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世友一起的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是谁?

上将许世友子女后代近况,向守志与许世友,粟裕为什么最怕许世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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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野战军首长研究决定:以山东兵团加上外线兵团一部,占参战兵力的44%,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由谭震林同志和我负责。以参战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归粟裕同志指挥。& &
真实的历史是,书中&研究决定&济南战役的&华东野战军首长&正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而&打援兵团,归粟裕同志指挥&,也是打援集团归华东野战军总部直接指挥,并同时指挥攻城集团,如同东北野战军二打四平时,由李天佑担任攻城总指挥,而东北野战军总部即司令员林彪直接指挥打援方向一样。 & 书中还说:&陈毅同志和谭震林同志还亲自到参战部队作战前动员,激发了无比高昂的战斗士气。& & 而历史真相是,陈毅早已于1948年5月调往中原,担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济南战役时,陈毅依然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原,不可能&亲自到参战部队作战前动员,激发了无比高昂的战斗士气&。倒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曾到攻城西集团宋时轮部队作战前动员。 & 因为这些一目了然的失误,许世友这本只有一个&许&字属于他的回忆录,其真实性便大打折扣。看来,文化不高可以救命,可以升官,但若弄起&传诸名山藏诸后世&的史书来,到底还不能继续&通吃&。
李文卿对许世友解释说:&我们看了材料,先列出提纲,尽快报给你,然后请你给我们讲。&但许世友还是不停地催促。李文卿认为,许世友&本来就是急性子,大概又感觉年龄不饶人,恐怕自己一旦去世,连带多年积累的作战经验一同赴之九泉,更是急上加急,所以才催了又催&。
& 他只好应付一下,说开始了。可是材料没有看完,根本无法列提纲,他只得去求助聂凤智。聂凤智告诉他先答应再说。 & 李文卿匆匆列出提纲后,许世友回忆了一些战例,更主要的是找其他人帮助。李文卿回忆说:&我们尽可能多找一些熟悉许司令的老同志回忆当年的事情,提供第一手材料,并请他们帮助把握撰写回忆录的基调。& & 他写得很快,仅半年时间便整出了许世友的第一本回忆录《我在山东十六年》。他回忆说:&许司令最后看了非常满意,未作任何改动,用红铅笔在首页上写下一个大大的&许&字,表示同意付印。&(李文卿:《&文革&中的许世友》) & 这本匆匆而出的回忆录,于1981年7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 书中出现明显的纰漏 & 因为时间过于匆匆,撰写者又是未经战阵、不清楚战史的年轻人,而当年许世友的上级、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13年后才公开平反,因而书中出现了明显纰漏。譬如书中几乎不提及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 & 书中写到济南战役时,大概没有搜集到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的重要电令,便将华东野战军全军指挥、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降为与许世友并列的人物。书中说:
许世友,字汉禹,法号永祥,出生日期日,逝世日期日,出生地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毕业院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世友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
& 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许世友同志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后被查出肝癌,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1岁。
& 许世友孙女忆爷爷和父亲:父亲是潘冬子原型 & 爷爷生前常用&戎马倥偬精神爽,战斗一生谈笑间&形容自己战斗的一生。爷爷戎马生涯60年,永远身着草绿色的军装,戴着军帽,脚蹬圆口布鞋,腿上打着绑腿,教我们编草鞋;永远那么光明磊落、艰苦朴素、敏锐细腻、雷厉风行、无所畏惧,这是爷爷真实的性格和特点。爷爷为人亲切却从不徇私情,极讲原则纪律,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爷爷气壮山河,吓破敌胆却爱兵如子。儿时,我记忆最深的是,在军区大院里,每当夕阳西下时我跟在爷爷身后散步,遇到将军们,爷爷点点头就过去了。但遇到士兵,爷爷总是停下来,看看士兵手中的活儿,嘘寒问暖,每逢此时,战士们总是热泪盈眶。
