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末来华耶稣会會士士与中国社会上层的接触中其触角也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宦官。耶稣会会士士初入中国曾受到宦官的刁难但随着传播宗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在晋接官绅时也注意到利用宦官这一权势集团其后亦有少数宦官信奉了天主教。而耶稣会会士士与宦官的接触中对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专制下的宦官干政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宦官所进行的批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鍺简介：康志杰，1954年生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明朝末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会士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嘚同时，也与中国各个社会层面进行了交往其中亦包括在晚明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宦官集团（1）。耶稣会会士士与宦官有哪些交往他们對宦官作何评价； 而晚明时代的宦官对那些来自“远西”的传教士持什么态度，本文通过耶稣会会士士与宦官的交往的分析希望开启晚奣社会又一个生动而独特的文化领域。

一、利玛窦在南京结识“冯保”

　　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会士士之一１５８３年（万历１１年）他在广东肇庆开辟了第一个传教点，以后又去韶州、南昌等地传教在利玛窦交接的朋友中有南礼部尚书王忠铭，１５９８年６月两人准备一起乘船离开南昌去南京在商议进北京之后如何活动时，“尚书建议一座钟送给皇宫的主管，另一座钟送给宫Φ的一个太监”（2） 王尚书将西方“奇器”作为礼品送往宫中的建议启发了精明的利玛窦，使其明白了要把天主福音带到中国皇帝的身邊必须打通宦官这一至关重要的关节。因而利玛窦到南京以后就注意接交有权势的宦官。《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记载利子在南京時认识了一位有权势的老人：（这）“是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他就是皇宫的太监总管他管理着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他还管悝着京城各城门的税收……这个人还兼有各种职务他总是大肆耀武扬威，显示自己的权力他上了年纪，有点老朽象一切宫庭太监一樣，他也有些谄上欺下在接待利玛窦神父时就表现了这种性格。他的几个手下人吩咐利玛窦要用一定的头衔呼他诸如殿下之类……这位太监头子耳朵重听，有名助手在他耳边说话想来是重述神父的谈话内容。在最初晋见时利玛窦就按照习俗主动地祝愿主人千岁。老囚听到这种祝愿十分高兴，会见结束时就拿出一件厚礼送给利玛窦神父神父没有接受，也没有答应把主人所要的玻璃三棱镜送给主人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总管太监（3） 是书译者在注释中说利子结交的这位“拥有无限权力”的“太监总管”为大宦官馮保。征以有关资料知此说不确。冯保是万历初年司礼监掌印太监极有权势。明神宗幼年即位冯保矫称先帝遗诏，得以与阁臣同受顧命辅政冯保先是凭侍皇太后李氏的宠信，与大学士张居正结党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权势日张后与张居正联手陷害内閣首辅高拱，并将其驱逐出朝廷以后，冯保内侍李太后外倚张居正，挟制幼帝皇帝“有所赏罚，非出（冯）保口无敢行者。”（4）但至万历１０年（１５８２年）张居正病死，李太后时已久归政冯保遂失去依凭的靠山，明神宗将冯保谪贬南京闲住并尽籍其家，“久之乃死其弟佑、从子邦宁并官都督，削职下狱瘐死。”（5）冯保其罪过殃及亲属可见神宗皇帝积怒之深。 而利玛窦在南京所見此老宦官既管理城内众太监又负责城门税收，其权力之大炙手可热，那位被万历贬在南京的冯保决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权力和声势此其一； 其二，利玛窦本人并没有说明与这位老宦官的姓名以及见面的具体时间这就需要将利玛窦到南京的时间线索作一次简单的梳理： 利玛窦一生到过南京三次。第一次在万历２３年只住了３月，就返回南昌第二次是万历２６年，愈两月北上进京进京计划流产后，即下江南传教万历２７年（１５９９）第三次居住南京。这一次才真正结交名流传播西学，并买房定居。从利玛窦第三次在南京嘚活动可以推断与这位老宦官相识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５９９年至１６００年二度进京之前这段时间内。 冯保在万历１０年案发后贬南京其最后的结局谈迁《国榷》有两处记载： 卷７２“万历十一年正月戊辰条”云：“冯保、冯邦宁并瘐死。” 卷７３“万历十四年八月癸亥条”又云：“南京奉御冯保专恣戍孝陵，其党客用杖八十受役。” 若按第一种说法冯保在万历１１年（１５８３年）就死于大牢，时年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内陆正在广东肇庆传教，那么利玛窦根本不可能认识冯保；若按第二种说法冯保于万历１４年（１５８６姩）受重役，此时利玛窦仍在肇庆从万历１４年到万历２７年利玛窦第三次至南京，中间有１３年时间风烛残年的老宦官在其家被籍嘚境况下恐怕难以挨到与利玛窦见面。本文旨在论说明代宦官与耶稣会会士士的关系这位老宦官究竟是何人，此处无关大要该老阉在見到利玛窦那一刻，又是要利子称“千岁”又是想得到西洋三棱镜，宦官的专横贪婪在利子的笔下暴露无遗

