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理环境特色：沟通与交流——雄踞北国，四通八达　　北京地处燕山南麓，西拥太行，东临渤海，南压华夏，雄踞我国北方；同时还有历代建造的万里长城，重关峻口，“东西千里，山峻相连”。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地区地处我国三大地理单元——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点上，“东西贡道，来万国以朝宗”，成为沟通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间站，也是几千年来中原农耕文明与欧亚草原文明碰撞、融合的最前沿。从而导致了中原农耕民族与蒙古草原民族以及东北民族的冲突与交流、统一与融合，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民族环境特色：从冲突、交融走向统一，从你死我活到同舟共济，荣辱与共　　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是华夏族、汉族和北方少数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区。自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北京地区居住着多个族群，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周朝时，北京地区得到一定的开发，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多民族和平共居，则是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　　秦始皇统一中国，蓟为广阳郡治所。为防御北方匈奴人南侵，秦朝修建了万里长城，蓟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自汉至隋，此地或为燕王、广阳王封地，或为幽州。隋朝时曾改名为涿郡，隋炀帝修通大运河，涿郡成为运河的北端，从此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隋炀帝三侵高丽，蓟成为兵马粮饷集结之地。唐太宗东征，也是在蓟城南郊誓师。后来安禄山出任范阳（即幽州）节度使，正是依靠这一地区的经济、军事实力发动了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北京地区的历史进程。此后，这一地区成为汉族、突厥、契丹、奚、末曷、室韦、高丽、回纥、吐谷浑等各族人民生活和劳动的地方。　　自五代、宋朝时起，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中原王朝势力衰弱。与此相反，北方、东北方的少数民族却相继发展壮大起来。辽南京是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社会发展程度、繁华富庶居辽五京之首。而以南京为代表的燕云农耕区，不仅是契丹“番汉分治”的统治中心和贸易中心，也是契丹人汲取汉族文化，南下逐鹿中原的基地。辽南京传统的生活方式渗入契丹草原文化的因素，产生了面貌一新的城市文化。随着南京在契丹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与影响也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逐步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　　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改称中都。女真人分批迁入中都和中原汉地，与原辽、宋各族杂处错居，逐步汉化，接受了农耕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海陵王迁都中都促进了当时的改革，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从而为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奠定了基础。　　元朝与清朝也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要想有效地统治全国，必须与汉族的统治阶级结成联盟，并且不能以他们的龙兴之地作为全国性的首都，无论是东北的会宁府、沈阳，还是漠北、漠南的和林、开平，都不足以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多民族国家之都；甚至河南的开封，江苏的南京也不能很好地完成勾通南北、团结各族、统一全国的任务。850余年的历史证明，只有北京才是最合适的“民族融合，祖国统一的中华之都”。　　3．城市建筑特色：汉制为主，联合共建——中轴布局，象天法地　　董家林古城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城址。战国时期，七雄之一的燕国统辖疆域达到极盛，商贸经济遍及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蓟城是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中国的名都。从蓟城到广阳郡再到幽州，其城市建筑主要受中原的影响，基本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城市，它为辽代南京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938年，契丹（辽）升幽州为南京，拉开了北京都城历史的序幕。1151年，海陵王下诏迁都，令张浩等在燕京故城的基础上，参照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改造、扩建新都城。1153年三月，海陵王正式迁都燕京并更名为中都。为对新都起到固本培根的作用，1154年又将金祖宗陵寝迁于中都。海陵王迁都不仅是北京建都之始，客观上也适应了经略中原和民族融合的需要，对金的发展和燕京地区的开辟具有积极意义。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至元八年（1271），正式建国号为大元，次年，改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城就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而闻名于世。大都的总体布局，采取了传统的以宫为中心的分区规划机构形式。在规划格调上，则因据太液池和积水潭确立宫及主体市的规划位置，形成了宫南市北的格局。元大都的规划与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把儒家政治理想蓝图付诸实现，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背市。北京旧城的城建规划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经典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并为世界所少见。它突出反映了如下几大原则：　　辨方正位，为天下本；中轴布局，左右对称；象天法地，敬天法祖；阴阳八卦，天地相合；龙的世界，君权神授；阴阳五行，象形化生；城门宫殿，取意乾坤；九坛八庙，阴阳相交。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从此，中国的中央王朝数百年来定都于此，北京的都城文化日益走向成熟与繁荣。为营造帝都北京，明朝疏浚了连接江南的大运河，水陆交通更加通畅，各地的商品和物资川流不息地运到北京，北京成为全国物资交流的中心。京城逐步形成独具东方神韵、富丽繁华的大都市。满族入主中原，建立起空前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北京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中心。