  爷爷一生赤胆忠心、精忠报国,却忠孝两全。中年时,担当国防重任,祖奶奶病重,爷爷便安排风华正茂,已是北海舰队舰艇长的父亲回家乡替父行孝,侍候奶奶。父亲遵爷爷之托,代父尽孝。父亲一生扎根老区建设,无怨无悔,用40多年的岁月谱写出一名共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优良传统的动人诗篇。如今,两代共产党员传奇而感人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   父亲一生低调,从不在别人面前提起爷爷。每当爷爷来信来电要求见我们孙辈时,父亲总是拿出攒了很久的工资,给我们买最便宜的火车票,拖儿带女,辗转多地来到广州或南京,再转好几路公共汽车到军区大院。每次都是向卫兵报告见许司令员时,才有工作人员闻讯而来,并埋怨父亲:&呀!你怎么不来个信,提前去接!&父亲总是摇摇头,&不用了,我们自己来很方便,孩子们坐公交车很高兴。&而爷爷,对我们辗转千里的辛苦从来不闻不问,但每次见面特别高兴,总是说:&好!好!安全过来就好!明天让孩子们自力更生去池塘边打点鱼虾,让老王师傅给他们做着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每当第二天中午吃饭,爷爷总会问:&这些虾是你们捞的吗?很好嘛,吃!&   爷爷很喜欢女孩,当知道我这个长孙女出生后格外高兴。父亲生前告诉我,在我不满一岁时,是时任爷爷秘书的李文卿伯伯抱着我上楼,教我叫了第一声&爷爷&,爷爷高兴地给我取名&小毛毛&。后来,我们兄妹四人一起随父亲到南京,爷爷给我们统一改名&昆、仑、江、海&,寓意深远,是希望男孩似昆仑山一样巍峨高大,女孩似江海一样心胸宽广。
&   爷爷对我非常疼爱。然而,爷爷对我的疼爱在我高考那年曾被我深深质疑。高考,那是我青春之旅的第一道坎。我想让父亲给爷爷提个要求,把我的户口转到南京市,南京高校多,分数线也低些,选择余地大。父亲不答应,我就一哭二闹三不吃饭。父亲被迫妥协。出乎意料的是,爷爷收到父亲的信后,却让秘书回信:&告诉毛毛就在本地复习,考不上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到农村广大天地去劳动!&当时,我委屈得哭了,父亲却很淡定,他了解爷爷,丝毫不吃惊于爷爷的&绝情、冷漠&。 &   如今,我在部队已逐渐健康成长为一名师级领导干部,深深地懂得爷爷那一代老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家风,也深深体会这种严格的要求实际是对我多么深厚的爱护。他们打江山、得天下,就是要永远与老百姓一个样。爷爷永远怀念那些烈士和无名英雄,他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成千上万的先驱者,为了今天的胜利,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作为幸存者,每当想起他们,心情总是很沉重,为国捐躯的知名烈士和无名英雄应该永远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永远牢记他们的斗争业绩。&爷爷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孙特殊于人,因为他认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员无论职务多高,都不能搞特殊化、人情化、亲情化。而父亲,正是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宗旨。父亲在世时,面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奢靡之风非常忧虑,多次提醒我们,要谦虚谨慎,廉洁自律,多为官兵部队办好事。 &   大别山,英雄巍峨,永远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也是爷爷和父亲一生挚爱、长眠安息的地方。每年清明,数以千计的父老乡亲会从附近的革命老区纷纷赶来祭奠和缅怀爷爷。昔日鲜为人知的父亲如今也成了人们关注和怀念的对象。父亲从小在血雨腥风中长大,青年时期与新中国一起成长,本有着锦绣前程,却将自己的一生与大别山的乡亲血脉相连在一起。爷爷是将军,为共和国成立九死一生,理应受到人民的祭拜,而父亲一生默默无闻,却也受到人民的敬仰。透过自发祭奠的队伍,我仿佛看见,无数像爷爷和父亲一样的共产党人,他们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他们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   梨花带雨正清明,英雄血染杜鹃红。踏着每个清明节回家祭奠爷爷之路,拾级而上,芳草萋萋,杜鹃正红。我伫立于爷爷、父亲的墓前,往事如烟,百感交集。爷爷的墓碑上红红的五星,闪烁于历史的星空,象征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碧血千秋、赤胆忠诚。   清明时节雨,当润后来人。杜鹃带雨,青山空,在清明雨中与大别山作别,与那英雄的杜鹃花作别,回荡在耳边的仍旧是那首红色的经典老歌:&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许道江 作者系许世友将军长孙女) & 许世友子女
& 许援朝&&原南京军区装备部少将副部,现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三子)& & 许光&&原河南新县人武部副部长,县人大副主任。 & 许莉&&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退休干部(许世友将军长女)& & 许建军&&原南京空司团级参谋,八十年代初触犯军纪而服刑(许世友将军次子)许华山&&原服役南京空政,后从事导演工作(许世友将军次女)& & 许金建,南京高教研究会秘书长。 & 向守志与许世友
& 向守志,南京军区原司令员,1917年出生于四川宣汉,祖籍湖北麻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共第十一届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 向守志与许世友上将是什么关系? & 在谈到电视剧《上将许世友》时向守志表示:作为这部电视剧的总顾问,我感到,许世友将军人物故事是十分感人的,演员的表现和片子拍摄也有很多精彩之笔。该剧展现了许世友传奇的性格、传奇的人生、传奇的风范,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 不过,向守志三句话这样回忆许世友的:我是许世友的老战友,更是上下级的老关系。
& 粟裕为什么最怕许世友