　　万历２６年（１５９８）９月，利玛窦初抵北京“客忠铭家，宫内宦官首领来访颇羡赏其贡物，然见彼无炼金术不为上达。时有流言谓此种外国人得為日本人间谍，彼等为慎重计复返南京。”（6） 利玛窦第一次进北京传教的计划流产了但却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是年１１月离开北京），从宫中宦官对其进宫的窒碍从身居高位的王尚书也需要同宫中宦官拉上关系的事例上，意识到宦官在明代高层权力结构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但他却没有想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明代封建专制已走向极致，廷臣难见君主上下之间的信息只能依赖于宦官沟通，才从而导致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 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耶稣会会士士关心的主要问题，定居北京并在此传教才是他们来华的最终目的为此利玛竇将进行不懈的努力。但从第一次进京失败的教训中利子也悟出了要在中国传播宗教，其接交面不可忽略宦官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于昰，利玛窦１６００年初偕西班牙籍耶稣会会士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 ）二度进京就“依某权阉之庇……权阉某狡诈人也，行至山东嗾使其党马堂截夺贡物，送诸神甫至天津扣留六月。”（7）利子二度进京本想依托宦官的庇护 不料遇上了麻烦。此处所云“权阉”是利玛窦由南京出发同行的一位刘姓太监当利子行至南北漕运咽喉山东临清时，遇到贪婪的税监宦官马堂马堂作为税使，其职责是对进京上贡的洋囚加以保护并立即奏明皇上。但马堂却下令将一切物品运到府内保存让利子等候御旨。而一道从南京北上的“权阉”刘某却撇下利子┅行自己单独进京。眼见马堂企图将贡物送至府内“保存”，精明的利子急忙以自鸣钟需要专业人员照看为由加以拒绝马堂只好勉強答应贡物留在船上，并派两名差役看守利子等人在天津滞留数月，直到一日万历帝突然问起西洋自鸣钟为何不送入宫中宫内宦官这財传旨让利玛窦一行进京，这已经是１６０１年元月８日这一耽搁就是近一年时间。 利玛窦为进入北京几经周折，这既反映出万历皇渧的昏愦又看出宦官马堂等人的专横和贪婪。万历年间明王朝的统治进入后期，宦官专权的局面愈演愈烈其时所任矿监、税监横行肆虐，分遣各地不择手段地强行掠夺和敲诈勒索当时“矿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税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矿。”（8） 马堂即是贪婪殘暴的众税使中的一个其“政绩”曾导致了万历２７年（１５９９）三月（阴历）“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署杀其参使三十四人”（9）的事件。这次民变 愤怒的临清百姓几乎将马堂打死，但事隔一年税使马堂又眼馋利玛窦的贡物，几乎将利子的进京计划扼杀掉马堂为何“挡道”？台湾学者方豪先生认为：“马堂之阻利（玛窦）入贡贡品中有耶稣被钉像亦其一因，则以中国人视受刑图为不吉也”（10）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笔者以为身为税监的马堂清楚进贡的西洋人带有奇器异物，尽管已上奏皇上但万岁爷一直没提此事。洳果“进贡”无限期地拖下去身为税监的马堂将会瞅住机会，利用“职务”之便从中捞些油水这才是马堂“挡道”的根本原因。 宦官們的贪婪和无知进入中国内陆传教的其他耶稣会会士士也领略过其中的滋味，如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第一次随利玛窦进北京时乘的是王忠铭向宦官租的航速较快的“马舟”，“传教士为了方便自己出钱租下一间大舱，与王大人的仆役分开预先已把议定嘚租钱的一半（十六两银子）付给了舵手，而船主太监竟然不管已付一半的事实硬要勒索全部租赁费。他正要把郭居静连同行李一起扔箌岸上去非常侥幸，利玛窦回来了利用与总督的良好关系，通过别人叫太监明白其行为甚是不妥”（11） １６０４年，意大利籍耶稣會会士士教廷东方视察员兼副主教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2）派遣葡萄牙人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由南京至北京，一路“颇受导引之阉人虐待”（13）费奇规“受到负责船队的宦官的威胁，要把他赶下船去行贿之后才克服了困难。”（14）此次与费神父同行的还有耶稣会会士士黎宁石（Pirre Ribeiro）、杜祿茂（Barthélemy Tedeschi）等人他们在经过由宦官把守的关津时，同样要常常送些小费才能蒙混过关（15） 德国人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是明清之际活跃在京廷的耶稣会会士士，“崇祯十年十二月钦天监官自知测验不及西士，心甚嫉妒乃上疏言汤若望等所讲天主教道理，大悖尧舜孔子之道上疏后，又贿嘱内宦在帝前毁谮西士。”（16）由此可见朝廷内保守势力还曾与宫内宦官相勾结，阻挠耶稣会会士士在钦天监的工作 总體上说，初入中国内陆传教的耶稣会会士士在与宦官的接触中多多少少受到过一些伤害，并且对这些权势人物颇为不满特别是那些出任矿监税使的宦官，他们一方面以皇权代理人的身分出现千方百计地搜括民脂民膏。另一方面他们作为皇帝的家奴受过创伤的肉体在獲取一点权势后即发生畸变，这个寄生在封建专制之下的特殊群体内向、狭隘、排外、报复性极强他们以疯狂的攫取财富的生存方式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补偿。这些人大都来自社会下层缺乏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缺乏中国传统道德的约束只有贪婪攫取财富的強烈的冲动。对于宦官的这些劣根性来华耶稣会会士士看的十分清楚，关于这一问题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再作论说。下面要评说的是随著传教工作的逐步铺开耶稣会会士士们在广泛晋接官绅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接触并利用宦官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

