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家思想与人生修养

道家思想最早追溯到上古时期。春秋时，大思想家老子撰写《道德经》五千言，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形成了道家完整的系统理论。所以一般认为，老子是中国道家思想的创始人。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或安徽涡阳）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前471年之间，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他一生只留下一本《道德经》著作，又称《老子》.全书共八十一章.虽只有五千多个字，但言简意赅，博大精深，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瑰宝。目前在全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

道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根在道家。"

老子以后，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县或安徽蒙城人），曾任漆园吏。 庄子也流传后世一本书，书名就叫《庄子》（又称《南华经》），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

由于庄子对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做了很多贡献，也成了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后人常把他们并称为“老庄”。犹如孔孟之道代表儒家思想一样，老庄之道也代表了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主要有哪些呢？

《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者流,……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意思是说： 道家这个流派，知道秉持要点把握根本，守着清静无为，保持谦虚柔弱的态度；这就是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

这里说的秉要执本，就是秉持要点把握根本。什么是道家思想的根本呢？就是一个字：道。

道家认为：""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依据"，是世界的最高真理，也是最高哲学范畴。人只有处处遵道而行，才能获得身心最大自由，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道德经》一书中，“道”这个字出现了74次。《庄子》一书中，“道”出现了375次。

围绕这道这个核心，道家主要思想大致有下面三点：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这段话意思就是：“有一个混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它寂静无声啊，又空虚无形啊，它独立长存而不改变，循环运行而不止息，可以作为天下万物的母体。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叫它做“道”。

细细品味老子这句话，有好几层重要意思：

首先，这个“物“比天地诞生还早，“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所以可以认作宇宙本源。

其次，这个本源的东西是物质的，但尚不清楚是单一物质还是复杂物质，甚至不清楚是实际物质还是抽象物质，所以叫“混成”。“混成”这个词用得非常好，代表“混沌状”，浑然为一，没有区分；因为有分别就不是道了，所以我们说道是一不是二。

再次，这个物质形态类似于气态特性，“寂兮寥兮”， 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形状，说明它具有无声无形的特征。它不仅“独立而不改”，还“周行而不殆”，说明它既具有独立性，不随着天地万物的变化而变化。又具有运动性，由运动产生万物。这些都是 “道”的基本特征。

老子还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可以理解成 道生一，一是太极;一生二，二是阴阳;二生三，三是阴阳配合;三生万物，万物是万事万物。老子在这里明确指出"道"创生万物的过程。由此我们看到，老子的宇宙生成论，既不是宗教说的上帝或神创造世界，也不是西方科学家所说的那种静态的毫无生命力的“世界是物质组成的，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的宇宙构成论。”道家之道的创造性首先表现在道生万物，这是一个生生不息，连绵不断的创造过程。值得人去效仿。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意思就是人遵循地的法则，地遵循天的，天遵循道的法则，道遵循“自然”的法则。

人与大地是最近的,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那么人就应该按照"地"的特性去做事.比如:要到肥沃的土地上种庄稼,在地势平坦的地方盖房子.不能在旱地上种水稻，在地势险峻容易塌方的地方盖房子。所以叫人法地。
"天"有四季轮转、昼夜交替的变化,那么"地"就会给予响应.比如:春季萌生夏季生长秋季旺盛冬季则凋零,地的变化就取决于天的变化.所以地法天。
然而因为"道"揭示的就是天地万物变化的总规律，天的四季轮转,昼夜交替规律是属于道的一部分，所以要"天法道"。

但道的运行与变化并不是有什么外力支配的，它是阴阳交合，“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自然而然，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叫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揭示了整个宇宙的特性,以及生生不息的流行规律。它要求我们做任何事都要遵循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不要过于刻意，执著。老子说要"去甚，去奢，去泰"。摒弃那些过渡的、夸大的、极端的行为。比如前些年我们为了发展经济，过度破坏自然资源，造成现在的雾霾；有些贪官拼命敛财，最后身败名裂。这些都是不能顺道而行导致的后果。

在道家看来人和万物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仅在于自然生态和谐统一,更在于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在于生命的主体和自然的客体在生态学和美学基础之上的和谐统一。十九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主要思想：道生万物、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二、道家思想与人生修养

道家是从研究自然界运行规律入手，从而引入人类应该遵循的若干准则。两千多年前的道家圣贤，给人类提出哪些人生修养建议，这些建议对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时代的我们，还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1．贵柔不争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因为水的特性是做好事利万物，但又柔，不争，所以老子认为水的特性接近道。人要顺道而行，就要学习水，柔，不争。但柔不是整天无所作为受人欺负的烂老好，而是寓天体刚健有力运行于内，柔弱圆润在外，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

失去了刚健有力光讲柔，就没有生生不息，没有创造源泉，那不是老子本义。所以老子说: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一切事物对立面都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据说老子的老师商容生病去世前，曾经问过老子：“人是先有牙齿，还是先有舌头?” 老子回答说:“先有舌头，因为人一出生就有舌头了，牙齿是后来长出来的。”这时候商容张开嘴巴，问:“你看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说:“已经掉光了。”又问:“舌头呢?”老子说:“还在。”商容说:“你知道为什么牙齿晚生而早落吗?因为它过于刚强。而舌头为什么得以长存呢?因为它柔软。这个道理不仅对牙齿如此，天下万物万事也都如此啊!”

