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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索隐》“县”地名校议王永吉内容提要 今本《史记?黥布列传》“兹乡”《索隐》注“番阳 县之乡”，当作“阳县之乡”。“ ”为“”之俗讹字。“”字又作“b”，《汉书?地理志》b县在巨鹿郡，阳县在豫章郡，与番阳近者为阳县，《索隐》作“县”误。西汉无番阳郡，依《索隐》体例亦不得言“番阳阳县”。《史记索隐》当是据《汉书》颜师古注为说，今本《索隐》此注有误。关键词 史记索隐；地名；阳；校勘　　《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兹乡”《索隐》：“番阳县之乡。”[1]
　　元彭寅翁本、明凌稚隆本、清武英殿本、百衲本此《索隐》注在“随之番阳”下，作“番阳鄱县之乡”，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此注在“遂灭黥布”下，文同元明诸本，断作：“番阳，鄱县之乡。”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索：番字作鄱而鄱字作。”[2]《校补》所谓“索”指明毛晋刻单行本《索隐》。《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番阳人杀布兹乡”颜师古注：“阳县之乡也。音口尧反。”[3]
　　今案：《史记索隐》“番阳 县之乡”一句有误，当如《汉书》颜注作“阳县之乡”。明此须先知番阳、县与阳县三地。先说与阳二县。注文“ ”字字书不见，当是“”之俗讹字。“臬”、“n”形近易混，可以视为旁证的有“ ”、“倍帧！队衿た诓俊罚骸 ，叫也。”[4]《广韵?啸韵》、《集?啸韵》同。“蔽敖小弊种焯濉！都稀ばピ稀罚骸敖校t切，《说文》呼也。或作 ，通作！[5]《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如使狂夫于东崖。”颜师古注：“沤凶帧！[6]“ ”字《玉篇》、《广韵》五t切，《集》一叫、倪t两切，其字从“臬”无据，偏旁“臬”字当是“n”字之形讹。《正字通?口部》：“ ，旧注五t切，A去声，叫也。……一说锸∽𠹑。”[7]一说是也。杨宝忠先生亦谓“‘ ’即‘炙资椤薄[8]
　　《索隐》“ （以下改从正字“”）县”即《汉书?地理志》巨鹿郡b县也。“n”、“ ”古通用。《集韵?萧韵》：“ ，通作n。”[9]故“ ”声之字或从“n”。再以“弊治！队衿た诓俊罚骸 ，声也。亦作叫。”[10]《说文?口部》“弊侄斡癫米骸鞍础队衿酚 无 ， 古t反，声也。此以倒首之 为声，即 字也。”[11]《集韵?啸韵》：“叫，或作 。”[12]明“薄 ”二字为异体。而“”字亦或从“ ”作“b”。《说文?邑部》：“，巨鹿县。从邑，n声。”[13]《集韵?萧韵》：“，《说文》巨鹿县，一曰鄱阳县名，或从 。”[14]段注“”字云：“前《志》作b，h与n一字。但前《志》巨鹿b县，豫章阳县，《玉篇》、《广韵》皆b与阳二县字别。然则许书此字作及后《志》二县字皆作非是。许书当是浅人改之，如 首之改为n首。”[15]王筠《说文句读》亦云：“《地理志》巨鹿郡b县，豫章郡阳县，二字有异，《玉篇》、《广韵》同，《郡国志》并作。意许君当分收b，后乃合为一耳。”[16]如段、王所说，则巨鹿郡之县字当作b。然后世相承，b县字皆作。《后汉书?书汉倍中我粢寰憬蔽蘧荩浴棒弊值笔恰n”字之形讹，郡国志》、《魏书?地形志》巨鹿郡有县，《晋书?地理志》县在赵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单字子家”《集解》引徐广曰“巨鹿有县”。[17]《集韵》、《类篇》亦皆以b为一字。然《汉书?地理志》豫章郡阳县之“”字不作“b”，《隶辨》引东汉光和六年唐扶颂碑“除豫章阳长”，[18]字作“阳”，不作“b阳”，后世地理书亦无作“b阳”者，此或可证段、王之说。
　　返观《索隐》注文，《汉志》b（）县属巨鹿郡，阳县属豫章郡，二县一北一南，相去甚远。黥布“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番阳、阳二县相邻，俱属豫章郡，则《索隐》作“县”误矣，当是“阳县”无疑。
　　然而改《索隐》作“番阳阳县之乡”亦不确。“番阳”后作“鄱阳”，初为县，《汉志》属豫章郡。《汉书?陈胜项籍传》“与番盗英布相遇”颜师古注：“番，即番阳县也。……其后番字改作鄱。”[19]今本《汉书?地理志》作“鄱阳”，盖即后人所改。《史记?高祖本纪》“追得斩布鄱阳”，《汉书?高帝纪》作“追斩布番阳”，《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所见秘阁本“鄱”字亦作“番”。《史》《汉》《黥布传》皆作“番阳”。《史记?西南夷列传》“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汉书》亦作“番阳”。此盖存其旧者。《后汉书?郡国志四》豫章郡“鄱阳”下注云：“建安十五年，孙权分立鄱阳郡，治县。”[20]此鄱阳为郡之始。《元和郡县图志》：“隋开皇九年平陈，改鄱阳为饶州。”