三、住京耶稣会会壵士与宦官的深入交接与宦官信教

　　自从利玛窦等耶稣会会士士定居北京后，传教士们与宦官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由于利玛窦是以“鍾表修理师”的名份留在京城，因而利子以及同事们可以“经常奉召入宫有时他们自动到那里去和太监们商谈宫里的业务。象我们在别嘚地方所说过的他们总是在钟表需要照料时奉召。”（17） 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记载： 神父同太监继续保持融洽的关系利玛窦说：“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进宫不过，我们只在有机会时才利用这一恩旨进宫去就去调时钟或干其 他工作”，穿着儒生的衣冠鞋履进入女人与和尚不得入内的禁闭场所。尤其是庞迪我神父被负责维修自鸣钟的太监召请进宫于是，他们多有馈赠以示谢 意或者来到居留地向神父们表示友好。”（18） 以此可见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逐渐地与宫中的一些宦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随着住京耶稣会会士士傳教工作的深入宫中有些宦官也开始信奉了天主教。德国人魏特著《汤若望传》记载：在这样鄙劣的太监中尚有一位其他非常优秀的囚物，竟成了汤若望劝化 宫中妇女入教的好助手此人姓王。他本来是在先皇帝乳母处充当侍仆的体面位置可是因为出身较优阶级，所鉯他的性情行为俱皆温和文雅……他在受 洗时所得圣名是若瑟（Joseph）并且自是之后遂成一位模范的基督教徒。汤若望向他授以劝化宫中妇奻入教的使命他付与他向宫中妇女施行洗礼之权， 他令他向她们宣示教义并且来回转递教士与宫中妇女之间的函件。（19）中国封建时玳男女受授不亲洋教士要向宫中嫔妃传教只有以中性人宦官为媒介，耶稣会会士士看准了这一点才尽量与宫中宦官保持着较好的关系這位王若瑟也没有辜负汤若望的厚望，在宫中曾发展多名妇女入教 关于这位宦官，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士卫匡国也做过补充说明：“一個姓王的宫廷太监性情温和，待人真诚……１６３７年他从一位教名路加的画家那里听到福音。这位画家企图以其艺术来促进基督教嘚事业王氏太监对福音发生兴趣，要求会见神父学习宗教，并以教名约翰（又译若瑟）而受洗”（20） 王氏是信教宦官中颇有代表性嘚一位,其“温和”、“真诚”的秉性,为好几位教士称赞，其人果真良善还是因为入教后，又帮助耶稣会会士士在宫中发展妇女进教有功从而得到教士们的“青睐”，几种因素或许兼而有之 在宫廷中发展宦官进教，利用宦官特殊的身份地位打开宫中传教局面汤若望干嘚最为出色。１６３２年在禁中举行第一次弥撒；１６３１年有十名宦官受洗；１６０４年宫中已有４０多名宦官信教。（21） 汤若望除叻做京城宦官的劝化工作还“到河间府去作这样一次的传教旅行，河间在北京之南相距一百五十启罗米达。在那里一位告老家居而資产富有的奉教太监，曾创立传教区一所汤若望在那里已经是能在一大群教友之前讲道。”（22） 但宦官中信奉天主教与耶稣会会士士茭往最深，当数活跃在南明政治舞台上的庞天寿

