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是由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组织实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专家共同研究撰写的,着眼于中国长远发展的策略性研究成果,包含了一份主报告及五份专题报告.

这份厚达472页的报告（中文版）涉及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多个方面,既总结过去30多年发展积累的经验,又警示正面临巨大挑战,必须调整已有发展战略.

报告认为,中国有潜力到2030年成为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同时提出了中国直到2030年的长期战略,以及中国实现2030年愿景所需各项改革的时间表和推进顺序.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译者按：2月末，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该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 《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这份选在“两会”之前敏感时间发布的报告，对中国发展与改革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该报告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对中国有何政策建议？安邦研究部翻译了本报告的主报告，以飨客户。注：本报告仅供学习交流参考之用，报告版权归原作者单位所有。

摘要：中国过去 30多年的经济绩效，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gdp 年均增速高达10%，5 亿多人口脱贫。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制造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 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届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过，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首先，尽管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会有所放缓，中国未来能否仍然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

本报告对这两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也充分认识到相关风险。中国有潜力到2030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但这并不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 2030年的发展愿景，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转向高速增长轨道，他在凝聚共识、推动根本性战略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历 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十二五”规划是一个良好开端，在融汇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报告提出了直到 2030 年的长期战略。重要的是，本报告着重阐述“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研究引出了如下六条重要结论。

第一，通过下列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随着一个经济体技术接近前沿水平，引进推广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缩小，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便利专业化分工，改善资源配置，保护环境，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公共资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金融部门需要进一步推进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法律和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稳定，为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建立可信的基础。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需要分阶段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劳动者今后能在市场信号引导下流动；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反思并调整企业工资政策；形成可在全国范围内转移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最后，需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以保护农民权益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根本上完善农地征用政策以遏制城区的过度扩展，降低地方政府对与土地相关收入的依赖，疏解农民的不满情绪。

第二，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竞争压力激励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研发和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中国已经在建立研发体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前列。未来的优先任务是提高研发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为此，决策者需要着力提高大学毕业生技能和认知能力；建设一批与产业紧密联系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促进“创新型城市”发展，集聚高素质人才、知识网络、充满活力的企业和学习型组织，并使这些机构自由互动；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

第三，通过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措施，抓住“绿色”机遇。鼓励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仅能提高福利水平和实现持续增长，也有助于应对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挑战。这将鼓励一系列低污染、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部门的投资，实现绿色发展，并促进上下游的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在全球朝阳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这些政策有成功潜力，因为中国具备诸多优势。巨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快速推广成功技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高投资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资本品；日益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如能获得足够融资，将对政策信号做出积极响应；充分利用相对发达的研发基础设施，推动迈向并拓展“绿色”技术前沿。

第四，通过在就业、融资、高质量社会服务和可转移的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相同的可及性，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这些政策措施对扭转较大的收入差距，帮助家庭管理与就业、健康及老龄化相关的风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至为关键。中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扭转这一趋势需要采取三方面的协调行动。首先，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本卫生医疗到养老服务。其次，改革社保体系，确保形成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最后，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组织——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

第五，通过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今后 20年建立稳健财政体系的议程涉及三个关键领域。首先，筹集更多财政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其次，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最后，确保各级政府机构（中央、省级、地级、县级、乡镇、村）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如果财政领域没有进行适当改革，新战略所需的许多其他改革将难以推进。

第六，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过去30 年，中国从融入全球经济中获益良多。今后20 年继续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中国还将会从进一步专业化、更多投资机会、更高资本回报以及互利的创意和知识流动中获益。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在挽救陷于停滞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保持积极态度，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不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最后，中国应当在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和应对全球紧迫经济问题（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更有效地启动较中国贫穷的国家发展进程的国际援助框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告在以上六个优先改革领域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决策者需要合理安排各领域内部和各领域之间的优先顺序，以确保改革平稳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最终的成功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力与决心，坚定的实施，部委与机构间的协调和得到灵活且有效管理的协商过程——协商将确保公众支持并参与到改革过程的设计、实施和监督之中。全球经济正在步入一个风险增大的时期，中国自身也处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阶段，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与脆弱性，都需要政府加以应对。应当牢牢把握的原则是，应对短期问题必须有利于而非阻碍实现长期改革的优先目标。

第一章 中国发展之路：1978－2030

1.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独特因素经过过去

30年的发展和两次历史性的蜕变，中国从一个农村、农业社会成为一个城市、工业大国；从共产经济成为基于市场的经济体，这些转变给中国带来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迅速，贫困率也从65%下降到不到10%，使5 亿多人口脱贫，并且已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虽然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但各地的经济都飞速发展。的确，如果把中国 31个省市和自治区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来看，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 32个经济体之一（如图-1所示）。中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例如世界最大的10 家银行当中有2 家是中国的；有61 家企业上榜全球500 强；公路里程数全球第二；海岸线全球第三；全球最大的 10 个集装箱码头有 6 个位于中国。中国在卫生、教育、科技领域都取得重大进步，与世界领先国家水平差距不断缩小。

图1：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数据来源：《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11年9 月）

中国高速发展的背后有很多独特因素，这包括 1978 年的经济原始条件，就是改革的成熟时机。当时的农业改革，包括户口制度点燃了经济改革之火。总之，这些改革的主要特点包括：