[21]《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饶州）天宝元年改为鄱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饶州。”[22]再看《索隐》注，司马贞若言“番（鄱）阳阳县”，其意则以“番（鄱）阳”为郡。如前所述，建安十五年孙权分立鄱阳郡。《晋书?地理志下》鄱阳郡有“鄱阳县”、“阳县”。又《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废阳县在（鄱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按《鄱阳记》云汉高祖六年置，宋永初二年废。”[23]因此《索隐》注“番（鄱）阳阳县”若要成立的话，只能置诸东汉建安十五年孙权分立鄱阳郡至南朝宋永初二年阳县废之间。
　　此又涉及《索隐》此注的来源问题。考察《索隐》释地的体例，其释地多据《汉志》，或引诸家之说，如郑玄注、韦昭注、杜预注之类，或引他书如《十三州志》、《郡国志》、《晋太康地理志》等，亦间有以唐时地理为注者，辄加“今”字。其不注者，则据《汉志》也。《夏本纪》“至于岳阳”《索隐》：“凡如此例，不引书者，皆《地理志》文也。”[24]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汝阴”《索隐》：“凡县名皆据《地理志》，不言者，从省文也。”[25]此其自述体例，所谓“地理志”乃《汉志》。《汉书?地理志》阳县属豫章郡，所谓“番（鄱）阳阳县”显然既非依《汉志》，亦非用唐代地理。
　　当然还有一种假设，即《索隐》可能依晋时地志，其志据时言“鄱阳阳县”，毛本《索隐》即作“鄱阳”二字，似可证。然而细加分析，这种假设亦不成立。注文若据他代地志当有所说明。如《项羽本纪》“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索隐》：“又阚S《十三州志》云‘邺北五十里梁期故县也’。”[26]“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水上”《索隐》：“《郡国志》邺县有@城。”[27]否则注汉时历史不据汉时地理，亦不言今地之所在，乃据晋时地理而又无所交待，于读者则仍为不明，情理上难以讲通，与《索隐》体例亦不相合。以上分析可见“番（鄱）阳阳县”出现在《索隐》注中必有文字上的讹误，致误原因待下文分析。
　　《索隐》此注在说明“兹乡”之所在，诸史地理志不见此地。[28]《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番阳人杀布兹乡”下颜师古注：“阳县之乡也。音口尧反。”[29]《史记索隐》多引颜师古注，此条亦当是小司马暗引颜注。而颜注无“番阳”二字，亦可证《索隐》文字上有讹误。
　　颜注谓“阳县之乡”，所言亦当是汉时地理，此亦与其释地体例相合。惟其谓兹乡在阳县，不审何据。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英布嵩谌闹蒇堆粝乇卑傥迨锸健！[30]《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云：“黥布坟在（鄱阳）县北一百六十里。按《汉书》，汉{祖杀布于此。其坟{三丈八尺。”[31]明正德《饶州府志》：“汉淮南王英布墓在（鄱阳）城北一百五十里。”[32]清康熙《鄱阳县志》：“汉淮南王英布墓在（鄱阳）城北一百五十里。”[33]同治十一年《饶州府志》卷三十一：“汉淮南王英布墓在（鄱阳）城北一百五十里。”[34]可见黥布冢之方位道里历代所记并无大异。鄱阳县历代相沿，而沿而阳县早废，故后世记黥布冢皆以鄱阳为中心。鄱阳西北又有英布城。明正德《饶州府志》云：“英布城在（鄱阳）城西北一百五十里，汉吴芮筑以居布。”[35]又《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废阳县在（鄱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36]据此英布城在阳县境。英布冢在鄱阳北一百五十里，古人所谓北与西北或即大要而言，因此英布冢亦有在阳县境的可能。依此推测，颜师古谓兹乡在阳县或有其据。《资治通鉴》卷十二“番阳人杀布兹乡”胡三省注云：“余据《史记》及《汉书》《高纪》皆言追斩布番阳，窃意兹乡当在番阳界，非阳。”[37]据《太平寰宇记》，阳县立于汉高祖六年，黥布被诛在十二年，时阳初立不久，而黥布先是“信而随之番阳”，故史书或即因番阳言之，胡注亦未为确论。
　　综上所述，《索隐》此注在释“兹乡”之所在，明毛刻单行本《索隐》此注前所标史文作“兹乡”，注文言某某“之乡”，《汉书?黥布传》颜师古注亦置于“兹乡”二字之下，皆可证。他本置此注于“随之番阳”下，非是。此注文字诸本皆误，当从《汉书》颜注作“阳县之乡”。盖传写误倒“阳”二字，后人又据史文补“番”字，遂成“番阳县之乡”。他本“”又讹“鄱”，误甚。《史记会注考证》断作“番阳，鄱县之乡”，则以“鄱县之乡”释“番阳”，汉无“鄱县”，“番阳”亦非乡名，尤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承清金陵书局本，金陵本《索隐》又多据明毛刻单行本，毛本作“鄱阳县之乡”，“ ”为“”之讹变，然略为近古。金陵本依史文改“鄱”为“番”，仍未得其实。此皆前人不察地理沿革，以故传讹至今。依中华本校理体例，此句可处理作：