康雍乾时期的北京是当时闻名世界的富庶、繁华、壮美的大都市。　　4．宗教文化特色：海纳百川，众教并存，和谐共居，取长补短　　应有尽有、和谐共存，是北京地区宗教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佛、道、儒三教合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含天主教）、萨满教、摩尼教乃至民间信仰的小宗教等，在北京地区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建筑或一定的遗迹。　　魏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蓟城地区，蓟城成为佛教重要的聚兴地。契丹族原来信奉原始的萨满教，随着王权的确立和统治的需要，佛教在辽地有了更广泛的传播。　　从元朝成吉思汗、忽必烈起，就尊重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允许各种宗教在元朝的首都自由收徒传教，自行建筑庙堂、宫观、礼拜堂和清真寺等，它们是北京地区民族交融及中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兼容并包的中华帝都文化的文物遗存。它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比如邱处机倍受成吉思汗赏识，雪山归后，赐居燕京太极宫，即今白云观内的邱祖殿。东岳庙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的第一座大型道观。后来，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帝师，将藏传佛教萨迦教奉为国教，在北京建造了白塔寺等藏传佛教寺庙。而居庸关券洞、券面及券顶刻有佛教题材的浮雕，券内壁上刻有6种文字的宗教经文。护国寺金刚殿、香山卧佛寺铜卧佛、双塔庆寿寺出土的海云碑则反映了元代佛教的兴盛。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元代称其教徒为“也里可温”。房山十字寺遗址是目前中国现存的唯一景教寺院遗址。牛街礼拜寺为元代伊斯兰教在大都活动的中心，也是北京目前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清真寺。　　明朝的北京，一如前代，多种宗教盛行。清代统治者对宗教的政策也是兼容并蓄，寺庙宫观遍布京城内外。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兴建了许多喇嘛庙。其中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庙宇，是蒙、藏地区活佛僧众在京礼佛的主要寺院。　　伊斯兰教建筑则有东四清真寺，马甸清真寺。天主教建筑有南堂、东堂、北堂、西堂等。& 　　在北京的历史上，虽然也曾经出现过佛、道之争，但北京地区的各教各派基本上是相安无事，互相尊重，互不干预。宗教与民族之间的互相尊重、交流、融合，应该是解决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建立和谐社会的比较理想的办法，北京地区宗教与民族的和谐相处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5．民俗风情特色：多元化、多层次，四方会同，垂范九州　　从语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从日常礼仪到婚葬嫁娶,从民俗信仰到年节礼俗,北京地区一直经历着矛盾与冲突,交融与改变。进入北京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面临的是汉族长期生活和统治的汪洋大海,一般都像女真人那样“浸忘旧风”，“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军事力量强大的征服者最后被农业文化、儒家文化所征服。但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使汉文化发生变异。　　有的学者认为，北京民俗是多民族长期融合、凝聚的结果，它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内涵；其二是民族、信仰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风俗民情；其三是，北京民俗作为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充实和更新；其四是北京民俗文化，大多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其中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影响比较突出；其五，北京是我国近千年来的首都，是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人文荟萃，故而民俗风情也具有较高的整体水平。　　6．文物遗存特色：多元一体，集珍荟萃，东方明珠、世界之最　　北京地区的地下遗存无比丰富，从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四、五万年前的新洞人，两万七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再到两万年前的王府井人，一万年前的东胡林人，以及代表新石器时代的上宅文化、镇江营一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等，它说明北京的历史源远流长。北京地区不仅地面文物古迹众多，而且地下的文物埋藏也十分丰富多样，贯穿了从远古到近代的文化遗存层面，这在国内外城市考古中也是很少见的。　　北京地区的文物古迹已有一千余项被确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5项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60余项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0余项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又确定了40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7．经贸文化特色：保证供应，服务宫廷，老字商号，名满京城　　北京地区的经济与商贸文化也具有明显的特色:以崇尚“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为立身之本，从贾之源，在经商中坚持诚信为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冲破了儒家言义不言利的道德樊篱，建立起了重利尚义的价值观，恪守商业道德，不以利害义。此外悠久的历史和京韵文化也打造了京商文化鲜明和独特的异质性：“和”文化造就了京商的平和和稳重，恬淡和安闲；礼仪之都的繁缛礼节被京城的商人们所发扬，使北京商人以热情周到，有礼有节而著称；北京的商人们重视规则，大多数店铺都逐渐形成了较为严格且必须共同遵守的一些基本商业行为规范；老北京商人在经营中还处处体现着浓浓的人情味，把友情的相互渗透、彼此交流作为维系良好生意的最佳方式；作为著名的文化古都，北京浓浓的文化氛围自然造就了京商浓厚的文化底蕴。　　在北京这座以官员贵族为本的消费城市中，保证供应，服务宫廷是经贸事业的主要任务，其经营范围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如药店茶庄、饭店小吃、食品百货、文化娱乐等各行各业。其中有些店铺商号世代相传，名声越来越大，被人们称为“老字号”。应运而生，与时俱进，济世养生，满足官民之需，是它们创业和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名牌意识，绝技绝活，一招鲜吃遍天，是它们成功的主要诀窍；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合股或独资经营，世代相传，是它们主要的经营模式；以质量求生存，以技艺超群求发展，“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是他们世代相传的座右铭和职业道德。