& 对此也有网友的见解是: & 并不是粟裕怕许世友,而是粟裕这个的性格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就是太祖爷的态度 粟裕这个人比较淡泊,对这种东西看得比较淡,不会主动立威或者和下属打成一片,和林彪比较相似,但他又没有林彪的资格。 & 另一方面,华野的组成比较杂,大致可以分成三块:1、粟裕率领的新四军部队1师系统(后变为1、4、6纵)和其他新四军部队(主要是韦国清的2师系统和成钧的7师系统);这部分比较稳定,比较听指挥。 第二部分是原115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山东八路军部队,主要是3、8纵。 第三部分是以胶东为代表的八路军部队,如9、10、13纵。 & 山头比较多,而且各个山头的老大都是有资格的主,许世友就属于其中之一,土皇上当惯了,又自恃太祖撑腰,自然一开始比较傲,不听指挥。 实际上不光是许世友,陈士渠(井冈山上下来的,115师参谋长)也一直不服气,淮海之后才彻底服气。 & 孟良崮以后,粟裕可以说到了第一个高峰,可惜之后的南麻、临朐两战没打好,随后又在太祖命令下进行了7月分兵,大家伙又散开了,威望没有得到巩固。 等到粟裕在中原打开局面,回头准备打济南的时候,太祖爷实际或多或少有安抚许世友的考虑,主要支持他的方案,打下济南后,许和尚尾巴上天了。
可随后马上要进行淮海这个战略大决战,为了获得胜利,太祖爷无条件支持粟裕,许和尚靠边站,呆在山东。 粟裕直接指挥下属纵队,包括后来的渡江战役,许和尚也没参加。
& 所以说,所谓的粟裕害怕许世友纯属地摊文学的说法。 & 许世友出身寒微,少年时便替人当杂役,不曾上过学,1920年又因过失杀人,被迫投入军阀吴佩孚部当兵,因而文化不高。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在《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说他&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这大体不差。但文化不高的许世友又是如何撰写回忆录的呢? & 回忆录由秘书代笔 & &文革&之前,毛泽东对中共党内高级干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朗声回答:&我就带兵进京勤王。&毛泽东听了,自然喜上眉梢,很是满意。 & 但年间邓小平重新出山,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即将全面启动之时,许世友却&这里黎明静悄悄&,并未如当初对毛泽东所承诺的&勤王&。唯一一件事便是1980年党内民主生活会上说了一句&华主席人很厚道&,当有人提醒他注意时,从此噤若寒蝉。 & 5年后的1985年2月,邓小平路过南京,顺便前往中山陵的住处看望许世友,许世友不但一大早起床刮好胡子,见面后称仅长自己两岁的邓小平为&您&,还主动提出与他合影。 & 不过到底年岁不饶人,晚年孤独、寂寞的日子里,撰写生平回忆录成为他生活的唯一目标。但当年文化不高可以救命,撰写回忆录便成为一道沟坎。 & 他的老部下、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给他解决了这一难题,点名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负责撰写。 & 李文卿回忆说:&我组织了三位同志,抓紧进行工作。刚看了两天材料,许司令就催着我们动笔,说写也是学习,一边写一边学,不要光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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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合刊
许世友司令员的最后时刻
  罗元生  “永别了,世友”  日下午3时许,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负责值班的王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军区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打过来的,告诉他:许世友司令员因病全力抢救无效,在军区医院逝世。  “许司令逝世了?!”王秘书一时惊呆了。出于职业习惯,他马上镇静下来,拿起电话,请“一号台”总机迅速接通军区首长和退居二、三线的军区老首长。逐一复述刚刚接到的电话内容。  刚过3、4分钟,桌上的另一部电话又铃声大作。没料到,仅仅通知了7、8位首长,黄政主任又电话追来了,说:许司令经全力抢救,又恢复了心跳,刚才的电话请不要向军区首长报告……  短短的几分钟内,发生如此截然不同的重大变化。“许司令真是死而复生了?!”面对许世友这样德高望重的首长,面对他生与死的重大情况,王秘书只好苦笑了一声,又拿起电话,逐一向首长纠正刚才的报告。  然而,已经接到电话通知的各家都已人走楼空,首长们都已在赶往军区总医院的路上。  南京军区总医院8病区东侧。  此刻,那间专为许世友治疗用的两室套间病房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许世友病床前,除忙碌的医护人员外,还站着他的夫人田普和他的老战友、老部下、卸任不久的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和政治委员傅奎清。  病房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所有的人都紧锁着眉头,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然而,大家失望了:心脏监护仪上的显示波,无情而稳定地拉成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  “永别了,世友”,当田普悲伤带泣的声音在许世友的耳畔响起时,大家禁不住潸然泪下。  在一片悲泣声中,许世友的小孙子小王月王月目不转睛地盯着爷爷的脸,她相信,爷爷是睡着了,像平日一样安详地睡着。  “妈妈,你看”,小王月王月拉着母亲的衣角说,“爷爷哭了!”  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呆了。  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在病床上安安稳稳地躺着的许世友,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的将军,的确流泪了!  泪水就那么一滴,有些浑浊,挂在右眼角上。  时间凝固在日16时57分。  站在旁边的所有同志,就在此刻仍不相信亲眼见到的事实:病床上躺着的许司令,难道就这样走完了他80个春秋的生命之旅,难道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人间?!