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信财富如何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近日,《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出台,提出了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八项重点任务,旨在进一步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融合发展。由此,数字藏品产业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而未来优质的文化IP更将成为数字藏品市场的稀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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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NFT加密技术受到高度关注,内容IP的文化价值也借此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数字艺术品因为NFT的唯一性而产生了更高的收藏价值。随着NFT数字藏品的不断普及及技术完善,其还存在更大的价值挖掘空间。

在国家政策和数字藏品市场活跃下,宜信财富精准洞察到未来数字藏品市场的发展机遇,在宜信16周年庆之际,联手网易星球限量发行了8000份吉祥瑞兽主题的数字藏品,就此开启了一场前沿与经典相互交融的跨界之旅。宜信财富的此举不仅推动了传统文化产业焕发新机,更加强了自身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宜信财富为迎接宜信16周年庆,倾力打造了充满科技风的元宇宙展厅,展现了其自身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努力与成效。当天,不少客户聚集在宜信财富元宇宙展厅,感受了超越现实的充满奇思妙想的体验,并以全新视角深入了解了宜信财富元宇宙展厅散发出来的科技魅力。

眼下,随着数字经济浪潮席卷而来,各行各业都焕发着蓬勃生机,宜信财富紧抓发展机遇,奋发创新,利用自身科技优势加快与数字藏品市场的融合速度,丰富服务体系的同时,也迎来了更多尝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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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完满闭幕, 本届《财富》全球论坛以“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为主题,聚焦全球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152家世界500强企业、超过1000名中外各界代表出席,参会500强企业数量及CEO数量均突破历年之最。

广州热情款待了与会嘉宾,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创新的广州。在筹办《财富》全球论坛的过程中,在进入“财富”时间后,广州无时无刻不展示着自信。

包括马云、马化腾、蒂姆·库克等全球商界领袖在本届《财富》全球论坛和《财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上发表了他们对未来中国、对商业世界的看法,以下为他们的精彩观点。

2017 广州《财富》全球论坛

本文来源:《财富》全球论坛官网

图片来源:财富中文网、南方网

( 2017广州《财富》全球论坛掠影 )

1. 展现出尊重。 “尊重当地文化,尊重市场,尊重消费者。”

2. 把伟大的企业家派往中国管理你的公司,而不单纯依靠职业经理人。“有些(职业经理人)只知道取悦自己的老板,却无法让自己的客户满意。”

3. 要有耐心。“星巴克在中国18年。前九年很难,后九年业绩卓越。”

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赋能者,我觉得要看最终的格局是被赋能者的安全程度。如果以后我百分之百的渠道都在你的生态里的时候,基本上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上了,利润也掌握在别人手上。从赋能最终格局来看,赋能者的安全程度、命运、利润等等,都掌握在中心化的赋能者手中。而我们是去中心化的赋能。

我们来中国的原因是他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需要有最好的工具,这些工具再加上我们的材料,这是一个艺术,他们的技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不知道我们在美国可不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中国的专业精神非常深。

中国非常愿意推动新能源车辆,我觉得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深深感到鼓励,我觉得中国想要什么东西,它会让这个东西实现,我觉得电动化车在中国发展会非常好。

传统超市确实面临转型风险,但是有一点还是不会变的,客户还是希望低价购买,这是他们购物体验的根基。

我觉得将来实体经济,我们也会用互联网,我们现在也在改变,因为中国现在也在推工业互联网,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要把我们公司的技术对中小企业开放,对所有中小企业,他们不管是做鞋子,做服装,做小五金的,我们现在准备把我们的技术开放给中小企业,我们叫做工业互联网。

我觉得中国在带领整个世界,比方说电动车,或者是无现金社会,美国其实已经落后了。中国现在有很大进展,有很多本土的创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不仅对中国,对这个世界,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

债务的来源是储蓄,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和中国情况类似的是日本,他们也是高储蓄率,但中国的债务水平比日本低多了。中国应该增加债务,现在储蓄率太高了,“该要点儿钱回来。”

在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不只是当地化,我们也非常注重环保,我们跟政府沟通,希望去领养一段河流,然后提供更好的水。我觉得只要是对环境好的,有的时候就是对你的企业有好处的。

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新的改变,不是一个改善,是从一个旧的到新的很大的转变。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大的改变,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新的一些环境。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策略官

中国人在国际旅行已经越来越多,现在是全球第一的旅行者,第二和第三是美国和德国,从中国到国外去的人在世界各地消费上亿美元,这个市场会影响到商业。

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性都是善良的,管理层与管理层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也要得到尊重、信任,这是非常重要的。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中国和美国的城市特征差别很大。有一个数字是,中国超过200万人口的城市将近45座,但美国只有4座。一些共享经济领域出现的公司,比如O2O本地生活化服务、共享单车,只有一定的人口密集度才能够产生合理的单位经济回报。

中药如今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因为现在全球新药的研发当中,有54%来自植物,所以我认为植物药的研发,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方向

小企业贷款在全球都面临很多困难,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金融科技还没有把重点放在小企业上,农村贷款则面临更大的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始终在思考能不能把商业模式和所谓的社会价值做结合,包括我们从来没想过往路上放会生锈的铁的车——全部车都是铝做的,虽然它造价更贵。并且你可以看到,只有我们是这样做的,其他市面上的99%的车型都是铁的,等两年之后你再看——只有我们的车不生锈。

中国华信海外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既尊重当地文化,又把中国文化带到当地。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文化融合上“栽跟头”的例子并不少见,而华信在捷克却能讲好“两国语言”,赢得了上至总统、总理,下至普通民众的好评和认可。

如果我们可以把基因这几个事情搞清楚,比如出生缺陷、肿瘤、感染、心脑血管疾病,这几件事情综合考虑的话,我觉得人类未来二十三年平均寿命接近100岁非常有希望。

饿了么的竞争力在于物流的整体效率,阿里巴巴是零售商,需要同城物流网络给它提供最后30分钟的上门服务。

中国的创业者基本上没有休息,他们不断学习,不断找新的来源。我们谁都知道前三年就决定了谁会赢出。包括股东也要以及参与,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并不是泡沫,实际上它是科学。

不管怎么样的时代都会有很多的改变,不管是工业革命也好,还是技术革命也好,现在是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但是你会看到我们在医疗界做的,不是要取代医生所做的,我们不是说要用自动化取代所有的人,我们并不是要取代卡车司机,我们也不可能去取代老师,即便你有非常好的学习APP也不可能取代老师。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智能化会帮助越来越多的人从低端劳动转向高端劳动,例如美国已经把制造业大多都移到中国,但是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比几年前还要低,这就是他们劳动力在向比较高端的行业转移。

实际上中国政府是中国创业者的朋友,政府想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科技创业公司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以下是部分嘉宾详细发言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马云出席主题为《新前沿》的主题会议,与《财富》杂志总裁、时代集团首席内容官穆瑞澜进行现场访谈。马云在论坛上表示,“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担心我的企业被淘汰了。”

马云否定阿里巴巴垄断电商市场。他说,没有多少企业敢保证自己能存活五年,雅虎没了,阿里过去经历许多挑战,重生了18次,“我每晚睡不好,担心被淘汰,掉队。”

马云表示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要像小公司运营,大公司容易缺乏活力,当今世界不见得越大越好,不代表越大盈利越强。你看现场的世界五百强的规模和盈利能力,不见得比中小企业强。

马云在谈到与亚马逊之间的区别时称,亚马逊是一家电商企业,阿里巴巴不同,阿里巴巴不是一个电商公司,是赋能公司,帮助大家做电商。

谈及腾讯,他赞赏对方是伟大企业,技术上与众不同,非常令人敬佩。“我会跟他们竞争,但并不代表我要恨他们。”

论坛主持人《财富》杂志总裁穆瑞澜问及“阿里巴巴是否已经达到顶峰”时,马云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个百年企业,我们刚刚18岁。我们还只是个小孩、小婴儿。”

马云还指出,我觉得很多互联网企业有点急功近利希望今天投资明天就获得回报,我们(阿里巴巴)有18年岁了,但是在最初的9年我们是一塌糊涂的。

谈及为什么跨界拍电影《功守道》?马云说,生活比商业有意思,我喜欢功夫,唱歌,过得更开心一点。他们可以上脸书优酷看。我花了十天时间,朝九晚九,没想到拍电影这么辛苦,但很开心。

在此之前马云还接受了CNBC的采访,在谈到关于特朗普说中国“窃取”了美国的工作机会时,他表示,中国并没有夺走美国的工作岗位,中国还创造了许多工作职位。

库克:苹果经常被人批评,我连呼吸都会被人批评

苹果CEO蒂姆·库克今日在广州出席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库克表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技术其实可以做任何事情,或者是说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且它也可以做一些比较邪恶的事情,你要把人类放在这些制造的中心,其实苹果经常被批评,我连呼吸都会被人批评。”

亚当·拉辛斯基:欢迎Tim Cook,中国和苹果之间有着丰富的合作经验,你也经常来中国出差,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段时间中国有什么样的变化?