第一，务实与有效的市场导向型改革。中国不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独特之处并非是做了那些事才成功的，而是如何成功的。中国之前所采取的战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鼓励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试点。通过循序渐进、实践性的方式引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并为地方政府提供动力，中国在每一个发展的阶段都能制定出有效的过渡制度。这些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其“双轨”本质——支持旧的关键产业内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经济可以“计划外增长”，直到行政控制的计划体系逐步退出。经过这样的反复探索，如何制定相关制度成了全新的、有差异的挑战。的确，不同地方常根据其自身特殊情况量身定做独特的制度。

第二，平衡增长与社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在 1978 年改革开始之际，经济形势困难，于是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首要任务。初期改革的成功促使这一任务转变成了国家目标，并有效调动社会各行业——包括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政府采用财政、行政和就业政策组合在经济和结构快速变化时期来维持社会稳定型。但这并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因为中国面临每年要吸收900 万新进劳动力的问题，同时要吸收受政策变化（如1998 年央企或国企改革）、摩擦性失业和外部经济冲击影响的劳动力。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也带来了宏观经济挑战。经济偶尔会出现严重的通胀，如上世纪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但中国通过传统货币财政政策的结合，再加上必要时的行政手段，已经有效恢复了宏观经济稳定性。因此，在这个时期内，政府成功保持了通胀低水平并保护城乡贫困人口免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巨大冲击。

第三，地区间的竞争。通过允许地方政府竞争招商引资、发展基建、提高当地商业环境，中国各级别的地方政府发展强势。分权政策，包括1994 年的财政改革（有效增加了资源从中央转移到地方），让地方政府有动力和资源勇敢追求发展目标。增加的这些发展要素流动性说明资源已经流向最支持增长的地方辖区。最后，中国地区发展的各种差异表明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自身情况经历并为特殊改革而奋斗的同时，在中央政府制定的框架内执行政策。有助于推动主要改革目标的官员均受褒奖，这些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就业和社会稳定性。但也导致了各地方政府、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虽然这也是刺激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已经远远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期。

第四，国内市场整合。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消除地区间针对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的障碍并建立一个整体的国家市场。连接地区间、以及内陆和沿海的主要基建投资有助于消除这一障碍。一个巨大、融合的国内市场能使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全国各地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模式也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

第五，与全球经济的坚实融合。邓小平在南巡之际提出建设经济特区，以及中国加入wto ，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与全球经济不断深化、延伸。这一政策也为中国收获了不少利益，获得了投资、先进技术、管理专家；为中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国际市场；促进中国国内经济改革。

2.中国国内外未来20 年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中国的改革仍在进行，已经促进地区经济活动的集中化和沿海省份经济的凝聚、鼓励了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各省以及全球间的流动性、在全球化竞争压力下建成高储蓄和投资导向的增长程序。最重要的是，中国避开了经济倒退：经济平均增速在30 多年间不仅保持在 10%左右，只有 2 次掉到8%以下。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仍保持高增速，这是一股重要的稳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抗衡全球经济活动下滑的影响。

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内能否保持这一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环境会如何演变，以及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结构变革。但可以肯定地是在未来20 年内中国国内外的趋势与过去30 年相比天差地别，不仅因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从根本上重塑全球经济——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还因为新出现的国际挑战和机遇将严重影响实际经济未来的轨迹。

30年内，全球的大环境毫无疑问促进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主要因为包括相对开放的贸易、fdi的增加、全球主要市场的稳定增长、运输成本大幅减少、跨产业贸易上升、通信技术迅速传播。但今后的趋势并非是现有形势的线性延伸，或许有些趋势仍会保持现状。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将会超越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科技会继续向发达国家看齐。另一个原因，发达经济体由于去杠杆化和主权债券负担承重，增速会持续下降。到 2030年，发展中国家增长有望占全球增长的2/3 （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为40% ），以及全球输出的一半（不包括中国则为 30% ），将会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目的地。较大的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将会成为多极世界经济中的一极。

或许全球大趋势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自身的崛起。在未来20 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到 2030年，中国仍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率增长2 倍。但也可能仍是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其贸易顺差会有所下降，但中国仍有望稳坐全球头号债主宝座。有人认为中国届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相当于1870年左右的英国以及1945 年时期的美国。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将会空前扩大（2030年，预计会从2009 年的不到 18 亿飙升到50 亿，其中2/3 在亚洲国家），从而引发对住房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爆发，包括汽车。但全球的能源、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压力会激增。气候变化效应将进一步恶化部分地区的食物与饮用水短缺问题。原材料价格将持续上涨和波动。稀缺自然资源价格走高突出了引入 “绿色增长”战略的需求，这是推动增长的一个潜在动力源。

尽管新兴市场有潜力快速增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增速将会放缓。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增速会放缓，在某些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劳动力数量甚至会下降，从而导致人口负担利率走高，而储蓄和投资降低。第二，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制造业仍会保持竞争优势，但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涨会进一步增加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由于服务业的生产力增长往往低于制造业，因此整体经济增长会放缓。

同时，保护主义可能会伺机抬头，特别是那些受此次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发达国家，但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商品、服务、金融、人力和知识的跨国运动仍将持续并深化。全球跨国生产链也会不断繁荣，跨产业、跨企业贸易得以进一步强化。

由于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gdp，新的经济先锋将会从事服务业贸易，这是全球目前增长最快的贸易。由于新兴的通信技术，在过去，服务是无法进行贸易的（如卫生和教育），现在，已经可以像制造业一样跨国买卖。另外，全球产业为寻求国际竞争力仍将持续迁移。

