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与“大中国”
&&&&&&&&&&&&&
“小日本”与“大中国”
我是“数据统计家”，我习惯用公开统计数据来说话。我不懂得政治，所以不对数字对比情况表示个人评价，因为我不是政治家。
“小日本”是对日本的蔑称。
“小日本”是中国、韩国等曾遭日本入侵国家的民众对日本以及日本人最广泛、最有影响的蔑称。由此衍生的还有“小鬼子”、“小东洋”、“小鼻子”等。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对日本有所敬畏，但嘴上功夫依然强硬。1903年，留日生陈天华在《警世钟》说“莫说是小小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国恐怕也要推中国做盟主了。”小日本，终于明显强烈地从一个中国知识英雄的口里说了出来，影响至今。
随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对中国侵略，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要中国民众尊称他们为“大日本帝国”、“大日本皇军”。中国民众贬称日本侵略者为“小日本”，“小鬼子”，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之情。
在抗日战争后，此词逐渐广用，在一些情境中成为口头禅般的用语。在中国解放后的革命战争题材影视中，常把日本人称为“小日本”，成为“小日本”这一称谓的强有力的推广渠道，与之类似的称谓还有“日本鬼子”。
一、日本人身材矮小
中国于汉、魏、晋、南北朝时称日本为“倭”。“倭”字从人从委，委亦声，“委”意为“身材软缩”、“身材小一号”。“人”与“委”联合起来表示“身材矮小的人”。称“倭”带有“矮小”的蔑意。
二、日本国度比中国小
日本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岛屿和南部的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和北方四岛等3000多个岛屿组成，面积3778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
1/26，与我国云南省面积相近。人口12535万，为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三、日本人口比中国少
截至2010年末，中国人口总量为13.41亿人(未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比2000年净增7390万人，年均增长0.57%，较20世纪90年代下降0.5个百分点。
日，日本总务省公布了2010年10月实施的日本国情调查结果。统计显示，日本籍人口数量为1亿人，较前一次于2005年实施的人口普查数量减少37万人，减幅为0.3%。日本总人口是中国总人口的9.35%。
统计结果还表明，目前可以确定国籍的在日外国人人口数量为164万8037人，较2005年人口普查数量增加了5.9%，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按国籍统计，中国人最多，占全部在日外国籍人口的27.9%，达339658人。
四、GDP指数
世界GDP排名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版)最权威的报道，2011年底世界各国GDP(百万美元)如下：世界百万美元，其中欧盟，美国，合计百万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51.71%。2011年欧盟和美国总人口8.103亿，占世界总人口（日）70亿人口的11.58%。
世界各国2011年GDP总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百万美元，第二名是中国（大陆）7426090（按照汇率6.35计算，总量为471564亿元人民币，2009年第一次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第三名是日本5974297百万美元。
201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榜：第1位是卢森堡（人均122272美元）、第2位是卡塔尔（97967美元）、第3位是挪威（96591美元）、第4位是瑞士（84983美元）、第5位是澳大利亚（66984美元）、第6位是阿联酋（66625美元）、第7位是丹麦（63003美元）、第8位是瑞典（61098美元）、第9位是荷兰（51410美元）、第10位是加拿大（51147美元）；此外，美国排在第15位（48147美元）、日本第18位（45774美元）、香港第25位（34393美元）、台湾第31位（21592美元），中国大陆排在第87位（5432美元，按照汇率6.35计算，为34493元人民币）。
五、国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究竟有多少？
按日本国税厅的“日本公司职员的年收入”数据，年，日本普通职员的年收入为380万日元至470万日元之间。
从1997年开始，9年来在持续减少。至2007年稍许有些回升，但到了2008年，因为“雷曼危机”的冲击性影响，到2009年日本公司职员的平均年收入急剧下降，只有406万日元。到2010年终又有所回升，平均年收入为412万日元。
当然，上面所说日本职员的平均年收入数据，因为包括收入较低的零时雇佣短期合同工在内，平均分摊下来，今年收入有偏低的倾向，但400万日元以上的年收入，在日本已经跨入中产阶层行列了。
