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为中国近代的教育，特别是天津的教育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南开人”把严修先生尊为“南开校父”。我们认为严修不仅是“南开校父”，还是“近代天津教育之父”。

位于天津西北角文昌宫西四棵树的严修故里，是近代天津教育的根，是近代天津由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时的“试验田”，严修在这块“试验田”，利用家塾为过渡形式，仅用几年的时间，建立起了幼儿教育到小学、中学、师范教育，从男子教育到女子教育一整套新式教育体系，并随即以取得的经验向社会推广，随着严修出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学部侍郎，经验从天津走向直隶、走向全国。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幼名玉珪，室名恒斋、蟫香馆、毋自欺室、枣香书画室，天津人，祖籍浙江慈溪东乡。清顺治年间，其七世祖鹰翅以经商北来，定居天津，居于西北城角文昌宫西四棵树（红桥区西北角严翰林胡同10号、12号），宅后临倭瓜园。严氏前后11代，凡300年，均居住于此。据说，他家远祖是东汉严光，所以严修曾撰门联云：“临巷四棵树，家江七里滩”（严光垂钓处），横批：“故园瓜好”。

该宅院为中国式四合院建筑群，有前门二处，后门一处。前门有正门和旁门。正门12号(旧4号)，为一座坐北朝南的虎座门楼，五磴台阶，进门倒座是账房，两侧分别通东跨院和西花园。主院正房是一座高大房屋，台基很高，外有走廊环绕，下有地窨子，东西两旁均是藏书楼，院内有假山、柿树和玻璃厅一座(会客厅)。厅南是书斋和花园，种有枣树和花草，故书斋取名“枣香室”。东边旁门是10号(旧2号)，有三道跨院，第一跨院是车房和马厩；第二跨院是“老女中”课堂，严范孙即在此办学；第三跨院是“烹饪室”。西面两个四合院有后门，为贞女大街5号(旧1号)，有一座小型虎座门楼，三磴台阶。各院既相隔独立成院，又有便门相通，整片住宅占地6.471亩(4314平方米)，共有房屋百余间，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宅院四周，东临文昌宫大街，东边大墻与小石道街平行；北临贞女大街；西面是邻房；南面原来是二堡三道街，自从严范孙为翰林后，改名为“严翰林胡同”。

各院房屋建筑形式，均以北面为正房，正房开间是“明三暗五”式，东西厢房均为3间，倒座间数不定。房屋是木梁柱举架式结构，前面出檐，木隔扇，后面檐墙无窗。小青瓦顶，高台基，院内砖甬道。屋内木地板，细线灰顶棚。部分房屋是砖木结构，玻璃门窗。

严氏住宅是严范孙的先人分批买进的，只有书楼和其对面的新排房是1919至1922年买进。严范孙过世后其遗属将10号院卖与天津中百公司，12号裁卖出一部分，剩余部分于1958年出租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由政府经营成为公产。房屋已非原貌。

辛亥后，严范孙致力于里居办学．从1910年至1919年间，严范孙纵游海内外各地，考察教育事业。此间严家迁往英租界爱丁堡道(现重庆道144号、146号)。此宅建于民国初年，为砖混结构2层英式公寓，坐北朝南，建筑面积670平方米，整体呈坐椅形，为清水砖墙，部分砂石混水墙。二层大阳台，两坡顶出檐。房屋规整、稳重，室内设施完善，装修讲究。

严修祖为盐商，三河县有盐产。父名克宽,字仁波，因童试未中，遂弃儒继盐业，为长芦总商①。严修于1860年4月2日（阴历三月十二日）出生在三河县。初名慎修，有兄名振修，后来其兄改名振，慎修改名修。3岁时，祖母逝世，迁回天津。从小受到传统的封建教育。6岁入塾，先后从师于查帖青、孙竹泉、周玉山、沈季平、于筠庵等先生，系统地研读过“四书”、“五经”，相继参加过郡试、院试，取入府学。1874年(同治十三年)，应岁试，取一等第七名。光绪初年，从举人张绅(子笏)学，并到辅仁书院按期应试各课，也间或应问津书院月课，所作课艺常名列前茅。1881年(光绪七年)，他拜见了问津书院山长张佩纶，倍受先生赏识，并由张引见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年中壬午科试举人。正考官徐桐对他的经艺卷倍加称赏。

1883年(光绪九年)3月赴京，应会试，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充军典馆详校官，充各直省乡试试卷磨勘官等。1888年至1894年间，严修还多次出考试差，光绪帝曾先后召见他。这期间，严修受其师张佩纶等影响，较多地致力于《史记》、《汉书》、《通鉴》，并开始接触“西学”，研习《代数术》、《数学理》、《格致入门》、《天文启蒙》、《地球地录》等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这对他的治学旨趣由书史经传转向实用，接受资产阶级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94年(光绪二十年)8月，严修简授贵州学政，他于12月抵贵阳就任，携书14大箱，巡赴各州县命题课士，发《观风告示》，《劝学示谕》。1897年8月，严修在革旧维新形势下，提出了对当时教育改革很有影响的《请开经济特科奏折》。在这个奏折中，他提出：“为今之计，非有世非常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材，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他建议迅开经济特科，主张对“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特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专名”，“去取无限额数”，“录用无拘资格”，“赴试宜筹公费”，使天下有志之士“争自濯磨，翕然奋兴”②。严修奏开经济特科的主张对改革清末腐朽空疏的教育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在科举之外，打开了一条选拔具有西学知识和实际才能的人才的道路。在戊戌变法前，严修作为主管一省教育的官员，能提出如此卓有见识的主张，实可为“戊戌变政先声”。请开经济特科的主张在严修一生中，乃至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严修在贵州学政任内，锐意兴革，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才能。1897年12月，严修三年期满离任，黔中士子为其树去思碑与誓学碑，称颂严修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严修因捐廉为士子购书，负债4000两。

（四）近代天津教育的“试验田”

1898年3月，严修返回天津故里，以家宅为基地，开始了他创办新式教育的实践。实为近代天津教育的“试验田”。

1898年11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严修在家设学馆，礼聘刚从海军退役回乡的张伯苓主持家塾，学生为其子侄智崇、智怡、智庸、智钟、智惺及陶仲明之子陶孟和6人。所学课程有英文、数学、理化等西学。张伯苓在严修支持下，全力改革私塾教学，半日读经书，半日读洋书，尤注重学生的体育。师生一起共同做户外活动，如骑脚踏车、跳高、跳远和足球之类。陈哲甫、陶仲明等入塾任职后，教师队伍人才济济，增设了心理、经济诸课程。严氏家塾的创办实际上开创了天津民办新式学堂的最初形式，实际是南开中学的发祥地。

