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理，青年批评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写在文学史边上》《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等。

这项提名工作，一度对我构成巨大挑战，犹疑、不敢动手。有那么多现成的、冠以诸如“新时期小说思潮史”的著作，是否应作参考？是否应该请出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选本以作取径？近来文坛已有类似的榜单新鲜出炉，是否应该在此基础上查漏补缺？朝野之间各类小说奖项获奖名单是否需要重温……

然而“40年，我的40篇”的大标题，终于让我释然，这个标题意味着《收获》的主事者们纵容我一意孤行。这是“我”的榜单，我当然能够、也只能为自己的记忆、趣味和印象负责。

比如，1980年代的现代派和先锋小说在学生时代提供给我无法磨灭的文学教养，尽管这些作品后来受到种种“反思”，但我还是想选入刘索拉、马原、苏童和孙甘露当年的作品。

又如，同样源于个人阅读记忆和阅读感受，像王安忆这样肯定无法绕过的作家，我放弃了她的那些长篇，而选入《叔叔的故事》。

这当然不是一份具备经典意味的“封神榜”，选入王蒙、莫言、余华、贾平凹这样的作家可能无须迟疑，早已有文学史的巨大坐标系为你指路。那么，既然享有选择的自由，为什么不把这项工作设想成朝向未来的、审美和智性的冒险之旅？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下一个40年的路途上，我愿以和如下名字的重逢为荣——路内、弋舟、田耳、双雪涛……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

林斤澜《矮凳桥小品(三篇)》

一 “文化网络”的知识考古

阎云翔在其以下岬村为例的民族志研究中，讨论了1949年至1999年这个半个世纪中中国乡村私人生活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实质在于“个人及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在“新型的家庭生活里，个人具有的情感和欲望以及对自由的追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农民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之崛起的主要推动者”（其方式为发动对父权、男性中心以及传统家庭观念的批判，打击士绅长者权威，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削弱作为社会组织的传统家庭，农业生产转由生产队来组织……

总之，国家“摧毁旧的社会等级与家庭结构，将农民从家庭忠诚的成员变为原子化的公民”）；但是，这并非“有意要将农民改造成为独立的个人”，“农村青年新获得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影响，包括集体化、新婚姻法、国家政策、政治运动等一系列国家行为，而不是来自于个人自发的并为之作出牺牲的自下而上的努力”。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与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所以《平原》中吴支书拒绝知青离开王家庄——“祖国需要保卫，但更需要建设”。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阎云翔指出：“私人生活转型呈现的并不总是一幅美好的图画。在这个过程里，充满了困惑、愤怒、绝望，以及人们在情感与物质方面的损失”[1]。借助上述“悖论”关系，《平原》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农民男青年端方试图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来造成“独立个人”的失败，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困惑、愤怒、绝望”。

毕飞宇长篇《平原》首刊于2005年第4期和第5期《收获》

但是，国家权力对乡土社会及个人的影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式。《平原》中没有一般描写“文革”的作品中所常见的铺天盖地大字报、轰轰烈烈游行和群情激愤的政治狂欢等定格化叙事，毕飞宇回应的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乡村社会对外来势力如何作出具体的反应？“文革”对中国乡村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当时的权力是如何改造和渗透的？在组织程度相当高的年代里，中国乡村人们的生活所依赖的途径是不是唯一的？近年来，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越来越表现出对“小传统”、“文化网络”这样的概念的尊重。“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的扩大及深入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政权有计划、有系统地毁坏整个文化网络，很明显，它缺乏这种摧毁能力。”“国家权力在渗入地方社会时，小传统的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小传统作为一种亚文化，在现代背景下与大传统进行一种更广泛、更深入、更频繁的文化碰撞，但这种碰撞不是由上及下的单向运动，而是多向、多层次的文化互动和吸纳。”[2]

根据杜赞奇的理解，“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它“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文化”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3]。显然这与“小传统”相沟通，它们包括宗教信仰、习俗、内心爱憎及方言土语等等。这些在《平原》里都有精细入微的展示。唐山地震的消息传来，“人们并没有团结在大队部的周围，罕见了——而是自发地、自觉地来到了王瞎子的茅棚子前面。他们更愿意相信王瞎子”。在王瞎子面前，顾先生的“科学话语”败下阵来，甚至支书吴蔓玲作为政权力量的代表，为了“争取群众”，也只得借助于王瞎子的一番“胡说八道”，“吴蔓玲审时度势，带头鼓起了掌”。