另外，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在日本社会，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收入多少非常容易，即使出于礼貌，不方便直接问收入多少，但只要知道对方从事的职业，工作时间多长，就大致可以推算出这个人的收入。因为日本人的工资标准跟日本人本身一样规矩，大家规规矩矩干活，老老实实拿钱，很少有人会有“黑收入”或“灰收入”。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1年宏观数据显示，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在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4%，转移性收入增长12.1%，经营净收入增长29.0%，财产性收入增长24.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其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21.9%，家庭经营收入增长13.7%，财产性收入增长13.0%，转移性收入增长24.4%。全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上年该比值为3.23：1)。全年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比上年增长21.2%。
可支配收入是指这一个家庭所有人员、所有人通过各个渠道得到的，比如丈夫、妻子、孩子他们通过各个渠道得到扣掉规定的税费和缴纳的社会保障以后得到的的所有收入。
具体分析：2011年中国大陆100个城市的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东莞排在第一位为人民币39513元，深圳第二36505元，上海第三36230元，广州第五34438元，北京排在第十位32903元，天津32位26921元，重庆86位为20250元。
2011年中国大陆100个城市的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深圳排在第一位超过25000元人民币，东莞第二位为22125元，上海第十15644元，北京排在第14位14736元，广州第15位为14700元，天津19位13200元，重庆排在100位之后。
六、贫困阶层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报告显示，2007年日本“贫困率”升至15.7%，是1998年以来的最差水平。本次调查数据是以每三年实施一次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为依据，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计算“贫困率”的方法——收入不足国民平均收入一半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计算出来的。
2007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间值为228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元）。报告显示，1998年、2001年、2005年日本国民的“贫困率”分别为14.6%、15.3%和14.9%。
根据中国科学院完成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中的人口压力依然巨大，按2010年标准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1.28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7.78%。
根据中国科学院完成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此次估算是按照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计算的。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截至2009年底的城镇人口数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
另外，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的调研情况看，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在7.5—8.7%之间。
根据数据，以8%的比例采用比例法计算，目前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
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最小，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较大。
另外，报告根据年鉴指出，基于统计数据测算，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元之间。
二项相加，中国的贫困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14%左右，大约1亿人口，基本相当于日本国的总人口。
日本的贫困阶层计算标准是年收入人民币元以下。中国计算贫困阶层是先规定一个8%的比例，然后统计出年收入是多少钱，具体是，2011年中国城市贫困居民是年收入8000元以下（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中国农村低收入人群的标准是2300元以下（是日本的七十分之一）。
七、基尼指数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或译坚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2012年12月初，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的基尼平均指数为0.21.