道家崇尚自然，提倡道法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无所不容，自然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

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是说，圣人用无为的观点对待世事,用不言的方式施行教化。要注意的是，道家讲无为，并不是不做事，不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规律做事。从做事目的讲，要淡泊个人名利，只追求悟道大目标；从做事方法讲，要只按对的方法做，不瞎折腾；从做事程度上讲，要按最小原则去做，不得已而为。老子讲人生有三宝，其中之一就是俭。吃饭有一个菜够了，就不烧两个菜；有一件衣服可以御寒，就不买第二件。俭朴人生的目的一是顺应天道，不过度消耗资源。现在政府提出开发和保护并重，就是这个思路。二是如庄子所说，“嗜欲深者天机浅”，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过度追求物质富有，就会背“道”而行，对道的领悟就肤浅了。

西汉学者严遵，隐居不仕，在成都以卜筮为生。每天只帮几个人算命，赚足了日常生活所需后便不再替人算命。专心研究和讲授《老子》。著有《老子指归》传世，使道家学说更系统和条理化。蜀有富人罗冲者，为君平具车马衣粮，君平曰：“我有余，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余?”冲曰：“吾有万金，子无担石，乃云有余，不亦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昼夜汲汲未尝有足。今我以卜为业，不下床而钱自至，犹余数百，尘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余而子不足邪?”冲大惭。君平叹曰：“益我货者损我神。”

道家认为，只有顺应天道，无为而治，才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修道方式。"致虚极"，就是要把自身对世界认知的主观意识完全去掉，达到空和虚的极致状态，才能够领悟天地和人生大道。"守静笃"，就是要守住自己求道初心，保持笃定，不受外界负面因素干扰，最终才能真正的求得"道"。这是道家提出的修行方式。诸葛亮在《》中提出“，，。，非宁静无以致远。”也是走的道家修身之路。

现在社会发展节奏太快，以至于不少人心情浮躁，难以静下心来反思人生，甚至不知心安何处。按照老子提出的“致虚守静”方式修身，可以使我们整个身心和社会、自然保持高度和谐一致，最终悟道顺道行道，诗意般生活在世上。

陈 苏 王 军 张馨月

摘要:创造美好环境,营造幸福生活,设计要以人为本,意境要天人合一,以实现幸福对艺术的承诺,以实现诗意地栖居。

关键词:环境审美;艺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

司汤达曾说过,艺术是幸福的承诺;海德格尔也认为,人类真正的幸福就是诗意地栖居。由此看来,要营造幸福的生活,就必须建造一个能满足人的物质审美和精神审美需要的环境。以环境艺术设计为基本平台,寻求一种“由物质能量转向精神能量”消费模式和生存方式已经是一种势在必行又切实可行的选择。也就是说,环境艺术设计的重点已经由“物质设计”转为“精神设计”。为了“诗意地栖居”而设计,设计的理念为:设计,以人为本;境界,天人合一。

环境艺术,除了包括为美化环境而设计的“艺术品”外,还包括 “地景艺术”以及建筑界所称的“景观艺术”等。人们所耳闻目睹的一切事物都是环境构成的要素。如:自然界的山、水、草、木,人工创造的建筑、市政设施、招贴广告,甚至人们自身的日常行为,如服饰、购物、休闲、运动等都是环境中的景致。著名的环境艺术理论家多伯(Richard P?Dober)解释道:环境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它比建筑更巨大,比规划更广泛,比工程更富有感情。这是一种爱管闲事的艺术,无所不包的艺术。环境艺术的实践与影响环境的能力,赋予环境视觉上秩序的能力,以及提高、装饰人存在领域的能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造型、光色、尺度、比例、体重、质地等形式美,是环境艺术的基本语汇。功能、交通、空气、声音、温度、气味等因素,是进行环境设计时必须的综合考虑。因而所谓“环境艺术”既有视觉的,也有听觉的和嗅觉的,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它是一项非合作不可的综合创造。环境艺术鉴于人类对居住和生存环境的审美需求,它展露的是人类自身内部最细微也最柔韧的意绪和情感,是心灵深层的涟漪和悸动。环境作为审美精神的存在,也是为人类提供的最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诗意地栖居。

