 周贯虹
& 教育长 李明灏、李国良
东北讲武学堂（31.9）
& 1906年，清政府奉天将军赵尔巽创立“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后停办。
& 1919年2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重新设立“东三省陆军讲武堂”。
& 1927年9月改称“东北陆军讲武堂”。
& 1928年3月复改称“陆军讲武堂”。
& 1931年9月停办。
& 历任堂长（监督）：
& 张作相（1919.2任）
& 张作霖（1922兼）
& 张学良（1922任）
& 副监督 周 濂
& 历任教育长：
& 熙 洽（2.4）
& 萧其煊（5.9）
& 朱继先（7.6）
& 张厚琬（0.12）
& 王瑞华（1.9）
& 战术教官：
& 郭松龄（1919.2任）
从日东大营始建至今，东大营的历史恰好是80年。这里既有辉煌的时期，曾经是张学良将军创办的东北讲武堂、解放军朱瑞炮兵学校、军委炮兵学校、军委高级炮兵学校所在地；又饱尝过沉重的苦难，“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侵占，而后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如今的沈阳东大营是总参谋部所属在东北地区惟一的军事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炮兵学院所在地。
岁月悠悠，山河铭记。沈阳，是东北的重工业城市，也是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在沈阳市东郊巍巍的天柱山下，滔滔不息的浑河之畔，苍松翠柏中掩映着一座古老的军营。她伴随着中国现代史奋进的脚步，在不断地演变着、变迁着。80年的风沙，遮不住历史的血痕；80年的星辰，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环，她就是闻名遐迩的沈阳东大营。
& 张学良将军创建东大营
早在东大营创立之前，这里就一直被兵家视为军事重地。1922年以前，位于沈阳城东约10公里的山咀子地区，还是一片肥沃的农田，三个小小的自然村庄坐落其间。然而，一场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大战，却成为这块黑土地历史命运转变的契机。
月间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遭到失败。当年6月，双方以榆关（山海关）为界，签订停战协定，奉军被迫退到关外。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免去了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职位。张作霖为了再度入关问鼎中原，唆使奉、吉、黑三省议会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并推举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而后，张作霖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大搞“整军经武”，扩建兵工厂、航空处，扩编军队，加强军事训练；同时开办各种军官训练班，加强东北讲武堂的建设，派遣各兵种留学生出国深造。又是扩编，又是办校，使得营房不敷使用。于是，发生了急需修建营房的问题。
1922年7月，当郭松龄率所部撤回沈阳后，便被授命主持新营房的修建。当时考虑到，“沈阳的南面有浑河，雨季涨水，对建营房和军事训练都不利；西面离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太近；北面又有北大营；只有沈阳东面为丘陵地带，是建营房的好地方，也是军事训练的好场地。”这样几经勘察论证，最后选定山咀子这块背靠天柱山，扼守沈阳之东要冲的地片，筹划辟为兵营。
1923年4月，正式破土修建新营房。工程包给民工修建，共建了西、东、南3个院。到1925年秋，西、东两院的营房先后建成。南院稍晚些也建成。东、西两院营房的布局完全一样，南院则别具一格。现在，东、西院的主建筑依稀尚存，南院则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毁掉。新营房建成初期称为“东山咀子营房”。由于这片新营房位于沈阳之东，也为了与北大营相匹配，后取名为“东大营”。沈阳东大营一经创立，即成为奉军驻兵和办校的重要基地。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一称谓已流传至今。
1925年，营房建成初期所驻的单位有：西院为郭松龄主办的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最初驻守在东院的是东北陆军第7师第5旅第84团。1925年10月中旬，在郭松龄“倒戈反奉”前夕，郭命令成立一个东北陆军补充总队，以少将朱继先为总队长，下辖4个分队，驻守东大营。但是时间不长，郭松龄“倒戈反奉”
的战争爆发，11月下旬，驻东大营两个新兵团的军官被解除武装，而全部新兵则调给新成立的刘翼飞旅，从东大营开走了。
