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西方人，他们对哪个中国历史名城略知一二，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上海。但他们的“上海”是那个有外滩和南京路，有跑马厅和百货公司的城市，而不是一个充满矛盾、迷幻和现实主义的上海街区。

社会学者郑也夫在他的《城市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最丰富的就是关于上海史的研究。“因为城市史的研究是洋人开创的，而洋人对上海有特殊的情结，他们的前辈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有自己的史料。以后很多中国学者，首先是留学生也加入这一研究中。卢汉超教授说：‘量大、题广、质优’六个字是美国学界上海史研究的特点。整个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有两本关于上海的学术著作出版，即使美国本土的许多大城市如纽约等，以及欧洲的许多大城市如伦敦等，都无法达到这种程度。选题广泛，从工人、警察、妓女，到企业、同乡组织，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再到1949年后，孤岛时期的上海也没有被遗忘。”

事实上，从事上海历史与城市研究的学者大多都是洋人，比如是美国的中国学界中的领军人物，如魏斐德、裴宜理、高家龙、叶文心等。而上海本地学者的研究也从1978年开始，逐渐关注有关曾经上海的历史和社会。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研究成为了国际性东方学中的一门显学，上海同天津、北京、汉口等城市一起，构成了近代化中国的城市缩影。

不论对于研究者或普通读者来说，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在生动丰富的上海史研究长廊中，对上海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描述，全方位展示了曾经的上海，并让人思考当下。

上海这一繁华的城市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之一，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尽管外籍人士只占约3%，却来自世界各地，涵盖外交家、暴发户、妓女等等。而中国人也同样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是乡下人，可以说是一座移民的城市。实际上，这非常具有特色的，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城乡不同于西方的城乡关系，中国的城市乡村在社会文化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且城市在乡村面前并不具备优势感：传统上中国的经营阶层多为居住在乡下的士绅，他们拥有资产，且即使为官经商发达之后，一定会“叶落归根”，将资本和资源带回乡村老家。根据费孝通的观点，在清代，通过科举考试的学生中有41.46%都来自于农村。除此之外，城市传统上具有一种消极的意向：它们是衙门、赋税、诉讼、刑罚的所在，商人的恶名和社会偏见也加深了这一情况，他们是欺骗乡下人的行家里手，且城市又是各种罪犯的云集之地。。。

因此，在那一时期，从中国的乡村进入城市的往往都是活不下去的贫苦移民，城市给予他们的或是一个能勉强度日，但依旧悲惨的生活。因此，这就决定了上海这样的城市的阶层分裂和城乡的断层，且城市，是一个矛盾的，恐惧、羡慕、鄙视各种情绪的交织之地。这种情绪，实际上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表现得十分精髓：“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 “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作家包笑天在当时的《申报》上连载小说中描写一位“乡巴佬”在三十年代去上海一段很不愉快且滑稽的经历里就表达了“乡巴佬”的观点：上海是奢靡的、洋化的、无理性的、斤斤计较的、没有感情的、堕落的和混乱的，商店对待顾客亲疏明显，社会唯利是图；这位老农也意识到城市是个可以赚很多钱的地方：“回乡盖房的钱难道不是当婊子卖身体得来的吗？”

上海它的发展也是农村危机的结果。城市似乎成为了贫困绝望农民们溺水之际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饥荒之年，警察局和慈善机构每年甚至能收殓成千具尸骨。但不论如何，作为当时的通商口岸，传统和近代化的碰撞中，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所有的一切给予带给上海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当时有这么一句自夸之词：“走近天边，好不过黄浦江两边”。上海的快速变化和优势论的观点也明显的体现在一首嘲笑乡下小姑娘虚荣心的歌谣里：“乡下姑娘要学上海样，学死学煞学不像。学来稍有瞎相像，上海已经换花样。”  而来到上海的新移民很快就会因为自己不仅做了“城里人”，而且成为了“上海人”感到自豪。这就是城乡明显差异和隔阂的开端。