在过去20 年内，全球自由贸易协议的数量成倍增长；在未来20年内，贸易融合将持续深化，生产网络也会继续扩大。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将和欧洲内部贸易匹敌。新兴市场将不断增加在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中的参与和影响。针对气候变化、国际金融稳定性、国际移民、传染疾病、水资源管理和其他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需要全球参与的新的方式。

鉴于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美元仍可能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扩张将导致国际货币体系不稳，主要汇率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国际货币和贸易交易的成本。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不断上升的地位、经济规模以及作为全球头号债主的角色将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人民币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取决于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成败以及外部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详见第八章）。

科技比较可能在某些领域有重大突破，如饮用水资源、能源短缺和生物技术。由于煤炭资源丰富，清洁煤炭技术方面的突破将使中国获得明显的优势。可再生能源技术也越来越具经济价值。然而目前的模式是：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有所突破，但这些技术在商业上的应用及大量产品通常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未来这一模式仍可能保持不变；利用、改进并掌握现有技术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促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由于新兴市场也在发展自己的科技能力，新型和突破型技术都可能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某些领域以“跨越式发展”超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由于某些新兴市场在未来 20年内的增速会放缓，我们预计到2026 －2030 年，中国的gdp 会从2011 －2015 年期间的8.5%逐步下降到5%左右（见表-1 ）。一方面，很多资源在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中形成了推动增长的动力。还有，资本的持续积累虽然规模可观，但对推动经济增长作用不大，因为资本-劳动力比率上升。此外，中国将经历一场人口变革：人口负担率在未来 20年内将翻一番，相当于目前挪威和荷兰的水平（在22% －23%之间）；劳动力规模预计将从2015年开始缩小。但劳动力将更具生产力。最后，全要素生产力（tfp ）增长也会下降，这是衡量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指标。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从第一代政策改革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吸收的进口技术已经耗尽。最终，中国与技术先锋国家的差距会缩小，而第二代政策改革可能对增长的作用较小。

表1：假设改革稳定且无重大冲击情况下中国增长模式预测数据

这些因素加上“重新平衡”的政策，都强调国内增长，使得服务和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上升，而出口、储蓄和投资的比率下降。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在支持这些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同时要避免经济突然下滑以及可能的危机。

中国的外部账户在贸易顺差方面有望下降——由于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发达国家市场增长缓慢，中国的出口增长也将放缓，但进口增长会受到国内内需持续扩大刺激而上升。但同时，中国的外部资本账户逆差会增加，因为中国储蓄会流向国外，以寻求更高回报率的投资并抵消国外的贸易保护压力。该趋势不仅能防止外汇储备积累上升，也能促进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经对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包括土地、空气和水资源。未来的挑战就是要通过进入全球绿色科技新市场，利用绿色增长模式将这一压力转化为推动经济的新增长源，同时解决中国自身的环境压力问题。如成功，生产的能源和商品密度到2030 年有望大幅下降。原因有三：工业占gdp 比重下降；资源与污染密集型企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下降；能源、商品和环境服务价格下降。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过去 20年内一直在加剧，但已经有初步信号显示未来收入差距会持平或逐渐缩小。未来几十年内，三个突出的结构因素会证明这一拐点。首先，中西部地区会加速发展，与沿海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第二，农民工收入会大幅上涨，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政策的作用将在于通过增加平等机遇支持这些结构因素（详见第六章）。第三，虽然城市化率仍将继续上升，但由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放缓，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所辖，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会逐步放缓（城市-农村收入比率到

同时，教育水平提升和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培养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型劳动力并推动中国的价值链，这一进程可能在未来继续加速。不断提高的技术基础将有助于经济生产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并加速创新步伐。正如上世纪80 和90 年代，大量缺乏技术的中国劳动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一部分进入国际劳动力市场，今后，中国有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也将会成为全球劳动力大军的一部分，对扩大全球技术型产品供给意义重大。实际上，大学毕业生数量在未来20 年内将会激增——比整个美国的劳动力数量还要多。

此外，中国在单位劳动力成本的现有比较优势也会逐步消退。沿海地区非技术型工人实际工资的迅速上涨将刺激企业转移到附近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便宜的内陆地区。由于内陆和主要城市、港口之间的连接基建不断完善，内陆与沿海之间不断上涨的运输成本不会影响较低输入成本所带来的优势。

在生产力上升的同时，工资上涨会继续刺激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反过来，这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会提升消费在gdp 中的比重。此外，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的中产阶级也将促进政府提高行政、改善公共服务等。

最后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这是中国提高自身全球竞争力的推动力，在未来也将快速发展。未来 20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每年新增数量相当于一个东京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到 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比重将从1/2 上升到2/3。这又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也取决于城市发展政策的设计和实施。

这些全球和国内趋势给中国带来很多未来 20年助燃经济增长的机遇，但也面临不少威胁增长的风险。未来的任何发展战略需要依靠机遇，同时管理风险。

首先来看机遇。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收入差距缩小使得中国中产阶级扩大，从而刺激对收入弹性商品的内需，如耐用消费品、休闲活动、住房、更好的卫生教育服务。这些加上其他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相似的转型中都将会为中国的企业提供大量新机遇，带来生产和营销的规模经济，并通过创新和技术发展为企业增加国际竞争力提供新鲜血液。

产业专门化、产业间贸易和双向投资的提高都让中国有机会通过吸收、完善并掌握现有技术缩小自身与国际科技先锋之间的差距。中国的高储蓄率也有利于资助科技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大国（见图-2 ）。还有，随着自身研发能力的进步，中国也将成为全球生产和流程创新的来源国，并带来技术突破。