从理论上来讲,环境可以区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建环境。而城市环境是最终要、最复杂的人建环境,它最能体现人的意志,是由人类主体设计、处于人类控制之下的环境。从环境艺术设计的角度来讲,“诗意地栖居”的环境指的是能提供人在其中进行艺术审美体验的环境。“审美”是视觉愉悦的东西。“审美体验”就是人作为整个环境复合体的一部份,审美地参与到环境中发挥人的感官内在体验和直接意义。人对环境的体验包括诸多因素,诸如空间、质量、体积、时间、运动、色彩、光线、气味、声音、触感、肌肉运动知觉、模式、秩序和意义,等等。这些体验包括了所有感官的积极参与,共同感知。它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环境审美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了全面阐述,提出了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互相结合的重要思想。这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生态观、美学观的深刻揭示。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既是环境美学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对人居环境进行审美评价的最基本标准。

“人是自然之子”这句话,揭示了人与自然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一切建筑又都是以使人与自然相对分离和隔绝来保护人,避免人“风餐露宿”、“星月披肩”的。但凡人造环境,都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破坏。环境艺术正是要在这种改善与破坏中,重构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要求“以人为主、境以人用”。

所谓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也要坚持人的尺度。环境艺术设计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求一切环境都要以“人”为中心,为人所用,体现人的意志。

设计以人为本,分析人的动机、研究人的生活习俗、习惯、爱好与情感等。在环境设计与创造中,设计师们总会不失时机地输入情感,体现人情味,把造境上升至造意境,追求环境中的情调,烘托民族的风格,抑或也体现使用者的个性,把“人”提到了“人本位”的设计重心上。

设计以人为本,这并不意味着墨守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实事求是地揭示并承认人在环境中确实难以避免自己的本位立场。但设计如过于执谜“人本位”,一切以人为本,那么设计出来的环境并非为人所用,而是毁灭人类自己。海德格尔说:“地球变成一颗‘迷失的星球,人则被‘从大地上连根拔起”,这也是我们最不原意看到的环境危机。“愚公移山”和“人定胜天”本是人类通过辛勤劳作和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颂歌,但是,在当下的经济发展下,城市化进程日益激烈,为了实现某些私欲而疯狂地对大地进行毁灭性的掠夺,在那些所谓人类智慧建造的“创业园”、“工业园”、“科技园”、“时尚生活区”、“CBD中心”等的吆喝下,原本诗意栖居的环境已变得苍白无力,乃至千疮百孔和居无定所。

鲁枢元先生在《精神守望》的序中这样写到,“科学越来越发达,而人却越来越无力;技术越来越先进,空间越来越狭窄;商品越来越丰富,生活却越来越单调;世界越来越喧闹,心灵却越来越孤寂……”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空虚”感越来越重,精神生态的良好无疑可以疗治我们内心的空虚。

马克思:“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追求“诗意地栖居”到“居无定所”的人们其罪大恶极的弊端就是私欲与贪欲的日益膨胀,乃至过度干预环境生存的极限。用人类智慧去挑战环境的极限不如挑战人类自身,也就是人类环境美学意识,加强环境美学意识。只有环境美学意识在人心中得到牢固确立,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缓解,才有可能真正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处理好个人的“自身”与“自心”的关系。

正如上面所说,城市进程的激烈上演的同时,人们一方面努力避免对环境过度的伤害,一方面积极寻求“由物质能量”向“精神能量”的转化,提高环境的审美层次,是人们追求审美环境而展开了环境艺术设计的诗篇。由室内设计到室外设计;从城市规划到景观设计,无不饱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的精神,同时也蕴藏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儒家、佛家等的思想在中国的环境设计中深有影响。选址布局、建筑营造、植物配置、筑山理水、光效音响等无不重视养生、乐生的作用。用一个时尚却有不失古味的话来说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说:天知人意,按照人的意愿创造符合人需要的环境。对环境审美满意程度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宛如天成”。季羡林先生曾提出的:“‘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人们对环境要求的理想的境界。然而,人们对生活环境美好的追求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追根溯源,古文“天人合一”的原意就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吗?

溯其源,“天人合一”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宗教命题罢了。其演变和表现形式经历了:天命崇拜、天德崇拜、天威崇拜三个阶段。 “天”并非是自然之天,而是神性之天,泛指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国。“天上之人”是指神仙,拟人化的神灵。《褐冠子·度万》曰:“天者,神也。”《说文》释“神”,为“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这个“天”即被视为万物与万民的创造者,也被看作社会正义与道德的立法者与监护者。《书·泰誓上》曰:“惟天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书·皋陶谟》宣称“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天理难容”、“天网恢恢”等,可见“天”是有意志的,其意志便是“命”。董子称“天令为之命、天意难为”。由于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故圣王也称“敬天”、“明德”才能“以德配天”。