1901年，天津宿儒、饱学之士陶仲明先生不幸逝世，正在“严氏家塾”读书的陶孟和，作为严氏的“故人子”，继续留在“严氏家塾”里念书。严范孙在《蟫香馆别集》中有这样的记载：“是年（1901年），公与林墨卿集张伯苓馆、陈哲甫馆及赵幼梅馆学生十一人：严崇智（改名智崇）、严益智（改名智怡）、严锡智（改名智惺）、王宝璐、韩振华、林静、严勇智（改名智庸）、林涵、陶履恭、严忠智（改名智钟）、张彭春于公宅北书房而誓之。公作誓词曰：尔十一人者，或为累世之交，或为婚姻之谊，辈行不必齐，而年龄则相若。尔父若兄，道义相劘，肝胆相许，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持，尔诸生所亲见也。尔十一人者，自今日始，相待如一家，善相劝，过相规，毋戏谑，毋诟争，毋相訾笑，毋背毁，毋面谩，同力一心，从事于学问。以绳检相勖，远非僻之友，警浮伪之行。毋作无益害有益，毋偷惰，毋轻躁。兄弟婚姻，互为师友，敦品修业，以储大用，是余等所厚望焉。陶履恭，孤儿也，当厚自策励，而去其童心。尔十人之待履恭也，悯之，爱之，砥砺之，使无坠其家学。是则今日此举为不虚矣。誓既毕，十一人环相向，一跪三叩，礼成退。张馆者，张伯苓。陈馆者，陈哲甫。赵馆者，赵幼梅也。”③

为了借鉴日本发展教育的经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严修自费率二子智崇、智怡赴日考察。在日期间，曾访问日本女子教育家大野铃子、教育家伊泽修二等，参观考察杜边小学校、华族女学校、爱珠幼稚园、常盘小学校附属幼稚园、庆应义塾等。回国后，于是年冬，在其家宅创办了严氏女塾。入学的学生，主要是严氏家属，有女儿、侄女、儿媳、侄媳以及近亲的女儿，年龄从10岁到20岁不等。上午学缝纫、洗衣、织布，下午上课。课程有国文、英文、算术、日文、音乐、图画、手工等课程。所用教科书和教具，多是严修从日本带回的。严修亲自授作文课，并编写《放足歌》，教女塾学生演唱。歌词：其一、“五龄女子吞声哭，哭向床前问慈母。母亲爱儿自孩提，如何缚儿如缚鸡。儿足骨折儿心碎，昼不能行夜不寐。邻家有女已放足，走向学堂去读书。”其二、“少小学生向母提，儿后不娶缠足妻。先生昨日问儿道，缠足女子何太愚。书不能读文不识，困守闺门难动移。母亲爱儿自孩提，莫给儿娶缠足妻。”严氏女塾开天津女子教育之先河。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严修还把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设高小(三年)、初小(四年)两级，设置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等课程。严淑琳(严修之妹)任监学。初小教员有韩升华、韩咏华等。高小只办了一班，有13名学生，该班任教的教师均是当时天津教育界知名人士，如华海门、郑趾周、戴有三、张星六等。严氏女学为天津女学之发轫，是一所正规的女子小学，不仅在天津开风气之先，也是全国较早的女子学校之一。

1905年，严修在其宅内，还创办了严氏保姆讲习所，这是天津最早的幼儿师范学校。该所专门培养幼儿教育师资，聘日籍女教师大野铃子主持。她教的课程有保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游戏、手工等，尤以弹琴为主。大野不会中文，由学生中日文程度较高的严智蠲（严修长女）当翻译。其他英文、算术、生理、化学、国文等课程，由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及该校教师执教。该所有学生20余名，根据不同的文化程度分成两个班，学制三年，毕业时经考试合格后发给毕业文凭。在毕业生中有张祝春（张伯苓之妹、即马千里的夫人）、刘清扬（天津觉悟社成员、天津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韩咏华（梅贻琦夫人）等。该所毕业生为我国第一批幼儿教育工作者，分别在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天津河北蒙养园、京师第一蒙养园、私立朝阳观蒙养园及严氏女学等校任教，对京津幼教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05年严修又在家宅设立了严氏蒙养园，这是天津最早的幼儿园，是作为保姆讲习所的实习教学场所而成立。严修的胞妹严淑琳任监学。
该院初期，专建了一间高大的活动室（称“罩棚”），在活动室旁另开辟一间房屋为儿童分组活动及教师休息之用。1920年又盖了一间大活动室。该院设备均购自日本，有钢琴、风琴、儿童桌椅、教具、积木、沙土箱等。该院招收4岁到8岁儿童，主要是严氏亲友的子女儿孙（包括严氏的适龄儿童）及附近的邻居。名额30人左右。实习半日制，每天的活动时间为上午9点至11点半。主要内容有：教师弹琴，教儿童唱歌，或随声做游戏。有的歌曲如“公鸡打鸣”，后来被京津两地许多幼儿园采用，流传至今。游戏多带表演或竞赛性质。室内活动有教师讲故事、儿童分角色表演故事、堆积木、画图画、做手工等。另设有使儿童认识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课程：简单的教儿童认识几种动物、昆虫、鸟类；不同季节的植物、水果；铁匠、木匠用的工具等。复杂的如介绍煤、铁、木头的性质及功用；秋天的气候与夏天的气候有何不同；邮递员的工作与大家的关系等。教材根据一年四季的特点安排，教课中多用实物、图片，还带儿童到实地观察。该院幼儿毕业时，举行毕业典礼，发给毕业男生升入一般小学，女生大都升入本校女学。该院1925年停办。

在开办的20年中，前15年都由保姆讲习所毕业的学员任教。刘清扬曾任该院的蒙养师。后5年由严仁清（严范孙之孙女）负责教育。严氏蒙养院开天津幼儿教育之先河。

1909年，严修在严宅又成立师范班，有学生8～9人，学生半天到蒙养园授课，半天在师范班上学。课程有国文、数学、英文、化学等。由南开学校教员兼任。

1919年严修还在严氏女学中成立了中学班，由“南开”校长张伯苓兼任校长。尹劭询任教务主任，教员由南开中学教师兼任。
以家宅为基地创办了小学、女学、幼儿园、幼儿师范、师范、中学等，这在中国近代民办教育史中实属罕见之事。以家宅为基地创办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校，体现了严修为创办新式教育的胆识与气魄。这些学校今天看起来规模很小，制度也不甚完善，但是它们却是严修创办新教育的实验田，这些实验田不仅在天津近代教育的兴起中，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而且还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严修被尊为南开学校的“校父”，是南开学校体系的奠基者。缔建南开学校体系严格地讲应当从敬业中学堂的创建为始，逐步发展成南开学校体系，形成一个从中学、大学、女中、小学完整的私立学校系统，是为国为民创办的中国民办教育的典范，是近代天津教育的一面旗帜。
（一）从敬业中学堂到南开中学堂

1904年春，严修偕张伯苓去日本考察，通过对日本教育的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创办新教育的信念。严修对张伯苓说：“吾安得于吾津试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张伯苓答道：“不难，似虑者，无地与钱耳，苟有此二者，吾极愿效绵薄。”回津后；严修即为这“地”和“钱”而奔波④。严修多次与张伯苓、王益孙(奎章)等商议，决定以严氏家塾(简称严馆)与王益孙家塾(简称王馆，成立于1900年)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严修以自己的偏院作为校舍并提供学校用具，严、王两家每月供给中学纹银一百两作为经费。张伯苓任校长。学生除严、王两馆学生外，又新招学生，共73人，设中学班和高师班。1904年10月17日开学。年终，根据严修从保定来信意见改名为“敬业中学堂”；1905年底，学校又更名私立第一中学堂。

