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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发展是政权过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管理方式变迁而产生的互动依赖性行为的过程。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中国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历程主要分三个阶段，分别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30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近30年和改革开放以后的40多年。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内在逻辑体现为青年社会化、青年组织化和青年的“非青年化”。正确认识青年与社会的关系、青年与社会互动的逻辑，从向度、深度和广度三个维度实现我国青年发展与社会良性互动。

　　关键词：青年；社会；互动；历史考察；实践启示

　　在中国青年发展事业中，存在青年与国家、青年与政党、青年与社会等多重关系，而青年与社会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在建党即将百年之际，对我国青年与社会互动的规律、经验进行总结，对中国青年发展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深刻理解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从建党以来的中国青年运动、青年发展的实践中进行反思、归纳和总结，探索青年和社会互动发展的范式和规律性，才能更好地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青年作用、实现青年更好的发展。

　　一、青年与社会互动发展的历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青年，而在历史进程中青年与社会的互动无疑推动了时代发展。建党以来，我国不同政权的过渡、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是划分青年与社会互动发展阶段的依据。这种划分不仅能够清晰地展现青年发展的逐步渐进，而且能够明显地展现青年与社会的阶段对应。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五四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30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正经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对我国传统社会的改造是深刻的，在剧烈变革的社会中，社会对青年的期待赋予了青年重要的社会角色。近代以来，“少年强则国强”及传统赋予青年以古代“士”的重要地位，使中国青年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与原有的文化框架、社会秩序相对抗，将保国保种这一目的付诸行动。作为20世纪20-4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主角，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初期的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大都可以被包含到“新青年”“五四青年”这一类别之中［1］。这些新青年斩断了维系封建末代知识分子与封建帝制统治集团的纽带，表明了真正意义上自主意识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各种西方的理论和思想被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国家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权威主义等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这些社会思潮对青年和民众的思想启蒙意义是前所未有的。“五四青年”身上的“反家庭伦理和反体制的性格”［2］，使这些青年不仅追求个性解放，同时追求民族解放；不仅改造自我，更要实现改造社会。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旧的社会秩序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但它启蒙了有志之士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青年》《晨报》一批报纸媒体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媒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向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后，一定意义上使青年运动具备了反权威的倾向。

　　革命年代的青年运动“很多时候体现为街头政治，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尖锐的斗争性、激烈的冲突性和极大的破坏性”［3］。这种斗争性直接体现为思想舆论、政党斗争以及社会团体对革命力量的争夺。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出于对政治主张的宣传和实践，全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各类政党和政治团体。诸如进化社、奋斗社、青年党、人权派等政党或政治团体，皆以青年为主要参与群体。这些政党和政治团体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他们角逐的实质是争夺革命的重要力量-青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4］。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理论指引下，在长期的革命和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将青年运动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积极组织动员青年与工农群众一同参与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去，使青年运动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2.革命青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

　　新中国成立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用“革命青年”这一概念来定义中国社会中的“青年”角色类别，因为当时的青年以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无产阶级革命等革命事业为使命。在共青团九大报告上明确提出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工作目标。“革命青年”依然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使命为己任，这一时期中国青年显示出坚定的革命性和鲜明的建设性：一是坚定的革命性。在青年与社会互动的过程，政治动员是重要的机制。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青年与社会互动主要体现为国家对青年高效的政治动员。这种动员的前提是青年有着明确的组织隶属关系，动员过程在组织体系内进行。政党和政治团体的意志和主张能够高效地通过组织体系到达基层和组织成员。青年在党团组织的动员下，积极参与到抗美援朝、学雷锋、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中去，沿袭革命年代的动员手段，在青年中的动员是充分和高效的。二是鲜明的建设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动员民众建设国家，改造社会。青年成为推进这一任务的重要力量，广大青年被充分动员起来，使得青年运动带有广泛的参与性和建设性，“这些青年运动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某些'群众运动'的色彩”［5］。青年自觉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国家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积极投身学雷锋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急难险重新”青年突击队和青年垦荒队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1955年，毛泽东主席向广大知识青年发出了号召：“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6］。仅1956年一年，在各级团组织的组织动员下，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来，知识青年下乡迅速在全国呈燎原之势，体现出了较高的动员效率。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成员依附于政权组织体系。我国社会的组织结构趋于一种刚性的结构，以单位结构制度为主进行管理，整个社会高度整合，所有青年被纳入到组织体系。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城市的单位组织，一种是农村的人民公社。单位组织和人民公社是青年与社会互动的桥梁，也是青年社会参与的主渠道。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强调政府对社会全面的管理。从历史实践来看，共青团依靠组织体系在动员青年投身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自上而下地把青年力量组织起来，无疑是高效的。但国家战略制定的政治强制性，可能会磨灭青年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一旦战略缺乏合理正确的组织目标，青年运动注定酿成悲剧。60年代的“红卫兵运动”滑出了青年运动的正确轨道，不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严重影响青年的成长，延误了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