蒂姆·库克:我第一次来中国大概是25年前吧,那时候我的头发也是灰色的,我真的不会知道全球有这么现代化的城市,一旦落地在机场就看到道路,真的非常壮观。另外,你也会看到和以前相比,现在开放度更高了,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你九十年代过来以后,25年以后你再过来,你就会发现你根本认不得中国了。

亚当·拉辛斯基:两年前你公开的说,当时有人问你为什么在中国外包这么多的制造?你说我当然愿意在其他的地方,包括在美国,但是中国的工程量要比其他的地方高得多,现在是否还是如此?

蒂姆·库克:大家对中国会有一定的误解或者混淆,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我的想法。最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些公司为什么来中国?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我不太确信,其实多年前中国已经不再是最低人工成本的国家了,这不是我们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来中国的原因是他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需要有最好的工具,这些工具再加上我们的材料,这是一个艺术,他们的技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不知道我们在美国可不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中国的专业精神非常深,所以我可以知道,因为他们的教育系统,可以让他们做出来。

亚当·拉辛斯基:现在我们回到商业市场,大家竞争都非常的激烈,那么iPhone跟其他的竞争者比起来怎么样?

蒂姆·库克:我觉得竞争当然非常激烈,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在竞争,我们跟微软一直在竞争。对我们来说,跟很大的竞争对手竞争不是一件新鲜事儿,我们希望说服很多人买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生意做起来。但是做最多的产品一直以来并不是我们的目标,你很少看到最佳跟最多会并列在一起。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做最好的,而不是最多的。

亚当·拉辛斯基:我们知道有些人开始使用这个苹果手机的时候,很少会离开,很少会停止使用我们的苹果手机,因为如果你用最好的手机,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蒂姆·库克:就像以前,你如果用苹果电脑,你不会想要用微软的电脑一样的。

亚当·拉辛斯基:你当时在芜菁(音译)开会,你在芜菁说了,你说我们让世界变得为大家服务,而不是技术为我们工作,而是我们选择让技术帮助我们,你为什么这么说?

蒂姆·库克:让使用者的体验变得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经常去想我们的产品,如果是用在坏处的话,那它的后果将会是多么惨烈,比方说你在开车的时候写短信,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用这个IOS系统,你如果在开车的时候想发送短信,你的手机会关机,当然,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让它重新启动。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技术其实可以做任何事情,或者是说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且它也可以做一些比较邪恶的事情,你要把人类放在这些制造的中心,其实苹果经常被批评,我连呼吸都会被人批评。

马化腾谈开放生态:腾讯只做去中心化赋能者

12月6日,在广州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上,腾讯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与《财富》杂志执行主编亚当·拉辛斯基进行了一场对话。马化腾表示,腾讯在互联网时代要做去中心化的赋能者,并不试图去掌握别人命脉。

他对开放、合作生态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譬如盖房子,“我们不是出租,而是请你来建房子,建完房子就是你的,你的客户、粉丝都是你的,不需要再交月租,不需要每年涨价。”

在马化腾看来,赋能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中心化,一种是去中心化。“赋能者,我觉得要看最终的格局是被赋能者的安全程度。如果以后我百分之百的渠道都在你的生态里的时候,基本上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上了,利润也掌握在别人手上。从赋能最终格局来看,赋能者的安全程度、命运、利润等等,都掌握在中心化的赋能者手中。而我们是去中心化的赋能。”马化腾如此向亚当强调。

半小时的交流过程中,马化腾告诉亚当,微信是三个内部团队竞争之后的结果;两者谈到移动支付用户迅速增长,得益于与支付宝的理性竞争;他谈到腾讯打通线下与线上,以及未来可能不需要通过一些实体设备就可能实现沟通。

马化腾说,中国移动支付在全球比较领先,主要得益于腾讯和阿里巴巴支付宝的竞争,尤其是最近3年竞争非常激烈。竞争的好处就是迅速地把中国的移动支付迅速普及,已在全球领先。

微信的发展不仅于此,而是已经超越原有概念,从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二维码是一个连接线上、线下的关键钥匙。”

借着此次财富全球论坛在微信上有对应小程序的例子,马化腾畅想未来:“只有不断浮动的代码,我看到一个杯子、任何一个开关、任何一个屏幕都可以是这样子,我们希望从小程序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生态。”马化腾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线下的商家和企业都开始拥抱这一个趋势,用小程序和公众号来开发他们所在的行业应用。

谈到大数据安全,马化腾表示,大数据存在于很多行业,会在云端储存,但并不是腾讯拥有全部数据,“我们只有和通信、用户有关的一些数据。我们非常关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未来腾讯还将在安全方面持续投入,来保证用户数据安全。”

关于与阿里巴巴的竞争,马化腾谈到:“我数了一下,可能十几个地方都有竞争,真的是前所未有地激烈。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正常、合理竞争促进发展。你可以看到,往往第一、第二名竞争的时候,第三、第四名不见了,你会遥遥领先,因为它会激发你的斗志,它会把你企业内的潜能激发出来,甚至团队有时候在有竞争的情况下会很团结、积极。”

最近五六年,腾讯业务上坚持“两个半”策略。马化腾表示,第一个是做通信和社交,第二个做数字内容,剩下的半个业务,“半”就是指还不太成熟,主要指互联网+方面;“半”的另一层意思是指“半条命”,不是整条命都掌握在自己手上,另外半条命靠生态里面合作伙伴。

为此,腾讯放手了与o2o、交通出行、电子商务和搜索引擎有关的业务。

最后,这位财富世界500强的公司创办者强调了自己以及腾讯公司的价值观。第一点是正直,就是人品要正直,如果人品有问题,哪怕能力再强腾讯都不会要。第二点,腾讯对投资者非常尊敬。“从第一天接受投资,我就发誓说不会让我们的投资者失望,要尽全力去做,所以你看到我们公司是把所有的业务全部放在一个地方,不会通过财技把公司玩得眼花缭乱,投资者不知道你有什么漏洞,这是最怕的。”马化腾说。

由此延伸到马化腾投资底线和偏好,“很害怕你后面是不是还藏着东西,我希望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你身家性命只放在一个地方我就信了。”

威廉·福特:我相信新能源车在中国会发展得非常好

福特汽车公司执行主席威廉·福特今日在广州出席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他表示,“中国非常愿意推动新能源车辆,我觉得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深深感到鼓励,我觉得中国想要什么东西,它会让这个东西实现,我觉得电动化车在中国发展会非常好。”

威廉·福特: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非常的重要,而且在电动车方面有引领作用,中国有很强、很好的政策推进空气、清洁,因此电气化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穆瑞澜:电动车这边您已经推动了差不多20多年,是吗?咱们之前讨论过这个事,总的来说这个进程非常的慢。为什么?

威廉·福特:答案可能全球各地是不一样的,我先说在美国,在美国非常慢,为什么?因为基础设施非常慢,电池价格非常高,而且占地空间比较大。而对于单个的客户来说,大家也会对电动车的里程比较担心,行程的问题、成本的问题、重量的问题,现在电池技术发生变化,里程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消失了,而成本也在逐渐下降,但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穆瑞澜:你觉得中国会不会在电动车上领先?

威廉·福特: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推动电动车的新品牌,他们有非常好的技术,而且从成本的角度来说非常有竞争力,这是你所需要的。

穆瑞澜:此外,还有基础设施方面,还有政府。

威廉·福特:对,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在中国不用担心,一旦中国政府决定做什么事情就一定会做。

穆瑞澜:和美国不一样,是吗?

威廉·福特:当然不一样。

穆瑞澜:实际上你看到一些赢者就是颠覆性的创造者,比如说谷歌、特斯拉等等,你看我现在开车的时候,我也有非常好的导航系统,你怎么和传统的公司合作,和他们竞争?

威廉·福特:两年前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过,当时两件事情:第一,这些公司发现很难去把技术在新汽车里面集成。第二,知识产权,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你们的确在很多新的解决方案做了研究,你的基调是对的,未来你会看到很多公司之间的合作,包括OEM的合作,未来这个世界肯定非常不一样,和过去相比。如果你考虑过去,我们是非常固定的供应链。当然,对汽车行业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模式已经被破坏了,我们说已经被颠覆了。那么在这个交通领域最初的颠覆因子是什么?实际上也是我们的DNA中一部分,我们应该继续发挥我们这个基因。

穆瑞澜:你们要做什么来确保你们会继续保持颠覆性的创新?当然,最近有一点,你们的CEO换了,你们的CEO好像不是很安全吧。

威廉·福特:有一些还是很安全的,有一些安全,有一些不安全,但我想就这个Gewer(音译)而言,其实我一直在找这样的人,他可以同时做两件难做的事,第一个是运营日常的业务,即便我们未来前景非常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造车,所以日常运营很重要。第二个是在长远发展上能跟我一样的思考,所以这个人担任了CEO,在他任期期间有非常大的变革,他的运营能力非常棒。

穆瑞澜:你觉得无人驾驶、互联汽车、3D、共享单车等等,哪个是最难的?