它们是老北京帝都文化的缩影，其经营观念、商业道德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如今，这些老字商号不仅在服务首都、带动全国乃至影响海内外方面大显身手，而且成为北京文物古迹旅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内外游客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8．皇家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皇家文化的缩影 　　 皇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封建文化的发展方向。天人合一、敬天法祖，唯我独尊、专制独裁，典雅豪华、奢侈腐化等，可以看作是皇家文化的几个基本特征。北京的文物古迹可以说是中国皇家文化的缩影，尤其是那些独一无二的皇家宫殿坛庙，别具一格的皇家园林、帝王陵墓等，更是国内外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或望尘莫及的。它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皇家文化的缩影。　　9．文学艺术特色：百花齐放，名传天下——京味、京腔与京剧　　北京的文学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到最早的文学记录《燕丹子 》，唐人《玉集 》中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记载，《山海经 》中的文学描写，《史记 》中关于幽州、长城沿线的文学描写包括“李将军射虎”等，建安文学时期关于蓟城的文学艺术如曹操的《苦寒行》、《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陆云的《北游幽朔城》，唐代的幽州文学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高适的《蓟门行》等，无不体现了祖国的北国风光，反映了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发展到辽、金、元时期，这种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因素就进一步明显和加强了。比如辽代的幽州文学，苏辙的《 游桑干 》、《 眉山集 》；金代的诗词、诸宫调、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诗词以及书法、绘画、歌舞、佛道诗文等；元代的名诗《黄金台 》、著名诗人刘因、王冕、萨都剌、虞集等人的作品，元大都绘画、小说、讲史以及宗教作品等。明清则形成了带有北京地方特色和民族融合特色的京味文学，包括《 金瓶梅 》中的北京语、《 红楼梦 》、《 儿女英雄传 》中的京味、京腔，子弟书，京味小说《 镜花缘》以及说唱艺术等。　　北京的戏剧从元杂剧的辉煌、明清传奇的鼎盛、以京剧为代表的花部地方戏的五彩缤纷，分别代表着中国戏剧史上三个黄金时期。北京地区戏剧的发展则与这三个黄金时期息息相关。比如宏大壮美的元杂剧，从元曲第一家关汉卿的《窦娥冤》，到《西厢记》，马致远、纪君祥等人的剧作，昆曲艺术扎根北京，盛世元音，南洪北孔，花部的地方戏，徽班进京，京剧的形成等，无不反映北京地区戏剧的特色，同时在全国各地又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　　10．育才选才特色：“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学校与书院是中国古代到近代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京师文化与地方文化传播与交汇，古老文化与近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沟通的场所。古代的北京官学发达，辽、金时期的官学即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色；元明清的国子监成为全国的最高学府；而地方官学、八旗子弟学校等也很有影响。学校为科举服务，“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北京地区育才选士的主要特点。但自古以来，北京地区书院很少，它反映了天子脚下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不允许异己思想和民主思想传播。但在近代，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北京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却迅猛发展，很快就成为全国的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和学校最集中的地方，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则成为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的学校教育既是全国学校教育的中心，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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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北京历史上的教堂文化
【摘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 ,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表现在哲学、伦理、建筑、艺术、音乐、绘画等有关的方方面面。中外宗教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容 ,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而且已经与中华民族文化交融为一体。从历史上看 ,基督教自唐朝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后 ,就揭开了在北京地区建堂传教的历史。基督教文化与北京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的冲撞、吸纳与融合 ,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北京教堂文化。北京教堂文化构成了北京地区丰富多采的教堂文化人文景观。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G127【正文快照】：
从一定意义上讲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两大类。宗教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部分。本文所论述的基督教教堂文化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成。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 ,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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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试论北京历史上的教堂文化