　　3.新现代青年：改革开放以后的40多年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7］。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逐渐回归快速发展的快车道。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的青年成长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他们呈现出的面貌、诉求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和改革开放前的青年有所不同，故称之为“新现代青年”。改革开放后的青年运动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不再是政治的风向标，而是遵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青年成长成才规律的集体行动”［8］。这种对发展的推崇是在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维引领下实现的。青年与社会互动总体上是青年在党团的组织动员下参与社会建设，同时在奉献社会中实现个体的成长、发展。“新长征突击手”“青年文明号”“三下乡”社会实践等活动，就是共青团组织动员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建功立业的成功实践。这些成功实践主要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下，始终围绕党政工作重心，与党的政策导向保持高度一致，共青团引领青年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的先锋角色为政党、社会所推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具有更多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活力，能够给青年发展提供更多机会。青年与社会互动逐步实现从“青年解放社会”到“社会发展青年”的转变。从社会制度结构看，国家权力从经济社会领域的部分退出，为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和广阔空间，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为青年实现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发展、交际娱乐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种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到作为社会子系统的青年社会身上，同样存在青年对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诸如青年的思想教育、心理健康、创业就业、婚姻恋爱、社会保障、青年发展等问题。面对这些系统性的问题，党和国家以青年发展需求为切入点，着力解决青年发展的难题，服务于青年的全面发展。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并实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年）》，提出将促进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工程，第一次“把青年发展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整体思考、科学规划、全面推进”［9］，高度重视和推进青年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用“重大战略任务”“共同政治责任”来强调做好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全社会共同做好青年工作，共同推进青年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青年工作、群团组织和群团工作被纳入党的治国理政的宏伟战略中，并被赋予很高的政治期望和严格的政治要求。党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促进全体青年形成正确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谁培养青年，培养什么样的青年和如何培养青年”等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年政治引领的重要论述。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执政规律、青年自身发展规律、中国青年运动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在青年领域的重要体现。

　　二、青年与社会互动的逻辑

　　青年本质上是人，青年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存在类型。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0］。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的社会化离不开与社群的互动，只有在互动中才能获得人性。马克思又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1］。青年与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的逻辑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社会化”是核心特质。

　　1.青年社会化：青年与社会互动中个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确立

　　人的社会化是个体在经过不断的社会互动之后，逐渐达到社会所要求的标准，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青年社会化是青年融入社会并且发展自身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每一个青年个体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社会技能、学习法律规范、确立人生价值观念、维系和延续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时期。社会总会从自身发展的总体需求出发，通过对青年的引领、指导和教化，塑造其成为具有能力满足社会需要、创造社会价值的时代新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不同国家、阶级和民族对自己的青年有着不同的期望和要求。青年社会化是青年按照社会的预期，自觉承担社会职责，融入社会发展，实现青年对自身社会角色认同。一定意义上讲，近代中国“青年”角色的形成，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这场运动以青年为中心且青年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获得了胜利。此后，在我国社会运动中，青年和其他社会民众逐步形成了一种协作关系，青年引领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角色”逐步受到社会认可，“青年引领民众”成为一种模式。