威廉·福特:我觉得无人驾驶是最难的,因为有这么多的元素在里面,不仅仅有智能汽车,还要有智能的城市,还有道德伦理的讨论,还有信任,还有软件方面的发展等等。所以谈到技术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这些问题,大家一谈到新技术,首先有吸引力,但是你要退后一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真的能够帮助人们,个人,个体的客户,能够帮助整个社会吗?为了帮助他们,你必须回应一些相关的软性问题,不仅仅是信任或者道德,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项目推出之前考虑好。我们也知道劳动力这边也会有大量的变化,我相信这些问题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来进行讨论,否则在未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社会,对整个教育系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穆瑞澜:福特汽车其实在供应商方面也是一个领先者、先锋者,去年在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他攻击说你的福特汽车,为什么在墨西哥制造。

威廉·福特:我就去跟他见面了,我跟他谈了,非常好,跟他谈过贸易,跟他谈过税收,跟他谈过很多问题,福特会在美国、中国,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都会投资,我们在各地都可以提供就业机会,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坏事,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展。

穆瑞澜:下面有没有谁要提问?

观众提问:谢谢。我叫杰姆斯,我觉得您说的,我非常感兴趣,以一个客户来说,如果说你的车辆代理商,对他们来说,将来的销售渠道将会是什么?

威廉·福特:我觉得很多时候,现在这个代理的模型,我们也有全球的代理商,其实我们在全球也可以做维修,比方说像无人车,在很多农村当中,我们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务给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当然会改变,当然会有所改变,如果要维修一个车辆的话,做得好的话,我觉得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有没有驾驶,甚至我觉得无人驾驶的时候,你要把维修做得非常好,我们的代理商,他们的商业模式会不会有所改变,我觉得当然会,我们跟他们工作得密切,但是我觉得这会是一个优势,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坏处。

观众提问:您好!您觉得中国的市场怎么样?就新能源车辆来说。

威廉·福特:非常感谢你的问题。中国非常愿意推动新能源车辆,我觉得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深深感到鼓励,因为在成本方面,新能源方面,我觉得这些客户想要合理的价钱,我们希望中国的车辆都能够电动化,我觉得中国想要什么东西它就会得到,它会让这个东西实现,我觉得电动化车在中国发展会非常好。

郭台铭:特朗普很直接,每次都问我能给美国人多少薪水

富士康科技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郭台铭今日在广州出席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在谈到与特朗普的几次会面时,郭台铭表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人,他喜欢你就喜欢你,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非常的直截了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每次都直接问我,你会提供美国多少人的工作,薪水是多少,他不会给你讲其他的,他就讲得很直接,我也是一个生意人,没有时间,我觉得直接是最好的。”

穆瑞澜:很多年来,富士康是一个很大的承包商,现在你要转型到,你要换到产业4.0,你要讲到智能的产业,你能不能说一下?

郭台铭:邀请我来做演讲的时候,介绍就是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代工制造企业。其实我们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不是只有代工了,我要讲的是,我们很早就用AR,其实我们公司这么多年来累积了非常多,我们不是传统的制造业,我们已经可以帮客户量身订作,甚至帮客户选择,建议他用哪一种材料,像这一瓶水,老板看到可以找我,我可以告诉他,你用什么材料,用多少尺寸,人家开水的时候不会漏出来。

我觉得将来实体经济,我们也会用互联网,我们现在也在改变,因为中国现在也在推工业互联网,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要把我们公司的技术对中小企业开放,对所有中小企业,他们不管是做鞋子,做服装,做小五金的,我们现在准备把我们的技术开放给中小企业,我们叫做工业互联网。

穆瑞澜:我要讲三个地方:日本、威斯康辛、广州。从日本开始,为什么你买了夏普的平台?

郭台铭:为什么是夏普?因为我觉得夏普是一个领导者,但是因为日本的公司做得比较早,不管过去索尼、松下,甚至是夏普的创办人,都是在100多岁了,他们是第三代、第四代的经营者,有些甚至是第五代,他们大部分认为第一名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最希望的是把他们的产品做得安全。

讲到美国的威斯康辛州,美国总统川普当政以来,我觉得美国也有一些改变,美国有超过10个州的州长跟我联系,我建了一个很高科技的工厂,这两个工厂都是8K,这边看到的都是2K,8K就是一个大数据,是人工智慧。所以在威斯康辛州投资,我们发现第一个,它需要给美国人,尤其中部的人提供工作机会,这一点是美国白宫非常的重视。我们选择威斯康辛,因为威斯康辛他们都有非常好的,举例,我们机械业最向往的哈雷机车,它就是一百多年的,美国中部有很多。再加上当地的州长,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给我们优惠条件,一切都经过法律,这一点是美国好的地方,意见透明,不因人改变而改变的。所以你要我分析投资,我要补充一句,我们希望把美国的年轻人送到日本去受训,送来广州受训,让他们管理这两个工厂,这样子我们就会看看两边,哪一边的效率会比较好,目前看来,我们认为我们对两边都有期望,广州也在开展,威斯康辛州也在开展,这两个,我觉得我们要等一两年以后才能看得出来。

穆瑞澜:在威斯康辛州,你见到特朗普几次,是吗?

郭台铭:今年见过4次。

郭台铭:提到特朗普,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人,他喜欢你就喜欢你,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所以非常的直截了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为美国人找工作,他每次都直接问我,你会提供美国多少人的工作,薪水是多少,他不会给你讲其他的,他就讲得很直接,我也是一个生意人,没有时间,我觉得直接是最好的。

穆瑞澜:非常好,我也完全理解你的意思。最后一点,我们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也想问你另外一个,你的职业生涯中,乔布斯之外,其他著名的人是谁?

郭台铭:乔布斯,我真的很思念他。他对所有东西要求到极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其实我到现在还非常地怀念他,我是少数被邀请参加他葬礼的中国人,他对人的工作要求很严厉,可是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比如我在讲我们公司那个时候发生自杀的事情,他问那时候的董事,美国最好防止自杀的医生是哪个?后来那个医生来到我们公司住了6个礼拜,帮我们解决这个自杀问题。我非常怀念跟他在一起工作,乔布斯对你很严厉,但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会用他的真心来帮忙你,我觉得他是一个伟人。

穆瑞澜:我也非常感谢您今天也能够在这里参加我们这部分的讨论,而且和你在一起,我们了解到了全球行业这么多的历史,以及你们公司的未来。谢谢您!

方洪波:全球化贵在赢取信任

12月7日《财富》全球论坛的一场早餐会上,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谈及美的对全球化经营的认识。方洪波认为,从美的的经验来看,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难题在于融合与信任。他表示,美的未来路径非常清晰,依然会通过并购去实现全球化的扩张。

自2015年开始,美的集团加大了全球化经营步伐,完成多项海外并购。先后收购了东芝白电主体公司80.1%股权、库卡集团大部分股权以及以色列高创公司大部分股权等。目前美的与库卡已经在安得物流上展开合作。美的和东芝的合作则已经落地到马桶盖、清洁电器等产品上。日前,美的清洁电器事业部整合东芝、美国eureka两大品牌在其2017~2018年度经销商大会上发布了两款智能清洁家电新品。

不过方洪波也坦言,美的还处在一个全球经营和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公司。” 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2016年中国并购市场的交易金额与交易数量均再创新高。其中,财务投资者参与的交易数量增长了38%,海外投资增幅高达142%。方洪波称,美的依然会通过并购的方法去实现全球化的扩张。

方洪波认为,对于海外并购而言,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本地化”。“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性都是善良的,管理层与管理层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也要得到尊重、信任,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洪波举例说道,“我们一开始用中国的思维考虑,给管理层更好的待遇,更多的奖金进行激励,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更多发挥的空间,尊重和信任。放手给他更大的舞台有时候比物质激励更重要。”

摩拜CEO王晓峰:不甘赚快钱,希望做出像Facebook一样的公司

从联网的汽车、公交和火车到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世界各地的交通正在发生演化。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已成为高速铁路之都,而且正在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和共享单车的创新者。科技如何在全世界塑造出行的未来?中国将在这场革命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为探讨这些问题,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CEO王晓峰应邀出席2017《财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并于“出行科技革命”话题讨论结束后,继续向《财富》(中文版)透露了以下观点:

去年年底,王晓峰曾表示:摩拜离成功还很远。

如今时过一年,他的态度依然如此。

王晓峰:我们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位置太高了,所以你会觉得怎样做都不够。过去两三年,我们很幸运,找到了这种可以被亿万人使用的产品,并能在这么大范围内为人所接受,但我们也想说:摩拜是不是仍然有更具创新的产品能提供更多的服务给用户?

