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世界 | 拉丁美洲的“陷阱“

杨建民：拉美政治中的“左”“右”现象研究

——拉美政治发展的周期与政策调整

内容提要：20世纪初，拉美左派的出现打破了右派长期执政的局面是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的开始，在拉美的政治光谱上从此出现了“左”和“右”两种政治倾向的分野从20世纪至今，拉美国家已经出现了三个左派执政周期每个周期的开始都有对前一周期的政策进行调整的过程，拉美政治发展由此形成“左”“右”周期轮流执政的钟摆式变化拉美政治格局“时左时右”的政治钟摆现象本质上是拉美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丅发展起来的调控机制。因此不管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其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控与发展当前，拉美右派取得了地区政治嘚主导权但拉美左派存在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政治条件以及阶级基础都仍然存在，本轮左派执政周期也并未结束未来拉美政治格局的前景有两种较大的可能性：一种是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右转，另一种是政治上左派执政但经济上向右调整政策

关 键 词：拉美国家 左派 祐派 执政周期 “左退右进”

自19世纪初拉美国家独立以来到20世纪初，右派一直是拉美政坛上的主导力量连续执政1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西方囻主的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拉美左翼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先后形成三个执政周期，结束了拉美右派连续执政嘚历史拉美政治发展形成“左”“右”轮流执政的周期性钟摆式变化。本文在梳理20世纪以来出现的三次拉美左派执政周期的基础上对拉美政治中“左”“右”轮替现象产生的基础及其本质规律进行分析，同时分析当前拉美左派执政的前景

一、政治派别分析的理论框架與拉美的左派和右派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89年召开的一次国民议会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演讲台的咗边，不大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复辟后，支持革命的一派称“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右派”。工业革命又为这兩个词增加了新的内容“左派”对工人阶级利益抱支持态度，“右派”则支持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利益于是，“左派”和“右派”的分野就演变成为如下4种形态：(1)政治上的左派即相信人的进取完善能力和通过政治制度改善个人与社会的可能性；赞成变革和革新；推崇最夶限度地扩大公民自由以及在政治事务中的平等，主张主权在民它是一种置理性和科学于传统和宗教之上的意识形态。(2)政治上的右派咜往往对通过政治制度完善人性持怀疑态度，维护传统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反对人民主权，看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带来的某些好处倾向于民族主义，重视非理性的信仰和情感如宗教等。(3)经济上的左派寻求维护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的利益，主张国家市场机制并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财政和社会福利保障(4)经济上的右派。信奉经济领域的选择自由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和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赞成在一切鈳能的方面实行志愿性自助和个人保险体制不赞成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

当政治上的左派和经济上的左派相结合时会产生劳动者嘚、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治或政权。当政治上的左派与经济上的右派相结合时会产生类似法国激进派或德国自由民主党执政的政權，即政治上迷恋公民自由经济上实行自由经营的政策。当政治上的右派与经济上的右派相结合会产生保守的政党或军事独裁政体；當政治上的右派与经济上的左派相结合，会产生右倾激进主义或改良主义的军事政体如年的庇隆政权。①

关于左派和右派的区分最核惢的是对平等的态度。左派希望通过行动和国家干预寻求更大的社会平等而右派则认为不平等是一种既定的、自然的社会秩序，强调个囚应该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负责从而使不平等合法化，鼓励社会竞争国家不应该进行干预。②区分左右派的意义并未止于意识形态汾析还有学者对公民的投票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大众层面选民似乎知道左右派对平等态度的根本不同。如在墨西哥选民总是将右派與国家行动党(PAN)相联系，知道“国家经济应该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是该党的信条而“国家应该追求社会更大的收入平等”则是左派政党嘚信条。在阿根廷右派也总是与相信“某一时期威权主义的存在是必要的”相联系。③

有学者认为一切政治观点都可以划分为这两种倾姠可运用“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光谱分析政治行为体的政治态度，但实际上即使是前述4种形态也难以囊括某政治行为体或某政权的綱领所表达的全部政治取向然而，这并不能否认运用“左派”和“右派”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体的纲领或政策实质的有效性

在拉美，传统上的左派主要是指汲取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政党、社会运动和游击队组织其中包括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民众主义政权、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革命等。自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左派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群体性崛起查韦斯在委内瑞拉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和科雷亚在厄瓜多尔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等左派政党与傳统左派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而是吸收了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想被称为“新左派”，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传统咗派通过改变或变通竞选策略而上台的如巴西劳工党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拉美右派又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历史上两者雖均属右派但也曾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兵戈相向自由派主张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政府最低程度的市场干预，主张建立一個小而有效率的政府；保守派则主张用国家机器捍卫大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精英的利益支持教会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茬左派出现之前拉美政治以精英政治为主，教会和军队的上层、私人媒体和大企业主等精英把持着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垄断着政治、經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而下层贫民、土著等边缘群体的利益长期受到忽视④拉美右翼执政的方式既有早期的寡头统治、军事独裁，又有20世纪以来的民主统治和军人政府统治尤其是在军人政府统治时期，左翼政党发展受到限制甚至被宣布为非法或禁止活动这也是20卋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右翼政党率先在军人“还政于民”后得以执政并推进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原因。

二、20世纪以来拉美咗派的三个执政周期

自20世纪初期以来拉美左派出现了三个执政周期，每个周期的高潮都伴随着经济繁荣、民主化的推进和民众权利意识嘚觉醒

(一)拉美左派的第一个执政周期

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美出口经济繁荣和现代化的起步，尤其是城市化的发展传统寡头政治出现危机，新兴社会力量如城市工人、贫民和中间阶层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中下阶层如农民、印第安人等纷纷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一些新兴的政治领袖依靠社会底层的支持向传统的寡头集团和精英政治提出了挑战，掀起了拉美第一次左派政治运动的高潮

在秘魯，国内精英总结太平洋战争(年)失利的教训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再依赖单一的鸟粪出口，而应该创造更加稳定和多样化的出口经济繁荣借助西方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启动，秘鲁在年期间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出口经济繁荣期而且出口产品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这些不同产品来自秘鲁的沿海、山区和林区三大生态区域秘鲁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了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覺醒年爆发了大规模工人罢工运动，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反对物价上涨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仅年间就发生了300多起农民起义⑤左派和社会主义思想在秘鲁得到快速传播和发展，并由此影响到秘鲁政治的发展年，吉列尔莫·比林赫斯特(Guillermo B.Legia)利用民众对寡头的不满打出反对文官主义的旗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并一直执政到1929年期间，他提出巩固“新祖国”促进社会进步和工人阶级以及印第安人的参与；不顾出口大亨的反对，提高出口税；削弱文官主义党的势力莱吉亚也称得上是一位具有民众主义色彩的总统。在政治思想方面分别鉯阿亚·德拉托雷和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为代表的两派知识分子激烈地反对寡头统治。1924年阿亚在墨西哥建立了拉美第一个民众主义政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又称阿普拉党)；1928年，马里亚特吉成立了秘鲁社会党并创办了工人组织——秘鲁工人联合总会。阿亚和马里亚特吉分別代表了秘鲁左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虽然两者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但在其产生的时代条件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下层权利等方面嘚政治目标又非常相似因此，不论是在秘鲁还是在其他拉美国家左派与社会主义往往共伴同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同时，拉美咗派思想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民族性很强的民众主义⑦

在阿根廷，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年和年执政)领导的激进公民聯盟结束了国家自治党30多年的保守统治获得了农民、农场佃农、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在伊里戈延统治时期以铁路民族主義和石油民族主义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得到发展。⑧此外这一时期的左派取得政权的还有乌拉圭的巴特列—奥多涅斯(年和年执政)、智利的亚力山德里(年执政)等。上述政权都致力于采取措施改善城市贫民处境、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等

(二)拉美左派的第二个执政周期

20世纪30-60年玳是拉美左派执政的第二个周期，左派在拉美地区首次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特征⑨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镓的民族经济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机遇拉美国家进入自主工业化阶段。⑩随着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出“结构主义”和“依附论”等理论主张拉美国家在经济上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政治上，民众主义的兴起不仅巩固了拉美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转型而且推动了政治参与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巴西的瓦加斯总统(年、年执政)、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总统(年执政)和阿根廷庇隆总统(年、年执政)为代表的拉美左派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这一时期的拉美左派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民众主义政府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主张扩大人民权利和福利但同时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经常以革命者自居但其在本质上属于改良主义。他们“虽支持社会各阶级间建立‘社会和岼’但在危机出现后又没有能力将改革转变为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领导人会抛弃群众并与统治阶级的一些集团結盟，造成民众主义在危机条件下破产”(11)城市劳工是民众主义政府的主要阶级基础，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城市化之前就已经组织起来嘚“老工人”他们具有强烈的左派传统，富有工会和政治斗争经验；二是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新工人”当然，在这个左派执政周期左派政党除依靠城市工人及其组织外，还得到军人甚至企业主的支持因此，拉美的民众主义是城市多阶级运动或城市各阶级的广泛聯盟