　　青年对自身角色的定位范围极为广泛，正如社会对青年的塑造具有“为我”倾向，青年对社会的需求也存在“为我”倾向。青年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处处都与在家庭、同辈团体、学校、职业团体中的需要满足有关。青年对需要的渴望，最终会成为对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动因。然而，青年角色定位及对社会的作用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始终要受社会性质、结构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青年所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发展、工业化程度、都市化阶段发达的社会环境下，文化形态的复杂性及多元性的价值观念，使得青年经历“狂风暴雨”般的反思和觉醒，推动了青年角色定位的形成。作为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对青年成长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社会力量-社会阶级分化、阶层结构变化、社会形态的变化。政治制度和青年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每个青年的自主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视青年为重要的革命和社会发展力量，有序引导青年通过社会运动组织起来。二是社会组织-青年群体的组织化变迁。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新型的人际关系，青年主体意识逐步觉醒，青年的行为、思维方式更趋同文明，青年的组织化的愿望逐步强烈，各类青年组织、社团蓬勃发展，青年通过共青团和青年组织来表达诉求，在青年组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角色规范。三是社会细胞-家庭结构和关系的变迁。中国传统社会青年之所以没有被组织起来，某种意义上说，是家庭家族以及伦理精神所抑制。直到近代才有青年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走上历史舞台，体现出了社会发展的进步性。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存亡灭种的危机，激发了近代青年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种对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关切与原有的文化框架、社会秩序产生了激烈对抗。五四运动以后，青年走出了家庭，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走上历史舞台，带来了家庭结构和关系的深刻变迁，以父权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制度正逐渐变成夫妻平权、子女独立的现代家庭制度。这三大层面的社会结构因素都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演进，并且对青年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2.青年组织化：青年与社会互动中个体权利意识的生产和实现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组织化是一个能够进行'时空定位'的社会系统，这一定位行动是通过系统复制的自我反思和对零散'历史'的叙述而形成的”［12］。就青年这一社会群体而言，组织化的行为表现为青年群体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发生规则和资源的互动和转换，实现青年与社会的系统性复制。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群体、社会情境都处于变化之中，不是单一的复制。经济结构的变迁对青年影响是深刻的。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完善，要求人们在思维和行动上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等特点，要求作为社会生产力主力军的青年在行动上予以确认，催生了青年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

　　认识到青年自身的主体地位，进而通过组织化来实现自身的权利诉求，是青年组织化的逻辑。传统上，青年政治参与的主渠道是加入中国共青团，通过共青团组织来实现个人的政治以及其他权利。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施高度政治化社会管理模式，在这种统一社会环境下青年权利意识缺失，同时相对独立、带有自治性质的青年社会组织发展不足。早期青年的组织化发展程度低，除了共青团以外，全国几乎没有其他青年社会组织。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放权，留出的真空催生了青年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青年逐步从“单位”中走出，活跃在网络空间和青年社会组织中，各类青年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呈现出交相辉映的图景。互联网快速发展以后，青年与社会互动场域从家庭、学校、单位扩展到了网络空间。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和脱嵌化的特点内含对权威的反抗，进一步激活了青年主体意识与潜在能动性。

　　改革开放40多年，总体上是国家和社会从高度一体化到政府逐步社会放权、激发社会活力的过程。青年权利意识随着青年社会化的深入和青年组织化展开而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经历启蒙、生产和分化等多个阶段。青年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对青年权利意识的生产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要看到无论是作为政党青年组织还是青年自组织，都是社会组织化的产物，在服务青年和发展青年方面存在互补性。一方面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面对青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青年组织的崛起，必须肩负引领青年和青年自组织科学发展的重任。动员方式应从单纯依靠行政力量转变为依靠社会自身力量的社会动员。另外一方面，青年自组织作为青年权利意识生产和分化的产物，因为数量多、规模小、影响小等因素，实际上主要生产着浅层的权利意识。这些组织的发展壮大也需要引起关注，必须纳入到国家对青年发展的规划和范畴中。

　　3.青年的“非青年化”：青年与社会互动中个体发展的“异化”

　　哲学概念上的“异化”，表现在事实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和分裂。从青年发展的角度，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青年跟不上社会给予青年的角色定位和期望，带来的是一种青年与社会之间的分裂和疏远。青年的思想观念、社会认知、价值观念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动而发生急剧更新和变化。青年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社会给予的是富有活力、创新、奋进的角色定位。然而，由于面临的社会压力和文化环境变化时应对能力不同，青年群体走向了分化，产生了青年亚文化，甚至出现了“佛系青年”。也就是说，青年发展的“异化”，让部分青年丧失了主观能动性，从而走向了畸形、片面的发展。