1906年邑绅郑菊如捐地12亩，严修、王益孙、徐世昌、卢木斋、严文彬集银二万六千余两，其中严修捐银五千两，兴建南开新校舍。
（二）英语专门科、高等师范班、专门部

严修和张伯苓很早就在考虑如何解决学生求学深造的问题。早在1915年，“徇中学毕业生之请求”，南开中学并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并续办高等师范班，目的是为有志留学或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提供深造的机会，同时，成立了专门部，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在专门部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学。

为了实现筹办南开大学的愿望，严修毅然决定让张伯苓暂离中学校长的岗位，资助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17年夏，已经不惑之年的张伯苓真的乘舟西去，走进了那所于1754年创建的古老大学，重新当起学生，拜师著名教授杜威、基尔帕特里克、桑代克，研究教育理论。第二年，让儿子们凑足经费的严修，也跨越大洋，来到美国，同张伯苓一 起探求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年届花甲的严修体衰多病，从北美的东面走至西面，考察学校，他还到“哥大”去听讲，用他掌握不多的英文词句直接感受现代教育理论的奥妙。有趣的是，他还借助类似今天的“家教”方式，请每天到“哥大”上课的张伯苓晚上来给他授课，他像个接受“家教”老师辅导的学生，在他的住处沏好香茗，预备好记录的笔墨纸砚，边听垂记，提问切磋，甚至有时还有辩论。这种“家教”，从1918年7月7日起，一直讲了二十四五次，每次都有二、三个小时，记了厚厚的一本笔记。这是一本极为珍贵的资料，这里集中体现了严修、张伯苓考察美国教育的感受，也反映了他们的大学理念和办学思想。居留美国五个多月，严修对美国教育制度、大学经验、学校筹款和教学管理有了比较具体深入的了解。1918年11月他偕张伯苓回国，船过日本，得到了儿子在东京病故的噩耗。晚年丧子对于严修不能不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严修强压胸中翻江倒海的悲戚，依然支撑着会见周恩来等在东京留学的南开学子，仍然思考着如何建立大学。12月19日自东京起身，《严修日记》云：“夜不成眠，思量南开大学事。”12月23日火车过山海关，严修记云：“与范（学濂）、张（伯苓）、孙（子文）三君论学事。”回到天津后，他们正式宣布了建立南开大学的决定。严修不顾旅途劳累，春节刚过，强忍刚刚失去亲子的巨大悲痛，就偕张伯苓赴北京遍访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征求对办大学的意见。又亲赴北京、保定、山西、南京等地会见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曹锟、孔祥熙、阎锡山、李纯等人，为南开大学筹募经费。严修自己还带头为大学提供物质帮助。1919年捐购书款2000美元，又捐中文典籍三十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五亩多，折款一万八千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史通》等数十种古籍赠与南开大学图书馆。

1919年10月南开大学终于诞生，严修亲手树立起一所民办大学的旗帜。南开学校自开办到1927年，共得捐款一百二十万元，对其扩建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以严修出力为最多，严修为南开大学的创建，发展筹集资金，可谓竭尽心力。

南开女中滥觞于严氏女学。从1902年严氏女塾到1905年严氏女学（女子小学）以至1919到1922年的严氏女学（中学班），都是在严氏家中开办的。1922年冬，北京、天津各校学生数十人联名致函张伯苓校长，请求建立女子中学。1923年春，天津诸女校学生王文田、华冰如、林懋志、王毅衡、王守瑗等鉴于男女教育不平等，又请求张伯苓校长建立女校，经严修、张伯苓多方协商，由严修老友言敦源捐款1000元为始建费，于南开六德里租赁校舍。是年9月，南开女子中学成立。接着，张伯苓又筹措资金，为女中建新校舍，学校地点在现在的南开中学体育场。民国十五年(1926)十月十七日，隆重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全校师生及黎元洪、言仲远等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场面热烈，大振女子教育之风。南开女子中学是当时社会期望的高水准学校。教学和管理与南开中学统一进行，主要教职员均由南开中学兼任，不少课程如经济、商法等与男中合上，理、化实验室与男中合用，修身课、讲演会、运动会以及反帝爱国活动也都是男女学生共同参加。南开女中不仅具有南开中学的共同特点，如：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师资阵容强，倡导德、智、体三育并进；教学效果好，强调联系社会实际等，而且针对女子教育的实际情况，强调民主、自治、开放。学校竭力赞助和支持学生的课外组织和集体活动，广泛开展学术、摄影、讲演、书画、戏剧、歌咏、舞蹈、缝纫、刺绣等活动，举行各种比赛、各种展览，编印出版班刊、校刊，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26年10月20日，张伯苓在《致长芦盐运使言敦源的信》中称：“目前敝校廿二周年纪念日，并行女中学部新校落成礼，辱蒙光临，非常荣幸。窃念敝女中此次所成新校由何而能有今日?实自先生捐款提倡始。则即谓今日在校之女学生，皆受先生之广庇亦无不可。惟是春风发萌不限于一佛，雨露生物有赖于频滋，苓不揣冒昧，愿先生对敝女校始终成全之。此校虽工竣，尚亏款三万余元未有着落，谨以捐启奉上，乞大力代为登高一呼，想急公好义如先生，自必不以无厌斥我也。⑤”

1926年10月16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致函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故请兄速设小学及幼稚园，以慰同志之渴望。⑥”陶行知认为南开有必要开办小学，使南开教育系列化。张伯苓先生在美国研究教育时，曾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教育学者克伯屈先生。1928年，张伯苓校长第三次赴欧美考察教育，又与克伯屈先生讨论设计新教学法，商定开办小学以为实验。

1927年，严修与天津商界著名人士王心容、纪锦斋、范竹斋、金小泉等商谈筹建南开小学资金。1928年3月18日，在南开学校董事长颜惠庆主持下召开校董事会，张伯苓提出了创办南开小学的计划：本年拟在中学附近成立南开学校小学部，开办时间在本年暑假后；校址暂用中学校外宿舍即女中部旧校址；暂招一二年级两班；创办费是由华露存女士所捐1000元。经常费除学生学费外，由暑假学校余款拨捐1000元。小学部将来新校舍须特别筹款外，每年经常费出入约相抵，与全校经济无关⑦。是年秋，南开学校增设小学部，招生80余人，分两级教授。聘钱伯超先生为主任，克伯屈先生的女弟子阮芝仪博士（Dr·RanKin）担任实验导师，从事设计教学法的实验。