　　（番阳 ）〔阳〕县之乡。
[1]《史记》卷91《黥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2607页。
[2]〔日〕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12页。
[3]《汉书》卷34《韩彭英卢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90页。
[4]《大广益会玉篇?口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页。
[5]《宋刻集韵?啸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版，第165页。
[6]《汉书》卷45《蒯伍江息夫传》，第2182页。
[7]《正字通?口部》，（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8] 杨宝忠：《〈广韵〉疑难字考》，《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4期。
[9]《宋刻集韵?萧韵》，第52页。
[10]《大广益会玉篇?口部》，第25页。
[1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57页。
[12]《宋刻集韵?啸韵》，第165页。
[13]《说文解字?邑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3页。
[14]《宋刻集韵?萧韵》，第52页。
[1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290页。
[16]〔清〕王筠：《说文句读》，（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5页。
[17]《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第2223页。
[18]〔清〕顾南原编《隶辨》，（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第193页。
[19]《汉书》卷31《陈胜项籍传》，第1794页。
[20]《后汉书》志第22《郡国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91页。
[2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四?饶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1页。
[2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五?饶州》，《四库全书》（第4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7年，第142页。
[23]《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五?饶州》。
[24]《史记》卷2《夏本纪》，第53页。
[25]《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84页。
[26]《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09页。
[27] 同上。
[28] 案：《汉书?地理志上》琅邪郡有兹乡，为侯国，与此无涉。
[29]《汉书》卷34《韩彭英卢吴传》，第1890页。
[30]《史记》卷91《黥布列传》，第2607页。
[31]《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五?饶州》。
[32] 明正德《饶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476页。
[33] 清康熙《鄱阳县志》，《清代孤本方志选》，（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第1217页。
[34] 清同治十一年《饶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3229页。
[35] 明正德《饶州府志》。
[36]《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五?饶州》。