　　青年的“非青年化”是他们身份认同中的非“青年”特性对社会角色及其使命感的否定。简单说，就是青年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的不适应，社会对于青年的预期与青年自身的诉求的不适应。当前，青年处在社会发展的关键点上，深刻而敏锐地反映着社会变革带来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变化，消极一面也会折射到青年身上，无疑是青年问题产生的根源。尤其是随着社会快速转型，青年的利益和发展诉求发生深刻变化，青年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呈现“同构化”趋势明显，其相互影响的关联度也更加明显。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开始逐步缓和对青年追求个性主义、自由主义的限制，并开始对青年人的行动以较少的规范约束。青年和社会的对比关系中，社会对青年的原有角色定位发生变化，社会性青年在社会转型发展中开始获得其正义性。在社会发展向现代性转型的中国，相对之前的“青年”概念，当代青年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随着个体主义的崛起，青年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各类青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和壮大起来。宅文化、二次元、网络文化等青年亚文化逐步在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些非主流文化的发展蔓延，不仅使青年自身发展定位与社会对青年发展期望产生对立，即社会民众对青年一代不满的同时，青年也表现出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现状的不满，一定程度上呈现青年的“非青年化”现象。

　　回顾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史，经历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到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青年运动的领导力量、发展方向、体系建设及工作成效，均经历了明显变化。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现代化加快推进。共青团工作不断深化，各种有利于青年发展、青年权益保障的政策、法律法规出台，使青年工作的领域、内涵不断拓展，中国青年工作的体系不断向制度化、法制化和专业化发展。近百年来，青年与社会互动中存在两个“变”和一个“不变”。“变”的是青年个体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生产，青年群体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不变”的是中国青年运动外在表现经历激烈抗争到理性嵌入，但内在的集体主义价值和爱国主义情怀始终在场。中国青年运动的成功经验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精神，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及在革命和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青年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推进青年与社会互动发展的思考

　　青年与社会都属于历史的范畴，表现为内因和外因的关系。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发展必然存在矛盾，同时也早已预示矛盾的解决路径，异化与对异化的扬弃共存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为此，既要认识到青年社会化的自身逻辑，又要抑制青年社会化带来的弊端，也就是青年的“非青年化”，从向度、深度和广度三个维度实现我国青年发展与社会良性互动。

　　1.政治引领：把握青年与社会互动发展的向度

　　向度表明了青年与社会互动这种行为本身的性质，国家对青年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中国青年发展和与社会互动的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治引领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13］。从建党近百年的实践经验来看，青年发展需要引领，需要政党、社会等外部性的力量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一是加强对青年成长的政治引领。要发挥共青团、青联和学联等青年群众组织的作用，推进组织革新，重塑组织形象。要加强青年理论武装，探索党的最新的科学理论在青年中学习、传播和实践的有效途径，将青年思想教育置身于鲜活的社会实践，增强青年对党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等多角度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理讲深刻，通过话语体系转换、网络技术运用等方式把中国道路、中国成就、中国故事讲生动”［14］，引领青年进一步树立理想信念。各级学校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探索改进教育教学、理论宣传和新闻报道的方法，旗帜鲜明传播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要开展好历史观教育，将“四史”教育与五四运动史、青年运动史的学习结合起来，引导青年正确看待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动力，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二是加强党对共青团的政治领导。党是共青团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新时代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就要与党同心、为党育人、跟党奋斗和向党看齐。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始终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立场、方向、原则和道路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共青团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更加有效地组织青年、服务青年和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团结带领全体青年跟党走。组织动员青年冲锋在前，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领域为党担责、替党分忧，提升共青团工作的大局贡献度。把握新时代主题和脉搏，传承好青年突击队、青年文明号、青年志愿者行动等传统品牌项目，引领青年奋力新时代。扎实推进从严治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的工作要求，不断保持和增强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三是确保青年运动正确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5］，共青团要把握“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的本质属性，在党的领导下引领青年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重视青年自组织存在的合理性，着眼于服务、凝聚和引领青年和青年社会组织发展，通过组织、政策、资金、制度、教育等方面进行有序引领，确保新时代青年运动正确的政治方向。要适应新时代青年组织动员方式的分化和变迁，从青年的运动式治理到青年行政吸纳，以群团组织吸纳青年，以统一战线包容青年，减少青年对体制的“对抗性”。关注临时的、潜在的、非正式的青年社会组织，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使他们的角色和行为满足青年发展需求并符合社会发展的预期。