图2：中国的储蓄与其他国家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中国不断发展的科技实力又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变革，形成具备比较优势的新兴领域。不仅中国的建筑业已经成为国际建筑工程的全球大佬，其他产业也会在全球市场上具备各自的竞争力。这样的转变也是提高生产质量、安全和环境标准的机遇：为中国提供一个国际经济前沿并提高国内的消费体验。

中国目前的生产和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新型模式的探索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政府强调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不仅仅是发展速度，更鼓励地方政府间基于发展指标和社会、环境衡量因素展开竞争。对首要任务的调整也要符合中产阶级扩大带来的提高生活质量需求。

同时，全球和中国国内的趋势也为中国带来不少风险，可能减缓中国经济增长并破坏中国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和谐和有创造力社会的进程。应对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社会转型的问题本身就是个挑战，加上国际环境仍可能充满不确定性、变化无常，中国的任务更加艰巨。由于全球经济进入到一个全新且危险的阶段，要通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副作用找出出路并适应“新局势”，未来5

中国增长将会放缓已经是个广泛共识，但何时放缓、以何种速度、进程是否会顺利仍是未知之数。任何经济的突然下滑都将可能暴露国内银行、企业和各级别政府的效率问题，酿成一场财政和金融危机，目前的高速增长已经遮盖了这些潜在问题。在这样的局势下，给社会稳定性造成的影响也很难预测。

政府如何应对经济突然下滑将取决于成因。成因之一可能会是宏观经济受到冲击，如房地产价格突然下滑、建筑业和投资大幅紧缩，或是发达经济体增长骤降而导致的全球贸易与增长锐减。这些风险在短期内至关重要，而且中国在未来 20年内的确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幸运的是，中国的财政和债务情况能在短期内以逆周期措施来应对，但仍需长期的结构改革举措加以支持（如本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另外一个可能造成增长骤降的风险就是经济结构本质，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是通过政策改革来应对结构问题，一旦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措施刺激经济，那么将会引发通胀和不稳定性，还可能破坏投资者信心，最终造成更慢的增长甚至停滞。在上半个世纪，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中等收入情况，但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走出这个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更多的是面临增长的突然、急剧下滑，在应对导致下滑的根本结构之际失败了。中国不应该再重蹈覆辙。成功实施本报告中包含的这些改革政策，旨在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提高输入因素效率、人力资本投资、创新并转向高价值服务——避免掉进陷阱并在未来20 年内gdp 保持在每年6% －7%的增速。

中国相对较高的收入与资产之间的不平衡性、低消费和享受公共服务不平等问题（图-3 ）都已经加剧增速骤降的风险。虽然国内内陆地区的大量居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劳动力迁移障碍（即户口制度、缺乏养老金计划、劳动力市场机构功能疲软、就业市场信息不足）已经把上千万农民家庭困在低工资和低生产力工作当中。这些障碍，加上市场因素和有利于企业利润的资源价格政策和家庭收入税收，都造成工资比率降低，但资本在国家收入中的比率升高。再者，国家给农村和城市家庭提供的公共服务天差地别，城乡地区之间的“机会鸿沟”也在加剧。某些地区社会问题造成的紧张已经升级，导致公众游行示威不断。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这种紧张情绪将是中国未来增长和稳定的威胁。

图3：2008 年以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

社会风险也可能从其他方面升级。如果参考其他国家经验，中产阶级的壮大及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对政府提出改进执政以及获得更多参与公共政策探讨和实施的需求。如果政府满足不了就将造成社会紧张；若政府能找到方法提高协商、知识以及个人和非政府机构社会资本，这些需求将是优化执政的支持力量。

还有一个风险与中国增长模式有关，特别是在能源和自然资源密集使用的板块，已经造成大面积环境退化，经济也受到商品价格的冲击。尽管各产业能源密度上升已经稳步下调，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化发展、制造业结构转型都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头号使用国，2010年已经超越美国（但按照人均来算，美国仍是全球第一，人均消耗能源量为中国的5 倍，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方面已经全球领先）。同理，快速增长已经导致自然资源衰竭、环境污染严重。这些趋势未来可将是抑制增长的重大威胁。

很多造就中国高储蓄率和投资水平的政策也是中国外部不平衡性的原因之一，这是以经常和资本账户顺差衡量。这两个顺差已经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都投到了低收益的美国国债上，但中国却要为以“热钱”形式入境的资本和fdi 支付高额利息。中国现在的经常账户顺差和外汇储备只是目前的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出现的。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作为快速扩张和深化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其作用不断加大，也反映了强化国家缓冲外部冲击的汇率政策目标。讽刺的是，鉴于美元不振，这些外汇储备面临大额资本流失的风险。通过外向型fdi出口资本的措施，特别是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努力，已经在资本接收国家受到质疑，除非采取恰当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否则风险和摩擦仍会升级。

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但与进口增长速度不平衡，在加上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顺差助燃保护主义压力，这些都影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中国的出口保持目前的增速，那么到 2030年，占全球市场的比率将达到20% ，几乎相当于上世纪80 年代中期，日本出口占全球市场比率巅峰时期的2 倍，日本当时就遭遇了其贸易伙伴的保护制裁。中国如果照目前的轨迹发展，这就可能在 2030年之前引发不可控的贸易摩擦。由于高收入国家增长疲软且仍在进行财政整改，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大。

