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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美德所包含的丰富思想
　　【摘 要】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深厚道德根基。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精神价值，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观。然而“仁义礼智信”并不能完全涵盖“忠、孝、廉、耻、勇”等这些传统美德的丰富内容。我们应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科学审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加以大力弘扬。 中国论文网 /4/view-4707479.htm　　【关键词】中华传统美德；丰富思想；核心价值观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观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深厚道德根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美德贯穿到一个人的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等各个方面，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显著特征。中华传统美德，既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成就事业的品德基础，又是中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国家稳定的精神支柱，它陶冶出一代代仁人志士，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文明。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锤炼，重视道德规范的践行，重视整体利益价值的追求。“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范畴，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整个发展历程，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观。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归纳的五个最基本的道德范畴，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人们遵循的最重要的五种社会道德规范。从性质上看，“仁义礼智信” 被认为是五种永恒的道德，具有基础性和系统性，是人们应该履行的基本、主要义务，而非从属、次要义务；从与其他道德规范的关系看，“仁义礼智信”具有根源性和主导性，其他许多道德规范都是从它引申而来的；从历史影响看，“仁义礼智信”牵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推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提升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对协调人际关系，改善社会风气，锤炼民族性格，培育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仁义礼智信”，在中华传统美德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因此，我们认为，“仁义礼智信”可以确定为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德目是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在中华传统美德中“一以贯之”地起着文化规范和导向作用。离开了它们，就很难正确理解中华传统美德的道德内涵，也很难对传统道德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仁义礼智信”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传统文化中社会适应力很强的价值系统。它们是一套完备的德性系统，相互诠释、相互调节，并且衍生出其他适应不同社会关系、不同人生境遇的伦理规范，如“仁”对应的是诚、恕、慈、宽；“义”对应的是公、志、勇、刚；“礼”对应的是让、恭、孝、俭、惠；“智”对应的是和、敏；“信”对应的是忠、毅。因此，“仁义礼智信”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整体的，仅仅裁取其中的一项，则会失去中华传统美德的系统性，从而只能成为现代道德需求的某种代名词，也就失去了现代道德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资源。 　　“仁”的提出，最初与氏族宗族血缘关系相连，主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人，其完整思想首先是孔子阐释和传播的，可以表述为对人类的内在关怀、尊重与热爱，是万物共生的根基。“义”最初的含义，既指仪表和风貌，也指适宜和正当，后来泛指一切道义，其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表述为超越自我、面向现实世界的正义，是人间正道的准则。“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经过儒家的改造，其内容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婚姻、血统、长幼、尊卑等关系的行为准则，并逐渐制度化、法律化，是处理人伦关系与现实秩序的行为规范，是社会和谐的保障。“智”最初是指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迅速准确，后来被春秋时期儒家赋予明辨是非善恶、自知知人等道德内涵，予以倡导，是认识世界和处理人际矛盾的理性原则，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信”最初是指祭祀上天和先祖时诚实不欺、不敢妄言，后来逐渐摆脱其宗教色彩，特别是经过春秋时期儒家学者的倡导，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是保证人类自由交往活动的道德责任和精神纽带，是立身兴国的根本。其中，“仁”与“义”在核心价值观中占主导地位，在中华传统美德中居于第一层面。“仁”是各种德性的源泉，“义”是所有规范的原则。“仁”与“义”的统一，意味着德性与规范的有机统一，意味着德性与规范的内在融合。“仁”构成中华文化的价值基点和道德本性，它所表现出的“爱”，驻留在人类及其生活世界里，来源于历史文化和血缘情感的联系。这种“爱”，既不断地激发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动，又承受人类及其生活世界的灾难与沉重。也就是说，“仁”表达了这样一种文化意识：要获得人类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动力，就要主动承受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之重，这是道德人的自由选择。 　　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精神之中，千百年来一直是支撑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民族道德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立国、中国人立身的力量源泉。一个人的成败，一个家庭的盛衰，一个国家的兴亡，无不与道德息息相关。