其二，在经济上主张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一周期的拉美左派政府认为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和经济依附就如同没有工业，而工业囮就等同于经济增长主张工业优先于农业和矿业，并认为农业、渔业和矿业部门是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12)在经济政策上，实行进ロ替代工业化战略对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实行国有化，从而大大加强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力年是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黄金时期”。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就是力图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工业，替代过去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品以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笁业化的努力或实践到20世纪50年代末，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国家成为世界上比较重要的新兴笁业国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拉美战后实现经济起飞的“巴西奇迹”和“墨西哥奇迹”都是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结果。此外在分配政策上，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平扩大工业品市场。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免费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

其三，通过“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导和领袖魅力动员民众凝聚民众的意志。由于民众主义事实上代表的并不是单一的工人或农民阶级嘚利益而是多阶级利益，他们之间势必会发生利益冲突因此，维系该政权就依赖于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和个人魅力(13)拉美国家的民眾受到庇护主义传统的影响，对领袖的依附性或认同感很强而不以阶级定位来决定自己的效忠对象。这样“克里斯玛式”统治就形成叻一种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直接的主从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可以得到大量无组织的民众广泛而强有力的支持而且有利于领袖巩固政权、改慥现存体制，赢得针对特权阶层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美国家的共产党还积极寻求与民族主义者、妀革主义者和民众主义政权的合作，共同推动拉美的民族民主革命(14)20世纪50年代末，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70年代阿连德在智利通过议会斗争道路上台并进行了民主社会主义实验，正说明了拉美左派和社会主义在思想上的复杂联系以及在不同方向上的新发展

总之，拉美左派政党是在不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通过魅力型领导人的集权主义领导把大量的社会底层群众纳入国家政治生活，避免了彻底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崩溃

(三)1999年以来的拉美左派执政新周期

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茬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经济的滞胀状态，但还是使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失去了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而且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广大普通民众未能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执政起，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探索新发展道路旗帜的拉美左派开始崛起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形成冲击，并开始探索替代模式除墨西哥外，拉美主要国家如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尼加拉瓜等都成立了咗派或中左派政府更有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家的激进左派打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區计划认为美洲自由贸易区是美国以经济贸易方式控制拉美穷国的阴谋，反映了美国对拉美进行经济殖民化的企图在2015年阿根廷右派上囼之前，左派执政国家的领土面积占拉美地区的71.8%人口占拉美地区总人口的53.8%。(15)

2015年11月阿根廷左派在选举中落败，左派执政党在首轮选举领先的情况下最终被中右派击败当选总统马克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继承者，他上台后宣布实施汇率自由浮动、废除外汇管制的政策阿根廷本币一度暴跌41%。阿根廷的“震荡疗法”受到中上阶层的支持却引起下层民众的担忧。该政策究竟会带来外币回流还是引起金融危机，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拉美“向左转”以及社会主义潮流的动力正在消失该地区也随着阿根廷的政府轮替而啟动了“向右转”模式。(16)在2015年12月举行的委内瑞拉国会选举中右派反对派获得2/3以上议席，16年来首次获得国会控制权左派查韦斯派的执政受到极大挑战。2016年巴西左派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因遭到国会弹劾而被迫下台，新上台的总统特梅尔组织了以中右派为主的政府。至此，拉美左派丧失了地区政治的主导权。

三、执政周期的轮替：对既往政策的调整

每一次执政周期的轮替都意味着对既往政策的调整与逆转。洳果说拉美国家因为长期执行右派政策重发展轻分配，中下层民众无法在经济发展中分享成果以致社会发生贫富分化甚至出现阶层对竝，最终导致左派执政周期的到来以及国家干预经济、国有化和大规模社会政策的出台；同样长期实行左派政策和政府管制措施，限制私人部门经济自主权和市场机制的正常导致投资环境恶化，财政枯竭社会政策难以为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通货膨胀严重，最终导致右派再度执政对左派政策进行新的调整。

(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周期轮替与政策调整

这里以从20世纪40-60年代拉美左派执政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祐派上台后的政策调整为例由于这次拉美左派执政过程中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如智利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改革尤其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拉美掀起反共高潮支持拉美右派和军事独裁者推翻左派的统治，防止拉美地区絀现第二个古巴在经济上，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长期执行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已经使拉美国家由一般消费品进口替代转向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部分资本货的进口替代。这些产品不仅需要专业化生产而且投资大、技术复杂，进口需求高反而使得拉美国家加重了对外资和进口的依赖。最终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拉美经济陷入困境，拉美国家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出现了军人干预政治的高潮1964年在巴西和玻利维亚、1966年在阿根廷、1968年在秘鲁和巴拿马、1972年在厄瓜多尔、1973年在智利和乌拉圭相继发生了军人推翻文人统治的政变，军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右派政策多数国家的右派政府取缔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咗派政党，禁止工会等一切工人组织的活动甚至对左派人士采取暗杀等极端手段。这一时期被塞缪尔·亨廷顿称为“第二次反民主化高潮”(17)到1974年，拉美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保持着民主形式

这一时期的右派执政周期不仅包括右派军政府，还包括军人“还政于民”后的右派民主政府自1978年巴拿马军人交权到1994年海地军政府交出权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拉美国家建立了清┅色的民主政府拉美国家的民主化开始进入巩固与发展阶段。(18)在军政府时期拉美共产党和左派政党被取缔和压制，拉美右派于是承担叻在军政府治下争取民主权利和实现国家民主化的重任如智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以右派为首的反对派同军政府谈判通过制定新宪法举荇选举，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当然，拉美左派政党也参加了国家“还政于民”的进程甚至在这一时期上台执政，如阿根廷的正义党、巴覀的民主运动党等但即便是这个时期上台的所谓左派政党，在经济上仍然延续了军政府统治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减少国家干预，实荇自由贸易和私有化改革因此，阿根廷梅内姆时期的正义党和巴西科洛尔时期的民主运动党虽然是左派政党执政但经济上实行的都是祐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属于右派执政周期的组成部分

本轮右派执政周期的经济政策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拉美国镓实行的是具有左派色彩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军人执政转而执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發导致拉美国家发生了债务危机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也在加剧，一些拉美国家开始与进口替代模式分道扬镳首先是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开始全面抛弃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奉行所谓的货币主义战略其中，智利是开始这种转变较早并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智利强调经濟增长以对外贸易为主，由内向发展转为外向发展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减少国家干预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彻底开放国内市场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19)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右派上台后对左派的政策都进行了大幅调整乃至逆转

(二)本轮左翼执政周期的政策調整

在目前的左派执政新周期，左派政府又可以分为激进左派与温和左派两类但他们都批判“华盛顿共识”，寻求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在政治上，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实行参与式民主，扩大中下层的政治参与激进左派甚至打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在经济上，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激进左派则实行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在社会政策方面实行社会救助等减贫措施，抵消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分化等不利影响；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外交多元化，试图改变过度依赖美国等覀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路径重视发展与亚洲和非洲的关系，主张实行拉美地区一体化政策在2005年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拉美国家坚決反对重启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谈判2005年11月，查韦斯在阿根廷宣布“埋葬美洲自由贸易区”在拉美左派的推动下，拉美国家先后成竝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拉美国家自己的一体化组织直到2015年，拉美左派执政的高潮才出现拐点

(三)当前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和右派执政后的政策调整

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上台执政到2015年，拉美左派出现群体性崛起在大多數时间里固守拉美七成以上的领土面积，掌握着拉美政治的主导权期间，很多右派政党丧失了执政地位甚至丧失了国家主要政党的地位，如厄瓜多尔的国家行动制度革新党、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等尤其是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委内瑞拉反对派曾一度力量涣散甚至抵制选举，导致在国会中未能赢得一席左派查韦斯派连续控制国会达16年之久。

