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盐够吃就有安全感了？

    去年我见到一位回国的瑞典华人，她和我谈到中国的高储蓄率时表示不解，说中国人挣的肯定没瑞典人多，不知为什么存的钱却比瑞典人多。我问她，瑞典人为巨额的房价而怨声载道么？为找不到工作而一筹莫展么？为没有钱去医院就医而忧心忡忡么？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我告诉她，高达51%的居民储蓄率除了体现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中国人的收入和消费结构外，还表明中国民众缺少一样东西：安全感。

    我自信这看法绝对正确，前一段时间的购盐风潮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看法。不管人们如何评说这场抢盐风波，素质也好心态也罢，我却以为一个有着高度安全感的群体，是决不会风声鹤唳到把防辐射的希望寄托在一包咸盐上的。这种状况的存在实在不能责备我们的民众，尽管克尔恺郭尔把不安全感视为失去自我的“原罪”，而现实中的人们更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自己的生命。想一想吧，每天睁开眼睛，就要计算生活和生命的折扣，吃饭时想的是吃下多少瘦肉精和地沟油，穿衣时想的是为这件假名牌花了多少冤枉钱，坐在屋里想的是吸进了多少甲醛，掏钱包时想的是股票跌了多少房价涨了多少……虽然现实生活把我们的心理防线锤炼得足够坚强，本能却令我们脆弱的个体对意念中无处不在的危险做出恐惧反应。

    其实呢，现实生活中的安全状况并没有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到现在不都在坚强地活着？我们并不担忧多国部队的导弹会落到自己头上。只是我们的不安全感依然强烈，这并非仅仅来自现实生活。记得看过一部介绍动物园的书，书中提到饲养食草动物的难处。食草动物一般都具有神经质特征，略有风吹草动便做出激烈反应，有的甚至会在圈舍内狂奔不已直至撞死在壁上。因为食草动物在自然环境中，随时要提防成为食肉动物的猎物，每时每刻都处在高度紧张的戒备之中。这就说明在生存竞争的链条上，越处在食物链下端的生物越缺乏安全感。不幸的是，GDP居世界第二位的辉煌，尚没有根除我们曾经处于竞争链条下端积累起来的不安全感，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令到我们神经高度紧张，因此千里之外的一场日本地震，就要让我们的食盐脱销了。

    回想起来，“文革”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时经济状况很糟糕，报纸上工农业形势一派大好；政治上我们实际很强大，不是阶级敌人的都当成阶级敌人打倒了，真正达到天下无贼，却一天到晚叫喊要警惕阶级敌人。那时的危机意识就相当强烈了，只是并不认为贫困是不安全的。

我们都知道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层次需要的理论，其中安全、保障需要处在第二层次的较低级阶段。如今高级会所已在我们身边遍地开花，大约也该回头看看，我们的低级需要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当然经过努力，食盐的销售是安全了，关注民生也提到了日程上，只是时过境迁，而安全感是一个变量，有了足够的咸盐吃，我们是否就真的有了安全感？

    NBA本赛季的季后赛刚开始，预测总是不期而至，在这草长莺飞，桃红柳绿的人间四月，好一派随心闲情，因为今年的预测，少了些羁绊，火箭由于中国姚的整赛季缺赛，并一度传闻姚将被球队放弃的消息，加上先前的24分钟限制，致使整支球队在中国的被关注度下降，再加上大面积交易且没有收到满意的结局，最终没有能进季候赛。所有中国球迷肚子里都有一句没有吐出的话：“活该！”几乎所有在常规赛排名靠前的球队都没有交易或者交易很少，基本阵容不会改变的，想靠临时换人改变一场比赛结果也许行，但要改变球队命运，胜算不大，权宜之计，只能偶尔为之，而且火箭的交易看上去显得毫无目的。顺便说句题外话：婚姻也如此，二奶不如原配，三不如二，四不如三，偷来的刺激可口，真正下单买了，就不是那个味了。

    最近总有人问我：谁是本赛季的总冠军？他们总把我当专家权威教授，殊不知，如今专家太多，远不如庄稼值钱；权威太滥，远不如前卫管用；教授太水，远不如“叫兽”货真价实。没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还是那个观点，历史经验与数据靠不住，但心中先预测一下还是可以的，东部应该是公牛、热火和凯尔特人，公牛王朝应该回归了，西部还是湖人，虽然他们已经明显出现“老态”和“疲态”，另外马刺和小牛也还可以，话只能说到这样了，即使“章鱼保罗”在世也不一定能说准，况且“聪明鱼”早死，它已经死了。去年，奥巴马倒是说他看好湖人，今年，他没有开口，最近他有点忙，脑子都放在北非了，他要防住卡扎菲，防止他拿总冠军。