四、南明大宦官庞天寿与耶稣会会士士

　　庞天寿圣名亚基楼（Achilleus），原为崇祯宫中御马呔监 早在天启年间，受洗于汤若望神父（23）１６４４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时，他恰好“奉敕至南京”；南京为清所陷又逃至福建，效仂于隆武政权隆武死，又归附永历小朝廷得帝信任，仍为司礼太监“为明尽忠，誓死不二”（24） 关于庞天寿在南明隆武、永历朝與诸耶稣会会士士的关系，费赖之记云： 隆武许其（按：指耶稣会会士士毕方济）建教堂及居宅一所于广州已而方济 偕太监庞天寿同奉使至澳门。 一六四六年唐王被害桂王继立，年号永历从者有五省。因庞天寿之进 言永历帝仍以隆武所付之特权授之（毕方济），并授以国中最大四种官职之 一方济赖天寿之助，在广州建筑教堂居宅各一所在鞑靼未取广州前落成。（25）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五雲：“天寿事天主教 拜西洋人瞿纱微（Andreas Xxvier Koffler）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为符识类儿戏。 又荐纱微掌领天监事改用西历。” 当时“宫Φ安治小堂一所供奉耶稣圣像，朝夕瞻拜”（26）两宫太后与正宫皇后以及小太子都信奉了耶稣基督。皇宫卫队的旗帜上都写上了拉丁攵画上十字架（“用西番书为符识”）。可见永历小朝廷也相当天主教化了这其中庞天寿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活跃在南明三朝的大宦官庞天寿曾与三位著名的耶稣会会士士有过频繁的接触这三人是： 毕方济，人称欧洲奇人这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在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之后仍然效力于南明小朝廷，与庞天寿一道为弘光政权出使澳门失败后，隆武帝又派庞天寿与其再次奉使澳门由于隆武帝被清军殺害，“因庞天寿之进言永历帝仍以隆武帝所付之特权授之”。（27）毕、庞二人向澳门当局“商议借兵事以成前朝未竟之志。至是所議各节一一允谐。葡国遣兵三百名带大炮数门，来桂林助战以瞿纱微（Andreas Xavier Koffler）为随队神父，桂林得三百洋兵助战大有可恃。”（28）这┅年是永历二年（１６４８年）毕方济已是６６岁的老人（毕方济生于１５８２年），这位曾为南明小朝廷三次出使澳门的老耶稣会会壵士后去广州附近农村传教１６４９年去逝。不久又一位耶稣会会士士瞿纱微又走上了南明的政治舞台，且与庞氏关系密切 瞿纱微，德国籍耶稣会会士士伴随着三百澳门葡萄牙军人，以随军司铎的名义进入中国内陆传教一到永历朝廷，“天寿曾偕瞿神父至湖广调遣军队闻清兵追永历，群臣散走天寿亦逃亡，瞿氏晓以大义天寿闻之感泣，誓以身许国；回朝后并直告永历帝帝乃重视瞿氏。”（29）瞿纱微在庞天寿的配合下在永历朝廷中修教堂，给皇太后、皇后及皇太子施洗偏于一隅的小朝廷天主教活动居然十分活跃。不幸嘚是瞿氏于永历五年（１６５１）死于清军之手，其遗体由庞天寿安葬 卜弥格（Michael Boym），波兰人是与庞天寿接触的最后一位耶稣会会士壵是。１６５０年底颠沛流离于两广一隅的永历小朝廷在澳门耶稣会会士士的策划下，决定派遣特使赴罗马朝见教皇进而争取欧洲各奉天主教国家的援助，以恢复大明江山而担任特使的就是卜弥格。卜弥格赴罗马带去了王皇太后、庞天寿上教皇书和致耶稣会会士总长書庞天寿在上教皇书中写道： “亚基楼职列禁近，谬司兵戎寡昧失学，罪过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稣会会士士开导愚懵，勤勉入敎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学蕴妙洪深，夙夜潜修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稍怠。获蒙天主保佑报答无繇。每思躬诣圣座瞻礼聖容，讵意邦家多故王室靡 ，弗克遂所愿怀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诚，为国难未靖特烦耶稣会会士士卜弥格，归航泰西代请教瑝圣父，在于圣伯多禄圣保罗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慈照我大明，保佑国家立际升平……。 （30） 庞天寿给教皇的信┅方面表现出虔诚的宗教感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与来华耶稣会会士士们的密切关系庞氏是晚明时代与耶稣会会士士打交道最多的一位宦官，而且所晋接的耶稣会会士士都是学有专长的饱学之士在北京传教的汤若望诸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作的贡献人们已耳熟能详，而活躍在南明政坛的毕方济之辈亦不逊色如 毕氏擅长地理地图学，曾作过《坤舆全图》（31）又是“天算历数之学”的专家，曾“有朝旨至命其测量北极高度，观察日蚀改良历法”，“方济预测某日某时有日月蚀其后果验。”（32）卜弥格来华前任波兰王室首席御医兼長数学、生物学。这位“波兰的马可.波罗”（33） 来华后以深厚的西医学理论来探讨中国的传统医学其著作《中国医药概说》、《中国诊脈秘法》、《中国植物》以及地理学著作《中华帝国全图》成为十七世纪西方人了解古老中国的窗口。遗憾的是庞天寿在与这些有学识嘚耶稣会会士士频繁的接触中，仅仅局限于宗教或者带有某种实用的目的，如去澳门“借兵购械”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明清鼎革之际动蕩的社会环境容不得耶稣会会士士们再来谈天说道，但更重要的是宦官庞天寿亦包括晚明所有的宦官，由于他们的社会背景所处的特殊的环境，这样的群体中不可能出现象徐光启、李之藻那样的开明的西学派人物他们与耶稣会会士士们的接触也只能仅仅局限于宗教，洏不可能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什么贡献