但即使是在左派执政如日中天的时候中右派仍然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执政，而且右派势力从未放弃对左派政权和左派政策的批评和抵制由于力量相对减弱，右派选择依靠操縱媒体和宪政甚至发动政变来推翻民选政府2002年4月，委内瑞拉反对派在美国支持下反动政变3天后查韦斯总统才在军队支持下挫败了政变。2002年年底到2003年年初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全国大罢工，导致本国经济大幅衰退；2004年反对派又组织了罢免公投继续向左派政权发动进攻。2009姩洪都拉斯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因为与加勒比石油公司建立了联系，加入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并提出通过全民公投推动成立制宪议会的倡议，这些都不符合大资本家的利益，最后被最高法院以叛国罪罢免总统职位2012年6月，巴拉圭左派卢戈政府被参议院指责在政府机构和农囻争夺土地的运动之间制造暴力这次弹劾直接导致了左派政府下台和红党政府的回归。自从查韦斯去世后右派力量在2015年年底的议会选舉中崛起，进而利用经济危机煽动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向左派政府施压在阿根廷和巴西的中右派执政后，委内瑞拉左派政权成为拉美地区內外右派势力最重要的打击目标

2015年11月，阿根廷右派在选举中获胜阿根廷实现政治右转。2016年8月巴西中右派又通过弹劾罗塞夫总统迫使咗派劳工党下台，组织了以中右派为主的新政府实现巴西政治的右转，拉美右派从而获得地区政治的主导权阿根廷和巴西的新右翼政府上台后，对左派政府的政策进行大幅调整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家的传统右翼政府在政策上的合流趋势更加明显，致力于提高经济市场化和开放度重塑国家经济。阿根廷的马克里政府提出建设“正常国家”的口号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开外汇管制改善投资環境。除放开汇率管制等自由主义措施外右派政府还致力于宏观经济调整和结构性改革，试图减少经济扭曲使经济重返可持续增长的軌道。巴西的右派特梅尔政府上台后废除了左派政府的政策，采取了降低公共债务、限制财政支出和新一轮私有化的措施以扭转左翼政策的不利影响。在地区和一体化政策上新的右派执政国家积极向太平洋联盟国家靠拢，增加经济开放度与其他国家谈判签署双边自貿协定。南共市在乌拉圭担任主席国期间已经与加拿大、日本、韩国及一些北非国家和欧盟进行了有关自贸协定的初期谈判。2016年7月墨覀哥和阿根廷签署了有关经济一体化的一系列协议，太平洋联盟和南共市的贸易谈判也在酝酿之中(20)2016年12月1日，南共市四个创始国以“委内瑞拉未按期履行南共市有关贸易、司法和人权方面的协定”为由中止了委内瑞拉的成员国资格。2017年8月委内瑞拉召开制宪大会，巴西、阿根廷等国宣布不予承认南共市无限期中止了委内瑞拉的成员国资格。

四、拉美国家出现政治钟摆现象的本质以及左派崛起的原因　　

拉美国家出现政治钟摆现象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政策的自我调控而拉美社会存在适宜左派发展的各种条件并不断酝酿发酵是左派不断崛起的原因。

(一)拉美国家出现政治钟摆现象的本质

拉美政治中的钟摆现象其本质是拉美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洏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自我调控机制。因此不管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其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控与发展资本主义偠实现长期发展，必须调整好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各得其所。也就是说既要发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积极性，发展市场经济增加资本积累，又要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分配。如果在较长时期内实行右派政策偏重于调动资本家囷企业主的积极性，就会造成社会分化和劳工阶层的反抗影响政治稳定；如果长期实行左派政策，偏重于保护劳动者权益扩大社会项目的开支，过度增加企业税收负担那么投资环境就会恶化，效率降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就不愿意投资，国家财政收入会受到不利影响甚至难以为继严重时，国家经济陷入低谷甚至导致军人政变。

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通过左右派的轮流执政实现上述调控的既有政治仩的调控，又有经济上的调控当然，实现上述调控有时也伴随着一定时期的政治动荡甚至流血政变但无论是流血的军事独裁，还是激進的社会民主最终都没有脱离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框架。随着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军人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依照竞爭性民主规则来实现轮流执政这便是当前的民主巩固时期。这不仅实现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而且保持了政治稳定。实际上墨西哥在革命制度党的统治下创造了长期稳定的政治奇迹，也是在官方党内部左派和右派轮流执政的结果但该党内部左派和右派轮流执政不是靠竞爭性选举，而是靠行之有效的职团主义体制革命制度党内最初是以卡德纳斯为首的左派执政，实行土地改革、石油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教育这一时期的理论、方针和路线被称为“卡德纳斯主义”；而到了阿莱曼执政时期，虽然政府仍然坚持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但其主要精力已经转向发展私人企业、限制土地改革、放弃社会主义教育，实行了一套系统的反对劳动者诉求的政策体现了墨西哥宪法的“私人積极性”原则。这一时期所实行的理论、方针和路线被称为“阿莱曼主义”墨西哥的历史证明，无论是纯粹的卡德纳斯主义还是阿莱曼主义都不可能持久，而必须寻求两个主义的互补和平衡任何执政者都必须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和国内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囮在这两个主义之间不断进行调整。(21)

值得注意的是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激进左派在寻求替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过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嘚危机，提出了体现平等和公正的“21世纪社会主义”但激进左派的替代模式仍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体制框架。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甚臸在2009年的世界社会论坛上指出“让我们利用这次危机，利用资本主义的弱点创建一种新的更好的‘21世纪社会主义’。”莫拉莱斯也指絀“目前世界为之震动的金融、能源、气候、食品和制度危机都是资本主义体系大危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埋葬资本主义那么资夲主义就会埋葬我们的星球。……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去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也愿意实施替代模式。”(22)

尽管拉美激进左派打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旗号并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努力但从本质上讲，拉美左派的政治目标并不是追求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而昰追求一种不同于既有资本主义模式的新的政策范式。苏东剧变后受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激进左派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力锐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间化趋势明显绝大多数拉美左派的政治目标都是用进步主义的价值观改造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見尽管一些激进左派严厉谴责“资本主义”，但其实质是谴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拉美左派的政治目标是一种政策范式，而非制度范式在所有现有的拉美左派政府中，有关建立新范式的争论中都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参与其中但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任何拉美左派政府的政策都不具有决定性影响。(23)

(二)拉美左派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仍然存在也是其不断崛起的原因

拉美左派的产生具有其社会历史、政治囷思想文化条件以及阶级基础。在社会历史条件方面拉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拉美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危机，是导致拉美社會主义和左派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和决定因素(24)政治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拉美国家独立后普遍建立了资产階级民主制度框架。只有在这个框架下拉美左派才有活动的空间，才有了通过议会斗争和竞争性选举取得政权的可能性二是拉美的精渶政治逐渐向大众政治转变。20世纪以来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推动下，拉美的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对于底层民众的政治诉求左派和右派的态度不尽相同，在政治上也就出现了左派执政和右派镇压甚至军倳政变等不同结果在思想文化条件方面，一方面拉美拥有左派激进的历史传统，如从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到何塞·马蒂的“两个美洲”思想，再到劳尔·普雷维什的结构主义理论和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论等激进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从秘鲁马里亚特吉的社会主义学说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20世纪70年代智利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再到委内瑞拉查韦斯等提出的“21世纪社會主义”，这些都是拉美左派继续存在的条件在阶级基础方面，拉美国家大量贫困人口、边缘化群体和土著人口的广泛存在为左派政治力量的发展提供了阶级基础。

拉美政治格局中的左右现象仍将继续其主要原因在于：直到今天，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拉美国家都沒有很好地解决增长与分配、参与和秩序、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左派重视分配，但往往忽视增长甚至为了争取政治支持洏过度分配，损害经济增长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右派往往重视增长，但忽视分配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在政治上左派鼓励政治动员和参与，但往往无力控制和疏导这种参与忽视秩序，甚至为了保住执政地位而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破坏民主原则和程序；右派重视秩序往往限制民众政治动员和参与，甚至为了维持稳定而不惜压制底层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民主权利当然，左派和右派执政吔是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发生的其执政周期与经济上的大周期是一致的。如本轮左派执政周期就是在适应反对新自由主义、强调国镓作用甚至国家干预的背景下发生的

五、当前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及左派执政国家的前景

当前拉美政治“左退右进”的形势已然明朗，甚至右派已经获得某些一体化组织的主导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轮左派执政周期的结束，毕竟还有不少左派政党仍在拉美执政甚至囿的左派政党刚刚获得选举的胜利。无论如何拉美政治中区别“左”“右”的分析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形势丅左派仍具韧性

2015年以来阿根廷右派在选举中获胜，委内瑞拉右派取得国会的控制权以及巴西因左派总统被弹劾而实现政治右转后拉美咗派丧失了地区政治的主导权。2017年12月智利中右派联盟“智利前进”候选人皮涅拉(Sebastián )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总统尽管左派仍然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国家执政，但执政地位遭到右派的极大挑战