    看NBA比赛这些年，成熟的心态已经拥有，除了对姚、易等有中国球员加盟的队伍有些心理支持外，作为球迷，看精彩的比赛要比输赢更重要，这毕竟是职业比赛，不是升国旗奏国歌的奥运会、世界杯。当然，各人心里还是有些想法，说句真的话，就结果而言，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公牛复兴”和魔术、凯尔特人完成最终的心愿，热火和小牛的崛起，这一想法的真实目的是对湖人的审美疲劳，是为霍华德、詹姆斯、韦德、雷阿伦、诺维斯基鸣不平，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有个满意的收成了。就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偷看了一会湖人对黄蜂的第3场比赛，还有3分钟结束，黄蜂已经输了17分，机会没有了，等到下一场吧，突然想起蜂王保罗，那也是一个伟大的不走运者，看他在敌军中狼奔豕突，永远只有一个孤独的背影，篮球是个集体项目，在伙食团里开小灶，日子长不了。本赛季火箭的出局不足惜，太阳的陨落倒是让人伤感，岁月给纳什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从NBA也看人生，多少优秀球员不一定会得善终，干一辈子NBA得不到一次总冠军，甚至进不了一次季候赛的也大有人在，莫名其妙就得到总冠军戒指的也大有人在，中国有5个人在NBA打过球，打得最好的3个没有戒指，其余2个有，比赛如此，人生也如此，命运有时就是不给力。

    本文没有多少观点，更多的只是感受，同一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犹如都是人间四月天，但在扬花纷飞的北京和桃红李白的云南，对春天的理解总是不一样的！

    年初，去看望已跨入一百零一岁的女作家罗洪先生。我拿出她早年出版的小说集《儿童节》，老人看着，似乎故意在问我，又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今年是一一年了吧？我答是啊。她接着说：这样说来，我认识巴金正好有八十年了。我恍然大悟。老人在这个关键时日，依然怀念着老友巴金哪。

    罗洪记得十分清晰，那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在苏州市内一家茶苑，她第一次见到了巴金。那天一早，罗洪与恋人朱雯早早来到苏州茶苑等候。“他当时戴着一副近视度不深的眼镜，神采奕奕，透露出一种哲人的智慧。初次见面，觉得他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大作家的架子。”罗洪回忆到。大家在茶苑休憩品茗，叙谈了好一阵，又雇了一辆马车，去游览了虎丘和留园。马蹄的得得声和车轮的辚辚声，伴着大家的欢笑声，在空寂的田头路旁回响。从虎丘到留园，那一段路十分开阔，马车在这样宽敞的道路中跑得欢快，两边的垂柳不时地拂过他们的脸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春天气息。

    罗洪是上海松江人，但她早年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九年毕业后回松江老家教书。第一篇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在《真美善》杂志上。两年后又来苏州，做一家庭教师，为一个读初中的女学生补课。但自从与巴金第一次见面后，罗洪深受鼓舞，更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连续写出了不少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罗洪与朱雯去看望巴金，向巴金谈起自己的写作情况，巴金听后，说可以将几篇小说集个本子，让他看看能否出版。当时，巴金正在主编《文学丛刊》，已出版了四集，计划出十集，每集十六本。作者中有文坛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沈从文等，更有不少当初没有知名度的青年作者，且大多没有出版过专著。过几日，罗洪就将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小说《儿童节》等几篇小说集拢后，再将《腐鼠集》中较满意的《迟暮》《妈妈》和《祈祷》三篇补进去，以《儿童节》为书名，将稿件交给了巴金。不久，巴金就来了回信，说准备编在《文学丛刊》第五集中。这套丛刊在出版界、文学界及广大读者中，有很高的评价和声誉。能够编入这套丛书，“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儿童节》小说集，从交稿到出版，时间只用了四五个月，在当时，可以看出巴金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效率之高。虽说罗洪在一九三五年出版过小说集《腐鼠集》，但时在战乱，未名书屋即将歇业，所以此书印数不多，流传就很有限。在罗洪心目中，由巴金编入《文学丛刊》里的《儿童节》，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集。从此，罗洪在巴金不断的鼓励和扶持下，创作持续旺盛，她将巴金看作是文学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是她“心中最可珍视的文学老师”。