一个“老上海”能够准确指出所谓“上只角”的人（指城市较优越地区）和“下只角”的人（指城市较贫困地区）之间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对于非上海人而言太细微了。在他们眼里，上海人似乎是差不多的，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上海人最大的特征就是精明，让人不得不加防备。在整个二十世纪，“上海人”和“精明”差不多成了同义词。卢汉超指出，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典型的上海人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但这种“商人的方式”又被上海人见多识广、老于世故的气质所掩盖，换而言之，上海人远非市侩，他们的商品人格是含蓄的。正如张爱玲在1943年写道，“....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因为他们有处事艺术，他们演的不过火。”不过，也没有什么能改变“上海人”从本质上说起源于贸易这一事实。

即使在解放后，上海的这种分化和焦虑矛盾的心态也没有弱化多少。“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为人所熟知的事迹，而这一说法之所以能被延续下来正是得益于对于驻扎在灯红酒绿中保持艰苦朴素学雷锋运动的楷模形象。虽如此，卢汉超说，一位好八连的战士曾由衷的赞叹：“南京路上的风都是香的。”  还有一件事也为人熟知：好八连的一位战士的妻子高高兴兴从家乡来上海探亲，她的丈夫却不愿意见她，因为在感受了头晕目眩的城市生活之后，战士已经瞧不起妻子那种粗俗的农村习惯了。因此，经过多次政治教育之后，战士的思想慢慢的转变了——最后那位思想出轨的战士脱下了皮鞋，穿上妻子亲手缝制的布鞋，和妻子一起吃家乡带来的窝窝头，最终一切变好。这一事迹被改编为戏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上海在20世纪初的明显分裂性首先表现在人群上。除了租界里的外国人和各种官僚之外，当时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就是“买办”。买办们是外国商品与资本进入中国的重要桥梁，他们通常头脑机敏、能说外语——最常见的是说洋泾浜英语，一般一边为洋行工作，一边经营自己的生意；没有他们，外国公司很难甚至不可能在中国国展开业务。因为他们间接加速了外国资本对中国内地的侵蚀和剥削，也是在当代批判的重要原因。但不论如何，他们很快成为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最早的一批暴发户，且基本为来自广东和几个江南城市的移民，如宁波、苏州等。并且买办这个职业往往是代代相传的，到了20世纪初便在上海出现一批“买办世家”。

除此之外，当时的上海还有着另一批所谓的“精英”，即受教育层次较高，有的毕业于教会学校，有的留洋归来，从事现代产业的西医、主管经理、会计师、律师、工程师等等，也有的自己当老板；可以说，他们是白领打工者，同时也是资本家。他们的形象是穿洋装、与洋人来往、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的住宅位于安静而舒适的上海西区，通常是花园里弄或者洋房。像静安寺路的西段，兆丰路（今愚园路），以及一些与租界相临的路段。他们往往有私人汽车或者黄包车，家里雇佣人，是各类俱乐部的常客。在同胞的眼里，他们这些生活西化的人与自己截然不同，他们是“高等华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文化精英”的人，如作家、演员和画家，他们发展创造了具有上海特色的“海派文化”。

当然，以上的这些群体只占到上海市的不到百分之一，更典型的群体则是“小市民们”。小市民是一个统称，这个词被到处运用，却涵义模糊，很少有人能指出它的真正定义，代表了什么。但是，社会顶层的精英和那些处在底层的穷人们从不会被称作“小市民”。在某些方面，小市民阶层和德国早期的Kleinburger阶层比较类似，按照历史学者Christopher Friedrichs的说法，“中下阶级”是比较准确的定义。“小市民”一词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小、二是市民，即居住在城里的“小角色”。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强烈的显示出一个人的社区背景，也就是普通的街坊。换而言之，按照一个旧时候的来形容普通城市居民的词就是：市井之辈。当这个词来形容某人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人的观点和见解被他/她的生活环境限制了。

在近代上海，小市民的概念同石库门有着紧密的关联。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石库门建筑最早是富裕人家才住得起的，后来这些建筑形式经过一系列简化，到了20世纪早期成为上海最普通的住宅形式，住户大多是中等和中等收入偏下的市民。因此，“石库门里的小市民”是那时候一种经常的提法。具体而言，这一群体包括各种“职员”，比如坐办公室的、文员、普通白领以及店员等等，另一部分则主要是工厂工人，这些工人工作时间长，工作稳定，往往拥有技术，他们住在以石库门为代表的里弄房子和平房里，甚至所谓的“白领”住宅区。