　　2.有序参与：提升青年与社会互动发展的深度

　　青年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进程清晰地显示了青年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使青年走出家庭、单位，更多地与社会互动，加大了青年与社会互动的深度。要实现青年运动从革命年代的“愤怒”与“激进”到和平年代的“理性”与“奋斗”的转向，坚持青年运动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将自身发展深刻融入时代和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历史征程中，有序参与是确保青年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的前提。

　　一是进一步推进青年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实现政治权利和民主的必要途径，是普通公民对于政治事务的参与”［16］。理性政治参与是培养青年政治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要在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序地深化青年政治参与，提升青年的政治认知和政治素质。要从宏观上把握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规律性，推进青年工作方式方法的变革和创新。青年权利意识的觉醒、生产和实现，均要求国家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相应提高与此适应。共青团要适应这种转变，研究如何依托组织体系、关系网络等自上而下地把青年力量组织起来，扩大青年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要从微观层面研究青年个体政治行为发生的缘由，对青年行为的产生、发展、影响等进行剖析，把握青年政治行为、价值观、社会心理的发生、影响和引领机制。

　　二是进一步鼓励青年创新创造。创新创造是联结青年与社会深度互动的有效媒介。青年良好的身体素质、工作精力和创新意识以及在社会变迁中的先锋角色，决定了青年在创新创造中必然先行，成为融未来发展与现实价值为一体的创新创造的中坚力量。同时，创新创造是青年发展的重要目标，因为“真正具有解放性质的预期社会化是以培养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人格和个性的必不可少的多样性为宗旨的”［17］。大力培育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青年，是社会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因素。当前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布局面前，创新链是实现好内循环的核心要素，历史赋予青年在创新链上积极担当作为。青年要抓住新时代发展的契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青春才智。要深化中国青年创业行动和“挑战杯”、“五小”竞赛、青创赛、技能竞赛等，培养青年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实现创新创造成果的转化，以创新链带动产业链，以创新创造成果为社会发展注入强大推动力。

　　三是进一步深化青年的文化经验。所谓的文化经验是每一个个体经历婴孩期、幼年期、儿童期、青年期，学习、接受和传承社会文化，并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的过程。青年社会化表现为一种将社会预期角色塑造出来的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衡量青年社会化成效的标准是社会能否将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传递给新生代，并且展现出文化的一致性。家庭、学校、单位和全社会共同构成青年接受文化经验的共同体，要以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年）》为契机，共青团统筹推进，与宣传、文化、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联动，形成青年文化体验的共向机制。共青团要主动创设富有营养的文化产品，打造“团字号”“青字头”的文化活动，让广大青年在文化活动和产品的生成、传播和体验中获得知识增长和文化体验。要把握青年文化场域中的现实场景和网络场景的融合，研究青年热衷的知乎、bilibili网络社区和抖音短视频等新型的网络文化载体，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形成网络空间的主流文化。

　　3.发展驱动：拓展青年与社会互动发展的广度

　　青年发展的固有逻辑是发展驱动。马克思认为，利益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要素，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在国家推进深层次的改革、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开放的历史条件下，要关切青年发展和青年利益的实现，进一步拓展青年群体社会联系，在青年与社会互动中提高青年的社会整合力，扩大中国青年事业国际影响力。