再比如，端方在家庭内部和王家庄的地位确立，并不主要依靠高中生这一象征“文化”、“文明”的身份，而取决于他对乡规民俗（红粉出嫁时的冲突）、民间道德（大棒子的丧葬）的熟稔，以及与力量有效结合的民间智慧（控制红旗等年轻人）。总之，端方的悲剧命运仅仅在国家权力—乡村个人的单线结构中是无法充分说明的，毕飞宇注意到了看似深藏在罅隙深处而为人所漠视、实则密布于日常生活中而无处不在的“文化网络”。《平原》刚发表的时候，评论家汪政就指出，端方的命运“昭示着小传统的强大”，“《平原》在日常生活的表达上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与研究的可能性”[4]，诚为洞见。《平原》精确而结实地对乡土中国的“文化网络”作了一番知识考古。

二 逃离与囚禁之间的“混沌”地带

平原上是永恒的烈日苍天和循环往复的农事耕作，时间是日复一日的刻板而缺乏逸出常规的变化，空间则一望无际的辽阔终究造成单调厌倦。农业的平原和乡土社会相匹配，形成了“超稳定结构”的巨大隐喻。这一结构内部欠缺自由，多的是纪律，我们想起福柯说“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5]。

端方一出场就是个“魁梧稳健的大男将”，“随便一站就虎虎生风”，他不安于“驯顺”，拼命逃离土地，逃离王家庄，“端方躺着，嘴里头吹着小调调，心底里却对背脊底下的泥土突然产生了一丝的恐惧。还有恨。”他怕自己“一生一世都摁在上头”，直到最后也“变成了一块泥土”。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为一个“熟悉的社会”，“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6]。端方的“恐惧”、“恨”与出逃，正是为了反抗“先我而在”的“超稳定结构”对自由的压抑。“立住脚，咬了咬自己的舌头，疼的。端方确信了，自己并没有被黑夜消融，还是存在的”，这个时候他遭遇了一个“存在论”式的难题：由“先我而在”的平原设定为现成的“物”；抑或“选择”出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志而造成他自身”[7]？

但是，恐惧、仇恨与逃离、囚禁，并不能完全概括端方这个人物。第二十二章写到黑母猪深夜下仔，端方“睡得好好的”被闹醒，顿时“有些不高兴”。然后他开始“向炉膛里添草”、烧水……“一会儿就被烤热了，瞌睡也没了。端方想，来到养猪场这么长的时间了，还是第一次这样高高兴兴地做事呢”，等到猪仔出世，“端方望着怀里的小花猪”，“对它充满了万般的怜惜”。端方去养猪场，原是想参军政审的时候讨个便宜，但带着母猪去配种，帮老骆驼给猪下仔，护着“十六子”吃食……这一路下来，就不完全是被动的受缚了。端方在入伍无望之后终于感觉“就生活在猪圈里，挺好”，这里透着沉重的无奈与感伤；但似乎还有其它，比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从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亲密的感觉”[8]。

“端方在大太阳的底下，精力充沛，却又百无聊赖，只能趿拉着拖鞋，开始晃荡。巷子里的地面都已经被太阳晒得松动了，面粉一样的土灰浮在路面上。端方的拖鞋像两只马蹄，一脚下去就尘土飞扬。这个有趣了。端方干脆赤了脚，提着拖鞋在巷子里狂奔。巷子太短了，端方就开始折返，来回了四五趟，巷子里的尘土弥漫起来，像经历了千军万马，有了大场面的迹象。端方对自己的行为相当满意，一头的汗，是有所成就的喜悦。”这一段我以为是神来之笔，端方无法忍受养猪场的寂寞，但又经受不住乡村暗夜生活的诱惑[9]（“暗夜”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它与民间、隐秘、“亲密的感觉”，甚至“小传统”相关联）；端方对王家庄谈不上感情，欲走而不得自然有外部力量的制约，但在逃离的路上也每每身不由己地作出些偏离正途的“晃荡”……