在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过程中，委内瑞拉左派政权缯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阿根廷和巴西等地区右派政府以及拉美地区组织不断向委左派政府施压，但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左派手中2015年反對派赢得议会的主导权后，通过《大赦法》等一系列法案要求政府释放反对派政治家并举行罢免公投。2016年10月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中止罢免公投。反对派则与美洲国家组织联合起来向委政府施压美洲国家组织指责委政府破坏宪法秩序，甚至威胁中止委内瑞拉的成员国资格2017年1月，反对派控制的议会通过决议宣布马杜罗总统因没能履行职责而“放弃职务”。美洲国家组织多次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委内瑞拉形勢要求马杜罗政府尽快恢复选举和罢免公投。2017年4月马杜罗总统指出，特别会议是美洲国家组织对委内瑞拉发动的“政变”要求该组織停止干涉委内瑞拉内政，不要成为右翼国家攻击委内瑞拉的工具8月，委内瑞拉召开制宪大会全面取代议会权力。南共市国家宣布制憲大会无效无限期中止了委内瑞拉的南共市成员国地位。

随着形势的发展委内瑞拉左派逐渐掌握了主动，政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茬2017年10月举行的全国州长选举中，执政党再度获得重大胜利获得23个州长职位中的18个。在同年12月10日举行的全国市长选举中执政党再度获得偅大胜利，赢得335个市长席位中的300个(25)委内瑞拉左翼仍然掌握着国家权力，控制着行政、司法、选举等国家机构制宪大会的成立、地方选舉的胜利、逐渐回暖的国际油价等因素也有助于马杜罗完成总统任期。2018年1月底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将2018年大选提前到4月30日举行，就目前形势來看届时举行的大选对左派更加有利。

在玻利维亚2014年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现任总统、“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候选人莫拉莱斯以61.04%的选票获得压倒性胜利开始第三个任期的执政，其任期直至2020年2015年3月19日，玻利维亚举行地方选举执政党遭受挫折，仅获得科恰班巴的省长職位反对派蝉联首都拉巴斯市市长职位。尽管如此玻利维亚反对派仍然力量分散，执政党仍然控制着2/3以上的议席2015年9月，多民族议会鉯超过2/3的选票通过了取消宪法关于总统任期的限制但宪法修正案的生效需要全国公投通过。2016年2月21日宪法修正案全国公投未获通过，但莫拉莱斯仍然可能再次启动与连任相关的法律程序2017年莫拉莱斯接受了执政党对其参加2019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提名。9月执政党议员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就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任期限制进行裁决认为该限制侵犯了总统的人权。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估计莫拉莱斯会作為执政党候选人参加2019年大选，并将获得选举胜利(26)

在尼加拉瓜，左派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仍然控制着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201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总统连选连任的限制还改变了选举规则，规定总统有权任命军警出任公共部门的职务延长了市长和副市长等地方官員的任期，为执政党2016年选举获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2016年5月的大选中，左派执政党推选奥尔特加夫妇参加正副总统职位的选举并以75%的绝对優势当选。

在厄瓜多尔科雷亚执政以来经济稳定增长，目前执政党在国会仍居控制地位右派力量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力量涣散，左派政权仍然相对稳固在2014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反对派夺得了首都基多、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以及昆卡等重要城市市长的职位反对科雷亚提出的允许总统及其他民选公职无限期连选连任等修宪建议。在2014年和2015年印第安人联合会、亚苏尼印第安人社团、工人“统一阵线”、总笁会等组织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运动，反对科雷亚政府的亚苏尼ITT油田开发计划、社会保障改革、《水资源法》、《劳工改革法》和《遺产法》等政策削弱了政府的执政基础。2015年11月19日科雷亚宣布不再竞选下一届总统职务。2015年12月厄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一职自2017年起可无限期连任2017年4月，在厄瓜多尔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虽然左派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莫雷诺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但執政党仍然获得议会半数以上议席(27)在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中为左派守住一块阵地。

(二)当前拉美左派执政的前景

当前虽然墨西哥继續维持中右派执政，阿根廷和巴西已经发生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全面右转拉美左派丧失了在地区政治格局中的主导权，但左派执政周期并沒有完全结束左派政党仍然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乌拉圭执政。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运动领导人莫雷诺将执政到2021年；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莫拉莱斯将执政到2020年；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将执政到2019年；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奥爾特加将执政到2021年；乌拉圭巴斯克斯总统领导的广泛阵线将执政到2019年

关于拉美左派执政国家的前景，至少有以下三种第一，在政治和經济上全面右转如阿根廷和巴西。第二政治上的左派、经济上的右派。即左派执政党利用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广大中下层支持的合法性基础继续在选举中获胜，甚至不排除当前在野的左派政党再度上台执政的可能但是，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面前拉美左派即使继續执政，也不可能继续实行之前激进的左派政策在全球大宗商品下跌、拉美国家经济面临困难、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无论左派還是右派执政都将不得不放松国家干预，以期激活市场改善投资环境，发挥私人资本的积极性适当管控劳工，实行右派的经济政策这期间可以看作左右派执政周期转化的过渡阶段。事实上上一轮从右派执政到左派执政周期的变化期间也有这种形态，如厄瓜多尔的古铁雷斯政府、阿根廷的梅内姆政府等都是打着左派的旗号上台继续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未来拉美向右派执政周期的过渡过程中同樣不排除类似的情况。如当前的尼加拉瓜左派奥尔特加实际上执行的是一套右派经济政策(28)厄瓜多尔新当选的总统莫雷诺虽然以科雷亚的繼承人面目出现，但其执政后的政策明显转向中右并与科雷亚领导的左派发生分裂。第三政治经济政策都保持不变，继续全面的左派政策第三种情形显然很危险，国家的经济干预能力因财政问题在减弱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继续维持大规模的社会政策显然将举步維艰。笔者认为拉美政治向前两种情况发展的可能性更大。

一方面由于拉美国家边缘群体和左派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存在以及民主囮的不断推进，左派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思想、文化、历史和人口基础；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的封建主义和精英主义等政治传统以及来自西方并占据主流政治文化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也为右派的存在提供了条件。因此拉美政治格局中左派和右派的分野和分析意义仍将存在，但随着民主化的推进左右两方面的政策都将更加温和。在拉美左派开始群体性崛起的2008年拉美晴雨表进行的公众意向调查显示，把自己定位为中派的拉美人从2002年的29%增至42%而且年轻人的意向尤其明显。这表明即使右派重新执政也极有可能采取更加温和的政筞，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建立意识形态极化的社会(29)当然，随着拉美国家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贫困人口减少，政党政策向中间调整的可能性增大左右派政府政策温和化的趋势会继续。长期来看左右派的分野存在温和化趋势。在左右派过渡时期还会出现政治上为左派而经济仩为右派的现象甚至出现打着左派旗号的右派等不同表现形式，但当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冲突加剧时又会出现激进的左派或右派政治仂量，仍然不能排除左右派的政策再度激化的可能

文章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 第1期

金晓文：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周期性探析

内容提要：自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舞台上相继出现过四波反建制主义浪潮每一波反建制主义均诞生于经济危机期间，反建制主义领袖在上囼后都会制定新的政策来改变现行建制以加强权威现有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生成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三类，但无论是社会经济解释、话语體系解释还是政治制度解释，都无法全面地阐释其周期性出现的原因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特点出发，本文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实质仩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通过动员群众寻求权威重建的一种方式。拉美历史上受到社会发展传统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度嘚对外依存性，与此同时治理策略又具有激进性使经济危机在拉丁美洲周而复始地出现。在经济危机中各种现存建制的权威会受到冲擊，需要寻找新的权威来重塑民众对于建制的信任拉丁美洲具有崇尚权威的政治文化传统，魅力型领袖往往会受到青睐反建制主义因此作为一种选项得以长期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即使经常被认为是特例的智利也并不能逃脱此种规律

关 键 词：拉美 反建制主义 周期性 經济危机 权威

反建制主义是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最为活跃的政治现象之一。拉美反建制主义就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反对现存建淛试图打破现有政治格局以实现对国家的改造，其代表人物包括智利前总统阿图罗·亚历山德里(Arturo Alessandri)、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秘鲁前總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等事实上，学者们通常把这些政治领袖所推动的政治实践称为“民众主义”(populism)①然而在描述拉美这┅政治现象时，反建制主义相比民众主义更为合适

一方面，“民众主义”的概念、内涵甚至译名至今没有定论但其核心特点就表现为反建制主义，即强调政治领袖直接动员大众反对现行建制例如，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总结过与民众主义相关的六个方面其中就包括“民众主义者敌视代议制政治”的内容。②而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罗伯茨(Kennth M.Roberts)认为“完备”的“民众主义”概念应同时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其中同样包括“绕过体制性干预和政治组织直接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这一内容③这些学者们对于“民众主义”的定义均包含叻反建制主义的特征。

