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到互联网企业家大业大的“壕”，看不到他们为数以亿计用户提供高效、平等的服务，是偏见所致的“选择性失明”，是全然错误的观点。▲2021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人民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逐步迈向共同富裕。视频来源：新华社视频号文
关不羽近日，“共同富裕”理念成为社会舆论热点的同时，互联网企业也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可以说，这是个极为正常的现象，更可以看作是全社会对我国互联网企业的一种肯定。二十年来，中国培育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也因此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大国。所以，公众关心互联网企业在“共同富裕”事业中如何定位，以及将扮演何种角色，这是理所当然且完全必要的。当然，公众不是理论专家。一些人对“共同富裕”存在片面理解，对互联网企业的经济作用怀有误解。他们从朴素的“均贫富”观念出发，把“共同富裕”和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误读为对立关系。对此，我们将结合相关政策进行读解和辨析。▲街采|你如何理解共同富裕？视频来源：新京报贝壳财经把“共同富裕”和企业发展对立起来只会“均贫”显然，“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平均主义，最高层对“共同富裕”的定调是明确的。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会议提出：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会议还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众所周知，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调节机制起作用，三次分配则是民间捐赠、慈善事业等。由此可以看出，“共同富裕”并不是否定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作用，而是一套完整的分配体系顶层设计。只看到第三次分配，忽视了初次分配、再分配，无疑是片面的。因此，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不能跑偏，把“共同富裕”和企业的发展壮大对立起来更是错上加错。“共同富裕”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增长。不管哪一次分配，前提都是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推动经济发展、“做大蛋糕”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具体到每次分配，都离不开企业发挥重要作用。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中，企业是主力；政府财政税主导的再分配中，企业是政府收入的税源；民间捐赠、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更是离不开企业创造财富的利源。因此，把企业作为共同富裕的“敌人”、“劫富”的对象，是错误且危险的。干扰企业正常经营、影响企业发展，只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结果只会是“均贫”，而不是“共富”。▲8月26日，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不搞“杀富济贫”。视频来源：新华社视频号互联网企业创富还能带动共富互联网企业不仅不是例外，还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要知道，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信息服务受众之广，是任何传统企业都无法比拟的。像中国互联网企业这样同时为数以亿计的用户提供服务，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的任何企业可以做到。这是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受惠人数最多的信息平等，科技革命的力量推动了真正的大变革。信息平等是财富机遇平等的基础，互联网的空间里没有一二三线的地域等差，没有城乡二元制的壁垒，没有学历歧视、年龄歧视。无论身处何地、何种身份，只要接入互联网，任何人都能平等地获得一样的市场信息。在互联网空间，一个崇山峻岭里的电商平台卖家可以和千里之外的买家沟通、交易，可以和北上广深的同行展开竞争，这是前互联网时代不可想象的。只看到互联网企业家大业大的“壕”，看不到他们为数以亿计用户提供高效、平等的信息服务，是偏见所致的“选择性失明”。作为互联网企业生存之本，其依赖的“网络效应”，就是指以最小的社会资源占有，为最多的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可以说，正是互联网企业为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提供了平等的信息起点。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企业是特斯拉，市值8349亿美元，累计销量约100万辆。这意味着特斯拉以8349亿美元的资产，为100万用户提供了服务。可是，随便找一家市值百亿美元级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其用户数量也是千万级乃至上亿，更不用说拥有数亿用户的各大中国互联网巨头了。但是，没有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市值比特斯拉更高。或许有人要说，造车和信息服务没有可比性，但是用户的数量级之差是实实在在的。没有理由认为数亿互联网企业用户的信息需求，低于100万特斯拉用户的出行需求。在资本利用效率和社会贡献度上，互联网企业是有明显优势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企业不仅服务于个人用户，还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了高效的服务。互联网企业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了大幅降低成本、与大企业平等竞争的平台，改变了多少中小企业的命运？由此可见，互联网企业不仅能够创富，而且还能带动共富，信息技术服务的核心就是让个人和企业获得更平等的致富机遇。这不正是“共同富裕”所追求的目标吗？▲互联网50年 未来已来。视频来源：新华社全媒报道平台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信息服务价值被严重低估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信息服务价值被严重低估了，因为在诸多应用场景中互联网企业都是“幕后英雄”，大众对信息服务产生的效益缺乏直观的感受。