至此，一个包括大学、中学、女学、小学的南开学校体系在天津形成。当然南开学校体系的形成并不完全是严修一人的作为，但是在这个学校体制的缔建中，每走一步无不倾注着严修的精力与心血。张伯苓曾深情地说过：“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在这里张伯苓不仅表达了对严修的敬重之情，也充分肯定了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严修是彪炳于“南开”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自《辛丑条约》的签订到辛亥革命的爆发（1901～1911）的十年间，天津近代教育进入发展时期。出现了天津近代历史时期的第一个兴办教育的高潮。据天津知名人王仁安、高凌雯、王斗瞻编写的《天津县新志》记载：这个时期计有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3所、中学堂7所，男小学堂89所，女学堂23所（包括中小学），其他各类学堂24所，蒙养园3所，外国人创办的学堂6所，共计156所。

在“新政”时期，天津教育领先直隶，名列全国前茅，成绩卓著可观。直到民国初年，仍在全国保持着领先地位。其原因何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近代天津教育之父严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1904年袁世凯委任严修为直隶省学校司督办，称严修“品端学粹，望孚士林”。同年亲上《编修严修捐助民立学堂请奖片》为其请奖，称严修：“慨捐巨款，洵属见义勇为，深裨学务，且其经术湛深，通达时务”，“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一时士论望若泰斗。”严修担任直隶学校司督办后，袁世凯表示：“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兴学。兵士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

让我们看一看严修任直隶省学校司（后改学务处）督办、学部侍郎期间及前后的作为，就可一目了然。

（一）创建天津最早中小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以严修、林墨青为首的有识之士，欲图教育救国，极谋创办地方学堂，积极倡导废庙兴学的运动，把寺庙、书院、义塾改外学堂，庙产充作学款，天津中小学的创建走在全国前列。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天津知名人士高凌雯、王世芸、林墨青等与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在原来稽古书院旧址，即天津有名的铃铛阁，创办“普通学堂”，1903年“普通学堂”移至东门内仓廒街会所，原校址改名“天津府官立中学堂”。由凌福彭任总办，胡家祺任监督，为天津最早的官立中学堂⑧。1904年，严修在与张伯苓在创办天津最早的私立中学堂——敬业中学堂之后，于1906年由长芦盐运使陆嘉谷开设了长芦官立中学堂，供盐商子弟入学；转年，严修在城西如意庵建立如意庵官立中学堂；向袁世凯提议在河北督署西建立了北洋客籍学堂，集中外省官吏子弟，授以中等程度教育。

1902年，严修、林墨青、王寅皆等，在东马路仓廒街会文书院旧址创建民立第一小学堂；接着，卞宝廉、卞世清、张炳等在鼓楼南问津书院旧址创建民立第二小学堂，开民办小学堂之先河。民立第一小学堂被认为是当时直隶开创最早、办得最好的新式小学堂。陈宝泉先生讲：“盖第一小学堂为严范孙先生详译《钦定学堂章程》参以己意之规画。——为黄河以北之创举，其时直隶候补县湖南罗先生舜循首先赞成，广为宣传。”

1905年，严修在严宅创建严氏女子小学堂的同时，其挚友温世霖在城内西门里创办普育女子小学堂，为天津最早的私立女子小学堂。

1903年，天津知府凌福彭、知县唐则瑀邀请严修出面，主持创办天津最早的官立小学三所，即城隍庙小学、河北大寺小学、盐官厅小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校址在盐官厅，自和议后，划归租界，故挪到粮店街行宫庙，改名为行宫庙小学），皆为寺庙所改。1904年1月由于严修的努力推动，天津又陆续设立慈惠寺小学、药王庙小学，俗称“城河盐慈药”。接着又创办了直指菴、放生院、育德菴、西方菴、玉皇庙、过街阁、营务处、堤头村、广仁堂北、如意菴、陈家沟11所小学堂，至1907年创办官立小学堂16处。
1903年严修与老友周学熙一起筹设了工艺学堂一所，他还专为贫寒子弟而设的半日学堂9所，成绩斐然，冠于当时。是年，严修在办学过程中，看到招收的学生年龄、程度不一，办学经费也感拮据，感到单级编制之学校，最为需要，于是委托陈筱庄(宝泉)、邓澄波(庆澜)在天津西门城隍庙内，筹设单级小学堂一处，以邓澄波为该堂堂长兼教员。是为北方提倡单级教授之发端。
特别应指出的是1906年3月5日开学的天津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今南开区中营小学的前身），简称天津模范小学。由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刘宝慈任堂长，堂址在城内鼓楼西中营（神机库）。校舍宽敞，设备齐全，为同类学校之仅见。

1904年，天津成立了最早的官立女子小学堂——官一女学堂，校址在河北关上肉架子胡同西的毗卢室内；不久，共创办官立女子小学堂11处。

至1911年，天津县范围内民立两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已达67所，公立两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12所，此外还有半夜学堂、半日学堂、简易小学堂等，天津成为当时北方小学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天津兴办官、私立小学堂的成绩为直隶之冠，主其事者为严修，出力最多者是林墨青，所以天津流传着“学校林立”之说。

（二）首倡天津近代社会教育

天津近代社会教育是天津近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时期，天津的社会教育成绩斐然。首倡者是严修，具体操办者是林墨青。1906年天津劝学所成立，林墨青出任总董。1905至1906年由严修、林墨青等倡建成立了四个宣讲所：即天齐庙、西马路、地藏庵、甘露寺宣讲所，兼称“天、西、地、甘”，肖维三为主任。宣讲所是为唤起舆论而设立的通俗演讲的会场，免收听讲费。宣讲的内容包括读报纸、讲故事、宣传好人好事，灌输科学知识。宣讲所成立后，还创办了《学务报》，由陈宝泉、高步瀛编纂《国民必读》、《民教相安》二书，共印行十万册，推行直隶全省，以供社会教育所用。各宣讲所还附设阅报处，是随意阅览报纸的地方，备有各种报纸、杂志、书籍，供公众阅览。阅报处是天津社会教育很有特色的一种形式。在社会教育中严修特别重视社会风气教化。他反对歧视妇女的世俗观念，反对封建迷信，主张改革陈规陋俗，提倡剪辫，女子放足。

开设简易学堂、半日学堂、半夜学堂也是天津推行社会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倡建全国第一所公立女医学堂

为提倡妇婴保健事业，1902年，严修倡办北洋女医院（南开区水阁医院），1907年聘我国最早的女留学生金韵梅为首任院长，院址在东门外水阁大街。该院借用天津育婴堂的一部分房屋，经费由海关按月拨给700元，不足款由医院诊费收入和官商捐助作补充。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天津海关拨银2万两，由长芦盐运使司主管，由院长金韵梅创办北洋女医院附设长芦女医学堂，也称“北洋女医学堂”，她出任堂长（校长）。这是天津第一所女子护士学校，也是我国第一所公办女子护士学校。该学堂引进西方先进护理技术和理念指导教学，提倡妇女解放，参与社会服务。