在古人的天命崇拜中,有特异功能的圣人其身份犹如宗教先知,虔诚传达上天旨意,是人合天之间的中价,又是天人合一的体现者。《易·系辞下》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天德”是“天人合一”的目标。乃出自《论语·宪问》“下学而上达”(即是指下学人道以上达天道)。汉儒董仲舒首次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因为“名则圣人所发天意”,所以当名号发自天意,人事顺于名号时,天人合一就在圣人的作用下实现天人感应。它是一种神学政治手段,而非人与环境的生态哲学关系。

发展过程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养生文化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传统的养生学特别强调环境对于养生的重要性,遵从天人相应、形神合一、顺应自然的原理。有这么一个养生气功,在练功时心里面往往都在默念:“我在气中,气在我中,气为我用,天人合一”。这个“气”是指“气场”,是相对于“天”而言的小环境。换句话而言就是:我在环境中,环境在我心中,环境为我用,我和环境合而为一。人和环境的和谐和人对环境的审美追求在这里就显而易见。

霍克海默也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人类未来幸福中的合法利益的表现。由此看来,环境艺术设计的“以人为本”和“天人合一”等的所有设计活动的最终点无非是为了让人们能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上。魅力环境的创造和体现,就要通过穿越时空实现情感的沟通,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精神意义的共生和创生,达成“人”、“神”心灵的共鸣。

[1]王四达﹒“天人合一”的误读与中国生态危机的出路[J]﹒学术研究﹒～19。

[2]程相占,[美]阿诺德﹒伯林特﹒从环境美学到城市美学﹒学术研究﹒8～144。

[3]许慧,彭重华﹒养生文化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应用[J]﹒广东园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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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向《易经》“开火”，称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吹响重识《易经》与生态文明的号角。

　　关键词：周易、天人合一、生态文明、旅游、太极、三旋、、墨比乌斯圈

　　一、重识《易经》的“天人合一”观

　　王蒙先生在中国海洋大学演讲谈到他怀念那些精通人文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巨人时说：“自然科学与人文，只能双赢，不能零和。文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有很大的一致性，如珍惜精神能量，热爱知识，热爱生活，对世界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的点点滴滴敏锐捕捉，追求创意，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力图对国家民族人类作出新的哪怕是点点滴滴的贡献。但是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华文化缺少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缺少一套实证的方法，又缺少严整的逻辑规则。《大学》上关于从正心诚意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著名推论，都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起码规则，更谈不上实验的或者统计上的证据，而更多地接近于文学作品。它们富有灵气，充满想像，整体把握，有时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就是不怎么科学，不怎么经得住实验、计量、辩驳。中国古代有著名文人兼通医道与军事的，但少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甚至，大多数作家基本上是科盲。还有的作家干脆鼓吹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在什么特异功能、气功、命相学、人体科学、易学国学禅宗的幌子下宣扬了一个够。这与中国的重文主义传统有关。对于修齐治平的推崇，对于辅佐明君的理想，使人们倾向于认为齐家治国之道才是大道。我希望文学界的同行们能以极大的热情学习科学，领会科学已经怎样使人变成了巨人，科学将为人类创造怎样崭新的未来，取代那些想当然的咄咄逼人与大言欺世，珍视公认的价值体认。让科学家与文学家携起手来，取长补短，创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有知识有教养的中国。”

　　与王蒙先生演讲的精神追求相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80岁的杨振宁教授的演讲更一针见血。这是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教授向《易经》“开火”，称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吹响重识《易经》与生态文明的号角。杨振宁教授更是并以实践作示范，给清华大学一年级新生上基础物理课，引起一些大学的大学生们的强烈反响。

　　但从王蒙先生对古代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批评，可以看出王蒙先生并不全理解今天的“天”和如何“平天下”。杨振宁教授在这时站出来，以评说《易经》及其“天人合一”，巧妙地引导全中华民族的思考，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杨振宁教授在演讲中说道：《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

　　杨振宁教授认为，中华文化的归纳法来源于《易经》的观物取像。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易经的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发展出推演法。如果归纳一下今天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发现其中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归纳法，一条路是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比如麦克斯韦方程,就是运用了两者结合的方法,今天的发电机，电话、无线电、电视网络通信激光等等，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所有的这许多，都基于麦克斯韦方程式。又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一大贡献，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

　　杨振宁教授还说，从天人合一产生的观念是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而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但他并非是想攻击中国的传统哲学，因为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

　　二、解读杨振宁教授的“天”与“人”

　　杨振宁教授并非不知道，天人和谐联系着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生态文明”，所以他才说，天人和谐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比因为植根于天人合一而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影响还要重要；也所以他才说，天人合一的内涵不止是内外一理，而是远超过内外一理。