日本基尼系数为0.23，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通过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劫富济贫”，高收入群体的最高所得税税率达到75%，一般低收入群体只有15%。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税率大致为15%或25%，比较富有的中产阶级可能要支付35%。但由于超级富豪的投资收入适用的税率不超过15%，比工资收入应缴的税率低不少，因此很多富翁的收入适用的税率远低于一般中产阶级。
在薪酬制度设计上注重薪酬保障作用的日本，薪酬收入差距较小；一位当教授的62岁的哥哥年收入750万日元，当农民60岁的弟弟年收入780万日元。而注重激励作用的美国，薪酬收入差距往往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其结果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具有较强的活力和创新力，但社会的割裂和碎片化明显；而日本社会则较为稳定，即使发生如1998年那样的大危机也未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社会活力和创新力又显得不足。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竟然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
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先富目标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落空了，四大差距在改革发展中都被放大，贫富、城乡、行业、地区差距都在被放大。90年代初期，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的53.4%，到2008年下降到39.4%，在初次分配中把劳动报酬挤压到非常小的空间。二次分配中用于民生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依然较低，发达国家在四大支出中是56—70%，而中国这些年不断增加对民生的投入，2009年占比只有28.8%。
政府公共政策公平正义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与企业不处在同一竞争的起跑线上，企业和企业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社会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均等现象，这个群体和那个群体都处在不均等的地位上；三是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不均等、不公平现象非常严重。
公权力的约束制衡的力量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我国对公权力很多的约束都没有形成制度框架，实际上中国已经形成三大既得利益集团，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泛滥，一夜之间可以获得巨额的灰色暴利变成富翁。这三个变量都出了问题了，基尼系数大概在0.6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有时候超过0.65，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严重是共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大陆贫富差距拉大，主要是因机会不平等，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是腐败和垄断。上海“第一财经日报”引述吴敬琏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讲坛》上表示，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就是治理腐败，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他表示，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很快建立起来，起码第一支柱是全民保险，这应是一个约束性的政策，国家财力完全做得到。
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不均，不能让国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获得的成果，且贫富距离越拉越大，这是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
八、中产阶层
合理的经济社会人层结构应该是“枣核”型的，二头小，中间大，公认贫困阶层占15%以下，富裕阶层也占15%以下，中间的中产阶层占75%以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不少没有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阶层是“金字塔”型的，少数垄断阶层占有社会大量财富和资源，附庸的利益集团拥有一部分利益和财富，而80%的底层人民没有财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安全感。至于“哑铃”型的社会经济结构，在人口较少且民族矛盾激烈的国家经常存在，一部分人很富有，一部分人很贫穷。
美国中产收入标准是3美元/年，目前中产阶层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味80%。他们也是美国的社会中坚，也向来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这其中，美国上层中产阶层（受到过高等教育的高端职业人士或高级管理人员），家庭年收入大多在8—15万美元之间，占人口的10％。而美国下层中产阶层（半职业的高级技术工人或者工匠或者自雇人士)，家庭年收入通常在3—8万美元之间，达到了人口
资深新闻记者闾丘露薇曾通过朋友的经历描绘了一番美国的中产阶层。她写道，夫妻两个人加起来年收入十万美元左右，一工作就买了一辆日本车，工作了两年之后，开始供一套二十万美元左右的房子，一百多平方米，在波士顿的市区，足够一家三口居住。
日本的医疗政策机构，曾根据日本人不同水准年收入，而做过如下划分：
高资产阶层：年收入800万日元以上、或纯金融资产2000万日元以上（这部分人群占日本人全体的20%）。