比如,在一座城市里面,早晨坐地铁上班体验感不好的人可能是以百万计算的;在全国可能是以千万计算。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很显然目前没有一个产品或服务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如果你找到了,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具有创新性的好产品。如果你把成功的目的地设的很高的话,你离它永远都很远。

公司可能遭遇的两大壁垒

王晓峰:一个是时间,我永远觉得自己的速度不够快,时间不够用。另一个就是人,People make difference,能把合适的人团聚在一起,这是非常难的事。比如,公司走国际化,一般你会指派你信任的中国人去。但我们在伦敦找英国人、意大利找意大利人、华盛顿找美国人、新加坡找新加坡人……这其实很难。尤其是对于一个只有两三年历史的,存有一些争议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目前,我估计我们在海外至少招募了十几个国籍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

目前,“盈利”依然不是摩拜所专注的点

王晓峰:我们是这个行当中,融资最多的企业,我们18个月融了五轮。其实你很难在世界范围找到一个产品具有通用性,自行车恰巧是其中一种,这样的产品我认为会有机会有更大规模的客户。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像Facebook一样,去服务10亿、20亿的人。当你有规模经济,再回来去想盈利的事情。就拿腾讯来说,谁也没想到今天QQ已经成为一个既可以跟你收各种钻,还可以帮你导流,还可以获得广告费的多元化收入。

摩拜与竞争对手之间最大的差异点:不甘赚快钱

王晓峰:(摩拜与对手)最大的差异在于:你是想赚快钱,还是想做有情怀的事。如果我只说服了你一个人骑车,我只赚了你一块钱,但由于你用两轮车代替了传统能源的四轮车,你对这个城市的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做了贡献;如果我能劝说一万个、十万个、一百万个人骑摩拜呢?

我们始终在思考能不能把商业模式和所谓的社会价值做结合,包括我们从来没想过往路上放会生锈的铁的车——全部车都是铝做的,虽然它造价更贵。并且你可以看到,只有我们是这样做的,其他市面上的99%的车型都是铁的,等两年之后你再看——只有我们的车不生锈。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些有抱负有想法的人才能做得久,所以挣快钱的玩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

王晓峰:公司是否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其实很好判断。首先,你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针对客户是否独立的差异化?对于这一点,我们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产品,不会说十辆车有八辆打不开;第二,我们非常希望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公民。无论从车的材料选择上,还是车的质量上。

回到15年的时候,那时自行车用的是机械锁,大概十块钱。当我们最早做商业计划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们去生产一千万辆车,每辆车都需要一把锁,一共需要付多少钱?答案是一个亿。这是方案A;但如果说,我们需要去研发一把自己的智能锁,里面放上芯片、放上感应器、放上sim卡、放上锂电池等等,这使得我们可以追踪车辆的位置,来保障用户的安全,提高应用效率。可是,这样一把锁需要300多元,如果一千万辆车都用,大概需要30亿。

如果这个公司是你的,把时光回到2015年,你来做决定,你会选方案A还是方案B?这是个很难的决定。但是我们最终选了那个比较艰难的道路,我们希望做一个可能投入比较大,但是比较长远的事情。

阿里给ofo施加财务压力?张巳丁:我们投资方很多

2017财富全球论坛于2017年12月6日至8日在广州举行。ofo联合创始人张巳丁于8日出席论坛,他表示,“ofo平台上有一千万辆小黄车遍布全世界,每天交易频次大概在3200万,中国最大的交易频次的平台是淘宝,每天是4000万,目前我们排在第二位。”

在被问及“阿里巴巴是否在一些方面,尤其是财务方面,给你一些压力,来让用户更多使用支付宝”时,张巳丁回应称:“我们的投资方有很多,不光是阿里巴巴,还有其他的战略投资方。”

以下为访谈实录(有删减):

克莱·钱德勒:说到OFO,当下是特别受欢迎的共享单车的平台,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是如此。我们对OFO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瞠目结舌,非常惊艳。在美国50多个城市,在丹佛还有其他城市有很长的共享单车的历史,很多的市政府都希望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让每年的自行车租赁能够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这个规模已经达到两亿美元了,我想邀请一下OFO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一下。

张巳丁:2015年还在学校里面,通过一年快速的发展,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宣布我们要进入到城市。昨天我们刚刚进了全世界第二十个国家,我们年初定下二十个国家的目标完成了,是法国的巴黎。我们现在在全球一共有20个国家、200座城市,因为整个共享单车发展速度太快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实际上共享单车遍布所有城市大街小巷。我觉得最主要的推动这个趋势发展的还是用户需求本身。因为我们最早在校园去验证这个模式,后来到城市模式,实际上我们把在校园的模式像拼图一样在城市不断扩大,一点点把拼图拼起来,现在发展还不错。我们平台上有一千万辆小黄车遍布全世界,每天交易频次大概在3200万,中国最大的交易频次的平台是淘宝,每天是4000万,目前我们排在第二位。

克莱·钱德勒:3200万的交易次数。

张巳丁:是的,每天3200万。

克莱·钱德勒:全球是一千万辆共享单车部署了。那么现在全世界我们覆盖超过200个城市,在这些中国以外的城市,我想问您同样的问题,你如何去建立当地的商业模式?因为当地的消费者和中国市场是不一样的。

张巳丁:我们有自己的思考,我们觉得不同的国家尤其是海外的国家,跟国内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在骑行文化上,非中国的这些国家骑行文化,尤其像美国和欧洲的骑行文化更盛一些。其次在道路交通和规划上,相对比较完善,所以在共享单车运营的时候,运营方式不一定就要按照中国的方式严格来操作,需要在中国的版本上适当做一些变形和修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选择进入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城市会有一个list,这是一个检查的清单,比如有地形、有城市人口的分布、有城市的密度,有这个城市当地的用户,他的日常使用习惯是什么,有没有这种传统的公共的自行车,类似这样的list,我们根据这个list不断检查我们去哪一个城市是更好的选择。

另外在海外做这件事情,必不可少需要跟当地的政府有相应的沟通。比如我们去意大利,我们目前在米兰运行的效果其实跟中国差不多,我们惊奇地发现一辆车每天的使用频次跟中国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基本是在同一个水平,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惊喜的事。这样的地方不是我们去盲目投放,我们需要跟政府有良好的合作,我们需要相应设置电子围栏的方式,更好确保我们的车被规范、良好地使用。

克莱·钱德勒:很多人说看到了共享单车的图片,有很多的单车被摞成一堆堆像小山一样壮观。我们知道单车也会有废弃的问题,我觉得其中一个困难点是在于有些人想从一个地方把车骑到另一个地方,但是他到了另一个地方,不愿意把车骑回到原点。据我看来,中国的政府或者监管机构,对于自行车被堆积在街上这件事情似乎还非常宽容。但是在美国的城市却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在美国共享单车的模式是和当地政府的合作模式,你必须要得到监管的批准,或者是你要得到当地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支持和批准,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张巳丁:我们还是一个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就是要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畏惧问题本身。在早期共享单车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您说的被堆起来、被人为破坏的现象,这样的现象的确存在的。总体来说相对少一些,在这块我们有几点思考。第一,我们需要更多研究用户本身的需求和他的行为,我们想要了解他为什么很多时候去做破坏我们的车,是不是因为车本身不够多,没有满足他的需求,还是他单纯有这样的破坏心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思考是如果需求不够多,如何更科学、合理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如果是用户只是单纯想破坏,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行为记录,根据你多次的使用行为和使用记录,对你有整体的信用评分,未来会约束你的使用行为。如果你经常破坏我们的车,未来你可能不能使用我们的共享单车。那我们觉得其实在海外的竞争中,必不可少肯定是有本土化的竞争。比如我们在美国,其实美国有很多家共享单车的公司,必不可少需要在当地和他们有竞争关系。但是我们觉得对于OFO这家公司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运营方式,去找到用户的需求,了解用户到底是怎么使用。

克莱·钱德勒:在美国的OFO支付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

张巳丁:海外化扩张的时候,支付手段其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不仅在美国,包括在欧洲,可能用户更习惯用别的消费方式。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产品理念上,我们的想法并不是强迫用户改变这个行为,必须要切换掉扫码支付,所以在这块我们的科技在研发上,我们的智能锁,目前有比较有趣的功能,就是你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去支付。但是如果用户愿意去使用移动扫码支付,我们也是支持的,我们觉得对于OFO来说,因为我们的标志就是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志,大家都可以理解,它就像一辆自行车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在体验上来说,对于中国的用户来说,无论你走到哪里体验都是一致的,扫码可以支付。对于其他国家,不是中国的这些用户来说,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提供非常方便的用户体验。你通过刷卡,通过NFC或者其他方式都可以实现支付。

克莱·钱德勒:这是否意味着OFO能够帮助支付宝在海外的扩张?因为我们要确保有非常顺畅的客户体验,尤其在支付方面,让他们非常有效地进行支付。那么阿里巴巴是否在这些方面,给你一些压力?尤其是从财务方面,给你一些压力,来让用户更多使用支付宝,会这样吗?