　　所以笔者认为，杨振宁教授要摆脱或抛弃的“天人合一”观，不是“天人和谐”观，不是“生态文明”观，而是要摆脱或抛弃把“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生态文明”作为唯一正确的观念来看待、来引导。举例来说，“天人合一”的“天”，除了“天空、日月、宇宙、天地”等自然环境的意思外，还有“天下、全世界、全球化、多元化、全人类”等社会整体的含义；“天人合一”的“人”，除了“人类、人们、全社会”等整体的意思外，还有“个人、人权、人化”等特定的含义，从而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解释中华民族优厚的传统文化。以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为例，新中国解放以来，大多数时候被作为“封建思想”遭批判或抛弃，虽代之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的“世界观”、“人生观”；“身居茅屋，心怀天下”等无产阶级的语言，但仍没有比过这句传统文化语言的言简意赅、和对中华民族大多数持久的影响。

　　由于儒家的经典人生道路，自古就被描绘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任何中国人，只要生于皇天厚士，自出生之前就携带着这四类个基因，所以中华民族才几千年不衰，历经浩劫而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天下”，一般中国人以“打天下”、“坐天下”理解它的意思；而统治阶级及统治阶级的文人，也当“打天下”、“坐天下”心安理得地把它理解了。其实“平天下”，还有“平和天下”与“和平天下”的含义；也有“全球化、多元化”完整、统一，双赢的含义。它在今天，最能够体现的模式，强者，如很多国家或很多地方的旅游开发模式，它既保持了各自的特色，又对外开放增加了收入；弱者，如联合国或类似有些联合国所属组织的模式，它有一个共识的章程去遵守。然而在强调阶级教育和阶级专政的时期，“平天下”曾类似有“血染的风采”，“你死我活”、“全球一片红”、“打富济贫”等含义；即便在今天，这些理解也还存在，不过市场经济的色彩更浓厚，如类似有“先富起来”、“称霸世界”等意思。由于“平天下”既指有中国，也指有外国；王蒙先生与杨振宁教授相比，是长期生活、工作在国内，而杨振宁教授是走出国门半个世纪，又走回国内的人，他对“平天下”的理解与实践，自然要比王蒙先生宽一些。例如，杨振宁教授在清华大学用英语给一年级新生上基础物理课，看是没有必要用英语，但“平天下”如果也指有外国，就很有必要：即科学高峰在外国，培养的高层人才不懂英文的基础物理能行吗？又如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也是在国外生活、工作了半个世纪又走回国内，在南开大学创办培养微分几何、微分流形等高层人才的数学研究所，有这个必要吗？如果“平天下”也指有外国，就很有必要。而且，他们从本质和方法都改变了“平天下”类似“血染的风采”，“你死我活”、“全球一片红”、“打富济贫”、“先富起来”、“称霸世界”等的含义，也从本质和方法都改变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

　　因为笔者似乎觉得，杨振宁、陈省身教授与王蒙先生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很不同。王蒙先生是按几千年来的常规读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杨振宁、陈省身教授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反过来读的，即“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才是正理，才是与时俱进，才有石破天惊的技术创造。因为没先有“平天下”的高层科学本领、志向、理想、爱好、思想，哪有“治国”、“齐家”、“修身”的平和、和平、持久，不“血染的风采”，“你死我活”、“全球一片红”、“打富济贫”、“先富起来”、“称霸世界”才怪。

　　笔者常常听到批判“侵略”、“弱肉强食”等问题。笔者是不赞成侵略、弱肉强食等社会现象的。但笔者也注意到类似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提出的一种“侵略与遏止”现象，即如果把“侵略”一词看成是中性，那么在古代史上，有先进文明侵略落后文明成功，也有落后文明侵略先进文明成功的问题。这里我们把“正义”、“非正义”与科技创造联系起来组合研究，从远古到现今有八种情况：

　　1、我们用自然、原始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2、我们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3、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别人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4、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别人

　　5、别人用自然、原始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6、别人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7、别人用我们创造的科技原理，他们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8、别人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我们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侵略”了我们；

　　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易经，是我们中国古代人的科技原理到实物的创造，我们强大了十多个世纪。后来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易经传到了西方，西方终于改变这些科技原理，火药变成了现代枪炮，造纸变成了现代音像设备，指南针变成了现代陀螺遥控，印刷术变成了现代信息技术，易经变成了电子计算机。虽然我国目前在这些方面也有科技原理的创造，但我们终究强大不过西方。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别人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或用别人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而近几个世纪，西方更多的还是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侵略”了我们。因此，我们要自强、自卫，要有后劲，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打败了“侵略者”，就具有“侵略与遏止”和“正义”与“非正义”的特殊意义。这也是杨振宁、陈省身教授他们这些走出国门，获得公认大成就后的中国人，认识到要从本质和方法上改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的意义。