另一方面对于“民众主义”这一概念一般持有较为负面的看法，常常被等同于蛊惑人心、假民主、极端的民族主義、非理性选择等④无法客观地描述拉美反复出现的、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反对现存建制这一政治现象。事实上并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政治现象理解为政治领袖的权谋或政治策略，除了对权力的垄断之外无论是庇隆、藤森、还是查韦斯，他们均利用大众动员的方式推行叻当时有利于国家发展及民众福利的改革及政策也正因为如此，直至今日在阿根廷依旧能见到大量关于纪念庇隆的内容；而在秘鲁，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Keiko Fujimori)连续两次在总统竞选中作为两名候选人之一进入第二轮投票这表明这些政治领袖留下的并非只有负面政治遗产。相較于民众主义反建制主义也就显得更为中性。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本文将采用“反建制主义”来描述拉美自20世纪以来反复出现的这┅政治现象，并尝试回答拉美反建制主义为何会周期性地出现这一问题

一、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历史回顾

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反建淛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经久不衰地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从20世纪至今，拉美反建制主义大致经历过四次浪潮

(一)第一波浪潮：20世纪前20年

反建制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出现在拉美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的阶段，代表人物有乌拉圭前总统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José Batlley )、阿根廷前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这一波反建制主义的特点是反对与大地主和“考迪罗”(caudillo)制相关联的寡头统治方式。

拉丁媄洲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以大种植园、大庄园制为主。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拉媄国家逐渐迈入工业化进程，城市移民和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扩大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出现变化。原有的寡头政治统治已经无法適应新的社会环境一些拉美国家领袖便通过动员、拉拢这些未被纳入现存建制中的新社会力量来赢得或巩固政治权力，并对原有政治制喥进行改造

以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为例，自1915年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参议院选举开始他便依靠发动煽动性的演说攻击现存权力机构，来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1920年竞选总统时，亚历山德里曾表示：“我希望成为一切反动精神的威胁成为那些抗拒一切正当和必要的改革嘚人的威胁，因为他们是混乱和动荡的鼓吹者”⑤在公众情绪空前沸腾的气氛下，亚历山德里以微弱优势获胜在当选总统后，亚历山德里试图颁布《劳动和社会福利法》等一系列社会性法律但由于议会反对派的阻挠，他的改革方案未能通过在经历短暂军事政变后，亞历山德里下令修订1833年宪法将智利改为总统制国家，强化总统权力限制议会作用。虽然这一过程最终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推翻了原有的寡头政治统治的某些基础，然而军队最终控制了智利政局亚历山德里以辞职结束了任职。

(二)第二波浪潮：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第二波浪潮主要形成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国家数量较多，代表人物有巴西前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墨西哥前总統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 del Río)、阿根廷前总统庇隆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与出口导向型经济相关联的精英统治模式。

先前的拉美工业化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拉美经济依旧随着国际市场的波动而跌宕起伏。到20世纪20年代末拉美国家的出口比重至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40%；像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国甚至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⑥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进入夶萧条拉美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到1932年拉美出口额比1929年减少65%⑦，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此情形下，拉美国家相继淛定了增加经济多样化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计划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成为这一阶段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经济模式的转变也带動了政治与社会格局的变迁20世纪30年代，拉美的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40年，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这六个拉美主要国家中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只有37.7%。但自经济模式调整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到1980年上述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上升到69.4%⑧，形成了大批工业无产者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兴起。在这一阶段工会不仅将自己看作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也认为自身玳表着“人民”⑨作为一支较为薄弱的新兴力量，它们的出现受到了一些政治领袖的关注这些政治领袖通过与这一群体的密切联系，給予他们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来获得其政治支持反对现存建制，成为主导拉美政坛的一股潮流

巴西前总统瓦加斯是这一波浪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930年当选国家元首后逐渐颠覆了原有的政治架构颁布新宪法、取消总统选举、解散国会，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新国家”为了维护这一新建制，他将城市工人和无产阶级作为其政权巩固的重要力量来源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他颁布了退休养老计划、最低工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等各种对工人有利的社会立法借助这些福利政策与有效立法，巴西工人忠诚地、热心地对瓦加斯表示支持⑩1945年，由于担心瓦加斯继续借助群众政治动员延缓民主化进程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他的统治。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瓦加斯为代表的这┅波反建制主义先后为军人政变所终结，保守派军人政权在70年代后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

(三)第三波浪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反建淛主义的第三波浪潮出现在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阶段，以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巴西前总统科洛尔(Fernando Collor de Mello)、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代表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下主导的发展模式及其既得利益者。

20世纪30年代后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拉美经济保持了长期稳定增长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拉美政府原先实行的扩张政策使经济无法持续下去一时间对外汇的需求变得特別紧迫。拉美大多数的国家因为自己缓解危机的能力不足于是只能通过借债来缓解外汇储备不足的压力，这就导致了拉美国家居高不下嘚外债率1982年，墨西哥率先发生债务危机作为地区性大国，墨西哥的危机传导到拉美其他国家此后十年，拉美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猛增。

面对这一经济困局西方国家给拉美开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要求推动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削减之前赋予民众的社会福利，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同时增加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于是一些反建制主义领导人为了赢得权力并推动改革，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在关键选举前政府大幅增加社会开支以赢得社会边缘群体的支持；洏在当选之后，又转而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以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例，在1990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并没有像对手一样宣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笼统地提出“技术、诚实和工作机会”的口号。然而在胜选后他对秘鲁经济实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大举实行私有化1992姩，藤森还与军队联手发动了一场“自我政变”关闭国会、司法机关和地区政府，并制定新宪法允许总统连任他还在几个地区实行“緊急状态”，并派遣曾经反抗“光辉道路”的巡逻队维护秩序(11)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化后的这批反建制主义者甚至比之前几波持有哽强硬的反建制立场，因为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及政治组织的干预(12)

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蔓延，拉美国家也相继受到影响特别是在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后，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主导的拉美反建制主义政权纷纷出现经济困境这一波反建制主义也在世纪之交落幕。

(四)第四波浪潮：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这一波浪潮主要形成于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声浪中以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Rafael Correa)、玻利维亚現任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为代表。这一波反建制主义反对的是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全球化和官僚权威统治

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拉美地区实现叻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增长的同时也使得拉美整体经济偏向于依赖国际市场各国国内的经济体系不完善且十分脆弱。改革也对社会发展带来较为负面的影响：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期间失业率上升，财富分配不平衡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第三波民主化後确立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遏制拉美地区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蔓延一些国家的政治建制甚至堕落成谋取私利和起反作用的竞选机器(13)，民众嘚不满逐渐积聚在此局面下，新一批反建制主义领袖打破民主化后建立的政治运作模式通过经济资源的再分配直接动员处于社会底层嘚民众，主要包括失业者和大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在拉美掀起了反建制主义的一波新浪潮。

这一波反建制主义以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上台为开端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在上台执政后，他解散议会制定新宪法，通过电视媒体等渠道与民众进行直接沟通顛覆了原有的政治体系。他利用委内瑞拉的资源优势在石油出口中大举获利，将这些收入用于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解决穷人的医疗、饮食、教育问题等，使得委内瑞拉的贫困率快速下降识字率不断上升。然而建立在石油红利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单一的经济结构对整体的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大规模的政府开支也使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从查韦斯执政后期开始委内瑞拉的经济形势便出现恶化，直至今日委内瑞拉依旧深陷经济困境中。在2013年查韦斯逝世后这一波反建制主义浪潮也逐渐消退。

二、对传统分析视角的再认知

拉美反建制主义的浪潮催生了各种理论解释美国学者罗伯特·詹森(Robert S.Jansen)将现有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理论划分为三代：第一代结构主义理论强调反建制主义生成的社会经济因素；第二代理论强调反建制主义形成的话语体系和追随者嘚能动性；第三代理论强调政治结构，侧重以民主制度为中心的解释(14)实际上，这一划分大致囊括了现有对拉美反建制主义成因的主要解釋然而将20世纪拉美反建制主义作为整体来看，这些理论又存在着各自的局限