张巳丁:我觉得大家都了解,我们的投资方有很多,不光是阿里巴巴,还有其他的比如像滴滴都是我们战略的投资方,伙伴很多,我们共享了很多资源。在海外,的确随着移动支付在支付宝这边,我们其实也跟阿里巴巴有很多相关的合作,我觉得在这块更多的是探讨如何能够让用户的使用体验更顺畅。我们内部其实有一个小团队,说起来很有趣,这个小团队跟支付宝的扫码团队一起来合作,就扫码这一个动作,大家可能觉得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有几十个人,就做一件事,优化扫码的体验。所以你可能在很远的地方拿出手机扫码也能打开。

克莱·钱德勒:支付宝还是给你压力了是吗?

童士豪:是这样的。阿里巴巴为什么投这么多的钱呢?2014年、2015年滴滴打车发展非常蓬勃,今年是共享单车发展快。

克莱·钱德勒:你说获取、搜集的这些数据,他们必须要去下载一个OFO的应用对吧?在手机上是这样的,那么你如何搜集这些数据呢?数据会流向何方呢?它们是否会流入美国的相应监管部门呢?

张巳丁:数据的最基础的原则,就是确保用户的数据安全,在不同的国家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所有的用户数据通过每一次用户的使用会被记录下来,这个数据我们主要是分析用户的使用行为,一方面指导我们的运营工作,另外给城市的规划部门提供建议和思考,可以明显地告诉我们在城市不同的区域用户需求怎样的,规划应该怎么样去做。在海外的比如欧洲,我们需要设立欧洲的方式,我们要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对用户数据,总体的原则就是坚持用户数据的隐私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相应的分析,我们不会把它开放给第三方,暂时不会。

克莱·钱德勒:政府要求你这么做的是吗?这是强制的规定吗?

张巳丁:获取数据的时候都是要符合当地法律的要求的,不可能说在法律没有监管的地带做这个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在数据这块有专门的法务团队,我们要确保我们在做数据搜集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安全的原则。

童士豪:我们还有其他独角兽的公司,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崛起。它们的业务可能不一定只在一个市场,我们发现有些独角兽的观念是叫墙里开花墙外香,再一个地方出现到另外一个地方发展壮大。不管是摩拜、OFO或者其他的单车公司,他们都是有独立的机会、独立的地位,到国外也是如此,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中国华信:走出去需润物无声

12月7日,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蒋春余在《财富》全球论坛期间参与了“一带一路”的讨论。他认为,中国华信作为一家在“一带一路”沿线深耕的民营企业,是有发言权的。

中国华信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不是与单一企业合作、做单个项目,而重在产业链甚至价值链的战略布局,更多着眼于资源的组织和整合,大大增强了产业协同和获利能力,不需要大量裁员换人。以收购捷克扎达斯(ZDAS)特种钢铁公司为例,扎达斯拥有50年发展历史,是捷克三大工业钢铁企业之一,也是欧洲一流的炼铁及相关领域的冶金工业和工程企业,共有2500余名员工。华信在并购过程中,非常注重维护与当地政府、议会、公会和民众的关系,承诺不裁减一名捷克工人,此外,在进行战略与财务管控的同时,该公司继续沿用原有管理团队,维持本土化的管理风格和水平,充分尊重当地民情民意,这也是此项收购能够顺利获得捷克反垄断局批准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蒋春余认为中国华信海外投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既尊重当地文化,又把中国文化带到当地。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文化融合上“栽跟头”的例子并不少见,而华信在捷克却能讲好“两国语言”,赢得了上至总统、总理,下至普通民众的好评和认可。

中国华信在捷克投资了很多看似和能源投行主业无关的项目,例如收购足球俱乐部、啤酒厂、媒体集团,还资助开展中医等多个方面的公益活动。在蒋春余看来,用上千万欧元挽救濒临破产的斯拉威亚足球俱乐部,是华信为捷克百年传统品牌的延续所做的努力,是中国华信对捷克足球和文化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其换来的是百万捷克球迷的关注,从而打破中国企业进入捷克的文化鸿沟,建立起华信乃至中国企业在捷克的品牌信用。蒋春余称,这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同时,中国华信在捷克资助的中医项目也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他说,中医门诊部自投入运营后,预约挂号供不应求。最近,中医法在捷克众议院获得通过,今年会在参议院进行讨论和投票。该法案一经通过,中医医生将在捷克具有合法医师资质,这将大大推动中医文化的传播及中捷在医疗领域的合作,让中医诊疗惠及更多捷克民众。

杨致远:中国的创业者已从模仿者开始变成引领者

以数字时代指数级的科技进步为基础,一场新的创新革命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无人机、机器人、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纳米技术、3D打印技术等,也正在给各个产业带来变革。在这场新的革命中,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摆脱了“模仿者”的身份,成为了全新科技的提供者。通用电气大中华区及通用医疗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思科首席执行官查尔斯·罗宾斯、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与主持人亚当·拉辛斯基分享了自己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性技术的见解,并点出了各自最看重的技术前景。

杨致远表示,中国的创业者之前复制西方,但是到2009年以后,中国开始真正进行创新,从模仿者开始变成引领者。

亚当·拉辛斯基:非常感谢各位!杨致远,我想问一下从全球以及从中国的角度上,创新是什么概念?

杨致远:好的,我也考虑了财富全球论坛和我之间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是95年参加了嘉宾讨论,怎么去使用互联网,这是当时的主题。在99年的时候中国上海举办了第一次财富全球论坛,现在又是18年之后了,我们又在全球论坛里边相聚,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创新,包括在中国也好,在硅谷也好,尤其是中国经历了一个阶段,中国的创业者之前复制西方,但是到2009年以后,中国开始真正进行创新,现在有很多针对中国的一些创新活动,所以可以看到不仅仅大型企业在开花结果,包括下一代的美团、滴滴等公司也在进行创新。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二分法局面,过去15、20年有了很大的成熟,未来我相信可能会更有意思,未来的人工智能和一些新技术会怎样使用,当然了可能和西方的途径不一样。

亚当·拉辛斯基:我们知道世界全球论坛对你也很重要,你是硅谷的一个高级执行官,但是你在中国的参与也非常积极。

杨致远:我觉得很多时候打雷会被打到的。我创立了雅虎以后来到了中国,当时有一个人带我去参观,带我参观的人竟然就是马云。有一次我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发觉他创立了阿里巴巴以及淘宝,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阿里巴巴投资,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投资,通过阿里巴巴我们看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兴起。另外还有联想,我们也投资了联想,从技术方面也看到中国不同的观点。

亚当·拉辛斯基:你可不可以说一下GE在中国做一些什么呢?你对于创新的看法是什么?

段小缨:中国现在是美国之外的最大的市场,我们在中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有六个垂直的行业,就是航空、医疗、能源,在这三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大的前景,新能源、绿色能源还有航空等等。所以,你讲到创新,讲到不同的阶段,我们体验到同样的事情,比方说像医疗,十年前我们在这边根本没有做任何的产品开发,只是卖一些医疗的设备。现在在中国我们就开始在开发、设计,从CT、MI,到超音波,不只是设计,我们还在中国制造。所以我们看到不同阶段,我们看到过去十年在增长,所以这个是附加价值的过程,我们的供应链的速度特别快,而且我们成本也低。我们只要把美国设计的平台拿到中国,然后当地化,这么一来,我们就把成本降低了25%。那我们说是创新,但是其实应该是原创,也就是说原创工程,很多时候中国自己本身一些市场的需求,在别的地方可能没有这种需求,所以才会开发。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生物医疗。我们要做一个生态系统的合作,我们希望有合作伙伴。不只是我们,跟其他的医疗界的人,跟他们做一些临床试验,然后做一些制造,就把它全部融合在一起。

查尔斯·罗宾斯:我们跟这两位非常类似的,我们刚开始在中国制造,后来并购了一个公司,我们现在在中国有最大的研发中心,我们有很多中国的员工都是在做研发。2016年我跟中国政府官员见过面,他们跟我说,希望能够跟我们一起合作,建立一个绿色城市,那就是广州,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表示他们的思维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在领导创新的世界,今年4月我们就破土,我看到大概4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做一些建造,我们有一个创新中心,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制造过程,让它变成智能制造,让这些城市变成智能城市。所以我觉得看到这整个过程的变化,我觉得非常让人兴奋,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思维的改变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你在各个行业里,看到有很大的技术的改变,特别是广州,你可以看到有最多的活动在这里进行。

亚当·拉辛斯基:智能城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查尔斯·罗宾斯: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在建造,他们破土,从基础开始建设,包括所有的事情,有智能的照明,有所有的智能的交通,会在地下建施,然后在广州的不同的地方,会有人工智能中心,然后把这些综合起来,让这些AI的把东西送到我们的研发中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智能城市的愿景,就是要看你们个别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要从头做起,这种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机遇。

亚当·拉辛斯基:为什么会选上你们呢?因为你有中国的竞争还有其他的竞争对手,他们是不是应该找别人来跟他们合作呢?