　　所以，杨振宁教授不是要摆脱或抛弃从天人合一产生的天人和谐观念，或“生态文明”观念，而是要反这些观念的不足。广西河池学院生态哲学教授刘月生先生说，生态文明是为了当代及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克服人类本质上自私的生物学天性而采用的一种广义的利他行为；生态文明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的新的社会结构范式，是人类为了能可持续发展，在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两次选择后进行的第三次选择。

　　可以看出“生态文明”观念虽好，但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的愿望性。例如，在“基地”组织活动强大的地方，我们并不怀疑“恐怖分子”或“美国士兵”，对“生态文明”观不理解。或他们不愿意看到生态文明。但正如“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一样，任何“生态文明”学者的高论是说服不了他们的。笔者与刘月生教授交谈这个问题时，刘月生教授也表达了这种“无奈”。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也认为，如果不摆正自己基于对自然界的局限认识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确实可能最终将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破坏到自己无法继续生存的地步。然而目前人们获得的这种保护环境的认识，却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才选择、保护的多旋竞争比较中，才获得的。

　　这种“选择”具有无法确定的规律性。20世纪约30年代西方出了一本《近代工业的兴起》的书，其中讲了瓦特及其蒸气机的曲折命运：瓦特是在英国一所大学实验室工作发明蒸气机的，但十多年间大学里的师生知晓却无人过问。终于有一天来了一位贫穷的老头，他是偶然闯进大学里来的。他看了瓦特的表演蒸气机后说，他有救了。原来他是一个大矿山的资本家，十多年前矿井因水淹，他破产了。瓦特的蒸气机唤起他的希望，也唤起了瓦特的希望。往日老头在社会上留下的信用，以及他的百般游说，一些往日的银行家友人支持他与瓦特办起了蒸气机生产厂家。蒸气机在英国矿山、纺织工业以及火车、轮船交通等上的应用，引起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商人的注意，他们用高薪挖走了一些蒸气机厂的技工。因此，英国与这些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斗争的结果，有八个国家签定了和约。

　　和约认为，有价值的科技创造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因不用而毁灭它，都是对人类的犯罪。因此和约签定国对科学家的自由流动，不能限制；但对工厂花钱培训出的高级技工流动，却有严格的限制。道理是，他们不是科技原理的第一创造者，而是二传手；没有得到厂主同意的流动，一经发现，逃到的和约签定国，都应该给予送还或允许追回。该书认为，这项国际条约的签定，引领了近代工业的潮流。

　　笔者无意对这项条约的是非给予评说。20世纪60年代笔者在大学读了这本书，30多年间难忘怀的是，破产矿山老头对瓦特的“选择”。这种“选择”联系我国奥运会金牌稳中有升，以及以色列、荷兰、瑞士、瑞典等小国，也常得诺贝尔科学奖，深感不管大国小国，国穷国富，在一个国家有钱、有权、有势的人还是很多，问题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只会常规“选择”，没有破产矿山老头对瓦特“选择”的那种需要、或没有那种认识、或没有那种水平，因此才知晓却无人过问。

　　2004年美国科学家凭借量子色动力学的“夸克渐近自由”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说，在这个领域里，我国的研究曾早于美国，成果也非常接近最后的结果，只是因为来了“文革”和国家没有几十年都资金投入，才丢失了一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有人认为，这是一家之言，说的只是部分事实；实际上国家丢失了几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是因为国家只实行单一的“选择”机制；以“夸克模型”、“量子色动力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例，国家长期的人力、物力和新闻报道注意力，只“选择”哲学上与其对着干的“层子模型”。这种“选择”国家也需要，评了国家一等奖也应该，但却失掉我国类似奥运金牌稳中有升那种合理竞争的“选择”机制，例如当时中国科技大学理论物理学家刘耀阳的成果，与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因不是层子无限可分就被单一的“选择”机制扼杀了。

　　生态文明保护环境，也包括了人类自身的科学发展多旋竞争“选择”环境。所以刘月生教授反思“生态文明”观后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生态文明，主要还是要有准备头脑的国家学术中心和社会视角注意中心去迎接；但这恰恰是强调科学创新，又要求得到本国单一的科学权威认同才被社会认可，这种忽视合理竞争的“选择”机制不是科学悖论吗？

　　三、刘大钧教授与杨振宁教授比较

　　刘大钧教授是“文革”后我国人文多旋“选择”环境的受益者，而且刘大钧教授曲折的命运，也类似瓦特。但他搞的不是类似的蒸气机发明，而类似整理国学的《易经》。发现的刘大钧教授的，也不是一个贫穷的破产矿山老头，而是中国政坛十多年间赫赫有名的中央管宣传的领导同志之一的胡乔木先生。