这些小市民居住的“里弄”的房子户型和规模都在不断变化中，晚清时期一条典型的里弄通常有20-30栋房子，有的只有10栋不到。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百多栋房子的里弄十分常见，1921年竣工的最大里弄--斯文里有700多栋房子。大弄堂的主弄通常不窄于4米，每条支弄差不多有2.5米，足够一辆黄包车进出。更窄小的弄堂甚至往往只有1.5米宽，被形象的称之为一线天。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房子往往被多次分割成更小的空间以满足需要。

因此，这些“小市民”们往往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兄弟”——临时工、长工、无技术的劳动力们嗤之以鼻，后者因为贫困，只能在城市边缘居住，因此往往被住在石库门心满意足的小市民们轻蔑地称之为“乡巴佬”，更别提那些孤傲冷漠的富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了。

大部分上海人将棚户居民看作是“乡下人”，其实不难理解。这些城市贫民往往原先都是农民，虽然进了城，但未“城市化”。他们缺乏找到好工作的三个条件：技能、金钱和良好的社会关系。

贫民们才是构成上海城市居民的最大群体，他们是由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街头乞丐/儿以及无数的临时工和失业者组成的。到民国末年，几乎有上百万这样的人居住在上海的窝棚里；他们在上海市当时共五百万人口里占近四分之一，被社会大众所歧视，但并不能被忽略。

黄包车的英文“rickshaw”一词源于日本“jinriksha”一词，意为人力车。在上海，人力车最初叫做东洋车，这个词说明了这种车的日本来源。1913年，为了区别于私人包车，上海工部局颁布了一项规则，所有公共人力车必须漆成黄色。此后，这种车被普遍称为“黄包车”。十九世纪末，人力车已经是上海市区最通用的交通工具，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街道上发照运营的公共人力车已经超过23000辆，平均每150人一辆；而这还不包括无牌照运营的约20000辆“野鸡车”。

私人所有的人力车则和黄包车不同，被漆成黑色，尽管和公共人力车是同一种类型，但很容易区别开来：公共人力车不仅漆成黄色，而且看起来肮脏破旧，尽管他们在途中很少抛锚。对于这些外观破烂的车辆，一个当时的外国人讽刺的说：“对于来中国不久的外国人来说，这摇摇欲坠的人力车应该不会把人吓出精神病的，因为用不了多久外国人就会发现奇迹：中国的事情（包括现在的政府）总是像马上要彻底崩溃，可是不知为什么，老是不会完蛋。 ”私人的包车则外观锃亮，有着毫无污渍的白色双人座，铺于乘客膝头的干净格子花布，雨天保护乘客的宽大防雨布。

人力车的价格不贵，是普通市民都能负担得起的。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车夫都直接来自农村，尤其是江苏北部的农村，如东台、盐城、阜宁、高邮、泰县，少数来自苏北较为富裕的农村如南通、海门等，称为上海市最穷的移民之一。这种车夫的来源是与北京的同行不同的，北京的大多数车夫来自于本城人。

人力车夫的营生是很困难的，1939年，有10万人以拉车为业，然而公共运营的人力车只有不到2万辆，平均5人分得一辆，因此，每个工人平均的工作时日都是有限的，每个月的收入也很低，车夫的收入只有工人的不到一半，因此是上海贫穷人群的典型。这可能也是和北京车夫构成情况不同的原因，北京的人力车夫，用斯特朗的话来说，是“贫穷，但不是赤贫”。

很多车夫和贫穷人群来到上海后很久都无法真正立足，这也很大程度造成了性别失衡：1940年代末，上海的男女比例是120：100，很多人是光棍，没有能力支撑一个家庭和结婚。在家庭上，上海贫穷阶层的最典型的职业组合就是人力车夫和纺织女工。相当程度上这也是与北京不同的：北京妇女的主要职业是缝纫和洗涤，家庭收入主要依赖丈夫。即便车夫们面临累断筋骨的活计、粗劣的饭食、疾病和短寿，但仍然不能阻止农村的人们涌入上海的这个行业。同一个时代的记者写道：“失业的农民离开农村，带着笑容奔向都市里找拉车的生活，以为从此可以脱离苦海而踏进乐土了。”