    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正是选择与巴金在苏州相识一年后的这一天，罗洪与朱雯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孟渊旅馆举办结婚仪式。巴金自然是他们的首邀嘉宾。同时来出席他们婚礼的文友，还有施蛰存、赵景深、穆时英、陶亢德等。由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沪杭、沪宁两路的火车停驰，罗洪婚后无法去苏州教书，就抓紧在家乡安居的这一机会，开始有系统地读中外名著。此时朱雯已转学到上海，这样，他们与巴金的往来就方便多了。一九三四年，他们邀请巴金到松江一玩，去游览佘山风景区。当时去佘山的交通，只有小路。从上海到佘山取道松江最为便捷。他们特意雇了一条乌篷船，从松江向佘山进发。船在静静的水中航行，一路上发出轻微的汩汩声响，这让他们的思绪又回到了五年前坐在马车上，在虎丘大路上疾行的情景。两厢对照，别有一番情趣。游了佘山，又去了醉白池、西林塔等，还在刚建的新松江旅社住了两个晚上。对巴金来说，这可是无比惬意的市郊两日游啊。

    以后不管在抗战中的大后方桂林、重庆，还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他们总不时地与巴金见上一二面，尽管有时匆匆一见。解放后见面的机会就多了。罗洪因与巴金的爱妻萧珊在《收获》编辑部共事多年，常能得到不少巴金的信息。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萧珊被迫害致死。一九九四年十月，著名翻译家朱雯因突发脑溢血而离世。

    之后，罗洪每年都要去武康路看望巴金，后又到华东医院去探望病中的巴金。只有后来她觉得不便再去打扰巴金了，因为巴金无法说话，无法与人交流，这对巴金来说，也是一桩苦脑事。在巴金百岁诞辰之时，罗洪特意去医院，送了百朵红玫瑰以贺百岁。在医院里，罗洪隔着玻璃窗，与巴金见了最后一面。

    赤柱国殇纪念坟场是香港开埠最初期的坟场之一，其中大量安葬的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间在香港逝世的战争死难者，有战俘、平民、香港义勇军及英军服务团成员。绿树丛林间白色小花衬托着宁静与庄严，那些或留下名字或无法确认身份的人们在生命终止的那一刻在这里永久安息了。冰蓝／图文

    太炎先生的墓坐落在西湖南麓，与苏堤相望，同张苍水祠毗邻。年幼时曾经来过一次，只是彼时尚未识得几分墨蹟，只知道周氏兄弟二人是先生的学生。今天拜谒太炎先生不禁陷入沉思。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我们遗落了多少为学、为国的责任心，我们何以面对先人曾以丹心碧血护持的理想。夕阳斜射在墓冢之上，简单的碑石，刻篆书“章太炎之墓”于上，别无他语，碑后已是一片斑驳，然被一片苍翠环抱。知者甚微，对太炎先生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只有在独处的沉寂之中，人们才能看到自我的微渺。干雪霏／图文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称，中国人的特性可以用温良两个字来概括，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普通、温和而善良的人。

    父亲是浙江诸暨金姓人，据说我们金氏的祖先很可能是汉代从北方南迁至此的匈奴人。父亲个子不高，尽管年轻时就离开江南，在东北黑土地上度过了三分之二的人生，但父亲的气质依然充满了南方汉人的内敛与儒雅，平和与悠然。

    如果不是在1954年背着我的祖父母弃学参军，以父亲的资质，他更可能是一位站在大学讲台上温文尔雅的教授。父亲参军期间在南京和上海做过报务员、雷达兵。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父亲随王震将军的十万官兵一起转业来到了荒凉寒冷、正待开垦的北大荒。1962年，父亲在一个会计培训班上结识了从山东来支援边疆的年轻漂亮的母亲，三年后，他们便在一个环境艰苦的边陲小镇上安了家。

    父亲30岁那年，我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记忆中父亲极少发脾气，母亲为生活琐事发火的时候，父亲只是在一旁温和地笑着劝说，避免与母亲发生争执。父亲的手从来没有打到过我的身上，即便是调皮的弟弟，也更多的是由母亲来责罚，父亲教育我们的方式永远是温和地坐下来谈话，在谈话中告诉我们是非对错和他的期待。

    当时的转业大军分成了三个部分，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建起了农场、林场和铁路。父亲分在了铁路系统，并一直做着党务管理工作。他温良的品性及对他对周围人的体谅，为他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大事小情，同事和朋友们都会信赖他，因此，家中总是有不期而至的客人。记得一次，我们一家正吃晚饭，父亲一个同事的妻子哭哭啼啼地跑了来，原来是他的丈夫因为她包的饺子漏了许多馅儿而争吵了起来。父亲对工作充满了责任心，面对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父亲总是能够以他温和的方式化解，尽其所能地保持着一个单位里人际关系的和顺。