从一定意义上讲，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两大类。宗教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部分。本文所论述的教堂文化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成。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而且这一文化是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周一良先生说：“文化应当包含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一般说起文化，就是想到哲学、文化美术、音乐以至宗教等主要与精神文明有关的东西。”由此可见宗教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的生活习俗、教理教义、宗教教仪、宗教音乐、绘画、以及寺庙观堂建筑等等都是宗教文化的具体体现。（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总称）是世界许多民族信仰的中心，是欧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基督教在许多国家与地区，对人们的思想信仰、伦理道德、科学技术乃至风俗习惯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据1995年统计，世界基督教信徒总人数已达16亿，比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人数要多得多。基督教的圣诞节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美洲和大洋洲最主要的公众节日。圣诞节是国家家人团聚、各种庆祝活动异常热闹的全民佳节，宛如的春节。这一事实说明基督教是人类文化活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自公元7世纪起几度传入、传入，19世纪40年代后终于在中国、在北京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国务院1997年统计：“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4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中国现有基督徒（新教）约1000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1）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基督教教堂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又是人类的发祥地，其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自辽、金、元、明、清朝相继在北京定都建城后，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化作用日益全国化。北京的文化汇聚了全国的文化，它代表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北京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某一方面都可以自成体系。北京教堂文化，从唐朝景教的传入、建寺立碑开始，到明朝时期天主教再度传入建堂算起，已经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北京教堂文化在与北京历史文化的长期碰撞、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北京历史文化中的一个体系，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北京教堂文化，也就是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本文试图从独特的北京教堂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切入，来探讨其构成中国历史文化一部分的特性，并提出一些看法，敬请诸位专家、学者赐正。一、源远流长的北京教堂文化教堂，是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神甫、修士、修女；基督教的牧师、长老等神职人员修道、、举行弥撒、礼拜、祈祷等宗教活动的场所。教堂与每一位基督教信徒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凡基督教信徒的婚丧嫁娶都要到教堂举行宗教仪式。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国家雄传辉煌、精美绝伦的教堂建筑艺术传入了中国、传入了北京。一座座罗马式的教堂在北京这座东方文明古城中安家落户，形成了独据特色的教堂文化。北京地区最早的教堂，是位于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的景数十字寺。北京房山区的景教十字寺始建于唐朝，是北京地区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教堂。基督教究竟是何时传入中国的？虽然中外有关人士说法不一，但是从历史遗存的确凿的文字记载来看，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从唐朝开始的。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即古罗马）主教阿罗本携带经卷来到中国长安，并受到中国皇帝的礼遇。当时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前去迎请阿罗本进宫到内室垂询问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云：“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1]43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陕西盩厔（今周至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古代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的史实。碑文云：“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1]43所以唐朝时称基督教为景教，教堂为景寺，教众为景众，教会为景门。明朝天主教信徒李之藻对景教之含义曾作过解释，他说：“景者，大也，召者，光明也。”明朝耶酥会士阳玛诺也说：“景者，光明广大之义；教者，教会也，言信仰景道之人缔结之团体。”[2]阿罗本来到中国后，唐太宗不仅允许他在中国传教，而且还恩准他在长安建寺度僧。当时唐朝政府拨款，今所司（主管建筑事宜的官员）主持，在长安义宁坊修建的大秦寺（初名波斯寺），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建堂之始。由于唐太宗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的宗教政策，所以基督教能在唐朝广泛的传播。基督教主教阿罗本还被唐太宗推崇为镇国大法主。唐高宗继承大统之后，继续推行唐太宗宽容的宗教政策。致使全国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局面。[1]43唐朝全国划分为十道，“法流十道”说明在唐朝时期景教已经传入北京地区。至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禁佛，景教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唐以后，内地的景教虽然趋于灭绝，但是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有景教流行。