第二章 2030 年的新发展战略

中国过去 30年成功发展的战略已经成就中国今天中上收入经济体的地位。但未来 20年的挑战和机遇与过去碰到的不同，需要用全新的战略来应对。这个新战略要依托机遇、解决挑战、管理风险并实现国家的长期目标。但包含哪些目标——以及中国取得这些目标需要什么战略？本章将首先探讨中国自身对 2030年的远景规划，找出新战略的核心因素，最后评估这个新战略应该具备的特点。

1、2030 年发展目标：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在最近一份地标性研究当中，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指出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都有5 个共同点：通过开放贸易与投资政策在全球寻求机遇；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高收入与高投资率；允许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可靠度高。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建筑师，在塑造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战略共识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经过 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之路已经到了另一个拐点，需要再次进行战略的、根本的改革。

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到2030年要成为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这个目标中的每个因素在本报告中指导分析和建议方面都有特殊意义。

一个“现代社会”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且生活质量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这样的社会应该有现代价值观、现代经济和社会结构、当代尖端的产品和技术、并在全球所有领域与其他国家平等发展。

要成为一个“和谐社会”，中国要达到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首先，政策目标要旨在消除大部分社会和经济障碍并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参与国家经济、社会、立法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中国将看到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争端基于道德、法律法规和实践公平和平地解决，而制度结构能迅速适应社会变化需求和雄心。第二，中国要平衡与自然的关系，其生态碳足迹——使用资源及产生垃圾的衡量指数——要与国内（以及全球）土地、水资源、空气资源生物方面的现有技术保持一致。第三，中国自身要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公平、有建设性的合作伙伴，通过和平合作针对全球事务向共同目标迈进。

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未来的繁荣基于创新，并拓展个人的创造潜力。成功与否取决于创造价值的能力，并非生产更多产品，从而能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在同种产品领域提升价值链、参与全球竞争。创造力不仅要通过产品和生产流程技术显现出来，还要体现在文化和艺术领域。如果成功，中国的经验将成为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标榜。

一个“高收入社会”就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要与发达国家持平；庞大的中产阶级促进社会稳定、优化执政和经济进步；消除贫困；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通过提高平等和机遇促进社会和谐。

如果中国到 2030年实现该目标，那么按市场价格计算，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实际上中国将在 2020年前赶超美国）。中国在未来20 年之内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将相当于目前15 个韩国。人均年收入将在1.6 万美元左右，为目前水平的3 倍多，接近现在斯洛伐克或韩国的水平、略超美国当前水平的1/3。

另一个 2030年将出现的现实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转型。中国在“变富”之前先“变老”。人口低出生率将意味着老龄人口比重增大。老年赡养率，即65 及65 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4 －65 岁人口数量之间的比率，在未来20 年内将翻一番。到2030 年，中国的赡养率将与目前挪威和荷兰的水平持平。更重要的是中国适龄就业人口数量从2015年之后就会下跌，城市人口比重将从目前的 50%上升到2/3 ，平均每年增长1300 万人。

与目前的情况相比，2030 年，中国的经济会更加复杂、并由市场驱动、以知识为主且倾向于服务业。贸易和金融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会导致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因此对外部冲击会变得更脆弱。国内金融市场会更加稳定。这就为一个开放的资本账户和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打下基础。政府的经济首要任务要转变为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投资和法制健全的环境、资助公共商品和服务。中国还将在同种商品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高校毕业生数量将是目前的3 倍。另外，生态环境会有所改善。由于城市人口的激增、交通发展、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会继续缩小。

要实现2030 年的目标，中国需要采取新的发展战略。过去30 年采用的战略旨在应对过去的挑战。现在，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变了，国家实力也不同了。成功的战略应该是弹性的、符合这个不断变化的局势。无法成功调整战略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一个问题并已经把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为中国最终要的经济战略首要任务。

改变发展模式是个紧迫任务，作为向科技先锋发展的经济体，中国对并购和应用外国技术的潜力已经耗尽，政府的角色要从根本做出改变。尽早做出改变有助于中国从新技术进口国转变成为技术创新国。

发展中国家易于跟随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从而获得“后来者”优势。这样的模式使政府更加明确自身的角色——提供道路、铁路、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支持民营投资，实施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鼓励科技进步，若市场与协调机制实效而抑制具备国际竞争力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实施恰当产业政策。东亚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经济体（或地区）包括日本、韩国、香港特区、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深刻反映了这些特点。

但是当一个发展中国家成为技术先锋之后，正确的发展战略就不那么清晰了。政府的直接参与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政策的侧重点需要转向民营产业发展；确保市场足够成熟，能有效分配资源；企业在先进技术领域有实力参与全球竞争。

民营产业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技术前沿的创新本质上和简单的技术追赶有天壤之别。创新是个不断试探的过程，成功机率非常不确定，并非通过政府规划就能实现。的确，参与创新试探进程的企业越多，取得技术突破的机率也越高，而且新成果极有可能被用在商业产品当中。企业要在这一领域发挥领头羊的作用，政府则要支持、促进企业的创新。

政府的关键支持之一在于加强人力资本的质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减少和制造业实际工资的上涨，这一趋势目前已经越来越明显。但劳动力生产力并没有随之增长，实际工资上涨将导致国际竞争力大幅缩水。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不仅能增加劳动力生产力以维持中国的竞争力，还能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价值链。要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就需要优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安全。还需要公平的就业机遇和创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横向转移，以及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阶级中的纵向转移。