[37]《资治通鉴》卷12《汉纪四》高帝十二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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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铸《阳羡歌•山秀芙蓉》赏析赵木兰　　山秀芙蓉，溪明罨画。真游洞穴沧波下。临风慨想斩蛟灵，长桥千载犹横跨。解组投簪，求田问舍。黄鸡白酒渔樵社。元龙非复少时豪，耳根清静功名话。　　贺铸是词坛上一位怪杰，其生活际遇，其艺术风格，其内心世界都是复杂而多彩的。他有许多词都是写骚情艳思的，但这首《阳羡歌》却透露着隐逸之情，充满了沉郁悲愤之气。　　宜兴，古称阳羡。贺铸晚年寓居苏州，杭州，常州一带，常常往来于宜兴等地，此篇想是晚年的作品。　　上片写景为主，开首两句写山川秀丽。据地方志所载，阳羡境内有芙蓉山，罨画溪。罨画，原指彩画，以此名溪，想是此处风景美丽如画。这里不言“芙蓉山高，罨画溪明，”而颠倒为“山秀芙蓉，溪明罨画。”这就使得“芙蓉”、“罨画”均一语双关。它们既是地名，又是形容词修饰语，写山川如芙蓉如彩画般的美丽可人。“真游”一句写溶洞之美。“真游洞”即仙游洞之意；真，即仙。阳羡有张公洞，相传汉代天师张道陵曾修行于此。洞中鬼斧神工，天造地设，美丽非凡。面对青山，碧水，沧波……，于是有感而发，转而写人。“临风”二句用周处之典。周处，阳羡人，少孤，横行乡里，乡人把他和南山虎、长桥蛟合称三害。有人劝周处杀虎斩蛟，实际上是希望三害只剩下一种。周处上山杀虎，入水斩蛟，回来后知道原来乡人憎恶自己，于是翻然改过。后来在文学作品中常以斩蛟比喻勇敢行为。唐刘禹锡《壮士行》诗有句云：“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贺铸“临风”二句既有对周处的赞美，又有自己功业未就的感慨。“慨想”二字传导出的感情是复杂的。　　下片抒怀与“慨想”暗脉相通。组，印绶，即丝织的带子，古代用来佩印。“解组”，即辞去官职。“投簪”，丢下固冠用的簪子，也比喻弃官。“解组”三句是说自己辞官归隐，终日与渔人樵夫为伍，黄鸡白酒，作个买田置屋的田舍翁。结处以陈登自比。据《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记载，东汉人，陈登，字元龙。许汜见陈登，陈登自己睡大床，而让许汜睡下床。后刘备与许汜论天下英雄时，许汜说：“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刘备责难许汜没有济世忧民之心，只知求田问舍，为个人打算。并且说，要是我的话，我要自己睡到百尺楼上，让你许汜睡在地上。此处贺铸借陈登说自己已不再有年青时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耳边也不再有功名利禄之语。这结句实则是反语，是壮志难酬的激愤之语。　　这首词虽有山明水秀，虽有求田问舍，骨子里仍是沉郁一格。
原载：《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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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在宁夏时，尝默忆，被召以来，道里月日闻见之，概笔录之，以备遗忘。事定，复将所处置兴革，撮要举凡，附录其中。而交际答问之微，亦漫及之。事体所关，庶他日有足徵者耳。既而，敕召还京。此纸藏之巾笥，未尝以出诸人。比部事稍闲，偶取而观曰：是不可弃。乃略加证正，并以北还途中事续焉，以识本末，通谓之《西征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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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称作“爱情”的奇情异思――叶兆言小说《别人的爱情》读解易晖
我的一位朋友说，这是本不幸的书，书里所有的人都没有爱情，或者说都没有遇上爱情。然而这又是一本讲述爱情的书。书中人都在苦苦追逐、记忆和创造爱情。这形形色色的爱情梦想家、行动者，为什么就如此不幸，“没有遇上”？
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替上帝（或作者）回答他们为什么没有遇上，只能反过来问：“遇上”爱情又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怀疑、嘲笑那些才子佳人戏和爱情童话：不出闺门的小姐怎么轻易就能在后花园遇到可心的书生。其实伟大的《牡丹亭》早已道出了问题的真谛――当杜丽娘在与柳梦梅相遇之前，她已经在梦里创造出了“柳梦梅”，梦的强大创造力会把她所遇到的任何一个“柳梦梅”变成梦中那个柳梦梅。而塑造这种强大创造力的，在我看来，恰恰是古典时代爱情资源的稀缺，也就是说，（马尔库塞意义上的）爱欲本能在遭遇爱情资源稀缺的古典时代时，逼迫古典人只能去强化自己的爱情创造力（或曰“爱情适应性”）。试想，当他们只能在掀开盖头的一刹那方能看到对方的模样，当我们今天习以为常地享用（滥用）着的“自由结婚/离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闻所未闻的现代“制度安排”的时候，古典人除了强行征用自身的爱情创造力，还能指望什么呢？