低资产阶层：年收入300万日元以下、或纯金融资产300万日元未满（这部分人群也占日本人全体的20%）。
除去上述20%的“高资产阶层”和20%的“低资产阶层”，余下的60%，就是日本的中产阶层了。他们的年收入在400万日元以上，800万日元未满，属于日本社会的中坚骨干力量。
战后日本经济的增长率曾让世界震惊。从1950年至1973年，日本GNP年均增长率超过10%，创造了当时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日本的轨迹相似。如两国都充分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吸收技术、专利，并依靠出口加工业赚取外汇，带动经济增长。再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两国均遭遇来自美国的货币升值压力乃至“异质社会论”批判。但中日两国却又有不同，这就是两国“中流社会意识”发育速度显著不同。
在战后恢复期及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政府十分注意将社会财富分配向居民收入适度倾斜。上世纪60年代初，政府提出“十年收入倍增计划”，在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加的同时，使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在15年时间几乎增加了2倍。60年代中期，日本居民家庭基本普及了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电器;70年代中期则基本普及了彩色电视机、空调和家用轿车。这一时期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奠定了日本社会中产阶层的财富基矗即使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导致居民收入大幅下降，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在日本，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悬殊，社会总体收入水平较为平均，少有“暴富”阶层，其基尼系数也长期保持在0.25左右。例如，名牌国立大学教授年收入大约在1200万日元左右(约合80万元人民币)，而同样年龄的公司职员收入大约可以达到其2/3，消防员的年收入也能达到600—700万日元。日本也很少有欧美国家那种“天价”经理人，一般经理人的收入可能还不足欧美同行的一半。总体来看，相对于欧美国家，日本的工资制度更重视公平，兼顾效率。
其次，建立相对稳定和良性互动的劳资关系。
日本企业通常采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工龄对收入影响较大，而工作绩效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多体现为年终奖等额外收入。这样一来，只要员工在企业长期工作，就可以确定获得越来越高的收入。这不仅保证了工薪阶层在经济上有良好的收入预期，也给工薪阶层带来了较为稳定平和的心态。
日本企业的劳资双方之间有较为畅通的互动关系，企业与工会之间能够在薪资水平、福利待遇甚至企业发展方向方面进行协商。每年2、3月份是日本例行的“春斗”时间。这一活动由全国性工会组织，由劳方提出提高工资或改善待遇要求，然后企业依据全国性企业组织和政府厚生省公布的工资、物价变化等数据，按照自身经营情况调整工资。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双方的斗争，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劳资双方协调工资关系的固定渠道，不仅可以缓解劳资关系，还能使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在“及时”和“适度”之间取得平衡。
另外，在医疗、教育和居住等方面消除中产阶层的后顾之忧。
在日本，医疗保险实现了全面覆盖，保障水平相对较高，有保险者在公立医院治疗普通疾病的花费极少。在教育方面，公立学校在高中以下均实现基本免费，国立大学收费也较为低廉，且奖学金覆盖面较大。
在居住方面，日本虽然一向以“地价高昂”著称，但其实除了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心部分地区之外，大部分地方的房价仍在居民收入可承受范围内。特别是由于政府对城市交通设施投入了大量资源，城市外围及近郊到市中心的通勤相对快捷舒适，居民如在城市外围地区购房，资金压力并不是很大。在东京有大量中产阶层，虽然年纪不到30岁，但依靠自己的收入，同样可以置办一套“两居”甚至“三居”，到上班地点的时间多不超过半小时。所以，在日本，中产阶层在享受医疗和教育保障的同时，也摆脱了住房压力的“噩梦”。
据日本战后调查，从1955年至1975年，日本人的“中流意识”由42.5%上升到77%，而认为自己属“下层社会”的意识则由57.4%降至21.8%。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中国奋斗了30多年，现在有“中层社会”意识者并非主流。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翻天覆地一番之余，带来的是一代人身份的变迁。在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当时曾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达到100万人。但尽管是大胆预测，却仍然没有预见中国的奇迹。2002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经达到8000万人以上。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原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指出，2001年以来，以中产阶层加速崛起为标志，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在进一步形成。
据该书介绍，在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崛起的趋势。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而在2000年之后，中产阶层崛起的速度在加快。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当时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