（四）直隶任上首创各县劝学所

严修作为天津教育之父，在1904年出任直隶学务处督办出访日本归国后，于保定创办初级师范学堂，设立《学务报》，派官绅赴日本习法政。1905年，严范孙在直隶创办各级各类学堂多处，设各县劝学所，为全国首创。《清史稿》记载：“劝学所之设，创始于直隶学务处。时严修任学务处督办，提倡小学教育，设劝学所，为厅、州、县行政机关。仿警察分区办法，采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法，订定章程，颇著成效，三十二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即修呈订原章也。”

（五）学部任上首创的“六个第一”

严修作为天津教育之父，在1905年冬诏署学部侍郎。因学部尚书荣庆迁协办大学士，仍兼户部、学部尚书，事多顾不及；左侍郎熙瑛逝世，严修实际处于负责学部全面工作的位置上。严修在学部治事精勤，事无巨细，曾有“勤劳甚于司官”之誉。他提出与颁布第一份教育宗旨，《奏请颁布教育宗旨折》，第一次提出“普通教育”这一新命题，第一次提出了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的概念。第一次确立与完备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教育行政机构。学部、提学使司、劝学所、教育会、劝学员。制订与公布第一个女学章程及初步修补完备各项学校章程。学制、分科、课程设置、考试、视学、游学等的规定。建立了第一批各项教育事业机构：图书局、名词馆、京师督学局、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编制了教育八年工作计划等。

但严修锐意兴学，在清政府腐败政局下，阻力甚大。到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载沣摄政当国，罢斥袁世凯，而严修上疏力保，清廷借故下旨交部察议，终罚薪俸半年。翌年（1909），兼官学部事务的军机大臣张之洞病故，严修这时“确见天下事决无可为”。只得以扫墓为由，告假还津。1910年3月，奉谕准奏开私，自此严修不复仕。

严修卸任后，全身心地投入南开教育，构建南开教育体系，并致力天津文化教育事业发展。1921年间，严修发起组织城南诗社，人数多达百余人，成为当时津门文坛的一大盛事。1927年，严范孙“鉴于国学日微，将有道丧之敝惧”，为了继承和研究中国历代学术及经史古文，以维护国学之延续，倡议成立一个教授国学的团体——天津崇化学会。严修希望通过提倡国学，纯净地方风俗，激励人才辈出。学会筹办之初，暂借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办公，由严范孙垫付开办经费。1927年8月2日河北省政府教育厅准予备案，天津崇化学会正式成立，严范孙被公推为首席天津崇化学会董事。1928年春，以严修西北角四棵树家宅的蟫香馆为讲堂，严修为此操劳直至1929年春病逝。

严修晚年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辑录出版的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其还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

严修作为天津教育之父，把天津教育引领到直隶教育、全国教育之前列，即“排头兵”的位置，功不可没！

严修的教育思想是天津近代教育思想的结晶，是发展天津教育的宝贵资源，是天津教育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家宝”。

（一）严修教育思想的形成

严修的教育思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源于他的与时俱进的不断学习。1888年至1894年间，严修较多地致力于《史记》、《汉书》、《通鉴》，并开始接触“西学”，研习《代数术》、《数学理》、《格致入门》、《天文启蒙》、《地球地录》等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他一生重视学习外语，孜孜不倦地自学英语、日语，这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他不仅读有字之书，还去读无字之书，为创办新式教育，他曾三次去日本考察教育，又到美国考察教育，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听教育学。他将学习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在以家宅为基地创办小学、女学、蒙养园、幼儿师范、中学，在开办新教育试验田的过程中，在创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过程中，在任职贵州学政、直隶学务处督办与学部侍郎的从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严修先进教育思想，对“南开”、对天津的办学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很大。

（二）严修教育思想的内容

严修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一，办学的宗旨是“教育救国”。

严修办学宗旨为“教育救国”。1894年他出任贵州学政，正值中国甲午战败之时。随着外国势力的不断肆虐，严修深为国家的前途担忧。1897年，他奏请设经济特科，他主张：“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又说：“方今之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尤非尽人．皆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⑨”明确地表达了办学的主旨是为了通过教育使陷入危机的中国能够自救。而1897年农历2月25日，他首创贵州第一所学校“贵州经世学堂”，是“非创办新教育不可”的尝试。教育救国思想是严修教育思想的核心。他在1906年学部侍郎任上亲自起草的中国第一个教育宗旨，首次提出“今中国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之学，令全国之人，无人不学，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扼要之图”。他说“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⑩”他一心是想通过办教育来救国、来兴国。早期天津的学校，以南开中学为例，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严修的“教育救国”思想，贯彻到了南开中学的办学实践中。“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为实现救国之目的，对于学生训练方针”，坚持“重视教育”、“提倡科学”、注重“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

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6月16日，敬业中学堂和官绅学堂的学生联合在《大公报》刊布《小启》，指出“美人续订限禁华工条约，南省之商界、学界，倡谋抵制，咸以不购美货为最妙策。以我郡学堂夙多爱国之士，表同情当不乏人。”6月29日，《大公报》发表文章说：“天津一埠……兴学不过三年，而居然皆知爱国……此非我中国之大庆幸乎！”从天津抵制美货运动中学界之表现，可见严修教育救国思想之影响。

第二，办学的主张是“四个并重”。

严修办学主张可以概括为“四个并重”：

一、男子教育与女子教育并重。表现在兴办男子教育——严氏家塾与兴办女子教育——严氏女塾，不仅同步进行，还都以自己家宅为实验基地，也都以家塾形式作为过渡，然后创立正式学校——敬业中学堂、严氏女学，发展为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处于男尊女卑思想依然异常浓厚的20世纪初，严修能够做到把男女教育放在完全平等地位，一视同仁，是有远见卓识的。

二、学龄教育与学龄前教育并重。他在家宅办敬业中学堂与严氏女学的同时，于1905年创办了严氏蒙养园，这是天津最早的幼儿园，在国内也是最早的幼儿园之一。

三、普通教育与师范教育并重。1905年在创办严氏蒙养园的同时，创办了严氏保姆讲习所。这是国内最早幼儿师范学校。在1904年创办敬业中学堂的同时，在中学堂内设立师范班。在办普通教育的同时超前地考虑到培养普通教育的师资问题。

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重。严修在办学校教育的同时热衷于社会改良和移风易俗，兴办社会教育机构。

第三，办学的模式是“模范学校”。

严修办学的模式为“模范学校”。他无论是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都是如此。严修在直隶学务处督办任上创办的天津市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今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从校名、校舍、设备、校长（刘宝慈）、师资都堪称“模范”。

1904年春，严修、张伯苓去日本考察学校教育。8月在回国的船上，严修向张伯苓讲，要“于津城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办一所模范中学，是严修创办南开中学的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这个思想对南开中学早期的办学规格、基本建设、教学要求、学生来源、师资配备以及学校的社会功能等诸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南开中学坚持了高标准、高水平，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在普通中学中有较强的示范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体现了严修办一所“模范”学校的初衷。

第四，课程的设置是“科学实用”。

严修主张课程的设置要“科学实用”，要根据社会需要设置专门课程，在普通中学中开展职业教育实验。他注重科学、学以致用的思想是一贯的。从严馆时代起，便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设置课程。他在1884年的日记中曾讲“治学应以实用为主”。