今天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景教十字寺遗址，就是唐朝景教在北京地区流行的历史见证。随着蒙元帝国入主中原，基督教在中国再度兴起。元朝统治者称基督教信徒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是由阿拉伯文的“阿罗诃”转音而来，意思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也里可温是元朝统治者对基督教的一种称呼，它表明元朝建立以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宽容政策，以期得到各路神灵的护佑。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酥，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那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3]44所以元朝时期，大都（北京）城内景教徒人数众多。“元朝景教教会在元大都（西人称其为汗八里）也有很大的势力，拥有三万名信徒，且很富有。他们在仪式和风俗上追随希腊教会，不服从罗马教廷，有漂亮而且虔诚地安排的教堂，有十字架和圣像以尊奉上帝和圣灵”[4]11元朝景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马薛里吉思有很大的关系。马薛里吉思来自中亚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干），他是一名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信徒，一生当中修建了不少景教教堂。元朝称景教寺为“忽木刺”。元朝的也里可温，不仅是对景教信徒的称呼，而且也是对天主教信徒的称谓。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的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抵达汗八里（北京），元朝政府给予友好的接待，并允许他在中国建堂传教。大德二年（1294年）约翰·蒙特·科维诺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教堂，后被罗马教皇封为大都总主教，掌管中国教务。从全国来看，当时中国南北各地都建有不少教堂，并立了很多十字碑。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景教十字寺在元代就曾经重新修建过，至今遗存的两通石碑碑文记载了当年元代重修景教十字寺的历史。石碑上刻有十字架，碑上还刻有叙利亚文：“仰望之，将以之而获所愿”。十字寺虽然历尽沧桑，但是“古刹十字禅林”的名称仍然沿袭下来。元朝政府为了管理基督教，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崇福司。不过从当时基督教在元朝建堂传教的历史来看，最显着的特点就是基督教的传播紧紧地依附于元朝统治者，教堂也多依靠元朝政府出资修建。元朝信仰基督教的人多为蒙古人、色目人，有些信徒还是朝廷中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这种“奉敕传教”的特点，很容易受政治风云突变的冲击。1368年元朝灭亡，基督教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再次受到冲击而绝迹。当年基督教在元大都修建的教堂，亦遭到灭顶之灾。除了北京房山区景教十字寺因地处郊区而幸免外，其它的教堂都随着改朝换代政治风云的变化而荡然无存。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并得到发展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各派纷纷传入中国，其规模和范围都超过了以往。明末清初是天主教在中国、在北京发展的时期。在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中，利玛窦是最杰出的人士。利玛窦在传教的过程中，极力把基督教的思想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他还从很多方面论证天主教教义和中国的儒学是一致的。他认为：“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2）由于利玛窦的努力，使基督教在元朝灭亡以后重新出现在北京地区，并在北京重新建起了基督教教堂。北京地区现存的教堂多为明清时期所建，教堂虽然很多，但是大多已经拆除不存了。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最有名的教堂当数天主教的南堂、北堂、东堂、西堂和北京基督教会的崇文门教堂、缸瓦市教堂以及东正教的“南馆”和“北馆”。北京地区天主教至今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堂共有17所，其中6所在北京内城，其余11所分布在北京郊区。在郊区的教堂数门头沟区后桑峪教堂最有名，其历史也比较悠久。东正教传教士在清康熙年间再次出现于北京。这些东正教的传教士取得了在北京建堂传教的权利后，却不积极传教和发展信徒，反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上。由于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的活动过多地参与政治，充当了沙俄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因此东正教在北京建立的“圣尼古拉教堂”和“奉献节教堂”实际上成为沙俄侵略中国安插在中国心脏的侵略据点。因为圣尼古拉教堂座落于东直门北大街，奉献节教堂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所以两座教堂又有“北馆”和“南馆”之称。也许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中国很少有人信奉东正教。后来，苏联在北京东正教教会会址盖了苏联大使馆东正教北馆被拆除。”（3）如今北京已经没有东正教信徒了，东正教在北京地区已经绝迹。1840年以前，来华的基督教新派传教士因为中国法律所禁，他们不能在中国公开传教。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新教的传教活动也被列入条约之中。自此，基督教各派传教士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纷纷进入中国、进入北京建堂传教。传教士的足迹遍及北京城乡各地。基督教新教教堂一般称为礼拜堂，基督教新教的礼拜堂多为1863年以后所建。北京基督教教会是由欧美不同国家的不同宗派差遣的传教士组织起来的，所以基督教新教所建教堂最多。据粗略统计：北京现有各差会所建礼拜堂近百所，其中最有名的是崇文门教堂和缸瓦市教堂。这些教堂分布于北京各个城区与远近郊区。了解这些教堂，可以使我们重温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认清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与反动的作用。二、北京教堂文化的特点由于基督教派别不同，传入北京地区的时间不同，因此不同派别在北京地区的传教方式的所建和教堂亦有所不同。这些由基督教不同派别所建的形形色色的教堂，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京教堂文化，成为北京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归纳起来北京教堂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着特点：第一，北京教堂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北京的教堂是中国基督教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如：“北京基督教崇文门教堂每周的主日礼拜有3000多人参加。