政府要发挥的另外一个支持作用就是鼓励参与发展进程。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对于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国家赋予公民更多权力参与发展，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标准。政府应该积极应对这些需求并通过明确法规赋予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学术界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相应权利，鼓励扩大决策参与规模。这样一来，政府就能逐步将自身功能转移给社会大众，让非政府组织以全新方式来形成网络，为创新和创造力制造空间。另外，赋予社会一定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将有助于释放提升平等和机遇的新兴观点和方法，确保社会各阶层全面发展，取得社会福利与竞争力的平衡增长。

最后，虽然政府减少了在市场、资源配置、生产和分配的参与，但应该提升其在金融公共产品和服务、环保、提高平等与机遇、为民营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方面的作用。政府发挥这样一种间接、支持的作用虽然比较复杂但将产生广泛影响，并通过民营产业和社会组织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虽然直接对“有形”商品和服务的参与减少了，但政府仍需提供无形的公共商品和服务，例如提高生产效率、竞争、促进产业专门化、强化资源配置效率并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体系、法规和政策。这需要设计和贯彻刺激创新的体系结构。

比如一个主要领域就是基础公共服务的融资，包括养老金、医疗保健、教育、住房，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力度，将之前积累的资源投入到基建和制造业当中。同样重要的是，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民营或公共产业是否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而应该注重要确保这些单位在公共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效率和质量。鼓励民营的公共商品和服务产业并形成公-私伙伴关系，这不仅能将新技术和思潮注入公共服务，还能赋予民营产业一定权利并鼓励更多人参与到这一发展进程当中。另一个例子就是环境，该领域需要政府强硬的行动。绿色发展战略不仅要改善中国的生活质量，还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贡献一己之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数量也是全球之最，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全球义务并在全球公共商品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为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把自身利益和全球关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建设主动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设计全球法规而不只是接受它们。

总之，中国调整其发展战略迫在眉睫，这决定了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在核心部分，这样的调整需改变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场、民营产业和整个社会的关系。虽然政府从直接参与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当中撤出来，但仍需集中精力规划并实施政策和立法框架，赋权其他人和组织参与经济决策制定，从而达到快速、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目标。要发挥好这一职能，政府要遵从法制、精兵简政、加强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重新定义职能的过程中，政府还需加速国有产业的改革，使之与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相协调。同时还需促进市场因素改革（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从而强化市场经济基础、提高竞争和创新。同时，社会的职能也需要做出较大变革，中产阶级将通过加大参与发展进程的力度和范围成为促进和谐发展的主力军。

在描述提出的发展战略之前，值得强调该战略的5 个主要特点。

首先，在提高增长质量的同时要持续增加收入。中国不仅有雄心要成为一个可持续增长的高收入社会，也要实现增长有质有量。增加收入的同时也需要提高休闲和自然环境、拓展艺术和文化活动、加强经济和社会安全感。与此同时，刺激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的结构也需反映出改革的核心。中国要开发出一套全新的标准来衡量未来几十年内的进步——以更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可持续目标来平衡增长和收入。

第二，实现平衡、可持续的增长，与市场推动力保持一致。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家的投资和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可持续。受高储蓄、低财政和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刺激，中国引人注目的增长率已经导致资本密集、产业带动发展、依托出口。与快速增长的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滞后。工资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持续下跌；但资本和投资的比率却在攀升。城乡不平衡问题从上世纪90 年代就开始不断扩大。中国也是富人之乡，但仍有1.7 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人均不足2 美元。回归平衡、可持续的增长需要提高服务支出和消费的比重。这一方面，要通过修正要素价格扭曲来实现，并进行由市场驱动的结构变革，一方面取得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也能促进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城市与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

第三，强化创新与创造力。服务业的发展在未来要成为首要任务，而制造业的增长仍将是拉动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毕竟目前虽然实际工资增长迅速，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特别是在内陆、欠发达省份，这在未来很多年之内仍具备一定优势。政策不应该只是纯粹关心增长，还需要鼓励制造企业升级价值链并加快成为全球技术先锋的步伐。像研发、金融、物流、培训、信息服务、售后服务这样的服务有重大意义。要在这些领域有所成就则需要与全球经济进一步融合并提高专门化、参与全球研发网络和营销。

但如果相信创新将会阻碍制造业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中国在开放创新方面成功了，那么服务业也将受益颇多，中国完全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高端服务出口国。大多数服务都是可以进行国际贸易的，而中国可以从凝聚经济和服务的国际专门化中受益，这与制造业类似。例如，如果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成功引领全球创新，那么这方面的相关专家和知识就有可能成为全球追求的对象。同理，如果中国的金融产业能够达到这一点：资本账户自由化且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那么中国也将成为一个关键的金融服务出口国。

第四，释放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机遇的平等性不仅有助于释放中国的人才潜力，还将支持各方面的增长并优化收入分配。提高机遇的平等性不应该只局限于公共服务，例如卫生和教育；而应该包括经济机会，如就业、金融、或创业。提高在企业和金融业的机遇平等性的途径就是要引入更多市场要素和产品竞争。当然，更多的竞争可以来自国外，通过刺激出口并降低进口障碍，也可以通过鼓励国内市场上的现有企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让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和市场机遇、使采购程序透明化来开放公共采购、为从事公共服务的民营产业创造新机会。