早期的南开学校力倡学习西学，力图借科学进步兴办实业，增强国家实力。所以在教学上特别重视自然科学和传授外国语，“英文和数、理、化一向高人一筹。南开有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图书馆。学生上物理、化学课都要做实验，要用英文写报告，这是当时其他中等学校所望尘莫及的。”此外，还组织与实际应用有直接联系的各种课外活动组织，像东北研究会、天津研究会、社会视察课等，使学生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各种实际能力。

第五，培养的人才是“全面发展”。

严修主张培养的人才是“全面发展”。他经常讲，在学校教育中，德、智、体、美四育并重。青年除智育外，其他方面也要得到发展。他特别重视体育和学生的课外活动。他要求子孙成为“学有一技之长，德智兼优，体魄健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全面发展的人”。他曾聘请名师教子孙以昆曲、围棋、图画、习字，支持子孙自发地开展有益的课外活动。对严仁赓、严仁颖编印的刊物《乐群》，他热情指导，为文章评定优劣。周恩来等在校组织“敬业乐群会”办会刊，请先生题签，严修欣然应允。

严修作为学校的创办人，他的这些思想与行动，给南开中学师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极大的鼓舞，成为南开中学的重要特色。南开中学的体育活动，以“南开五虎”为典型代表而闻名全国，南开新剧团成为当代中国话剧北派发祥地。南开的各种科技学术性社团、小组，如雨后春笋。这都体现了严修全面发展培养人才的教育思想。

第六，人才的培养是“修身在先”。

严修主张人才的培养是“修身在先”。他非常注重德育教育。南开学校提出“以德为万事之本”，实施“公能”教育。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每周星期三下午，学校召集全体学生在大礼堂上“修身课”，由张伯苓校长主讲，或请中外名人演讲，令学生终生受益。为矫正个人不良习惯，学校将饮酒、赌博、冶游、吸烟、早婚等事，定为严禁，犯者退学，绝不宽恕。

在南开中学最早的教学楼——东楼的中厅，立着一面大整容镜。镜子上方箴言为严修手笔。“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面镜子和四十字的容止格言，对南开的学生确实起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教育作用。这镜箴既是仪表的要求，也体现了他“修身在先”的人才培养观。

第七，教育的方法是“因材施教”。

严修主张教育的方法要“因材施教”。只有“因材施教”，优秀学生才能脱颖而出。以陶孟和为例，其为津门宿儒陶仲明之子。其父曾在严氏家塾任塾师，1901年逝世后，正在严氏家塾读书的陶孟和，作为严氏的“故人子”，继续留在家塾里念书，严修视孟和如己子，“悯之，爱之，砥砺之”，依靠严修资助免费读完中学，并以首届师范班毕业生的资格，1906年被送往日本留学，两三年后回国。后又赴英，入伦敦大学，专攻社会学。他在中国学术界，把“社会”变成“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鼻祖。

严修在1919年捐款七千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 ，选择南大个别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严修与张伯苓商量，并征求校董事会意见，选定资助周恩来、李福景两人出国留学。周恩来一到法国，即又投身革命活动，这时有人向严修进谗，说周到外国思想变了，又加入了共产党，劝严不要继续资助他，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给周寄钱去。这两件事充分体现了严修作为教育家因材施教，识才、爱才、育才的高尚师德。

第八，学校的关键是“师资配备”、“校长选择”。

严修十分重视师资的作用。1902年，严修、林墨青等创建民立第一小学堂是直隶开创最早、办得最好的新式小学堂，引领了风气之先。该校创办之初的教员有陈哲甫、李琴湘、胡家祺、陈宝泉、刘芸生、张鸿来、华芷龄、徐毓生等八位，其中六位具有科举身份，除张鸿来外，七人为1903年天津首批留日师范生，后来多成为教育家，有的当了校长、教育厅长。这样的师资配备，学校能不成为“模范小学”吗？

严修重视师资的思想也体现在南开中学的办学实践中。该校早期本国教习胡家祺、马千里、时子周等，日籍教习内田、佐野、松长、平原、山口等，美籍教习崔伯、饶伯森、郝瑞满、韩慕儒等，英籍教习黑门司、陶尔弟、芮梯等，许多中外知名学者都曾先后在南开中学任教。

严修重视“校长选择”的重要标志是选中张伯苓长期任校长。张伯苓是终生献身南开学校的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要办一所模范学校，张伯苓这位校长选得好，也说明严修独具慧眼，善用人才。

（三）严修教育思想的影响

严修教育思想对近代天津教育，有着积极的深远影响。“南开”建校以后，日常的校务由张伯苓校长主持。张伯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不仅是南开学校的宝贵遗产，而且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修的教育思想对张伯苓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张伯苓曾说过：“个人真万幸，遇到严先生，在严先生指导下作事”，还说“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他并尊严修为南开的“校父”。可以说．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与严修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严修教育思想对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929年3月14日严修在天津病逝。16日，《大公报》发表社评，盛赞“严氏之持躬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1946年著名学者胡适之撰写《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特别提到“范孙先生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

周恩来总理对严修先生怀有特殊的感情。1959年周总理视察南开大学时，同校友们说道：“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并指示要整理他的日记，好好研究严修先生的教育思想。修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有重大贡献的爱国教育家，教育近代化的开拓者，他对变革封建教育，倡办新式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近代天津教育在全国领先，严修作为近代天津教育之父贡献卓著。他通过几十年的教育实践，在不断探索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一生执着的追求，不懈的努力，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严修教育思想是天津教育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的“传家宝”。天津教育要发展，就要认真地学习、研究、继承严修教育思想，使严修教育思想在新时期发扬光大。

①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先生自订年谱辑注》，《严修年谱》第15～17页。齐鲁书社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②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先生自订年谱辑注》，《严修年谱》第101～104页。齐鲁书社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③载于《蟫香馆别集》（由严修弟子陈中岳辑录，于1933年印行，全书共94则），引文被收入朱有王献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高式之：《张伯苓，严范孙与南开大学》，台湾《艺文志》第22期，1967年7月。
⑤梁吉生、杨珣辑录《张伯苓先生函稿》，《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91页。
⑥陶行知：《劝南开大学开办小学——给张伯苓先生信》，《陶行知全集》，第8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⑦《天津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第二册。
⑧《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周年会庆特刊》第53页。
⑨《南开校友通讯》复刊第一期，1981年10月。
⑩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先生自订年谱辑注》，《严修年谱》第180～181页。齐鲁书社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右为张伯苓，左为宋子文)

　　1904年，张伯苓就筹建中学事宜致严修函

　　南开系列学校是严修、张伯苓两位先生教育事业的不朽丰碑，然而创立南开并不是他们合作的起点。从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担任家塾教师，到1904年私立中学堂(即后来的南开中学)建立，中间经过6年时间。这6年，既是世纪交替之际，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变革时期，其间许多争论、冲突的焦点都是围绕教育、学术与文化展开的。6年中，新学制建立，新学校逐渐取代旧科举，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巨变。多年以后，张伯苓把这6年称为“南开的胚胎期”，其实孕育的岂止南开。考察严修与张伯苓这一时期的教育活动，对了解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都具有启发意义。