中华传统美德具有强大的凝聚整合功能和激励创造功能，能够促进价值认同、增强民族信念，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为实现共同的民族利益和国家目标而奋斗。“仁义礼智信”我国传统道德之纲，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整个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推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提升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着全体民族成员在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共同性，对于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正是由于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力量，中华民族才能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止。 　　仁义礼智信五德目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自成体系、高度概括、简洁明了。从内容上看，它用五个字浓缩了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易于得到广泛认可；它既有一般性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又包含着较高层次的道德追求，便于人们身体力行。从形式上看，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易记、易懂、易传，便于普遍推广。“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肉容，影响深远，在历史上对塑造国民性格、培育中华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应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科学审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加以大力弘扬。
　　（一）仁：仁爱包容 　　在中华传统美德中，“仁”居于统帅地位。“仁”作为我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美德体系的价值原点。从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到宋儒的“仁民爱物”，从谭嗣同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到孙中山的“博爱”，直到今天“仁”的精神升华为我国道德建设的核心“为人民服务”，我们能找寻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仁”的主线。可以说，“仁”所蕴涵的仁爱和谐的宽广情怀，是中华传统美德留给我们的宝贵道德资源，是我们培育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和繁荣民族文化的源头与历史依托。今天我们所弘扬的“北京精神”，是以社会和谐、共同发展为目标，大力提倡人们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的爱，大力提倡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团结互助。当前，提倡仁爱包容的精神，有利于融洽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善。仁爱包容，是对人和物怀有仁爱之心，在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中彼此友爱、相互关怀，将他人、社会与自己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严己宽人、心怀宽广、待人宽厚，不念旧恶、不苛求于人。并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提倡人人多为社会、为别人奉献爱心的慈善精神和博爱精神，提倡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互相扶持、互相体谅的平等互助关系。同时，对不同意见和不同群体利益应予以承认和宽容，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共生共赢。 　　仁爱包容，是“仁”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仁者爱人与宽容他人两个方面的含义。仁者爱人包含着仁爱亲亲和仁爱他人的基本内容。“仁”最初的含义，就是亲亲，所谓亲亲为仁。我国古代之所以把亲亲作为“仁”的基础含义，是因为在我国历史上以亲为基础的血缘关系，一直是个人一生中最基本的关系。以家庭和血缘为主导的内亲与衍生的外戚的爱，也就成了“仁”的原初含义。亲亲，不仅是“仁”最基础的含义，也是“仁”得以实践的内在心理依据。古人认为，爱亲是爱人的基础，如果离开了爱亲，“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能够爱亲，孝父母，散兄弟，抚子女，才有可能做到慈爱他人。把“仁”建立在爱亲的基础之上，实际上也就是把爱人建立在一种自然的情感基础之上，这样就使“仁”具有了一种天生的亲和力，为仁者爱人奠定了心理基础与可能性。仁爱他人则意味着仁从爱亲走向了爱众，由家庭走向了社会。仁者爱人的思想，就是要爱他人，这里的他人已不仅仅是亲人，还包括邻居、朋友，甚至是陌生人，从狭隘的家族领域进入到了广阔的社会领域，使家庭伦理转变成社会伦理。一般而言，作为一个普通常人，要把这种由“仁”所生的爱施之于亲，施之于父母兄弟妻子，也许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把这种爱无条件地给予他人，甚至是陌生的他者，要把这种爱施之于宇宙万物、芸芸众生、花鸟草虫、飞禽走兽，其难度则是可想而知的。为仁必须由己。要行仁施爱，最根本的就是要首先从自己做起。只有自己具有一个仁爱慈善之心，关爱他人，心中有他人，才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得到他人的帮助。 　　仁德中关于宽容的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宽容他人，要求我们用宽容宽厚的精神来处理人际关系。宽容精神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起码道德要求，它提倡宽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它发轫于孔子仁学中关于忠恕之道的思想；二是要求治国者应该实行一种宽政，为政以仁，主要发轫于孔孟关于仁政德政的思想。仁政德政的思想，也是仁德中关于仁爱宽容思想的重要内涵，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宽容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实际应用。忠恕之道最核心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平等人道和仁爱宽容的精神。忠恕之道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的是人们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观念与见解强加给别人，要求人们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与角度思考问题，要善于推己及人，要求人们做到严己宽人、心怀宽广、待人宽厚，不念旧恶、不苛求于人，体现的是一种平等人道精神；忠恕之道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要求人们要关心人，要善于成人之美，体现的是一种仁爱宽容精神。 　　