在端方的边上，小说中还另有一个逃跑者——“混世魔王”。 这个形象远比不上端方饱满，不是主要人物故而着墨不多，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原因——他太清晰（也许知青的“身份”决定了他出逃之心更坚决），连机心都让人一眼望穿。不似端方那样容纳得下曲曲折折的藤蔓纠缠与枝杈丛生，这些藤蔓、枝杈端方自己也未见得有能耐修剪整齐。

毕飞宇曾说小说定稿时删去了一些“相对清晰的地方”，“我对‘混沌’产生了好感，这要归功于《红楼梦》，它高度写实，但最后反而成了一种写虚”[10]。端方的“晃荡”与心底里的藤蔓、枝杈，可能正出于作家的“混沌”；在逃离与囚禁之间，有一段“混沌”的地带。“混沌”是什么样的状态？它模糊、暧昧、暗示多种可能性、甚至自相矛盾，但它有自己的节奏、无法被作家的匠心所完全控制。与上文所述考察“文化网络”时的精准、结实相比，“混沌”的“虚”，更内在地决定了《平原》的文学质地。

三 闲笔中有“天和地”

《平原》的笔致挥洒得很闲散（尤其是小说前半部分），如杂花生树般，写割麦子、插秧、种双季稻、割稻、薅草、灭虫、猪下仔，还有男将们和女将们靠在田埂边休息时的扯咸淡……三伏天的夜晚，人们躺在桥面上，仰望星空，“夜空分外地晴朗，每一颗星斗都像棉花那样硕大，那样蓬松，一副憨样子，静悄悄地在天上疯。星空广阔无垠，简直就是丰收的棉花地”。毕飞宇还写了“恣意和狂放”的风、绵延不断的麦田、大雪中“浮肿”的草垛和茅草棚……这些都是很好的笔致，看似闲散，但绝非可有可无。

在《平原》之前，《玉米》系列通过展示家庭内部及学校等“公共空间”里权力纷争的情形，考察“个体”如何逐渐认同权力的运行规则，权力规训着“个体”，而“个体”被权力俘获后又随即化为权力的有机组成，转化为规驯“他者”的“权力主体”。在这样一个规驯、驯顺、异化与转嫁的无尽循环中，“个体”逐渐被抽空成单薄的能指。谁要想逃离上述循环网络，必将付出惨重代价。在上文我们曾经将《平原》理解为：国家权力的监视下，试图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来造成“独立个人”的失败。这样一个故事和《玉米》系列并无太大不同，但显然我们感受到了差异的存在。比如，先前那种文字背后所黏附的、一刻不得喘息的紧张感，那种为了复仇与抗争而支付惨重生命代价的颤栗，到这里，都在苏北大地“一片平整的绿”中得到了舒缓。仿佛一道从山上跃荡而下的激流，在嵯峨乱石、悬崖峭壁间迂回，最后终于到了平原，收去了迸珠溅玉……

《平原》多了一份从容和开阔，这多少得力于那些闲笔的参与，它们与大地、空气、植物、风……有关，用毕飞宇的话说，即“天和地”、“自然”：“中国的小说面对一个人物的时候，喜欢把这个人放在哪儿呢？喜欢把人放在人群当中，其实你可以冷静地问一下我们自己，一个人固然生活在人群中，生活在社会中，可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依然生活在天和地之间，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目前我们的小说对社会的关注比较多，当然这是必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个挺遗憾的。我特别渴望写这样的一部小说，这个小说当中只有三样东西：天、地、人，这个念头我已经不止一天有了，它在召唤我……”[11]

在《平原》中，“天和地”、“自然”与小说人物的塑造以及“作品的整体结构”[12]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张力关系。

小说一开始写“庄稼人的日子都被‘天时’掐好了生辰八字。天时就是你的命，天时就是你的运”，田里的麦子黄了，“庄稼人望着浩瀚无边的金色，喜归喜，到底也还有怕。这种怕深入骨髓，同时又无处躲藏”。“庄稼人一手薅住麦子，一手拿着镰刀，他们的动作从右往左，一把，一把，又一把”，就是在这样的劳动中，庄稼人明白了“天时就是你的命，天时就是你的运”。用第二章里的话来说，“在庄稼人一代又一代的劳作中，他们懂得了天，同样也懂得了地。就在天与地的关系中间，庄稼人求得了生存”。也就是通过“一把，一把，又一把”的农事劳作，一点一滴地，将天命渗透进人世，或者反过来说，由人心领悟到天命……