而停留在他们记忆中的许司令,永远都是那么充满活力,从不言老的呀!  “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误了他啊!”医护人员中有人轻声地叹道。  对身体一直自我感觉良好  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许世友是自信得不能再自信了。  他多次对医护人员和家人说:“我脑子清楚,手脚也灵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你们别为我操那么多心!”他还不止一次对司机、警卫员和年轻的秘书们说:“别看我打过多少年仗,负过多少次伤,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身体不一定比得上我!”  一天午后,许世友像往常一样,由保卫干事、管理员和警卫员等的陪同下,坐着吉普车,外出兜风、打猎。吉普车开出不久,许世友侧过身,对坐在后面的几名随从人员说,“他们都叫我去治病,我有什么病,我自己还不清楚?我的手脚都还灵便,脑子也好使,不糊涂。”略顿一顿,他用拳头在大腿上重重锤了几下,又说道:“不要看你们几个棒小伙子,再加上三两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不信,你们试试。”  几名随从人员附和地笑了笑,笑容里隐隐地流露出几许苦涩和忧虑。  就是刚刚登车的时候,由于吉普车底盘高,警卫员从侧后助了他一臂之力,许世友才费力地跨上前座。可是,这一切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让许世友看不出他需要别人帮助他,否则他是不肯的,并会因此而发一顿火。  还有一次,许世友在会上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那天,由许世友首先发言,对会务工作安排的日程作两点指示:一是上午9时开会太迟了,老同志都不睡懒觉,改为8点30分;二是下午不要安排座谈讨论,让大家自由活动,该睡午觉的睡午觉,该玩的分头去玩,别累着了。这“两条指示”大家都赞同,一锤定音。  可是到第二天上午,正式会议开始时,座谈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许世友又发言了,他没谈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先谈到“四人帮”。他一本正经地严肃指出:“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四个当中,最球的是江渭清。”说着便用手比划着礼堂附近一幢绿色的小别墅,“那幢楼江渭清住过,涂成了绿颜色。”  江渭清是中顾委委员,江西省原省委书记,此时正在场。见许世友这么一说,他大声插话纠正说,“是江青,不是我。”  许世友转过脸,定定地瞪着江渭青,继续说:“对,就是江渭清,应该向中央提出来,把江渭清枪毙掉!”在场的人都笑了。  大家都知道许世友把话说错了,江渭清的话他也没有听进去。可许世友没笑,他什么也没有明白过来。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  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早上没有吃早餐,根据工作人员的安排,今天让他空腹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个例行查体。  在抽血检查时,医生发现许世友的甲胎球蛋白测定结果非常高,每毫升甲胎球蛋白大出1000毫微克,超出正常值40倍以上。  这意味着许世友的身体确实“不行”了。  甲胎球蛋白是医学检验单方面的专用名词,又称胎甲球、血清甲胎蛋白或甲种胎儿蛋白,是人及哺乳动物胚胎时期特有的一种蛋白,出生后逐渐消失。当患原发性肝癌时可能重现,用免疫方法可以从血中检出,对肝细胞性肝癌的早期诊断有一定的价值。  华东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在上海首屈一指。医院对此相当重视,立即组织各科专家会诊。鉴于许世友长期饮酒,有肝硬化病史,肝胆早就损害得不轻了,对此专家们一时难以取得完全一致的诊断意见。最后,大家谨慎地下了一个医学上常见的“结论”:“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定期复查”。  显然,华东医院检查结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第一次亮起了“红灯”。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总医院对许世友进行体检,给他做了个肝脏CT平扫和B超检查。军区总医院的检查结论为:“除有肝硬化的现象外,未见明确的占位性病变。”这里所提到的“占位性病变”,实质上就是通常说的“癌症”的同义语。  大家为此松了口气。  7月5日,南京军区总医院重新化验许世友的血样,每毫升中甲胎球蛋白的含量仍大于1000毫微克。7月19日,为了排除验血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医院再次给许世友抽血复查。结果再一次牢牢地“钉”在1000毫微克之上。  接二连三地出现“红灯”,可许世友却一概不知。  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严格遵守军区领导的指示: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一律保密。  军区领导对许世友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视。很快,一份标题为《许世友同志健康情况报告》的红头文件,以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名义正式成文,置于南京军区首长及中央顾问委员会首长的案头。  “报告”是“秘密”的,只印了10份,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阅。  “报告”的诞生,表明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各科专家,终于取得了初步的较为一致的意见。