　　严、张初识于1898年冬。初看起来，他们是很不相同的两类人。在年龄上，他们几乎是两代人，张伯苓比严修小16岁，比其长子只大3岁。同时，严修出身盐业世家，家境殷实，而张伯苓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他之所以上水师学堂，与免学费管吃住、每月还有津贴有很大关系。最重要的是，严修旧学深湛，进士出身，是天津有名的严翰林。而张伯苓水师学堂毕业生的身份，在当时社会并不被视为正途。他的老师、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就因为没有科举出身，抱恨不已。也正因为此，洋务运动中天津虽已建有讲授西学的学堂，但与本地士绅却很少发生联系。一个翰林选择军校的毕业生当塾师，培养自己的子侄，这在当时绝无仅有。

　　严、张能够合作，与严修经世致用的志向是分不开的。1898年初，严修刚刚结束了贵州学政之任。督学的3年期间，他对科举之弊有了深刻的认识，力求变革。他创办书局，革新书院，鼓励士子学兼中西、研习时务。特别是在任末，他下定决心上奏折请求改革科举，开专科考选经世致用的人才。当时全国维新变法呼声甚高，严修的建议切实可行，获得清廷采纳。经济特科的开设被梁启超称为戊戌新政“最初之起点”。严修由此名满士林。但同时他也获罪于守旧大臣。他的座师兼上司、大学士徐桐张榜于家门，宣布与他断绝师生关系。严修被迫请长假回家。不久，百日维新正式开启而又迅速失败。重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下懿旨：“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严修的苦心设计尚未来得及施行，便即付诸东流。育才兴国的理想遇到挫折，抱负无法施展，他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禁写下“世间无所用斯人”的诗句。此时的他只得将精力转回“修身齐家”。

　　长期以来有种模糊的说法，认为聘请张伯苓是严氏家塾的开端，其实并不准确。严家一直以来注重子女教育，仅以严修在家设馆、聘师教子而言，是始于他进京任翰林编修的转年(1887年)。第一位教师为陈璋，而后又请陶喆甡、赵士琛、赵元礼等任教。严修对塾师的选择是有自己考虑的，陈、陶两位是天津士人中较早讲求“西学”者，严修自己就常与他们研讨切磋。使黔期间，严修把家眷留在北京，并嘱陶氏进行算学教育。

　　此时严修已经认识到想要经世致用，就必须学习西学。他曾告诫贵州学子：“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同时，面对国势日危他意识到，“时事至此，所谓显者若彼，犹复汲汲于科举之学，以希名位，将何为哉？”他反复对子侄表示，科举得中与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学以致用。为此，他专门从贵州写信给京、津两地，希望自家和兄长家都应酌减汉文课程，而增学英文，以便直接从西方书籍中学习知识。

　　1898年严修离职回津，便将京津两馆合并。由于原聘英文教师去海军就职，教席出现了空缺。亲友向严修推荐了一位名叫许子政的老师，不过许氏因为有了其他工作无法就任，转又推荐了自己的内弟张伯苓。正是这个因缘成就了严、张相识。

　　张伯苓到严馆任教看似偶然，但他们的合作却可说有必然之理。张伯苓原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因在军舰见习，亲眼目睹列强瓜分中国，威海卫两日内国帜三易，他深受刺激，决心脱离海军。此时的严修与张伯苓，都刚刚去职还家，处于失意之中。他们一个是中国最后一代士大夫中的开明者，一个是中国最早一批受新学教育的知识人，一个为颟顸守旧的当权者所困，一个受耀武扬威的侵略者所辱，两人都怀有一腔报国之志，却一时无处施展，且又都不愿服输。他们的合作在时代大变革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在严馆的教学，让初出茅庐的张伯苓一下子便得到了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的机会，也让严修对这位青年才俊肃然起敬。原本聘请张伯苓只是来教英文，但严修很快便发现张伯苓的才能不止于此。

　　张伯苓到馆不久，一次与严修谈话中说起自己在海军的经历。他说有一回与同僚打赌，目测海上一座山与舰船间的距离，有人说是八里，有人说是十里。张伯苓讲述了他们的验证方法：“姑前行视历若干时，船与山得四十五度角，再以速率算之，则得里数矣。”严修听后感叹这真是“颇悟算理”。几天后，张伯苓就在严馆开始教授算学了。

　　原来严修从20岁左右便开始学习天文算学，一有机会就与友人切磋研习，但一直存有一些疑难问题没能解决。结识张伯苓后，与之探讨，让严修感到豁然贯通。这是因为，此前的友人们虽然热爱数学，但都是依照书本自学摸索。而张伯苓却在水师学堂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的专业教育，且成绩优秀。张伯苓不仅明于西学，而且谙于教法，深入浅出，灵活生动，常常结合生活实际，加以引导。这样生动的教学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体操是张伯苓在严馆教授的另一门课。严馆重视体育，也是其来有自，严修在贵州时，屡屡写信给儿子们，敦促锻炼身体，并现身说法，“吾近身体颇健，惟遇繁剧时精神仍苦不足，由平日未常操练之故，故吾愿汝辈及时操练也”。不过那时严氏子弟的体操练习也属对图自学，而张伯苓恰恰在军校受过专业操练。据陶喆甡之子、严馆学生陶孟和回忆，张伯苓将上水师学堂时做体操用的哑铃和棍棒，画出图样，让木匠定做了，给学生们练习。他还同学生们在一起游戏，教给他们各种操练和室外运动，如骑自行车、跳高、跳远、踢足球等。

　　更令严修敬重的是张伯苓的气节。庚子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天津首当其冲。在兵燹中，严宅成为一座避难所，收留了“三十余姓，男女老幼三百数十人”。张伯苓也举家来到严宅，并利用他的英文专长，应对洋兵骚扰，帮助严宅脱困，保障了宅中300余人的安全。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建立起殖民统治机构——都统衙门，他们看中张伯苓的才能，想聘他为翻译，但张伯苓拒绝合作，凛然不就。张伯苓的决定赢得了严修和天津士绅的尊重。

　　1901年4月，受战争影响一度停课的严氏家馆重新开馆复课。这时严馆学生增至11人，除严氏子侄5人和陶孟和、张彭春(张伯苓之弟)外，又有几位亲友子弟加入。老师方面，张伯苓仍教英文、算学，并逐渐成为严馆教学的组织者。陶喆甡不幸于乱中病故，国文课改由陈哲甫任教。同时，严馆中又来了3位日文教师大野捨吉、足立传一郎和岩村氏。

　　严馆课程也进行了调整，原本“半日习国文，半日习英文”。从这年冬，功课加紧。据严修之侄严智惺的日记，张伯苓设计了一份新日程表：“早七时半起。八时十五分入馆，添读英文。自九时四十五分至十一时四十五分课几何学。十一时四十五分后体操。每晚东文。十时放馆。十时十五分息。”新日程将国文、英文、算学课均置于上午，留出下午自习、读书、写作，并在每晚添加日文课。