但端方是不甘心的，为什么无法逃离土地？与西哲“存在论”式的或权力、规驯之类的说明不同，中国传统解答从孔子的“畏天命”（《论语·季氏》）开始[13]，“天”在中国思想中有着复杂内涵，理学家把社会规范（人道）与必然规律（天道）在“天理”的规定中完全等同起来，“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朱熹：《四书集注》）。以此教化，使人性归于天理。“天人合一”的说教，并不能给端方满足与安慰。所以他感慨“无力回天”，端方的感慨后面还连着毕飞宇的追问：“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尽人意？”这就是小说描写的“天”的“控制”：“庄稼人的日子其实早就被老天爷控制住了，这个老天爷就是‘天时’。”小说第十二章写到三丫的死，已是箭在弦上的紧张，一上来却说庄稼生长与“天的厉害”，“老天爷如果不给面子，庄稼们会生病，就说稻子吧，会得‘纹枯病’，好端端的一棵秧苗，就是不抽穗，最终什么都不是了，成了草。庄稼还会长虫子，那些疯狂的、蛮不讲理的虫子把庄稼的枝叶或浆汁当成了它们的大餐，它们抢在你的前面，把你的谷物统统吃光，统统喝光。最后，你收回去的仅仅是瘪子——这些都是‘天’的厉害”。其实细细想来，三丫的冒险“赌博”已经抓住了端方的人，装着喝农药也收到了效果，“悲伤”中有了“甜蜜”，但是她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就好比“好端端的一棵秧苗”，“生长在泥土里”，最终“什么都不是了，成了草”。其实三丫只差一步就有可能成功挽回自己的命运，但是，“决定它命运的却是天”。如果说“天的厉害”在三丫那里多少还显得隐隐绰绰（尽管它是不可忤逆的强力），那么端方就看得清楚了，“端方看见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命运。命运扑上来了，扑到他的脸上来了，眼见得就要咬到端方的咽喉”。

在《平原》“天地人”的关系中，既写“不误农时”、不违天命；也暴露人被“天时”“控制”过程中的累累伤痕……“世界就是这样的。如此这般了。一点亮没有，一点热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生气没有。有的只是看不见的天，看不见的地，……看不见的远方与明天”，这是一种“天”；但《平原》里还有另一种“天”：“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意无私化育万物——这都是“天”。

张新颖老师在分析沈从文的土改家书时，注意到了优秀的文学家如何将自然与人事结合。船过巫山时，沈从文对两岸自然景观十分动情，“背景中的雄奇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14]这些都是启发人的见解。《平原》自是一部“权力之书”，但人与权力的拼争之外，还有一个“天和地”的背景，不妨说，《平原》的意蕴丰富，正是在“天地人”的结合中写尽了常与变、动与静的参差、对照。因为“天和地”、“自然”的参与（其实已不仅仅是“背景”，而是“作品一部分”），端方成了一个有容量的人物，《平原》是一部有容量的小说。

“乡村和孩子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对于都市，乡村本身就是一个孩子气的东西。乡村是生活的源头，比方说，城市里的砖头和家具，在乡村，它们表现为泥土和树，有一种起始感。乡村的孩子都是动物，感官特别解放，乡村的孩子一抬头就是天，一低头就是地，不是水泥路，是泥土，目光一拉出去就是地平线，鼻孔里全是风……”[15]

端方有着执着的目的（逃离王家庄）、锲而不舍的筹划、并辅以种种手段（入伍），这是一个“理性人”的行为；但偏偏不巧里面交织着一个“乡村的孩子”，还“感官特别解放”，在泥土、树和风之间流连“晃荡”有时就忘了正途。对于实现“独立个人”的目的来说，这是羁绊，端方大概也想不到在种种外部制约之外，内里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但对于文学来说，这是成就，所以上文说端方容纳得下藤蔓、枝杈，小说的流向旁逸斜出，好处正在于此。