比如，36岁的人力车夫史芝林来自盐城，他很幸运有一个在同兴纱厂工作的妻子，每月能挣14银元，六个孩子里14岁的大儿子在同兴纱厂做清洁工，每月能挣10个银元，12岁的二儿子在怡和纱厂做扫地工，每月6银元。八个人的口粮每月须用去15银元，因此两个孩子的收入就足以解决全家的吃饭，小一点的孩子则经常去拣木柴，省下了烧火的钱，因此，还有不少盈余。史芝林对前景很自信，他自豪的说，它的四儿子聪明异常，希望能送他去上学。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全家参与生活，尤其是妻子广泛就业有收入的情况，造就了日后上海较为平等的男女关系的风气。

这种乐观类型的人力车夫在上海并不少见，上世纪四十年代居住在上海的里纳.克拉斯诺评论说，黄包车夫的这种乐观精神体现了“一种高尚的品质，不屈不挠、自立自强、以积极进取去嘲笑命运。” 当问到车夫如何才能成功时，车夫回答说，有很多种办法，但最重要的在于勤俭。车夫们往往希望拥有一辆自己的车，逐渐扩张，最终买下整个车行。这幅图景并非不切实际。

前面提到了以石库门为代表的上海小市民们的住所，而棚户区是这个东方最富庶的大都市的特征之一，不可不说。根据薛永理的研究，据刚解放后1950年统计，在上海棚户区13个不同类型的棚户中，住有18万—20万户人家，将近100万人，占上海总人口的1/6—1/5。（同上书，116）“棚屋一般为一个单间，约12英尺宽、24英尺长（约合26.8平方米），但小于10平方英尺（约合0.9平方米，疑为100平方英尺之笔误）的也很常见。

房柱用的是毛竹，墙也是由竹篱笆糊土而成，房顶用的是茅草。门通常用旧船上的木板，但有时只用草帘或破布帘。……在20世纪30年代，搭一间草棚的材料费需要20元，相当于130磅大米，够五口之家食用一个月，也相当于体力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他们雇不起木工，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玻璃窗被认为是奢华之物，很多棚户根本不设窗。” 棚屋也可以租用，一月1元。今天中国的城市中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了，该书对旧时代贫民窟的翔实描述，为在今天认识贫民窟提供了参照。

该书为我们描述了弄堂和石库门的演变，以及二房东、亭子间等等。每日清晨唤醒弄堂市民的是“倒老爷”（收粪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几乎有100万户石库门房子的居民还在演绎着与民国时期差不多的收粪的故事：（早晨）上百只马桶摆龙门阵似的曲曲折折地从弄底一直摆到弄口。……粪车离开后就是早晨一件十分重要而又令人生厌的事：刷马桶。每天清晨，80万只马桶在弄堂刷响。……一般是母亲或祖母的活，未出嫁的女儿基本不做这一事情。”

老虎灶是又一生态。“老虎灶即专门的熟水店，全天候24小时供应热水，还兼营茶馆和澡堂业，临马路或里弄，可能是上海唯一的一年到头不关门的店铺。”早晨人们在这里买大饼、油条、豆浆。由于上海居民在家里烧水不合算，市民们随时到这里买熟水。靠近老虎灶摆上几张桌子、几条板凳，就是茶馆。晚上把桌凳推到角落，放上几个木澡盆，拉上布帘，就是澡堂。说实在话，在物质不发达的时代，这是一种既重视生活质量又极其节省的安排。这就是上海的特征，对于大多数普通小市民而言，在哪一种情况下他们都能活得不错。

卢汉超说：“上海成了一处没有比之更便利的吃的世界。”因为上海是富庶江南包围着的中国第一大都市，二者相互滋养。而最精彩处很可能是弄堂里的小吃。“（那里的）许多食品甚至在食品店里买不到。”都是附近的农民随着时令，带着各色食品走进里弄。白糖梅子、炒白果、芦根、梨膏、桂花赤豆汤、甜酒酿、油炸臭豆腐干、檀香橄榄、肉粽子，混沌、面条、大饼，更不在话下。