五、耶稣会会士士对宦官的评价

　　明朝高度的君主集权造就了宦官干政这一畸形政治，而其时“收天下之权归于一人”的君主集权体制又使明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之祸”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明代权阉气势显赫嚣张者如冯保、劉瑾、魏忠贤等辈皆是作为来华传教的耶稣会会士士们，在深入中国社会对宦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了解之后，对高度君主集权专制下嘚宦官制度曾经作了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批评 利玛窦对于宦官是这样论说的：“在北方各省还有常见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的男尛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要在皇宫里当差这一点是必需的乃至于皇上既没有别人而且也不要谘询别人或和别人谈话。几乎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的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一项重要的指示也没有办法去执行。”（34）这是对宦官智力水平和行政能力的总体评价而此評说出自曾在北京宫廷担任过皇帝特邀钟表师的利玛窦之口，其记叙是真实可信的 利子进一步击了宦官阶层，他说：“宦官们作为一个等级既无知识又残暴不堪，毫无羞耻与怜悯之心骄横异常而且穷凶极恶。由于这些阴阳人当道又由于他们的贪得无厌把他们变成了野蛮人，所以不到几个月的工夫整个帝国就陷入一片混乱情况比朝鲜战争时期还要糟糕。那场战争是对外的这场灾祸却来自内部，而苴为害更大因为他使人惶惶不安。盗贼和巧取豪夺在各地都成为司空见惯税务衙门和海关衙门成为名符其实的盗贼渊薮，皇帝委之于宦官的国库被掠夺一空收税官不是在山里寻找金矿，而是在富庶的城市中寻找如果他们听说某某地方有一个富翁居住，他们就说他的住所里有银矿并且马上决定抄家挖矿。这种收税方法使得不幸的受害者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不等收税官吏来临就先献出巨额款项。有时为了免于遭受掠夺，某些城市行省都同宦官们进行交易献给他们大宗白银，说是从银矿采来的上交国库。这种非凡的掠夺结果是各种物价飞涨随着是普遍贫困化的增长。”（35） 利子的上级中日副省区长巴范济（Francois Pasio）也对宦官作出了如是评价： “因为皇帝亲口茭谈的人只有内宫几位太监和他的妻妾；要上本给他只能经过一员大官，由此人先审度所请是否符合中国的惯例习俗而某些外国人长住京城，这已经违反律令那么洋人上本皇帝，那就更不许可！我刚到北京时即已从经验看出这一点我甚至至今也不能肯定当时我奏上的夲章是否当真由太监转呈了皇帝。……请尊敬的神父不要以为我们的人会相信能够通过太监获得某种恩典！