写“天地人”必得体贴“生活的源头”，毕飞宇可贵地保留着“孩子气”与赤子心。《论语·八佾》中说“绘事后素”，这句话我很喜欢。各种版本的注疏看过一些，似乎也无定解，甚或相对（先布五彩再以白线勾勒，还是以白色打底再加彩绘）。我只是断章取义的胡乱猜测，“绘事”与“素”总是两个阶段吧，“素”也许有归于平淡的高远境界，但孩子拿着五颜六色的笔满纸涂抹，即便没有层次，仍然可贵，因为里面有放手直干的自由与不加修饰的坦诚，不加修饰就是容得下藤蔓、枝杈，舍不得将感官所及的光影声色舍去，而点点滴滴都摄入画面中。

《平原》在写人事和权力之外，为太阳、麦子、树、风和雪……保留了充分篇幅；在描绘心灵的暗角之外，还在平原大地上敞开感官，这是一种“绘事”。谢有顺先生感慨：“我在当代文学中很久没有听到一声鸟叫，很久没有目睹一朵花的开放，也很久没有看到田野和庄稼的颜色了。”[16]文学，本就离不开“感官特别解放”的孩子的“绘事”。

这个“孩子”其实不容易找到。1994年的时候，毕飞宇一下子推出了《祖宗》、《充满瓷器的时代》、《雨天里的棉花糖》、《楚水》等作品，一阵红火，以至有论者形容为毕飞宇的“独舞”，其实这也未免不是困境中的独舞。作家自己就承认“那时候我恰恰很迷惘。我从那个时候始终注意一个问题，我总是反反复复地问自己：你是谁？”这是一个溯流而上、推本究源的问题，当他在“生活的源头”找到了那个“孩子”，作家也就找到了创作的根源：“很简单，面对生活，而不是面对文坛。”当一种文学经验可以被大规模复制，你就不得不怀疑作家在写作时，是在跟风文坛创作潮流，还是直面活泼泼的生活。他们似乎在独舞，但很可能只是舞台不同罢了，那节奏、动作设计、神情体态往往如出一辙。这个时候，真正的舞者就应该从舞台上撤出，“睁开眼睛，低下头来，从最基本的生活写起。它的依据是我所走过的路。这对作家是个考验，在这块土地上，你的脚到底实实在在地走了几步？什么叫万卷书，万里路？我对自己说，踏实一点，别耍滑头，别懵自己。活到哪儿，你就写到哪儿，认识到哪儿，你就写到哪儿”，毕飞宇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所自觉。“我现在所写的乡村企图从海拔零度开始”，“海拔零度”就是从生活源头开始写，用一个孩子的目光，“从最基本的生活写起”。

毕飞宇在访谈中讲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天，我四岁的儿子给我讲故事，他的表达还达不到，一边说一边比划，到后来他光比划不说了。我觉得儿子可爱极了，他讲了一个故事，后来却做起了演员。”多年前年前毕飞宇在谈到这个细节时可能未必有言外之意，其实倒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叙事”有可能从对卡夫卡、博尔赫斯们的摹仿中来（“我刚开始写作时受先锋派小说影响，写的都是‘翻译小说’，就是故意写得很怪、很难懂，好像不是我毕飞宇写的，是德语、法语作品让我给翻译过来的。”[17]），它也可能是一时文坛热点的“预约定购”；那么不妨抛下这些，纵身跃入故事中，化作那个孩子，让故事中的世界在“在我的身体里面”复活。

这并不是说只能写自己的经验，而是强调涵养一种“洞穿能力”、“逮住”对象的能力。由此，许多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比如语言，在写完了“从海拔零度”开始的《玉米》系列之后，毕飞宇说：“这个世上从来没有单纯的语言、抽象的语言，它是你的洞穿能力。你只要逮住你想说的东西，逮住了，说出来，写下来，就成了语言”，说到底，语言“就是你对生活的亲近感”。天真的孩子在野茂纷披的世界中触景生情、手舞足蹈，并形之以“绘事”，这就应该是语言背后的图景。毕飞宇在《平原》中的语言，就如同植物自在的生长，郁郁葱葱，饱含着生命的韵味，作家就像庄稼人那样，在秋收的季节里，就等着一茬一茬地收获吧，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滋养自身的一方水土，语言的根须，就千缠百绕地深扎在大地上……这样说并不是把语言看成一件坐享其成的容易事儿（比如对于上面说的，纵身跃入“在我的身体里面”的那个世界，未必有很多作家有所自觉与践行），谈毕飞宇的小说绕不开他的语言，说“炫技”也罢，“飞流直下”也好，其实背后是对生活世界的虔诚与投入。