上海从晚清开始的发展与转型带来其独特的文化表现与气质，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商人气之外，“柔弱”的特性也是卢汉超在书中所指出强调的。传统的中国作者，包括地方志的撰写者，常用“柔弱”来形容江南人的个性，他们认为，上海人能够比较容易的接受外来者正是这种特性的体现。十九世纪中晚期，清廷就经常提醒他们的官员在处理“夷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海人的“柔弱”特性。林语堂曾把“思想简单、生活刻苦”的北方人和“”力求上进、脾气急躁“的南方人同江南人这三者做了一番比较，结论是江南居民“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做诈伪.....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矮小，女子则苗条而纤弱.....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

这种带有标签化的看法主要还是形容上层的人们，但不可否认它们的代表意义。在西方人刚进入上海这个通商口岸的时候，就认为这种特性非常受用。1842年一位英国皇家海军的将领写道：“一个英国商人如果在广东只能呆在家里，因为他只能去少数几条街消遣，甚至随便走走都可能遭到民众的愤怒....如果房屋被毁，几乎不可能得到赔偿。但是如果他居住在上海，一切都将不同。” 因此，赞赏上海人的“柔弱”的观点着重于上海人的开放、亲和、容忍、通融等品性。显然，由客商和商业形成的繁荣，导致上海人比较容易接纳外来者和外来影响的倾向。

我们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说的上海话不够标准，那么他/她肯定不能被视作上海人。但这一说法更适用于今天的上海。上海的方言是融合的结果，1949年之前，大量的移民涌入上海，带来了各自的方言；49年之后，由于严格户籍制度的限制，外地人的数量大为减少，并产生了至少两代出生在上海说着“上海话”的人，这样，上海的方言才逐渐固定下来。

上海方言源于松江方言的一支，1850年以前一直是上海地区通用方言，当时的汉学家Joseph Edkins研究认为，上海话发音基本沿袭松江方言的发音并且带有一点点浦东口音（毕竟上海地区以前属于松江府）。直到今天的上海近郊地区，特别是奉贤、南汇、松江，依旧保持着这种“带浦东口音的松江话。”到了二十世纪，上海方言受到苏州、宁波等地方言的影响，已经与以前有所不同了，上海话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地方语言了，它形成于19，20世纪之交，在民国初期逐渐成形。民国时期，原本那种带松江或浦东口音的上海方言逐渐成为“乡下人”才说的话，“城里人”说的是另一种“上海话”。实际上，这种“上海话”所同行的区域仅限于中心城区，范围不广，也就是租界和其周边地区。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座人们对各地方言都习以为常的移民城市，上海话的根源，松江和浦东口音却被大家视作“乡下话”，这无疑也是一种分裂。

源于上海的隔阂：苏南和苏北

在此也有必要一提韩起澜（Emily Honig）1992年创作的《苏北人在上海》一书，这既是历史学著作，更是一部标准的、堪称经典的社会学著作。他在第二章“寻觅苏北”中说：苏北的地理概念是极其混乱、众说不一的。具体的一个江北人会称自己是盐城人、淮安人，从没有自称苏北人的，更没有涵盖苏北人的组织，没有苏北同乡会。苏北不是某个客观的地域，而是被强加在某些人身上的底层人的标签。为什么要产生这个另类的标签？是居住在上海的江南人的需要。如果上海不成为通商口岸，就没有苏北人的概念。上海成了开放的口岸，洋人便成了这里的一等人。江南的精英集团沦为洋人之下的二等人，他们需要造就比他们低一等的族群身份，抬高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心理。而同时，江南移民又要僭取本邦人的地位，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上海人。作者雄辩地说明，歧视是一种需要，歧视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苏北人几乎是个历史概念了。但是当这种歧视刚刚消退之时，全国范围的更大的歧视方兴未艾，这种歧视肆虐于今天中国的所有大城市。因此这本书对今天爱好社会学的同人具有特殊的意义。

正如本文所说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作者所指出的，所有的这些组成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诸多小人物，他们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应对周围发生的巨变，有时以创造性的方式适应这些变化，有时遵循中国过去的传统，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卢汉超建议：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就必须摒弃“现代”和“传统”等简单的二分法，超越“中国人”和“西方人”等定义松散的概念标签，尽可能地深入关注而不要漠视上海人是如何应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如今，在有些分裂依旧未变的情况下，这一观点无疑在引人入胜的同时深具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