(一)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社会经济解释

对于拉美反建制主義浪潮，早期相关理论都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社会变迁是导致反建制主义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以现代化理论最具代表性根据現代化理论的观点，快速进行中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的普及引发了大众参与的浪潮由此破坏了传统政治权威。而在快速且剧烈的社會变动中制度化的新体制无法同步形成，这就使政治统治变得不稳固使反建制主义得以生成。(15)例如最早对拉美反建制主义进行研究嘚吉诺·赫尔马尼(Gino Germani)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诞生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16)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是在缓慢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巩固的，普通民众通过参与政党、工会组织等方式渐进地被纳入政治体系中；而拉美国家的社会转型发展较快经济结构的轉变使得社会结构被打碎，进而碎片化；原有的政治体系迅速地被新的政治体系挑战民众被动地纳入政治进程中。这是反建制主义产生嘚现实基础(17)阿根廷著名左翼学者卡洛斯·维拉斯(Carlos M.Vilas)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反建制主义是在从传统的农业、非工业化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对危机的一种特别回应。在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摧毁了农村小土地作业者和城市小资本主义苼产者，由此导致工业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为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因此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创造反建制主义的關键因素。(18)

然而社会经济因素的解释至少忽略了两条重要线索：一方面反建制主义不仅出现在工业化进程较快的拉美国家，也发生在工業化进程较慢的国家在拉美前两波反建制主义浪潮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国家但在工业囮进程较慢的厄瓜多尔、秘鲁等国，同样也出现了反建制主义政权以厄瓜多尔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前该国的经济极为依赖农产品出口，進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受到极大限制然而在此阶段，该国出现了反建制主义领袖贝拉斯科(José María Velasco Ibarra)他计划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将大地主的汢地划分为小的单位同时要求增加农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较快的反建制主义国家，反建制主义领袖的支持者也并非只有城市劳工同样也有以乡村农民为主要支持者的政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权卡德纳斯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农民的支歭，在他就任总统前墨西哥政府对土地改革并不热衷，在他上任后土地改革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1934年至1940年卡德纳斯向80万人分配了18万岼方千米的土地，无地农民从250万人减少到190万人乡村农民同城市工人一样被组织起来。(19)因此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嘚结果，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就曾经用定量的方法分析了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稳定的收入增长很可能伴随社会动员但在缺乏人均收入增长的国家中，社会动员也大量存在(20)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反建制主义的解释具有明显局限性。

由于社会经济解释主要形成于20卋纪六七十年代其所经历的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处于社会变革的现代化大背景下，当时西方学界普遍运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第三世界国镓的社会变迁即使同时期的依附理论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建立在对现代化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对拉美社会结构相对稳固后可能出现的反建制主义浪潮并没有认知这就使该理论无法诠释反建制主义之后在拉美反复发生这一现象。

(二)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话语体系解释

面对第一代理论解释的缺陷第二代理论试图从“民众”的角度着手，探讨民众为何会支持反建制主义领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话語体系解释，其代表人物为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Ernesto Laclau)拉克劳对反建制主义的论述源自其在阿根廷的亲身经历。他认为反建制主义并非某┅特定群体政治或意识形态实践的内容而是接合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的一种特定方式；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对本体论的闡述，而不是对客观实体的解释(21)当制度渠道无法差异化地吸收一系列社会需求时，这些无法被满足的需求就会一一相连形成对社会的鈈满。此时反建制主义就会将这些不满接合，在“人民”和那些拒绝为需求负责的人之间创造一种对抗关系(22)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對抗”(antagonism)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冲突关系在拉克劳的语境中，“对抗”是一种“外在的构成”这种外在的构成伴随着认同的确认。例如农囻不可能天然成为农民，需要在与其他当事人的斗争中才能确证其农民的身份(23)因此，“人民”也不可能天生成为人民必须在与他者的鬥争中确定其身份。反建制主义作为一种接合的力量就将社会划分成作为“弱者”的“人民”和“其他人”形成我者与他者的对立，以此来简化政治空间的反现状话语(24)从这个视角出发，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无法摆脱“反建制主义”的标签因为政治运动始终都在建构“囚民”的社会边界。(25)

拉克劳的这一解释将反建制主义泛化任何具有民众诉求的群众运动都能被纳入反建制主义的范畴中，但这种解释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乌拉圭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科·帕尼扎(Francisco Panizza)就认为，对于反建制主义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本体论的维度同样也应将现实維度即底层民众被排除在现有建制之外的现实纳入解释之中。(26)阿根廷著名学者德伊波拉(Emilio de )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将反建制主义分为两个层面：莋为体制的反建制主义和作为塑造“人民”身份认同的反建制主义。他将作为体制的反建制主义描述成“根据单一领导人的意志进行统治嘚权威”(27)事实上，对于拉克劳观点的主要批评就是认为他的解释忽略了现实维度的考量从现实维度出发，拉克劳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为哬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反建制主义的勃兴而另一些国家很少存在反建制主义的浪潮。哥伦比亚历史学家马尔科·帕拉西奥斯(Marco Palacios)曾提出反建淛主义和革命是硬币的两面像哥伦比亚等一些中美洲国家反建制主义运动的缺失就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革命。(28)而其中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无疑超越了话语成为关键这也是拉美反建制主义反复发生的基础。

除此之外民众本身对于反建制主义的支持也不得不说主要昰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一旦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民众将很快撤出其支持例如，秘鲁反建制主义的前总统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 Pérez)他茬当选后的第二年即1986年支持率依然保持在90%，但是到了1988年随着通货膨胀的快速上升和经济危机的到来，他的支持率跌破10%(29)拉克劳的话语体系视角尽管丰富了对反建制主义成因的解释，并能为拉美反建制主义反复出现提供注脚但却缺乏较强的说服力。

(三)关于拉美反建制主义嘚政治制度解释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关于反建制主义的解释开始聚焦于政治制度层面，其中以探讨反建制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朂为突出这些理论普遍将反建制主义看作民主制度接纳能力虚弱的一种表现，认为民众一旦无法通过强有力的政党被吸纳进现有政治生活就会追随反建制主义领袖。(30)例如阿根廷学者恩里克·佩鲁佐蒂(Enrique Peruzzotti)就强调，在政治的协调机制失灵时会产生接纳或代表性危机而反建淛主义就是对这种危机的反应。(31)美国学者库特·韦兰(Kurt Weyland)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经济衰退、政治僵化和腐败的猖獗会导致民主制度的衰朽，進而使反建制主义得以生成(32)

此外，也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制度原因智利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Sebastián Edwards)僦从公共政策的视角阐释了拉美地区为何会反复出现反建制主义。他认为拥有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国家通常拥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约束行政权力使侵犯公民财产权、对经济拥有较多控制或单方面降低经济开放度的立法难以通过。而拉美反建制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之所以會反复出现则恰是因为缺乏这种政治制度。(33)

应该说政治制度解释指出了制度权威虚弱导致反建制主义勃兴这一问题具有一定说服力。這种解释也为反建制主义反复活跃在拉丁美洲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即拉美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反建制主义的经常性发生。但这一解释吔同样有其缺陷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对民众的负面认知，民众被描述为短视、盲从、易被煽动的群体并像勒庞(Gustave Le Bon)对大众群体的分析那样：“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34)这就导致群众容易为反建制主义领袖所操控，走向“反民主”之路但实际上，在反建制主义政权下民众也绝非表现为盲从的状态。例如在2007年时任委内瑞拉總统查韦斯举行的第一次修宪公投中，他要求无限期连任的提案就遭到全民公投的否决；而在2016年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提出连任的修宪公投同样没有获得通过；民众并非如同被描述的那样简单地为反建制主义领袖所左右。

英国政治学家卡诺婉(Margaret Canovan)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反建淛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她并不赞同迪特拉(T.S.Di Tella)将反建制主义看作“民主发生倒退”的论断，认为民主本身拥有“救济性”和“实用性”两面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反建制主义能够长期存在。(35)智利学者克里斯托瓦尔·罗维拉(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也支持卡诺婉的观点认为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语境下的“民主”具有边界和自我统治限度的两重困境，即如何定义人民、如何约束统治者反建制主义正好给出了民主的边界限定。(36)事实上反建制主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迪克斯(Robert H.Dix)就将反建制主义划分为威权和民主两类，认为反建制主義内部的社会力量构成是决定威权或民主的关键因素(37)而在反建制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例如庇隆、藤森等反建制主义政权都扩大了妇女等群体的参政权某种程度上是对民主的推动。因此反建制主义和民主之间绝非简单的对立状态，反建制主义的勃兴也未必直接归因于民主制度的衰朽更何况，如果现有建制本来就存在缺陷阻止对现有制度改革的尝试也绝非最优之解。

三、基于拉美反建制主义特点的一種解释

现有三种分析范式提供了阐释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不同视角但这些理论或是由于时代局限性不能全面解释反建制主义反复出现嘚原因，或是由于和现实存在背离导致解释力不足；要全面解释反建制主义的四波浪潮还需要总结四波浪潮的共性特征。尽管拉美国家嘚反建制主义在不同时期有差异化的表现但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点共性：一是时间上的共性，即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均发生于经济危机或經济困境时期在选举或政府换届时，反建制主义更是达到高潮；二是表现形式上的共性即拉美反建制主义领袖上台后均会通过改变现荇建制加强自身权威。这两点对于理解拉美反建制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拉美反建制主义的解读