（二）义：奉公爱国 　　“义”在中华传统美德体系中，与“仁”一样，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作为主导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义”的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中，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蕴，“义”与“仁”一起成为道德的代称。我们往往评价一个人为有情有义，或者无情无义，前者表明了我们认为他是一个重情重义、懂得回报、值得交往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易于被人接纳；后者则表明这个人冷漠自私、不懂珍惜与回报，甚至忘恩负义，在人际交往中往往是被排斥的。在现实生活中，以“义”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亲近而自然；以“义”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真挚而长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义”比其他的道德范畴表现得更加鲜明和直接，也更容易使人们和睦相处。“义”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规范，是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今天的“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需要为正义、道义而献身的情形，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有时是与非、善与恶、真与假的矛盾冲突非常尖锐复杂，所以更应大力提倡做人的正直公道，提倡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提倡奉公爱国。 　　“义”的最高价值体现是对社会和国家高度的责任意识。奉公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传统美德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奉公爱国，是义德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是指维护和发展社会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增强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华民族无比忠诚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自觉地把个人的利益、前途、命运同祖国的利益、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自觉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以实际行动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义”对于人生的指导作用，最突出的检验方式，就是在面临大是大非的时候，能否坚持气节，不同流合污，不随波逐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孔子以“杀身成仁”来表达在是非面前能否持守公正立场的选择。我国古代有不少奉公爱国的典型事迹，如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自己不屈的气节诠释秉持公正、奉公爱国的含义。在我们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学习和生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财富的增加贡献一份力量，应该随时维护祖国的尊严和形象，坚决同一切破坏国家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做一个矢志不渝、忠贞爱国的人。在新中国刚成立时，一穷二白，在政治和经济上还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钱学森为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强大，毅然放弃美国先进的科研条件和丰厚的资金支持，放弃优越的生活待遇，排除美国方面重重阻挠，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导弹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位被美国军方称作“可以抵得上三个师”的尖端人才，用实际行动和一生的心血向我们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在日常生活中，奉公爱国要求我们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我们应该防微杜渐，事事以公正的心态和立场做出决定与评价，坚持正义，以点点滴滴的公正成就一个正义奉公的人生。一件合乎道义的小事、平常事，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他人、对社会，乃至对国家而言，就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所说的爱国奉公往往就体现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点滴小事”上。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生代表团到国外参加一个国际性会议，当他们兴高采烈地到达会场时，却意外地发现，在会场门口升起的各国国旗中，居然找不到五星红旗。他们马上向组委会提出了抗议，要求升起代表中国的五星红旗。到中午进餐的时候，他们发现会场外依然没有五星红旗的飘扬，又继续向组委会提出严正要求，组委会解释说没有找到五星红旗。在我国学生代表团的坚决要求下，组委会终于辗转找来五星红旗。看着代表祖国的五星红旗在会场外冉冉升起，与别国的国旗交相辉映，代表团的成员们终于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祖国的尊严。 　　（三）智：求真创新 　　在中华传统美德中，“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中华民族的贵智传统，崇智求真的传统美德，自古及今，绵延不绝。而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一条是“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明确标示了时代价值导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是高举创新旗帜，鼓励创造，使求真创新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之一。传统美德强调“智”是认识、把握其它四德的理性基础。只有通过“智”，才能使“仁”“义”“礼”“信”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观念，求得道德之真理，创出道德之新风。赋予智德以求真创新的新内涵，体现了智德在当今时代的最高境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在各个领域实现新的突破，求真创想提倡在工作和生活中崇尚科学、追求整理、不畏艰难、锐意进取，培育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 　　“智”作为中华美德之一，不仅指明是非、辨善恶，而且指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真知。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不仅仅是勤学敏思的人，还应该是明理力行的人。