查尔斯·罗宾斯:当然要来找我们,因为我们有领先的地方,我们可以帮助企业使用下一代的技术。五年到十年之后,你会看到全世界所有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你也看到大流量的技术的分配,这些所有的资产的基础就是网络。那我们就是在网络上要有创新,可以让你去面对,把大数据用大规模的方式来分配,你要在有价值的地方,你要把这些大数据输送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数据会有价值,所以我们要把投资放在核心里,也就是网络,因为网络接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

亚当·拉辛斯基:致远,我有两个问题,中国的科技公司是在哪里开始改变的,它怎么从这种模仿的阶段变成引领者?硅谷对中国的看法是怎么样?

杨致远:我觉得查尔斯·罗宾斯说得都很对,我觉得过去在危机之中就会有很多的机遇,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有了很大的金融危机,中国的企业就看到了美国的商业模式的脆弱性,我觉得2009年以后中国的科技公司就有了大的变化,现在硅谷,甚至是美国,觉得中国的网络规模之大让他们很难理解,比方说像滴滴有千万人在乘坐,美团外卖有很多人在用,美国人是很难理解这么大的消费群体。

亚当·拉辛斯基:之前大家提到了复制的时代已经开始发生转型了。

查尔斯·罗宾斯:的确是这样的,很有意思,我不认为美国人能够了解这一点,在硅谷,我不说名字了,一个比较大型硅谷公司的CEO给我打电话,他想跟我聊一聊关于中国的事。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就表明他对中国理解的深度还是不够,你不能坐在家中去了解中国的市场。在过去五年我来中国16次-18次,当然,我即便是来了16次-18次,我也不能称自己是专家,我现在比五年前了解中国要了解得多,我只能这么说。

亚当·拉辛斯基:这个CEO应该来中国。

查尔斯·罗宾斯:对,我完全同意。

亚当·拉辛斯基:提到互联网,查尔斯,从航空角度来说,GE也好,航空也好,未来你怎么看?我觉得航空这个行业好象没什么变化,很安静,好象并没有那么令人振奋,你觉得航空有什么创新??

段小缨:两个,也许你不知道,波音和空客加起来,中国生产的飞机占整个生产量的三分之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目前是排在美国之后,但是我想在未来10年中国旅客的数量会成为第一,所以大家会对新机场、新飞机有更大的需求,我们还会继续在喷气发动机方面继续来生产,继续来服务。数字化大多出现在消费者角度,互联网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以及体验的方式,但是工业世界里面的数字化刚刚开始,GE在5年前进入内部重大转型期,怎么样更好地应用大数据,包括OIT以及整个工业领域里面的技术可以更好地使用,让工业客户能够从技术改革中获益。之前我谈到我们生产喷气式发动机,卖发动机是我们的业务,但每个发动机实际都给我们搜集大量运营的数据。比如与中国东航有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会更多地关注如何节约燃料,还有提高空中运输的安全,这些领域我觉得未来有潜力,而不仅仅是消费者,工业领域也会有很好的收益。

亚当·拉辛斯基:致远,你是互联网的领先者,或者一直在前线,你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有什么看法,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领域有怎样的机会呢?

杨致远:实际在2012年的时候,数据赋能业务是非常大的一个投资机会。从那时候开始我一直投资非常早期的一些公司,之后按照数据的轨迹等等来进行投资,尤其是针对那些想用数据来改变自己生产效率的企业。从2013年到现在,数据的确渗透到了我们每一个经济领域中,不管制造业也好,还是医疗、生物科技,还有无人机等等,我们看到数据的确给我们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我们谈到了90年代,甚至2000年左右颠覆性的传统媒体行业,但是现在这个颠覆性的变革在很多领域都在发生,而且速度更快。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如果看一下数字化或者数据的应用,还有食物技术、航空技术、农业技术等等,如果把它们结合起来就会发现有大量的创新活动在进展中。我们觉得非常令人兴奋,这是创新的黄金时代。

摩根大通李晶:消费升级将成为未来三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动力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亮眼的,达到了6.9%,我们对2018年也充满了期待,中国经济增长会超过6.5%。产业整合、消费升级、去杠杆化,会成为2018年增长的动力。”

2017年12月7日,在财富全球论坛上,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亚太区副主席李晶在接受腾讯财经专访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做出了上述预判。

李晶认为,在产业整合、消费升级、去杠杆化中,消费升级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强劲动力。“中国的消费市场非常庞大,已经达到了4万亿美元,在今后三年,特别是在电子商务的推动下,中国的消费市场会增长2万亿美元,增长部分相当于整个德国的消费市场。”

不过,机遇之中也有风险,她提示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的负债率,以及中美贸易之间可能出现的摩擦。

对于近期全球市场最为关心的特朗普税改计划,李晶评价称,面对这一几十年来美国最重要的政策,市场都在担心美国企业是否会抽出海外投资,加码本土投资,以及企业利润增加带来美元增值而新兴市场货币贬值。但她认为,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无需紧张,“短期来看人民币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力,但是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继续向好发展、国企改革顺利进行,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会比较稳定,此外,美元也不会大笔从中国抽出。

欧莱雅(中国)CEO:“美”的本质是自信,美妆将迎来巨大市场

斯铂涵是欧莱雅(中国)近20年历史上的第三任CEO,于六年前被派至中国。见到他时,他已经可以流利地念出本刊杂志上的几个中文句子。这位经理人曾于三年内将一个韩国化妆品部的增速提到了整体市场的两倍以上。目前任期内,他已为集团引入了圣罗兰、科莱丽两个品牌。

中国新消费群体的增幅不容忽视。据预测,至2022 年,中国中产阶级人口有望超过 5.5 亿,而这些人的需求与消费偏好也将具有极大的全球性影响力。人口统计数据也在发生着变化:超过 4 亿人口的千禧一代已成为新的消费主力军,而接下来的 20 年,老年人口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而这些群体也滋生了新的产品与服务需求。仅仅在去年,中国游客出境游消费超过 2600 亿美元,刷新出境游消费新纪录。希望涉足中国市场的企业将如何利用这些新趋势?

创立至今110年的自我变革

斯铂涵:欧莱雅本身是由一位化学家创立的,一百多年来,它的基因始终是通过科研实现创新,只为美服务。创新科学是我们的强项,比如,我们的创始人是第一个发明我们无毒染发产品的人;此后,我们又创造了能够对抗紫外线的绿色化学,用来防止皮肤衰老等等。

在中国,我们创建了一个位于上海浦东的研发中心,拥有大约500名研发人员,在各个领域里做研究。最近的一项成果是一款全新的美即面膜——它的面膜纸是与精华液分开装的,当你要使用时,再把精华液注入到面膜上。它带给你的精华液会非常新鲜,效果也比浸润了很久的传统面膜好很多。

如何赢得活在“数字化”中的千禧一代

斯铂涵:千禧一代自我表达的意愿很强,而且很愿意在“美”上花时间和金钱。并且,这些年轻人的确是为数字化而生,并活在数字化之中。所以,针对这样一个有具有特殊性的群体,特殊定制是很重要的。此外,一定要将线上与线下结合起来,形成互动,构成整体。

我发现,千禧一代对于产品的要求比较独特——产品需要更加个性化、更加安全、更加有效、更加有内涵……对于产品的成分,他们会看得很仔细。他们喜欢带有自己烙印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圣罗兰口红管上可以刻上自己的名字。

同时,我们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品牌的组合。我们一共有23个品牌,它们都分别具备各自的特征。比如美宝莲纽约有一种时尚感;巴黎欧莱雅有一种法国的优雅……为每一个品牌赋予一个独特的角色,会得到一个好架构,以服务于需求苛刻的千禧一代。

美妆行业机遇大于竞争,最大挑战在于速度

斯铂涵:美妆市场具有很大潜力与机遇。这里有千禧一代,有男士,二胎政策开放后,也会有更多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我们的23个品牌所构成的架构布局非常清晰,每一个品牌都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个长远的未来。

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挑战,那么我认为应该是速度。我们必须非常快的去抓住机会并自我改革,我们必须要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

斯铂涵:我认为“美”就在于一个词:自信。有一项研究表明,当一个女性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时候,她迈开的步子都要大一些——如果一个人足够自信,她的外表是很不一样的。

前美国财政部长:中国在带领整个世界 美国已经落后了

随着中国从全球化的适应者变成他的驱动力,中国的跨国公司在从欧洲到非洲的各个市场的发展如何?西方公司如何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因地制宜、转变策略?针对各地人群的关键特征,企业该如何应对?在当今这个全新的全球化时代。哪些做法最有效?在2017财富全球论坛《处于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新时代的竞争》分论坛中,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保尔森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飞利浦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万豪敦与主持人妮娜·伊斯顿(财富全球论坛联合主席)展开了深入探讨。

亨利·保尔森在讨论中表示,“我觉得中国在带领整个世界,比方说电动车,或者是无现金社会,美国其实已经落后了。中国现在有很大进展,有很多本土的创新,海外公司他们不愿意把技术转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不仅对中国,对这个世界,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妮娜·伊斯顿: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最后一节的讨论。我想问一下亨利·保尔森先生,你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中国现在是全球化的驱动力,你会从不同角度看这个问题吗?