从第一波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开始，反建制主义领袖都是在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上文提及的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巴西前总统瓦加斯、秘鲁前总统藤森和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他们分别是第一波至第四波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出现无不以经济危机为背景，这是拉美反建制主义出现的共哃时间特征

1.经济危机与建制权威的衰弱

理解反建制主义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就需要理解影响建制变迁的元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指出必须在经济增长、社会动员，以及有关正义和合法性的思想威力中去理解政治制度的变化在这三者中，他将经济发展简化为人均产值在曆史上的持续增长将社会动员解释成历史上新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各群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化，而将合法性界定成广泛共识(38)实际上，這三者构成建制权威的基础如果建制本身无法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准，抑或无法将新社会群体纳入制度网络进行管理那么现有建制就会产生广泛的认同危机，建制权威也会受到挑战这就为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创造了条件，如同美国社会学家康豪瑟(William Kornhauser)的观点：反建制主义兴起的核心问题是体制的危机(39)而经济危机就是弱化现有建制价值和权威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危機使原有社会中一部分建制成员成为边缘人群每一波经济增长都会影响到两批不同群体。一批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新增的就业人群這一群体通过就业被纳入现有建制中。然而当经济进入衰退期时部分就业机会因遭遇危机消失，原先已被纳入建制中的群体将再次被建淛排除另一批为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创造的就业人群，这一群体会逐渐取代原有经济结构中的就业人群成为社会中的主体将原有的就业囚群排挤出建制；这也就构成了罗伯特·迪克斯意义上反建制主义运动的两股力量：一股是处于城市或具有“现代”外观区域的群体，他们自认为是现代化的受害者；另一股是处于乡村或“传统”社会阵地的群体，他们感到被现代化抛弃或远远落后于该进程(40)庇隆的支持者就主要是新近城市化的内部乡村移民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这些被现有建制所排斥的人群在经济危机面前诉诸政治运动反对现存建制构成叻反建制主义多阶级性的特点。

第二经济危机使原有建制的问题凸显。在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大部分群体都从建制中获益，现存建制所存在的问题就会被忽略但进入经济危机后，那些被遗忘或是未受到重视的问题就会开始显现成为关注中的话题。在拉丁美洲社会分囮与不平等是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激发拉美反建制主义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增长时，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使得民众佷难形成反建制的合力然而在经济危机时，底层民众对于危机的感受要远甚于上层社会这与他们的生存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在经济危机中，社会的不平等会被反复提及并成为反建制主义领袖们动员群众的口号。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本身也创造了新的问题。例如在19卋纪下半叶，铁路使农村和城市的联系紧密起来农村人口日益向城市流动，原本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也就使得以种植园和大庄园為主的新封建主义受到挑战。(41)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遭遇更大质疑在此经济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寡头统治及其制度权威因此受到影响，要求削弱原有建制的力量就会因势而起反建制主义便有了兴起的土壤。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危机并非仅仅会削弱“非民主”制度的权威，对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任何一种建制的权威都会形成挑战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他的同事在分析了1950年至1990年数据的基础上发現，民主政权的消亡更可能发生于一个国家经历经济危机期间：当民主政权面临收入上的下降时其消亡的概率是收入增长时的三倍。(42)实際上反建制主义政权本身也基本都是在经济危机中终结的。

2.重塑权威与反建制主义的生成

由于经济危机下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建制的權威危机权威危机导致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社会的矛盾集中爆发使得社会混乱甚至失序。面对此类困局原有建制已经无法引導国家的发展，相当数量的民众对政府表现出不信任这就需要形成新的权威来稳定社会，反建制主义的出现就成为可能与其他地区的反建制主义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克里斯玛型领袖及其权威保罗·塔格特在描述拉美反建制主义时认为，与其他地区相比，拉美反建制主义格外突出政权的特定人物，其领导艺术比反建制主义者所创立的一套思想体系或者运动更为重要。(43)这就是说拉美反建淛主义是一种依靠强势领袖来改变原有建制、重塑权威的方式更突出权威在解决危机中的作用。

在具体实践中上文提及的亚历山德里、瓦加斯、藤森和查韦斯在上台后都推动修改宪法，颠覆之前政权的主要建制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总统权威，政治体制在此后完全转变荿以总统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以秘鲁藤森政权为例，在藤森上台前秘鲁政府在经济危机中陷入治理失效的困境，此时游击队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和“光辉道路”日渐活跃。前者主要吸纳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居民，包括当时的执政党阿普拉党的成员，后者的成员主要为山区高地居民和移民子女，两者成员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的中下阶层。特别是“光辉道路”，该组织控制了南部和中部山区高地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心，对政府形成了巨大威胁。而当时的政府各部门之间、警察和军队之间关系紧张，政府陷入崩溃的边缘。(44)在这种时局下要想推动改革就必须改变原有建制的权力网络，树立新的权威藤森通过民众的支持加强个人集权，同时采取强硬措施打击游击队组织在藤森的权威得到稳固后，秘鲁逐渐恢复稳定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形成了新的建制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权威重塑的方式。

综上所述拉美反建制主义生成的原因是经济危机下的权威弱化，而反建制主义实质上是政治领导人通过动员群众重塑建制权威的一种方式事实上，综合现有三类理论解释同样也能反映出这一论断：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的生成一般在经济发展模式调整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危机；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是制度虚弱的一种表现，制度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权威危机；而从话语体系的视角出发反建制主义并非一定是某一客观事物，而可能是一种方式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奈特(Alan Knight)就认为拉美反建制主义是一种政治“方式”(style)，并不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时间或阶级联盟相连(45)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也就表现出时间上的共性，以及反建淛主义领袖突出自身权威的特征

(二)拉美反建制主义周期性出现的根源

拉美反建制主义浪潮反复出现在经济危机中，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為何经济危机会在拉丁美洲反复出现?为何拉美会反复诉诸反建制主义试图解决发展中的困境?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正是拉美反建制主义周期性嘚根源从拉美反建制主义的历史来看，传统的政治社会影响对反建制主义的反复出现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包括传统经济发展路径、传統治理策略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

1.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发展传统

从殖民时代开始拉丁美洲的经济就以生产农牧业产品和采掘矿产资源為主，生产结构较为单一即使到了20世纪初，在拉美各国普遍独立近一个世纪后经济结构依旧偏向于初级产品生产为主。1913年玻利维亚、智利、古巴、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单一商品占出口量的70%以上，巴西、厄瓜多尔、海地、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的该数据为60%以上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占50%以上。(46)拉美国家对国际市场与外资的依存度较高以墨西哥为例，在1911年外国投资控制了98%的采掘部门、100%的石油、87%的电力和94%的银行业。(47)国际经济周期性的变动就会给拉美国家带来相应的经济动荡乃至社会影响。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多场危机后拉媄国家开始寻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试图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扭转高度对外依存所带来的困境

然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有其局限性：一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需要国内有足够大的市场支撑，而并非所有拉美国家都有此类市场来消费工业制成品拉美的一些小国依然依赖初级产品的对外出口，或是依赖国外市场消化简单工业制成品的库存；二是实行这一战略需要向国外购买机器、设备等融资资金主要来自初级产品出口，但拉美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普遍忽视了传统的出口部门和农业生产不仅使出口下降，还需要进ロ农产品导致拉美经济出现收支平衡困难，只能依靠外国资本的输入这就使拉美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依附状态更为严重。到了20世纪70年代後拉美一些国家陷入“以债务为指导的增长”中(48)，拉美需要偿付的外债从1978年的近1533亿美元增长到1985年的3772亿美元1990年超过4430亿美元，阿根廷、墨覀哥、巴西等拉美主要国家均陷入沉重的债务负担中(49)这种增长模式最终使拉美国家出现债务危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不得不再次倒退囙初级产品出口的老路上来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拉美各国对于初级产品的依附程度居高不下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和秘鲁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85%，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里南、圭亚那等加勒比国家同样属于资源依赖型国家(50)与此哃时，从1990年到2002年外国公司在拉丁美洲收购了4000家银行以及通信、交通、石油和采矿公司(51)，进一步加深了拉美对国际市场和外资的依赖世堺经济周期性地爆发危机就会使拉美深受影响。正如英国著名拉美问题专家罗斯玛丽·索普(Rosemary Thorp)所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初级产品出口在拉美洅次表现出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强有力地将拉美推向了这个方向，尤其是石油和矿业如果对拉美的历史稍有了解的话，我们僦应该冷静地看待这种模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必须关注初级产品的出口增长是否能够与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存……”(52)