1927年9月，东北学生队（此时称卫队旅学生队）从北京调回沈阳，驻进东大营，但因嫌驻地离城区太远，不久，又迁往西下洼子。
& 1928年6月，奉军被国民党北伐军打败，被迫退出关外，东大营开始了其较为辉煌的时期。l7ss
( 14:28:51)
东北讲武堂的鼎盛时期
在沈阳东大营的历史上有一段短暂而辉煌的经历，那就是从1928年9月至1931年9月，当时驰名全国的东北讲武堂曾设在这里。东北讲武堂初创于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名为“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校址在老将军府，位于陆军小学院内。
东北讲武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光绪三十二年至1915年为前期，在这一时期还称过“陆军讲武堂”。从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第二年的1919年为中期，校址在小东边门外（现在的中捷友谊厂院内），曾用过“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东北陆军讲武堂”和“陆军讲武堂”等名称。讲武堂在上述两个时期总的特点是不完备、学期短（八个月到一年）、招生少、级别低（培养对象只限于初级军官）。第三阶段，从1928年至1931年，张学良统率东北军时，校址设在了沈阳城东的东大营，东北讲武堂在这一阶段，则达到了鼎盛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首先是规模大，有一个庞大的体系和比较齐全的分科。讲武堂于1928年9月正式由小东边门外迁到东大营。张学良为了统一东北军事教育，将东北“所有军事教育机关，一律并归讲武堂，由该堂监督直接管辖”。讲武堂监督由张学良自任。将原讲武堂改为“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又先后设立“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及“东北讲武堂热河分校”两处，并附设了各种专科教育班。“其总机关即称东北讲武堂”。这使东北讲武堂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军事最高学府。可以看出，当时在东大营的并不是东北讲武堂的全部，而只是其总机关堂本部及辽宁本校和一些专科教育班。当然也是东北讲武堂最重要的部分。
二是水平高。东北讲武堂创建之初只是“造就陆军初级军官”，后来则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并列为全国四所正式中等军事学校，而且是比其他3所院校较为完善，以“自小学树立基，以大学成其器”为办学宗旨的培养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种军官的综合军事学校。从而使东北讲武堂成为东北地区历史最久，培养军官最多的军事教育机构。东北军的各级军官，绝大多数出身于此。它对东北军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张氏父子控制部队，统治东北的一个有力支柱。
总之，这一时期的东北讲武堂，以其“策划周详、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水平之高”等显著特点，达到其历史上的全盛时期，而为其提供校址的东大营也因此在历史上名噪一时。
& 东大营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 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大营因成为日本侵略者重要的攻击目标而惨遭洗劫。
东大营是东北军最高军事学府所在地，其东有山咀子（东陵）兵营，南有兵工厂、航空处飞机厂等重要军事设施，北扼沈满铁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军事重地。当时，沈阳北大营失守后，东北军独立第7旅由北大营撤出，即向东运动，日本侵略军非常害怕其与东大营地区的军事力量结合，对日军占领沈阳城构成威胁，加上东大营背靠天柱山脉，屏障沈阳之东，是保卫或夺取沈阳的战略要地。因此，日本侵略军在侵占了北大营和沈阳城之后，即迅速移兵，组织了对东大营地区的进攻。日本侵略军对东大营的进攻动用了独立守备队3个大队、第2师团的2个联队及1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中队的兵力，分别部署在沈满铁路两侧，取南北夹击的态势伺机进攻东大营。
“九·一八”事变中的沈阳东大营营房模型照片
& 在日军逼向东大营，一场血腥的攻击迫在眉睫之际，东大营的内部情况又如何呢？
当时，正在校学习的只有讲武堂第11期学员，全部是现职军官，共700余名；步兵教导队学生兵650人，以及“高研班”、“炮研班”、“工研班”等，共约1500人；加上学校教职员工不足1000人，总计当时整个东大营共有2500人左右。“其中配备武器的，只有步兵教导队（步兵3个连，重机枪1个连，步兵炮1个连，通信兵1个排）650名入伍不久的学生兵。”从当时东大营的情况看是军官多，学生多，没有作战部队，武器装备很少。