比如说互联网技术大幅提高了金融行业的效率，为中小企业、个人信贷提供了过去很难获得的金融服务。但是，大众可能仅仅关注到日常使用的电子支付系统，却很难察觉到征信系统、证券交易改善中信息服务所起的关键作用。大量信息技术服务提升社会，就是这样“百姓日用而不知”，很容易被忽略。信息时代，没有哪个行业、哪家企业可以离开信息生存，信息传播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运行的质量。所以互联网企业发展带来的信息成本降低，惠及全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从中受益。“共同富裕”需要更多优质的信息技术服务，这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巨大的成长空间。总而言之，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含义、制度设计，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方向跑偏了，意图再好也是枉然。互联网企业和所有企业一样，服务于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主要助推力量。而互联网企业以信息平等促进财富机会平等，自带“共富”属性，是“共同富裕”的同路人。服务数亿国民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值得我们尊重和爱护。特约撰稿人
关不羽（媒体人）编辑
李潇潇校对
吴兴发点击下方公号名片，阅读更多精彩观点}

作者：城市和小城镇中心 闵希莹 秦静 倪砼 文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2022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仅为4.8%，远低于2021年第一季度（18.3%）和全年增速（8.1%），亟需若干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和抓手，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城市建设一向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在新形势下需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新冠疫情和“7.20河南暴雨”等重大灾害的发生，让城市建设进一步反思和关注如何通过内在“韧性”和“品质”的提升，使城市更具有自我保护和修复的能力。作为新一轮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力抓手，自2019年正式提出以来，城市更新行动已在全国411个城市拉动投资达5.3万亿元。未来，城市更新将进一步催生多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一、城市更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一）筑牢底盘，为城市注入“韧性”，催生新的基建投资领域当前2省6城（GDP和人口均占全国16%）公布的“十四五”期间城市更新投资计划规模近5万亿元（含估算值），预估全国范围内“十四五”期间规模将超30万亿元，其中基建投入预计达9万亿元。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未来增长空间巨大。利用好城市更新契机，统筹地上地下设施建设，可以实现对老化基础设施的修复和升级，建设更具有韧性的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城市抵御冲击、适应变化及自我修复能力，保障安全底线。（二）转型提质，提供更多领域就业机会，进一步拉动城镇化进程一是直接带动建设领域基层就业水平。2021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2.92亿人，超过19%从事建筑业工作。城市更新作为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存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能有效对冲外贸受损出现的劳动力过剩，对吸纳基层就业具有“接力棒”作用。据测算每万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可带动直接就业236万人。二是能间接增强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目前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47.7%，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70%）。通过实施城市更新，一方面能拓展保洁绿化、批发零售、家政服务等多样化就业渠道；另一方面增强养老、托幼、心理疏导等社区服务业就业机会，加快推动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在线娱乐等新就业形态发展。（三）创新引擎，利用低效闲置空间，培育和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一是促进产业重回市中心。目前很多大城市老城区面临产业“空心化”危机。2021年我国38个核心城市中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超过25%的达24个，超过20%的达32个。通过城市更新活化利用存量空间，吸引高价值产业重新进入老城区，利于构建服务实体经济、智慧城市建设、科技创新创业、消费提档升级、现代供应链完善等新场景，推动“创新城区”发展。二是加快盘活存量旧厂房。工业用地占全国城镇建设用地比例较高，2020年达18.7% ，通过收储后出让、引导企业协议转让、“三旧”改造等多种更新方式，拓宽工业用地供给渠道，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新零售等衍生产业发展。（四）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消费与投资有效结合一是减轻“后顾之忧”助力经济发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3.5%，而仅有6.0%的老年人所住楼房装有电梯；由于学区、老带幼等原因，老旧小区亟需完善儿童友好、安全适宜的设施和场地。精准解决“一老一小”等人群服务供给不足，能有效缓解家庭负担，产生提振消费、助力经济发展的综合效应。二是拓展民生领域发掘有效投资新空间。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对民生功能供给提出更高要求，也蕴含更大投资消费潜力。如扩大无障碍领域投资，既能培育壮大新动能，也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残疾人康复服务需求。二、城市更新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可在“五个方面”深化落实（一）助推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驶入“快车道”，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强磁场”适度超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新老基建”投资增长极。