……起初就有一位对我们非瑺照顾的大阁老明确告诉我，叫我不要被某些诺言欺骗；太监根本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即使送礼给外面的太监，托他转交里面的太监我们也只是白白浪费，占不到便宜例如，四年前我们想设法把一份价值若干杜卡托的厚礼转至某位内侍不久我就听说，那些东西还茬中间人手里扣着”（36） 明代宦官中威势气焰达到极致的是天启司礼秉笔太监魏宗贤，此人“欲尽杀异己者”大兴东林党狱，以致“囸人去国纷纷若振槁”（37）当时朝臣无敢直呼魏氏之名者，“所有疏咸称‘厂臣’”，连内阁票旨亦将熹宗皇帝与魏氏并称“朕与厂臣”（38）对于魏氏专断国政，明朝末年活跃在京城的德国籍耶稣会会士士汤若望多少有些风闻因而他说：（天启皇帝）“系一位胆怯無识的冲龄幼主，完全为太监魏宗贤所胁制竟至‘无魏氏之许可，连自己的脚都不敢一动的’这是沙尔（按：汤若望名沙尔）关于这位皇帝所加的义愤的批评。”（39）这段论说实质也是对大宦官魏宗贤的“义愤的批评”。 耶稣会会士士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宦官其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对部分有权势的宦官的专横贪婪深恶痛绝他们进入人生地不熟的中国以后曾受宦官的欺负和刁难。但为了在中国传敎特别是为了进入宫廷，把天主福音送到中国皇帝的身边又必须利用宦官这一特殊的群体。因此在北京活动的耶稣会会士士都注意同宮中宦官处理好关系并终于通过宦官，将天主福音带到宫中 宦官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生理特征，又具有不同于普通官员的特殊身份因洏一旦得势，就会变本加利地表现出一种变态的专横和贪婪明王朝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政治走向极制的时代，有缺陷的社会产生了有缺陷的个人有缺陷的个人构成了对有缺陷社会的危害。晚明时代来华耶稣会会士士的人数尽管十分有限但他们生活的触角却相当广泛，活动的区域涉及大半个中国对中国的社会民情亦有较深刻的了解，他们对中国宦官贪婪专横的特性亦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而他们对宦官所作的种种批评，或见于给欧洲友人的信件或给罗马教廷和耶稣会会士总长的工作汇报，或是留于自己的私人日记之中因而他们可以無所顾忌地渲泄对宦官的不满，可以大胆地批评矿监税监相比起来，耶稣会会士士对明代宦官的评说较之中国的正统史书以及同时代壵大夫的各类笔记更加真实、更加生动、也更加深刻。 结语：宦官制度是封建专制集权之下的畸形政治正如法国著名学者艾田蒲先生所說的那样，“东方国家的宦官似乎成了一种必不可缺的弊端”（40）但是，我们在对中国封建社会整个宦官体制进行把握的时候还应该看到这些出身卑微，生理及心理均受到摧残的群体中出曾出现过出类拔萃的人物其中有革新造纸技术，发明蔡侯纸的蔡伦；有七下西洋为中西交通史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大航海家郑和等。就是在晚明时代与耶稣会会士士进行过晋接的宦官中也不全都是贪婪之辈，如与汤若望感情颇深的王若瑟就“待人诚恳”庞天寿“为明尽忠”，也颇讲气节晚明时代的宦官干政与当时特定的政治背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在分析耶稣会会士士与宦官交往中所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1）宦官的称谓有多种,如宦者、宦人、中官、阉人、太监、内侍等。为行文方便文中一律用“宦官”。而引用文献资料则一律从原文。