日夜，当日本侵略军对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时，东大营对外联络全被切断，处于群龙无首、势孤力单的状态。特别是由于蒋介石的
“不抵抗”命令，束缚了爱国官兵的手脚，瓦解了部队的斗志。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沈阳城的枪声响起时，东大营里的官兵还以为是日军演习呢，后来北大营火光冲天，才感觉到情况严重了。9月19日晨，讲武堂骑兵队派人去北大营方向侦察。侦察回来还没探明详情就报告说：日军已向东大营进攻。这时，东大营的中下级军官和学员士兵“愤恨殊甚”，纷纷要“与日人决一死战”。但由于此时已失去指挥，加上缺乏作战部队，缺少武器，特别是上级命令不准抵抗，于是，堂堂的东北讲武堂官兵竟一枪没放地“整军退出”了东大营。当日上午8时左右，东院步兵教育队首先整队从北门撤出，而后各单位相继撤出。当东大营的爱国官兵被迫撤出时，
“军官流涕，士兵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东北讲武堂人员从东大营撤出后，和从北大营撤出的独立第7旅官兵会合，一同向小镇方向转移，然后，开进了山海关。
“九·一八”事变后的沈阳东大营被焚毁
在19日11时40分至12时30分，包围东大营的日军“探悉”东北讲武堂人员已“全营退出，乃敢侵入营内，大肆搜索，所有一切军械、子弹、款项，以及一切紧要物品，悉被搜掠净尽。”东部的山咀子（东陵）兵营也几乎同时失火。至此，整个沈阳就完全陷落了。随着东大营被日军侵占，声名一时的东北讲武堂的历史也就此宣告完结。从此，沈阳东大营的历史揭开了最黑暗的一页。
解放后，朱瑞炮兵学校、军委炮兵学校、军委高级炮兵学校等军事机关院所相继设在这里，重写东大营历史崭新的篇章。
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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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平定了郭松龄发动的倒戈反奉战争。翌年（1926）又陈兵关内，企图用又拉又打的办法达到消灭其他派系、称霸全国的目的。
郭松龄事件之后，张作霖非常痛恨冯玉祥对郭的支持，特别害怕冯玉祥国民军在北方的发展；于是和本为仇雠的吴佩孚顿释前嫌，联合起来（吴对当年冯玉祥倒戈反吴也早已怀恨在心）。他们以“讨赤”为名，与冯玉祥展开激战。冯部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吴佩孚进兵河南，占据了郑州；张作霖进军关内，占领北京。随后，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直、鲁军事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并邀请孙传芳、阎锡山派代表参加，扩大联合，以对抗北伐军。在奉、直、鲁军将领军事会议上，张宗昌等公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基于以上的形势，张作霖认为：要想问鼎中原，称霸全国，非有雄厚的兵力不可。他的军队在物质装备方面，是较优于其他派系的，但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善军队素质，非要多造就军事人材不可。当时由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拱卫京畿，同时决定先培训一批青年学生为候补军官。当时东北军的军事教育机构寥寥无几。黑龙江有一个黑龙江省军官养成所，吉林省有一个吉林省军官教练处，奉天省有一个讲武堂，而它们的规模都较小，教育方法不统一，教学内容不一致，还各有门户之见。奉天讲武堂招生对象，都是各部队挑选的粗具文化的现役排、连长及其他军阶相同的初级军官；每期只能培训三四百人，不敷使用，因而
1926年在北京成立了讲武堂分校，扩大招生范围和人数。最初定名为东北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责成军团司令部上校卫队长王以哲负责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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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八九月间入伍生队在北京、沈阳两地招生，招生广告明确规定：入伍生队以培养初级军官为目的，凡年满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初中以上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身体强健。无嗜好的青年皆可报考；一经录取入伍后，服装、伙食均由公家供给，每月按士兵待遇发给薪响；六个月毕业，成绩优良者可继续深造，或以准尉军官任用。预定招考名额为一千人。广告贴出后，不到一个月，两地报名应试者已达一千数百名，经过考试录取成绩优良者一千人，遂在北京旃坛寺内成立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其编组人员、教育概况如下：