明理即阐明事理，力行即努力实践。明理力行包括：知道遵道、利人和国、自知知人、慎言慎行、见微知变。“明理”的目的是力了“力行”，对道理的理解只停留在口头上和字面上，是远远不够的。“明理力行”，重在对“行”的要求。要将掌握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付之于实践，做到“知行合一”。道德实践以“明理”为前提，以“力行”的过程，是知行统一的过程。智德不仅要求我们明是非，辨对错，知礼仪，懂廉耻，更要求我们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并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要求真务实，除了敢于探索真知、维护真理、讲真话外，还要敢于开拓创新。任何真知、真理的获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真知、真理往往是事物背后的本质，而要得到这些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就需要有一种开拓创新的勇气。所谓开拓，就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涉足前人没有涉足的领域，以一种披荆斩棘的勇气去发现未知世界的奥秘，去增加人类的知识总量。所谓创新，则是在获取一定的真知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才智，运用事物自身的规律来发明和创造世界上本来没有的东西，从而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贡献自己的智慧。 　　当今世界是一个新事物层出不穷如雨后春笋的世界，这些新事物几乎全部是人类努力开拓与创新的结果。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对未知世界以及宇宙的探索，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弘扬传统美德中的智德，最具有时代意义的就是弘扬智德中所蕴涵的对科学与真理的探索精神，也就是一种求真创新的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善于求真创新的民族，纵观我国历史，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敢于创新、善于发明新事物的民族。这些发明创造，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我们的先人不仅制刃、制器、作车、作舟，而且凭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发明创造了诸如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独步世界、远扬四海的器物，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华民族在精神领域也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无论是被誉为百科全书的《红楼梦》，还是鸿篇巨制《史记》，无论是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是科技著作《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都是中华民族思维与智慧的杰出成果，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今天，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求真创新的优良品德，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勇于创造开拓，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增强创新的动力和活力，提高核心竞争力，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其它德目 　　中华传统美德范畴十分丰富，每个范畴的内涵不尽相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从而构建了中国人美德的博大体系。我国古代的美德德目，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理念，它把道德知识、意识、理念、规范、行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坚持外在道德教化与个体内在修养相统一。在中华传统美德的众多德目中，“仁义礼智信”五德目无疑是最重要和最需要弘扬的。然而这五德目并不能把中华传统美德的所有德目囊括无遗，尽管我们可以把与“仁义礼智信”有内在联系的其他中华传统美德德目，如“忠”“孝”“勇”等，融入到“仁义礼智信”之中，但是对那些不能融入到“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德目，譬如“廉”“俭”“耻”等，也不能忽视和抛弃，应注意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加以继承和弘扬。因此，“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德目不能完全涵盖“忠、孝、廉、耻、勇”等这些传统美德德目的丰富内容，它们的内涵、外延，相对区别，难免有交叉，主要取其本义、主义。同时，还有一些美德德目，其内涵既不能完全纳入“仁义礼智信”的范围内，也不能通过赋予“仁义礼智信”以新的时代内涵来充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忠、孝、廉、耻、勇这些传统美德德目，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作用，对于今天我们践行北京精神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必须把它们重新加以提倡和强调。 　　（一）忠：尽忠报国 　　“忠”，就是忠诚，是克己致公。范仲淹早在《岳阳楼记》里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顾炎武也在《日知录·正始》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警句。忠诚，主要是对国家而言的。一个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思考、进言、奔走、奋斗，这就是报国之忠。尽忠报国的思想，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的精神理念。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每个人都自私自利、贪生怕死，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因此，报国思想是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积极提倡的一种群体意识，是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有国有家才有个人；失去了群体，也就无所谓个人。 古人认为，有国才有家，国是家的扩大。国有难，应像对待家难一样去效力。屈原是战国末期著名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就是一个为国尽忠的典型。面对战国时期的复杂形势，屈原经常思考楚国的发展不断向朝廷建议，可以未被楚王采纳，最后投江自尽，以死明志。后世之人有感于屈原的忠心，每年都在端午节划龙舟，抛撒粽子，纪念屈原。宋代的文天祥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忠义之士。文天祥一生致力于南宋的振兴，经常向皇帝上书，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当南宋灭亡时，他以死殉国。文天祥写下《过零丁洋》一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诗成为咏颂尽忠报国的千古佳句。