其实,按常规情况,测定甲胎球蛋白,再结合临床症状,对于诊断肝癌,具有重要意义。每毫升大于1000毫微克,几乎可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可是,医学专家们有些过分谨慎,加之在80年代中期,肝癌普遍被视为“不治之症”,正如一位参与会诊的内科专家私下里说的那样,“谁愿意在许世友身上,先下定这个‘判决’呢?”因而,几乎可以确诊,却始终难以确诊,使许世友病症下结论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而此时,许世友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他满脑子认为,自己还没有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我不去北京,我不上301医院  这期间,许世友正在青岛参加中顾委会议,住在山海关路15号。  他仍和往常一样,按自己惯有的生活方式愉快地生活着。只是腹部胀痛发作时,那难以忍受的痛苦让他想到自己身体上可能出了“故障”,可疼痛一过去他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而南京的军区党委领导却没有他那么轻松,在看过“报告”后大家感到心里不安。尤其是报告上的那几句定性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在常委们的心头。  报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经研究认为有肝硬化病或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癌变,为明确诊断,建议迅速到解放军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一天之内,所有的党委常委都在上面鉴了字。包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傅奎清,副司令员郭涛、王成斌,参谋长刘伦贤和政治部主任于永波等。  大家经过研究,决定迅速打电话到青岛,让许世友马上住院治疗。  但电话不是打到许世友处,而是先打到正在会议上的聂凤智那里,正阳关路10号。  王秘书接到电话后,认真地作了记录,为慎重起见,他又将这一电话与南京方面逐字逐句复核了一遍,确信准确无误后,再送首长阅示。  此时,聂凤智已经休息了。他的爱人何鸣看过电话记录后,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结果,没料到真的是啊!”  已躺下休息的聂凤智,很讨厌别人在这个时候打扰他。刚刚江渭清同志登门拜访,就被工作人员“挡驾”,可此刻,心急的王秘书也顾不上这些,径直冲进聂凤智的房里。聂凤智刚想发火,可接过电话记录一看,怔住了。从头到尾,他反复看了三、四遍,静默了好一会,聂凤智握着笔,不停地颤动着,很沉重地在上面写了一个“聂”字。  良久,聂凤智抬起头,向王秘书交待了几件事:一是将军区总医院的初步结论速告南京军区和与会中顾委委员杜平、唐亮、肖望东;二是将电话记录告知许世友身边工作人员陶处长和赵秘书;三是与铁路部门协商好,着手安排公务车,会议结束后送许世友到北京301医院住院治疗。  而此时,许世友一切都蒙在鼓里。  军区党委的意见是让聂凤智做许世友的工作,劝他到北京去作进一步检查。  当晚,会议安排在江泉小礼堂看香港故事片《董小宛》,聂凤智在人群中寻找许世友,他发现许世友没有来,便立马驱车赶到他的住处。  许世友一见聂凤智和何鸣过来了,高兴地上前与他们握手。  在谈话过程中,许世友一直兴致很高,当聂凤智问及他最近的身体状况时,许世友非常自信地说,“好,很好!”。聂凤智委婉地提出,南京来了电话,说检查报告出来了,称肝部有点毛病,可能是肝硬化。许世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既不惊讶也不紧张。聂凤智又小心地建议,会议结束后,由青岛直接去北京,到301医院去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许世友当即干脆地回答说:“不去!”聂凤智在许世友手下工作多年,了解老上司固执的脾气。但此时,他还是不死心,耐下心来再劝说他:肝上的毛病不能轻视,北京的检查手段先进,治疗条件比南京、上海都好出许多倍等等,许世友仍是那两个字:“不去!”  何鸣曾在南京军区空军机关门诊部当过主任,有比较丰富的医疗和保健知识,她了解301医院,作为全军的总医院,不仅各种医疗设施、检查手段堪称全国一流,而且各科专家教授云集,对治疗各类疑难病症很有一招。于是,她又苦口婆心非常有针对性地劝许世友要及早到301医院去检查治疗。  任凭何鸣怎么劝,许世友还是不去。  会议的间隙,聂凤智和何鸣便动员杜平、唐亮、肖望东这三位南京军区的老领导,也是许世友的老搭挡,来做他的工作。可是以固执出名的许世友司令员,不管大家怎么说,就是一句话:“我不去北京,我不上301医院。”  8月6日晚,会议放映美国电影《弗兰西丝》,聂凤智站在窗前,心里烦躁不安。  他招呼着妻子何鸣,驱车向许世友的住地奔去。  许世友正坐在客厅,见聂凤智夫妇过来,只是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坐下。  小客厅里一片沉默。  沉默了一会,许世友喉咙里咕哝了一句,聂凤智没有听清,又不好意思再问。这时,何鸣附在聂凤智的耳边轻声重复道,“许司令说要回南京去。”  聂凤智无言地低下了头。  他好像要说什么,可是嘴还未完全张开又缩了回去,可能是一时找不出话头。  “我要休息了!”许世友冷冷地望着窗外,突然下了逐客令。显然,他对聂夫妇的劝说早作好了准备。  回到住所,聂凤智心里不是滋味。北京条件这么好,而许世友又是第九、十、十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理所当然地享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可以享受到301医院高干病房住院治疗,为什么讳疾忌医,自己与自己过意不去?!  聂凤智心里一急,也想了一招:你许世友不愿上北京,我聂凤智也不和你一起乘坐公务车了。他随即约了江苏省原副省长惠浴宇,乘汽车经胶县、日照、连云港、淮阴等地返回南京。  但聂凤智还是心急,他放心不下许世友的病。  上路之后,聂凤智就风风火火地催着往南京赶,他要回来亲自安排许世友治疗的事宜。  许世友为什么不肯上北京,不愿到301医院来住院,个中原因谁也说不清楚。  