& 上校队长 王以哲（兼）
& 中校队附 刘多荃（兼）
入伍生队共编组两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连为125人。一至四连为第一营，中校营长杨林兰，连长有常恩多、高玉堂、高峻岭等人。五至八连为第二营，中校营长王秉钺，连长有高建勋、王景棠、沈景阳等人。
& 教学内容分学科、术科、技术、体操。
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阵中要务令，筑叠教范，陆军礼节，内务规则，卫戍勤务等。
& 术科以制式教练为主，这是基本的动作，以后逐渐增加战斗教练，实弹射击。
由于城内没有适当的地点，去城外又往返需时，故入伍生队在受训期间，只演习过几次。刺枪术和体操由专门教官担任。学术科的教授都由排、连长担任。连营长都是讲武堂前几期毕业的学员，课讲得还较明白。排长都是教导队毕业的，对学术科本身不十分理解，有的这样讲，有的那样说，口径很不统一；如有不明白提出问题时，他们也答不出来，反认为提问者调皮生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借机惩罚你一下。
在生活管理方面：每天早晨5点起床，点名后跑步，7点早饭后出操，上讲堂；午后上课堂，出教练；6点晚饭，7点自习；9时点名就寝。每日三餐，大米、白面、高粱米兼而有之，但以高粱米为主。一天的刻板生活与部队士兵一样，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如果犯错误，或者罚立正，或者手向上举，两腿半分弯，这种体罚过10分钟以后很不好受，如果改变了姿势，排长看见，就加重处罚，也许要下跪，打手板子，毫不姑息宽容。这完全是取法于日本军队的法西斯式教育。在这种淫威之下，同学们表面上对他们是毕恭毕敬，背后却给他们起难听的外号。大家都知道，混过六个月就离开了，在这个期间只好小心翼翼，免得挨打受罚。
1927年3月末，入伍生队学员经过考试都合乎标准，遂宣布入伍生队结束，转入陆军讲武堂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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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入伍生队全体学生由旃坛寺移到黄寺[注]，正式进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学习。这时奉天讲武堂的在校学员为第六期，北京分校即称为第七期。在入伍生队当排长的也都参加这一期学习，除了与同学们享有同等待遇外，他们还领一份排长的薪金。
入学后不久即举行开学典礼。这个典礼的仪式很隆重，而且警备森严，各界来宾很多，驻北京的英、法、日等各国公使馆的武官也都应邀参加。日本武官最容易识别，他们的黄色军服和“红膏药”标志特别醒目。是日上午9时由安定门到黄寺校本部的马路上都以黄土铺道，“对子兵”林立。张作霖乘坐黄色装有机关枪的装甲防弹汽车，前面由坦克车压道，提前而来。陪同前来的有吉林督军张作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以及汤玉麟、阙朝玺等大员。讲武堂自监督张学良以下的全体教职学员等，都列队来到校本部大楼的后面广场上，站成“U”字形队伍相迎。张作霖身穿黄呢子军便服，没戴军阶，站在中央面南而立，开始讲话。大意是：本总司令为国家
造就人材，特在北京成立讲武堂分校。你们都是青年学生，希望好好念书、守规矩听话，将来学好以后，为国家效力。现在日本人欺负我们，你们要好好学本领，将来好和他们打仗……听到这里大家却有些悚然，觉得“大帅”此话说得太直率了，因为日本武官在场，他们是懂得中国话的。张作霖当时说了这样的话，日本人后来在皇姑屯用炸弹对他下毒手，这也不无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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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武堂北京分校的组织情况是：
最高为堂长（张作霖兼），下设监督（张学良兼），教育长负实际责任。第七期的教育长最初是朱继先，朱是满族人（黄带子），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精明干练，学有专长，颇得张学良的倚重。朱同时兼任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预备军中将军长。1927年端午节那天，朱去花园饭店给张作涛“叩节”（张作涛是吉林督军张作相的族弟，在吉林当个挂名的旅长，经常住在北京，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酒席间为了一个妓女，朱继先和张作涛争风吃醋，张将朱打死。朱死后，教育长由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张厚琬接任，张系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嫡孙，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 校本部设：