短短几年间，中国中产阶层规模比例提高了8个百分点，这远远快于2000年之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速度。难怪英国路透社称，从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到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都令人瞠目结舌。但不得不提，在发达国家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产阶层占了总人口的
80%，中国的这一数字仍显得差之千里。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时候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
九、中国畸形的房价
世界公认的住房性价比为6（即1:6），一套舒适居室的购房总价是一家人全年总收入的六倍。2010年日本房价最贵的东京地区外20公里的地区的公寓，平均房价使用面积在每平方米合人民币4万元左右，日本普通中产阶级的住房使用面积为60平方米（相当于北京精装修小三居），总价240万元人民币左右。
如果想在东京中心区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大约需要多少钱？这个要根据地段和住房面积大小来决定，很难给出具体数据。不过“3·11日本大地震”后，东京都的住宅用地的平均价格有所下跌，根据日所公布的一年一度的最新地价调查显示：现在东京都的最高地价为2780000日元/平米，最低地价为160000日元/平方米，平均地价为484000日元/平方米。按平均地价估算，如果想在东京都购置100平方米的住宅土地，需4840万日元，如果再建个万日元左右、比较便宜的中等水准住宅，加上各类手续费，合起来至少需要万日元左右，合人民币450—500万元左右。
目前，北京市四环路内的市中心区的平均房价接近40000元一平方米，一套100平方米的三居室的售价，与东京地区基本相同。
但北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只有东京人的十分之一。十年前，北京三环路至四环路平均房价只有4000元，十年间房价上涨了10倍；而同期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增加了3倍。
目前，中国普通住宅的性价比是1:22，北京市中心区的房价比超过了40！！！
十、中日战争力量对比
1894年甲午海战日军实力明显强于清军
北洋水师成军的1888年，日本还没有像样的现代化海军。甲午战争前4年，清朝依然占有27000吨比17000吨的海军总吨位优势。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暴涨至72000吨，全面压倒清军。
而实际参战的两国主力舰队中，也是日本联合舰队以4.1万吨反超北洋水师的3.5万吨。而且日军是新舰，北洋水师是老舰，日方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优势。
人员就不比了，这对海军没多大意义，而且基本上是与总吨位成正比的。
所以，北洋海军远东第一只是曾经的传说，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已被日军以惊人的速度反超了。
无论战略战术上都是日本强
战略上，日本的厚积薄发，精心策划多年，有备而来，处积极进攻态势，全国军民士气高昂，君臣同心协力。清朝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麻痹轻敌，没有做任何战争准备，仓促应战，处被动防御地位，士气低弥，君臣将领们各有小算盘，未形成合力。
战术上，日军作战设计明确，海陆军配合默契，作战指挥果断，士兵战技术熟练。清军没有像样作战计划，海陆军间甚至陆军内部各部队处各自为战、消极抵抗状态，指挥混乱，除北洋水师外，士兵士气和技战术素质差劲。
清国理论上国力占优，但实际可动员经济实力两国旗旗鼓相当，但日本实际动员经济力量占优。当时两国都还没有科学全面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后世有些的经济史学家根据两国人口总数和经济发展水平推测，认为清朝GDP不仅远超日本数倍，甚至还可能高于欧洲强国。但我认为，这种推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清朝几乎是纯农业国，那些推测的GDP绝大多数是用来吃饭的，转化不成国家办大事的经济实力。
实际上，当时清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两白银的样子。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工商业迅速发展，甲午战争前其财政收入已达七八千万两日圆，大约折合五千多万两白银的样子，已经相当接近清朝了。何况，清朝财政支出中庞大官僚体系、治河救灾及平叛等开支巨大且无法节省，更不能忘记太后办寿、修颐和园、修陵、皇上大婚等等甲午战争前惊人的开支。所以，实际上日本可动员的经济实力并不亚于清朝，清朝对日本并不具备某些历史学者所称的绝对经济优势，“蕞尔小国”的称号是清廷过于狂妄自大的表现。
再看实际的经济动员结果。当时日本将财政收入的60%用于军费，也即相当于每年3000万两白银的军费用于购舰备战。而清朝财政收入极少用于改善军备，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后就再未购一船，北洋水师的日常维持费应为每年两百万两白银，实际仅五六十万两。
科技方面，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明显占优，但这一优势在战争中并无太明显表现，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科技实力仍与西方有明显差距，日本和清朝都是靠购买西方先进军舰和武器弹药。甲午战争主要是拼经济而非科技。由于日本投入高且较晚，因此甲午战争中双方进口的武装装备中，日本占明显优势，比如军舰航速更高（采用更先进锅炉），火力更强（最先进的速射炮日对清占95比0的绝对优势）。
甲午海战证明经济才是军事的坚实基础，日本在战前远超清朝N倍的军费投入，就会明白日本的胜利就是拿钱堆出来的，实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西方列强基本上对甲午战争持坐山观虎斗的中立态度。
东亚两强相攻，肯定是西方列强的机会，他们乐见中国因此被进一步消弱，从而带给他们机会，但并不愿意看到日本因此强大而与其在华形成竞争关系。
日本在战前舆论公关做得比中国好，在国际上极力宣传中国在朝鲜的“残暴统治”，把自己打扮成解放者的样子，因此国际舆论上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稍同情些。但是，从国家政策角度，则西方几乎清一色地保持中立，未对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援助，也未对任何一方采取武器禁运等。