全国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投资规模约1.2万亿元，若涉及电梯和停车场等改善类需求则会扩大至2.66万亿元。在老旧厂区和城中村改造方面，大量投资主体正积极布局。以广州为例，城市更新等重点工作项目共48项，其中老旧厂区和城中村改造各6项，相关投资金额共约1230亿元。同时，城市更新作为承托新型城市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在低能耗、智慧治理等关键领域发力将进一步提升投资规模。（二）完善“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充分释放“社区经济”潜力目前全国存量住宅物业面积达300亿平方米，社区场景中的刚需用户有6亿之多，疫情让“社区经济”再次成为一片蓝海。一是完善社区生活圈配套，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聚焦社区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便利共享不够、质量标准不高等问题，增设社区养老、托幼、医疗、家政、物业等服务设施，积极实施社区智慧化改造，满足现代化生活需求。二是进一步释放社区空间价值，带动“懒人经济”“宅经济”“到家经济”等“家门口”经济发展。社区蕴含着商业、教育、健康、应急等多重商机，特别是市场规模超5万亿元的生鲜零售和近1万亿元的家庭生活服务板块。通过增加规模小、经营灵活的空间载体，推动家政维修、无接触配送、社区教育、急救医疗等“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疫情防控和就业需求，增加共享用工、就近就业、灵活就业机会。（三）推动既有建筑“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拓展家居家装新市场充分考虑中国以“居家养老”为主的特色和实际需求，加快推进既有建筑内外环境改造，成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等人口问题的重要支撑。一是推动公共设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加建公用电梯、坡道、扶手、防滑等设施，增强“一老一小”服务供给能力。目前，全国范围内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电梯超过10万台，全国老旧楼需要加装电梯数量在200万台以上。二是拓展健康家居家装更新市场。鼓励居家环境健康改造，增设助行、助浴、助洁、紧急救援、康复辅助等健康设施。参考各地现行改造标准，按照大约50元/平方米计算，全国21.9亿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老旧小区“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投资总额约1100亿元。（四）升级改造现有城市文化、休闲资源，满足市民“本地回归”的消费需求一是加快既有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商圈的保护和更新改造。目前全国拥有历史建筑5.75万处，历史文化街区1200余片；传统商圈有近4000个，其中一线城市476个，二线城市1431个，三线及其以下城市2020个。作为本地消费最主要的空间载体，加快其更新改造，可以进一步释放“本地回归”的消费潜力。二是通过“场景创新”为新消费蓄势聚能。用艺术、科技、体验的手段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在历史肌理和传统文化保护的前提下，推动社交零售、国潮文化等新消费业态发展，留住因疫情“回归”的本地高端消费市场和年轻消费市场。（五）释放上游建材库存压力，引导激活下游消费机遇一是有效缓解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持续走低导致的建材库存积压。房地产市场低迷、国际疫情导致部分建材企业“双向承压”、库存高企。城市更新能极大释放建筑材料与设计等相关行业库存压力。“十四五”期间仅老旧小区改造可拉动防水需求超过3000亿元。二是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并带动关联产业创新升级。适老化改造、机动车位改造等项目能带动居民对于家具家电、家居装潢、汽车等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而休闲健身、养老托幼等设施完善更可为众多市场主体提供商业机会。光纤到户和5G建设等通信设施的改造也进一步促进了新基建产业的发展。三是极大释放物业管理行业空间。“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及加快发展物业服务业。我国已建成小区中无物业面积约占33%，在管面积远未达天花板，仅基础物业服务就有约8000万规模的市场待开拓。作者简介：闵希莹，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总规划师、规划设计部主任（规划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国家注册城乡规划师。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城市规划》杂志特约审稿专家。从事城乡规划工作三十余年，主持编制过城镇群规划、国家中心城市研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产业发展规划、新型城镇化研究、公园城市研究等近百个规划项目，负责和主笔多项国家级、部级课题及行业标准。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级优秀城乡规划设计金奖一个、一等奖四个、二等奖六个、三等奖若干。秦静，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设计部主任工程师，高级城市规划师，注册城乡规划师，一级注册建筑师。北京市青联委员，民建北京市青工委副主任，民建北京市东城区参议委副主任。毕业于东南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主持和参与区域发展、国土空间、城市更新、新型城镇化、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设计、特色小镇等课题和规划近百余项，获得多项省部级奖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倪砼，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设计部，城市规划师。长期从事新型城镇化、城市更新、智慧城市领域的规划研究和实践工作。文雯，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设计部，城市规划师。毕业于香港大学城市规划系，长期从事新型城镇化规划、产业规划、政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