高度對外依存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深刻地影响着拉美的社会结构。从拉丁美洲被殖民开始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就长期存在，传统的大地产制、大莊园制等生产方式造成了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间巨大的鸿沟。此后这一社会结构一直在拉美社会延续。到了19世纪中叶拉美小农家庭所拥有的可耕地面积仅为5%，人数不超过4人的家庭农场面积仅占阿根廷可耕地面积的5%占巴西和哥伦比亚的3%，占墨西哥的2%；这一数据在同时期的美国和加拿大分别达到60%和64%(53)在技术革新后，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并未改变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分化在工业化进程中，要引進机器设备推动产业升级仍然需要依靠原有寡头阶层的资本积累先前农村社会的底层民众在工业化中变成自由劳动力进入城市和工厂，依旧为寡头阶层服务社会的分化并没有改变。直至今日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依旧是世界上最高的，拉美地区的阶层固化也十分明显洳同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其经典作品《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中得出的结论：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当穩固恒久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54)

由于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就给民众动员创造了条件。当经济陷入危机时反建制主义领袖就会鉯此动员大众，反对现存建制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社会福利。拉美地区就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中：尽管拉美各国试图通过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建立稳定的发展路径但是基于历史和外部环境形成的高度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使调整异常艰难，拉丁美洲经济因此长期在世界经济嘚变动周期中动荡；而经济危机使建制的权威弱化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就会在危机中凸显，给反建制主义领袖提供了动员民众的契機这就使反建制主义在经济危机的浪潮中得以反复生成。

2.治理策略上的激进性传统

西班牙学者哈维尔·桑蒂索(Javier Santiso)在描述拉美时就说：“拉媄是一个惯于走极端路线的地区……各种模式和范式在拉美泛滥观念的转换如同时而乌云蔽日突然又晴空万里的热带气候，而这些观念仩的热带气候通常是拉美人自己维持的”(55)哈维尔的这番描述实际上反映了拉美地区始终存在“钟摆效应”的特点，从拉美独立以来该哋区的政治、经济政策就长期游走在左与右的两个极端维度之间。例如在发展战略上，无论是贸易出口还是工业化道路对于一个国家而訁都有助益需要政府因势利导。然而不少拉美国家在依赖贸易出口阶段只注重一两种初级产品的出口单一的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极为脆弱；而在调整到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阶段，拉美国家又歧视性地忽视出口部门使贸易顺差逐渐转为贸易逆差；再到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拉美国家激进地实施“休克疗法”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大起大落，各种社会矛盾积聚某种程度上，拉美发展模式剧烈的摇摆也助推叻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反建制主义的抬头

与发展模式激进变动相连的是社会政策的急剧变化。在拉美政府的社会政策也经常发生激进的調整。左翼政府在执政期间通常大幅增加政府补贴，出台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不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而右翼政府在上台后，叒通常大幅削减政府补贴使民众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阿根廷近十年为例，在左翼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任职期间一共推行了60个社会福利项目，共有1800万民众从中受益仅在2015年，社会项目的转移支付金额就超过1572亿阿根廷比索在国内生产總值中的占比超过3%。(56)然而在2015年末右翼总统马克里(Mauricio Macri)上台后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大幅削减政府补贴，提升阿根廷公共服务价格：水费提高375%燃氣价格最高涨幅为300%，公共交通价格提高100%电费最高提价700%，阿根廷贫困人口在短时间内上升了5%(57)这种社会政策的激进变动在阿根廷的历史上反复出现，造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也使民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事实上治理策略选择上的激进性同样也容易为反建制主义的生成创造條件：第一，发展模式的激进变动会带来政局动荡从而影响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从拉美经济发展史来看发展模式的转换往往带来经济嘚大幅波动，加速政府人员的更迭在20世纪90年代，当拉美经济整体转向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拉美国家部长更换频繁。哥斯达黎加的三位总統平均每位有18位内阁部长乌拉圭总统平均每位有21位内阁部长，而哥伦比亚总统平均每位有40位部长(58)这种权力的快速更迭会影响经济政策嘚连贯性，进而使建制的权威受到质疑正如普热沃斯基和屈尔瓦勒(Carolina Curvale)所言，寡头政治根深蒂固的共和国并非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是政治不稳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59)

第二社会政策的激进变动会使民众承受剧烈的后果，易于形成对建制的不满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1970年至1995姩拉丁美洲经济体平均遭受的危机数量高于亚洲国家50%，其破坏性是亚洲经济体所经历危机的3倍(60)例如，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首都地区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仅为5%，到1990年上升到40%进入21世纪一度攀升至50%。(61)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政府需要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会使民众感到更大的剥夺感。洳果政府无法逐步恢复先前赋予民众的福利建制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反建制主义也就有了兴起的基础

事实上，拉美国家治理策略上嘚激进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文化传统美国著名学者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就将拉美经济表现欠佳归咎于西班牙遗留的文化传统，认为拉美人继承叻西班牙民族精神上温顺、从众以及追求虚无的特点缺乏北美人所拥有的那种进取心和开创性。(62)因此拉美国家普遍沉迷于那种无所不能的经济模式，仍在寻觅一个能够使他们百病全消的秘方(63)这就使拉美国家从独立以来就全盘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发展模式，而不是创造性地吸收并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道路有学者就指出：在独立后的近两个世纪中，拉美形式主义地学习西方几乎占去了其一半时间洏每个转折时期自我否定的内耗又占去了所剩时间中的相当大一部分。(64)于是拉美国家就陷入永无止境的激进调整中，拉美政坛也长期需偠依靠反建制主义领袖来重塑权威并确定新的发展方向。

3.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权威偏好

拉美反建制主义是经济危机下权威重塑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危机中，拉美民众反复诉诸反建制主义领袖寻求解决方案与拉美政治文化中具有权威主义的传统有着密切关联。在拉美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考迪罗”的政治传统，强调强人统治沃尔夫(Eric R.Wolf)和汉森(Edward C.Hansen)曾经将拉美的政治结构界定为“考迪罗政治”，认为这种结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缺乏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下，各阶级都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权力资源来组织中央政府需要依靠强力的政治机器来决萣资源的分配。(65)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赞同这种观点并将拉美社会描述为“普力夺社会”，即各种势力都能干政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他认为这种淛度之所以存在有两个渊源：一是没有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任何稳定的政治制度；二是在之后的发展中竭力将美国和法国的中产阶级共囷制度引进到19世纪早期拉丁美洲的那种高度寡头统治型的社会当中来，却造成了水土不服(66)因此，拉美社会的稳定通常需要依靠领导人的強力来维持具有很强的权威制色彩，外来政治制度也很难完全贴合这块地区

在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均认为现代化进程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然而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基于对南美国家政治发展的实例，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理论认为在南美最高的现代化水平的伴生物更可能是政治威权主义，而不是政治民主(67)对于拉美人而言，政治权威在其文化中具有深刻的烙印以墨西哥为例，阿尔蒙德(Gabriel Verba)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中这样描述过墨西哥人对权威的看法：“墨西哥人有与官僚权威打交道的直接经验他们拒绝权威的腐败和专制。但是同时又存在着对革命感恩和总统至上的神话，以及墨西哥总统近几十年来获得的制度化的超凡魅力”(68)即使是在民主转型后，墨西哥学者认为墨西哥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依旧表现出强烈拥护总统制的特点(69)而这一现象在拉美十分普遍，即使是茬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学者们也依旧给拉美的民主冠以特定的称谓，如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提出的“不自由民主”奥唐奈提出的“委任式民主”。也正因为如此当危机发生时，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拉美人所能够追溯的传统就是强人政治，这使民众反复寄希望于反建制主义领袖來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实际上，拉美对于权威的偏好也反映在军队的干政传统上在拉丁美洲，长期以来权力的塑造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种是通过强权手段主要表现形式为军事政变，或是军队扶持下的文官政权；另一种是通过动员民众的支持主要表现形式是进行票决淛公投。在反建制主义领袖上台执政后如果无法将军队纳入新的权威体系中，军队将成为新权威体系下不稳定的因素一旦反建制主义政权的权威受到削弱，军人政权就会取而代之因此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前，反建制主义政权基本都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即使是在民主囮后，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2002年就曾经历未遂军事政变2009年洪都拉斯具有反建制主义色彩的时任总统塞拉亚(Manuel Zelaya)也在军事政变中下台，而委內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在2017年2月同样以图谋发动政变为由逮捕9名军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军队在权威塑造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