毕飞宇又将语言理解为作家“精神的体现，是你的精神处于创作状态时的对于万物乃至于对于自我的一种观照”[18]，那么也就可以反过来，透过语言的丰饶看到作家饱满、漫溢的精神，看到那个不满足于讲故事，继而“一边说一边比划”，最后指手划脚、手舞足蹈的孩子的那份投入、兴奋和欢快。

这个时候，乡村的孩子在生活世界里敞开了自己的感官，“一抬头就是天，一低头就是地”，“目光一拉出去就是地平线，鼻孔里全是风”；就这样，点点滴滴地将这个世界含纳进“我的身体里面”；他的动作舒展自如，尽管不再是舞台上那精美有序的设计，甚至只是兴之所至、忘乎所以的指手划脚，但“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莫不中音”；就这样，毕飞宇的平原世界诞生了——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

[1]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第19、240、241、251、254~258页，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

[2]参见郑萍：《村落视野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读书》2005年第7期。

[3]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4、10、179页，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4]汪政：《王家庄日常生活研究——毕飞宇<平原>札记》，《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5]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56页，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5月。

[6]参见费孝通：《乡土本色》，《乡土中国》第6、7页，北京出版社2005年5月。

[7]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第337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6月。

[8]参见费孝通：《乡土本色》，《乡土中国》第7页。

[9]汪政：《王家庄日常生活研究——毕飞宇<平原>札记》，《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10]《毕飞宇谈新作<平原>》，《东方早报》2005年10月1日。

[12]评论家梁鸿说：“在某次与作家的交谈中，偶然获知《平原》曾被删去七八万字，是关于那块平原上的风俗、植物和文革人物的，当时，心中一震，我不知道作者到底写的是什么，与作品的整体结构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如果真的是有关，那该是多么宽广。”（参见梁鸿：《“温暖”有多暖——由<推拿>对一种写作美学的探讨》，《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6期）不过，仅从《平原》的单行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来看，那些与大地、空气、植物、风……有关的文字得到了充分保留。

[13]关于先秦典籍中对“天”的理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泰斗吉川幸次郎先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人在“天”面前是一种渺小、不安定的存在的悲观看法，至少在第一批古典（即五经）中是不大看到的，当时居于压倒性地位的意见是，“天”是宇宙秩序和善意的象征，人类就是“天”在地上的延续（《诗经·大雅》：“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虽然“天”的意志是隐微的，但归根结底人类的正当希望会受到天的赞助（《书经·洪范》：“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天”既不是不可知的存在，也不是不可解的存在。有时候似乎天违人意，但其实只不过是人类的努力不够罢了。这种乐观信念有所动摇的迹象出现在稍后的《论语》中，颜回的早夭让孔子意识到，灭亡的主宰者是“天”，“天”往往是无常的，不可知不可解，在“天”的支配下，人类一定是渺小和不安定的存在（《论语·先进》：“颜渊死，子曰：‘天丧予！天丧予！”）。通过对文学史的考察可知，这样一种天命无常的看法在此后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参见吉川幸次郎：《新的恸哭——孔子与天》、《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阮籍的<咏怀诗>》等篇，《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14]参见张新颖：《沈从文精读》第209~21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沈从文家书引文参见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第13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15]姜广平、毕飞宇：《毕飞宇访谈录》，《青衣》第38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下文中未经注出的毕飞宇言论，均出自这一访谈录。

[16]谢有顺：《文学的事：人心的省悟》，《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第57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17]《毕飞宇：文学让我心跳加速》，《深圳商报》2005年6月29日。

[18]毕飞宇、张钧对话录：《历史缅怀与城市感伤》，《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第14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