　　不同的时代，尽忠有不同的内容。近代企业家希望通过兴办实业，使民富国强，这也是一种尽忠的方式。他们痛恨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横行，“报国之心，死而后已”。20世纪初，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创建荣氏企业，他们看到外国面粉源源不断倾销中国，中国财富大量外流，于是集资开设面粉厂，抵制洋货。他们的爱国之心赢得了民心，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商人企图通过“合作经营”或“巨资收购”方式吞并荣氏企业，荣氏兄弟不畏威胁，毅然把资金转移到大后方生产抗日物资，表现出民族企业家忠于国家的美德。另一位企业家张振勋以爱国主义为动力办企业。张振勋早年只身漂流南洋，历尽千辛万苦，稍有积蓄，马上携资回国，发出“华人当为祖国效力”的誓言。他四处奔波，成立了我国第一家机制葡萄酒厂。为了酿造美酒，他精心擘画，事必躬亲，从海外引进葡萄苗，延请外国高级酿酒师，反复试制，终于使中国产的白兰地在1915年获得世界金奖。此外，张振勋还开办了一批“裕”字号企业，为振兴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忠于国家，向社会奉献爱心，用传统美德感动民众，塑造了中国民族企业的良好形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斗争中，不畏牺牲，报效祖国，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层出不穷。李大钊、夏明翰、刘胡兰、董存瑞等，有的面对敌人的威胁，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有的为了夺取战斗的胜利，不怕牺牲，勇于献身。正是他们的付出，奠定了新中国成立的基础，为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希望和黎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忠于职守、报效祖国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同样不胜枚举。黄继光、邱少云、毛岸英等数不清的革命先烈，用生命实践了“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热爱人民、忠于祖国的赞歌。在和平建设时期，党的好儿女雷锋、向秀丽、焦裕禄、孔繁森等，他们心中装着共产主义静远大理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胸怀人民，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人民的事业。他们是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是忠于国家的楷模。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有奉献精神的报国之士，每个人有多大力，就应出多大力。只有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国家和民族才能迅速崛起。在新世纪，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第一条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要求我们以最诚挚的感情对待祖国，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建设祖国、捍卫祖国，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推动祖国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发展前进。无论工作生活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尊严和荣誉，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国家的行为，坚决不做任何有损国格的事情。 　　（二）勇：自强创新 　　“勇”与“仁”“智”被儒家列为“三达德”。“勇”即无畏无惧，是属于道德意志方面的品格，要求人们面对艰难困苦而不胆怯、不回避。“勇”要求人们勇往直前，是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认识自身和完善自身的实践中所应具有的美德。“勇”有着肩挑大义的气概，有着敢于冲锋陷阵、刻苦攻关的勇武精神，有着自强不息的阳刚动力，更有着敢于挑战权威、有独立人格和见解的勇气。当然，“勇”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创新精神上。古今中外，勇于创新的事例不胜枚举。诺贝尔奖金设立者、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为了研究炸药，在一次实验中，一个弟弟当场被炸死，父亲炸成重伤，自己也被炸得鲜血淋淋。但他毫不气馁，最终成功地研制了硝化甘油炸药，对工业、交通运输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当代毕昇”的王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持我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以后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究开发，带领科研团队开创性地研制出当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取得了一项欧洲专利和八项中国专利。这 为中国印刷业带来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重大转变，使中国报业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王选作为中国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放眼世界、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提出，在自然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者如果不自强，不勇敢地生存，就难以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人类社会中，竞争和淘汰也是很激烈的，历史上，有多少大帝国、多少民族、多少文明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消失了。在人类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为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提倡勇敢的精神，以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概面对现实，开辟崭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组织编写.中国人的美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 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袁阳（1983- ），女，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思想政治教育学院2011级博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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