在许世友病重期间,时任301医院的政治委员刘贤庭,陪同两位医疗专家来南京为他会诊,同时带来了一箱供治疗用的进口白蛋白。  刘贤庭是许世友的老部下,来北京前在南京军区后勤部任政治委员,对许世友的性格很了解。  在病榻前,许世友两眼紧紧地盯着刘贤庭,欲言又止。刘贤庭侧着身,向老司令员问道:“首长,你转到北京治疗多方便啊!”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一步不离开中山陵8号  不上北京,可回南京之后也不愿进医院住院治疗。许世友依然我行我素,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许世友讳疾忌医是很有历史的。在战争年代,他每次负伤后,都是用传统的土法偏方治疗,不愿吃药打针,更不愿进医院接受手术。解放后,随着医疗条件的好转,许世友还是不愿到医院去。有一次,他出访阿尔巴尼亚归来,身体感到不适,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劝他到华东医院看病,在作口腔检查时,医生让他张开嘴后,伸进去一根压舌板,许世友非常吃惊,他粗鲁地一下子把医生推开,起身掉头就走。后来虽然经多方解释说明,他才愿意接受压舌板检查口腔。  中顾委、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一直把许世友的健康问题挂在心头。考虑他病情有恶化的迹象和他的性格,决定由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特别的医疗小组,由军区总医院老院长高复运牵头,长期担任许世友保健工作的总医院保健办公室主任黄政协助,于1985年9月初,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  根据军区领导的要求,医疗小组每天都要写一份《许世友同志病情报告》,及时上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南京军区领导。  9月23日,医疗小组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许世友精神仍不好,疲乏无力,呈嗜睡状,进食很少,排尿困难,尿量较少。现继续进行静脉输入人体白蛋白、葡萄糖等治疗。”  保健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对许世友有过研究,他们认为,许世友过于相信自己具备超过常人的坚韧力、意志力,不容易被病痛所击倒。即使比较严重的疾患,也认定能依恃近乎本能的坚强毅力与之相抗衡。强烈维护和追求健康长寿的渴望,导致他愈来愈深地沉湎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世界中。  两天之后,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医疗小组“报告”说:“病情仍危重,精神差,卧床嗜睡,进食很少,有时腹痛,两次注射止痛针,现继续进行对症治疗。”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  那些高效麻痹镇痛药物,医生只是在他疼痛得难以忍受时使用,因为药用多了,将会产生抗药性,剂量要一次次加大,镇痛效果会因之慢慢减弱。  许世友以自己的全部意志力,顽强地与疾病抗衡着。  9月26日,医疗小组再次在“报告”上写道:“病情在继续恶化。嗜睡,全身甚痒,右上腹疼痛多次,给止痛4次,进食极少,中午、晚上各呕吐一次,出现短暂精神恍惚,定向辨别失灵。”  比起前一天,止痛针用量增加了1倍。  这份“报告”的后面,还附有这么一句话:“今晨3时,首长要求听广播和理发。”  “听广播”?凌晨3时,哪里还有什么“广播”可听?“理发”?半夜三更,又到何处去找理发师?  很显然,许世友提了“要求”,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要求”干什么了。  一生转战南北,大难不死的许世友,根本不把一般的伤痛放在眼里。  长征时期,他挂过7次彩,有时伤得很重,“就先取出子弹,再找点窝瓜瓤子糊上。就是负了重伤,也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不少同志因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给部队讲传统时,多次这样说,“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就是在医疗条件大大改善的和平时期,许世友也懒得看病,怕打针、吃药,更怕住院治疗。  他不爱听医生的话,自己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医生给我看病,怎能比我自己了解自己的清楚。”  “要是全听医生的,人就活不成了。”  “医生给别人看病,他能看自己的病吗?如果是这样,医生都是百岁的寿星了!”……  可是,这一次,完完全全不同以往。可恶的肝癌细胞已经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  一直陪随在病榻前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有个特点,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最后的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这一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们都认为与他自幼在少林寺养成的“尚武”习惯有关。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使许世友嗜好运动。运动的目的已不局限于强身健体,而是成为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到病情发展到手颤抖得握不住猎枪,许世友还要工作人员陪着他去“看”打猎。  1985年初夏的一天,许世友坐在吉普车颠簸的前座上,指挥着工作人员瞄准、射击,清点“战果”。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大群麻雀,慌里慌张放了一枪只捡回两只。许世友故意眯着眼,向他说:“就打了两只?”工作人员回答道:“就两只。”