亨利·保尔森: 今天的中国是同以往不同的中国,全球的跨国企业和国际性企业在中国,与5到6年前相比是不一样的。现在全球的企业总是问我们说怎么样得到最好的对策,我告诉他你要把最好的人放在中国。这个和几年前也是一样,你在中国的管理层应该考虑怎么样在本土下进行运作,所以挑战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处理,但也是有机会的。

妮娜·伊斯顿:美国曾经是全球化的驱动力,现在你对中美之间的关系怎么看?

亨利·保尔森:说实话我还是挺关心的,尤其是中美关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要合作的时代,我总觉得中美之间是有机会可以合作的。

妮娜·伊斯顿:冯国经先生是在广州起家的。

冯国经:是我的祖父,不是我,我还没那么老。

妮娜·伊斯顿:相信您也看到广州这个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冯国经:广州一直是中国的贸易门户,她现在再次把自己奠定成为了重要的角色。

妮娜·伊斯顿:你对全球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你觉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冯国经:我觉得亨利·保尔森刚才说得非常对,因为现在的世界非常复杂,有些领域我们会竞争,有些领域我们会合作,我们应该在中间找到平衡。我们应该更多地鼓励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更多的接触,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鼓励更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接触,这样未来大家是可以一起合作,可以一起获益的。当然有些领域是要竞争的。

妮娜·伊斯顿:万豪敦,你的公司是一家荷兰公司,你让它变成了更有创新,在医疗方面做得很好。

万豪敦:对的,其实我们是一家全球公司,因为我们只有百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荷兰,我们在中国已经超过了100年,我们把中国称为第二个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本地化,不仅对本地有帮助,我们还要做研发、服务。

妮娜·伊斯顿:飞利浦这个品牌非常有名,很多人对它也有很大的需求,你要怎么继续生存下去呢?

万豪敦:我觉得很多公司如果说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需要不断地重新改造自己。几年前我们开始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开始做一些广告,除了在医疗方面,我们其他地方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服务,比方说环境方面、保健方面、健康方面,所以我们把灯泡和电视业务卖掉以后,开始做一些大数据、做AI,从点连接到面,因为我们知道在保健方面花费的成本一样,但是得到的成果要更好,所以我觉得技术会扮演很大的角色,而且这会让我们有很大的成就感。

妮娜·伊斯顿:你觉得中国处在创新的哪个阶段?

万豪敦:中国一开始是很好的很低成本的制造国,有很大的消费群体。现在中国进入了创新的阶段,很多创新来自于中国,可以说技术会从中国输出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中国有很多的人才,他们在数码世界里并不逊于美国。

亨利·保尔森: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在带领整个世界,比方说电动车,或者是无现金社会,美国其实已经落后了。中国现在有很大进展,有很多本土的创新,海外公司他们不愿意把技术转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不仅对中国,对这个世界,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万豪敦:现在我们的创新非常快,所以我们需要开放合作。你可以保护你的知识产权,但是比方说我们在诊断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智能来诊断,我们请了中国的公司做这个平台,制造了生态系统,让我们共同生存下去。我觉得我们不只是竞争,我们其实是合作的。

冯国经:我想补充两点,我非常同意两位的看法。首先我们要关注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市场非常年轻,跟美国比起来起码小了10岁,也有很多到海外去旅游的中国人,接下来大概有两千万人会到海外旅游,我们会看到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尤其是新的技术商业模式也在发展。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中国看到的东西在世界别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点,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在中国开始注重可持续发展,重点可能会放在创新、保健、环境保护,所以我觉得政府会鼓励创新,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腾讯副总裁张颖:适度的监管环境成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重要助力

《财富》论坛举行以“全球金融科技展望”为题的圆桌论坛,腾讯副总裁、微信支付总经理张颖对话《财富》论坛高级编辑杰夫·科尔文,共同探讨新时代金融科技的发展。

微信支付是如何在3年内快速成长,并推动中国向世界普及“智慧生活”?现在就来揭秘。

微信支付普及8亿用户,离不开时代发展的天时地利

移动支付在中国的全面普及离不开“天时地利”的推动。过去的五年,中国适度、合理的监管环境,给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宽容、开放的大环境。中国人观念的变化也成为移动支付加速普及的“地利”。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新一代的中国人更愿意接受创新和改变。而微信红包是在创新上的一个突破,通过红包将社交互动与移动支付相结合,首创社交支付理念,改变了国人传统的“支付习惯”。昨天Pony提到,中国已有超过8亿用户使用微信支付,这给移动支付的普及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同时,移动支付也是支付的一种补充,在线下的不同场景存在信用卡、现金、移动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但不管哪种支付,核心其实都是货币在流动。

创新的科技技术+广泛的应用基础,“双轮驱动”成为中国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之所以能在?融科技范畴具有领导地位,这得益于以微信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对移动支付等产品的大力推动,以及鼓励创新、激励创业的社会经济大环境。

技术创新带来10倍交易规模,微信支付打造便捷与安全的用户体验

创新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比如说微信支付的转账功能,当时在微信上设计转账体验的时候,希望能像发消息一样简单,把钱转给一个人不是一串数字。现在转账甚至超越了红包成为整个社交支付的最基础的体验,它的交易规模是微信红包的10倍。

移动支付的安全性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但事实上我们背后注入了非常多的创新技术来构建安全风控体系。因为微信ID的唯一性,移动支付产生的交易是电子化、可追溯的,并且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风险。以技术创新手段来保障金融科技领域的安全,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技术是金融科技成长的骨架,而创新是金融科技未来实现飞跃式发展的助力。微信支付对于安全技术与创新体验的把控,不仅向行业提供了金融科技产品开发及运营的丰富案例,更让中国金融科技产品的实力,向全球更好地展现。

微信支付促进产业链融合,联合3万伙伴共建中国金融科技生态

整个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不是一两家公司的事,是行业甚至跨行业的目标。在金融科技发展的环境里,有餐馆、有零售,也有银行的业务,场景十分复杂。其实每个公司都有强大的地方,同时也有做不到的地方。

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在开拓线下支付的时候,意识到即使腾讯这么大的公司也无法满足线下所有场景的需要。因此,我们跟近400家银行进行了合作,有超过3万家的服务商合作伙伴。

现在,微信成为个人ID,支付是商业触点。未来,微信支付将通过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更广泛地渗透整个产业链,并与支付相关的合作伙伴融合与协作,共同打造金融科技发展的机会。

同时,随着微信支付的加速普及,一种影响数亿人的智慧生活方式也在中国出现,这跟中国经济新动能息息相关。智慧生活成为新经济引擎,连接银行、开发者、商户,形成生态合?,帮助线下传统?业提升商业效益,促进社会经济效率。

在技术推动时代进步与变革的当下,以微信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正在颠覆传统国际金融理念与生态。在国内已广泛普及的微信支付,也在进一步拓展能力,并走向海外,让世界了解从中国诞生的“智慧生活”。

1、在中国搞金融科技创新,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A:创新的科技技术+广泛的应用基础,“双轮驱动”成为中国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之所以能在金融科技范畴具有领导地位,这得益于鼓励创新、激励创业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加上政府与监管的支持配套,也推动了传统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间的相互协作。

同时,中国的消费者趋向采用电子化消费,中国拥有数量比例惊人的“数码原居民”,他们对电子化、移动互联网持有开放的态度。

2、哪些前沿技术能应用到金融科技创新中?

A: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这些前沿技术都能应用到金融科技创新中。

比如在广州,微信城市服务、微信小程序、人脸识别、位置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应用正在助力广州打造智慧城市。我们和很多合作伙伴一起打造的“微信智慧生活解决方案”,融合了数字时代的创新技术研发,还开拓了丰富的场景应用,我们可以为传统行业提效增收,实现内部管理、外部生产甚至产业模式的智慧化转型,加上大数据、云计算的加持,未来很多行业还可以提供更个性、更深度的增值服务。

这些前沿技术也被应用到金融科技安全领域的创新中。比如微信支付有一套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首先因为互联网金融的互联互通性,手机支付消费后可追溯,这是这套风控体系的底层基础。而基于交易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技术等前沿技术而设计的产品反欺诈机制,我们才能部署整合式的财产/帐号保护机制。

而在支付领域,微信支付也发力与银行的合作模式,将微信支付能力与银行服务相结合,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玩法与体验。此前,微信支付与浦发银行信用卡联手推出微信支付绑卡消费享多倍积分及积分兑换立减的活动,不仅很好地契合持卡人支付习惯,也满足了不同层次用户的积分多样化使用体验,优化用户的刷卡体验,促进用户好感度、忠诚度提升,进一步盘活信用卡积分价值。

3、能否列举一些金融科技的应用场景?给用户的日常行为带来了哪些影响?