　　刘大钧教授，1943年1月生于山东省邹平县。现任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易研究》学刊主编、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刘大钧先生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其外祖父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与毛泽东同年，毕生研究周易；他要求小时的刘大钧一遍一遍地诵读古书，经常从易经和易传中抽查一段，看其是否诵读如流。刘大钧1961年高中毕业后，升学连考三年未能如愿。原因是他父亲早年曾加入国民党，他二哥又是“右派分子”，档案政治审查结论写有“该生不宜录取”。同样的原因，刘大钧也未能进入当时普遍认为可以捧铁饭碗的国有企业，只能到济南一家街道办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当工人。刘大钧没有一天放松自己。他到30多岁才成家。1978年夏天，在酷暑中完成第一篇论文《读史释易》。稿成后投给中国哲学界最高学术刊物《哲学研究》。该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当时的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注意到这篇文章。思才若渴的胡乔木指示该刊理论部蒙主任查访刘大钧，一纸调令使刘大钧走进山东大学哲学系。原因是胡乔先生给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写了推荐信，希望吸收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校外学者。工作条件改善之后，刘大钧教授不断推出易学研究著作：《周易概论》、《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纳甲筮法》；此外尚有音像著作《周易讲座》。刘大钧教授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当代《周易》热的真正支点，是《周易》筮法热；《周易》已成为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雅俗共赏的书，许多人学《易》是从卜筮入手的。《周易》占筮作为一种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文化现象，确有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若一味进行贬抑，则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现在来看这位中国周易学会的会长，对杨振宁教授批评《易经》研究主流阻碍科学启蒙的反批评。刘大钧教授认为，杨先生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杨先生说周易只有归纳，而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有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还支持刘大钧教授说，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已经有很长历史，认为天与人是同一性的；西方传统，近代科学，讲究人和自然是对抗的，这涉及东西方思维的差别，况且，只有思维方式还不够，关键是社会条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萧汉明教授也反批评说，杨先生以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向度为唯一尺度，所以杨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周易》没有推演法，因而阻碍了中国科学走向近代；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在近代不仅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科学，也没有走出中国自身的近代科学道路，这个历史事实，是否一定要归咎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萧教授认为，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医学注重四季气候变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从这个基点出发，如果中国医学有自身的独立的近代进程，那么它也决不会抛弃由此得出的一切相关结论。由此可见，如果中国有自己的近代科技之路，那么它决不会出现与西方完全雷同的发展向度。

　　认真研究这些反批评意见，笔者认为杨振宁教授的批评，是说到了《易经》研究主流的要害。

　　1、《周易》是中国两千多前的珍贵古籍，作为早期的古籍文物，本身并没有对与错。胡乔木先生发现刘大钧教授是正确的。国家抢救、组织整理有价值的国故也是应该的。我们也不怀疑刘大钧、萧汉明等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人物，整理国故的能力和贡献。但正是由于这一定位，今天的中国周易学会及其主办的《周易研究》学刊，团结的也主要是类似他们那种研究方法和思维的一批人，排斥了国内类似把易学与当代前沿科学如超弦理论、量子色动力学联系起来研究的一些学者，而把中国的周易学研究引上单一“选择”的道路。这是违背胡乔木先生“文革”后受邓小平同志影响的多旋“选择”的初衷的。公正地说，《周易》并没有定势，而是随着历代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而转变，即“关键是社会条件”。以在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时期为例，斗争哲学、人定胜天、向自然索取，充斥《周易》研究，那时北京大学的和合学界，到哪里去了呢？

　　2、严格地说，太极思维是关于实践与其自发破缺的可行性解决办法的数学处理思维。联系卜签文化，其抽签占卜背后的真实数学处理原理，是类似当今前沿科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不确定性原理允许有确定，但它是以概率出现的；这也是卜签的成功率，而跟算卦方法和卜辞的推演、归纳并无多大关系，即不管算卦方法和卜辞的逻辑性推演、归纳多么正确，总体上都不影响不确定性出现的概率。这就是常识。刘大钧教授讥笑杨振宁教授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不客气地讲，是刘大钧教授不懂类似的前沿自然科学；中国大多数的人文学者，也不懂类似前沿自然科学或微分几何、微分流形等高层数学，这是中国民族命运的悲剧。