　　一是加快推进青年与社会的双向互动。青年要与社会发生更广阔的互动，要坚持发展导向，聚合发展资源、政策和要素。要整合共青团、宣传、教育、财政、社保等社会团体和职能部门，共同服务于青年成长和发展。建党以来很长的历史时期，青年与社会互动更多的是青年解放社会、引领社会。进入新时代，应该进一步倡导和推进青年与社会双向互动模式，不仅仅是青年引领社会，同时社会发展青年。在大数据时代，要精准掌握青年成长的新需求和新期待，为青年营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他们提供教育、成长、就业、婚恋和社会保障等多平台服务体系。当前依托网络进行社会交往、学习发展、表达情感、参与公共事务等，已成为新一代青年创建独立生存空间的重要载体。对此，要建立好青年网络发展平台，在网络上凝聚青年和服务青年，对青年在网络空间中的生存和发展给予引导。要在服务和引领中使青年明确社会发展需求，组织动员他们更好地发挥生力军作用，更好地对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二是深化青年与社会互动场域的拓展。全球化进程“扰乱了民族-国家代表政治一体化及其清晰的领土边界标明自己的身份这一现实”［19］，使得青年社会化的场域跨越国家范畴，拓展到全球范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加速了青年的社会参与的广度，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青年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交往角色。要坚持“走出去”，既包括青年个体、青年组织实体的“走出去”，又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模式和制度的“走出去”。要发挥好青联、学联组织和中国青年国际人才交流中心的作用，通过选派青年骨干、精英出国研修学习，同时支持和鼓励国外留学生来华研修学习，提升我国青年的国际视野，增进世界各国青年对我国民族、文化和制度的认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内在逻辑和模式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青年的对外良好形象以及内在的“长成”，成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三是实现青年理论、政策与实践的统一。理论要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要付诸政策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青年理论的最新成果，在科学理论指引下，党和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做出青年发展的全局性的制度安排，构建政策选择、舆论治理、政治共识、社会参与为一体的整体性的青年发展实践场景，实现从青年理论到青年政策的转化。要进一步落实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年）》，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切入点，对于涉及青年发展的组织、资源、资金、政策等进行统筹，构建青年发展“多规合一”的体制，形成中国青年发展事业良好的工作机制。理论、政策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在实践中汲取理论生成和创新的养分。新时代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共青团对青年运动的组织和动员、党对青年的政治引领以及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展开，为中国共产党青年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0］。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个人发展史，个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处于同一个历史过程。纵观建党以后的社会发展历史，青年与社会互动发展的阶段明晰，青年的发展与时代发展是紧密联系的。社会发展中的经济、语言、文化塑造每个时代青年的发展。假若青年能够看清时代发展趋势，理解“青年发展与时代同步”的逻辑关联，主动融入时代发展的大潮，时代会更好地给予青年发展所需要的，并且能够促进青年的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9ZJQN16YB）、202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政治引领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020B38）的研究成果］

　　王延隆：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姗姗：浙江农林大学团委讲师

　　［1］［2］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1，62.

　　［3］［5］胡献忠.读懂中国青年运动：概念、逻辑与模式［J］.中国青年研究，2019（11）：55，56.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462.

　　［7］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8］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共产党与青年、青年运动关系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3（6）：42.

　　［9］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年）［N］.人民日报，.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1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M］.文军，赵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67-168.

　　［13］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

　　［14］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的政治灵魂［J］.中国共青团，2020（14）：1-2.

　　［15］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16］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6.

　　［17］［罗马尼亚］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M］.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179.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19］沈杰.青年世界的社会学洞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4.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

　　（上接第108页）

　　［20］刘谦.迟疑的"大学梦"-对北京随迁子女教育愿望的人类学分析［J］.教育研究，2015，36（1）：41-51.

　　［21］徐春霞.克拉克关于美国高等教育"冷却"过程的理论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6（7）：22-26.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2期

永远有颗狮子般的进取心

——谈谈领导干部的改革角色①

深化改革，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勇于排雷，善除荆棘

这些天来，一则新闻在许多领导干部当中激起波澜：武汉市开展“狮子型”干部大调研，计划在全市发现和掌握100名左右狮子型干部，选拔使用到克难攻坚的局级岗位上。

何谓狮子型干部？武汉市委给出的答案是：忠诚干净，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敢打敢拼，敢于担当。

事实上，热切呼唤狮子型干部的，岂止是武汉一地？上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深化改革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探索、大胆实践，敢想敢干、敢闯敢试，对于“新事物新做法，只要是符合实际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就要给予支持，鼓励试、大胆改”。下至基层，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国企改革，百姓都期盼有一批带头冲杀的急先锋，破除沉疴痼疾，冲破利益梗阻，在山重水复的改革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们的事业呈现怎样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的状态。回首过去5年，为什么许多过去心照不宣的禁区被打破，许多久议不决的难题开始破题，许多众口难调的改革得以形成共识？关键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理论上提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重大思想观点，在战略上作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重大部署，在改革上推出许多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重大举措。以上率下、奋勇破冰的改革精神，鼓舞一大批狮子型干部大刀阔斧、敢打敢拼，将铁痕石印般的改革刻写在年轮深处，把以前碰不得、啃不动的硬骨头一一砸开，为当代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无需回避的是，改革进程中也出现了“上面加油门、中层挂空挡、下面踩刹车”的现象。“中梗阻”的问题，“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不出事但也不干事”的问题，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鲁迅曾说：“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这说的是共性的问题。对于狮子型干部来说，想干事就难免有出风头、好大喜功之嫌，能干事就可能因锋芒毕露伤及别人，干成事则可能招致羡慕嫉妒恨。