幸运的是人类已经走出了爱情的古典时代。关于现代人的爱情，曾经有人打过一个浪漫得有些恐怖的比方：现代人的孤独心灵就像一座大门紧闭、遍布刀枪的城堡，所有人在这座戒备森严的城堡面前都会望而却步，逡巡不前。而世间就有那么一个要进城，偏偏一刹那间他/她就像得了仙术的崂山道士，那紧闭的大门、林立的刀枪在他勇敢的脚步前化为乌有。人们把这种状况说成是遇上爱情。
现代爱情的经典方式，便是等待、训唤并最终遇上这个勇敢的闯入者。我们被现代社会塑造成“自由的主体”，自行或他律地强化着主体间的差异与隔绝，习惯了对人“说不”，学会了怀疑、审视、挑剔，接受了“下一个会更好”的信念。
因此，爱情这种人类普遍的情感需求、情感形式其实没有变，它总是在宿命与创造的两极间徘徊，变了的是人类自身。
回到《别人的爱情》，小说里有一条脉络，以“戏中戏”的方式让电视剧导演钟秋翻拍了著名的古典爱情传奇《王魁负敫桂英》：贫寒书生王魁落难妓院，与妓女敫桂英结为夫妻。他年后，得中状元的王魁背叛了敫桂英。桂英悲愤而绝望地自杀，死后化作鬼魂杀死了一门心思做着高门女婿的王魁。
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背叛与复仇的故事，不如说是古典人捍卫自己爱情方式的故事。但鉴于爱情的当下性，不能与时俱进的敫桂英失去王魁的爱情，令人同情却在所难免。但是敫桂英的忠贞与王魁的背叛所引发的道义天平的倾斜是一目了然的。一旦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便是把爱情从情感层面引入到爱情的政治学层面，这种爱情的道德合法性其实是建立在古代社会层级化、静滞的身份认同基础上。麻烦的是那一小撮书生，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们总是跳荡的、脱序的，身份的陡转同时也带给他们社会关系、情感指向以及自我道德的挑战与重建。
米歇尔?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这样一出古典的爱情传奇被现代的电视剧导演钟秋重新讲述，表达的其实是钟秋对爱情的理解和迷惘。在见惯了时代的爱情匮乏、爱情背叛、爱情变质（贬值）之后，她深知自己无法推荐一种获得社会认同的爱情方式、爱情德性。她认定所处的时代已不配遇上爱情，自己也无力践行爱情，从情感到身体都患上了爱情缺失症，只能对丈夫和追求者都决绝地“说不”。
“负敫” 是爱情的古代模式，钟秋认同的为现代模式，钟秋父辈的爱情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前现代”模式。在她的父亲、母亲、后母及其前夫等构成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中，革命、政治立场和身份认同总是作为爱情的对立面出现。
小说里最耐人寻味的还是以陶红为核心构成的一组爱情关系。陶红，这真真是个珍罕的女孩，如此宽容而执著地守着与那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混账男人杨卫字的“爱情”，而置深爱着她的成功男人与道德君子钟夏于不顾。某种意义上，陶红是古典爱情在现代青年身上的回光返照，从一而终、奉献、宽容、等待……这些古典女性的爱情品质在她身上都有体现，但陶红的爱情依然是“现代性”的。陶红对杨卫字的感情起源于同情，对死神威胁下的杨卫字的悲悯――尽管那是个虚假信息，这种悲悯又因父亲的亡故、孑然一身的处境，引发对生命弱小的体认，进而引发自救与救人的生存使命感和情感的高峰体验，即便救人不成，也让自己处于道德和责任感的自我约束、自我训唤当中。对陶红而言，通过对杨卫字的忠贞、宽容、规劝和期待，来确立其爱情之崇高、之纯粹的信念。
当然，生命感觉也好，道德和责任感也罢，它们本身不是爱情，然而一旦确立了爱情之纯粹和崇高的信念，就必然要与这些发生关系，甚至以之为内容物。爱情同样是拒绝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轻”（lightness）的。爱情的崇高必然伴随乃至训唤出巨大的挑战、难以逾越的障碍、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毅；而爱情的纯粹趋向于使得爱与爱的对象无关，这个对象可以是A，也可以是B；可以是国王、英雄，也可以是乞丐、懦夫，因为对象只起着一种助推火箭般的作用，完成这一作用后，便只有爱情的主体独自沉浸在不断膨胀的自我体验当中。
于是，在见证了古代、前现代和现代的爱情机制后，读者会悲哀地发现，我们无法以正面、肯定的方式得出爱情的定义，只能落入钟秋推导出的否定、虚无的爱情公式之中：
爱情就是爱上一个你不应该爱的人。爱往往没办法通过爱来表达，于是就反过来，以不爱的形式来表现爱。……爱就是不爱，爱就是背叛。
原载：《学习时报》第3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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