　　3、《周易》的数学源头，是与微分几何、微分流形等前沿自然科学的数学源头相通的。中国很多人，天然地畏难攀登这些前沿自然科学的数学高峰，在多旋的竞争“选择”中，出现了与西方主流发展不完全的向度，这本身是不奇怪的。以旅游为例，旅游是对和平交流自然及人文遗产的有组织的经济开发，是人类为实现自身多元化与全球化双赢而释放的一种轻松、自发的行动。因为局域的划界，权利的巩固，都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最终底线，也许交流才是最终的底线。但战争对交流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弱者因怕战争这种交流会更加的封闭。而旅游对弱者和强者都有极大建设性，因为旅游的多元特色，能以市场经济、品牌促销来赚钱。然而，既然是品牌促销,品牌就要分档次。萧汉明教授认为中医有自身的独立，由此得出决不会抛弃相关的进程。结论当然是类似旅游特色的多元化了，但品牌的档次呢？这不自封的，这是用自己创造的科技原理，自己生产的工具的“侵略”或“战争”“选择”的。这种“选择”让我们中国人有时想起失败就咀咒“侵略”和“战争”，其原因是随着历代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单一“选择”的类似中医研究、《周易》研究等道路，没有搞出石破天惊的技术。说穿了，国内易学界泰斗级的刘大钧教授、萧汉明教授等人物，也许没有读懂“平天下”，没有读懂《周易》。他们也许不懂得杨振宁、陈省身教授等的“平天下”的良苦用心。他们也许还没有达王蒙先生的科学家与文学家携手的认识高度。

　　四、《周易》研究两头必要的张力

　　杨振宁教授懂不懂易学，这是刘大钧教授与杨振宁教授之争的一个焦点。

　　杨振宁教授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在吴大猷指导下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完成学士论文，1942年毕业后即入研究院深造，在王竹溪指导下研究统计物理学。1945年赴美,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教员，1949～1955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5～1966年任该所教授，196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爱因斯坦物理学讲座教授，并任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杨振宁教授的贡献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他与李政道合作，推翻了几十年来被物理学界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两人因此而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有的最杰出的贡献，如1954年他和米尔斯合作提出了规范场理论，为现代规范场理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打下了基础。杨-米尔斯场方程被数学家唐纳森引用，获得了拓扑学上的重大突破。1985年美国总统授予杨振宁教授该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章。

　　杨振宁教授在讲规范场简史的时候指出，规范场与拓扑学上陈省身教授研究的纤维丛有联系，而不平凡纤维丛就类似墨比乌斯带。1987年当笔者研究三旋的非平凡线旋时发现，中国古代的太极图与著名的墨比乌斯带也有联系。武汉大学数学文志英教授认为，三旋联系太极图把中国发现墨比乌斯带比欧洲提早了两千多年。刘月生教授在《三旋构想的时代使命》一文中也认可：“从欧几里德几何的点体观创立之后，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和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的分析方法，追寻到了宇宙的极点的隐秩序范围。从欧氏几何（第五公设的破缺）到非欧几何（黎曼曲面），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的弯曲）再到卡路扎、克林的理论（第五维是微小圈），再到今天的超弦理论（杂化弦是闭圈），使太极数学中包含的圈态超旋思维再也隐藏不住了。”这个圈态超旋，也包括了不平凡纤维丛和现代规范场的思维，而杨振宁教授就是这方面无愧的导师。所以杨振宁教授在发展易学方面的研究，达到了国际获诺贝尔科学奖的高度。而刘大钧教授同样达到了国内整理国学《周易》的一个新的水平。

　　杨振宁教授和刘大钧教授是站在《周易》研究的发展与整理的两头，为国家“平天下”使力。“平天下”不是中西方历史上建立辽阔地域帝国都曾产生过的“大一统”理念，全球化也不是中西古代“大一统”的理念，即不是国家给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追求“称霸世界”的目标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而是如人类为实现自身多元化与全球化双赢类似旅游开发目标的模式。有人说，作为形成于春秋时期的中国文化学术思想之根源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华夏文化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变，它像滚雪球一样，历时愈久，愈显博大，愈益精深。而西方文化学术传统源头的希腊文化，是希腊人“坚信眼睛看得见的事物，也坚信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的这种平衡观点，但它并没有受到西方世界继续的重视与保持，而是动摇在它们两者之间。如西方中世纪现世生活的艰难，激起西方人对现世生活的愤恨，一切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仅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被看作是邪恶的。文艺复兴时期又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尽情地颂扬生活，西方人把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统统抛在一边，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谋求自己的利益；到19世纪后期，西方人为科学真理而奋斗，宗教、艺术和精神作用又被抛弃了。面对中西方文化上的上述特征，尤其是各自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上所存在的差别对政治史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对政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这种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俱往矣。今天的中国周易学会及其主办的《周易研究》学刊，能否把类似“维基百科”网推荐的如物理学中的潜科学理论（Proposedtheories）1、万有理论；2、大一统理论；3、M理论；4、扭量理论；5、圈理论；6、旋理论，也纳入易学研究的范围，也支持搞出石破天惊的技术，试试看。而易学研究两头的批评与反批评，就是他们之间必要的张力。

　　1、王德奎. 三旋理论初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年5月；

　　2、王德奎. 解读《时间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年9月；

　　3、王德奎，环量子理论与三旋理论，凉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

　　4、叶眺新等，太极思维的三旋数学模型，思维科学通讯，1987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德奎，59岁，研究员，绵阳日报编辑。Ema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