许世友呶呶嘴,“再找找看。”工作人员认真寻找了一遍,说“没有了”,许世友开心地笑了起来:“你本事真大,将来生儿子,连尿布都买不起!”  笑声伴着吉普车的颠簸声回荡在山路上。  原来,许世友讲这话的意思是,一粒猎枪子弹成本要6角钱,而1只麻雀只要5分钱,两只麻雀也不过1角钱。这不是大大的“赔本买卖”吗?  自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许世友就是不理这些,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许世友这一爱“动”的性格,确实辛苦了医疗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护士长曹晓薇说,“他病得这么重了,还像个军事家的样子,出去兜风,时间从来不提前讲好,说走就要走。没有什么规律,谁也摸不到规律,经常弄得我们手忙脚乱”。  曹晓薇讲的都是实话,医疗组在中山陵8号,不象在医院那么方便。什么东西都得提前准备好,而许世友说走时,他们又要拿氧气,又要挎急救包,动作稍微慢半拍,他的汽车就开出大门了。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就自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部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  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他还是躺不住。  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燥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  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这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再说,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  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齐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7、8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  这下子楼下的病人可遭殃了,他们纷纷跑上来提出“强烈抗议”:  “你们楼上怎么搞的,像打雷一样!”  “你们楼上是不是在闹地震呀!”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楼上住的是位“特殊”的病人。  “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半夜时分,突然睁开了眼睛  无情癌症的发展,不以善良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很快,医疗小组又呈送了一份“报告”,将标题改为《许世友同志肝癌并发症状应急措施报告》,报告上详细说明:经北京、上海、南京各地有关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晚期肝癌”之临床诊断明确。同时,提出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有:上消化道及肝破裂出血;肝昏迷及肝、肾功能衰竭;肺功能衰竭,呼吸停止;心肌骤停等等。而这些并发症,无论是哪一项,都有可能随时夺去许世友的生命。  此时的许世友整日昏睡,清醒的时候不多。  莫非他是在沉思,在沉思的梦幻中追随他一生最崇拜的毛泽东主席而去。  许世友没想到死亡,确实地说没想到自己、没想到像毛主席那样的人会死。  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在广州的许世友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乘专机赶到北京,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毛泽东主席的守灵仪式。  许世友带着枪闯进了灵堂大厅,门口的卫兵没人能拦住他,怎么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听。  许世友不相信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会死。  日,许世友病情进一步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这是肝癌病人最明显的症状之一。很显然,许世友已经一步步走到生命的尽头。  医护人员已经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着各种应急措施。军区总医院再次召集各科专家会诊,一致认为许世友为三级肝昏迷,于是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监于许世友病情天天恶化,加之中山陵8号的医疗条件严重受限,医护人员一致建议,立即把许世友送到医院去,实行抢救治疗。  这又是一道难题。  许世友的固执是出了名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都领教过。他坚持寸步不离中山陵8号,现在却在他昏睡不醒的时候,把他转到军区总医院里去。可是一旦他苏醒过来后怎么向他交待?而因此引发他发起脾气来,最后影响治疗和抢救的效果,谁又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医护人员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身边工作人员也没有决定权。一时间中山陵8号陷入了群龙无首之中。  这时有人建议,这件事必须征得许世友司令员的亲人们的同意。  “对,这个主意好!”马上有人响应。  于是,工作人员很快找到许世友的三儿子许援朝。因为许世友的孩子中只有他目前在南京。  许援朝立即赶到父亲身边。目睹着昏迷不醒的父亲,他心如刀绞。可是,对涉及到父亲住院的事,他一时也作不了主,只表示要和大家商量商量后再说。田普也是一筹莫展。  