从今天所处的特殊历史方位看，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由于阻力增加、难度变大，出现了一种“不改革不需要理由，改革需要理由”的心态。也就是说，不干事可能不得罪人，多干事反倒容易因为动了人家的奶酪而受到多方责难。

与此同时，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不断深化，有人担心，因为强调“于法有据”，改革的大胆探索是不是得收一下了？还有人疑惑，强调顶层设计，是不是基层试点就不能有太多“差异化”？对“摸着石头过河”的顾虑，让一些干部创新探索的步伐变得有些迟疑。

综观这些心理状态，有的源自认识误区，有的则出于利害考量。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央开展各种巡视督查、出台一系列问责制度，各地纷纷响应中央精神，细化激励干事、包容失误、鼓励担当的容错机制，都是在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帮助狮子型干部在干事创业、闯关涉险时有底气而心无旁骛、有定力而义无反顾。

改革开放之初，切掉胆囊的任仲夷“浑身是胆”，争到“尚方宝剑”的习仲勋说办就办，“要杀头就杀我”的吴南生大胆突破，留下许多改革佳话。如今，军队改革大刀阔斧，司法改革攻城拔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价格机制改革稳打稳扎一路向前，这些成绩的取得，同样有一大批滚石爬坡、不懈探索的领导干部默默奉献。他们无私无畏、敢打敢拼的精神，闯关夺隘、动真碰硬的气魄，永远镌刻在改革的丰碑上，成为各级领导干部锐意进取的航标。

呼唤狮子型干部，不是说老黄牛精神就不重要了。狮子型干部和老黄牛型干部性格各异，但都是推进改革不可或缺的角色。“现在，我们面临的时代条件、社会环境和形势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开拓创新。”这样的形势是挑战，也正是有志者大展才华的机会。在今天这个生长梦想、大有可为的激情时代，永远有颗狮子般的进取心，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勇于排雷，善除荆棘，我们将写就属于这一代人的改革新传奇。

领头雁的担当精神不能丢

——谈谈领导干部的改革角色②

在莫衷一是时定分止争，在风险挑战面前挺身而出，在杂音噪音的干扰中勇往直前。这是改革的需要，是改革领头雁们必须具备的过硬素质

有人说，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领导干部拼的是智慧和格局，比的是定力和耐力，而归根结底，看的是担当的肩膀多硬多强。

改革的词典里，没有“容易”这个词。进入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改革深水区之后，向前推进的难度更是前所未有。头雁带对方向，群雁才能振翅高飞。头雁迎风奋力，群雁才会协力向前。领导干部就是改革创新的领头雁，任何时候都不能缺了担当的精神，忘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谈及这些，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所以能面对风险挑战迎难而上，在盘根错节的利益交织中挺身向前，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竞争中逆风飞扬，靠的是党中央的运筹帷幄，靠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担当和作为。正如国际媒体所观察的，习近平“亲上火线主导改革的负责姿态”，最高层的决心和担当“超出预料”。敢啃最硬的骨头、敢挑最重的担子，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集体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起敢于担当的标杆，振奋起全社会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勇气。

今天的中国，处身技术革命、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交汇之中，在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之后，一些领域开始进入没有先行者的“无人区”，各种不确定性、难以预知性开始显现。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没有担当如何触动既定格局？面对改革路径选择的歧见丛生，不敢拍板如何做到定分止争？面对改革推进过程中的杂音噪音，不能顶住压力如何实现善始善终？改革越向纵深推进，就越需要那种能站出来的脚步、能挺起来的腰杆、能扛住事的肩膀。“越是责任重大的岗位，遇到的压力肯定会越大，这就叫有担当。党看干部就是看肩膀，看能不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总书记对县委书记们的嘱托，也是对整个干部队伍的期望。