天主教北京南堂每周有四台弥撒，有2000多人参加，其中一台是专门为在北京的外国人进行的英文弥撒（4）。基督教教堂（基督教新教也称礼拜堂）不同于佛教的寺庙，也不同于道教的道观。与佛教的寺庙与道教的宫观相比，基督教的教堂似乎多了几分神秘与庄严，似乎离京城百姓的生活远了点。这大概是因为基督教教堂从不搞什么庙会、也不对外开放，更不允许京城百姓随意参观的原因吧。基督教教堂是主教、牧师、长老、司铎、修士、修女等神职人员传教布道、举行弥撒、礼拜和圣事的纯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基督教信徒过宗教生活的所在。每一个基督教信徒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教堂。基督教信徒婚配，要在教堂举行婚配圣事；基督教的信徒去世以后也要在教堂举行弥撒。教堂是基督教教会的所在地，它与每一个基督教信徒的生活息息相关。教堂虽然谢绝参观，但是在一年一度的基督教重大节日——圣诞节期间却也不拒绝百姓的来访与参观。第二，教堂是传播西学的中心中国有句俗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可不大适用。与中国习俗恰恰相反，基督教传教士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用基督教文化征服中国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众多的不同国籍的传教士被罗马教皇派往中国。为了获取中国民众的好感与信赖，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不仅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大部分是西学有成就者。17世纪初期，基督教一个派别——天主教终于叩开了明王朝宫廷的大门。随着天主教在北京的传布，一些传教士在知识传教的旗帜下，把欧洲文化传入了北京，基督教教堂成为这些传教士展示西方科学与文化的所在。明朝末年，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继唐朝与元朝之后，在北京又重新建立起一座天主教教堂（宣武门教堂——南堂）。利玛窦初到北京正值传教伊始，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招揽京城百姓进堂参观，除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画像、十字架摆放在教堂圣台的中央外，还将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日晷仪、报时钟、西洋琴展放在教堂里，任人随意参观。利玛窦以介绍西方科学与文化为名，有意识地结交中国朝野学士名人，顺应中国文化，来传播基督教思想。在布道传教的同时，利玛窦将地圆说、日大于地、月小于地、九重天说、四元行论等天文理论首先传入中国，并向中国科学家传授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还教中国科学家制造天文仪器。徐光启、李之藻在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天文学后，与西方传教士一起参加了明崇祯年间的修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编成《崇祯历书》137卷，同时又完成了日晷、星晷、望远镜、圭表等的制作，使我国新法书器俱备。后来在清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曾主持设计、监造天体仪、地平经仪等大型铜仪，并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从此中国完成了旧历法的改革，使欧洲天文学说在中国进一步得到传播。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天文学的同时，还将欧洲的医药学、解剖生理学等著作传入了中国，并译成汉文出版。康熙年间，西医、西药在中国已进入实用阶段。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曾在清宫廷充当御医，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晋和巴多明合作，将法国《根据血脉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了满文，供御医参考（5）。康熙皇帝曾经两次御驾南堂，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解剖学。随着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除传入天文学、西医学等西方科学外，西方的地理学、数学结果也传入了中国。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成《几何原本》，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与中国学者王征合作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康熙年间南怀仁的《坤舆全图》问世。欧洲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西方传教士将西洋奇技介绍到中国，其目的是以欧洲的奇技为诱饵，来抬高他们的地位，使中国官吏“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6）从客观效果，传教士为传教而给中国带来了西洋的奇器异物和近代的科学文明。虽然传播西学并非出于传教士来华的本意，但是其结果却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总之，欧洲文化随着教堂的建立而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为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和重新焕发青春注入了活力，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北京的教堂在客观上成为传播西学的所在，起了传播西学的桥梁作用。第三，教堂是中学西进的桥梁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西方。当然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有多种途径，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宗教。这些西方传教士进驻北京、建堂传教，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把西洋奇技介绍到中国，以此来抬高他们的地位，并搏取中国官吏的欢心；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使欧洲了解了古老的东方文化。北京的教堂是西学东渐、中学西进的媒介与桥梁。明末清初时期，大部分西方传教士为了更好地推行知识传教的政策，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大多尽可能地把基督教教义说成中国人所能接受的哲理。为了传教，这些西方传教士要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其中有些传教士在了解了中国文化之后，很注重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典籍，并将中国的经典名着翻译成本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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