& 教育处-处长杨正治，后改蒋希斌；
& 总队部-总队长初为林家训，后改王静轩；
& 技术处-总教官曹玉成，副总教官王德山；
& 此外尚有军需、军医、兽医等各处。
总队部下辖八个队。分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科。每队三个分队，学生120人。第一至第五队为步兵科，第六队炮兵科，第七队工兵科，第八队是骑兵、辎重兵科联合队（因为辎重兵科也有马匹，与骑兵科合起来在饲养管理方面均称便利）。
& 辎重兵科一个分队，骑兵科两个分队。兹将八个队的队长姓名列于下（均为中校）：
& 第一队杨林兰；
& 第二队阎克明，后改赵有耆；
& 第三队唐宗信；
& 第四队王秉钺，后改金典戎；
& 第五队金锡珍，后改高峻岭；
& 第六队刘焕章；
& 第七队佟恩普；
& 第八队王纯璋。
队附中有常恩多、沈景阳、高建勋、王景棠、李紫贵以及由第六期毕业后派到本期当队附的黄炳寰、许赓扬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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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生队是以培养军士和初级军官为目的，而讲武堂则以培养中级以上的军官为目的，所以教育内容也不一样。但对基本教育仍然是重视的。主要教学内容分为学科、术科和技术。体操等项。
学科有典、范、令（与入伍生队时同）；以后增加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交通学、军制学，统称为六大教程。另外有卫生学、军队教育学等，也都属于学科内容。典。范、令是术科教练的基础，由队职官讲授，并与术科对照示范讲授，较之在入伍生队时更为明了、深入，容易理解。同学们多有好高骛远的思想，希望早点讲授教程学，教程课都由专职教官讲授，全校各兵科的专职教官一百多人，都是当时的有名教官，对于教学既有深刻的研究，又有多年的经验。例如给我们这个教授班（一个队分成两三个教授班，每班四五十人）讲兵器学的教官叶秉甲（湖北人）年逾花甲，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第九期（保定军校就办到第九期为止）都讲兵器学。每逢上课，坐下来先问上次讲到什么地方？我们告诉以后，他也不打开课本讲义，就接着讲下去，边讲边在黑板上画图或写字，课后我们与课本对照一点也不错。我们好奇地问他：“教官，你的兵器学记得这么熟，连书也不看，得下多大工夫啊！”他发牢骚说：“我这一辈子净吃‘粉条’（即粉笔）啦，保定军校由头到尾我都教兵器学，连唐生智都是我的学生（唐生智当时是湖南的军阀）。”其他讲兵器学的教官如李广琳，是留法学兵器的，以后当了奉天兵工厂炮厂厂长。担任战术学的教官如郭克兴、董志杰等都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总之，第七期教官人材之盛，为东北讲武堂各期所不能比拟。
术科方面：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阵中勤务、筑城作业、通信作业等，均由队长、队附担任讲授。
刺枪术、马术和器械体操（如天桥、浪木、平台、木马。大小双杠、障碍超越）等，由各专属教官担任教授。刺枪术完全是学日本的，操作时带有护具，如护胸、护面、护手等。单人刺、对刺都由总教官曹玉成、副总教官王德山亲自指导，由助教们示范。曹、王二人都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和段祺瑞的“边防军教导团”
跟日本人学习过，后来他们技术猛进，与日本人对刺时，日本教官也甘拜下风，因此，有“劈刺大王”的美称。尽管如此，在当时他们却不被人重视。
有关训育事项不列入教育计划之内，由总队部下达到各队，由队长、队附利用早晚集合点名或其他课余时间做一般的训话（称精神讲话）或指示，把校内最近发生的问题和学校当局的决定与要求向学生宣布。其教育之中心思想是以师生、同学、同乡等封建道德观念来维护“团结”、巩固统治。当时的校训是：“良心血性。”
生活管理方面：生活待遇、服装伙食均由学校供给。单。夹、棉衣按时发给，冬季还发一件紫色布面的羊皮坎肩。伙食以高粱米为主，大米、白面兼而有之，每逢节假日改善生活，每月发给津贴银洋三元，以资零用。