A:以财富论坛的举办地广州为例,上个月,我们与广州地铁集团推出了乘车码服务,直接用手机扫码就可以坐地铁,同样的智慧出行方式也在全国十多个城市的公交场景落地。越来越多传统行业,为了提升服务体验,主动拥抱金融科技创新,和我们一起解决线下场景中的痛点,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自身的运营效率。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在哪一瞬间让你觉得移动支付真的改变了生活?有人说是突然发现自己一个月没取过钱,钱包里只剩三块钱;有人说发现路边卖烤红薯的大爷甚至乞丐都在用微信收钱的时候;有人说是公司楼下的便利店早高峰买单再也不排队的时候。我们正在和合作伙伴们一起改变消费群体的习惯,中国人逐渐习惯了“只带一部手机出门”。

4、微信支付在中国的金融创新中,扮演了哪些角色?

A:移动支付在中国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具备标杆意义。截止2016年,95%的中国网民通过移动设备上网,而他们当中有68%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移动支付。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体量已达到美国同行规模的70倍。据最新数据显示,微信支付推出仅三年多时间,月活跃账户及日均支付交易笔数均超过8亿,与近400家银行分行进行了合作,并拥有超过3万家合作伙伴。

中国进入国民移动支付时代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都与微信支付有关:一个是微信红包改变了传统的祝福方式;另一个是滴滴打车与微信支付的结合,改变了传统的出行方式。这两个事件都体现了由微信支付首创的“社交支付”理念。

移动支付的加速普及,还直接导致中国首次出现了一种影响数亿人的移动支付智慧生活方式,这跟中国经济新动能息息相关。智慧生活成为新经济引擎,连接银行、开发者、商户,形成生态合力,帮助线下传统行业提升商业效益,促进社会经济效率。因为降低了金融成本,这种智慧生活正在悄然消弭城乡差距。我们和商家、银行、服务商等生态角色里的合作伙伴们,持续开拓丰富的应用场景。目前微信支付已覆盖了30多个行业,数百万家门店。

5、微信支付在海外的金融布局中,做出了哪些成绩?

A: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袭来,各国间贸易迅速发展,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倡导下,微信支付也在加速海外发展的步伐。目前,微信支付跨境业务支持19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合规接入,登陆超过 13个境外国家和地区,支持12个外币直接结算,覆盖了包括餐饮、零售、交通等丰富的场景。同时,微信支付也为海外商户建立了一个与中国消费者接触的机会,通过公众号、小程序等丰富的微信生态能力,实现长期的客户运营,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跨境电商平台。

6、微信支付给未来的消费升级带来了哪些影响?

1)大数据运营将给各种规模的企业带来更多深度转型机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形式,提高各行业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拓展金融场景;

2)场景化运营将带来更多智慧化的生活解决方案,个人消费领域将更智能、个性化、自动化; 比如无人零售、无人餐厅的出现,停车加油场景中的免下车自动付款;

3)平台效应+创新应用将加速移动支付全球化,中国式智慧生活方式将全球化。继输出中国商品后,中国开始在金融服务领域向世界输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全球价值链时代的智慧生活,连接起中国梦与世界梦,不仅是中国国家软实力提升的标志,也是全行业参与者共同的机遇,而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第一次历史性地走在了世界前列。

1、微信红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过年的方式,能否再说说微信支付还在哪几个方面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

A:以前出门大家都会念叨“手机、钱包、钥匙”,现在带着一部手机和钥匙出门甚至走遍天下都正在成为现实,这对习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中国人来说,改变传统的支付习惯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推出微信红包、开创社交支付的体验只是我们推动移动支付普及的第一步。从改变支付方式开始,如何深入衣食住行各个领域,从小额高频的场景切入,消灭生活场景当中的一切不便捷,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从智慧医院、智慧景区、智慧餐饮、智慧零售到智慧加油站,直到实现城市的全面智慧化,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正在逐渐实现。

2、近期腾讯接连在地铁、公交、索道上推出了乘车码,并且和12306也达成了合作,为何率先在出行领域搞出这么多创新?在出行领域试水金融创新,有哪些优势?

A:我们在公共出行领域推出这么多创新,是我们从2013年开始推行的“微信智慧生活解决方案”在交通场景的延伸。交通出行是一个城市发展脉络的直接体现,也是各生产要素流动的决定性因素。

但在实际执行中,最难啃的也是交通支付场景——它具有小额、高频和刚需的特征,然而支付方式却五花八门。高速过路费有粤卡通、e卡通、现金等方式,停车场有中央缴费、出口交费等形式。公共交通支付则有手机、银行卡、公交卡、现金等多种方式。

所以,腾讯智慧交通一开始要做的就不只是解决公共交通的痛点,而是将用户出行生活的各个场景融合在一起,简单来说就是“0-1-3-5-7”:以用户出行半径为标准,0公里内实现停车场无感支付;1公里实现共享单车无缝接驳;3公里内由腾讯乘车码在公交网络内解决;5公里内由滴滴打车覆盖;7公里及以上可使用腾讯乘车码乘地铁;城际之间则凭借全面接入12306的微信支付购票出行。

微信在出行领域试水金融创新,因为单独切入支付环节,首先提升了交通系统的效率,让用户的乘车体验更好更快;

其次,微信的社交体系与广泛覆盖,小程序轻量级的连接方式,让“一部手机+一个微信”的搭配是公共出行升级的最优解,也能最顺畅地串联、融合各种场景;

最后,各城市能够快速推进自身公共交通系统的智慧化转型,微信支付背后的数据化、智能化、统一化的平台能力可以提升服务水平、优化用户体验,也使得内部运营更为高效。加上融合了腾讯平台的社交、大数据、金融科技等优势,把交通出行和智慧城市无缝衔接起来。

3、能否谈谈微信支付会给最前沿的无人店带来哪些帮助?

A: 我们过去谈无人店时,都提到一个词,全流程自助化服务,微信支付首先带来的是从选购商品、支付、服务通知等一系列产品能力的整合,构成了无人店的智慧闭环。有效缩短了顾客消费半径,提高消费频次,实现人、货、消费场景数字化的互动,这给顾客带来了快捷体验,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也大大提升了其对品牌的好感度和忠诚度。

对这些线下零售、餐饮行业来说,降低营运成本,提升服务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同时,也让这些企业本身可以花更多精力专注于为顾客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更舒适的体验,甚至更个性化、智能化的增值服务。这样一个个无人店从点到面,才能全方位创造一种都市便利生活体验。小程序“无需安装、触手可及、用完即走、无需卸载”的特性很好地延续了微信去中心化的理念,小程序码、门店小程序、附近小程序等能力的上线,也进一步降低了小程序的开发和使用门槛,有助于拓展基础能力和线下服务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提供底层的基础能力和方案,让零售商户和开发者自己去构建小程序,打造基于小程序去中心化生态的新零售机遇。

微信支付未来还将推出点餐小程序、人脸识别、个性化菜单、用餐评价体系等多样化服务能力,不断优化无人智慧餐厅的便利与智能体验。

4、之前微信支付面向商户开放交易数据能力,未来还会给商户开放哪些能力?会带来哪些帮助?

A:8月,微信支付向商户开放数据,给予商户更大自主运营权限,让充分了解和利用自身的交易数据,通过可视化的便捷操作,及时高效地分析业务问题,为商业决策做支撑。

10月底,微信支付发挥关系链的优势创新,上线了“红包店”活动。通过线下扫码、支付领红包,小程序抢红包的模式,增加了社交关系链和商业支付之间的联动,也给商家带来了更多的流量和动销,更好地扶持商户运营。

过去一年,中国社会整体向“智慧型社会”的转化明显提速,微信支付成为促成这一效应的重要推手。在“智慧社会”发展过程中,微信支付不断从产品能力、运营扶持、激励发展、合规管理等方面为商家与合作伙伴赋能。

微信支付基础能力建设与数据开放、稳定的扶持政策与资源投入使得生态体系健康发展。不断优化体验和“极致开放”策略,也让微信支付吸引了大量第三方、商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生态构建中。未来我们还将继续秉承“极致开放”的策略,做好“连接器”,帮助更多行业合作伙伴通过微信支付实现智慧转型,推动智慧生态体系健康发展。

(参加广州《财富》全球论坛的嘉宾们)

40年前,中国企业跨入世界,企业变大,世界变小。

40年后,中国企业融入世界,企业变大,世界更大。

在2017《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隆重之后,中国企业更需要静下心来回归企业管理的常识和经营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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