但当甲午战争以日本一边倒的胜利结束时，西方列强逐渐转向“同情中国”甚至出面干涉和阻止日本瓜分中国，这当然是为了防止日本成为他们自己瓜分中国的竞争对手。
其中，最有名是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强迫日本吐出已吃到嘴里的辽东半岛，俄国为此甚至向日本提出武力威胁。英、美觉得马关条约的开放条款对此不无坏处，因此既未参与干涉还辽，也未阻止，算是中立到底。
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战败屈服，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赔偿战争费用连本带息9亿两白银，平均每个中国人二两银子。
战后，美国获得的战争赔款一分钱也没带回美国，全部投资在北京建设医院和学校，协和医院和清华大学就是这样建起来的，还资助数千名学习成绩优良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了詹天佑等中国第一批高级技术人才。法国也把大部分赔款用来在中国办学校，有上万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领导人中，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都是在法国加入共产党的。而小日本鼠肚鸡肠，把1亿多两白银全都拉回日本国，用来发展日本的重工业，尤其是军火工业，当做进一步侵华的资本。
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8年，占据东三省14年，霸占台湾60年，强占中国的琉球群岛（现冲绳群岛）近200年，现在强卖中国钓鱼岛主权等等，小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笔者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十一、战争赔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按1972年价格计算，在日本侵华14年期间，中国直接损失12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军民死难2100万，致伤致残1400万。1946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估计日本战争赔偿金额是620亿美元（按当时价格计算），到了1972年，中日建交，签订《中日联合声明》起，应赔偿中国是12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10800亿元。
从1953年至1977年，日本同20多个国家签订了有关战争赔偿54项协议，赔偿总额约为5000亿日元。其中，菲律宾5.5亿美元、缅甸1.4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柬埔寨15亿日元、老挝10亿日元、马来西亚2500万新元、韩国3亿美元.。越南先后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一前，南越要了3900万美元，统一后，越共又要了85亿日元。而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帮凶——泰国，1941年同日本签订同盟条约后，向美英宣战。就这样一个帮凶国，也获得战争赔款150亿日元。二战时，外蒙尚未独立，战后，日本也不承认外蒙有索要赔偿资格，但外蒙纠着日本不放弃，终于获得50亿美元赔偿。
1972年的9月25日至9月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签署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在这场谈判中，关于赔偿问题也曾发生过冲突。
《参考消息》曾转载了“毛泽东与尼克松等人密谈记录”的话，毛泽东的话或许可以让我们知晓其中缘由。下面是日该报刊登的基辛格记录的毛泽东的有关谈话内容：
“……日本侵略中国13年，他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土地……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赔款，以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而且要计算赔款非常困难，没有任何会计能够做到。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如果记录准确无误，翻译也忠实原文的话，那么，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不要求日本赔款的原因：一是避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二是计算上的困难；三是为了消除中日之间的敌意。
其实，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关于赔偿问题也曾起过摩擦。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在尼克松访华后，日本政府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拒绝。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而是因为日本政府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
据梁文的《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记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
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能有转圜余地。
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日方代表“口出狂言”周恩来谴责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但会谈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日方条约局长高岛死抠条文，把“日台条约”作为依据，认为在联合声明中不需要写入“结束战争状态”和“中国放弃赔偿要求”。因为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下午2时许，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举行第二轮会谈，周恩来与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关系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同时周恩来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他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五十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放弃而划上了句号。