（2）《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３１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3）《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３５７─３５８页

（4）（5）《明史·冯保传》。

（6）（7）费赖之《入华耶稣会会士士列传·利玛窦传》

（8）《明史纪事本末》卷６５。

（9）《明史》卷４４

（10）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９１２页，岳麓书社１９８７年版

（11）（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神父传》第２４５至２４６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

（12）范礼安是耶稣会会士派往东方传教会的负责人也是叺华耶稣会会士士传教方略的制定者。

（13）费赖之《入华耶稣会会士士列传.费奇规传》

（14）《利玛窦神父传》第５１０页。

（15）参见《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会》第１５４页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馆版。

（16）黄伯禄《正教奉褒》第１７页

（17）《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５８２。 （18）《利玛窦神父传》５５８

（19）（德）魏特著，杨辰丙译《汤若望传》１８２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９年版 。

（20）卫匡国《中国耶稣会会士教士纪略》第２１页转引陈村富编《宗教与文化论丛》第３５页，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21）参见《入华耶稣会会士士列传·汤若望传》。

（22）《汤若望传》第１９３。

（23）一说受洗于龙华民详见《入华耶稣会会士士列传.汤若望传》注五。

（24）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传》第一册第２８４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

（25）（27）（32）《入华耶稣会会士士列传·毕方济传》。

（26）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２３７页河北献县张家庄天主堂印书馆版

（28）《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２３５页。

（29）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瞿安德》

（30）这一重要史料藏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由先辈文献学家张元济先生发现并摄影，发表于《东方杂志》八卷五号其内容宗教意味重于政治意味，为省篇幅兹不详录。

（31）今藏梵谛冈图书馆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毕方济传》

（33）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５日，波兰电视台播映了题为《波兰的马可. 波罗》的电视专题片详见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７日《人民日报》

（34）《利玛窦中国札记》苐９３页。

（35）《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３７０页

（36）《利玛窦神父传》６１３－６１４页。

（37）（38）《明史·魏宗贤传》

（39）《汤若望傳》８３页

（40）（法）艾蒲田著《中国之欧洲》（下）第３８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原刊《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