学生的生活，由队职官负责严加管理。学生入校后一律住校，除节日、星期日放假外，其余时间都不准外出。平时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内务规则和陆军礼节上的规定，如有违犯者则按陆军惩罚令惩处之，毫不姑宽。校内设有禁闭室。凡是放假外出，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校，如超出规定时间，视误时多少来决定处罚轻重。如关禁闭、罚跪或打戒尺，体罚手段和入伍生队时一样，可说是一脉相传。例如，第二队有个同学在队附常恩多上课时犯了错误，在受到申斥时又顶撞了常几句，常即在课堂上当着同学们的面打他的手板子。常的打法很特别，把手放在讲台桌上，手心向上，手背下也不垫什么东西。这个同学被打得疼痛难忍，一再哀告求饶，常却不理；当时一板子打空，震痛了队附的手，这下子更使常怒不可遏，越打越狠。这个同学的手被打成了个血馒头，事后也没有得到很好治疗，结果毒气归心，一命呜呼。此事发生后，未闻学校当局对这位队附有什么表示。不久常思多却调到部队当营长去了。这种体罚，在军阀时代是司空见惯的，是为了养成学员绝对服从的奴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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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间，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套白色的料子较好的夏季外出制服，一个白帽罩（带红牙子的），一双青帆布胶鞋。这时候，张作霖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校方组织我们穿上这套制服前往“祝贺”。我们从学校整队出发，进德胜门，经西四牌楼，过帝王庙奔向顺承王府（即今全国政协址），在顺承王府东墙外马路上列队肃立，由总队长林家训带头高呼“大元帅万岁”三声。这时张由内宅出来，身穿灰色春绸大衫，青图龙纱马褂，光着头，满面红光；寿夫人（五太太）站在左后方。林家训发口令，脱帽，向张行三鞠躬礼，然后又三呼“大元帅万岁”。张对林家训说：“他妈的！这大热的天把他们带出来干什么！快回去吧！不要往别处去啦，赏号随后发下去。”林家训连忙答应几个“是”，即令各队一直往南向彰仪门大街（即今广安门大街）前进，然后经骡马市大街、珠市口。前门大街到中央公园解散。大家饥渴交加，稍事休息，即整队回学校，时已晚上8点多了。次日放假一天，第三天每人领到牛肉罐头一盒，饼干一包，银洋三元，这就是所谓的“赏号”。
1927年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北京各界在北海超度亡魂，燃放荷花灯，这本是封建迷信的“盂兰会”，我们讲武堂全体学员又穿上了这套白色制服前往参加。此外就是逢节假日外出时穿一穿。
1927年8月间北京气温较高，每天上课时师生们挥汗如雨，不但年龄高的教官吃不消，就连我们上劈刺术教练时，穿上护具做几个动作后也有晕倒的。在此情形下，学校决定放暑假17天。放假期间，有的同学回关外探亲，有的就在北京亲友家住一阵子。
& 暑假期满，准时开课。有很多同学在外边由于乱吃东西得了霍乱症，结果死了十个人。
不久，全校师生到山海关作野营演习。如实地战术作业。测图实施、野战筑城及通信作业等，均由专属教官领导实习。至于战斗、行军、宿营及阵地彻夜等演习，则由队长、队附负责。历时三个星期才又回到北京继续上课。
日东北军撤出北京，退回关外，讲武堂北京分校也随之出关。4月上午，我们乘坐的专列火车由永定门开出，到达天津时，传来“大元帅”被炸的消息。校方立即在火车上发了枪弹、给养（饼干、罐头）等，做好战斗准备。火车沿途除加煤加水外，一律不停，直开沈阳。我们在沈阳小东边门站（粮袜厂的专线）下车后，即直奔讲武堂本校（即今中捷友谊厂的位置）。
此时第八期的学员已经离校，房屋都空了出来，但本校规模小，房屋少，设备也少，因此各队都挤着住，没有按时上课。本来按规定第七期是10月份毕业，由于以上原因，决定提前两个月毕业。
8月初，举行了毕业典礼，张学良亲临主持，张夫人于凤至随同前来，均臂缠黑纱。首先举行阅兵式，然后进行分列式。张学良随即讲话，他面带笑容，嗓子有些喑哑，勖勉大家保卫国家，保卫边疆，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要骄傲自满，要跟上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不要忘记国家还在多难之秋，等语。这天还有很多来宾参加典礼，其中使人注意的是一位身穿白大衫、手持羽毛扇、年约五十多岁的人，也讲了话，操南方口音，听说这就是孙传芳。他的讲话时间不长，记得其中有八个字，叫作：“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典礼告成，全体照像，最后宣布分发名单。因东北军刚由关内退回，尚未改编，就按当时的番号分发。每人并发给服装费50
元。讲武堂第七期至此便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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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武堂第七期由入伍生队转到讲武堂时已不足千人了；又经过一年零四个月，到毕业时，除因病死亡、中途退学或被开除的之外，仅剩下八百多人。这八百多人分配到东北军队中，一般都以准尉军阶任用。我被分到第十九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