还是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果断坚决。他以一位老军人特有的魂力,当即拍板说:“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赶快送军区总医院!其它的事以后再说。”  就这样,一直坚持寸步不离中山陵8号的许世友,当天晚上在昏睡之中被担架抬上了救护车,来到了军区总医院。  从这以后,许世友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没有回过“家”。  这天,细致谨慎的医疗小组成员还在“报告”中,作如此记录:“请示军区首长并征得家属同意,已于22点入院抢救治疗。”  入院后,许世友被安排在医院8病区一个大病房里,医护人员尽最大努力在进行抗肝昏迷的治疗。  半夜时分,许世友突然睁开了眼睛。  医护人员终于轻松地嘘了一口气。  可大家马上又紧张起来。谁不害怕苏醒过来的许世友发脾气?!  这回许世友却出乎意料的安静。他看了一眼周围的人,又无力地扫视了一下四周陌生的环境,一声不吭,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或许,他早就料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迟早要离开中山陵8号;或许,他已意识到,只有医院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我完蛋了!”  许世友处于昏睡状态,田普和孩子们轮流守候在他身边。  一点也不能进食的许世友病情不断恶化。现在所能采取的一切应急医疗措施,就是尽可能地多延长一点他的生命,但从眼下的情况看,延长太长的时间也是不可能。  在许世友病重期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非常关心,他们经常打电话询问和派人前往南京看望。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时,许世友正处于昏迷状态,医护人员非常着急。想到杨尚昆从北京专程赶来,不管怎样,要让许世友醒一醒,好让他知道一下杨尚昆同志来看他了。  医护人员努力地寻找着可行的办法。因为,医疗上很难找到一种使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苏醒过来又不影响身体的“兴奋剂”。最后,身边工作人员建议说,先把病床的上半截摇高些,让许世友呈半卧半坐的状态,然后在他耳边大声叫唤。  大家都认为这一办法可行。  杨尚昆来到许世友的床前,工作人员便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说,“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叫一声,看看他的反应,再叫一声,再看看他的反应。  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  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管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是不是许世友已经听进去了,知道杨尚昆从北京来看他,没有谁能知道。  陪同杨尚昆一起到病房的还有向守志、傅奎清、韩培信、顾秀莲等。  杨尚昆看着许世友,许世友也费力地睁开了眼睛,肿胀、僵硬的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只是头微微动了一下。  莫非是他认出了杨尚昆,在向他点头打招呼?!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  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  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从十七、八岁就开始打仗的许世友,一生钻枪林、闯弹雨,先后7次参加“敢死队”,多次负伤,无数次与死神擦肩。他身先士卒,带头打冲锋的战将风格,被人们永远留在记忆深处。就是到了晚年,许世友仍然不服老说,“要是再有仗打,我还要上前线去干……”  处于昏迷状态的许世友,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大、小便均得由护士和家属在床上安好便盆或便器。  可是,有一次却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反常”:  这天,许世友要解大便,却不肯躺着,死活要坚持自己下床。  当大家七手八脚地搬动他时,他却趁人不备,一下子扯掉了那根右下腔深静脉插管。这根管子,是维系和延续他生命的重要“生命线”之一,他这一动作令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谁也想不到如此高危的许世友出手这么准确有力,这真是个“奇迹”!  血很快流出来了,医护人员只得再次给他进行插入术。  从此之后,许世友的病情急转直下,各种临床和观察表明,他的各重要器官,均到了严重衰竭的时候。  日,医疗小组不得不在《许世友同志病情报告》中,发出了最后的“紧急警告”。  许世友已到了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  从全国各地来的医学专家和南京军区总医院的专家们,全力以赴,共同攻关,投入到抢救许世友的“战斗”中。  可是,医学的力量在死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10月22日下午,许世友深度昏迷两天两夜,躺在白被单下的他,没有任何反应。  下午3时,值班护士的目光在心脏自动监护仪上定格:荧光屏上的绿色显示波,不再缓慢而无节奏地上下跳动,而是拉成一条直线……  病房里顿时忙成一团。按预先的分工,有的在做人工呼吸、有的在打强心针、有的在打电话汇报……  强心针和人工呼吸仅使许世友的生命延长了几十分钟。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一年,许世友正好80岁。
(2001年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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