第五，重视市场作用、法律法规、社会价值和道德高标准。由于政府将转变直接干预企业和市场活动，转向创造政策和法规环境以支持自由、公平竞争，还必须捍卫法律法规。同时，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不仅法律法规要能够反映出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和首要任务的调整，还应该公平有效的贯彻。如果贯彻标准因各个产业、地区、企业和个人之间差异而不尽相同，那么可能会抑制竞争、导致经济成果失效、造成不公平感。若出现合同纠纷，不论发生在私人还是私人-政府间，与事各方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律法规获得法律救助，享有透明、有效、正直、公平的司法制度。

同样，社会价值和道德高标准也很重要，针对近年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道德滑坡”现象，中国普遍比较担忧。随着步入高收入社会，中国应该重新审视并贯彻其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从社会角度看，这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也营造了团体意识并强化社会凝聚力。从经济角度看，这能减少业务成本、提高政府经济行政质量。提升社会价值和道德高标准不仅是政府的工作之一，也是社会组织的责任，确切的说，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道德意识不是法律强制性的，却是一个高收入、和谐社会的标志。

4.新战略的六个关键方向

年内，中国在向成为现代、和谐和高收入社会目标迈进的道路上将面临很多挑战。包括政府要从主动的经济参与者转变为发展法律法规和机构框架来支撑竞争市场环境的支持者；实施“智能”城市化战略；鼓励创新和产业升级；减少收入差距并确保人人机会均等；调整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管理体系中要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实际上，中国面临的挑战要更多。本报告评估了中国需要在未来20 年内了解并应对的六个新战略方向：

第一、国营与民营产业的角色。此次发达经济体当中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机致全球经济下滑，中国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对此，中国有人认为中国应该保持在主要产业和服务业的主导地位（特别是金融业）。但其他人则表示中国2030 年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创新、高收入的社会，需要市场和民营企业在资源配置决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对经济的主导潜在地会约束中国升级价值链的努力。首先，政府应该鼓励增加经济中的竞争，包括提高尽快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其次，公共资源应该用以资助更多公共商品和服务，以支持日益复杂的经济。国企和银行改革会有助于将其政府-企业管理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并允许在市场上与民营企业竞争。这能为中国成功向高收入社会转型创造出适当的动力和条件以刺激经济发展。

第二，鼓励全面创新并采用一个“开放的”创新体系与全球研发网络相连接。尽管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研发投资占 gdp 比率处于高水平，但要确保研发投资能产生出具有商业可行性的创新以便支持中国企业提升价值链，并在同等商品市场与发达国家竞争，这还远远不够。确保所有企业能自由公平的竞争将是鼓励创新最重要的政策，大量民营企业将推动创新及相关政策的发展。如果没有竞争，其他旨在鼓励创新的政策就是空谈。同时，全球的技术发展已经成为一项合作事业，很多国家都从其专门化中获益。因此，中国能通过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而有所收获，正如中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一样。“封闭”的科技战略或许能使中国在短期内获益，但最终只会弄巧成拙。但一个开放的创新战略才能保证长期的利益。

第三，中国经济应该采取“绿色增长”方针。环境保护和缓和气候变化不应该被视作损害竞争、拖累经济增长的负担，本报告强调绿色发展能潜在地成为新型增长的重要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政府政策如何有效促进企业把负面的外部因素转为内部化，并为企业创新和寻找技术突破提供动力。中国并不想复制发达国家的经验——先变富再清洁。相反，中国倾向于跟随有利于环保和科技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实现绿色发展，这个战略将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借鉴的实例。

第四，提高全民的机会均等和社会保护。中国在收入和资产方面的高度不平衡，一方面是由于获得优良公共服务不公平造成的，尤其是那些在发展进程中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公共参与的方面。政策应该提高机会均等以便社会全民，特别是有同等权利的弱势群体，获得社会和经济服务，以及就业机会。提高机会均等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城市农民工、以及内陆地区贫困人口获得的公共服务质量。同时增加公共服务的效率能节约公共资源，这反过来又能完善公共服务质量，在向这个目标前进过程中，还需要增加公共资源的配置。由于中国财政情况良好，政策应该倾向于设计一个与发达国家相当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体系。但中国需要确保公共服务支出应该稳步上涨，并与可用的财政空间相符。中国并不希望掉进“高收入陷阱”：公共财政资助的社会福利可能变为财政不可持续性。

第五，建设一个可持续的财政体系，能应对未来 20 年的公共财政挑战。在未来 20 年内，中国的财政体系将面临 3 个主要挑战。首先是要使财政体系有能力应对宏观经济冲击并增长的长期下调；其次是要适应新的公共支出需求，这一需求与采取的新发展战略相关；最后，财政体系要具备透明度并负责政策调整。在未来 20 年内，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增长会长期减速，财政体系能够调节公共支出，使之符合收入增长的预期下滑非常重要。此外，中国要维持足够的财政空间应对宏观经济冲击，因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延续，有些冲击可能来自国外。

再者，财政预算要符合关于公共服务扩大和绿色发展项目的公共支出的预期增长，而同时确保财政稳定不受破坏。最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体系仍然不透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没有完全改革和调整，存在严重财政风险和大规模负债可能性。要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一个灵活、透明、有效管理、符合国家首要任务变化的财政体系。强化并改变财政体系的举措也需要符合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义、政府与民营产业关系的改革目标、以及经济增长的长期需求。

第六，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互惠互利关系。尽管未来发达国家的增长疲软是可以预见的，但中国仍需加强与全球市场的融合，即使中国经济转向以内需拉动增长。未来的经济融合或将存在自身风险，开放市场所获得收益将集中提高效率、刺激创新、加强国际竞争力。“开放”的政策在过去发展历程中为中国开创了大好局面，特别是加入wto 之后，未来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会使中国更上一层楼，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中国仍需主动参与全球执政机构，发挥国际大国力量，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帮助营造全球政策环境。