　　此时严馆学生已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打算，多数学生都在准备出国留学。起初目标是英国。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老师或为留学英国者如严复、王劭廉，或本即英国人如麦赖斯(William Mcleish)，他把老师们介绍给严修父子，提供相关咨询。不过后来严修、张伯苓决定向近邻日本借鉴教育经验，这不仅是因为路近费省，更由于两国国情相似。因此严馆弟子们的留学方向也随之转向日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文成为严馆每日常课。

　　当时在严修的带领下，天津形成了一个致力兴学的学绅群体。他们发起了一个学习日文的社团——东寄学社。学社聘有日本教师，学生包括严馆弟子在内共30余人。学社除学习与月考外，一项重要活动是组织学生翻译日文书籍。首先翻译的是一本地理教材《小学外国地态》。而后又着手翻译日本文部新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学制的文件，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女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合称《日本新学制》。此书于1903年出版。《大公报·新书介绍》称“凡我国之有志教育改良者，亟宜先睹为快也！”

　　为了对新教育有更直观准确的了解，严馆师生先后赴日本实地考察、留学。严修回顾日本之行的收获，称“两度瀛山采药归”“归袋满载长生药”。在日本，严、张学习了先进的教育经验，为办学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并且他们更加坚信教育改革是救国的良药。

　　庚子之变与《辛丑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重要的分界线，也是天津教育史的一座分水岭。仅以严、张的教育实践而论，庚子前主要目标是培养经世致用之士，仍属传统框架之下的精英教育。战乱狂飙中，严修、张伯苓等天津士绅深深受到洋兵侵掠暴行和拳民盲目无知的刺激，认识到只有开展普及教育、国民教育，广开民智，才能够救亡图存。开展国民教育靠书院、私塾等旧形式是不行的，必须开办学堂、学校。

　　恰在此时天津教育发展迎来一个新的环境。1901年底，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上任后首先和洋人谈判接收天津事宜。在接受了苛刻的条件后，天津终于在1902年结束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袁世凯督直期间对教育格外重视，他曾表示自己主要政策就是练兵与兴学。

　　此时的严修、张伯苓热情高涨，与天津其他热心学务的士绅“终日讨论学事”。就在天津收复不久，严修集合绅商力量创办了天津第一所私立小学——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并协助地方官筹办天津第一所官立小学堂。在他的带动下，两三年中，天津官、绅、商纷纷出力出资，形成一个办学高潮，一时“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

　　学堂成立起来，但适应新学堂的教师数量明显不足、能力也有所欠缺。为此，严修一方面向直隶学务司推荐了一批人才赴日本师范专科留学，另一方面与张伯苓等人开始着手日常的师资培养工作。

　　1903年2月，普通学社成立。据《严修日记》：“普通学社者，为储师材而设。张伯苓、王寅皆、林墨青三君发议而余组织成之者也。”学社每周六晚上在民立第一小学堂活动一次，活动内容包括为教师开补习课、围绕教学开展讨论。由于绝大部分教师都没有接受过近代科学的专门训练，因此学社邀请熟悉相关领域的中日学人专门讲解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博物学、卫生学、三育学(即德育、智育、体育)。学社听众一般在50人至80人左右，最多一次则达到160余人。

　　很快，士绅们培育师资的活动引起了天津府的兴趣。3月11日，受知府凌福彭委托，严修、王寅皆等着手制定《师范补习章程》。当晚，严修、张伯苓、王寅皆、高旷生讨论至“夜四鼓乃散”。当年秋，天津成立了师范补习所。

　　师范补习所被认为是“北直造就师资之发端”。它与普通学社一脉相承，补习内容也大致相同，有时还举行主题演讲，演讲包括“个人与国家关系”“天演之理”(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言“中国人处今世势，一线生机，舍学问别无可望”)等题目。严修与张伯苓是课程的制定者，同时张伯苓也是主要演讲者之一。讲解算学、物理等课，与普通学社相同。补习仍在晚间进行，常常讲至深夜十一点，严修几乎每次都前往听讲。

　　在此同时，严修、张伯苓等还组织了教育研究所，活动地点也在民立第一小学堂，参加研讨的均为官立、民立各学堂和家馆私塾的教师。师资的建设为办学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1904年初，袁世凯力邀家居已6年的严修出山从政，任直隶学务司督办，推动全省教育的发展。严修表示赴任前先要再去日本考察一次。此次访问，严修携张伯苓同行，他们进一步体会到，“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考察期间，严修与张伯苓下定决心创办一所中学堂。

　　返回天津，严修即须往省城保定赴任。临行前一晚，严修再次与张伯苓就中学堂事进行商谈，决定由张伯苓主持创建工作，校舍仍在严宅后院。学堂监督(即校长)由张伯苓担任。经张伯苓的精心筹备，10月16日中学堂成立。这便是南开学校的前身，时名私立中学堂。

　　学堂成立的制度依据来自本年初朝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章程》的颁布标志着学校制度在中国正式建立。不过制度初创时，学校与科举并行，而后者仍被视为“正途”，许多读书人还在观望，不愿舍科举而就学校。1905年秋，严修与卢靖等在面见袁世凯时，力陈只有停科举，才能排除旧观念、旧制度的干扰，使读书人安心入学。很快袁世凯会商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废科举，得到朝廷同意。从此中国结束了历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制时代。同年12月，清廷成立学部，作为全国教育主管部门，严修被任命为侍郎。而此时，在张伯苓的努力下，南开的各项工作也渐入正轨。1908年，当中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时，严修从北京发来训词：

　　事无难易，有志竟成，故立志者，入德之门也。诸生毕业后，或进专门，或学实业，或改营生计，人各有志，奚能相强。虽然持此特立之一端，至其本源，则在归本于道德。诸生志于道德，则无论专门、实业以至改营生计，无害为君子，否则虽在通儒院毕业，特小人儒耳，何足取乎！诸生素讲习人伦道德一科，即知即行，无俟过虑，而鄙人所尤注意者则在国民道德。今者，内政外交事变日亟，国势不振，身家讵能独存？年长之英雄虽有匡时之志，而无其才；未来之英雄，无论有无其人，而时已不待，今日所赖以转移国势者，舍有志之少年，其又奚属？诸生今日中国少年之一部分也，勉之勉之，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鄙人所期望诸生者在此，本堂设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

　　这段训词表达了严修、张伯苓等师长对南开学生的期望，也说明了严、张创立南开的初衷。正是由于严、张二人有着以教育塑造“国民道德”，培养“有志少年”“爱国志士”的共同志向，才使得他们排除种种困难，一步步推进教育事业向前发展。也正因为他们的信念，南开从建校之始便携带了“公能”并重的文化基因。

　　从1898年至1904年的6年时间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教育问题总是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之上，从经济特科，到新学制建立，再到科举废除，教育的每一次变革又在牵引社会的变革。作为教育革新的先行者，严修、张伯苓的活动不仅深受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引领着时代风气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