“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才有了改革督察的一竿子插到底，有了甘肃城乡居民分级诊疗的“资金下沉、专家下沉、病人下沉”，有了电力体制改革多方利益协调难的问题迎刃而解。

“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这才有了一大批领导干部“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有了简政放权这场权力的自我革命初见成效，有了城乡社区协商制度改革配套方案等一系列改革落地生根。

“要保护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才有了浙江省下发《关于完善改革创新容错免责机制的若干意见》，数名干部根据相关免责办法被从轻或免责处理，有了“为官不为”的做派越来越失去市场，有了振士气、促落实、“让实干者得实惠”的制度体系日渐成型。

担当是精神，也是能力。敢于担当，首先要有坚定的“担当自信”，只要符合党中央要求、符合基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就坚决改、大胆试，风险挑战不能阻其行，杂音噪音不能惑其志。敢于担当，离不开勇毅的“担当决心”，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也不能总想着左右逢源，把改革方案磨成一个一个圆蛋蛋；敢于表明态度、坚持原则，才能凝聚起改革合力。改革不是空中楼阁，最终要靠效果来评判，有担当就要能打通“中梗阻”，畅通“最后一公里”，让改革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今天，“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成为改革的主流话语和最大共识。在莫衷一是时定分止争，在风险挑战面前挺身而出，在杂音噪音的干扰中勇往直前。这是改革的需要，是改革领头雁们必须具备的过硬素质。

像鱼儿一样汲取水的力量

——谈谈领导干部的改革角色③

鱼生于水，必然要知水性、感水恩。“人民”是改革的初心，坚持以人为本，既是改革的基本立场，也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方法论

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超50条将入罪，禁止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作业，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等的生产……进入6月，一批新的全国或地方性法律法规开始实施。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注重人民群众获得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成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改革实绩的一把重要标尺。

“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近5年来，在各种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循循善诱、语重心长，向干部们阐释人民至上的改革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就任总书记之初就踏访河北阜平“看真贫”，给独龙族乡亲们回信希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在洱海边“立此存照”勉励当地干部一定要保护好洱海水质，要求政法系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为各级干部树起“人民”这面镜子。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党群、干群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鱼生于水，必然要知水性、感水恩。“人民”是改革的初心，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带领群众，既是改革的基本立场，也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方法论。

坚守改革的人民立场，知易行难。全面启动“两孩”新政，不只是一启了之，做好妇幼保健、妇女就业、托儿托管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要做的工作何其之多。到政府部门办事，流程如何再优化？要确保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的改革成效，干部们难免跑更多的路、付出更多辛苦。至于消除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公，对中低收入者减税，调节过高收入，收入分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就更加复杂。如果鱼水关系异化为“油水关系”“蛙水关系”，或者浮在表面、融不进去，不愿多听群众的烦心事，感受他们的真疾苦；或者需要时跳到水里、不需要时就像青蛙一样跳到岸上，甚至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谋私利、攒政绩，行过河拆桥之实，又怎么可能真正将好事办好？

应该说，到今天，皆大欢喜的改革方案恐怕很难再有。这样的情况下，强调任何改革措施都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改革就失去意义、不可能持续，并不意味着只能陷入两难境地一筹莫展。在原则上，干部们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凡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凡是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凡是对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地改，这才是对人民真正负责。在方法上，则既要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又要着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全面表达利益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回忆，七年插队生活“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当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复杂性日益凸显，自觉拜人民为师，充分尊重人民创造的经验，就显得尤为迫切。浙江义乌设立全国首个行政复议局，让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要渠道；安徽宿州建立“乡贤志愿工作站”，由乡间贤达调解大事小情，村干部腾出了手，村民解了难题；山东东平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社”，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为解决农村空壳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在基层这个大实验室，群众创新永远是不竭的能量场，抓住了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也就等于抓住了改革发展的契机。掌握了和群众的相处之道，善于从基层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改革方案才能更有底气、更接地气。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刊登文章，称中国的改革幅度和力度“超预期”，“让国内外大吃一惊”。多用仰视的眼光看待群众，像鱼儿一样汲取水的力量，不断增强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惠民举措将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为推动改革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05 版）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