上述六大战略方向对内提出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政策框架、以及未来 20 年内中国发展战略的关键支柱。或许有人认为这六大方面没有把重大政策领域包含在内，但支柱问题已经解释了中国面临的发展挑战。

中国高层领导人已经承认紧迫任务需调整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开始着手了。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其他政策文件已经明确了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包括宏观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以及实施“幸福感”指数衡量地方政府业绩的试行办法。“十二五”规划是中国发展战略长期转型的第一步，并与本报告中阐述的改革项目一致。

以下3-8 章将逐章探讨上述六大主要方向。

第三章 在坚实基础上向市场经济的结构改革

自1978 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充分利用其后来者优势，经过结构快速变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和出口国，并在很多产业领域内迅速向科技先锋国家迈进。引入市场机制和开放贸易则为中国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生产力提供强劲动力。

但刺激中国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正在逐渐减弱。源于结构变革的生产力优势也将消退。由于中国在向科技先锋迈进，科技应用、改善和传播带来的全生产力要素增长当然也将下滑。同时，政府对主要经济产业的持续主导，这曾是一个巨大优势，但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发展生产力、创新和创造性的桎梏。再加上政府、大型银行和国企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带来的既得利益，不仅会破坏改革，还会助长国家对经济的持续干预。

同时，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很多领域仍未完成。市场与非市场的组合措施为生产商和消费者提供了动力，但在政府、国企、民企各自的角色区分方面还不明确。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推进结构改革、发展市场导向型体系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这一挑战比预期的情况要严峻得多，因为很多因素都约束经济增长，包括全球经济乏力、劳动力萎缩且呈老龄化。中国必须攻克这些难题。

1.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国企改革

未来，一个蓬勃发展的企业板块将对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增长至关重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从 2003 年开始，得益于国企重组和民营产业的扩张。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与之同时，新的政策方向必须多样化国企的所有权。很多大型国企要“企业化”，其中有些较大的国企（包括央企）目前不仅已经上市，还改进其管理结构、管理专业性和盈利能力。但其盈利能力仍低于非国有企业。主要问题：

相比民营企业，国企拥有较多的资本、原材料和中间投入，但总产量和附加价值份额相对偏少。国企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少数国企，这些国企盈利能力常得益于竞争少、廉价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同时，不少国企财政表现欠佳，一方面由于要提供公共服务或受制于政府定价。实际上，每4 家国企当中就有超过1 家国企是亏损的。此外，国企的活力也不如私企。最近有研究显示 1978 －2007 年，国有企业板块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只是民营产业的 1/3，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增长和创新更强劲的引擎。

另外，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国企的特殊地位使得国企与政府、银行之间关系密切。国企的管理层和政府官员之间常形成互助关系：管理层接受政府官员的非正式指导，于是可能优先获得银行金融、其他重要输入和商机，甚至是免受竞争的保护。这就抑制了新兴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并减少市场竞争和创新。有些国企甚至在其授权领域之外也有业务运营（很多都投资房地产和影子银行系统），因为国企能确保其投资和收益不受外界控制或兼管。最近部分国企（由地方政府监管）的迅速扩张得到注意，其增长将可能排挤民营企业活动、破坏竞争、与建设坚实的市场经济基础相冲突。

国企改革和重构的成本并非微不足道。90 年代末的改革导致大量小型国企倒闭，造成超过2 万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超过当时gdp 的20% ，由此可见一斑。潜在的成本可能更高，因为财物操作模糊、财政缺乏透明度都意味着部分国企已经负债累累，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逐步明确和减少。

最终，中国政府实施一系列复杂的产业政策，都是不同级别政府各机构的任务。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政策或许可以克服协作失利并有效促进新兴产业，但在其他情况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有些政府部门青睐采用产业政策并视之为计划经济的替代；结果都倾向于让国企进行大规模投资，而不是通过刺激因素、市场动力和民营企业优势来实现发展目标。不同政府机构提出的产业政策有时也有冲突并相互干扰，导致政策框架整体更加复杂混乱，无法预测结果。

不少研究都显示民营企业与国企在关键领域展开竞争对于推动经济增长能发挥重大潜力。所谓的“战略”产业能获得更大利益。2006年，中国确认了7 大国家要保持“绝对控制权”的战略产业——国防、电力、石油石化、电力通信、煤炭、民航和航运。在这些产业，大量国企之间相互竞争，但由于有障碍抑制新企业进驻市场，这些企业都受到保护。中国政府还确定了“基础”或“支柱”产业——机械、汽车、电信技术、建筑、钢铁、基本金属和化工——政府希望在这些产业内有“一定的强势影响力”。虽然进入这些产业市场的正式门槛要低一些，但政府政策已经表示的很明显：不欢迎民营企业进来竞争。这些门槛再加上抑制民营企业竞争的政策法规都阻碍民营产业的增长发展、创新和创造力，减缓生产力增长。

国企改革首先应该认识到要扩大并多样化国企所有权，覆盖多方面，从全资控制到股权控制再到小股东不等。这样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如何最好地利用公共资源；中国如何从目前国企投资组合的方式向最适合长期发展目标的方式转型？

应对第一个挑战比较直接，公共资源应该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用以公共商品和服务，其生产和消费能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