    父亲爱好文学和艺术，还喜欢到处走走看看，但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使他将内心的许多愿望埋藏了起来，对此，从未听到温良的父亲一句怨言。父亲年轻时走走，走走，一步去了大东北。退休后，父亲多么希望能常回故乡，能继续游四方、走天下。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美国生活的时候，父亲因故没能来成美国，这成了他也是我永远的遗憾。2008年的初夏，我带上女儿，再次寻访到了父亲的故乡。而今，父亲，我又来到了美国，这个您特别想看一看的地方。

    那么，父亲，就让您在天堂里的温良的目光，随着我一起，去看看故乡里那您出生的老屋和儿时捕小虾的池塘，还有美国华盛顿的白宫和辉煌的大峡谷吧……

汽车品牌：切莫错过的上海街景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自己独有的风貌，尽管这些年，大呼隆，一拥而上的城市化，许多性格各异的城市，被化成了千人一面，趣味索然。上海也多少存在这个问题。好在上海本来有一批经典性的建筑，加上一批名人故居，让都市风貌的底色，改变不到哪儿去。如果要从微观上说街景，那就很难区分了，无非都是车水马龙。除非让两个迥然不同的、而且是有心人凑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有细微的区分，并且悟出一番道理来。

    我总算碰到这样的机会了。那是到南方某县级市去访友的时候，他的儿子刚参观上海世博会回来。从未出过远门的这位初三学生，是和同班另四个孩子一起随旅游团去的。夸奖之余，我问他对上海印象，他脱口而出：上海很穷，马路上开的全是桑塔纳！

    我吃惊！好大的口气，而且语带不屑。不觉把目光投向他的父母。

    他的父亲露出一副无奈神情笑着说，你等会到马路上去看看就明白了。

    我接受他的邀请，坐进他的自备车去饭店吃饭，突然发现他家的自备车是奥迪！我再次吃惊了！这是工薪族的派头吗？他又是无奈地说，没车，孩子说在同学中没面子；买了普通的车还是没有面子，奥迪是起码的啦，你看看前后左右！

    我定神一看，真的，车窗外前后左右，差不多不是宝马，就是奔驰！老天，我只知道，这个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旧貌早已换了新颜，林立的高楼，宽大的马路，让人难以辨别到底置身于上海，还是回到了我印象中的那个乡下，却怎么也没有注意到，变化这样大！

    不过，此刻冲击我心灵的，不是城市人与乡下人置换了身份般的自卑，而只有上海人的自豪。或者说，此时此刻，突然触到我的一根神经而无限感慨了！

    这些年，我们国家经济的确突飞猛进。可是，整个社会，却弥散着一股炫耀的浊气，人们的灵与肉，都给炫耀性消费观念绑架了，成了物质的奴隶，柴米不愁，样样都有，人却过得很累很累。炫耀性消费，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语出制度经济学派开山鼻祖托尔斯坦·凡勃伦出版于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著作中所指出： “炫耀性消费”现象，就是指一些消费者往往不在于商品的内在价值，而在于它能使自己区别于其他人，以展示社会地位，追求心理享受。所以，除内在价值需要的商品以外的炫耀性商品，成为了经典的“凡勃伦效应”，甚至直接把这一类商品叫做“凡勃伦商品”。在中国，正如发生在当代种种社会现象，穷得太久了，穷怕了，于是一涉及财富，总是走过头，失了度，满街都是凡勃伦商品，包括我们的首都北京，使凡勃伦效应变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往往让我想到八十年代初期，西装刚刚流行开来的那一阵，乡下人赶潮流穿西装，不管怎么穿总是难掩乡下人骨子里的那股子土气，乡气。这种乡气，随着时代潮流，一直在变，变到一个乡政府，造起了天安门式的政府大楼，一个小小县政府，也建起了与华盛顿比阔的白宫；一些大学，不惜一掷亿金，为大学建造大门……

    我不否认，上海某些地方，也在不时出现这种乡气的新变种，这不奇怪，海纳百川的大上海，多少新上海人带来全国各地的地方气质，让乡气的变种呀不时出没，如今满街的桑塔纳，说明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上海，今天终于以自己超强的文明度，找回了自己的个性，以坚定的文化风貌，消解了、同化了种种乡气，土气的变种，率领中国社会的文明！因为，炫富，永远属于那种生怕被人瞧不起，只能在外表上打主意的“乡下人”，永远属于精神世界远远跟不上财富积聚的豪发户！

    从这个外地初中生口里吐出的“穷”字，难道不是对上海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