十二、日中四十年贸易“顺差”
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主要是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如进口大型化纤设备，在北京等地建设了大型化纤厂，中国迅速普及了氮肥、尿素、的确良、塑料鞋、塑料雨衣、化纤地毯日用品等。
二是日本每年向中国提供低息贷款。1978年，华国锋提出了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的重工业发展计划。由于中国缺乏资金，开始向日本大规模借款，因为当时其它国家都无意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1978年中国向日本提出55亿美元的巨额借款要求，日本政府最后同意向中国借款3900亿日元（折合18亿美元）。后来日本政府又在1984年、1988年和1998年，三次向中国提供了巨额政府贷款，共计20000亿日元。到1997年底，交付中国14000亿日元，而中国到1997年底的偿还额仅为200亿日元。日元贷款的特点是：数额大，利息低（年息3%左右），偿还期限长（偿还期限30年），是一种少有的优惠借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日本人把这种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向中国提供巨额借款，看作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报答和对过去侵略行为的赎罪。从1990年开始，日本的对外援助金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经济援助国。1997年日本的人均对外援助额为74.4美元，比美国（23.2美元）、英国（57.3美元）、德国（72.2美元）都要多。此外美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以色列、埃及、土尔其、南非等战略国家，英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英联邦国家，德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是东欧国家，而日本经济援助的重点则是中国。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最大的援助国一直是中国，每年向中国提供5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有偿和无偿的援助）。比如北京地铁1号线二期工程（从复兴门至四惠）是由日本援助修建的，日本大使馆采访了1000多名乘坐地铁的北京市民，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
在中日建交40年来，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始终是顺差，日本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腾飞。
据传，日本在1972年中日建交前对中国战争赔款的底线是无偿赠送中国2亿台彩色电视机和相应电视台信号发射设备，每户中国人家庭一台，当时中国人家庭连黑白电视机，而日本在七十年代初期就普及20英寸彩色电视机了。
在七、八十年代，日本通过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向中国出口了约8000万台彩色电视机，以每台1000元人民币纯利润计算，日本商人获利800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大量的电脑、电冰箱、录音机、音响、照相机、医疗设备等。那时候的中国人对索尼、三洋、松下、夏普、尼康、建武等日本牌子电器，可用趋之若鹜地追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谁让中国人没有呢。
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小轿车又大量涌入中国，日产系列、尼桑系列、三菱系列等。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音响、台式电脑等家电能够做到低成本生产了，这类东西反而是中国向日本出口了。
从2002年至2012年的最近十年中，日中对外贸易额一直是“顺差”。
2002年，日中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019亿美元，日本顺差50.72亿美元；2003年贸易总额1335.56亿美元，日本顺差147.4亿美元；2004年贸易总额1678.36亿美元，日本顺差208.18亿美元；2005年贸易总额1834.93亿美元，日本顺差164.21亿美元；2006年贸易总额2072.95亿美元，日本顺差240.5亿美元；2007年贸易总额2359.51亿美元，日本顺差319.34亿美元；2008年贸易总额2007.32亿美元，日本顺差344.68亿美元；2009年贸易总额2287.8亿美元，日本顺差330.47亿美元；2010年贸易总额2997.8亿美元，日本顺差556.93亿美元；2011年贸易总额3428.9亿美元，日本顺差462.9亿美元。十年期间日本对华贸易“顺差”2825.24亿美元。约合2万亿人民币。
从日本对华出口的种类来看，日本出口中国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高附加值的高精产品：钢铁、有机化合物、电器线路、汽车零部件、光学仪器、非钢铁类金属、高档轿车、重型卡车等。
而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种类，主要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以2010年为例，服装占15.34%，食品占8.12%，廉价电脑占7.76%，纺织品占2.52%，家具占2.34%。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